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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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银行业竞争加剧，在节约成本和技术升级的推动下，将服务业务外包给第三方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而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已经成为银行应对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从金融行业服务外包分布情况看，银行业服务外包占据主导地位。以2007年上半年全球大型金融企业服务外包交易情况为例，银行业占比高达61%，而证券业和保险业分别为23%和16%.
但是，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不受监督的服务供应商会因为利益的趋势而发生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银行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失灵，给银行的整体战略和运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监管构成严峻挑战.
而政府监管能够有效地限制供应商的道德风险行为，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现有银行业服务外包监管制度的比较银行业服务外包的政府监管制度是监管当局为维护公平、有序、健康的服务外包市场而制定的一系列约束发包方和供应商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国外银行业服务外包的监管概况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使银行业服务外包所带来的问题从国家个体内部演变为国际性问题.
1999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表了防范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报告。美国银行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公告，2004年6月，美国银行监管部门完成的新版《FFIEC技术外包IT检查手册》对金融机构建立、管理和监督IT外包关系的风险管理水平，提供了指导方针和检查办法.
2004年12月，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将银行业外包业务的监管规则纳入了《临时审慎监管手册》，建议银行应建立必要的外包程序，以最小化风险暴露和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程序包括制定外包战略、尽职检查程序、合同和服务水平安排、变革管理、合同管理、退出战略和应急方案.
2005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清算银行联合论坛了《金融服务外包文件》，规定了9条原则，用以指导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外包活动，确立监管当局的管制责任和义务.
2006年4月6日，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EBS)了针对欧盟内银行的业务外包的《外包标准》(建议稿)；巴塞尔委员会电子银行小组准备对其成员的IT业务外包情况进行评估，并考虑出台新的关于业务外包的规则，等等。分别从不层面对银行服务外包的风险管理做出了相关规定.
各国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监管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核心业务外包限制。不同国家或地区对核心服务的界定不一。如美国银行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禁止银行将内部审计、财务会计、预备年度账等内部业务外包给银行集团外的公司；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则对银行业务的外包施以直接管制，不管外包的服务核心与否，只要风险过大，可能导致银行失控，则当局都可不予批准.
供应商选择。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都强调银行应慎重选择供应商。要求供应商不仅应为合法注册的法人企业，而且还能有充足的资源保证完成银行的外包任务.
风险管理及应急计划。各国均要求本国银行在外包前提交必要的应急计划，包括灾难恢复计划和定期测试备份系统计划，以使在供应商不履行或履行不能时银行有应急措施可循，避免承担过大的调整成本.
规范的合同约束。各国和地区均明确规定外包应采用书面合同形式。合同除了载明外包的内容要求、明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与争议解决等必备条款之外，不同国家或地区还有不同的专门要求.
现有监管制度的特点和不足各国的监管制度形式主要通过指引的形式进行颁布。在监管的途径方面，主要通过银行自身的内部控制和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两种途径进行；在监管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金融服务外包的范围、发包方内部控制、供应商的选择、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发包方和供应商的应急机制等方面，也对银行服务外包的监管程序、内容与权限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的监管制度较为全面，美国的监管制度包括供应商选择、合同争端、即时监控、关联供应商关系处理等内容；英国的监管制度涵盖了尽职检查程序、合同和服务水平安排、变革管理、合同管理、退出战略和应急方案等内容。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监管制度对外部监管的具体规定还较笼统，不够系统和深入.
但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来看，对比国际上金融服务外包立法的发展，我国关于银行业务外包的规定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我国还缺乏普遍、系统的银行业服务外包监管法律体系，使得监管人员对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从而不利于对业务外包风险的监控，监管制度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银行业服务外包的发展.
政府监管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监管机构应充分认识到银行业服务外包的潜在风险，应采取必要措施：
（1）制订普遍的银行服务外包风险监管法规和合理的监管标准.
有必要制订普遍的银行业服务外包监管法。普遍的银行服务外包立法应该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注意刚性条款和弹性条款相结合，从而处理好监管和鼓励银行外包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二，监管标准上，应区分外包业务重要性的不同规定不同的监管标准。第三，应注意对外包的全程监管.
第四，应明确银行外包机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二者的监管责任。
（2）合理确定银行业服务外包范围.
外包范围是监管制度关注的重点。监管当局应对银行业服务外包的范围做出适当规定，明确规定一些辅的环节和操作程序可以外包。同时，实施有差别的监管.
（3）加强银行服务外包的全流程风险管理监管当局应建立全面的外包风险监控程序和风险管理计划，对外包风险进行评价，对外包业务的范围、银行对外包的管理能力、外包风险的监督和控制、供应商管理和控制潜在经营风险的能力、供应商违约对银行的顾客和同行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失进行管理。
（4）建立健全实施业务外包的配套机制，建立评价机制，供应商的评级等机制。
篇2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制度变迁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变迁的历程
我国最早以资本充足率指标监管商业银行机构的制度可以追溯到1992年《深圳市银行业资产风险监管暂行规定》，该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并于1993年1月起实施。该规定主要是参照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的要求制定的。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结合我国的实际和深圳银行业的实践情况，参照国际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标准，颁布了《资产资本成分和资产风险权重的暂行规定》，明确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定义和资产的风险权重，并规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和标准。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同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保险和信托业的监管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强调要把对银行业的监管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银行风险监管为核心的系统性监管和依法管制上来，并首次提出降低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的要求。199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同年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和考核方法》中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细化，提出了具体要求。
2002年1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法在商业银行全面实施。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成立，承担起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责，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由以人民银行为单一核心的分业监管体系过渡至以人民银行为货币政策制定为核心、以中国银行监会为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分业监管体系，标志着货币政策职能和银监管职能的分离与完善。
2003年12月颁发《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中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需要说明的是，这三部法都充分吸收和借鉴了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框架，其中《中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增加了商业银行违反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惩罚条例，标志着监管当局对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实质性进展。
随着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法的逐步实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逐步显现，贷款损失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资本保护银行免受外部冲击的功能退化。2004年2月银监会正式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简称“《办法》”），该《办法》是在借鉴1988年巴塞尔协议和2004年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完整的资本监管制度，是将中国资本监管由制度建设层面推向了逐步实施阶段的重要法规。《办法》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要求商业银行最迟于2007年1月1日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安排了三年的过渡期。
2004年6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公布以来，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表示将实施新资本协议。结合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已经结束，外资银行将全面参与国内竞争，在中长期内，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也将走出国门谋求国际化发展，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将有助于引导这些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缩小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2007年2月，银监会公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银监会将商业银行分为新协议银行（相当于新协议中的国际活跃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两大类，实施不同的资本监管制度。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制度特点
回顾的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发展，我们以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颁布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2004年《办法》颁布之前和颁布之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主要特征是监管理念的推广和制度的初步建设；第二阶段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主要特征是制度的完善和实质性实施。
（一）2004年《办法》颁布前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的特点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是伴随着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建立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考察1992年到2003年间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历程，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借鉴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基础上规定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并对其计算方法进行细化；而对于资本监管标准的实施以及对未达到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的商业银行应采取的处罚或纠正措施，监管当局未作规定。这一时期资本监管制度可以概括为，只是引入了资本充足性管制框架，而缺乏事实上的惩罚机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一直处于软约束状态，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普遍不足。2002年底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报告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3%，按照8%的最低资本要求计算缺口为3392亿元；如按照审慎监管标准，扣除全部资产损失后，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0.2%，资本缺口为1.65万亿元。
另外，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这一时期的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权重给予了优惠，如商业银行对我国特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国内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分别给予50%、70%、10%和50%的优惠风险权重，按照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除了商业银行同业债权给予20%的风险权重，其他三类都为100%。同时，这一时期监管制度未能吸收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计提市场风险的要求。
2004年之前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宽松要求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特殊身份等原因，使得资本充足性监管未能真正实施，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长期达不到监管要求的重要原因。
（二）2004年《办法》颁布后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的特点
2004年以后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主要是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制度，它是我国监管当局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实质阶段的重要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资本监管制度。《办法》是以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为基础，充分借鉴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整体框架，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内容纳入资本监管制度。明确了计算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方法,尤其是制定了类似于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中的“迅速纠正措施”的相关规定，将商业银行按照资本充足水平分为三类：资本充足银行（指资本充足率达到8%，且核心资本充足率超过4%）、资本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于4%但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4%）、资本严重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4%，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2%）。对三类银行实行分类监管，分别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和纠正措施。《办法》还进一步细化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要求，主要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五个方面，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经营信息的透明度，强化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市场约束。
2.对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权重的确定更加审慎。《办法》取消了以前的资本监管制度给予商业银行对我国特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国内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的优惠风险权重，严格按照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
3.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办法》根据1996年《市场风险资本监管补充规定》将市场风险引入资本监管。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商业银行交易性业务多样化相适应，提高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水平。
4.《办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必须以贷款损失准备充分计提为基础。出于审慎监管的原则，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从资本中扣除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这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很大。根据银监会2006年年报显示，截止至2003年底，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1045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7.86%，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为10355亿元。
2004年2月《办法》的出台，初步建立了审慎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确立了资本监管在审慎银行监管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监管制度的深化和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实质性阶段。
参考文献：
[1] 王胜邦.资本约束与信贷扩张－兼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 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R].北京: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
[3]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央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宣布提高全球银行业最低资本要求.国际清算银行，2010.9.12.
[4] 王胜邦.资本约束与信贷扩张－兼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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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支付结算监督管理机制问题
一、实施支付结算监督管理的主体不统一。
《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监机构行使支付结算监管权，《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履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责，会同银监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执行有关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同时《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支付结算管理职责的指导意见》规定，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支付结算工作具有管理职责，如组织贯彻支付结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支付结算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组织支付工具的推广应用和创新等，并明确提出人行具有“负责接受支付结算规章制度咨询，受理单位和个人违反支付结算法律规定行为的举报，并对单位和个人违反支付结算法律法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的职责。由于对支付结算和清算管理的业务范围在现实工作难以明确划分，支付结算监督管理实施主体不明，职责不清，影响了监管的有效开展。
二、支付结算、清算监督管理的人为分割，造成监管资源浪费。
一是造成支付结算监管专业人才浪费。长期以来，人行依法行使支付结算管理职责，制定支付结算规章，开展支付结算检查并实施处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监管人才。机构分设后，由于人手少，任务重，银监部门主要侧重于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的监督管理，无暇顾及支付结算日常监管，实际形成了支付结算监管的严重缺位。
二是造成非现场监管科技资源浪费。支付结算监督管理主要由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种方式互为补充，其中，现场检查因为检查时间的局限，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金融机构违反规章的支付结算行为，同时检查面也较小，客观上存在着检查范围片面，检查时间滞后的问题。因此，利用高科技实施动态监控的非现场监管方式，成为监督管理的重要途径。人行负责支付清算、账户管理和反洗钱监测等业务系统的运行和管理工作，能够通过相关业务系统及时获取金融机构的结算、清算业务信息，为实施动态、实时的非现场监管提供了便利，将人民银行作为结算管理行政部门从日常结算监管中脱离，势必造成技术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是造成监管信息资料的浪费。由于支付结算业务和支付清算业务具有高度的、本质的联系，而支付结算和支付清算的监督管理分属两个不同部门，由于人行和银监局协调机制不够到位，监督管理信息难以得到及时和充分的再利用，影响了监管的效果。
四是造成监管成本的浪费。人行在依法开展支付清算检查过程中，发现金融机构在涉及到的支付结算业务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可以建议银监部门对其开展检查，银监部门须经检查确认后方可进行处理；反之，人行对银监部门发现并告知的支付清算违规问题，也须通过检查的方式进行确认并处理，将大大提高双方的监管成本。同时，此类结算监管行为不可避免的重叠和交叉，将给金融机构造成不必要的负担，监管效能难以体现。
三、支付结算、清算监督管理的权限分离，影响监管效果。
一是影响制定结算规章制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支付结算规则的制订和完善源于对日常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不断规范，如果脱离对金融机构结算业务的日常检查和监管，人行将无法及时了解、掌握并反映支付结算状况、法规的适用性和存在问题，有关法规的制定可能偏离实际，或导致结算规章的滞后性，势必削弱规章制度的权威性。
二是影响金融机构树立遵守支付结算规章制度的自觉性。由于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缺乏支付结算监管专业人才且人手少，只能应付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日常监管工作，对支付结算管理无力也无暇顾及，因此导致结算纠纷“投诉无门”的情况发生，客观上为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提供了土壤。
三是影响金融运行的稳定性，支付结算秩序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支付结算管理的弱化，金融机构自律意识淡漠，支付结算风险隐患增加，将影响支付结算业务的正常开展。
对加强支付结算监督管理的建议
一、理顺支付结算管理工作机制。
一是建议总行统一制订明晰、规范、操作性强的支付结算管理框架，明确人民银行应履行支付结算管理的职责范围以及清算管理的具体内容。中央银行支付管理框架应当明确规定有关支付结算制度安排、清算规章以及人民银行清算管理现场检查的介入标准和处罚范围。统一、规范的支付结算管理框架有利于基层央行强化对金融机构清算全过程的持续性检查和监督管理，促进基层央行依法行政，确保央行支付结算管理工作得以合规、有效的顺利开展。
二是合理划分支付结算监管职能，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和合作，提高支付结算管理水平。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人行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对支付结算、清算业务的监管职能，做到各有侧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在职能划分方面：银行业监管部门可侧重于对金融机构本票、汇票的签发、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银行卡等支付结算业务的风险和内控监管，人民银行则可充分利用相关业务系统收集第一手信息资料，侧重于对金融机构执行支付结算纪律情况、账户管理情况检查，实施实时监管，动态监管和现场检查，从而提高结算、清算检查效率，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确保良好的支付结算秩序。
二、下放建议检查权权限，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目前支付结算管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两家机构共同承担的，因此两家之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重点问题是人民银行建议检查权的行使问题。
根据新《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建议检查权可以由人民银行总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建议中国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总行级的建议检查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可以通过分别向下授权的形式把建议检查权的行使和受理落实到基层单位，人民银行的建议检查权可以行使到县。为防止建议检查权的滥用，具体行使过程可以采取本级人民银行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将建议检查的事项上报上级人民银行，经批准后向本级银监机构发送检查建议书的形式把建议检查权的行使和受理落实到基层单位。另外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可以通过与当地银监机构定期、不定期召开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形式，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启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通过定期组织监管联席会议通报情况、开展调研、建议检查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银监机构对支付结算业务日常管理和具体违法行为处罚的职能，形成合力，依法监管，共同维护好辖区支付结算
秩序。
三、转变观念，实施“五个结合”准确行使支付清算检查监督权。
在目前支付结算、清算管理现有体制下，基层人行应转变“无为”思想，以目标量化考核为手段，准确行使对准备金管理、财政性存款管理、会计财务资料报送、同城票据交换管理、账户管理及反洗钱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责。
一是柜面监控与现场检查相结合。构筑柜面审查、复核、会计主管现督的三道防线，严格柜面受理票证、电子支付业务、查询查复信息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的审验，加强对金融机构财政性缴存款和法人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的审核，强化支付系统往来信息的监控，有效地畅通支付清算汇路，控制支付清算风险。组织开展对金融机构支付清算工作现场检查，主动传导结算政策法规，促进问题的整改，推动金融机构支付清算内控制度的建设执行，严密支付清算工作流程，全方面、多视角透视商业银行支付清算情况。
二是人本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每年除上级行布置的专项检查外，一年安排一次综合检查，把对票据交换、账户管理、缴存款、会计财务资料的报送情况一并纳入综合检查范围，减少进场的次数，提高检查效率，增强监督效能。同时，通过账户管理检查掌握金融机构贯彻反洗钱“客户尽职调查原则”情况，通过对同城支付清算的检查进一步加强对可疑支付交易的监测，实现内部检查监督资源共享，避免重复检查监督，提高检查监督资源的利用率。
三是综合检查与跟踪检查相结合。对综合检查发现的内控制度重大缺陷、严格违规行为的机构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加大现场检查的力度，并适时开展跟踪检查，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对整改措施的落实力度，完善内部约束机制，提高自律能力。
篇4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银行业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部资金和公众信任,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都十分突出的高风险公共行业,而且其风险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银行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深化金融改革明显提速,特别是现在银行业已经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这不仅要求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也对监管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对有效商业银行监管的需求尤为迫切,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现状却并不乐观。本文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措施,以期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为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并保持金融安全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一、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含义
商业银行监管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政府当局、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冲突,监管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取决于政府当局的监管约束、银行自我约束和来自社会公众的市场约束三大力量的共同作用,其中,银行自我约束和市场约束属于市场力量。所以,实现有效商业银行监管,可以归结为限定条件下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合理定位。如果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的发育状况存在缺陷,或者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搭配不协调,那必然会降低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许多国家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演化中经历过严格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所谓严格控制性监管是指实行分业限制、利率管制、市场准入严格限制等,包括德国、英国、美国,以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银行业经营环境更为开放,跨国银行蓬勃发展,同时,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使得严格控制性的监管制度开始表现出一些不适应性,其所扮演的角色从维护银行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措施转变为限制银行业发展的桎梏,甚至成为银行业竞争能力低下和银行危机的根源。于是从此以后,各国进逐步放松管制的以消除银行业发展的障碍,给予银行业更多地获利机会,释放受压制的市场竞争力量,增加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效率、促进其发展。
三、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现状
1.控制性的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政府监管制度为了顺应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趋势,实行严格控制性监管制度的国家纷纷取消各种限制竞争的监管措施,逐步构建和完善审慎性的政府监管制度。我国银行业的政府监管也曾经实行过严格控制性监管制度,且目前仍在实施某些控制性的监管措施。所以,政府监管安排实现从控制性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过度,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程度的关键环节。
2.从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过度。1998年以后,政府监管进入从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过度阶段,它包括几乎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淡出与变革;另一个是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强化。
3.培育和发展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各种约束力量。市场力量的培育与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实现监管市场化成为我国有效商业银行监管供给的关键所在。为实现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政府监管制度应从替代市场力量向互补和增强市场力量转变,但是,仅仅优化政府监管这种外部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力量,市场力量的发育状况良好是形成市场化监管体系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存在缺陷,政府监管制度的转变也将难以实现。市场力量既包括银行的自我约束,也包括来自各种市场参与者的市场约束。
四、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所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严格的监管制约机制。监管制约机制包括对监管人员的制度规定及责任划分。监管人员在对银行依法监管的过程中无人对监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管,其是否秉公办事,廉洁公正;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牟取不正利益;在审慎银行经营行为时无人对其行为进行监管,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法律机制,同时也没有制定出一套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监管者的监管成效。
2.对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法律不完善。我国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有的缺乏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制度的不规范使得监管的主观随意性很强,在监管程序上过分强调对银行新网点、新业务、增资扩股等方面的严格审批而在对投资人权益的保护方面则力度不够,从而有可能导致银行业务范围狭窄,不能较好的分散风险。原来《商业银行法》对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一直无实质性的操作规范。
3.在商业银行监管内容上重合规性监管而轻风险性监管。我国外资银行金融监管在实践中长期贯彻的是“重引进、轻管理”的监管方略,监管主要集中于市场准人方面,对于其业务经营的监管还很不够,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变化、资本流动性状况、经营政策、内部审计管理水平等都不太重视,忽视了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对外资银行的检查也只注重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缺少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检查,致使外资银行的某些经营活动基本处于自由状况,埋下了一些风险隐患。
4.商业银行监管人员素质不高。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面对是日益繁多的金融创新产品,我国现有的监管手段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监管人员素质不高,不能适应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理念不能很好的运用到监管当中,缺乏对风险进行数据搜集,分析判断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的复合型人才。商业银行监管人员除了精通银行操作的基本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财务分析及风险分析能力。我国尚未制定出一套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监管者的监管成效,长期以来我国监管人员知识结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5.商业银行监管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银监会成立后,央行作为货币发行的专门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及市场信息的了解相对较少,因此监管信息提供的不完备性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监管机构掌握央行货币政策信息的不完备性,同样制约了监管部门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在我国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对数据的搜集,处理和共享还不完善,信息数据的不准确性,不及时性及不能利用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对风险进行的预测都影响了监管实施。
6.没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和技术指标。现有监管只是一种传统粗放的监管方式,对商业银行监管没有明确目标和理性指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还处于一种稽核式和行政管理式的监管方式,监管人员在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过程中,不能利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对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同时金融机构还未建立系统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对银行风险的评价及建立在合规监控上,没有对银行信用风险评级开发实质性的工作,并对理性评价的结果向社会公众披露,现行监管没有具体规定监管目标,由于目标不确定性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自觉地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而是想方设法绕过监管,对银行风险没有起到早发现,早干预的作用。
五、在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确立了市场经济、市场金融为本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目标。银行业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
1.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我国曾颁布《商业银行法》,《经常外汇业务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等金融法规,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这些规章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对中间业务收费标准,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扩大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市场准入规则,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各国商业银行监管法的创新来看,其一般是强化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功能,而将金融监管权进行分离。新法律的出台应具有瞻前性,相关法律应大量吸取国际上监管法律的优点。
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商业银行监管担任审慎银行经营风险,发现商业银行薄弱点,分析风险,查找问题,及时纠正的重要职责。因此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也应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严格规范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人员对金融业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建立商业银行监管业务知识资格考试和职业道德评价等制度。监管人员要求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能运用新方法,新技术对商业银行金融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在工作中依法办事,行得正,立得直,能及时纠正银行经营中的违规行为。因此就需要我们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监管人员队伍。为适应金融全球化的需要,还应选派一批优秀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手段,定期从国外聘任监管专家到中国工作,努力提高监管工作人员素质是必要的。
3.加强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是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由于资产增长很快,盈利空间有限,又缺乏有效的注资渠道,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偏低,资本的补充远远没有跟上资产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方式,优化资本结构,多渠道多途径的补充资本金,,迎接新巴塞尔协议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对此,可以采取增加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增加银行的附属资本和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等措施。
4.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新巴塞尔协议强调,随着金融向国际化、多元化的方面向发展,当今各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不再仅仅局限于信用风险,法律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技术风险等都会对银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银行面临的各种可能的风险归纳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对此,我国商业银行首先要在风险管理的理念上突破单一信用风险的局限,要充分重视对这些风险的管理,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从单一的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
5.加大商业银行监管力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针对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应该树立与国际银行业相接轨的监管理念,建立起以三大支柱为特点的资本监管框架,建立银行外部审核制度,提高监管水平,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制定出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灵活全面的监管体系,逐步完善我国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6.逐步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用评价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建设和沟通,以上市和拟上市银行为先导,逐步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
7.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互促互进。在构建市场化取向的监管体系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监管制度的变迁,还是市场力量的培育,都存在大量的障碍和困难需要解决,都需要许多配套措施。审慎监管的构建和强化是市场力量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政府监管制度的变迁进程应与市场力量发育程度相协调,只有市场力量有了较好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审慎性监管对控制性监管的替代。所以,既要给市场力量发展适度的空间,又要避免对薄弱市场力量的过分依赖,两者之间应互促互进,以实现政府监管制度的优化和市场力量的强化,逐步形成市场力量为主导的监管格局,提高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从自身国家利益的的角度出发,全面发展本国的经济,谋求经济利益,保护国家利益。银行业尤其是政府监管的重点,特别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发展更是关系国家命脉。本文的论述,深入分析了从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既而找出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刘长霞:中国银行业反行政垄断与监管权力界定[J].科学与管理,2008,(01)
[2]黄世安: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的若干思考[J].金融纵横, 2008,(02)
[3]胡汝强高冬民:我国银行监管的现状、成效和困难――一场监管价值观变革引领的全面变革[J].西部金融, 2008,(03)
[4]佘春宁:我国银行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对策[J].南方金融,2007,(01)
[5]刘晓芬:提高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探析[J].金融经济,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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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一、金融监管的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全球各国经济的贸易往来以及金融业务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金融环境也变得日益复杂，金融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当今的经济金融背景下，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就变得尤为重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使得各国更加注重金融监管。而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较小，这主要由于我国的经济开放化程度不高，无形中的城墙对我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投行的建立以及近来人民币可能加入SDR，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开放化程度加深，经济的一体化将促进金融的全球化，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如今的监管要求，进行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势在必行。
二、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统一监管，二是从1998年到2003年逐步建立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形成了如今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职，分业监管。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比较突出，便于分散风险，但从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一）金融创新出现监管的真空区域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应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冲击，银行的网上银行、电子银行业务的大规模的创新使得金融体系得到了改革、调整，适应了当今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主体的多样化服务需要，同时也出现了金融监管的真空区域，使得传统的金融监管存在不足，同时随着经济主体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应对经营困境，导致金融产品以及表外业务的增加，也使得当今金融监管中的不足逐步的暴露出来。
（二）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监管提出挑战
在当今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的经济联系更加的紧密，金融业务的交叉也日益密切，为了顺应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因为金融监管的专业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提出挑战。
（三）分业监管模式与当今的混合经营模式不匹配
目前我国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经营模式，这与我国初露端倪的混业经营模式不匹配，也使得当今金融监管模式的不适宜性暴露出来，对金融监管部门协调性提出挑战。
（四）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银行可以破产，这无疑是为中小银行的竞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势必也会加剧银行业的竞争，由此会引发各种风险，诸如道德风险、恶性竞争而违反金融监管制度等。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金融监管制度的要求更是上了一个台阶。
（五）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外资银行在我国也掀起了一个新的，但是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以及外资银行母行所在国多采取混业监管我国采取分业监管，这就使得外资银行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监管任务的协调等问题，当发生监管的争议时而无法解决，从而不利于金融监管的稳定。
三、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的建议
（一）完善金融法律法规监管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只给出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具体的实施细则还不完善。另外监管的法律法规应该根据目前金融业务发展的方向进行及时调整、修改及补充，树立金融监管的权威，做到监管的有法可依。
（二）自律监管、外部监管以及市场监管相结合
金融机构不能只是一味的依靠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应该充分调动自律监管的积极性，由于金融机构对声誉风险的重视，避免发生挤兑风险，金融机构可通过确立各个部门的内部监管目标，进行内部风险控制。同时应该充分信息披露，运用市场监管以及外部评级机构进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可通过内部监管、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共同作用来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监管的效率。
（三）使用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手段，降低监管成本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大范围普及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传统的现场监管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运用电子化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依靠大数据以及不同机构网上监管数据的共享可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降低金融监管的成本。
（四）金融创新推动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以及监管范围的扩大
金融体系的创新是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的前提，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对金融创新做出及时的反应、调整。金融制度的创新也是与金融体系创新不断博弈的过程。随着金融产品、以及银行表外业务的创新，金融监管制度应该及时的进行创新、扩大监管范围来确保金融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
在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也是必然趋势。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国际化的要求。在此过程中我国一方面应加大对金融监管人力资源培养的投入，有针对性、目标性的对监管的人才进行专业化的培养。另一方面应本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加强和各贸易国家的交流，不断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监管理念，但由于各国的国情、经济状况不同，适合他国的未必适合我们国家，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复制其他国家的监管方法，应结合我国国情，摸索出适合我国的监管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妍.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机构行为与金融稳定[J].金融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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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银行业资本结构重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从银行业的体系结构看，我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有银行的国家独资股权资本结构，和信用合作金融机构没有真实股权资本。这两类控制着近92%的国民储蓄存款的银行主力军，存在着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些银行机构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经营业绩考核主要依靠外部的监督管理。银行业实际上在缺乏所有者经济利益控制和约束的状态下运行；二是银行业市场纪律缺失。在国家信誉光环的保护下，人们对银行业深信不疑，普遍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关心其偿付能力。银行业基本上没有市场的约束。面对这样一个非市场化的银行业体系，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化银行体系中的成熟经验和框架来构建我国银行业安全网，不仅不能强化银行业稳定性，反而会增大安全网的成本。因此，构建银行业安全网的前提是加快银行业资本结构重组。
（一）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
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益处有：一是解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补充问题；二是理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关系，建立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真正按照制度运营。关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问题，多数观点认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化后的股权结构必须保证国家控股。理由是仍处于经济阶段，资金仍然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国家保持对这种资源的控制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金融稳定。不赞成的观点认为，过分强调国家控股以及国家控制资金会导致财政主导型的资源配置体制和行政干预的复归。
笔者认为，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问题，不管采取哪一种途径，都将有利于国有银行风险管理和国家金融安全。虽然我国银行业目前资本结构特殊，在负债方表现出超稳定性，但由于国有银行在经营效率和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再加上资产方风险的大量积累，国有银行特殊的国家信誉资本结构带来的超稳定性受到日趋严重的侵蚀。因此，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将从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提高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另外，过分担忧国家控制银行业资金分配权，既不利于银行业的改革和稳定性，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张杰（2000）通过对浙江和陕西两省国有银行经营状况的调查，发现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与其所服务的经济性质密切相关①。同样是国有银行，服务对象中民营经济占较高比例的地区，其经营绩效明显好于国有经济占比高的地区。由此可见，对于国家来说，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并不应该仅仅反映在国有经济总量上，而应该是反映在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综合经济总量上。因此，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银行业稳定性的角度看，国家通过持股方式来控制金融的成本可能大大超过收益。
此外，政府改革国有银行的主要动力是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银行，其宗旨是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因此，按照客观经济，改革和完善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在国有银行中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我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定性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
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无论从上还是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演变过程来看，改革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都是改善和加强经营管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根本出路。事实上，从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形成的情况看，尽管形成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成因仍然是所有者缺位导致的道德风险。
农村信用社是“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所以说，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应属于私有产权。考虑到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和亏损状况，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投资入股问题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注资），其他的一些改制办法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营和管理问题（如基于合作制的法人改制和行业管理）。
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取向为：不拘一格，因地制宜。一种是取消各个独立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以县为单位组建只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联社；另一种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如果实行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则从根本上没有明确农村信用社的私有产权性质，仍然是产权虚置，只能把农村信用社的系统性风险暂时纳入可控范围，极易受到外部的行政干预。况且“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不是一种规范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没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笔者认为，这种改革取向仍然是一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险问题的暂时性制度安排。
如组建自上而下的农村合作银行，会发生很大的改革成本，而且在全国农村信用社整体亏损和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最大的困难是资本金的筹集和投资入股问题。如果按照原城市商业银行的组建形式，建立区域式的农村合作银行，实质上仍然没有解决所有制问题，其经营管理和对内部人的控制，仍然需要外部行政或者党纪政纪的约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管理问题。如果搞成农村商业银行，一方面大多数地区存在投资入股困难，另一方面会重蹈城市商业银行的覆辙。总之，对于存款类这一特殊金融企业，还不能一般工商企业的做法来解决其所有制和企业制度问题。从长远发展看，任何一种企业制度形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人治理结构中各个管理层次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约束问题，那么它的采用既不利于金融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银行业体系的稳定性。
总之，银行业改革成功与否，关键要看改革是否改善了法人治理结构，是否有利于增强银行业安全网的有效性。
二、按照银行业管制的基本原理和国际惯例设计银行业安全网
（一）我国银行业安全网的设计问题
银行安全网是政府用以防止银行业遭受不利冲击带来的传染性挤兑破坏的一组政策机制设计。它包括存款保险（隐性的和明确的）、审慎管制政策、最后贷款人政策以及资不抵债银行机构的处置等政策。在我国银行业监管实践中，这些政策设计的根本目的不仅是防止银行资本损失和由于银行或银行业失败造成的普遍性脱媒（disintermediation），而且是要对银行业的市场行为产生潜在的管制效应。因此，在设计银行业安全网的五个断路器时，不仅要考虑这些断路器在控制银行业危机演进中和切断危机传染通道中的功能和作用，而且还要关注这些管制政策对银行业市场所产生的反馈效应。
1. 严格银行业的市场准入管制。鉴于我国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和银行业的市场纪律尚未建立，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在银行业安全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市场准入管制中，一是要严格准入标准，包括资本金的数量和结构、投资入股者资格审查及其投资入股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防止在投资入股方面的弄虚作假影响银行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有效性。二是严格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逐步杜绝在准入条件方面弄虚作假，靠关系等不正当手段牟取高级职位的行为。从我国银行业的现状看，制约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因此，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直接关系到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此外，我国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主要来源于准入管制和利率管制。因此，要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实行科学的准入管制，来保护银行业的平均行业准入价值，为银行业提供稳健运营的制度基础。
2. 加强审慎监管。审慎监管是维护银行业安全的第二道防线。主要包括以下：资本充足性管制、资产负债比例监管等。尽管资本充足性管制已经在国际银行业达成一致，成为国际性的行业监管标准。但从我国银行业所有者结构形式看，资本充足性管制在抑制银行所有者的风险操作方面几乎没有效应。从我国银行业监管的过程看，当前的审慎监管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方向。笔者认为，在现有银行业体制下，审慎监管的重点应该是逐步强化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促使银行机构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科学化、信息化和规范化。当然，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监管者必须能够提出和制定相应的规范化要求。在状况下，监管者理念和管制水平是否超前，直接关系到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控制的效果。
此外，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存在的主要是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落后于银行业市场发展的水平，特别是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而当前的一些监管从业人员，特别是一些中高级管理人员，仍旧缺乏基本的银行监管修养和监管理念，甚至是银行业业务知识。因此，必须从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强化队伍建设。否则，审慎监管不仅不能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道防线，甚至会成为导致风险的源头。
3. 规范风险处置。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的关于银行业管制的法规，没有相应的风险处置办法，特别是尚未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处置的随意性大，加上监管能力的局限性，我国银行业在风险处置方面成本很大。因此，建立健全一整套风险处置监管措施，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监管者接管、停业整顿、购并及清算等规范化的监管制度和程序对强化银行业安全网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加快银行业改革，为完善存款保险创造制度环境。尽管目前我国银行业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具备客观市场环境和制度基础，但从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的长期目标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是我国银行业安全网的主体制度安排。因此，应当从构造银行业安全网的长期目标出发，从监管制度安排方面把银行业的行为引向规范的市场行为。当前，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一是逐步公开银行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信息；二是逐步引导公众像关心股市行情和经营绩效那样关心银行业的经营状况；三是公开银行业选拔任用高级管理人员的透明度，从用人机制上引导银行业市场和整个的廉洁性，提高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四是严格监管队伍的任职标准和廉洁自律，提高银行业的监管水平和监管有效性；五是营造和培育整个社会良好的信用环境。
5. 加强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有效性角度看，一些货币政策诸如利率市场化，再贷款政策和对问题银行的救助政策等，应当有其独立的标准和政策效应。但从银行业安全稳健的角度看，还不能完全按照一般市场的原理来考虑这些政策的潜在效应，因为这些相关的货币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到银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彼此协调搭配显得由为重要。
（二）当前银行业监管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准确理解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资本要求管制实际上是一种激励相容的管制机制，银行行业准入价值（franchise value）是银行机构保持充足资本和审慎经营的内在动力，管制惩戒和市场纪律是外部约束机制。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不断演进和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最小资本要求、监管检查评价和市场纪律）蕴含的监管理念从监管制度层面上验证了这种激励相容管制机制。因为存在银行资本的私人成本效应、社会潜在成本效应以及资本监管效应，因此还不能以一般工商业的资本概念来了解银行业资本问题。或者说，银行业资本监管不仅仅是充足与否的问题。从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制度原则并不是第一支柱——最小资本要求，而是第二支柱——监管检查评价和第三支柱——市场纪律。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监管制度层面上，达成的资本要求管制取向是一致的，这就是如何引导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意识。因此，在我国特色的银行业所有制和银行业法人治理结构下，如何准确了解并灵活国际银行业统一资本协议，直接关系到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
对股份制银行机构，因为其资本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基本符合企业制度形式，其所有者利益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基本具备客观制度基础，可以完全按照银行业资本要求管制的一般原理实施监管。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要求管制虽然在抑制银行机构总体资产风险暴露、控制资产风险规模方面具有一定的效应，但几乎没有抑制道德风险方面的效应。从长期来看，事实上，在这样一种银行业所有制结构和资本构成的情况下，资本要求管制的有效途径应该是引导和加强银行业的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加强市场纪律，而不能单纯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国有银行而言，如果国有独资的所有制不变，或者保持国有控股，资本充足管制的效应就只能局限在总体风险暴露的控制和市场竞争力的标志。强化其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就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对信用社也一样，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各种监管工具的有效性就要依赖于行政手段和措施。
其次，关于充实资本金的途径和强化市场纪律。最近一些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的文章提出了各种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的途径和办法。除了国家各种形式的注资外，还提出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来补充资本金的建议。尽管这个建议是国际银行业通行的办法，但在我国银行业体系下，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效，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国际银行业发行次级债券的监管效应是强化银行业的市场纪律。与审慎管制相比，市场纪律更能依靠市场本身来衡量银行风险水平，以此强化控制银行风险行为。所谓次级债券（subordinated debt），是银行发行的一种不同于存款、期限较长的债务，其求偿权力仅次于存款，但不属于存款保险的范围。要求银行持有一定水平的次级债券而不要求银行完全持有股权资本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把银行次级债券的持有者的切身利益与银行不良风险行为直接挂钩，通过对次级债务的期限、最大收益率等实行管制，增强次级债券持有人对银行的监督力。那些过度风险经营和管理较差的银行，很难在金融市场出售其次级债务，这样就迫使其降低风险资产，或者以高成本发行新股票来达到资本要求。次级债务持有人之所以更加关心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因为股权持有人可以享有风险经营的上限收益，而债务持有人却只能持有合约收益，因此，债务持有人更加厌恶风险。
尽管市场纪律具有潜在的优势——诸如降低了道德风险和管制腐败问题，但对于发展家，其适应性却受到一定的限制：债务市场不发达、国家依靠行政手段发行次级债务、或者在特殊条件下政府放松次级债务要求和在经济上救助成为持有人等，使次级债务失去了应有的监管效应。从我们国家看，这些担心都是客观存在，因此尽管银行业管制工具在理论上成立，但在实际操作上未免是纸上谈兵。
篇7
一、澳门、香港与祖国内地货币发行制度比较
（一）澳门的货币发行制度
澳门在20世纪以前没有自己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中国银元、铜钱和其他一些国家银币。1905年9月4日，葡资的大西洋银行获得澳门行政当局授权，开始发行澳元；1995年10月，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也获授权，成为澳门地区第二家发行货币的银行。依照澳门的有关法令规定，发行澳元必须有100％的等值黄金、外汇资产作准备金， 缴纳给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作为发行澳元的担保和外汇储备。
除澳元外，在澳门流通的其他货币还有港元、美元、英镑、日元和马克等，其元的流通量占有较大比重，在大宗对外贸易的结算中，使用港元的数量要大于澳元。为保证澳门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澳元币值的稳定，澳门在允许外汇自由进出的前提下，同时也对部分外汇汇兑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如规定外贸进口所得外汇收入，应将外汇收入的50％按低于银行汇率的公价汇率，强制性地汇兑给货币暨汇兑监理署，以保证澳门的外汇储备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同时实行澳元直接与港元挂钩的政策。
（二）香港的货币发行制度
长期以来，香港行政当局将货币发行权授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行使（1911年有利银行也被授权发行货币，但已于1978年被撤销）。1994年5月，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也获授权， 成为香港第三家发行货币的银行。依照香港的有关法律规定，发行港元必须有100 ％的等值外汇资产作准备金，即发钞银行在发行港元前，必须按7.8港元等于1美元的比率，将等值美元存入港府管理的外汇基金，取得外汇基金发给的“债务证明书”后，方可凭此发行等值港元。
香港目前拥有900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并在汇兑方面通过实行港元与美元直接挂钩的政策，保证了港元在十几年中币值的相对稳定，促进了香港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祖国内地的货币发行制度
祖国内地的货币发行权由国家授权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垄断发行，其他任何银行、单位和地区都无权发行货币。人民银行发行货币时不需要缴纳保证金，而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提出货币发行计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比较和评析
从澳港地区和祖国内地关于货币发行的规定来看，不同之处：澳港地区是授权几家商业银行发行货币，而内地则授权给中央银行独家垄断发行货币；澳港地区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时要缴纳等值外汇资产作担保，而内地中央银行则是以国家信用为保证，按计划原则来发行货币的。
澳港地区的经济体制和市场情况和祖国内地有巨大差异，他们的货币发行制度显然不适合内地，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内地的经济活动已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去，保持巨额的外汇储备，防止出现对外支付危机，对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现有14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1： 8.27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2074亿元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流通中的12074 亿元人民币实际上是有等值外汇担保的。当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过大，有可能危及人民币币值稳定时，中央银行就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在1：8.27左右。因此，祖国内地发行货币虽然不采用缴纳等值外汇做担保的方法，但是，保持巨额外汇储备的做法实际上就起到了货币发行过程中的国家担保作用。在目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情况下，为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我国的外汇储备只能适量增加，不能减少。
二、澳门、香港与祖国内地银行体制的比较
（一）澳门的银行体制
按1982年8月3日第35／82／m 号法令《信用制度暨金融结构管制法令》的规定，信用机构是指有权办理银行业务和其他信用业务的机构，主要分为两类：
1.货币信用机构，指具有创造支付工具资格的信用机构，包括货币暨汇兑监理署，邮政储蓄机构、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和离岸业务银行。只有货币信用机构才能使用“银行”名称。
2.非货币信用机构，指从事货币和外汇买卖、信托投资、融资租赁等业务的信用机构，包括各种基金、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经营有价证券的公司等。非货币信用机构不得冠以“银行”名称，否则将受罚款处分。
（二）香港的银行体制
根据现行《银行业条例》的规定，香港可以吸收存款的银行分成三个等级，香港政府按它们不同的等级和经营范围，对其进行管理：
1.持牌银行。在香港注册的这类银行最低实收资本必须达到一亿五千万港元，它可以接收公众任何期限和数量的各类存款，包括三个月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储蓄存款业务。但是，存款利率必须接受香港银行公会制订的协议利率的限制。
2.有限制牌照银行（原称挂牌接受存款公司）。在香港注册的这类银行最低实收资本必须达到一亿港元，其经营利率不受限制，但只可以接受每笔数额达一百万港元以上的大宗存款。
3.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在香港注册的这类银行最低实收资本必须达二千五百万港元，其经营利率不受限制，但只可以接受每笔数额在十万港元以上，期限为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存款。
（三）祖国内地的银行体制
祖国内地现行的银行体制雏形形成于1984年，以后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1995年3月和5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祖国内地的银行体制作了如下规定：
1.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它在祖国内地银行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
2.商业银行，是祖国内地银行中最主要的金融机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农村合作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人民币。根据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可以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中、长期贷款；办理票据贴现和结算；发行金融债券；收付款项等业务。每家商业银行的具体经营范围由其章程规定，并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3.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也可以按批准的经营范围、办理存款、货款和结算等银行业务。
（四）比较和评析
从澳港两地和祖国内地关于银行体制的规定来看，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澳港两地不设中央银行，而是将发行货币和对金融业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能分别让商业银行和专门监管机构行使，祖国内地则按世界通例设立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来行使上述权利；澳港两地比较注重保护存款人利益，对接受社会存款和业务广泛的银行监管十分严格，而祖国内地的法律对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相对比较宽松。
显然，澳港两地不设中央银行的做法不适合祖国内地，这种做法是澳港两地特定金融环境的产物，世界上现在很少有这种现象了。但是，澳港两地对银行经营活动，严格限制其业务范围的做法，特别是香港的银行业三级制，规定以实收资本数额来确定银行的经营范围和权限，不允许所有银行都可以无条件地从社会上吸收不受期限和数量限制的存款，以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祖国内地的银行机构不论大小，一般都可以从社会上吸收各种期限和数量的存款，形成“抢客户、抢存款”而不计后果的现象。现行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可以依法被宣告破产，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小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竞争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旦因经营不善被宣告破产，将会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借鉴香港银行三级制的做法，对小银行吸收存款业务作必要限制，对健全银行体制，稳定金融秩序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澳门、香港与祖国内地的银行监管制度比较
为保证银行机构能在法律规定的要求和范围内有秩序地开展活动，必要的监管制度是不可缺少的。有关监管制度的规定是银行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澳门的银行监管制度
1.政府监管，主要通过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来监督澳门银行业的活动，其职权是：参与制订澳门地区的货币、金融等有关政策及法令；对银行的开业和变更情况进行审批；对银行的业务进行检查，除要求银行定期报送有关财务报表、统计资料外，并可以在事前不通知的情况下，到银行直接检查该银行的交易、簿册、帐目及其它记录或文件，以判断银行活动是否合法。
2.行业监管，主要通过澳门银行同业公会的活动，对会员经营活动进行自我约束。该银行同业公会于1986年1月成立， 主要宗旨是调处会员之间纠纷；代表会员向澳门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就有关金融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协调，制订银行业规则约束会员的行为等。
（二）香港的银行监管制度
1.政府监管，主要通过港府财政司下属的金融管理局进行。该局成立于1993年4月，监管职责主要由其下属两个机构来承担：
（1）银行监理处，它是直接监管银行机构日常经营活动的机构，主要职权有：审批和发行银行牌照；审核和检查银行的财务报表和其他有关银行经营状况的文件、资料；对经营不善的银行提出劝告和改进措施，必要时可派员进驻接管银行或向有关部门建议撤销其银行牌照；对银行资金存放海外的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派人外出调查银行在海外分行的情况。银行监理处在执行职责时要求银行每月提交一份内容包括资产负债和每周三营业日结束时的流动资产水平的详细报告，通常每年还要派审查队对在香港本地注册的银行进行审查。
（2）金融管理局
由于香港是授权商业银行发行货币的，为加强对港元发行和流通的监管，保证港元币值的稳定，港府于1935年根据《外汇基金条例》设立了外汇基金，可以运用外汇基金来干预金融市场，以维护1美元比7.8港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保持港元币值的稳定和公众对港元的信心。为了加强管理，1993年4月1日，香港成立金融管理局，港府通过金融管理局对外汇基金的管理，可以直接了解金融市场上港元流通情况和对美元汇率的变动情况，以便及时制订监控措施。
2.行业自律，主要通过银行业的行业组织——香港银行公会来对银行的自身行为进行约束，根据1980年港府制订的《银行公会法案》，所有银行都必须参加银行公会。银行公会的主要职责是：为银行业务活动制订行为规则，在立法草案涉及到银行利益时反映大多数银行的意愿等。银行公会设有咨询委员会，它可以行使银行公会的一切权利，但它最重要的职责是制订协议利率让各家银行遵守。协议利率的主要作用是防止银行之间进行恶性利率战，稳定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存贷关系，同时还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协议利率来控制银行的信贷规模。
（三）祖国内地的银行监管制度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祖国内地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总行来对各地银行或银行分支机构（包括银行分行和支行）的活动实行监管的。
1.中央银行的监管，祖国内地的中央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它对各地银行业务活动的监管主要表现在：审查批准设立商业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对银行的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情况随时可以进行稽核和检查监督；对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会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的银行可以实行接管；要求银行按规定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报表和资料；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金融统计数据、报表，并按国家规定予以公布等。
2.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祖国内地银行实行的总分行制，即商业银行是一个独立法人，其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其主要监管措施有：制订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和健全本行业的业务管理、现金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以及对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各项情况的稽核、检查制度；对分支机构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经常性的稽核、检查；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四）比较和评析
篇8
构建新的监管制度 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
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杨家才提出，根据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与监管实际，应当尽快改进监管方式，构建新的监管制度。
一是建立与分支银行体制相适应的营运资本监管制度。在我国目前股改行资本充足率已达标的情况下，很有必要以分支机构的营运资本是否受到侵蚀为标准，加强对分支机构资产质量的监管。要按照一级分行1亿元、二级分行5000万元、同城支行1000万元的营运资本要求，对分支机构营运资本进行量化考核。凡是营运资本不达标的，监管部门可以限制其从事部分乃至全部高风险业务。
二是建立与信贷集中相适应的大额不良贷款监管制度。大额不良贷款监管制度的核心是要建立以贷款人为重点转向以借款人为重点的风险问责制度。当前大型银行的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信用集中度较高。截至6月末，5家大型银行大客户32667户，占客户总数的7.7%。其中，不良率100%的大额不良贷款涉及1917户，占不良大户的77%；余额2286.3亿元，占大额不良贷款余额的79%，可以说抓大户就抓住了风险监管的“牛鼻子”。因此，有必要在银行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建立双向台账，把不良大户名单分解到每个省局，同时按行别分解到各大型银行，每家银行总行每季度要与银监会对账。重点是查清不良贷款产生的过程，弄清产生不良的真正原因。通过现场检查来督促有关银行、政府部门等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化解不良贷款风险。
三是建立与高管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履职监管制度。要改变目前高管人员“只进不出”的状况。履职监管不仅要管事，也要管人。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但也是最有风险的因素之一。建立履职监管制度，是借鉴交通管理中对驾照的管理方法，实行扣分制。可以考虑制定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管的办法，在以事管人、客观评价的前提下，对银行董事、独董、高管人员等设定几项指标，如不良率、案件、资本充足率、国内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罚结果等，并以累进扣分、年度清零的方式进行考核。要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7条的要求，区别不同情况，对未充分履职的高管人员可以采取诫勉谈话、责令调整职务、不核准高一级职务，甚至取消任职资格等措施。
四是建立与综合经营相适应的并表监管制度。目前，大型银行综合经营趋势明显，形成了事实上的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集团公司。并表监管是监管部门为控制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总体风险，对其合并报表的母、子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一种制度安排。要重点做好对银行集团中“同源资本、同一高管、同一客户、同类市场、同质产品、同网it”的监管。
五是建立与流程银行相适应的现场检查制度。近年来，大型银行在建立事业部制、流程银行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适应这一转变，现场检查就应该进行条线管理，要做到“条现横非”，按照商业银行的产品线、业务线从上到下组织开展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是主要是负责“横向”的，具体负责对商业银行风险的把握。
六是建立与公众银行相适应的非经营信息监管制度。随着股改上市的顺利完成，大型银行要从公众银行的角度去监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银行的经营指标，而且要关注银行的非经营指标，包括银行的柜台服务水平、政府执法部门的检查评价、社会大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等。监管工作也要以此为依据，不断创新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
__银监局局长__就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建设提出：
一、建立科学的监管框架并有效地组织实施，是监管工作整体发挥效用的基础。往大说，这包括“巴塞尔资本协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等；均属于这个范畴，即我们要做好监管工作，总得有个目标、标准、要求吧，甚至是从不同的侧面、角度来反映，这即形成一个所谓的框架。对地方银监局来说，由于各地金融业和社会发展环境不尽相同，也需要设置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及本局特点的监管框架。
二、以有效发挥监管职能为目的，构建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体系。这里关键是要从外部即社会的角度，清晰、客观地厘清监管机构的本质职能，做到准确定位。比如，对地方银监局来说，其主要职能即是代表银监会履行在辖区的银行业监管职责，确保银监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政策，在当地有效执行，从而维护辖区的金融稳定与安全。当中，必不可少的硬性职责有四点：1、实行法人属地监管，确保当地法人机构平稳有效发展，不出重大风险；2、各种银行业机构准入事项的审批、管理与协调，既包括营业网点以及部分业务的准入，也包括人员如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准入，等等；3、接受金融消费者的各种投诉，充当仲裁者、监督者的角色，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确保银行业机构改善服务态度，提高风控及管理水平；4、对所有银行业机构实行日常监管，包括非现场监管手段、现场检查等，在银行业机构之外为其最后设置一道风险防范屏障，等等。如果明确或明白了我们的监管职责及需硬性完成的任务，那么，我们即需要构建好我们的组织结构体系，从而使我们的监管工作真正做到精干、高效。
三、进行专业化、职业化的培训与教育，使员工将有效时间真正用到监管工作中。监管工作是一项高智商、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因此，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要求，否则，监管工作的有效性便无从谈起。而专业化、职业化要求，除了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业务等知识之外，更多体现出一种职业精神；如果一名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那么，他所具备的专业、业务知识终究是有限的、低水平的，并且也难以真正用在监管工作上。我国
行政机关现存的弊端，往往是“官”文化根深蒂固，因而极易将监管工作官僚化，体现不出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来，结果即对监管工作形成巨大冲击；此外，由于我国过去经济管理的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至今经济转轨过程也远未完成，而政治制度改革尚未起步，因此，在行政机构管理中常常难以真正摆脱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反映到银行监管领域，则同样存在许多以计划经济思维(而不是市场经济思维)看待监管的问题，表现为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现象突出，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监管工作、从事监管事业。
四、以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为中心设计监管框架和配置监管资源。银监会成立伊始提出的“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新监管理念，虽然是四位一体、彼此相联的，但前提则是“管法人”，如果不能以监管法人机构为核心并实施有效监管，那么，对分支机构的监管将很困难并难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因此，如何有效实施对法人机构的监管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要做好法人机构监管，必须实施有效的属地监管。很难想象，如果监管机构与被监管对象相隔千山万水，那么，如何能做到深入、系统地了解被监管机构呢？即使可以做到，相信付出的成本、代价也是极其庞大和昂贵的，必然是事倍功半。因此，从银监会整个系统来看，要想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监管有效性，必须坚定地实施有效的法人监管；与此相联系，还要不折不扣地落实相应的以法人机构为核心的属地监管。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建设的必由之路。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实施法人机构属地监管不能流于形式，或者有名无实，即仅仅是口头说一说，文件上提一提，或者只是把责任下放属地监管局，而相关监管权却统统留在上面。这样权责不对称，很难真正落实属地监管，到头来也使监管问责无所适从。
__银监局局长__认为，监管与被监管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而被监管对象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看，被监管对象是内因，只有内因起作用，事物才有真正的发展与变革。因此，监管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应围绕促进这个内因的转变而进行。监管有效性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银行业加强风险内控的自觉性和制度保障。监管有效性问题应考虑四个方面：一是监管真空问题。在已有的框架下，要思考哪些措施和法规需要补充和完善。二是监管过度问题。要考虑哪些是束缚和禁锢需要改革和创新。三是监管冲实问题。解决和完善有关处罚问题。四是有效性监管的标准问题。监管有效性如何评判？评判的标准是什么？以上问题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实践中解决。
落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念，需要我们转变工作作风，大兴调研之风。实行原则导向的监管和差别监管就是承认差异，由于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在统一的监管框架内，需要我们根据当地的银行的发展和薄弱环节制定不同的政策。因此，不仅地方局需要加强调研工作，上级机关更需要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使我们的政策制定和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促进银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以科学、有效的监管推进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__银监局局长__认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银行业监管工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以科学、有效的银行业监管推进银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银行业监管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点，把维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实施有效的风险监管，保证银行业及其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而保证社会和公民生产生活的稳定；要实施贯彻落实宏观政策的监管，督促银行业履行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职责，支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要实施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和损失，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些都是银行业监管机构坚持以人为本观点必须做到的。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现代银行业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银行业监管机构在工作中，要实行监管风险与促进发展并举的方针，用监管促进发展，用发展化解风险。要积极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从而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要督促银行业扮演好社会公共机构的角色，制止以不履行社会责任为代价,消极防范风险的不作为行为，在支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发挥好核心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银行业监管机构不但要做好业务方面的监管，还要积极探索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发展的途径。要通过监管工作，促进其更新经营管理理念，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职业化的员工队伍等。尤其是要在银行文化建设方面探索出可行的路子，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培育和形成内在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使银行文化建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是协调发展。就银行业监管机构而言，协调发展，就要做到监管理念与国际趋势接轨，跟上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大趋势；实行外部监管与督促内控建设相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激活内因的作用；做到监管传统业务与监管新型业务并重，发现新的风险点，防范潜在的风险；注意国内机构监管与国际机构监管的兼顾，化解市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新风险。银行业监管机构还要做好自身人员素质与监管事业的协调发展、监管知识与监管目的的协调发展、监管手段与监管需要的协调发展、监管效率与监管资源的协调发展等，以自身的协调发展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可持续发展。要实现银行业监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开发和保护监管人力资源。要不断地发现人才，把人才配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干部的领导力，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活力等，为监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其次，要开发和保护金融环境，协助地方政府建设守诺、践约、无欺的诚信社会，为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再次，要开发和保护客户资源，高度重视社会公众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投诉，遏止和制裁社会
非法集资行为，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第四，协助公安机关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保卫工作，为顾客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__银监局局长__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银行业科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关系。银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明显的行业，但规模不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银行不一定是好银行，好银行也不一定是大银行，对银行业而言，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优化相对于总量增长意义更为重大。银行业需要通过扩大规模实现外延式扩张，争取“做大”，但更需要通过降低风险、充实资本、加强内控，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实现内涵式发展，把自身“做强”。因此，银行业必须正确处理规模扩张与质量效益的关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加强信贷与经济、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努力防止贷款流向“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领域，按照市场规律、商业化原则和审慎决策的要求积极开拓信贷营销市场，增加有效信贷投入，科学配置金融资源，努力实现银行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风险与效益的关系。银行业以追求效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其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回报率在资产质量较好的情况下高于其他行业，但银行业更具有高负债、高风险的特点，要承担资金的刚性成本，面临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一系列风险，如果风险控制不好，信贷增速将会加剧信贷资源浪费和信贷资金损失。因此，银行业必须按照“理性、稳健、审慎”的原则处理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强化经济资本经营理念，转变业务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致力完善功能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务实的内部控制体系以及灵敏有效的运行机制，狠抓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在保证发展质量、控制风险成本、依法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实现稳健发展。
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是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缺一不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银行业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维护银行业安全与稳定、提升银行业综合实力等目标的实现必须在加快发展中下功夫；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始终维护好银行业的稳定才能确保改革与发展顺利推进，只有建立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发展才是符合银行业本质要求的发展。因此，既要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好银行领域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创新增强银行业发展的活力，又要在保持稳定安全运行中推进银行业改革发展，通过提高发展水平增强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银行业的全面发展。
四是要正确处理好谋求自身发展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银行业以增加盈利、提高效益作为经营的主要目标，同时又承担着维护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的公共职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银行业发展的生命源泉和本质要求，因此，必须将维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发展的核心与目标，以高效、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来促进金融发展。同时，银行业不可能脱离经济而自我发展，因此，既要为优势产业、大型企业和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更要加大对弱势产业、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只有把提高自身效益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银行业才能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 不断开拓创新
银监会宣传工作部主任__认为，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在农耕时代，读一两本书、几年书，就可以管一辈子；到了工业时代，读十几年的书，就可以管一辈子；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只能是终生学习，才能用一辈子。刻苦学习是时代要求,更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刻苦学习，关键在学有成效，衡量是否学有成效，要提倡讲真话、讲新话、讲自己的话和讲准确的话。真话，反映人的品德；新话，不注意学习，不加强自身修养，就讲不出新话；讲自己的话，要学会思考和掌握、吸收消化知识的本领，既是学习方法问题，也是学风的反映；讲准确的话，反映的是归纳总结的本事，对事物科学判断的能力。刻苦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埋头苦干，推进实践。同银行业的监管和经营工作相比，宣传思想工作往往是务虚的多，但就宣传工作本身来说，要办的同样也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实事。比如，为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好十七大精神，银监会党委提出全系统各级党委要结合十七大精神的学习贯彻，撰写一批联系实际推进工作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是各个单位工作的综合反映。做好这些文章，就需要把十七大精神领会透，把所在辖区银行业工作研究透，以此提出对促进监管工作有效性建设和推进当地银行业发展有指导作用的办法、思路和措施。
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忠民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信托公司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信托属于金融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所证实，而且必将在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中得到印证。我国信托公司历史上经过五次整顿。但是，毋庸讳言，我国信托公司目前无论在规模、创新能力还是规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信托公司的广大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人员，应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创新能力，认真研究和规划信托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把信托公司做大做强。
具体到中诚信托公司，除了继续抓好公司治理、内控建设、合规经营外，在发展战略上要以创新为主线，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展信托业务创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市场配置资本的比重不断加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形成。信托公司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开发新的融资型信托产品上下功夫。同时也要看到产品日益丰富，必然带来综合理财需求的增加。我们要着手研究开发综合理财产品，逐步培养和提高公司综合理财的能力。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合理进行产品创新。
其次，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信托是舶来品，发达国家的信托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要采取考察、学术交流、业务合作、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信托公司、信托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有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国际合作，虚心学习，引进他们的产品开发技术、内控制度，借鉴他们的经验，结合境内市场情况加以消化吸收，更好更快地提高公司
的市场开发能力和开发水平，为市场提供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第三，以人为本，培养和建立一支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队伍。人才是信托公司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公司要根据创新发展的需求，实施调整人力资源政策，提高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在注重人才引进、加强业务培训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公司在业务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上的竞争、激励机制，使人才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要着手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实行高管持股和员工持股计划，建立长期激励机制。
篇9
一、国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经验分析
（一）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体系较为完善，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离岸金融发展迅速，当前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税收优惠制度，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体系以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例如新加坡在实施离岸银行业务时，更注重监管的明确性，对参与主体分层次实施监管，以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具体将参与主体分为国家、金融机构、纳税人，制定的监管依据、监管标准各不相同，监管更具针对性。日本构建了全面的监管体系，旨在创建安全的银行交易环境。实施内容分层监管，尤其是针对洗钱、毒资等黑色经济的负面效应，更是监管提档升级。2015年，IMF提出离岸银行拥有全球约二分之一的跨国资产，《The Banker》也提出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离岸银行进行交易。可见，离岸银行已与全球经济紧密结合。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贸易的典范，构建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执法信息库，解决管理软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先后通过了《禁止滥用避免天堂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促进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法定化、透明化，以保障国家税源。2015年，瑞士签署多个协议公约共同加强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打击逃税漏税问题，共同维护金融秩序。
（二）实施低税负的适度税收监管制度，减轻离岸银行业务税负
目前，在离岸银行税收征管方面，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结合自贸区经济发展特点，实施低税负的税收监管制度，旨在减轻相关业务的税负。新加坡是典型的实施低税负的国家，税收在GDP中的占比约为13%左右，以保证其投资环境独具的吸引力。按照金融业务分类来看，对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0%的特惠税率，相比银行业务17%、保险15%的税率而言，低税负突显。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税负也较低，两万新元起征、海外所得但在国内收取均不需纳税、大部分金融服务可免征等。中国香港也实施低税负以增强本地区?制竞争力，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6.5%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收益、资本收入、股东分红收益等均无需纳税。美国联邦部门虽然未对离岸业务所得税作出专门的豁免规定，但纽约州、佐治亚州等均在本州所得税层面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加利福尼亚州对离岸银行业务的税金和执照费均可依法得到豁免。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针对金融业均实施相对低税负的优惠制度，如日本作为经济外向型国家，利用税率这一金融杠杆，降低间接税比重，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三）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构建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如果说法制化的税收监管体系是离岸银行业务的保障，那高效的税收监管体系则是离岸银行业务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国际通行做法是构建了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的税收监管程序、科学设计税种，实现对离岸银行业务的高效监管。中国香港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体现于征管方式，采用通知申报纳税，操作性较强，精简冗长的缴纳环节。税收征管主体规范化，避免了多头监管、相互推诿的问题，有效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新加坡税收征管的主要特点是，税率简单化，无论是对征税机关还是纳税人都便于操作，使征税流程规范化，实现了高效监管。美国税收征管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加强国际合作力度，对逃税行为给予严厉惩罚，使其无处遁形，如国内针对利用离岸银行转移财产等逃税行为，处以5年以下监禁，并处以罚金；如瑞士银行利用严格的保密性，利用因帮助美国客户逃税，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不仅就加强税收监管签署多个协议公约，瑞银集团还被处以7.8亿美元的罚金。
（四）积极发展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均积极发展离岸银行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既有利于监管逃税避税行为，又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美国推行税收征管无纸化办公，通过数据联网使纳税人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纳税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利用计算机系统的大数据筛选，甄别出可疑账户，通过联网技术实现国内报告、国外信息交换的双向监管，节约了税收征管成本、有效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如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将涉及1万美元以上的异常外汇交易向财政部报告，标记为逃税嫌疑账户，通过互联技术实施实时监管并及时做出处罚，冻结账户、立案征查、处以罚金等。中国香港征税机关实施网络化管理，实现了征税程序的透明化，由银行通过离岸业务数据进行客户识别、保存交易信息，列出存在逃税嫌疑的账户，传输至征税监管系统，征税机关进一步对账户进行核查，防范洗钱、逃避纳税等行为。整体而言，税收监管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能够有效的遏制逃避行为、打击金融犯罪，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高度契合。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比较
（一）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距，且我国相关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高。美国、日本、新加坡、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均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如欧盟先后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里斯本条约》、《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等，不断完善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打击逃税漏税行为、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旨在规范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但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还有待于提升。如针对纳税主体利用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漏洞实现延迟纳税的行为，大多数国家都引起重视，美国出台了《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以便加强税收监管，但目前我国这一领域还处于监管空白。又如关于离岸银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很多，如享受企业所得税10%的优惠税率，外资金融机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三年按15%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但多以公告、通知的形式，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离岸银行税收法规，无法与国家税法体系相衔接。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悬殊较大，且我国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的问题。美国金融市场十分发达，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速度迅速，也有赖于其强有力的税收监管主体。尤其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确立了美联储（FED）为监管最高机构的地位，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实施全面监管。日本受美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方面的影响较大，成立了专门的金融厅，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进行全面监管。尤其是取代了银行局、大藏省等部门关于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克服了多头监管、监管“真空”等问题，加强财税征管工作，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与之不同，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多头管理，主体不统一、职责不明确等问题。2003年我国成立银监会，设置初衷是确立其对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地位，剥离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监督权。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目前央行依旧保留着对银行业务的核心监管权，如支付清算、反洗钱等，并未移交给银监会。另外，外汇管理局又负责离岸银行的经营、外汇事务等。由此导致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监管效果不佳。
（三）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明显存在差距，且我国监管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针对异常流动难以实现及时地全面监管。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自由化、规模大、交易频繁等特点，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美国颁布了《海外账户税务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等，实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利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信息，防范洗钱、逃税避税行为。2017年3月美联储公布加息25点子，但货币政策依旧非常宽松，为应对美元贬值风险，势必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2月，跨境人民币指数的（CRI）283点，已有160多个国家与我国进行兑换交付，活跃度较高。尤其是央行公布《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办法》，进一步拓展了离岸银行业务。大规模的人民币资金流动，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管体制作为支撑，但我国现有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机制并不健全。虽然央行于2016年12月通过了《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起实施，规定异常资金流动报告的对象是反洗钱中心。由此，银监会、外汇管理局无法及时收到信息，也就很难对离岸银行税收、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全面的监管。
（四）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在国际协调方面存在差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背景下，各国已就规范离岸银行业务、加强税收监管达成共识。瑞士银行被称为“避税天堂”，因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受到来自全球客户的青睐，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压之下，承诺将于2018年与其他国家首次共享银行信息，“避税天堂”的地位行将终结。瑞士与包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47个国家签署《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国际公约》于2017年正式生效，?⒂欣?于国际协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目前，全球已成立了离岸银行业监管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规范离岸银行业务，相续了一系列文件，如《跨境银行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严格的追究的机制，导致效果并不理想。每年非法资金流向“避免天堂”的金融依旧十分巨大，如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估算，2016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避税天堂”瑞士的非法资金达到10425亿美元之多，仅中国就约占到二分之一。我国已意识到强化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必须加强国际协作，与近百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专项税收信息交换等协议。但就目前国际协作来看，由于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复杂性的特点，国际合作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出于利益的考量，相关协议推行难度较大。
三、国际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监管制度的法治化，明确监管主体职责
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背景下，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方能支撑法治化经济，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保护纳税人利益。由中央层面立法，提高法律层级，实现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法定化、透明化，与我国税收系统相衔接。借鉴国外税收制度，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判，制定统一适用于中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税收监管的稳定性。同时，应科学设计税率、税种、征管程序，有效降低税务部门的监管难度，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以符合国际惯例，提升对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有效性。明确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各司其职，有序衔接、协调工作，解决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央行应逐步向银监会过渡监管权，真实实现对银行核心业务的独立、高效监管。
（二）强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中性化
从国际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经验来看，适度宽松的监管环境与税收优惠制度有助于保障业务的发展、实现金融自由。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加强的背景下，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离岸银行业务的影响越来越少，投资软环境的建设更具吸引力，国民待遇原则将占据主导地位。离岸银行业务是我国面向国际金融市场的窗口，推行中性化的税收优惠制度，能充分发挥杠杆作用，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借鉴发达国家实施低税负的经验，逐步减征营业税、利息预提税、印花税等，减轻纳税人的税负，使税收监管制度既发挥普遍调节作用，又能够缓冲因财富分配比例过大所造成的影响。针对跨境流通资金交易额大且频繁的特点，税率的设计与资金的短期行为相结合，解决金融长短资金不匹配问题，防范国内金融风险。
（三）构建信息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高效监管
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程序中，信息不对称是主要症结所在，构建信息化的征管体系是国际化税收监管制度的核心所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监管经验，在税收征管环节实施网络化管理，构建信息技术与高度融合税收业务的征税平台，让纳税人能通过网络自主完成纳税义务，确立离岸银行业务的判断标准，为征管机关提供明确指引，征管机构分清权责、实行征管职能合并，实现税收监管的高效性。同时，征税机关应联合海关、工商、外汇等部门，构建诚信管理体系，探索综合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对跨境流动资金进行实时、全面监测，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信息筛选，便于分析与预测，提升税收监管效率。构建国内、国外税务信息交换制度，进行执法监察，统一为纳税人发放识别号，明确涉税信息报告制度，推进税收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发展，避免利用离岸业务逃避税收征管。
（四）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离岸银行税收情报交换制度
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的特点，决定其实施高效的征税监管必须明晰国际税收监管规则，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国际合作，打击洗钱、逃避税行为。适当扩大避税主体，将自然人纳入征管范围，明确避税执法主体，参考《税收条件示范法》完善预约定价（APA）机制，明确避税启用条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并且，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在签订双边APA的同时，制定国内法律与之相协调，既有效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又能够实现税收监管的全面高效。构建税收情报交换网络，在现有的自动情报交换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不断提高交换种类、效率、规模、层次，减少税收资产的流失。实施税收情报交换时，注意信息网络安全，防范因黑客、病毒入侵导致的纳税人信息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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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从央行金融调控、货币政策角度看，银行监管是指监管机构由于金融业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稳定有巨大影响所采取的某种法律约束行动。
2、从银行的现场检查角度看，银行监管是指银行检查与银行审计。
3、从银行法律和规则角度看，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管理即对银行经营活动加以法律与规则的约束，也包括显著影响银行业运行的所有规则，或是有系统地进行管理控制，使其遵守规则或符合标准。
4、从银行非现场检查与监管角度看，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督是指报表监督和指标管理，促成一个迅速、准确反映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信息系统。
综上，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督与银行管理，包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合规情况监督、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督、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银行准入与退出的全部流程。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及状况
随着银监会的成立，我国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
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的利益得到切实保证。
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由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果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果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
同时，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金融深化广度还不够深，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商业银行要及时向公众公布与之相关的信息，监管者要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度作出判断，并纠正公众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法制建设还未健全，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商业银行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而在影响广泛的国际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新方案巴塞尔协议Ⅲ出炉之际，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已未雨绸缪，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本已在酝酿之中，这主要涉及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四个方面。近期监管部门刚召集商业银行讨论在新的资本监管框架下，如何改善和提高银行监管，即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之下，监管层对国内商业银行各层次资本充足率，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和超额资本充足率均有明确要求。按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所有国内商业银行各层次资本充足率均作统一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6%、8%和10%，这一要求分别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4.5%、6%和8%。再加上超额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要求或达15%。
三、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探讨
根据巴塞尔协议，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借鉴国际商业银行监管先进经验，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监管机构在商业银行监管中的职责、意义以及具体监管建议等内容，这为各国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指引。我们应以此为借鉴，构建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对于我国的银行监管而言，当前过分地强调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在本质上是偏重于监管者的监管规则而忽视了金融市场本身具有的游戏规则的限制作用，忽视了市场机制对银行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监管功能，其结果是导致市场规则可能无法存在。所以，顺应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潮流，当前应缩小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的边界，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