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监管；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加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对世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出现了对金融机构行为准则一致性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对金融当局监管行为一致性的要求。本文从国内外学者所论述的金融监管理论出发，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理论进行了简单归纳与评述。

2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2.1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1） 国家管辖权理论。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在国家管辖权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单独监管。国家单独监管源于国际法中国家管辖权中的属地管辖权，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物和事都享有充分、排他的管辖权。贺力平（2001）从传统国别金融监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一个国别性的金融当局能单独对付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从本质上说，是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伴随这种相互开放而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了转变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的需要，以及转变金融当局监管方式和监管行为的需要。

（2）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制度均衡是指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所有监管主体均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动机，金融监管制度在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同样，制度非均衡在金融监管制度结构发展过程中也是常态，国家单独监管制度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此时全球金融监管处于非均衡状态。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找到一种新的金融监管制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潜在收益，各行为主体就会推动直至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2.2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实基础

Kern Alexander（2003）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只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各国当局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机制与体系。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只有选择长期的合作，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的最优状态，而统一长效机制是获得最优监管结果的最好选择（李丽君，2010）。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全球化有利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但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一系列体现世界向国际统一监管方向的努力已经开始，如IMF强调要加强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开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杨文生、周立妍，2010）。

另外苏焱（2006）对区域金融合作进行了研究。随着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日趋高涨，作为跟进配套服务的金融领域，同样也日趋凸现区域性的特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本质上说明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法制在日趋扩大的金融活动中的缺陷，凸显了金融活动国际化和银行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

3 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简单评述

3.1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通常都会通过日益通畅的资金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国际金融动荡及其迅速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国际金融组织，在市场抗衡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发展，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历史的必然。（潘晓岑，2010）

Lance Taylor 、John Eatwell（1991）提出创建一个拥有超国界监管权力的治理主体――世界金融监管局，并授予其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进行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违约主体的权力。谭艳芝（2009）提出建立一个由双边治理机制、多边治理机制、全球统一治理机制组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实现各国监管的合作与协调。陈欣（2006）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应该从规则性监管协调与应对危机的监管协作两方面着手，在统一监管目标的前提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钟伟（2000）提出了一个国家监管和国际监管的合作协调框架，他认为在短期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有效监管，并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在中期则将金融监管区域合作作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微观基础；远期应该全球统一并账监管。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具体规则协调或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并没有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何围绕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国际合作这个主题，从构建制度和协调规则两方面出发，深入探讨现有国际的监管合作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2 证券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开放给传统的监管体制带来严峻的挑战，使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蔡佳秋，2008）。国内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文献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下三种：

（1）就证券市场监管合作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邱永红（1998）论述了相关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与合作，建议从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和监管措施三方面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的法律监管。

（2）从国际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合作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证券监管当局不断加强集中监管力度，强化市场一线监管者的作用，突出对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环节的全面监管以及信息的持续性披露。刘敢生（1997）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现状、成果及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从资本充足率、衍生产品、国际清算与结算、多国披露和会计报表等角度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3）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近年证券市场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与境外监管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协调。然而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亟待改进与完善（邱永红，2006）。

上述文献从证券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主要合作形式等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几点局限性：在内容方面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经济方法，缺乏法学的理论分析，几乎没有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也很少有对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

3.3 国际游资的国际监管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促进国际金融市场和资金吸收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相关国家乃至全球带来金融风险。

李嵬（2009）认为国际游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约束和监督，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自律性和集中型监管模式，但实践证明这些监管模式普遍存在监管滞后、监管失衡、监管成本较高等问题；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监管较为严格，但由于缺乏监管经验，监管效果相对有限。

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双边监管合作和多边监管合作，但由于受到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主义、金融全球化利益分配等的影响，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举步维艰。国际合作与协调这种协调性的间接监管必须与国家监管有效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游资法律监管体系（石磊，2007）。

4 文献评述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个全新的课题，上述研究绝大部分都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其基础，学者们从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主要机构、主要形式、具体内容、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针对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而很少涉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个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侧面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对其正面研究则不多见。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相关文献的综述，个人认为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有：

4.1 创新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

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及其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新特点、新内容，围绕国际金融监管的内在特殊性、必要性的这一核心理论展开。

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如何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实践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如何通过数量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可能发展方向，如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结合起来，是值得学者们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的。

4.3 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

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理清国际合作的法律关系，利用法学的理论分析，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佳秋.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12）.

[2]陈欣.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J].法学，2006（3）.

[3]贺力平.全球化和金融监管理论的创新[J].中国经济信息，2001（19）.

篇2

Abstract：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financial deepening .As a measure of control ，financial regul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but also restrain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Different kind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demand different financial regulations. "game "interplay of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simultaneously .

关键字：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 金融创新的基本

1． 概念

创新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熊彼特使用“创新”一词是用来定义将新产品、工艺、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但是金融创新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成为的对象，则是80年代的事。虽然金融创新是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到为止，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阿诺德˙希尔金（Arnold 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显然，这个定义主要论及金融工具创新。大卫˙ 里维林（David 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目前的情况来谈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在他看来金融创新显然应该包括金融体制创新，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2． 理论基础

金融创新是以金融深化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的基本理论。

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 存在问题 监管思路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181-01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面对现实存在的金融风险,如何采取应对策略,有效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经营安全,避免因金融动荡而引发经济危机,危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已成为金融及其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影响

对于我国金融业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十分深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现实存在的。这种挑战,除了加剧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在于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1.在监管理念上,要求向国际惯例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阶段。在国外,许多国家改变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原则,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对参与者约束,即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

2.在制度安排上要正确处理业务与创新的关系。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3.在手段上要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部门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部门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还比较单一,电子化水平还不高,尚未做到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信息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向纵深推进,监管部门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不断扩大的现实,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4.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金融理论基础,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把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国内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在我国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改变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1.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做指导。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部门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普遍缺乏安全、效率观念,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改变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安全、效率相统一的协调环境,达到安全和效率的最佳平衡。

2.坚持人本管理,实施依法监管。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部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和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建立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各种挑战。因此,对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

3.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经济全球化使金融政策、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适应新形势,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切实提升监管效率。在监管手段上,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在监管路径上,走科技监管之路。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的网络化、电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在成效检验上,建立监管指标的考核机制。要根据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银行、保险、证券业量化指标与考评机制,提高金融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在监管方式上,注重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在改进和提高现场监管的效能上,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同时借助外部审计师、外部会计师、律师和外部评级机构等中介力量,对有问题的机构进行重点监管,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篇4

一、民营银行基础理论简述

（一）民营银行概念之争

什么是民营银行？也即关于民营银行在学理上的界定，一直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目前而言，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三种学说。

产权结构论，即强调产权结构，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国外多数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行就是与国有银行相对的银行，也就是私人控股的银行。霍德明、李纪珍（ 2002） 结合台湾地区的经验，认为民营银行的标准在于公股数量低于50%。资产结构论，即强调银行的资产结构，认为以民营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部分学者将民营银行视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认为中国民营银行目前较合适走社区银行之路。邓薇（2010）认为在民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要发展民营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输血。公司治理结构论，即强调民营银行的治理以及市场化机制经营特点，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以良好的治理为基础，采用市场化经营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巴曙松（2001）认为民营银行是指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二）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

民营银行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必然需要完备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关于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有三种学说。

（1）金融中介理论。这一理论主要Benston和Smith（1976）、L-eland和Pyle （1977）、Diamond和Dy bvig （1983）以及Allen和Santomero（1998）等所创立和完善的，并且主要通过模型的方式来论证。认为由于存在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四个原因，企业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国内学者冯斌星、何炼成、窦尔翔（2005）将效率观作为分析出发点，解释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各种金融中介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原因，区别于以前研究采用的结构观和功能观。

（2）金融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Goldsmith （1969）提出的，他从各种金融现象出发，并归其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等三个方面，同时从金融的职能来探讨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后，金融结构研究者则主要关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相关性。如King和Levine （1993）、Levine和Zervos （1998） 的研究发现一国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体系发展是正相关的。国内学者则主要借鉴国外的分析指标分析我国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如王广谦（2002）和杨再平（2002）。

（3）金融深化理论。Machinnon （1973）和Shaw（1973） 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存在着利率管制、金融结构严格管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金融效率的低下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M achinnon 提出经济货币化率指标M2/GN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金纯（ 2006） 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程度和经济货币化程度及金融相关率的线性分析，证明融资渠道的拓宽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将极大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陈凌佳、顾雪娟、杨剑波（2008）则认为“中国金融深化的数量化指标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其发展的内在质量不高，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程度较低”。

二、民营银行从设立到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制度监管

我国较早提出民营银行一系列监管措施的是徐诺金（2003），认为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一是没有对金融机构形成正确的认识。二是既然民间资本办银行是为了盈利，就要围绕这个动机去明确产权、明确责任。王晋、任吉武（2003）从“风险意识”从发，认为民营银行存在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经营风险，管制风险，从而提出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加强信息披露， 提高透明度，合理鉴定民营银行的准入条件，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加强监管，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祝健（2004）则认为确立最低的资本充足率、准备金要求，创新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以加强对风险的市场约束、建立对存款人风险补偿和对有问题机构的救助机制才是合理监管民营银行发展的关键。朱怀庆、丁力（2005）从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角度，认为民营银行在设立之初，应审查民营银行注册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经营者的合格性，审查是否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篇5

1.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1.1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互联网等一系列的现代科技技术，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新兴金融服务。它具有“互联网”和“金融”的双重身份，将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渗透到了传统金融业务。理论上任何涉及到广义金融的互联网应用，都应该是互联网金融。

1.2互联网金融具体可以分为六大模式：(1)第三方支付。指具有一定实力和信誉的非银行机构通过互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合作，成为用户和银行支付业务的中介，目前该模式已经不局限于互联网，更是覆盖了线上线下的各种生活场景。典型代表：支付宝、财付通。(2)P2P网贷。也叫做点对点信贷。第三方互联网公司负责搭建交易平台，借贷双方通过平台寻找到合适的交易伙伴。网站平台通过合理的机制设置来尽量保证交易的公平和安全。目前有纯线上模式和线上线下结合模式两种。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不结合线下审核，后者需要平台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审核。(3)大数据金融。指海量的数据通过系统的分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信息，通过数据的分析可以掌握交易和客户习惯、特点等信息，并进行科学的预测，使得金融机构的营销更加有效率。(4)众筹。指项目发起人依靠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向网友筹集项目资金，向公众展示创意项目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众筹的项目种类繁多，包括新产品研发项目、艺术展览等。(5)信息化金融机构。指运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传统运营流程、服务产品进行改造或重构，从而实现经营、管理全面化的金融机构。(6)互联网金融门户。指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以及为金融产品销售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平台。通常采用金融产品垂直比价的方式，将各家金融机构的产品放在平台上，用户通过对比挑选合适的金融产品。

1.3互联网金融的特点。(1)金融服务基于大数据。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金融行业是大数据的生产者，同时也是高度依赖大数据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更是将大数据作为自己的核心资产，与传统金融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互联网行业中“用户行为分析”是指通过数据统计分析用户的习惯甚至身份特征，从而进行网络营销活动，这一切也是基于大数据基础之上的。(2)服务小众化。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主要是针对有一定规模的客户，就是经典的“二八定律”：百分之二十的客户创造百分之八十的利润，处于“长尾”的客户是不创造利润或者创造很少的利润。而互联网金融则更多地在争取小微用户，由于小微用户有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因此与传统金融往往格格不入，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小微用户时有着天然的优势。(3)金融服务高效、便捷化。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通过网络系统完成，用户不用到银行进行排队办理业务，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省去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以支付宝钱包为例，用户购物可以不需要事先开通网上银行，只要通过淘宝账户就可以完成购物到付款等一系列的活动。(4)成本低。资金供求双方可以在网上自行进行交易，不需要传统中介，免去了很多交易成本。金融机构也可以避免实体营业店的投入和运营成本。

2.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概念。

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和“金融”双重身份，因此它在面临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还要面临互联网自身的风险。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决定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征。

2.1技术风险。互联网技术本身存在着缺陷，防火墙以及反黑客技术并不完善，因此很容易被病毒或者不法分子攻击造成损失。此外，计算机操作系统本身存在漏洞，容易受到计算机病毒的入侵，使得用户信息被盗取。病毒的快速扩散和传染性使得风险范围更加难以控制。除此以外交易平台的缺陷也会对交易的双方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例如当打折促销日来临，由于数据量的集中处理，容易出现交易平台不稳定，服务器宕机等现象。

2.2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指由于单个或少数金融机构破产或损失使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系统风险往往是由经济波动等突发事件导致的一连串效应，并且持续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出现不仅仅对自身造成危险，同时也将风险传递给传统金融行业。

2.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足够资金应付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流动风险形成的原因更加复杂和广泛，它具有不确定性、冲击破坏力大等特点。互联网金融交易更加频繁，价格波动性强，流动性风险更高。2.4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为典型的风险之一。它主要是指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契约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中的信用风险与传统金融一样，会出现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例如P2P借贷，电子商务平台帮助双方确立借贷关系之前应当有一套合理的模式防止信用风险，例如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查应当必不可少。互联网金融不断涌出各种创新产品，新的产品也隐藏着新的风险，例如相关的协议条款不完善，会导致用户的损失。2.5金融监管滞后。互联网金融企业推出的运作方式和标准尚无专业的法律规范，因此网民在享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同时，要面临着法律空白的风险，出现业务纠纷时没有法律条文作为依据。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概述

1.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1.1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某种限制或规定。监管的对象包括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行业的风险，避免由于金融机构倒闭等风险波及整体经济。互联网金融监管在传统的金融监管基础之上又具备了互联网的特点。由于互联网金融多与网络技术相关，因此交易的"虚拟化"使得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更加不透明，信息的更加不对称性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突出的一个难点。

1.2面对互联网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机构应当根据其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1)严抓技术安全。互联网安全技术是金融行业在互联网上健康发展的基础，金融机构应当加大金融系统安全性的投入。监管当局也应当建立配套的监管制度，将信息安全科学化、规范化。除此以外，从事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公司也应当加强自身系统的健壮性，包括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等，从互联网技术环节尽量避免互联网金融的技术风险。

(2)加强信息透明度。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使得交易双方的身份难以确定，并且由于交易过程的网络化使得其缺少严格的线下监督。监管当局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实体的交易场所搬到互联网上，从事互联网服务的企业也应当积极配合监管当局收集交易对象的信息、交易内容的信息，使得信息更加的透明更加地准确，增加信息的真实性。

(3)建立完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金融监管法制化、规范化的前提保障。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法律法规应当具有可操作性，规范操作细节。除此以外，应当加大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罚力度。

(4)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市场有全球一体化的特点，因此应当对各国金融服务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并且加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性，使得跨国金融交易更加安全可靠。

2.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分析。

2.1在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环境中，由于第三方支付发展时间较长，发展相对成熟，针对另外五种金融模式的相关法律定位并不明确。

2.2国外的互联网金融起步较早，监管体系相对成熟，借鉴学习国外金融监管经验对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有很大的益处。

(1)优胜劣汰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法则。监管当局应当及时清除不合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而作为消费者应当理性地选择规范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业务的交易，保证交易双方处在透明公正的交易环境中。

(2)大数据的检测与分析。监管当局应当及时掌握最大限度的真实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做出有效的分析，明确监管的计量标准、风险识别的标准。

(3)确定监管主体，加强流程监管。明确各个模式的法律定位以及监管主体，监管职责明确清晰。

(4)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当局应当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经营信息、财政信息等公开化，消费者可以根据真实的信息进行交易。该框架有助于提高交易双方的信任度，使得交易更加频繁，也为监管当局制定监管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5)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在维护良好的互联网环境的同时，应当对任何非法的行为“零容忍”，必须及时整治各类的金融违法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6)加强消费者金融行业知识以及法律保护意识。培养消费者互联网行业专业知识，也是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此基础之上同时引导消费者具有清晰的法律意识，提升风险的预判性。监管当局也应当维护消费者的权利，加大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打击力度。

三、总结

篇6

关键词:数字货币;金融监管;法律问题

围绕数字货币的法律概念和监管，学界存在诸多争议，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和得出理性的结论。因此，关于数字货币立法方面的进展更是举步维艰。然而，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实务中又不得不对数字货币的定性、归属、纠纷等予以回应。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更何谈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相较于传统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形式，数字货币有其独特的优势———较为明显的是使银行业的经营成本明显减少，助力共享金融的发展。数字货币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大大提升支付的便捷性，改变传统法律规则下执行效率低下的弊端。但同时需要注意，数字货币也存在诸多的隐患，比如:没有稳定的币值、价格容易受到波动，尤其是其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等特征更给金融监管机构增加了监管压力。

一、数字货币的界定

目前，学界对数字货币(DigitalCurrency)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总体上对数字货币的本质内涵不明晰。本文试图通过与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比较和分析，总结出数字货币最一般的共性与个性，以期对数字货币做一个清楚明确的界定。实践中数字货币、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概念容易使人产生混淆，使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安全监管陷入僵局。基于此，只有对数字货币的法律概念界定清楚，方能为数字货币的立法和金融监管奠定理论基础。传统意义上，因为电子货币被大众广泛使用，学界对电子货币都有比较清楚明晰的了解。有学者将电子货币(E-lectronicCurrency)的定义解释得很明确，即电子货币是一种在网络电子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货币形式，是以电子脉冲进行资金传输和存储的信用货币。〔1〕电子货币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支付手段，是法定货币的一种。比如，常见的借记卡和信用卡，还有现如今常用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都是电子货币的一种。〔2〕电子货币不具备可视性、可触摸性，不需要借助实物为载体。虚拟货币是以电磁符号形式存在、仅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的私人货币，如Q币、U币等各类游戏币。〔3〕这种传统的虚拟货币仍然需要借助互联网等技术。而网络企业发行的法币预付充值型网络虚拟货币不是交易媒介，在性质上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局部性单向支付工具。〔4〕它需要依托虚拟社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双向支付的工具。数字货币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也属于虚拟货币的一种，但是区别于虚拟货币，数字货币需要借助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故而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数字货币存在诸多不同，具体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相较，区别还是明显而突出的。数字货币的优势在于较为安全稳定，付出的成本较低，更加契合市场的发展需求。因此，人们对数字货币的投资热情与日俱增，使得数字货币逐渐成为金融市场的投资“潮流”。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虚拟货币一样，以网络信息技术的“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但数字货币也有其独有的特征，不仅交易成本较低，而且安全可靠，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本质上，数字货币介于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之间，既有共性特征，也有其独特之处。然而，目前关于数字货币的界定还处于争议阶段，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数字货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发行主体包括国家和私人主体，技术支持上依赖区块链。因发行主体的不同，数字货币又被划分为法定货币和非法定货币。而狭义上的数字货币主要是指非法定货币，更加凸显数字货币去中心化的特征。笔者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依托区块链技术，兼具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等特征，并且不需借助物理载体的新型货币支付手段。

二、数字货币的现状和困境

数字货币借助区块链技术，呈现去中心化、隐蔽性强、安全便捷的优势，但有利也有弊。数字货币因为缺少中心管理者，极易被市场所操纵。过度泛滥地推广使用的数字货币，容易引发普遍的刑事、民事责任风险，如利用数字货币进行洗钱活动、逃税避税等。故而，金融监管部门既要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也要发挥数字货币的优势———创新金融市场。总之，数字货币是一把“双刃剑”。

(一)数字货币缺少法律依据

数字货币需要进入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流通，解决其法理依据问题成为最关键的前提条件。而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数字货币的法律定位并不能和电子货币、虚拟货币一样被具体明确。首先，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中，不包括数字货币。这意味着数字货币在我国市场上缺乏国家的支持。其次，《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也只明确规定了硬币和纸币，没有对数字货币进行规定，导致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数字货币不进行明确规定，那么实践中就容易出现执法和司法方面使用的混乱。在科技创新不断驱动金融发展的今天，虽然金融立法相比于其他领域立法要显得更加“不稳定”，但是立法的更新变化不意味着立法的被动，我们应该使相关立法更具前瞻性与大局视野。〔5〕另一方面，关于数字货币的货币属性问题也有诸多的争论。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曾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将比特币定义为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归属于法定货币的范围，并且还禁止相关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利用比特币提供服务。虚拟商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现有《民法典》中只有虚拟财产的概念，因此上述五部门的文件是否将比特币认定为虚拟财产尚有疑问。而且就算官方文件将数字货币认定为虚拟财产，很多学者却对此并不赞同，更倾向于将其定性为货币。比如，有学者指出虚拟商品的定义并不能涵盖数字货币的真实情况。以特定的虚拟商品给比特币定性，并不是一个清晰的界定，反而是以一个模糊的概念去界定另一个模糊的概念。〔6〕从大众对比特币的使用情况来看，也不是完全将其作为虚拟商品。同时，上述认定也没有体现出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违背国家赋予数字货币与实体货币相等的金融地位和法律地位的意旨。当下以比特币为主的数字货币正在不断兴起、发展，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有带动作用，所以不宜全盘否定数字货币的运用。然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为数字货币推广使用提供法律依据，进而导致实践中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难以依法而行。

(二)数字货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

数字货币极大地冲击了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因为数字货币借助区块链技术得以实现无中心管理者监管。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数字货币的发行者时，若缺乏中心管理者，金融市场监管势必更加困难。在一般的监管法规中，监管机构的作用较为突显，主要就是对中心管理机构提出合规性要求，而中心机构依据合规要求开展业务活动。〔7〕而以比特币为主的数字货币因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这导致传统的监管法规不能全面约束和规范数字货币。其次，在数字货币领域内，发行主体不是单一化的，既可能是处于数字货币网络节点的“矿工”，也可能是一些实体企业。〔8〕以比特币为例，它不像传统的货币种类，不需要借助一个中心管理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主体都可以自由发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形逐渐增多，监管部门对这种新型货币进行实时监控的难度加大。而且，相比于传统货币，数字货币不需要依赖账户系统证明资产的归属，只需利用公开密钥技术以及能够随意生成的私钥的途径便可完成交易，〔9〕这更加便利了犯罪分子利用数字货币进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另外，数字货币除了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匿名性强，不会轻易被察觉，这种特征也是一体两面的，既可以提高保护隐私的力度，也可能加大对其进行管控的难度。以比特币为主的数字货币之所以具有该特征，主要是借助区块链技术中的加密算法。借助区块链技术进行交易，身份信息不会像传统货币一样容易泄露，因此，数字货币的保密程度高。数字货币交易的匿名性〔10〕虽能保障交易双方隐私信息不被泄露，但是无疑也助长了金融犯罪活动的肆虐。而且监管部门还没有完全认识和了解数字货币这一新事物的情况下，实际上也难以开展监管调查。这种明显的漏洞，如果出现黑客攻击的情况下，由于交易信息的匿名性以及不可逆性，让很多受害者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自己的损失。

(三)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

相较于传统的货币，发行数字货币不需要借助中心管理机构，这似乎打破了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冲击了银行的专有职责。数字货币发行者可以随意决定发行的数量多少，会导致货币的供应量不稳定。最为严重和麻烦的是，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越过监管部门，因缺乏监测，就不能实时了解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困扰，同时削弱了政策传导和执行的有效性。〔11〕基于此，如果数字货币以后被广泛运用且被赋予货币的职能，那么势必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甚至冲击金融市场的秩序。而且，随着数字货币被广泛应用和推广，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建设也方兴未艾，但这些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还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导致国内交易平台的标准和监管混乱。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交易平台开展的一系列衍生性金融业务已经违反了金融监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随着业务量的增大，最终可能会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12〕如果不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进行规制，提高数字货币的准入门槛和完善数字货币的监管机制，将导致数字货币完全沦为普通的投机炒作商品。综上，以上的问题都需要立法者和监管者予以关注，创新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还需认真处理科技、法律、金融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数字货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三、对策与建议

数字货币虽然存在很多法律问题，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一定的麻烦，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货币具有不同于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优势，一味地否认数字货币的合法地位，甚至严禁商家运用数字货币的做法并不符合当下时展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针对数字货币现有的问题，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金融监管等对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数字货币在不影响金融秩序的条件下发行、交易和推广。

(一)完善数字货币方面的法律法规

西方国家对待数字货币大都是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在不断加大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力度。不同的监管机构对待数字货币态度也不大一样，但总体上是较为乐观的。美国在明确数字货币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完善数字货币监管法规，针对利用数字货币进行洗钱、恐怖融资、非法交易以及损害交易安全和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违法犯罪活动，监管部门会重点关注并打击。德国赋予了数字货币合法性地位，并专门对数字货币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同时也明确了数字货币的货币属性，即将其划归私人货币。日本对数字货币的态度非常积极，并打算利用数字货币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工具。面对数字货币本身存在的风险，日本也不断完善和创新数字货币方面的法律法规。比如，日本将数字货币的相关内容添加到《资金结算法》中，并详细规定了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体制等。〔13〕综上所述，我国监管部门对私人数字货币的认识和态度没有西方国家积极、乐观。以比特币为例，以中央银行为主的监管部门没有赋予比特币合法性地位，甚至严禁相关运营商在交易中运用数字货币。正是因为相关部门没有对数字货币的法理依据进行明确，才导致在实践中数字货币运用的混乱。然而，在数字货币日益发展壮大的背景下，我国作为其中一员，无法杜绝数字货币，相关部门应主动采取积极措施，将数字货币尽早纳入法治的轨道。笔者认为在全球金融背景的环境下，国家应不断完善数字货币方面的法律法规，使数字货币在发行和流通领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具体而言，国家应当修订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监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使数字货币的运用真正实现有法可依。只有如此，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才能采取相对应的措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二)构建数字货币的金融监管机制

如前所述，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程度高等特征，也会加大金融监管难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数字货币本身来加强监管。首先，针对数字货币没有中心管理机构问题，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断创新科技，推进科技监管。具体做法就是在底层区块链中将监管部门设置为“特权节点”，由分开化监管走向合作化监管。监管部门以中间人的身份对区块链治理中的纠纷做出仲裁或者调解，以及对重要的程序实施进行公证。〔14〕其次，针对数字货币匿名性强的特征，需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保证数字货币交易活动公开、公正、公平。最后，应该加强监管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货币的管理力度。笔者认为应建立由有关监管部门监管为主，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下的行业协会监管为辅的监督机制。只有在有关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监管的情况下，数字货币的运行和流通才会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而且，因为数字货币本身就具有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机制，以及去中心化的设计理念这使得对其的监管只能是以引导为主、管制为辅。

(三)确保数字货币在法治的轨道上广泛应用

数字货币的发行者通常都是不受监管的第三方，如果对数字货币不加以规范的话，势必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最终危及金融秩序。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数字货币没有一个中心管理者，导致任何私人主体都可以成为货币的发行者。我国为了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明确规定私人主体严禁利用数字货币投机炒作。基于此，笔者认为私人数字货币不被认可的前提下，应保证国家作为发行主体的法定数字货币更加规范化。中国人民银行要积极主动推动法定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比如，可以在一些地区对数字货币进行试点工作，加快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针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乱象，首先，要对现有交易平台的运营状况、资金状况进行全面筛查，严格提高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准入门槛。〔16〕加强监管部门与交易平台的沟通和对接，实现相关信息和数据的实时共享。其次，为了避免数字货币完全沦为投机炒作的商品，要取消现有的交易平台的做空机制，暂停数字货币的一切交易。现有交易平台必须整改转型，向数字货币有偿存储平台和支付平台的方向转变。〔17〕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规范力度，改变现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不规范运作。最后，监管部门应当引导各交易平台公平竞争，建立完善的平台管理运营机制。

参考文献

〔1〕马思萍.电子支付的法律问题及其规制〔J〕.金融与经济，2006(2):90－91.

〔2〕〔9〕〔13〕〔16〕孟冠宇.数字货币法律问题的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9.

〔3〕柯达.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J〕.科技与法律，2019(9):57－65.

〔4〕孙宝文，王智慧，赵胤钘.电子货币与虚拟货币比较研究〔J〕.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10):28－32.

〔5〕张建.风险管理视角下的数字货币监管———以比特币为例〔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2017.

〔6〕〔12〕〔17〕樊云慧，栗耀鑫.以比特币为例探讨数字货币的法律监管〔J〕.法律适用，2014(7):48－52.

〔7〕谢平，石午光.数字加密货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15(1):1－15.

〔8〕〔14〕柯达.数字货币监管路径的反思与重构〔J〕.商业研究，2019(10):133－142.

〔10〕阿尔文德·纳拉亚南．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M〕.林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38－39，229，183．

篇7

关键词：银行监管成本；执行成本；政策建议??

1银行监管成本的含义??

银行监管引起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静态成本，指监管机构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与被监管机构应遵守监管条例而消耗的资源等，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类。固定成本主要是指监管机构的各种设施和设备等不随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及被监管机构付出的随着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监管人员工资和监管人员培训费用，以及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人员知识或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工作的重复、时间的浪费等引起监管人员“素质成本”；银行监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形成的“实施成本”以及被监管者因执行监管条例而付出的执行成本。(2)动态成本，指由于监管加强而影响银行业长远发展的成本，它不表现在政府与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加上，也不表现为监管机构直接负担的成本的加大，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却由于这种监管的实施而降低了，尤其整个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的下降。①监管过严有可能妨碍银行业务的创新。②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③监管措施设计不合理，被监管机构会出现道德风险。④监管可能造成对银行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对业务的发展有所牵制。??

2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构成及表现??

（1）直接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监管机构的设施、设备配备成本。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有主要监管单位和其他监管单位，而且其机构设置一般是从中央到省市，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更是设到县，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仅从办公场所、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投入。②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成本。我国每年都要进行现场检查，每一次的现场检查尤其是全国性的现场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③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成本。金融监管为了能适应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金融监管人员的知识层次和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同国际金融监管接轨，就更需要配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必然会加大培训成本。④被监管者的守法成本。被监管者为遵守监管法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提供培训、花费时间和资金等，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据有关资料实证分析，2004～2006年我国银行监管的直接成本在600亿～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监管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方面对监管主体产生一定的工作压力，无形中增加了监管主体的工作量，增加了监管的无形成本，而且不良金融道德行为的发生也反映了隐性效率的损失，也是变相的监管成本的一部分。??

（2）间接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近几年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不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②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了比以前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会使金融业务不能得到有效运营。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没有解决监管信息共享的矛盾，增加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磨擦成本。④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有所遏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行无所不包的金融管制，这严重遏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银行监管的间接成本方面,由于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要求,使得银行过于寻求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一方面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加大,提高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造成银行激励机制下降,贷款发放集中于某些行业,而忽视挖掘中小企业客户。另外,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大体相同,银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较低,也是与银行监管分不开的。??

3我国银行监管成本存在的问题??

（1）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设备尚不完整。我国银监会的机构现设有银行监管五个部门，每个部门分别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进行监管，如果各部都设立相应所属银行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机构，那将对银行设备和人员造成很大的浪费。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从而导致非现场监管信息滞后，按季、半年和年度生成的《非现场监管统计报表》不能满足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控的需要。同时由于现有的固定格式报表不能完全满足监管分析需要，监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收集、核对和加工处理数据，加重了商业银行的工作负担。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网络技术普及，银行业务也从支持简单的网络电子交易发展到网络银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银行必然成为一种银行主流业务。这都给我国银行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执行成本不合理。①现场检查和监管合力不足，造成资源浪费。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监管手段比较落后，大规模的跨地区的现场检查成本高，效果差；现有的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监管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还有，大量的现场检查在检查报告完成后，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有效的后续跟踪检查，并且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较为突出。②目前监管手段方面非现场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数据范围问题，信息还不够全面和完整。三是分析工具问题。从监管人员撰写的银行监管报告看，大量的分析停留在非现场稽核报告书列出指标的增减分析上，非现场分析的深入性不足，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发挥，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体系及早发现银行存在的问题，影响了非现场监管体系功能的发挥。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计算机系统，建立对银行信息的历史和分组分析体系，通过对银行指标的纵向和横向分析发现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建立模型工具，进行银行损失或倒闭的可能性预测，极大地提高了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效率。??

（3）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及人员素质与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层监管部门，大部分监管人员没有经过正规高等财经教育，缺乏系统的金融理论基础，对国际金融知识知之甚少，加上缺少高水平的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计算机和外语等相关专业人才，基层监管很难跟上银行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中存在的众多违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基层监管人员不能敏锐察觉其经营违规性，或察觉后未能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有关系。尤其是现阶段，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更体现了监管人员能力及素质与监管要求的差距。在监管高层，虽然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各相关专业的监管人员占有较大比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熟悉或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十分匮乏，尤其是既精通监管业务又具有较强监管领导能力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4）银行监管外部运行环境不容乐观。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将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以更细的分工专司其职，迅速提升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存在一些问题。①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应对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严重滞后，可能形成风险的蔓延和滞后；③监管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协调；④银行开放条件下，缺乏与国外银行监管合作与沟通，这不仅形成对监管理念的滞后性，也造成了跨国银行的监管信息损失。??

4合理控制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政策建议??

合理控制和降低银行监管成本不仅能提高监管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定。(1)要加强监管组织体系和银行业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合理设置监管机构,健全完善监管制度,优化配备监管人员是降低监管成本的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完善的银行机构自我约束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和防范风险的发生，而且相应地可以减少银行监管的成本投入。(2)要强化查处力度,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道德培训，建立银行监管的激励和惩罚双重机制，确保杜绝金融风险和降低监管成本。再次，要积极转变监管理念、增强成本意识和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队伍综合素质。在金融发展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必须在转变监管理念的同时,教育监管人员不断增强成本监管意识，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模式。同时要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把精通金融、法律、电脑等高水平的人员充实到监管队伍中去，要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金融经济理论、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在评价金融机构经营业绩、操作管理的基础上迅速判断金融机构风险大小的能力。(3)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及时、充分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把握金融经济走向，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划。同时要建立监管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机制，既要有纵向的信息共享、沟通体系,还要强调相关监管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沟通，提高监管决策的正确性。(4)要创新监管手段，实施有效监管。①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以达到此时所需花费的监管成本远远低于风险产生以后所需的化解成本的目的。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起来。③加快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步伐，充分运用现代网路通讯手段来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及时对症下药实施监管，以减少因信息不畅通而耗费监管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强,汪东山.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4).??

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  破产  金融监管

一、形式标准抑或实质标准：商业银行破产标准之界定

    破产标准，又称破产原因、破产界限，是指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条件或事实。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主要见于《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法》以及新《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归纳起来为：商业银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适用与普通工商企业一样的破产标准，即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这样的规定固然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需求的反映，也是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应有之意。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当银行遇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常会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形成国家（政府）信用为银行业的流动性不足提供保障的机制。如果真等到商业银行达到上述一般破产标准时，往往已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导致各种救助、重整措施失去时效。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的显著特征即在于负债经营，负债大于资产可以描述银行经营状况但不能说明该银行存在或潜在危机。故现行对商业银行破产标准的规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既不能对破产的商业银行起到预警的作用，也无法让决策机构对破产的商业银行作出适时的判断。[1]

    笔者以为，鉴于商业银行经营之特性及由此生成的银行业固有之脆弱性和金融危机之传染性，在界定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时应着眼于单个商业银行破产可能会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注重国家公权力的宏观调制，以寻求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它必须与金融监管的实践相结合，包含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安全价值判断，以持续性监管获得的技术信息为依托，在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等形式标准的基础上，构建适应银行业的特殊性的实质性的破产标准。在此，我们可借鉴美国银行破产的立法中所确立的“监管性标准”。

    在美国，除了一般破产法中规定的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外，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第三个认定银行破产的标准——监管性标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改进法案》中规定了即时矫正行动，即针对“资本严重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以下），不必等到它耗尽资本，在其进入资本严重不足状态90天内就可以采取接管措施，提前将其关闭。因此，所谓的监管性标准通常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基础，一旦资本严重不足达不到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就可采取相应的监管行动。[2]此外，在全球银行破产动议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规范破产”设立一个破产原因（或称破产条件）：当银行机构的净财政地位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线时，即使它还没有达到余额单破产的境地，该机构可能被认为破产。[3]由此可见，监管性标准的引入，实质上蕴含着金融监管的安全价值诉求，并以十分复杂的资本评估与风险测量为基础，其目的在于确保主管当局在商业银行实际破产（按照普通破产法的破产标准）前早期介入，将商业银行倒闭所招致的损失降至最低，以维护金融的稳定。

    然而监管性破产标准重在金融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防范监管权的滥用或误用，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管指标来量化破产标准。对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银行业的风险提出了特有的定量评价方法，其所确立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不仅是银行风险监管的主线，也是世界各国制定银行危机测量的基本理论依据。很多西方国家也提出了系统化的银行风险评价方法[4]。由此可见，银行破产标准量化规范的创设应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

    二、行政优先抑或司法优先：行政权与司法权在银行破产中的冲突与均衡

    金融监管机关在各国法律中的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一致，但各国（例如美国和德国）立法均规定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介入商业银行破产案。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商业银行法》也有类似规定：在商业银行的破产过程中银监会全程介入并起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法院必须经银监会同意后方能对银行作出破产宣告，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均无法直接启动破产程序；（2）银监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银行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银监会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银行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3）在银行的破产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及破产程序的各项决议事项均应在银监会的参与和监督下决定。

    由此可见，与一般企业破产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纯粹由司法权主导不同，银行破产案件中当事人自治原则受到了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的制约。破产的本质是一种司法程序，银行出现危机直至破产退出市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其间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对此如何协调与救济是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应予明确的重要内容。

    在整个银行破产过程（包括破产前的接管）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金融监管机关实施接管、行政关闭过程中司法权的随时介入，具体包括：（1）其他机构与被接管银行的经济纠纷引起的诉讼；（2）被接管银行对金融监管机关的接管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3）被接管银行或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破产诉讼。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法院介入，使得对金融机构的接管程序和司法程序同时进行，从而易引发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二是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的司法裁决权与金融监管机关破产审批、重整申请、全程监管权的冲突，即当银监会出于经济秩序稳定考虑而不同意有严重问题（尤其严重违规经营）的银行破产，但法院出于维护公平、正义及法律的尊严而认为应该让其破产时，或者在是否应予重组、破产过程中破产财产清算分配等事项上两者产生分歧等等。

篇9

关键词：原则导向；市场纪律；有效监管

Abstrace: Banking supervision reform is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n these discussions, more and more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this turn reform should emphasize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Cor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Basel II, as guidelines of global banking supervision, advocate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and then give some advises for how to implement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market discipline，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52-03

一、引言

银行监管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是对银行危机产生机制的主流解释，而政府的干预可以有效防范危机的产生，这可以解释政府实施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而监管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及其成本收益分析，是监管行为可持续性的关键考量。有效银行监管就是权衡监管收益与成本，以最小的监管成本实现银行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演变，充分显现出金融危机快速传导的特性和巨大破坏力，其原因之一就是监管体系未能及时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危机恶化。次贷危机引发人们对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反思，对现有监管框架、监管方式和监管理念重新审视。尽管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尘埃落定尚需时日，但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配合的改革指向却渐趋明朗。

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财政部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长期目标就是逐步改革“规则监管”方法，建立一个全新的“目标导向”的监管框架，其本质上是采用了原则导向监管的理念和做法，即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来调整监管资源，增加与市场的有效沟通，更好平衡监管的加强与市场纪律的培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市场纪律的培育是防御的第一战线；为确保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其金融决策负责，监管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对于市场纪律的加强；依靠市场纪律不应该同自由放任政策相混淆，市场纪律通常需要政府监督的支持。”

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配合的监管思路，势必对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如何根据我国银行业改革

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稳妥地进一步加强监管有效性建设，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原则导向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原则导向监管是指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实践结果导向的监管活动，同时以规则作为辅助以实现监管目标。尽量多的以原则为指导和尽量少的使用规则是原则导向的关键内涵。

显然，与原则导向监管相对应的是规则导向监管。规则导向的实质是“边界明确”，要求监管者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边界明确”的优点在于监管者便于执行，被监管者也能清楚了解自己的责任。但是，规则制定要以市场活动为根据，其先天的滞后性总是为市场留下套利机会。而且由于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次贷危机就被认为是规则导向监管缺乏弹性和前瞻性的后果。

原则导向监管理念的倡导者是英国金融服务局，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为接受。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为各国监管当局设立了良好监管实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原则导向监管理念，我国也将核心原则作为评估监管体系的质量和明确未来工作要求的标杆。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监管体系应遵循的25条原则。这些原则总体上可划分为七个方面的内容：目标、独立性、权力、透明度和合作，许可的业务范围，审慎监管规章制度，持续监管的各种方法，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监管当局的纠正及整改权力和并表及跨境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明确提出，有效的市场约束是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

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原则侧重于目的而不是那些细节性的规定，增加了监管的弹性和灵活度，使监管要求更具“持久性”，监管者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监管重点，被监管者则不能轻易规避。（2）原则给予被监管机构和监管者一定的灵活度，能够提高市场效率，促进业务模式、产品、战略和内部流程的创新。（3）原则着眼于最重要的规则，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4）原则导向监管有利于金融机构内部培养风险管理与合规文化，使得风险管理与合规文化能贯穿在每个业务条线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合规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去了解和遵循监管者的要求。

三、市场纪律与《新资本协议》

市场纪律是指充分发挥市场在信息收集、传导方面的作用，使市场参与者共同来监督银行经营活动，通过及时发现风险来降低危机发生概率。因此，市场纪律是一种市场影响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把监督和约束银行的任务授权给监管机构，同时也授权给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参与者的连续约束行为激励银行以安全、稳健的方式来经营。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将市场纪律引入银行监管实践。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将于2010年底起在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

显然，市场纪律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即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取所有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理性反应。但是，《新资本协议》并没有偏执地相信市场能够完美运行，而是通过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三大支柱相互配合与完善，共同推动有效银行监管。

对于市场纪律，《新资本协议》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监管者应当为银行信息披露方式与披露内容设定原则，确保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以利于市场参与者了解银行经营范围、资本情况、风险暴露、风险评估程序等信息。

市场纪律通过建立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相互补充的监管机制，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促进银行合规经营。市场纪律发挥作用，也依赖于严格明晰的会计准则、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等先决条件。

四、对我国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思考

（一）应当重视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的监管理念

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监管理念，重新确立了监管与市场纪律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在于将监管与市场有机地统一起来。监管的最终目标是金融稳定，实现金融稳定的路径是通过原则导向监管来培养市场纪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充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和发挥市场纪律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应当根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要求，积极推进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建设良好信用环境、继续坚持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为进一步推动有效银行监管创造条件。

（二）推进银行监管由“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相结合的转变

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摒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就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监管现状来看，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但是，根据金融创新和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国际上推进良好规则和实施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银行监管既要基于审慎监管的需要坚持规则导向监管，又要基于鼓励金融创新的需要逐步推行原则导向监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

（三）建立有效的“公共安全网”机制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建立适度的“公共安全网”机制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之一。“公共安全网”一方面能够在正常时期帮助建立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加强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在危机发生时预防多米诺骨牌现象在金融体系发生，从而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风险。在我国，政府一直被认为是银行存款的最终担保人，这可以视为一种“隐性的安全网”。但是政府对银行实施保护的普遍观念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部门的脆弱性，所以首要的任务是通过设立显性的安全网，减少和明确政府保护的边界。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有助于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是必然的选择。

（四）提高监管和被监管人员素质

原则导向监管的运用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环境。与规则导向监管理念不同，原则监管意味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面对的不完全是清晰明确的法规条文，需要根据现实中的情形做出灵活审慎的职业判断，这对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原则导向监管对高素质人员的需求不仅针对监管者，还包括被监管者。原则导向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实现在理念、判断和能力上的巨大进步，同时，由于原则导向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持续而充分地沟通，所以，也要求被监管者的人员素质要相应改变和提升。只有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共同进步，才能实现中国银行业的真正进步。

（五）严格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城市商业银行也依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但是仍有大量的城信社、农信社没有强制进行信息披露。已经实施信息披露的银行业机构，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要逐步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就要进一步规范和严格银行业的信息披露行为，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全面了解银行经营信息。

（六）规范对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中，一些评级机构因给予次贷债券极高的信用评级，被外界批评为扮演了对次贷风暴推波助澜的角色。我国担保公司和评级公司也存在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等问题。评级机构和担保公司作为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理应对其加强监管，通过明确对评级公司行使全面监管职权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业准入标准和退出规则等手段规范市场秩序，为实施有效监管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兆星 .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建设进入新阶段[N].金融时报，2008年.

[2]廖岷.原则导向监管真的失效了吗[J].当代金融家，2008，（11）.

篇10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一国为了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需要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比如货币本位、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国际清偿力的供应等。对于国际间政策的协调而言,一般需要对这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称之为国际货币体系。

(一)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理论基础是“一价定律”,英国学者戈逊也于1861年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国际借贷说。在国际金本位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各国的内外均衡目标可以在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条件下,通过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实现。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0世纪后,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财政开支急剧增加,大量发行银行券以弥补赤字,使得黄金的兑换越来越困难,从根本上动摇了金本位制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换,国际金本位制就此成为了历史陈迹。

(二)金汇兑本位

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召开了国际金融会议。在讨论重建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问题时,金汇兑本位制被认为是可行的方式。热那亚会议后,除英国、美国、法国实行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制度外,其它欧洲国家的货币均通过间接挂钩的形式实行了金汇兑本位。

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各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困难,政府不得不停止黄金的兑换。各国在1930年代中期,先后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组成了相互对立的货币集团。美元凭其强大的经济和黄金后盾,逐步取代英镑而成为全球的主要货币。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相互支撑,以黄金作为价值基础;美元高居于各国货币之上,充当“世界货币”角色,从而最终从制度上确立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会议最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由于美元存在“特里芬难题”,IMF于1968年发行了以黄金作保证的“特别提款权”(SDR)。但SDR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作为一种合法的国际货币,它缺乏普遍性。

19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使得美国财政金融状况明显恶化,美元同黄金的固定比价受到严重威胁。为摆脱困境而设立的特别提款权也没有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美国国际收支更趋恶化,西欧市场再度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外国中央银行以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普遍浮动时期,不再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四)牙买加体系

从1970年初开始,各种区域性货币区如美元区、英镑区、马克区等不断涌现,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等多种浮动形式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客观上使IMF对货币体系做出适当的规范。1978年,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将业已形成的浮动汇率和其它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IMF对汇率政策进行监督,并且尽量缩小汇率波动幅度;黄金非货币化;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并建议以SDR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形式多样化,主要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和贷款活动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

其一,汇率自由波动与汇率波幅失控的矛盾。浮动汇率在成为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器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资本合法套取汇率差价获利提供了机会。随着国际游资规模的增大,巨额投机资本进出外汇市场导致汇率变动剧烈,汇率波幅增大,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越来越缺少有效的内部稳定机制,缺少维护汇率稳定的物质力量。

其二,资本自由流动与国际游资监管失控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及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各国资本获得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追逐利润、实现增殖的广阔发展空间。这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及一体化的进程,但同时,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国际游资追逐投机利润的活动,也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处于对国际游资监管失控的危机中。国际游资多以境外货币(境外美元、境外日元、境外欧元等)形态存在,这是一种脱离各发行国货币运行体系的货币,是不受监管的货币。无论是发行该货币的国家,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无力对在全球股市、汇市上的国际游资实施有效监管,有时甚至连各国政府的联合干预亦不能奏效。

其三,世界货币承担双重角色的矛盾。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世界货币的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其中美元占国际经贸往来及各国外汇储备的60%-70%。美元作为美国货币和世界货币担负着维持本国经济运转和维持世界经济运转的双重角色,这一结构潜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当货币的对内价格稳定与对外价格稳定发生矛盾时,世界货币发行国往往以本国经济利益为重而牺牲他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

最后,维持汇率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收益与损害失衡的矛盾。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是两种货币相交换时双方共同使用的变量。除了一种货币钉住另一种货币浮动以外,一国货币的贬值意味着同它相对应的另一种货币同时发生升值,反之亦然。因此,即使本币对内价格稳定,但由于外币自身的升值或贬值,本币的对外价格也会被动地相应升值和贬值,从而给一国经济带来因货币对外价格变动而引发的收益或损害。目前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宏观调控大都基于本国经济利益,只有当汇率的过度波动同时影响双方经济或各国利益时,才会出现有力的国际协调,这给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国际协调增加了难度,而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缺少国与国之间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与损益的调节机制。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

1.推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决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是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信誉和实力。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但各国正在不断努力,力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虽然得到“金砖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

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做出承诺,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3.发挥G20创立的FSF及FSB等新机制的作用,创建国际货币新体系

G20伦敦会议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须长期探索。可以说,G20金融峰会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国际化政府干预)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标志着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孕育,并由此培育出或逐步构建出一个世界新秩序。

四、我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措施

1、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

由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急切要求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要进行多方协调,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一是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二是要协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2、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币值稳定是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储备货币的一项基本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流通和使用范围的必要条件。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至今,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推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是符合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要求的。当前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波动和变化的基础,未来应继续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3.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迅速提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开展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推动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海外发债规模,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人民币的境外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未来,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应循着这一趋势逐步推进,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加强货币管理能力和调控能力,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在完成国际化之后,共同承担作为一个储备货币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定健康。

参考文献:

[1]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来源[J].国际经济评论,2010(1).

[2]刘力臻,李春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变革趋势[N].光明日报,20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