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机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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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机制

篇1

[关键词]社会消防管理;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2-0082-01

一、社会消防监督管理现状

当前社会消防事业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消防安全工作的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整个社会抗御火灾的能力相对薄弱,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防安全需求还不相适应,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

一是部分法律法规协调统一性不够。如在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监督管理方面,《消防法》与《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储存、运输、销毁易燃易爆均做了原则规定,但在监督执法主体和监管内容上相互交叉;《消防法》及其相关行政规章规定了在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中,将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划行政许可和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作为消防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但在城市规划、房地产管理、建筑工程管理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内容体现不充分,衔接不紧密,极易出现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失控漏管的现象。二是部分法律条款义务与责任不对等。如《消防法》规定,教育、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人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但对未按规定纳人的,没有规定应承担白勺法律责任。三是部分法律条款实践操作性不强。例如,在对消防产品的监督管理方面,《消防法》原则规定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生产、流通的监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使用领域的监管,对同一不合格产品由三个部门监管,从制度设计上就增加了监管难度。

2.政府部门和单位在履行消防工作职责上还不到位

《消防法》以“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为工作原则,这是消防工作长期以来经验和客观的必然规律。但是在履行消防工作法定职责中,仍存在不到位和不充分的现象。一是市级、区县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抓消防工作能够建章立制,有规定、有文件、有会议、有部署、有检杳,但是具体到街道、乡镇、社区(村),往往逐级衰减呈弱化状态,主要表现为没有力量抓、没有精力抓、没有用心抓,导致城乡结合部、农村、社区源头性问题得不到把关,存在的消防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成为火灾频发区和小火亡人“重灾区”。二是执法人员欠缺法律知识,法律素质不高,特别是刚入行的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缺乏扎实的业务能力,去单位检查只能发现一些简单的火灾隐患,比如灭火器过期了、电线零乱了、应急灯损坏了等等,不能在检查中找到问题,造成致执法过程执法不明、执法不严、执法不规范,体现在执法业务素质不高,甚至在出现执法错误和疏忽等。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学习的广度、深度要不断加强,进而增大了执法难度,对执法进度和水平造成一定影响。三是有的部门和行业系统主管单位重主业、轻安全。有的部门和单位对消防法律法规不闻不问,不了解法律法规赋予的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导致对消防工作不想管、不会管,甚至还存在着消防工作是消防部门一家之责的观念。四是一些社会单位重效益、轻消防。一些单位特别是个帝单位往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淡薄,内部消防安全责任制不明确、不落实,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不科学,不愿意在资金和人员上保证对消防安全的投人。即便是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检查指出了存在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也缺少积极整改的态度,甚至宁愿接受行政处罚也不愿意实实在在的进行整改。五是有些单位消防安全自我管理能力弱、水平低。有些单位即便在主观上很重视消防安全工作,但人员素质低,流动性大,导致消防安全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滞后,检查和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低,甚至不会操作和维护保养自动消防设施。

二、推进消防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消防管理的领域不断扩大,这就要求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对管理的对象、手段、方法进行调整。鉴于当前社会消防管理工作实际,推进消防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1.创新思路,转变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

改变消防工作仅靠消防部门“单打独斗”局面,需要树立“大消防”理念,坚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推进政府相关部门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并实施项目化管理和年度考评,真正实现社会消防管理齐抓共管局面。从过去消防管理多以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合法建筑(场所)规模实体为主,转为将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农村、流动人口、违章建筑、非法场所一并纳人消防管理范畴,加强这些薄弱区域的基础建设、监督管理、宣传教育、综合治理,以消除“短板”,夯实社会消防工作基础。

2.创新机制,建立完善各类消防工作组织

社会消防管理要依托各类组织和社会力量建立起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一是强化基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实体建设,配齐专(兼)职工作人员和相关办公设施,合理投人经费保障日常工作;二是加强乡镇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按照有关标准保障落实消防站址、运行经费、消防装备器材、消防服装,实施强化训练和实战演习,提高战斗力;三是规范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加强农村、社区以及小单位、小场所消防管理;四是积极培育和规范消防设施检测、消防维护保养等社会消防中介组织,提供消防技术咨询及服务。

3.完善消防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

应该完善消防监督机制,约束执法者遵纪守法,以此来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首先要做好内部监督,即上级监督下级,同级之间互相,监督,确保消防行政执法活动公正、合法的进行。再者,要注重外部监督工作,加大对警务公开制的推行力度,提高消防监督执法的透明度,让社会单位、群众等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有更深地了解,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及时地发现执法过程中消防执法人员在的不当行为并进行纠正。以此,来改进执法人员的工作态度,从而提高消防行政执法水平。

4.坚持以专业化为主导,创新灭火应急抢险救援举措

要建设集消防执勤力量、地理信息、灭火救援预案、危险化学品专家组等社会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数据库,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灾害事故风险评估、辅助决策等功能的综合性应急救援信息管理平台,完善包括多种形式消防队伍,责任区一体化调度体系,提升灭火和应急救援决策力。进一步发展非现役消防救援力量,加强合同制消防员队伍建设,着力解决消防部队力量短缺问题。同时要以开展比武竞赛活动为契机,积极探索多功能化、模块化、轻便化的消防装备发展新模式;应对大型恶性灾害事故,创新组训方式方法;突出实战化、社会化的联勤联动联合演练,提高攻坚能力和综合救援能力。

总结

总而言之,社会消防管理涉及诸多层面、诸多内容,需要紧紧依靠各级政府,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广泛发动社会单位,共同管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才能保证落实。同时,社会消防管理只有创新思路、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创新标准,才能顺应时展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为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红宇.创新社会消防管理工作大力提升火灾防控能力.山东消防,2011,(3):14-15.

[2] 王英.加强和创新消防安全管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消防,2012,(3):19-21.

[3] 刘德胜.探寻“四网融合”之路深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的构想.牡丹江市公安局公安网.2012.3.

篇2

(一)深化对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打破,城乡差距依然突出,新农村建设还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取向,逐步构建起工农城乡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必须用现代生产要素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支撑起高效生态农业;必须通过农民的产业转移、就业转移,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农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必须通过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改变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但是,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是有限的,在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我市民营经济发达、民营资本相对雄厚的优势,通过村企结对等有效载体,调动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从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层面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方针,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有效途径和客观要求。

(二)进一步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经验,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活动的持久有序高效开展,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积极动员、自愿参与原则。既要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又要充分尊重社会力量各个主体的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搞强迫命令,不下指标,不搞摊派,不相互攀比,不搞“拉郎配”。二是发挥优势、形式多样原则。坚持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的资金、人才、信息、管理、技术等优势和农村的资源、地理、劳动力、产业等优势,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新农村建设。三是突出重点、推动发展原则。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围绕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培训农民促进增收、村庄环境整治、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开展活动。四是有序推进、注重实效原则。加强组织引导,合理安排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布局。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的利益,做好社会力量参与单位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对接,确保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项目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五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单位与结对支持村互惠互利、实现“双赢”是推进社会力量持久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要积极寻找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共赢点”,多采用联合合作、双向互动的方式,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增。

(三)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民营企业是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广泛动员和组织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对于带动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从对农村的了解程度,还是与农民的感情联系上,都有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要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高度认识和参与新农村建设。弘扬奉献精神,积极主动地参与新农村建设。

(四)不断完善政策,激励社会力量持久性地参与新农村建设。通过不断完善政策和激励措施,包括用行政手段、政策引导,特别是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如出台对农作物种植、牲畜家禽饲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等项目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涉农企业技改和引进设备贷款、农产品收购贷款、种养业贷款等项目实行财政贴息。对社会力量直接投资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等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等。同时,要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企事业单位捐赠新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资金经确认后,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部分可以税前扣除”的政策规定,提高企事业单位捐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篇3

[关键词] 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4-0065-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很快,现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24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0万家,基金会2500家,初步形成了数量增长较快、领域分布较广、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发展体系。

但是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需要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体制严重滞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监督管理手段缺失;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社会组织公信力不高;社会组织作用不大。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勇于探索,采取先行先试的许多做法突破在体制、机制、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大力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努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它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

一、突破双重管理的体制障碍,探索建立统一直接登记的新体制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是一种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负责的双重管理体制。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是双重的准入门槛,这会限制一部分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正态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业务主管单位对业务主管对象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其是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致使一些草根社会组织很难获取信任;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其业务范围亦日益复杂,这使得社会组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内很难找到对口的主管单位。因而,这种滞后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使得社会组织的发展很难跨越准入门槛,破解合法性困境。因此,自2011年初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陆续宣布在体制上先行先试,采取各种方式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

2010年7月,北京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2011年起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无需再找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上海2012年将探索通过“自律承诺制”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广东省自2012年7月1日起除教育、卫生等须前置审批的少数类别外,对所有社会组织实行民政统一直接登记,大大降低了社会组织合法化的门槛,为依法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并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体制保障。

因此,确立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条件,这不仅仅表现在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直接登记管理体制使其能够进行有效登记,从而获得合法身份,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并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从制度上给予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二、转移政府职能,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

现阶段,我国还未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的参与机制和途径。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但是相对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政府对于公共管理职能的让渡则稍显滞后,使得一些具备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社会组织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这不仅造成了社会组织无法获得充裕的发展资源,也影响了我国公共服务专业能力的整体提升。因此,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

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2012年3月,中央财政拿出1.9424亿元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和能力建设。2013年民政部还将继续投入2亿元左右的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开展试点。2012年,广东省将原有的400多项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同时政府拨付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为此,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正式以政策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即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并放宽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准入限制,通过招标采购、合约出租、特许经营、政府参股等形式,吸引市场主体参与投资。

上海、北京的区级政府每年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预算都已近亿元。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发展至今上海市机关各部门和个区县政府每年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高达数亿元,其中包括财政预算、专项业务资金和预算外资金,采取项目发包、公开招标、费随事转等多种形式购买服务。北京市于2009年即确立了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09年和2010年分别支付1.5亿元和1.7亿元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2011年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细化了购买服务的类别,分为五方面、40类以及300个公共服务项目,并采取全部购买、部分购买、奖励的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

因此,让渡政府公共职能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开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要退出社会管理的部分领域,让渡出一定的空间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接;另一方面就是要与社会组织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协商机制,即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相互竞争、互通有无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整合各自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优势资源,更好的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三、建立孵化机制,形成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支持体系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本身的发育不良直接影响了其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主要表现在:规模较小、活动范围有限、管理能力不强、专业能力建设不足、创新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性较弱、发展不平衡等。特别是其内部缺乏一支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单纯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不能有效保证服务提供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社会组织孵化机制和支持体系,以有效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上海、南京、深圳等地方政府近年来探索建立公益组织孵化机制,通过政策诱导、项目支持、培育指导、登记注册等措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育和快速成长。上海2007年在浦东建立“公益组织孵化器”,2010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筹建“社会创新孵化园”,旨在通过跨界合作打造一条公益产业链,培育新型公益组织。南京建立了政府与NGO合作培育的社会组织孵化模式,于2009年10月由南京市民政局、建邺区政府和爱德基金会联合筹办了“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从而有效利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优势,跨越观念、资金和制度缺失的障碍。2012年3月,广州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正式成立。2012年5月,深圳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正式挂牌。

可以说,建立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归因于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社会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社会的,社会性是其首要特征,它服务于社会,同样其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公益组织孵化机制不仅吸引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参与,一些走在前列、发展成熟的社会组织亦逐步成为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组织的孵化基地。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的发展还离不开企业、社会大众的支持、各种传播媒介等的支持。因此,社会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包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传播媒介之间跨界合作的体系。在这种社会支持体系之下,可以为社会组织拓展出更多的社会资源,一方面建立与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与企业合作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亦可以利用各种媒介的宣传,建立起一个有效吸引社会大众的捐资平台,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增量发展。

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形成党委领导下社会协同的多元生态

虽然社会组织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组织形式而出现,但正因为此也决定了社会组织一开始的定位就比较模糊,即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合理的定位。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还不能进行合理定位,这就使得社会组织无法找寻到适合自身发挥的空间,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通过尝试性地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形成党委领导下社会协同的多元生态是发挥社会自组织社会管理职能的有力举措。

目前在重庆巫溪、辽宁鞍山等许多地方,基层党政部门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注意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农村的村民互助会、村民维稳协会、拆迁矛盾调处协会、积案化解协会,以及城市社区的秧歌队、书法会、环保队、垃圾分类协会、流动人口读书会、菜农工会、保洁员工会、城管促进会等等。重庆巫溪党委政府通过扶植村民自主组织“乐和协会”、引进专业从事乡村社会服务的公益机构,组成了由村支两委、乐和协会和公益组织三方组成的乡建联席会,形成了村级治理的互补共生的包容性模式,即“村支两委领导、乐和协会协同、公益机构助推”,各方相互借力亦互相监督,和而不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辽宁鞍山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印发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文件,探索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2+1+X”鞍山模式。铁西区通过组建、扶持和规范一批民间调解组织,例如卢大姐民间义务调解中心、繁荣街道谈心屋,并于2011年年初成立了辽宁省首家“民间调解协会”,并在铁西区11个街道成立了民间调解分会、41个基层社区成立了民间调解工作站,从而构建了民间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四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因此,促进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协同是基于探索一种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探索形成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社会组织通过对群众的社会需求进行吸纳,并将之输入到政府,一方面可以提升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敏感度和切实性,另一方面可以有利于满足群众的社会需求,并及时解决社会矛盾,及时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这必将有利于加深政府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理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沟通机制。

五、加强评估问责,建立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表现为:政府监管的责任不清、力度不够;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缺失;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和覆盖面不够。其一,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责权不统一。登记管理机关虽然对社会组织具有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撤销登记或取缔等权力,但明显表现为其无“力”进行监督;而对业务主管单位则并没有要求其具有明确的监督职能,也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循而进行合法、合理监管。再加上即使要求业务主管单位进行监管,但会由于其与社会组织之间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而使其难以进行中立、客观的评判。其二,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还未建立。我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刚刚起步,很多社会组织还未建立起内部评估机制,再加上行业内还未形成一个业内监督机制,这使得社会组织的自律功能稍显薄弱。其三,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和覆盖面不够。其中,由于社会大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不够,因而还未建立起有序的公众监督;虽然各种传播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对社会组织的行为进行关注,但由于其往往是一种事后发现,而使得其监督较为滞后。为此,应当吸引多方主体加入到对社会组织的评估问责中,形成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民政部和各级政府登记管理机关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评估工作。2011年3月1日,民政部颁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开始正式施行。全国各地相继展开了以行业协会、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为主体的评估工作,各地基本建立了“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北京市、广东省等许多地方党政部门通过发展枢纽型组织推动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北京市通过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将业务主管单位职责赋予“枢纽型”社会组织,由其对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管理、提供服务。云南省探索民政部门与外事部门协调配合的境外在华社会组织双备案制度,于2009年底颁布实施了《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通过“组织身份备案”、“项目合作备案”等方式,将在华社会组织全部纳入政府管理的范围,给予境外在华社会组织在云南开展活动的合法性身份,努力形成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此外,媒体和新媒体带动了全社会参与的问责体系建设,对增强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即是要在以民政部为代表的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在各种宣传媒介的带动之下,构建出一种发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问责和评估体系。这个问责和评估体系的建立首先是基于增强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考量,其次则是通过问责和监督机制的介入不断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从而完善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建立、公益品牌的运作、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整体水平。

篇4

一、做好集中清理,合理规划资源

要盘活存量,关键是要摸清底数、掌握需求,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从而使机构编制的“控”与“增”能够有的放矢、有章可循。几年来,即墨市编办连续集中对事业机构编制进行了清理规范,其中2011年对事业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重点对事业单位承担的有关行政职能进行了调整理顺;2012年,开展了重点、难点事业单位清理规范,集中撤并职能弱化、长期不出效益的事业机构。通过以上清理活动,共撤并职能消失或弱化的事业单位52个,核减事业编制102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部门职能、在全市重点工作中的定位、现有机构编制、人员队伍结构、预计自然减员情况和事业单位模拟分类等因素,拟订人员编制3年调控规划,建立专门台账,按“严控、加强、维持”等实施分类管理,并将分类情况通报给组织、人社部门,统一把握。几年来,已对承担生产经营职能的事业单位实行编制严控,空编一律收回;对职能减少或相对弱化的事业单位,结合自然减员情况,采取“退二减一”或“退三减一”的方式逐步减少编制;同时,将收回的编制投向承担经济发展和重要执法及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累计为城管、、经济功能区等机构调剂增加编制70余名。

二、创新体制机制,综合配置资源

在机构编制资源紧缺的现实情况下,按照“机构不增、编制不增、人员不增、财政负担不增”的原则,转变工作思路,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着力从管理体制机制上谋创新、求突破。例如,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加快,市直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不断要求增设基层派驻机构、增加人员编制,但同时基层又存在多头执法和“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权责不一的问题。为理顺市镇权责关系,即墨市编办创新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将城管、食药、安监、国土、环保等8个部门的175项行政执法事项明确由镇统一协调实施,同时按照“内部整合、站所调剂、部门派驻”的方式,将市直部门执法力量下沉,与镇工作人员整合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在蓝村、田横两镇试点开展了综合行政执法。自试点以来,两试点镇共制止和查处违法建筑、违法占地50余起,镇驻地形象得到有效改观,群众普遍反映良好。2014年,即墨市综合执法全面铺开后,将结合实际对市直有关部门派驻乡镇的机构编制逐步进行整合缩减。

三、强化动态调整,统筹调节资源

始终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审视和谋划,按照“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所设、编制为优秀人才所用”的原则,做到机构编制动态化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2012年以来,围绕即墨市规划的七大高端蓝色经济发展平台,即墨市编办深入调研,充分挖掘现有机构编制资源,采取“一区一策”的做法,搭建起了符合发展需要和工作开展的平台。如青岛市政府在青岛市移风店镇布局规划青岛现代农业示范区后,即墨市编办建议市委对原即墨国家农业高新区管委进行调整,由其同时负责青岛现代农业示范区有关规划建设工作,既避免了机构重复设立,又使两个园区实现了统一规划发展。再如,经济开发区创智新区、蓝色硅谷产业区王村新城是即墨市规划的服务蓝色硅谷核心区的重要区域,即墨市编办突破设立实体机构、增加人员编制的固有模式,建立了高效的扁平化管理运行机制,以临时性机构为载体,抽调各责任部门精干力量集中办公,实现重点工作无缝隙配合、直线式推进,有效解决了重点工作涉及部门多、人员需求大的难题,使功能区发展与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取得双赢。

四、优化职能配置,节约用好资源

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法律制度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在各个国家实施的程度、实际的覆盖率以及具体的实施时间都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具体状况也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各个国家社会保险所包含的项目不同,而各个项目的资金又直接与社会保险基金相挂钩。在我国,根据风险的不同,社会保险涉及到了多个不同的项目,而每一个项目又都会积累一笔数额巨大的基金,把这些基金综合起来也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对这些基金该如何管理就成为了一大难题。在当前情况下,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这对于社会保险基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其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大,而且还面临着基金贬值的风险,我们既不能让社会保险基金长久的累积,也不能让社会保险基金流而不积,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管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内外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的现状

结合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具体运行状况以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指为了保障国民在年老、失业、患病、生育以及发生工伤时能够及时获得相应的帮助而成立的基金。[1]这个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以及企业职工的缴费、自由职业者的缴费、国家补贴等。而信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由于其存在诸多优点的原因迅速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推广和运用。所谓的信托管理就是指通过设立信托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具体到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信托目的,通过委托人选任受托人的方式来管理运用社会保险基金,主要就是利用信托原理并通过信托制度设计来实现管理。[2]

(一)国外关于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的现状

1.美国关于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的现状

1939年,美国通过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修正案,实际上也就是正式确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本质就是信托,并且出台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这部法律是美国关于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的标志性立法。美国将社会保险基金视为公共信托,其具体的管理运行要由《社会保障法》以及《信托法》来共同规范。[3]另外,《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自1974年颁布以来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仍然坚持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尤其是对受托人的要求从未脱离最初的制度框架,在其中详细规定了受托人责任、禁止交易、违反受托人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2.英国关于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的现状

信托制度最初的创设就来自于英国,而且在德国人创设社会保障制度后,英国也很快的进行了吸收借鉴,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托与社会保障制度在英国这片土壤上自然而然的得到了结合,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社会保险基金信托中的养老金信托。在英国,养老金信托立法呈现出体系化、全面化、精细化的特点。对养老金信托的管理不仅依靠于传统的养老金法案,更多的还要信托法以及税法的帮助,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英国养老金的设立必须采用信托方式。在英国,养老金监管特别强调信托,其将信托法作为养老金监管的基本法律。在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其采用审慎人规则,具体说来就是并没有对基金的投资进行过多的干预,大部分时候的监管都集中于投资决策环节,要求受托人要尽到忠实、勤勉等义务。英国的养老金信托重视对受益人权益保护,在其受托人中往往就包括受益人所选的代表,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受托人针对信托财产作出某项运作时受益人都享受充分的知情权,而且在法律上为其行使诉权提供了途径。另外,英国又为社会保险基金信托进行专门而有限制性的税收优惠,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对受托人进行规范与管理完善。

(二)我国有必要对社会保险基金信托进行管理

社会保险基金就如同国民的钱袋子一样,故其管理必须体现出安全性和增值性这两大性能。对于安全性而言,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企业和国民的缴费,相当于国民把钱交给国家来进行集中管理,以便共济性的抵御各种风险因素。因此,社保基金的管理者必须要保障基金的安全,保证其不被挪用和侵蚀;对于增值性而言,这就要求基金管理者不仅要扮演好守护基金的角色,而且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实现基金的保值以及增值。这就要求基金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一系列管理以及投资方式来实现基金增值,在管理方面就需要从源头上节约成本,并在具体运作中提高效率,而让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信托制度相结合则可以顺利的实现这两大性能。信托从产生时起就具有避税的天然优势,而减少税收征收恰恰能够做到节约成本,通过信托的方式来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管理,一方面国家可能针对信托制度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另一方面,信托的当事人也可以充分利用信托的天然优势,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实现降低税负。信托制度可以实现社保基金在管理上更加专业化,在该制度中充当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者角色的就是受托人,在受托人的选任上要遵从委托人的意愿,通常情况下受托人都由熟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以及法律法规的人来担任,而且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时要以实现信托目的,实现利益最大化为己任,要切实履行忠实、勤勉等义务。这样的设计就足够显示出了采用信托方式管理社会保险基金能够充分体现管理的专业性、精细化以及利益最大化。

二、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色彩浓重,缺乏市场导向性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德国,其通过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等保障制度措施来化解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风险,这种做法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国家行政力量在制度设计与推行中扮演中坚力量。其后,世界上各个国家纷纷效仿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在制度的具体实施中,包括但是不限于资金的筹集、运营、监管等程序中政府行政力量干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起步相对较晚,社会保险制度自1951年起才慢慢开始建立起来,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历程来看,政府在其中担当重要推动力量,社会保险的各个环节都有政府的全程参与。单从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性质而言,该制度运行的核心就是把政府作为主要责任主体而形成的强制性事业,要依靠政府介入才能推动其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数额巨大的基金,对其管理不能简单的束缚于政府权力之下,要将其解放出来,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参与竞争。在现实中,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总是认为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地方财政收入在不断下降的同时却要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4]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却又不能很好的做到简政放权,对于社会保险基金来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在兼顾其公共性质之余,充分的考虑其所具有的经济属性,让其回归市场。这样不仅能够达到让政府减负目的,而且能够大大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运行效率。

(二)统筹层次过低,不利于集中化管理

我国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目前仍然处于一个较低层次,各个具体社会保险项目统筹层次不一,2010年的《社会保险法》也指出逐步实现全国统筹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但是这仅仅是针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其他保险项目却没有提及到全国统筹层次。而且从总体上看,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仍停留在市、县一级统筹。[5]这样的统筹层次就导致了我国社会保险各项基金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基金管理必然也处于间断、混乱状态,由于大部分基金处在地方政府管控之中,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各有不同,导致中央根本无法出台统一的管理制度。这样的管理状态一方面带来了基金管理成本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腐败容易滋生。

(三)基金结余量大,收益率较低

我国社会保险各个项目基金的结余量十分庞大,而且每年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面对如此之大的社会保险基金,如何保证其保值增值就显得很困难,但是这又是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者必须要注重的一点。从我国目前的管理状况来看,社会保险基金虽然结余量大,但其实每年的收益率都不高,这一方面说明目前我国针对社会保险基金并未形成一个保值增值的机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尤其是投资运营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四)基金管理立法滞后,碎片化现象突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就研究领域及部门划分而言当属社会法范畴,但当前我国在这方面多为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研究,在法学层面上进行研究的较少,能够综合经济学视角、管理学视角,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学专业视角加以整合研究就更为少有,由此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要的就是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方面的立法滞后,碎片化现象突出。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基金管理规定,导致在具体实践中出现多头管理的局面,各个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一般都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缺乏独立性,而且管理所依据的规章及文件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以上关于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表明,我们应该尽快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规范来对其进行管理,防止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问题进一步扩大化。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较于国内起步较早,而且英美法系国家信托制度发达,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的国家大都将社会保险基金采用信托的方式进行管理,经过多年的运行实践,这一方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

三、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模式构建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立法,形成一个全面具体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方面的立法大多为部门规章,有些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作为稳定一国国民情绪的最低制度设计而言,这在法律位阶上明显过低。虽然2010年的《社会保险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尴尬,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在该法中并没有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进行专门有效的规定,而且在其中诸多的授权性条款需要进一步细化解决。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对于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都是由多部法律来共同规范。我国虽然出台了《信托法》,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将诸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范基金管理的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视为《信托法》的特别法。因此,在具体的信托管理关系构建中,要以《信托法》为基本法,配套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来用于具体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构建起一个条理清晰的法律架构。

(二)选任适格的受托人,构建严格的责权机制

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受托人的选任上,在选择受托人时要充分的考虑胜任性以及适格性,一个好的受托人必然能够为信托财产利益最大化提供帮助。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信托制度发达的英国,还是社会保障完善的美国,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对受托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包含选任方面,也包含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制。因而我国在对受托人进行相关规定时,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诸于受托人要充分保障受益人的知情权得到确实落实、受托人要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建立受托人违反义务承担的责任以及构建受托人资格禁止等制度。

(三)改变基金信托管理监管规则

任何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都离不开监管,对于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的监管而言,根据国际上的成熟经验可以看出监管关键在于受托人的内部治理,而受托人内部治理的前提又是在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审慎人规则。该规则在坚持传统信托上对于受托人义务规定的前提下,不再过多的干预资产组合以及持有上限。着重在投资决策环节进行监管,这样的规则能够灵活的应对复杂市场经济,有利于让基金真正的回归市场。另外,我们的立法要赋予监管机构一定的司法处置权,对于违反基金信托管理规定的相关行为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管理不仅符合我国当前基金管理改革的路径,而且与国际经验相吻合,是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及社会全体参与的结果,需要社会全体的信仰。[6]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让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在安全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实现保值增值效能。信托管理能够让社会保险基金真正的实现市场化、规范化运作,从长远来看,必然会让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更加合理化、有序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彭丽萍.社会保障基金信托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1.

[2]余雪明.比较退休基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1.

[3]程晓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律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4]储涛.基于扩大地方财源为视角的地方税体系完善[J].邢台学院学报,2015(3):92-94.

[5]郑功成.全国统筹:优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治本之计[N].光明日报,2013-7-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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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心理危机;心理疏导;心理咨询

现代社会,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压力增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心理波动和精神障碍,对此,一方面需要个人的自我调节以及家人朋友的关心帮助,另一方面也可求助于相关的心理咨询机构,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助其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当人们的思维认知一旦步入误区,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调节往往收效甚微,亲人朋友的规劝有时由于缺少正确的方法也难以奏效。我国心理咨询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不仅咨询费用过高,而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人们的心理保健意识普遍不强,当发生心理危机的时候很少会主动去寻求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不良情绪难以得到及时化解和疏导,极容易失去理智而产生极端行为:一是有可能导致当事人轻生自杀,二是有可能发生报复他人和社会的行为。早在2009年3月,有专家就提出了由政府出资建立公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设立全国统一心理急救电话的设想(2009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从最近发生的几起校园暴力伤害事件和诸多的自杀事件来看,建立健全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已势在必行。

一、要大力倡导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目前很多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有专门的心理老师负责对学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国外的很多企业也在企业内部设立情绪发泄室,让职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些措施对于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实现人的心理和谐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今年5月29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其别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此,各个企事业单位要尽快健全各级工会组织,加强各级工会组织工作的领导,并切实发挥它们在维护职工基本权利的基本职能,尽量满足职工各方面的合理需求。还要高度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和心理调适问题,抓好劳动关系矛盾的排查和化解,设立情绪发泄室,配备心理疏导人员,广泛开展心理疏导活动,帮助职工解压减负,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努力把各种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二、要积极推动心理咨询服务业的发展

进一步利用新闻媒体加大对心理咨询工作的宣传,普及心理卫生方面的知识,提高人们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做到能自我知觉心理问题的发生并主动到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对培养机构和从业机构的监督管理,严格制定相关的准入门槛、管理制度,重视伦理建设和职业道德水平的监管,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并把心理咨询纳入全民医保的范围,鼓励人们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实现心理咨询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大对心理咨询专业人才的培养,扩大高等院校心理学专业的招生比例,授权一些权威的培训机构或学术组织对行业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组织实施统一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的执业资格考试,培养更多的心理咨询专业人才,满足心理咨询服务业的发展需求。

三、要尽快建立公益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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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车辆保险 理赔 素质研究

1、车险客服岗位和工作内容

车险客服岗位负责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的理赔工作,主要包括接报案电话专线岗、查勘定损岗、报价岗、核赔岗、医疗跟踪岗、理算岗等岗位。

车辆发生事故报案后,由接报案电话专线岗进行查勘调度并跟踪处理过程和结果,同时,负责客户的电话回访工作;查勘定损岗负责保险车辆出险后的现场查勘和定损工作,核实出险标的,判断事故的真实性,查明出险原因,判定事故责任和保险责任,告知客户索赔流程和所需单证;报价岗指导和管理车辆零配件报价工作,收集价格信息,建立价格库,审核查勘定损岗位人员确定的损失,负责联系疑难案件或疑难配件的供货;核赔岗负责保险责任审定、损失确认、报价审核、损失金额的理算等工作,对展业人员进行风险控制和核赔实务的指导、培训,依据理赔情况,对承保政策提出建议;医疗跟踪岗负责查勘人伤案件,了解伤情,预估医疗费用,指导客户进行人伤事故处理和索赔,审核、管理人伤案件索赔材料,确定合理的人伤赔偿费用,建立和维护与医院、法院、伤残鉴定部门等的合作关系;理算岗负责理赔资料的收集、整理、传递、送审、赔案缮制、理算和归档工作,审核客户的索赔手续,及时通知客户领取赔款,解答各方对赔案处理进展的查询。

2、车险客服队伍现状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各家产险公司都十分注重培养和建设自己的车险客服队伍,总体来看,目前的车险客服队伍素质偏低,成分复杂,学历虽基本在大专以上,但专业五花八门。这些人员到保险公司从事车险客服工作,这些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保险和汽车专业教育,导致在工作中起点低、成长慢,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知识结构。

3、车险客服岗位人员合理的知识构成

随着车险理赔工作难度的增加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车险客服岗位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必须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

3.1、职业道德与礼仪沟通知识

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随着车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车险客服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也越来越被重视。客服工作作为车险业务的重要环节,客服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这直接决定了客服工作能否干好,能否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地提供车险理赔服务。

车险客服工作需要岗位人员同相关各方人员打交道,如客户、修理厂、服务站、医院、同行、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和司法部门等,这就要求客服岗位人员必须具备社交礼仪和谈判沟通的知识,以顺利地进行人际交往,顺畅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可促进保险公司同其他部门的交流、开展业务及宣传公司形象。

3.2、保险知识

从事车险客服工作,保险知识是基础。保险知识包括保险原则、保险合同、保险条款、车辆保险特征、理赔流程、相关单证、保险核赔、赔付指标及风险控制等内容,这些知识是车险客服人员顺利开展工作的有利保证。

3.3、车辆知识和车辆事故分析知识

车险客服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事故损失确定。损失包括车辆损失、人员伤亡损失和财产损失等。车辆知识是确定车辆损失的基础,主要包括车辆构造、车辆电器、车辆维修、诊断检测等知识。投保车辆发生事故定损时,首先要确定事故导致了车辆哪些构件损坏及损坏的程度,然后根据损坏程度判定零部件是修复还是更换,修复要考虑采用哪些修复方法及其工时费用,更换要考虑零配件的市场报价,最后对修复好的车辆进行检测。通过确定损坏构件、维修费用、零配件价格等最终确定车辆损失。

由于车辆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完善,加之电子技术在汽车上的普遍应用,现代车辆的结构性能日趋合理,车辆本身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逐渐减少,而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交通事故则在迅速增加。掌握事故分析的知识有利于客服岗位人员确定事故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准确识别故意事故和意外事故,以有效遏制保险诈骗、降低赔付率。

3.4、伤鉴定与赔偿知识

车辆事故损失除车辆损失外,往往造成人员伤亡损失。交强险、三者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险种的理赔都需要考虑人员伤亡费用的赔偿。人员伤亡费用一般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必要的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及丧葬费等。对人伤鉴定与赔偿一般需要掌握人体结构、医疗救治、药品分类、伤残鉴定及赔偿标准等知识。

3.5、法律知识

从法律角度讲,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是保险人同意补偿被保险人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需要用法律来维护。车险客服岗位人员需要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包括保险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合同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车险客服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产险公司应在加强车险客服制度建设和落实工作的基础上,全力打造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知识构成合理的客服队伍,提高车险客服工作质量,促进车险业务的持续健康快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凤琴.汽车保险与理赔.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王长江.高素质车险理赔员培养模式探讨.职业时空,201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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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组织;公信力;内部管理机制

社会组织公信力即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保证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社会约定,是社会组织的生命线。社会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则具有明显的错误导向与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社会主体不可比拟的。

一、内部管理机制的漏洞对社会组织公信力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社会组织运作缺乏透明度

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其正常运作所需要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或个人的捐赠,公众有权利了解社会组织运行状况。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在信息公开、公众知情权的履行、公众参与权等方面缺乏一套健全的保障机制。社会组织信息渠道的不通畅,导致了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不沟通,“暗箱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现象较严重

与其他市场竞争主体相比处于不平等地位,存在严重的“寻租”空间,造成社会组织严重的作风。其主要表现在:在进行决策时,组织官员不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受捐赠者的真实需要,武断决策,拍脑袋下结论,不计后果。

(三)寻租与腐败现象明显

各种迹象表明,我国社会组织的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些社会组织官员的形象就是代表相关社会组织的形象[3]。腐败现象的猖獗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使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逐步弱化,最终侵蚀社会组织合法性基础。

二、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

(一)决策机制的缺失

首先,社会组织采用的是“科层制”的管理体制,决策权往往集中在一两个负责人手里。决策权的过分集中使得组织进行决策时容易造成“独断专行”,仅凭自己的经验或是想法。其次,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民主氛围。造成决策不从实际出发、不讲究科学、仅凭经验和习惯办事。

(二)评估机制缺失

在大多数人眼里,由于成果难以量化,也更难测评和控制,因此社会组织并不重视评估。社会组织不同于企业,其成员在不参与组织分红的情况下,一旦人们的志愿精神不足,组织就会缺乏责任机制和发展动]。同时也会忽略投入及产出的比例问题,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无法对公众捐赠资金的高效利用提供保证。

(三)信息公开机制的缺失

我国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机制严重缺失,组织自身遮遮掩掩不愿意透露具体情况,尤其是财务状况的不透明,使得公众无法了解社会组织运营状况,甚至不知道其捐赠的款项被谁所用。公众处于信息弱势地位,难以作出表达其真实意愿的选择,最终加剧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误解,导致社会组织神秘化,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为腐败者提供“隐身衣”,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约束。

三、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重构社会组织公信力

(一)发挥理事会决策功能,促进决策民主化

世界各国的经验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理事会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理事会制度并不完善,大量担任非营利组织的理事由于自身公务繁忙,没有尽到理事的义务。非营利组织的重大决策也通常不是由理事会决定的。社会组织真正决策者往往是极少数,很容易造成独断专行,无法做出科学决策。因此, 建立完善、透明的理事会制度,发挥理事会的决策功能,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二)“三位一体”,建立科学评估机制

社会组织存在一些先天缺陷:缺乏提高效率的竞争意识,缺乏显示业绩的晴雨表,组织成员工作效率低等。这些不足主要是由社会组织评估机制的缺失导致的。为评估社会组织的运作状况,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评估机制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价,使公众对社会组织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同时也为其提供有效的信息,促使其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运作水平,成为社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直接推动力。

(三)“公开、及时、准确”,完善信息公开和沟通机制

公开信息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措施,要真正实现社会组织的高信任度,维持和增进社会组织公信力,就必须打破“暗箱操作”,降低和消除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最有效便捷的方式就是大力推进信息公开。重点是通过提高运作透明度来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同时便于公众监督,从而为建立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奠定基础。实施信息公开,提高信息透明度,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之一。因此社会组织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社会组织与公众间的沟通和理解。

(四)“透明、高效”,健全财务管理和公开机制

社会组织的资金是由公众提供的,公众有权利了解社会组织的财务状况。首先,一份详实的财务报告是社会组织对捐赠人和公众的一个交代。财务公开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只有高效透明的财务管理才能在社会上取得公信力,使捐赠人和公众更加认同组织,同时也将吸引更多的捐赠人和志愿者。其次,社会组织还可以借助政府公信力,主动邀请政府审计部门或社会审计力量的介入,来提升自身公信力。外部会计监管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有利用弥补内部监督的不足,更有效地发挥财务监督作用。

四、结论

重构社会组织公信力需要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加强和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外,政府、公众及社会都需要给予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政府应完善法律制度,明细社会组织的产权归属,制定合理的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提供利于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公众也应给予社会组织足够的耐心,对社会组织多些关心、爱护,并监督其运行状况。相信经过所有人不懈的努力下,社会组织终将重新构建起公众对其的信任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名.社会组织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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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x004)

[作者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浅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发展我国协商民主的启示 马克思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价值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及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时代意蕴及其拓展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马克思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探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 浅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浅析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探析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规制我国科技伦理的启示 市民社会理论从马克思向西方者的演化逻辑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EB/OL].(2012-11-18)[2014-05-20].http:///readnews.asp?id=3121.

[3]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C].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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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竞争骤然加剧,社会矛盾激增,频发的恶性事件背后究竟有多少隐情呢?带着一系列的问题和疑惑,《职业》杂志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赵孟营,请他从社会学的角度为社会和职场的心理危机问诊把脉。

极端行为背后隐藏的是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无论是在社会整体意义上,还是在社会的局部意义上,都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处在忐忑不安之中:人们既期望获得传统的那一份宁静,又期望能赶上现代的变化节奏。

这种忐忑不安的心境在都市和职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近乎白热化的竞争,让都市人和职场人频繁遭遇就业压力、感情挫败或情绪低落。而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综合效应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呈现。当人们这种消极的情绪缺乏引导途径和渲泄渠道时,就必然催生出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极端行为。

一份来自央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4%的受调查者在半年时间内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

赵孟营副院长表示,对于自杀和杀人现象产生的原因,学术界、企业和社会都各持观点。“我比较倾向于这一说法:自杀,顾名思义是行动者自己主动或被迫选择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它是个人自己的问题。一个人的自杀,很多时候的确属于个人心理问题:同样遭遇某种挫折,有的人会选择自杀,有的则不会。但是一个时期内,一个社会的某一特殊人群自杀总量突然增加,或者某个社会组织、某个特定企业内自杀总量突然增加,则一定是社会问题了。”

当事人大都处于“绝对剥夺”的状态

“近期发生的一连串与生命相关的极端事件既不是媒体炒作的结果,也不只是依靠个别心理干预能够解决的。这些事件本身是社会性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引发的结果。”赵孟营副院长指出。

这些事件本身的社会性特征表现在:在这一系列自杀或杀人事件中,当事人大都处于“绝对剥夺”的状态,即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都处于社会最底层,被称为“绝望的群体”。他们或为逃避,或为报复社会而采取了极端行为。这些事件被引发的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则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完整,主要是分配制度、福利制度、救济制度、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公民参与制度、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制度等存在的缺陷,制造出了一个处于“绝对剥夺”状态的群体。

虽然心理学家早就分析出,在自杀、杀人事件发生前,很多当事人会产生异常的举动,如表现出情绪绝望、内疚,主动谈及死亡,性格变得孤僻,以及生活习惯突然改变,比如在突发事件中显得异常平静或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人等。

但从社会学立场而言,这些个人心理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发生,其中往往蕴含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找出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并予以解决,这才是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的关键。

心理危机可能会在全社会爆发

赵孟营副院长特别指出,“根据社会学家研究某一个社会或某一组织(例如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自杀人数比率上升,通常有两种直接社会环境因素:一种社会环境是社会或组织内整合程度(也叫一体化程度)过度强化,即社会或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和管制力太强导致自杀率增高;另一种社会环境是整合程度过度弱化,即社会或组织没有能力约束和管制其成员。而转型期社会遇到的环境是双重叠加的:某些企业的整合强度太大(如富士康),而社会本身正在失去整合能力。企业员工一方面遭受企业主强力控制,而社会安全和社会尊严又难以得到保障。这样叠加催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的发生。”

赵院长认为,心理危机很有可能在整个职场乃至社会大范围内爆发。正如前面说过的,在社会发展处于快速上升的时期,特别是经济繁荣时期,新的社会矛盾会迅速激化并使人际间关系状态出现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时期,一大批人会不适应社会的转型,心理危机就完全可能逐渐危及到社会成员个人、广大职场乃至整个社会,这就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期必须直面的生命之痛。

政府、企业需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对于减少个人极端行为,政府和企业需要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治本”即政府、企业给予人相对自由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消除绝对剥夺的状态。中央政府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真正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要坚决督促企业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落实工作时限控制、最低工资标准等,政府必须出台监督条例规范企业行为,促进企业朝着充分保障员工权益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而就企业而言,在“治本”方面也是责无旁贷:企业必须通过组建工会、工人俱乐部等,提供管理者与员工畅所欲言的沟通平台,在交流中尽早发现员工的消极想法并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把不利于员工成长的观念消灭在源头。投诉机制则体现在及时受理员工提出的诸如待遇不公平等方面的投诉,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赵院长介绍,“治标”即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和社会救助机制,但是中国人在自杀或杀人前很少或几乎不会向心理干预机制求助,因此,社会救助机制在帮助有自杀或杀人倾向的弱势群体调整情绪方面就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