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危机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定义：与地轴垂直，并环绕地球一周的圆圈

（2）特点：①指示东西方向（与地轴垂直） ②每条纬线都是一个圆（除南极北极两点外） ③不同纬度纬线的长度不相等（赤道是最长的纬线，越靠近两极越小）

纬线是与地轴垂直的线，沿着东西方向环绕地球一周，所有的纬度都是平行的，并与经线垂直。其中，赤道是最长的纬线，纬度为0度，整个地球沿着赤道向北和向南各分为90份，每份为1度。因此，南纬90度是南极，北纬90度是北极。我国首都北京位于北纬39度的纬线上。

2、经线

（1）定义：连接南北两极并且与纬线垂直相交的半圆

（2）特点：①指示南北方向（与赤道垂直） ②每条经线都是半个圆 ③经线的长度全部相等

篇2

《职业技术教育》：当前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Denise Amyot：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意味着，扩大人们接受技术和专业教育（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机会，增强技术和专业教育的适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相关研究表明，所有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需要获得一系列广泛的中等后教育与培训，而应用学习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采用同一种模式，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全之策。但为适应全球经济的迅速变化，技术和专业教育机构需要与雇主及其所在社区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提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怎样形成这样一种高效、有活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传统来说，人们普遍希望通过进入大学实现个体的就业和生活成功，因此，怎样吸引更多的人到应用型学习机构学习是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提高专业和技术教育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促进个体实现成功的公平和有吸引力路径。我们需要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就业率，帮助其创业成功，这些是改变学生及其家长对技术和专业教育看法的重要信息。我们还必须确保职业教育体系中有一流的领导者和改革的先驱者。仅仅有充足的管理者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动态的领导者。我们也要求教师不仅仅是授课者，还能利用各种工具启迪青年人，给予他们动手操作的经历，从而为其获得有报酬的职业生涯作准备。

《职业技术教育》：各国职业院校在办学和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各国和学校又是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

Denise Amyot：我上面已经提到了现在面临的关键挑战。就可能的解决方法而言，我可以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学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培训的适切性而言，加拿大的学校都设有项目咨询委员会，每年都对相关的课程项目进行调整。我们还设有国家行业理事会，持续推进与雇主的合作关系，从而使课程适应当前行业发展的要求和标准。现在加拿大负责中等后教育的国家部门也根据一些关键的绩效指标对部分学校给予经费资助――这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率以及雇主和学生的满意水平。这种实施形式和问责机制持续激发了专业和技术教育机构在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努力增强所提供课程和服务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就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来看，职业教育毕业生职业生涯的成功及学校开展的创新性教育项目就已经证明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的职业教育机构已经适应了新的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用语――现在探讨的是专业和技术教育（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而不仅仅是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事实上，加拿大近来出现的一种现象更加证明了需求驱动应用学习体系的优势，如一些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再回到技术学院学习证书或文凭课程。在过去的五年中，仅在多伦多地区，大学毕业生进入职业学院学习的学生人数就增加了40%。现在的雇主对其青年员工培训的投资日益减少，因为他们都积极寻求雇佣已经证明具有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资格，而不仅是具备理论知识的员工。职业学院提供的与行业相关的实践导向的生涯培训和工作场所实践是一个有益的结合。

就职业院校教职员工的培训和领导能力来说，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强职业教育机构的影响力，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积极致力于加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领导力构建及其合作网络建设。我们已经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AEIE）合作，开展职业教育领导力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VELT）项目。通过该项目，中国职业教育机构的校长和副校长可以到加拿大和其他五个国家学习技术学院的领导模式。

《职业技术教育》：通过与中国职业院校办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及到中国职业院校的参观考察，您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感受？

Denise Amyot：近年来，中国努力通过政府决策和增加投资加强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发展，以增强其适切性，扩大其受众。在与其他国家教育部门交流时，我们经常把中国作为这一领域的一个范例。中国应该为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感到自豪――努力提升其职业教育机构的领导能力及其师资的能力，并把这些方面作为评判未来成功的标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积极改革感到激动和振奋。例如，利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贷款，加拿大温哥华社区学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VCC）对来自中国湖南省职业院校的教师开展了三个月的定制教师培训项目。这一项目关注的重点是培训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课程开发、领导力、评估技术、战略规划和治理能力等。

我们积极鼓励来加拿大参与这次培训的教师能够在课堂教学方式上进行改革，以支持其实现对学生的积极教学目标。

参与者对培训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大部分参与培训的教师都认为，这次培训经历丰富了其教学途径和方式方法，他们期望能够进一步开展合作。

《职业技术教育》：与您所在的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差距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Denise Amyot：首先，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较强的倾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进入大学学习，并认为其他类型的教育都是次等的。要改变这种心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前面已经说了加拿大的例子――要改变这一点需要发展并宣传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并使职业教育学生有继续进入大学学习的路径，以满足想进入大学学习的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同时，还要宣传具有应用性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就业及获得工作机会方面的优势和价值。雇主也需要认识到职业教育的价值――一个高质量的劳动力依赖于他们与教育机构的合作，以提升相关的教育项目，并确保教师具有相关的行业工作经验。教育机构需要向企业一样运营――需要创造条件，实现自身经费的可持续性。如果看到了职业教育的价值，行业企业就会向职业教育提供相关的设备、教师培训、应用研究合作、技术转让及学生实习机会等多种支持。

为使应用性高等教育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为职业教育发展一个高效的治理体系，从而为学校或教育机构提供决策的权力，以应对经济发展的变化。他们需要敏锐地抓住社会中的各种机会，使社区和行业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中来。在这方面，需要实现一种范式的转型――这一体系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机构为中心，以确保整个体系都关注学生的成功，从根本上支撑他们从教育到就业的顺利过渡。

《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建设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加强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沟通，实现学生的无缝过渡是中国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您所在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国家政策应提供哪些支持，职业院校在具体办学中应作出哪些改革？

Denise Amyot：通过加拿大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提供不同教育体系间沟通的路径是实现成功的关键。有许多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错误是，强迫青年人过早地对教育路径进行选择，但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改变教育路径的机会。需要为青年人发展从中等学校到不同类型中等后教育机构过渡的清晰且容易转换的教育路径。加拿大学院体系90%以上的就业率吸引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到我们的体系学习。我们还看到很多学生特意到技术和专业教育体系进行学士学位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体系提供的学位是应用性的，并包含工作经验，很多老师和指导者也来自行业。一个令人满意的教育体系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一体系应有不同类型的学生、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图1是加拿大教育体系的示意图。

《职业技术教育》：近来，中国相关政策提出将一些大学转向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为主的职业教育机构，许多院校在这方面面临困惑，您对中国这些院校有什么建议？

Denise Amyot：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他们首先需要考察本国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技术学院，同时实地参观其他国家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学校。比如加拿大，在实现教育体系的多样化和为学生提供多元学习路径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此外，还可以参观巴西联邦学院，该学院计划派遣1000名教师到加拿大学习三个月，以提升他们学院的教学水平。首批50名教师已经在加拿大接受完培训，并返回巴西，他们在教学方式改革及与行业企业合作方面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同样，我们也已经与中国的一些职业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计划于2015年春天到加拿大参观考察，我们非常欢迎并期待他们到加拿大来！

《职业技术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在这方面，WFCP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WFCP未来在促进国际职业院校合作方面将采取哪些策略，重点目标是什么？

Denise Amyot：世界职教院校联盟（WFCP）是一个学院和学院协会间的国际网络。WFCP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一种引导性的作用。WFCP希望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分享前瞻性的教育策略和最好的教育实践，以提升世界各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WFCP希望能够通过全球统一的声音影响相关政策的发展，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国际水平上促进成员创新性教育项目的发展。这些跨国性的多元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全球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篇3

    陈东琪在此间举办的“海尔。财富中国第二届资本论坛”上说，“稳”将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也是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基本特征。利率、汇率也将以稳为主，要调整也只会是小调、微调，不会是大幅调整。

    陈东琪认为，由于去年中国的宏观调控采取了预调、微调和结构性调控措施，对一些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发现和预防比较早，又没有采取旧式的“急刹车”和“一刀切”，所以没有伤筋动骨，没有中断经济繁荣发展的势头，没有挫伤各方面的积极性。

    他预测，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职工工资、农民收入增长会比2004年略有减速，但还会在去年全面高速增长基础上保持整体上的增长势头，不会积累更多的金融风险，更不会对银行的还贷能力造成大的冲击。

    陈东琪认为，内需方面，“过度投资”受到抑制，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市场方面，前两年房地产市场过热和证券市场过冷的非均衡格局会有所变化。

    他说，去年中国采取措施遏制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制造业投资过热的现象，以防止煤电油运等方面的供给矛盾进一步加剧，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保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2005年“局部过热”的问题不突出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要小一些。调控的重点是防止经济滑坡，避免出现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这就要求财政和货币的双稳健政策要灵活操作，特别是货币政策更有注意调整的灵活性和弹性，给经济降温也不要走极端。

篇4

[关键词]总部经济；概念辨识；主体视角；政策框架

随着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和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或原驻于中心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将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迁移，总部经济已成为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总部经济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概念，尽管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关于总部经济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

由于总部经济具有很强的经济效应，因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实践中，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纷纷将总部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表明总部经济已成为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人们对总部经济概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认识上和行为上的误区。

概念是人们在头脑里形成的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科学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总部经济现象向学术界提出了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总部经济的要求，而且，这对于政府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不同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然后，分析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实行“脑体分离”以破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企业悖论”，进而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接着，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对总部经济概念进行界定；最后，在上述分析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框架。

一、总部经济概念回顾

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区域视角的概念。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因此，现有概念大多从区域视角对总部经济进行界定。赵弘认为，所谓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其他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总称。这是目前引用较多的概念之一。在这一概念中，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是区域。

第二，总部视角的概念。总部是指企业系统中独立于生产环节但对其具有指挥和控制权力的决策机构。余钟夫认为，总部经济是一种首脑经济，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总部出于企业发展需要而与生产环节实行空间分离的结果。广义上，总部经济是指经济与非经济的、官方与非官方，带有总部性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统称；狭义上，总部经济是一国内外带有总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统称。从价值形态看，总部经济是这些机构组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总和。

第三，中心城市视角的概念。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往往因为其拥有独特的信息资源、人才资源等而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高洪深认为，总部经济实际上指的是作为经济区域中心的城市，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中心、管理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物流中心等，形成总部的集群布局，在优化提升本市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同时，通过向周边地区、全国乃至跨国界的地区实施经济管理、决策和服务等职能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概念明确指出了区域中心城市在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企业和城市视角的概念。企业因为发展需要而将总部从运营系统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并与其生产环节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具体地说，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而生产环节则向外围城市迁移，这已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史忠良和沈红兵认为，总部经济是指企业和城市在使双方都能获取更高经济效益的目标驱动下形成总部和城市集聚并产生外部经济的经济现象。企业总部集聚改变了城市形态，而城市形态也影响着企业总部的发展。总部在城市集聚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企业和城市二者对更高经济效益的追求，其结果是，企业和城市能够通过总部在城市的集聚而获得“双赢”。

二、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上述概念都是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界定总部经济概念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总部经济，就必须正确地界定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这也正是人们把握和利用总部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不同视角的概念对政府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将会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为了科学地界定总部经济的概念，本文将从分析企业组织演变及其动因出发，以便更好地辨识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及其特点，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总部经济现象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机理。

当今世界，现代大型企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工商企业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资源高级化的潮流，在企业规模、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即朝着企业组织大型化、扁平化、模块化方向日益演进。如图1所示。

第一，经济全球化驱动企业组织大型化。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生产经营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和重组的过程，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国际分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大大促进了生产经营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获得和配置生产经营要素的空间。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现代工商企业必须建立全球化的视野，寻求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历史背景的文明的契合点，在全球范围内统筹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工商企业就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即将原来由市场机制调节的活动内部化，并通过企业的威权管理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企业组织也日益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同时，企业组织大型化也要求有一个“总部”来承担相应的决策和协调活动。此时，总部的功能就是实现企业对市场的替代。

第二，信息化驱动企业组织扁平化。信息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的特征和趋势，主要表现为以日新月异的信息 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速度显著提高，信息传播空间无限扩展，信息处理能力空前强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被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地。可以说，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并给世界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为了应对信息化带来的挑战，把握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日益大型化的现代工商企业就必须采用分权式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赋予下属的生产经营单位更多的决策权。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因此，当它获得最新的信息时，就可以迅速据此作出决策，而不必将信息传输给“总部”，再由“总部”作出决策后让下属经营单位执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中，只有那些抢先获得和处理信息并迅速据此作出决策的企业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大型企业为了适应信息化发展潮流，以更快的速度对市场需求变化作出反应，就产生了企业组织扁平化的强烈冲动，即缩减企业组织的中间环节，赋予下属经营单位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第三，资源高级化驱动企业组织模块化。任何经济系统都具有层次性，且这种层次性总是与特定的资源位相联系。此外，经济系统还具有结构性的特征，经济系统的演化就是结构转换的过程，这种结构转换表现为“单－结构－分工结构－模块结构”，推动这一结构转换的动力是决定经济系统竞争力高低的主导资源。企业是一个微观经济系统。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企业以土地、资本、一般劳动力为主导资源，并采取单一结构以追求规模经济；在工业化中级阶段，企业以技术、信息、人才为主导资源，并采取分工结构以追求分工经济；在工业化高级阶段，企业以关系网络、组织信誉、社会资本为主导资源。随着资源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企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分工结构在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在系统内部获得协同效应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而采取以功能再整合为基础的模块化组织是获得和利用高级资源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模块化与高级资源的获得和利用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以功能分割为基础的模块化并不绝对地强调人的专业化，反而对不同模块之间人员的合作与交流持鼓励态度，因此，关系网络、组织信誉和社会资本很容易在模块化系统中形成；另一方面，在显性整体设计规则和隐性局部设计规则的作用下，模块化网络结构不是完全松散的，而是集中与分散协调统一的结构，也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结构。

三、破解城市化中的企业悖论：脑体分离

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理解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机理，还必须分析企业所在区域的空间特性。换言之，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加工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并且能够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从时序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从空间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的影响，各个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增长并不是均匀地发生的，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其中，一些城市以更高的强度吸引物质要素和加工过程的集聚，并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从而成为特定区域的中心城市。

对企业而言，城市化进程就是生产经营要素在城市不断集聚的过程，也是生产经营要素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城市化中的“企业悖论”：一方面，企业必须向中心城市集聚才能获得所需要的高级资源；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发展使得企业获得所需要的初级资源的成本日益上升，从而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企业就产生了实行“脑体分离”的强烈冲动。所谓“脑体分离”，是指企业将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以获得高级资源，而将生产环节布局在外围城市，以低成本地获得初级资源，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组织模块化也使“脑体分离”具备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模块”(modular)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作为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模块能够完成一定的功能。组成系统的各个模块通过标准化的接口或界面进行协调和交互作用。现代大型企业为了获得分布于不同城市的资源而实行“脑体分离”后，总部与生产部门的功能也随之分化，即总部以决策和协调为主要功能，而生产部门以产品制造为主要功能。所谓总部，是指在企业系统中独立于生产部门的决策机构，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种“独立”既指组织机构上的独立，也指空间形态上的独立，是在一个企业系统框架下的相对独立；二是总部作出的决策往往显著区别于生产部门的决策，具有综合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性的影响，如投资与融资决策、研究与开发决策、营销与销售决策等。

因此，总部和生产环节都已成为典型的“模块”，它们分别根据自身独特的内隐信息运作，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独立运作。当然，在总部和生产环节之间则涉及系统的整体结构，两者根据对企业系统而言外显的设计规则进行运作。其中，外显的设计规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是用于界定各模块在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信息；二是接口或界面，是用于描述不同模块交互作用的信息，包括各模块之间的连接和沟通的信息；三是标准，是用于检测各模块设计与设计规则的一致程度以及衡量比较各模块性能的信息。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企业在组织模块化的条件下，基于总部和生产环节的相对独立性而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的结果，即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大型公司将其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向某区域的中心城市迁移，而将生产环节向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小城市迁移；或者是原驻于中心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其生产环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从而在某区域形成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生产环节在外围城市集聚发展的格局。如图2

四、二维四方主体视角的总部经济概念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的结果。因此，理解总部经济不仅要从分析企业“总部”与“生产环节”之间的“脑体分离”现象出发，而且要从“脑体分离”后它们各自的地区布局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关系，继而进行总部经济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

1.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关系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涉及两个维度：企业和区域，其中，企业包括总部和生产部门；区域包括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因此，理解总部经济必须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来考虑。所谓二维，是指企业和区域，这两维主体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所谓四方，是指企业的“总部”和“制造基地”、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二维四方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关系，对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图3所示。

在企业维度，总部经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生产要素和企业形态可以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现象，在本质上是由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驱动的。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企业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根据各个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将总部与生产环节相分离，分别布局于其所需要的资源丰富的地区。其中，承担决策和协调职能的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这是因为，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了为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融资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通信、网络、传媒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技术贸易、专利、知识产权等组成的科技服务业，由会计、审计、税务服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市场调查、管理咨询、广告设计等组成的商务服务业，由教育与培训、会议与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承担制造职能的生产环节布局在外围城市。这是因为，企业可以在外围城市低成本地获得土地、一般劳动力等基本资源，帮助企业高效率地完成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总部和生产部门由于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组织形态，因而必然存在各自的利益追求。在企业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就成为现代大型企业面临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另外，企业在空间上实行功能分离之后，如何在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实现功能耦合，也是现代大型企业所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区域维度，由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资源禀赋的不同，中心城市对企业总部更具有吸引力，而外围城市对生产环节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发展总部经济不能仅仅从中心城市的视角出发，而应该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共同纳入总部经济的视野。石滋宜认为，总部本身并没有生产力，单靠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不会带来成功。事实上，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凡是总部经济发展较早、较快、较好的区域，往往都是那些拥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群的区域。当原属于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而向外围城市迁移时，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外围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必须协调好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各地方都把gdp等经济指标作为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而拥有能力迁出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骨干企业和利税大户，企业迁移总部后，必将使原有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属地区的经济实力，这样，企业总部的迁移就不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而可能会引发政府的强力干预，即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挠企业总部迁移。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城市作为受益者就必须考虑如何给予外围城市相应的补偿，这样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如何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2.总部经济概念界定：二维四方主体的视角

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是重要的行为主体，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也就是说，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以及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迁移，是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任何其他主体刻意“安排”的结果。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使企业能够在“脑体分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也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行为主体。具体地说，作为区域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也将通过资源配置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必须将区域作为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主体才能真正理解总部经济、发展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企业与区域相互作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全球总部迁移也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对我国而言，现阶段的总部迁移，一方面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境外总部迁到我国或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调整国际市场战略；另一方面，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也纷纷向中心城市迁移。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效应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更促进了所在区域的发展。对企业而言，将总部与生产基地进行空间分离，分别向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集聚，客观上是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寻求经营成本最小化的必然结果；对区域而言，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和消费，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最终提高城市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的大量集聚必然会提高当地产业竞争力和城市化水平，最终在区域整体层面上提高经济竞争力。

不仅如此，在企业的“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在区域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重要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总部”与“制造基地”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实行“脑体分离”后，企业总部不仅可以获得完成决策和协调功能所需要的高级资源，同时也可以使制造基地低成本地获得基本资源。而且，采用模块化的组织也使企业提高了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降低了经营风险。就“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总之，二维四方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能仅仅考虑“总部”而忽视“制造基地”的作用；同样，也不能仅仅考虑“中心城市”的利益而忽视“外围城市”的利益。

因此，仅仅从某一视角来理解“总部经济”显然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必须从二维四方主体视角来界定总部经济概念。为此，本文对总部经济作如下界定：所谓总部经济，是指跨国公司、本国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包括职能总部)向区域的中心城市迁移，或原驻于区域中心城市的企业将生产环节迁往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企业总部在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发展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在外围城市集聚发展的格局，在发挥总部决策功能和协调功能的条件下，获取企业经营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在促进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发挥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促进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概念揭示了总部经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特征：第一，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和“生产环节”实行“脑体分离”的产物，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总部布局于“中心城市”，而生产环节布局于“外围城市”。第二，总部经济不仅包括吸引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入驻中心城市，还包括吸引企业的各种职能管理中心，如投资中心、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等。第三，总部经济不仅是指企业总部或 地区总部以及职能中心入驻中心城市形成的经济形态，还包括本埠企业的生产环节迁往外围城市而形成的经济形态。第四，二维(企业、区域)四方(总部一制造基地、中心城市一外围城市)主体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发展。第五，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区域间经济协作发展模式。第六，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生产单元、总部所在区域以及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四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

五、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框架

尽管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考察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总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府政策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展总部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般地，政府应当通过制定以下方面的政策对总部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和影响：集群政策、支持政策、供给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如图4所示。

1.集群政策

从二维四方视角下的总部经济概念出发，政府的集群政策包括中心城市的总部集群政策和外围城市的制造业集群政策。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集群政策与产业政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集群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1)中心城市总部集群政策。从现代服务业的角度来看，企业总部是一种商务服务业企业或机构，主要从事企业管理服务。在《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企业管理机构(代码为7411)是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只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资产管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内部日常工作的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担。显然，总部正是这样一种企业管理机构。作为一种商务服务业，总部是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导人制造基地的生产过程，总部的高人力资本密集性和高知识资本密集性及其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的要求决定了其必须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另外，总部的工作人员对生活与工作条件、交通与通信设施、培训与教育机会等要求极高，而这些只有在中心城市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应制定吸引和鼓励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进而形成总部集群的政策。

(2)外围城市制造业集群政策。总部作为一种商务服务业，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总部提供企业管理服务，特殊性则体现在总部只为本企业的制造基地服务。最终，总部决策和协调功能的效力(包括效果和效率)必须通过制造基地的效力体现出来。因此，区域政府(包括中心城市政府和外围城市政府)应当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联合制定制造业企业集群政策，吸引和鼓励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向外围城市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这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进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吸引境内外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并增强其区域“根植性”从而促进总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2.支持政策

支持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认定条件、资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奖励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等。

(1)认定条件。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的认定条件或界定标准对特定地区或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十分重要。一方面，它可以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积极向中心城市迁移，同时也可以使总部企业充分利用政府的资助、优惠和奖励政策；另一方面，它可以为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提供指南。在现实中，一些城市为了发展总部经济，盲目吸引并不具备影响力的所谓企业总部，占用了宝贵的城市空间资源，结果反而制约了总部经济的发展。

(2)资助政策。各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总部企业人驻，对入驻的总部企业往往采取一些资助政策，主要分为开办资助与租房资助两个方面。其中，开办资助是根据总部企业注册资本的规模给予相应的一次性补助；租房资助主要包括租赁、购买、自建等三个方面。开办资助和租房资助是针对总部企业本身的，也有地方政府针对总部企业的高管人员进行资助的。如南京市对新引进入驻河西新区cbd金融机构总部副职待遇以上、地区总部正职待遇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在河西新区租房居住的，按每个职位每月1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3)税收优惠政策。为吸引境内外大型企业在本地区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需要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南京市于2002年制定了《关于鼓励在宁设立科技研发机构若干政策的意见》。另外，还可以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的高管人员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如南京市规定，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外籍人员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出差补贴、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等，由纳税人提供合法有效凭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后，免征个人所得税。

(4)奖励政策。为鼓励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地方政府通常会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如上海市规定，对经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且自认定年度起的年营业额首次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性公司，给予10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对自认定年度起的年营业额首次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管理性公司地区总部，给予5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具体办法一般是由市财政主管部门和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实施。有些地方政府还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的高管人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5)人员出入境政策。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的工作人员出入境比较频繁，各地方政府为鼓励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入驻，纷纷出台了方便总部企业人员出入境的相关政策。如对总部企业

3.供给面政策

供给面政策是政府从供给方面针对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职能总部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入驻载体方面的供给政策。一是高档商务楼宇建设和供应方面的鼓励政策。总部企业入驻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部企业对商务楼宇具有很高的要求，而这只有中心城市才能提供。总部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首先注重自身的品牌、形象等，其次才是考虑人驻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房地产企业或其他企业为总部企业建设和供应高档商务楼宇。对已人驻总部企业的商务楼宇，要进行排查、建档、规划、改造、置换、升级等，并通过制定政策来引导商务楼宇为总部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高管人员居住用房方面的相关政策。如广州市 规定，市国土房产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的人才公寓和公共租赁住房，用于解决总部高管人员和专业人才住房；市公安、人事、劳动等部门每年安排一定指标，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管理人员优先办理入户手续，为其办理家属招调和随迁手续、居住证等提供便利。

(2)投入要素方面的供给政策。一是自用设备、原材料方面的供给政策。如南京市规定，支持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依法取得外贸进出口权，为其所投资和授权管理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原材料及出口产品。二是人才方面的供给政策。如上海市规定，地区总部需要在本市就业的外籍人员，可以向市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一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和《就业证》；地区总部及其设立的研发中心引进国内优秀人才的，可以优先办理本市户籍。

(3)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政策。为总部企业提供公共设施方面的服务，满足其基本的日常运行的需要。如南京市规定，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及其在本市的投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市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统筹安排，优先保证供应。供应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深圳市规定，总部或地区总部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限额封顶或缴费比例下浮优惠。此外，政府需要建设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信息通道、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备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其制造基地等其他经济组织的空间成本。如三个全球性的城市——纽约、新加坡、香港集中了很多的跨国公司总部，这与其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与沟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

4.需求面政策

篇5

关键词:投资品;经济危机;无均衡价格;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一、投资品的定义

投资品是指购买后不需要追加新的使用价值,也不需要附加新价值,即可择机出售获利(也可能亏损)的商品。

投资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纯投资品。这类投资品没有使用功能,只有投资功能,如: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本文把纯投资品之外的商品称为“使用品”。二是复合投资品。这类投资品既有使用功能,也有投资功能,如房地产、金银首饰、收藏品、普洱茶等。

投资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上述定义属于狭义的投资品,广义的投资品既包括狭义的投资品,也包括生产资料。本文只研究狭义投资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概念的含混和交叉,另一方面是狭义投资品对经济危机具有诱发和加剧作用。

与广义和狭义投资品相对应,“投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指的投资是与狭义投资品相对应的狭义投资。

另外,如果把本文定义的“投资品”用另一概念“投机品”替代,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没有影响。按照习惯,“投机”一般代表负面作用,“投资”一般代表正面作用。但是,投资与投机没有明显的界线,本文后面会证明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很强。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经常以“我们是在进行投资,而不是投机”来逃避责任,政府也经常以“鼓励投资而不是鼓励投机”来逃避责任。为了堵住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很强,本文没有使用“投机品”概念,而是使用“投资品”概念。

二、有关经济危机成因与诱因的文献述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由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马克思也指出,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买与卖分离提供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危机的债务链条[1]。这可理解为,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马克思当年经济危机的内在诱因。

凯恩斯也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关键环节,但对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与马克思的看法截然不同。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有三个: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对货币的灵活偏好[2]。这都属于心理因素。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而在于提出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摆脱危机的论点,该论点被多数国家所采用。

20世纪70年代初,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否认政府政策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性,反对政府干预,这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自身也有重大缺陷[3]。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人们对房地产危机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危机的诱发作用也有很多研究。吴宣恭认为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用扩大信贷的方式缓解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4]。李石凯认为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低[5](有人认为是超前消费、消费率过高,与此类似)。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次贷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包括金融创新过度、金融全球化、金融监管不力、流动性过剩、低估金融风险等[6]。

马克思得出的经济危机本质和成因对当代经济危机仍然适用。当然,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复杂化、多样化,也使当代经济危机与马克思当年的古典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在当代经济中,金融危机对经济危机诱发作用更明显、更强烈、更普遍,房地产对金融危机的诱发作用更明显、更强烈、更普遍。

三、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及其推论

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一般商品(称为使用品)的供给曲线单调递减、需求曲线单调递增,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以实现单一的均衡价格P0。

投资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在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似,因为在投资品市场,“逢低买入、逢高减仓”是重要的买卖依据之一。但也有一些阶段与使用品相反,因为“买涨不买跌”、“追涨杀跌”也是投资品买卖的依据之一。在这种买卖依据作用的阶段,当投资品价格上涨时,买入意愿更加强烈,卖出意愿减弱,即对投资品的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当投资品价格下跌时,买入意愿减弱,卖出意愿增强,即对投资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投资品在这一阶段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变化方向与使用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正好相反。投资品供给与需求曲线的阶段性反向变化使投资品价格既有可能在偏高的价格暂时均衡,也有可能在偏低的价格暂时均衡,还有可能在中间段形成暂时均衡。可以说,投资品没有均衡价格或者说有多个暂时均衡价格P0,P1,P2等(见图1)。这一规律称为“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

图1 投资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

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是一个普遍规律,既可以从理论上逻辑演绎推理得出,也可以从大量实践中归纳推理得出。根据这一定律,结合经济活动,可以得出四个推论:

推论一:不论是纯投资品还是复合投资品,价格都会在多个暂时均衡价格之间往返运动,这使投资品价格必然会出现“涨过头、跌过头”。换言之,投资品价格“涨过头、跌过头”是投资品的基本特性之一,也是正常的、合理的。

推论二:投资品价格在向“涨过头”演变过程中,获得盈利的投资者数量增加、盈利总量增加,形成“财富效应”,这不仅会鼓舞投资者购买更多的投资品(促使“涨过头”的最终实现),而且也会鼓舞投资者购买或消费更多的非投资品。这意味着投资品价格“涨过头”必然会间接诱发非投资品需求的过度膨胀,诱发非投资品行业的“过热”。

推论三:复合投资品向“涨过头”演变的过程,本身就是使用品(因为复合投资品也是使用品)需求过度膨胀的过程,这必然会直接诱发上游产业需求的“过热”。例如,房地产价格向“涨过头”演变中,需求不断增加,直接诱发建材、钢铁等产业的“过热”。

推论四:推论二、推论三都表明,投资品向“涨过头”演变过程会诱发多行业经济“过热”,同理,投资品价格向“跌过头”的演变,会诱发多行业经济“过冷”,而经济形势由“过热”向“过冷”过渡的过程就是经济危机。可见,投资品对经济危机具有诱发作用。如果投资品的规模和范围如果非常小,对经济危机的诱发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当投资品规模和范围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明显诱发经济危机,并加剧经济危机程度。

从现实中的产业危机来看,无论是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还是网络股泡沫、普洱茶过度投机,共同的内在诱因都是投资品价格“涨过头、跌过头”特性。

在当代经济中,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次数最多、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金融业中的纯投资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另外,房地产之所以成为引发当代金融危机的最重要诱因,这是因为房地产现已成为交易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复合投资品,而且房地产是金融机构最欢迎的抵押品,因而成为复合投资品中与金融业结合程度最高的品种。

四、投资品双重性、投资者双重性及其后果

投资品对社会经济体系的作用

具有双重性,即正面和负面两种作用。正面作用也称为良或天使属性,负面作用也称为恶或魔鬼属性。投资品的双重性可以通俗地称为投资品“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以典型的投资品股票为例,它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发现均衡价格等多种良,但也同时具有助长赌博和不劳而获、诱使市场操纵和财务报表作假、加剧贫富分化、泡沫破灭后诱发经济危机等恶。 投资者在买卖投资品时也具有双重性,即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这似乎违背经济学“理性人”基本假设,实际上没有违背经济学基本假设,而是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共生现象。投资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品的供需曲线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似,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反;二是经济主体(人)在买卖使用品时符合理性人假设,但在买卖投资品时,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买卖使用品时是理性的,但在买卖投资品时则是理性与非理性都会出现。

投资者与投资品结合形成了投资活动,形成了投资品行业。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不仅没有减少投资品的负面作用,反而使投资活动的负面作用强化。以股票为例,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会出现4种结果(见图2)。其中第一种结果正面的,其余三种全是负面结果,第四种结果负面作用最强烈。从这四种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得出来,投资活动的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在种类上和程度上都更强,这可通俗地称为投资活动“少半是天使,多半是魔鬼”。

投

资

者 理

性 第二种结果

1.追涨杀跌,导致涨过头或跌过头

2.实业经营太辛苦,转向资本运作和炒股

3.合法操纵股票价格 第一种结果

1.优化资源配置

2.减少交易成本

3.发现均衡价格,促进价格实现均衡

非

理

性 第四种结果

1.像赌场的赌博,助长不劳而获的心理和行为

2.诱使非法操纵和报表作假

3.加剧贫富分化

4.泡沫破灭诱发经济危机 第三种结果

1.亏钱骂政府、企业或股评,赚钱则归功于自己

2.放弃原来职业,专职炒股

3.鞭打快牛(企业),为了上市扩张过快,留下隐患

恶 良

投资品

图2 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

五、投资品的规模膨胀与范围渗透

投资品双重性中的良和投资者双重性中的理性方面,使投资品规模膨胀和范围渗透有了名正言顺的依据,结果是投资品恶随着投资品规模与范围扩张而蔓延。

篇6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篇7

关键词：经济危机；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4-0123-01

进入20世纪之前，各国的会计准则都没有形成政策性文件性的正式规则。20世纪之初，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业务复杂化，会计行业感到了会计规范化的必要性，人们开始产生使用统一会计规范的需求。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发表《统一会计》，这是现代会计第一份权威性的指南，拉开了人类通过会计政策性规范对会计行为进行管制的序幕。

1 美国经济危机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股票大跌，一月之内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化为乌有，工厂倒闭、农产品滞销、流通手段被冻结，到处一片残骸。

全球经济专家从各个角度分析这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最后，无序的会计规章被认定为市场崩溃的罪魁祸首。纽约证交所最先提出，要求在经济危机过后尽快恢复证券市场的公允性，并及时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于是美国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这一机构的成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尽快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

2 亚洲金融危机

上世纪末，亚洲发生席卷大部分国家的金融风暴。这次经济危机最初引发于东南亚：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宣布随机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随后，马来西亚放弃了对林吉特保卫的努力，就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贬值对饿冲击。当年年底，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历史最低点，也引发了全国金融风暴。至此，东南亚金融风暴迅速演变为全亚洲的经济危机。

同上世纪30年代引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袭来，会计界便总结危机中凸显出来的会计准则的缺陷并作出相应反应：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区域内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倒是被隐瞒的信息无法及时公开、披露不明确的信息被报表使用者误解作出错误的判断，这些都严重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也使得财务报告的应有作用大打折扣；二是审计准则不规范审计质量较差，导致不合规报表频繁出现而且常人无法判断其真假对错。同时，也提出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预警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了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透明度的意见。

3 透过全球经济危机理性分析会计规范发展方向

3.1 理性分析会计准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投资机构、债权人等的判断和决策往往取决于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但是政府、投资机构、债权人的这些判断和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可见严格的会计准则和公允的会计信息与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会计准则不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但结合经济发展的现状逐步去完善会计准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事实上，理论界无法编制全无偏完全公允的会计准则，但是理性分析会计准则与经济危机、会计准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高规范意识和预警意识，是完全可以延缓危机避免损失的。

3.2 透过经济危机及时总结会计准则的缺陷

每一个时代制定的会计准则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符合当时的经济现状，而经济危机过后，人们会从危机残局中重新认识现有会计准则的缺陷和局限。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历史成本的缺陷，于是提出公允价值概念，认为公允价值能更真实更迅速地反映核算主体的财务状况。而在新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又暴露无疑，金融机构的损益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条件下，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预期；在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时，核算主体的资产价值往往会被低估，报表会显示亏损。可见，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受经济环境影响过大，这便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误导，使他们或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这也意味着公允价值属性反映出来的价值也只是相对公允。

3.3 提高认识，严格构建科学完善的会计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规范会计行为、客观反映核算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但是在经济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很可能要屈从于政治需要而偏离实际制定准则。所以需要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相对严格的会计框架，并作为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制定的理论依据，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更有助于维护公众利益。

认清经济形势，客观看待经济危机，逐步完善科学的会计准则构建体系，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这样才会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公信性，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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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场看起来由金融、石油能源的各种资源配置失调引发的次贷危机，只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停滞并得不到推动而产生的危机，其它都不过是现代社会在旧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积累起的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着崩塌的表象。所以，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一旦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未来生产力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动力的时候，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才算真正结束，届时呈现给世界及世人的是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1我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

企业文化成为一种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几乎同时也开始为我国企业所接纳。尽管企业文化从术语上看仍有一些歧见，但对其内容所揭示的本质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企业文化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甚至在同一民族条件下，企业文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企业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制形式基础上的企业文化，本质和形式基本是统一的、一致的。“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是企业的基本管理理念，“多、快、好、省”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当作企业发展方向和经营手段。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这改革开放公有制形式在我国企业中比例越来越小，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全方位的运用，使原有的“企业文化”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弱化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引进外资、技术和接受新的管理理念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成为企业彰显个性、代表企业利益的旗帜。而真正把企业文化作为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沟通外部环境及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还是在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以后。这时，企业已不满足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形象工程，简单模仿国外及在我国的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所谓的CI形象设计等，而是把企业文化与市场经济本质联系起来，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的手段、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沟通的工具、更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中、西方企业文化比较

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渊源都有所不同。不论是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文化，还是早期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都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征服和改变，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摆脱自然状态的束缚，同时也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彼此的尊重，形成了如今的以注重自我权利为特征的人本位型伦理的价值观，并以此通过鼓励个人奋斗、创新竞争的核心价值概念，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文化、文明的形成与发生是在原始社会，以家族、联系为基础的宗法文化及政治并没有随以后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出现而削弱或消失，反而成为以后两千年来中国“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核心政治的基础，自然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求仁”、“内省式人论”的基础。这种以家为基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建立和谐又绵绵不绝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从而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不难看出，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其非逻辑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呈现出逐步衰落的状态。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其逻辑特性决定了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主导了世界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但不可否认，中西方都以几千年的各自特色传统文化贡献与世界文明，但也有其不好的糟粕及思维方式，阻碍着彼此间进一步交流与融合，阻止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因为企业的治理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更是国际化、市场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背景下的产物。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中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在法制上、道德上、权力关系上、信用上、人事关系上、环境上方面的差异。

3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

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进一步显现。面对工业领域的部分行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断面临各种困境，我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也取得了出色效果。但我国的企业文化仍需要有一较长时间的适应与变革时期。一方面是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深刻程度则显得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文化发育度还不够；还有就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冲击力度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影响也将越来越显现。

3.1本土文化影响力日益弱化，外来文化乘虚而入一般而言，当经济危机冲击实体经济时，相对文化及文化产业却是个机会。而我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文化却相反。去年年底中外两部电影《阿凡达》、《孔子》的先后放映所产生的直接对垒，票房比拼的巨大差距足以让人深思。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署名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中国发生几条令人很不自在甚至啼笑皆非的新闻，张家界乾坤柱改名哈利路亚山；湖北蕲春宣布韩国女星张娜拉为李时珍形象大使；山东发行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这些都说明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在经济依然保持一定强劲发展势头，但一些企业和国民接受排山倒海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文化上显示出茫然无措。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正从本质上遭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正从内容或形式上日益成为经济文化的符号；这也说明国人与企业对追求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社会文化需求的迫切性。这些都会对当前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3.2各种不同背景文化特别是不同层次文化的矛盾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莫过于丰田召回门事件。丰田召回门初看上去和我国企业文化没有关系，但仔细分析，却有相当大的关系。其反映的更深刻国际背景是：与经济危机相伴相生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日本经济的衰弱；另一方面，这次丰田门其实也是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冲突，更是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在法制、诚信及信誉善于西方文化的冲突。引起丰田门的这些内部外部的文化因素，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

已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设法改变完善。我国企业管理者及公司员工从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是：重视企业产品的市场反馈；重视企业产品质量管理；任何时候，绝不能忽视消费者的利益，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3.3“沙滩文化”难以抵御金融海啸的冲击尽管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及社会各整体行业面临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及新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我国的一些企业都会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企业员工也会为企业的前景及自身的生存前途担心。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于改革开放而重组、合资发展起来的我国众多企业以及日益大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正在成为我国现代经济的基础，而恰恰是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根基浅薄、企业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成熟甚至淡漠。有这些企业构成的企业文化，无疑是一种“沙滩文化”。

4经济危机下构筑新世纪的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4.1坚持科学理念，明确社会责任和坚定发展信心，客观应对困难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既是机会也是挑战。谁能解放思想、把握机遇，谁就能竞争中脱颖而出，勇立潮头。经济危机，企业文化的试金石。企业在自己的成长发展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而这次经济危机更给了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重塑现代企业文化的良机

。

4.2抓住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完善企业管理企业总是要先有战略然后才有企业文化。对于先有战略还是先有文化的问题，就有些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不好回答,但中国联想集团柳传志先生就通过自己的实践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总结的这三个基本工作是这个顺序：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实际上，搭班子的工作就是组织、建设和形成有共识的团队。团队的确立就是战略的开始，只有通过战略，才能使企业的理念与使命得以实现。而战略的成功是以全体成员及整个队伍的成功为前提，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抓住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完善企业管理的基础。因此，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就是企业文化传播、影响、共享、内化的过程，是企业文化才真的形成和实现过程。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应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当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和创新本企业的优秀文化、借鉴社会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才会力克当前困难，化解经济危机与矛盾。并通过培训、沟通等多种推广方式来支撑公司经营管理举措的实施以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化解经济危机；对影响企业发展的问题予以及时修正，形成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消除公司推行经营管理措施的思想和文化障碍。因此，转变观念、增强企业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与社会科技的进步和企业的自主创新密不可分。只有这样，培育出得到社会市场认可的企业强势自主品牌，现代企业文化也就建立起来了。

4.3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时机。它不但可以促进我国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我国经济运行质量提高以及促进总体经济运行更加有效合理。而且，可以一扫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颓废气，重塑民族道德新理念增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转变经营观念、增强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与开展企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紧密相连。只有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基础上进行企业品牌和形象建设成功了，现代企业文化也就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小企业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引导和培育创中小企业的先进企业文化的形成，来提升中小企业的管理能力；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在经济危机中，把握好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机遇，为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和一个切实有效的、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的新型的学习型企业文化氛围。

4.4向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是新企业文化的起点二十一世纪的企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文化的较量。那些有强有力企业文化支撑的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营养，公司的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财富世界顶级企业中没有哪家公司没有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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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 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和劳动的使用者之间建立相互沟通、全面协调、依法治理、公平正义、和睦相处的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要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本着互惠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公平、平等的建立劳动关系,并解决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这是当前经济危机下解决劳动关系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通过创新和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1 经济危机给企业劳动关系带来的影响

西方国家劳动关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劳动关系的紧张冲突表现的比较突出。18世纪产业革命使得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是大量手工业者失业,恶劣的工作条件、原始的剥削方式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劳资矛盾不断激化。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引发的各种劳动关系纠纷、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由劳动关系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多。而在当前,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使我国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劳动关系问题开始爆发,直接挑战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发展。经济危机给企业劳动关系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1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

经济危机下因企业倒闭或经营困难而采取的裁员、减薪引起员工的恐慌和抗议,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威胁企业内部和谐,劳动争议案件不断攀升。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初步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于是裁员、减薪等手段成为企业应对危机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办法。不仅一些中小型企业如此,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企业裁员、减薪的措施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

1.2 劳动争议案件类型多样化

经济危机下,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争议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过去的劳动争议案件主要集中在因用人单位除名、辞退而发生的争议,现在主要有违法辞退,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等的劳动争议,而其中又以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案件居多。在劳动报酬的争议中,有关加班工资的争议最多,占到60%左右。

1.3 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缺陷显露无遗

现阶段,伴随着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逐年上升,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暴露出程序繁琐、环节多、消耗时间长,劳动监察不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的工作人员严重短缺和专业化水平不高,仲裁与审判之间缺乏合理的衔接等问题,甚至出现强制仲裁和仲裁前置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带来重重困难。

1.4 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制度和职能密切相关的纠纷越来越凸显

招聘管理中的公平就业、各种歧视(如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来源地歧视、户籍歧视等)、劳动合同不规范;薪酬管理中的工资、加班工资、保险福利等、人力资源离职中相关的培训费、薪酬等之争。

2 经济危机下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分析

企业劳动关系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过程中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密切相关。更与我国长期低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直接关系。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劳动关系的问题一直“潜伏在水下”,但是当经济危机时,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原本就存在的劳动关系矛盾开始“冲出水面”,凸显出来,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企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是停留在口头上和口号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对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制定了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比例仅为12.9%,建立并按照制度执行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9%,建立并执行员工申诉制度及员工合理化建议制度的企业分别占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在已建立起相应制度的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不按照公司的规定执行考核制度及员工培训制度。曾湘泉做过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调查,调查后发现90%的企业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分析、工作评价。

经济危机发生后,企业的应对方案除了解决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上的问题之外,主要解决的是管理的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很多企业特别是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感受到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影响,迫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力资源管理,真正感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2.2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多的是停留在理念上

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企业界,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盛行。曾湘泉曾撰文指出:“中国人的概念之先进可以与美国人相媲美,美国今天登出的东西,一周后绝对在中国的报纸上能看到。多年来概念是满天飞, 行动是地上爬。”“中国人不缺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 而缺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所以我们掌握着世界非常先进的理念,但是实践操作上却远远落后。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没有很好的工作分析技术,没有职位说明书,没有基础工具,我国企业的招聘、考核、薪酬、晋升、培训缺乏依据。正是由于实践操作上的薄弱,使得企业在危机来临时手足无措,只能靠裁员来应对,而裁员时不分良莠,不管有用无用,一刀切。这种“冲动式裁员”带来的是经济一旦好转,企业将无才可用。现在经济开始逐渐回暖,很多企业又出现招人难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当前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问题,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执行力变得尤为重要。

2.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进程较慢

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进程较慢,使得类似案件长期积累是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存在拖欠工资、超时加班、不签订劳动合同等行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法不责众”的错误认识,没有在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仍然沿用原来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员工的维权意识随着《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深入宣传、实施正在日益增强,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也日渐深入,广大员工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企业既要面对内部员工越来越高的维权的呼声,又受到政府日益严格的监管,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依法管理,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

3 抓住机遇,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经济危机对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带来极大的影响,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该如何应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提出,经济危机是一次灾难,更是一次机遇,经济调整必然导致资金的重新配置,甚至是国际性的重新配置,其中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创新并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为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奠定基础。

3.1 重视并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贯彻以人为本,就应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努力改善工作环境,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了,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员工的满意度就提高了,企业的目标也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和谐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落到实处了。要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就要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入手。

一是要结合企业各个岗位的实际,运用适合企业的工作分析技术,编制好企业的职位说明书,为人力资源管理其他模块的操作提供依据。二是完善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起来,建立起有效的晋升、晋级制度与灵活的激励机制,体现公平与公正原则,使奖励、晋升有助于改善员工工作态度,提高员工和企业绩效。三是建立健全企业的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四是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制定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五是开展多样化的福利措施,持续地改善职工生活质量。

3.2 企业应抓住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为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经济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招聘活动普遍低迷,有很多企业冻结招聘,或大面积裁员。我国的企业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但是,我们也看到经济危机给我国企业吸收高素质人才和紧缺人才带来了机遇。企业应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进行人才储备。因此,经济危机为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带来了新机遇。

一是经济危机给企业选人带来机遇。在经济危机时期进行人才储备对于企业是非常有利的,一是由于很多企业大幅裁员,以及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加,劳动力资源丰富;其次由于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对薪酬、岗位、行业、地区等过去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的要求不再挑剔,为企业增大了获得优秀人才的空间;企业选择这个时机招聘,会降低企业的招聘成本、用人成本,企业能够以最低的代价获取优质人才;现在招聘,能够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现在很多企业打破常规,积极网络人才,为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二是经济危机是育人的良好时机。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在困难中培育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可以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在经济危机下,很多企业开始采取多样的培训方法培养人才,既暂时化解目前企业生产不足、人员过多又不愿裁员的矛盾,又为企业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三是经济危机为企业用好人才带来契机。企业如何用人可以说是一门艺术。经济危机下,企业要给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使他们能够为企业所用,为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关。

四是经济危机下企业更要想方设法留住人才。经济危机下,既容易留人,又容易“流人”。容易留人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较大,员工更愿意稳定,降低了企业的员工流失率;容易流人是由于很多企业在现在的环境下,认为市场上有的是人,谁走都无所谓,忽视人才在心理上、事业上的需求,忽视人力资源制度特别是薪酬制度和晋升机制的公平性,一旦市场好转或有其他的机会,这些人才必将流失。因此,越是在内外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越是在企业困难时期,越要想办法留住人才。

所以危机,它是‘危’,也是‘机’。假如企业能看清形势,抓住机遇,顺利度过这段‘低潮期’,到经济复苏时,就是‘机’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回暖,现在的进出口贸易额已开始攀升,已经做好人才储备的企业,这时笑到了最后。

3.3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专业素质,改进服务质量

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一定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素质,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他们的实施能力。对于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制度和方案的制定只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实施,如何与本企业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具备较强的实施能力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所必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能力的提高,将更有效的推动制度的落实,扮演好企业的战略伙伴、管理专家、变革的推动者和员工激励者四种角色,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实现提高企业和谐度的目标。

3.4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切实维护劳动关系

企业工会是广大员工的“娘家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能。企业的管理者通过与工会的沟通,能够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职工在想什么、有什么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员工的实际问题。同时工会组织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是员工利益的代表,也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实现良好沟通的桥梁和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工会组织,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困难,了解企业的问题,传达企业的战略,让员工理解企业的困难,实现企业与员工的有效沟通。因此企业应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工会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3.5 切实推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进程,规范企业用工,减少和避免劳动争议

一是企业要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劳动合同是建立稳定协调劳动关系的基础,也是处理劳动争议的主要依据。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就是要求企业按照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与员工签订合法有效的规范的劳动合同。企业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在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下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这样既使员工的合法权益有了保障,减少和避免劳动争议,又能够使企业广纳贤才,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二是要依法办事。劳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企业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按照劳动合同管理员工,合理合法的使用员工,避免违法侵权事件的发生,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降低企业由于违法侵权而产生的成本。三是要加强员工法律的培训,尤其是《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帮助员工了解法律,提高法律意识,合理使用法律,什么情况下才能去维权,学会维权。

总之,经济危机下使企业的各种劳动关系问题开始凸显与爆发,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但同时经济危机也给企业破解劳动关系问题的难题提供了新契机,企业应充分抓住机遇,通过创新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发展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化解各种劳动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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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界有三个人遭嘲笑最多，卢卡斯、伯南克和弗里德曼。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主席发言时提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他认为这个学科已经成为过去，“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当然，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一去不复返，而是他认为商业周期已经基本被驯服。

究竟如何才能驯服经济周期，或是如何才能挽救经济危机？美国的“大萧条”学者们一致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美联储的紧缩所致，因此都主张“撒钱”。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直升机撒钱概念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伯南克主席。但伯南克自2002年得到的“印钞机本”、“直升机本”的绰号也绝非浪得虚名，这主要是因为他具体提出了如何撒钱的方法，也就是将利率政策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持于零，大规模扩展美联储购买的资产种类，这就是著名的“量化宽松（QE）”政策。

因为直升机撒钱只能是比喻，不可能真正实施，“量化宽松”就是弗里德曼“撒钱”思想的实际操作版本。

比以上两位更有意思的是卢卡斯。

金融危机后，英国女王曾经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卢卡斯也给出了一个答案：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

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做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但这样的话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学者给出的回复。

现实是人们的预感并非阻止了危机，而是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其实预言或是警示经济危机的人并不少，有战略学者，有投资人，但没有一个是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因为这些人一直紧紧地把持着美国的财经舆论和经济政策，早就自满地认为“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

直升机撒钱的“量化宽松”政策最先就是在日本实施的，但是失败了，当时也是伯南克帮忙出的主意。但既然在日本失败了，那为什么在美国还实施呢？因为他们也只懂，或是只信这一个方法——希望自己操作一把，也许能出现奇迹，但奇迹没出现，出现的更多是“奇怪”——全世界都在用诧异的眼神看着他们表演。量化宽松已经搞了4轮，基本失败，难道还要搞“QE5”或是“QE6”吗？

货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货币是指印刷机印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则指贷款变存款派生出来的货币。狭义货币的多少取决于印钞机，而广义货币的多少则取决于企业家的信心和企业工厂里的机器。

目前，美国有8，0 0 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但是仅仅这8，000亿的基础货币就派生出了将近10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而印钞能力再强能印多少？如果印几万亿，那比美国有史以来印出的货币还要多，而且印刷货币就管用吗？

企业家如果不贷款，那这些货币就只能在金融市场转悠或是躺在银行，对经济毫无用处，如果要派生广义货币，企业家的信心比印刷机强得多，用印刷机来提升广义货币，不能说达不到，但从原理上是不靠谱的。

美国大萧条时通货紧缩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原因是什么，是美联储吗？大萧条时，到处生产过剩，企业破产，企业家不贷款，广义货币量怎么能上去？

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统计数据，得出了大萧条是因为货币太少，但他根本不知道货币是怎么运行的，因此出的主意自然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