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改革计划；次贷危机；金融衍生产品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11―06

一、引言

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于2008年3月31日宣布，计划大规模改革金融监管体制，这项长达218页的计划涉及银行业务、地方保险经纪公司，以及房屋经纪等各个金融领域，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该计划宣布后，引起了美国政经界的广泛争议和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普遍关注。该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是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的监管权限，使其成为“市场稳定监管者”。美联储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二是新建监管机构“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目前日常银行监管事务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日后由这个新机构统一负责。三是新建监管机构“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以上为三大主要经济监管机构。四是新建联邦委员会“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负责制定统一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执照发放标准，以改变目前许多此类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五是新建“全国保险管理局”，逐步开始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保险业。鉴于目前美国保险业监管权分散于各州政府，联邦政府计划在财政部内部设立这个全国范围保险业监管机构以改变这种现状。六是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权限，由管理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金融部门。七是裁撤财政部下属储蓄管理局，其管理储蓄机构职能由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履行。虽然该计划要进入立法程序尚需时日，但是该计划是针对当前美国不稳定的经济金融形势提出的改革措施，体现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未来发展趋势。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推出该计划，它会给美国的金融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该计划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有什么启示?以下试对此作出分析。

二、美国政府推行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的原因分析

在美国的历史上，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目标经历了许多变化，往往经过大的金融动荡或是危机后，就会作出重大的监管变革。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萧条和金融恐慌促成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出台，并创建了联邦储备银行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先后出台了《1933年银行法案》和《1935年银行法案》，通过实施银行存款保险等制度，银行体系从崩溃的边缘逐渐得到了恢复；2002年，由于安然事件的教训，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对银行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进一步缩短财务报告披露的滞后期，提高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等。美国银行监管体系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也被称为是“危机塑造的”。这次推出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也正是美国经济金融在经历较长时间繁荣后，突然出现了大的动荡和不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危机、美元危机和股市危机是促使美国政府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直接原因。自2007年2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危机愈演愈烈，花旗、美林、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瑞银集团、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花旗、美林、瑞银的CEO都先后易人。世界排名第五的投行贝尔斯登因出现巨额亏损，公司股价从60美元跌至2美元，被摩根大通协议收购，对冲基金行业中的一些最知名公司也蒙受损失，全球主要股市出现持续下跌，美联储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机构进行紧急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08年4月8日在华盛顿了半年一度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次贷危机可能对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立即制订应急计划或其他补救计划，以减轻更为剧烈调整的风险，同时还需解决当前动荡的根源。该报告预计美国房价下跌和抵押贷款拖欠情况的增加可能导致与抵押贷款市场和相关证券有关的损失总额达到5650亿美元，若加上美国发放的与商业房地产、消费信贷贷款和公司的贷款及发行的相关证券，潜在损失总额可能增加到9450亿美元。这一评估结果比此前所有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对这场危机损失所公开发表的预期都更为悲观。此前，对这场危机损失最悲观的公开评估来自德国金融监管局一份内部报告，报告预测，次贷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金额为4300亿美元，在最坏情况下可能会达到6000亿美元。美国金融市场一直鼓励创新与竞争，强调通过内生力量保持市场稳定的均衡，次级债曾经是作为资产证券化创新的成果，但不想却酿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暴露了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规模快速膨胀，从2001年12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000亿美元(见表1)。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监管当局没有对次级债市场给予合适的干预，就连格林斯潘本人也承认：“当时也了解到一些次级抵押贷款的问题，但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种融资行为的严重后果……更没有想到它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市场震荡。”历史上曾多次上演由资产泡沫和相应而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金融市场崩盘的悲剧：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疯狂”，到18世纪“南海泡沫事件”、19世纪“铁路狂飙”，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涉及的某些杠杆工具属于新兴产品(尤其是被沃伦・巴菲特誉为“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金融工具”的衍生品)，虽然此次危机规模前所未有，但就其基本逻辑而言，当前发生的金融危机与以往没有本质区别。用海曼・明斯基的模型来看，经济繁荣都是由银行信用扩张开始，次贷危机前，房地产价格上涨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出现亚当・斯密称为的“过度贸易”情况，明斯基称之为“上升阶段”，当美国房屋抵押贷款经纪人把贷款发放给不具备资质的人群，对利润的投机就从正常的理偏离为人们所谓的“投机过热”或“投机泡沫”，泡沫偏离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而极度负面的泡沫就是经济崩溃。和以往历次金融危机一样，政府不得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多次注资和降息的基础上，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7月宣布向陷入困境的最大两家按揭融资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注资150亿美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2008年7月11日宣布接管因挤兑倒闭的IndyMac银行。次贷危机促使金融监管当局反思其监管政策和监管体系的不足，是促使监管当局推出监管改革计划的直接原因。

2．放松管制和放任金融创新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美国经济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增长，崇尚市场至上的思想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作用，呼吁放松管制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正如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竞选演讲中提出：“政府不应该挡住革新的道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管制的旧时代。”在金融领域放松管制的最大举措就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废止了自1933年开始执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结束了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历史。正是由于放松了金融监管，银行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银行重要的赚钱手段。在过去的10年里，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快速增长，1998年7月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为87万亿美元，到2006年7月已增加到45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世界的GDP总和的9倍多。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5家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花旗集团等，占全部902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97％，收入占94％。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Interest Rate)，占整个盘子的83％，名义价值为98.7万亿美元。为了有效化解银行信贷风险，所谓“银行债权证券化”成为了美国银行业通行的做法，即银行通过把贷款卖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银行“卸载”贷款的买家主要是各类基金、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购买贷款，这些金融机构通常会在市场上发行金融证券(最常见的是债券)，以筹措所必需的资金。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卸载”行动已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银行业的形势，加速了银行系统从1970年代开始的打破此疆彼界的步伐，从而使原来全部由银行承担的信贷风险变得日益社会化、公众化，而正是这些所谓金融创新直接导致了这次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源头是抵押贷款经纪商将房屋抵押贷款发放给不具备资质或还款能力的客户，然后投资银行将抵押债券分类、切割，同其他债券或金融衍生产品混合，形成形形的债务抵押债券，再经过穆迪、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的评级推介和一系列包装后，将这些债务抵押债券分门别类地出售。经过这样复杂的处理后，投资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产品的内容和风险，直到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次贷危机才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因金融科技进步而于十年前诞生的抵押债务债券和抵押贷款债券如今已颇具规模，从而使高风险资产经重新包装后获得很高的评级。这些变化和信用违约掉期的发明让风险管理人员能够轻松地交易和对冲信用风险。随着大量资金进入新型投资工具，非银行金融体系规模激增，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逐步加深。尽管美国现有的监管制度致力于保护投资者，但是复杂的金融创新使得投资者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指出正是金融创新导致了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世界发生了大约100场金融危机，其中很多危机都是由某种形式的放松监管的速度过快而造成的，在某些领域政府的监管依然必不可少。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让他们共同工作才显得格外重要，他们之间恰好能够取长补短L7J。对金融业适度的监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由其本身特性所决定。无论金融业的形态怎么变化，也无论金融产品如何创新、信息技术如何先进，金融业作为金融中介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产品所具有的公共品的性质不会改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金融创新、市场参与层次和范围更加广泛、技术进步等原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但没有减弱，相反更加明显；由于金融杠杆的使用，其外部性特征也随之放大，可能造成局部风险变为全面风险，单一风险变为系统风险，由“市场失灵”造成的金融风险在范围、层次和影响上也将超过以往的规模。作为监管者，就应该审时度势地调整监管思路和策略。

3．监管权力的过度分散导致监管真空的出现。美国在政治领域历来强调权力的分散和制衡，在监管领域同样如此。美国的监管体系相当复杂，商业银行同时受联邦当局和州当局监管机构的监管，几乎所有银行都受到不止一家机构的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州银行机构，其他监管机构还有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储蓄机构监理局和其他储蓄机构监管者、州保险专员、联邦商务委员会等。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既有分工，也有重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监管权力的制衡，并提高了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这种监管体系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民主和自由的环境，就如格林斯潘在《动荡年代》里写道：“几个监管者比一个好。”但是这种监管体系在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面前可能出现监管者缺位、出现监管真空的情况。在这次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看出，从次级贷款、和其他产品混合到信用评级、打包销售，在这样一个长的链条上，由于分别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在风险传递蔓延过程中，却没有一家监管机构负责，原来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变为一种劣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上沿袭了上个世纪30年代因经济危机而变革后的格局，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格局下，现有的监管体系的局限性和不足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从次贷危机反映出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个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不够。由于实行功能性监管，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四个行业类别机构实施监管，反而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拥有全部信息和权威以监控系统性风险，无法识别并制约个别金融机构危害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不当行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很难采取高效率的联合行动解决金融市场突发危机事件。二是导致监管套利行为的出现。在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情形下，由于界限不清或职责不明造成的“监管真空”，使得一些金融风险未能够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由于各个行业监管标准不一，导致金融控股集团主动选择对其更为有利的监管机构，为监管套利行为提供了空间。三是功能重叠造成了资源浪费，降低了效率。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错综复杂，金融监管机构既包括基于联邦法设立的监管机构，也包括基于州法设立的州政府监管机构，而且对于银行、证券和保险分别设立监管机构，监管体系也完全不同，这种状况导致了联邦法金融机构与州法金融机构往往从事相同的业务却受不同的机构监管，由此常常引起金融机构之间、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纷争，这种状况既造成了监管资源的

浪费，还降低了监管效率。

构建一个科学的监管体系，除需科学选择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及其内部治理结构外，还需要有一套在监管机构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的机制，在机制设置上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合理选择分业监管或混业监管模式，即通盘规划产业政策，避免由于权责重叠造成管辖冲突和政策矛盾等。二是科学设置集权和分权的界限，集权模式是由中央(联邦)监管机构统一行使监管权、在地方设置派驻机构代表国家在地方进行监管的模式，分权模式是指地方(州)监管机构基于地域因素和中央(联邦)分享相关领域监管权的模式。三是建立监管机构间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即确定诸如透明、无歧视等统一监管标准，制定统一的监管程序，完善事先以及事后的监管影响评估制度等。四是监管目标的一致性。无论采取何种监管机制，最终的目标都是维护金融支付体系的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促进金融机构的合法竞争，节约高效地使用监管资源，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努力实现“帕累托最优”。

三、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对美国未来金融运行的影响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推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普遍对该计划给予了肯定，认为该计划对稳定当前市场、恢复投资者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计划是对现有监管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监管者、被监管者、中介机构等多方利益，各方人士对该计划实施效果意见不一。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近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必将对美国未来金融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

1．将金融创新纳入风险监管和监管机制。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作为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并具有因果关系的制度变革。微观经济主体(金融机构)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产生创新需求)后，将会自发地倡导、组织和实施制度变迁，其核心意义是指微观金融组织受获利倾向的驱使，会通过创造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金融监管。因此，对于这种创新行为，金融监管机构必然要调整监管对策，通过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和手段创新，采取某些新的监管政策和监管规则以消除微观金融创新所可能导致的负效应。学者们对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金融创新动因理论，即顺应需求的动因、顺应供应的动因和规避管制的动因。从这次造成次贷危机的金融创新产品来看，主要是一些顺应供应的动因造成，比如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群发放房屋按揭贷款，再通过打包处理形成次级债券产品，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扩大了公司的经营业务规模。金融创新是美国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重要优势，也是美国崇尚市场意志的体现，但恰恰也是这次次贷危机的直接肇因。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把金融创新纳入金融监管和金融机制，并不会对金融创新给予太多的限制，主要是对包括对抵押贷款衍生品市场进行彻底审查，对抵押贷款提供商提出更为严格的新执业要求和标准，这有利减轻“金融创新”衍生的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2．将所有金融参与者纳入监管范围。合成谬误理论说明，即使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合成以后也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金融主体的有限理性、金融体系的内生风险及其传导机制造成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金融体系各个环节的监管都不可缺少。根据该计划，美国将第一次成立一些联邦监管机构，对金融系统所有参与者实施监管，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等其他机构。但这些监管机构的权力将受到限制，除非有关行业陷入危机，否则监管机构的权力将仅限于收集信息。新改革提案赋予美联储更多监管权力，并将证券和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合二为一。现有的银行准备金制度可能以相同的方式照搬到投行上去，采取旨在增强银行体系整体安全性及稳固性的严格监管措施，要求投行的资本标准上升，使其更接近于商业银行。市场人士认为，改革计划很可能削弱大型投资银行的获利，其它投资者担心加强监管可能让外国投资者撤出美国市场，可能会加快资本从美国流出的速度。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日益依赖外资以维持正常运转的银行和经纪机构而言不啻是个沉重打击，另外还会进一步损害美元。针对市场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已明确表示，反对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担心任何收紧监管的措施，都将削弱美国市场的竞争力。该计划呼吁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要对金融产品差异有明确的区分，比如对公司、政府的传统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应区别对待，并且在资产证券化之前把调查工作做得更好。抵押贷款经纪人是造成次贷危机的源头，计划也提出要建立在全国统一执行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注册制度，规范经纪人行为。

3．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监管机制。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效银行业监管的三大支柱依次是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自律，良好的监管机制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计划是对美国运行了近80年的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这项计划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束前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010年才能付诸实施。但是该计划体现了未来的监管趋势，就是需要一个能够更灵活应变的金融体系，以应对市场的变化，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更加强调通过市场自律来防范系统风险。该计划使得美联储的职责变得更为广泛和重大，承担了更多稳定市场和监管金融服务的职责，提高了其监管权威的地位。该计划与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政府监管和市场自律有了更加客观和平衡的态度。计划提出了由当前的原则导向监管向目的导向监管转变的思路，相比原则导向监管区分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的分业监管模式，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注重监管目标，不再区分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几个行业，而是按照监管目标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将监管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着眼于解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问题的市场稳定监管；第二层次是着眼于解决由政府担保所导致的市场纪律缺乏问题的审慎金融监管；第三层次是着眼于和消费者保护有关，解决商业行为标准问题的商业行为监管。目的导向对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要求更高，即使美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条件和金融监管水平也难以达到目的导向监管的要求，但目的导向监管代表了未来最优的监管框架。总之，此次监管体系改革计划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更灵活、更有效率的监管体制，以应对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

四、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复杂程度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市场相比，分业监管的格局形成时间不长，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短时间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不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和监管现状造成直接的影响，但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依然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1．对金融创新要有正确的认识。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动力，是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和富有活力的体现，金融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产

品和服务，使市场交易更有效率。但金融创新也是双刃剑，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风险。此次次级房贷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数量分析型基金由于大量使用杠杆交易，因而有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自身资本规模的金融资产，过度投机地使用金融创新工具会造成风险被杠杆放大，局部风险可能变为全局性风险，单一市场风险可能变为系统风险。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成熟、信息披露不健全、市场自律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对金融创新要持审慎态度，既要鼓励创新，也不能盲目跟风，尤其要关注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问题。

2．寻求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均衡。金融监管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即公共利益理论和私人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通过对实施金融监管，可以维护金融部门的安全，增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的监管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可以无成本地实现目标。私人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市场需求和供给进行配置的金融服务，供给者在监管的交换中获得金融资源和自身利益，需求者是利益集团，在监管中尽力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监管在给被监管者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成本。私人利益理论体现了对监管的质疑，事实上，没有完美的市场，也没有完美的监管，将外部监督和市场自律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美国金融监管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经历了管制一放松管制一重新管制的一个过程，在危机发生后，就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但随着经济的繁荣高涨，在放松监管的舆论压力下，又会出现松动。为了更好地发挥事前监督作用，而不是事后弥补，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作出了和以往不同的调整方式。该计划不是对监管对象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更多地对美国现有监管体系的反思，比如对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划分，对监管流程进行梳理等。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并非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监管，依然尊重市场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突出监管者意志。

篇2

[论文摘要]本文从西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经典理论出发，结合国内金融监管工作实践，对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进行深入的探讨。

金融监管作为对金融运行过程进行控制管理的一种行政行为，在金融业发展各阶段发挥了强有力的监督保证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为此，党的十七大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关键在于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本文拟结合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监管工作实践，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西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理论评析

1.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角度论述监管的有效性，关注的焦点在于金融监管能否有效化解银行破产倒闭引致的外部性。代表性的学说包括金融脆弱说、公众利益说。金融脆弱说认为由于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难以匹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需要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公众利益说认为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明显地高于银行自身的成本,可能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需要政府监管来防止这种负外部性进一步向社会溢出。

2.金融监管无效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代表性的观点有监管俘获说、监管寻租说、监管供求说、监管成本说、监管辩证法等。监管辩证法从博弈论的角度揭示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关系。Kane的监管辩证法告诉我们，金融监管不是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金融监管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否则，要么以延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代价，要么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

3.从制度安排论及监管看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施手段与评价体系。理论分析方面，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引入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运用委托理论分析提高监管有效性的途径，以及建立各项银行监管政策工具有效性模型。也就是说，有效的金融监管就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金融监管中各利益主体的风险控制的目标和努力方向达成一致，实现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激励相容，即社会公众、国家、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的目标及其努力方向都是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以此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西方经典理论的评述及制约我国监管有效性的机理分析

1.西方经典理论的评述。上述研究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并没有清晰的界定监管的有效性，监管有效性所包含的要素及评价标准。监管俘获理论、监管寻租理论、监管供求理论等否认金融监管的理论，对金融监管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金融监管的确存在缺陷，但由于根本上否定金融监管制度，已被金融监管的实践所否定。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都是受政府监管最严的经济部门之一。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从反面论证了实行金融监管的目的，不实行金融监管有可能导致一国经济金融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不论其成本多高都必须实施金融监管。但是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并没有证明，实行金融监管就一定能达成监管的目的，一定能避免灾难性后果，不实行监管就一定导致灾难后果。

2.制约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原因探讨。首先，从外部环境方面来看，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信用环境需要改善；市场约束机制不强；金融监管体制及监管机制不协调等。其次，从内部原因来看，我国金融监管法规的科学性和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手段之间结合不够；以产权制度、财政救济及最后贷款人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安全网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金融机构并不完全承担因投机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却可以独享投机成功带来的丰厚回报，造成风险制造者与风险承担者的不对应，这种不对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

三、提升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策略分析

1.建立监管有效性的评价标准。监管有效性是监管当局通过监管措施实现监管目标的效果，只有建立监管有效性评价标准，才能科学考量监管效果，研究提高监管有效性措施才有针对性和可比性。在设计监管有效性标准时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科学评价监管效果；二是紧紧围绕法律授权监管机构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三是尽量从定量的角度确立检验监管有效性的要素。

2.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能。如何科学合理界定监管机构的职能是研究提高监管有效性中的重大问题，“越位”、“缺位”和“错位”会严重影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主要是行使市场监管职能，因此应将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上，以此作为检验监管效果的主要标准。

3.进一步树立法治监管理念。法治监管是提高监管效果的根本举措，这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法的功能分不开的。法治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良好的立法有指引、规范、强制作用，能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减少监管的随机性和行政指令，确保市场各方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

4、进一步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监管机构的专业性决定了监管人员的专业性，这是确保监管当局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的关键。建立监管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明确监管人员任职条件，确保从源头上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从事金融监管工作。

参考文献：

[1]张强汪东山: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4期

篇3

（一）美国

美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实施统一监管。美国汲取危机的教训，开始强化美联储的监管职责，赋予其更多的实权，将审慎监管的职责明确授予美联储，统一、集中监管成为未来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二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使原有分业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发展需要，而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在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三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达成了共识，即有必要将金融创新活动纳入到严格的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内，以规避类似的风险。此外，提高金融监管标准也是各个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四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作。全球金融化导致一国的金融危机随时可能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避免类似情况出现，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切实加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作，尤其是信息沟通方面需要加强，这将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发生的一项重要手段。

（二）欧盟

欧盟的改革幅度也很大，一是设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建立起欧洲金融监管体系：其一，将金融监管的内容从证券市场扩展到包括银行和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其二，扩大和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权限，实现监管权力的适度集中；其三，统一金融监管模式，由原来的分业监管转为混业监管。进入2011年，由金融危机催生的新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开始履行职责。

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监管层次和监管对象更加全面。除专门设置履行宏观监管职能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外，更将直接监管权限由原来仅限于证券市场，扩展至包括银行、保险、职业养老金在内的几乎整个金融服务领域。二是欧洲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明显加强。它为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提供多方面支持，对欧盟金融系统履行宏观监管。三是欧盟层面金融监管机构地位大大提升，并拥有了一定的超国家权力。

（三）英国

英国是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此前，英国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于英国此次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是外源性的，所以其改革在对现有体系进行修补与微调的同时，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以体现英国的利益诉求，巩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20国（G20）集团

不久前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金融监管也多次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监管标准，2019年1月1日前全面达标。由此可见，经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监管已跃升为全球集中关注的话题，加强监管也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大趋势。

二、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金融未受直接冲击的原因

（一）发展阶段的差距

长期以来，一直以市场经济及金融业高度发达而引以为自豪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自诩处于高端发展阶段，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尴尬地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损失极大。而侥幸的是，与欧美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仍然处于较低阶段，并未遭受较大的直接冲击。应当讲，这一方面表明我国金融监管及其有效性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金融业及其市场发展的相对不足。我国虽然没有遭受到危机的直接冲击，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必然进一步提高，加强金融监管、构建金融稳定机制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金融交易手段及工具落后

与欧美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活跃度相对不足；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边界清晰，不存在“影子银行体系”；衍生品市场基本不存在，金融工具结构简单，交易链条较短，我们的产品和工具还没有成熟到西方国家那样的高度和复杂度，在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上，端复杂的金融工程、过度延伸的交易链条和过分衍生的金融产品中潜藏着大量的风险。但在中国，金融风险则主要来源于贷款客户违约风险，即还是以信贷资产风险为主。

（三）监管理念差异及创新步履缓慢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者热衷推崇“市场至上”的理念，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由于过分相信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和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导致许多监管漏洞的产生。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风险源游离于监管半径之外，危机一旦到来，必然遭受重创。应当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理念也是不全面的，我们的金融创新落后，对于创新的监管理念也就落后，此次未受重创只是侥幸。从长远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创新，只有以监管理念和监管机制的创新才能保障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

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由于上述原因，此次危机对我们的冲击没有发达国家大。但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监管体制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理念落后，缺乏全面监管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的监管工作虽然有很大改观，但仍基本上停留在行政监管阶段。所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没有实质性进展。全面监管理念的缺乏势必导致在具体工作中，监管部门往往注重某一方面管理，而对风险性监管力度不足，这种状况迟早将酿成大祸。

篇4

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了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堪称史上之最，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原有金融监管理论和监管体制的深入思考。金融监管理论对金融监管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积极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本文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借鉴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改进经验，提出金融业监管要探索中国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基础是稳健高效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业。

【关键词】

金融监管理论；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改革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或其机构对金融机构所实施的各种监督和管理，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机构、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规性、达标性的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执法体系及过程。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方面。金融监督侧重于复杂的日常行为，而金融管制则侧重于具有同一性规范的编制。

二、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不断受到批评。另外，监管代表说的主要观点是，把金融监管看做是广大投资者及储户对金融中介实施监督措施的代表。

（二）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所谓功能观的监管，即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金融监管体制，即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功能观金融监管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有关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学说。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监管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监管激励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监管经济学研究都是经验研究，而不是系统的、理论的，直到拉丰、梯若尔《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在1993年的出版：将激励问题引入到监管问题的分析中来，将监管问题当作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运用相对比较成熟的完备合约方法，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并对监管中的很多问题都尽可能地从本源上内生地加以分析。

三、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变革

（一）加强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

（二）对顺周期性金融监管的反思

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和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两方面上。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即在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在金融形势景气时期，资本充足率要求应相应增加。

（三）薪酬激励机制的变革

自危机爆发以来，针对金融业高管薪酬的评论和争议不断。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FSF）一致认为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了领取高额薪酬，置股东和社会公众利益与不顾，追求高收益同时具有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放任金融风险，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变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全球金融监管政策选择的大国博弈中，我们必须要把握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任何一国的监管体制都必须与其经济金融发展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尽量做到风险的全覆盖，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无论风险管理工具如何先进，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其高杠杆率、高关联度和高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

五、后危机时代下探索金融业监管的中国模式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是典型的一级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但是，随着金融业混合经营模式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理念难以适应金融风险管理的要求，通过借鉴各国的金融改革经验，我们应该要总结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一）形成一个中心指导

可持续发展金融监管目标的中心应是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金融业在低碳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探讨金融环保机制、经营策略、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政策上把好项目关，完善惩戒机制。

（二）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危机的爆发表明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因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并不能够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个金融机构可以将自身的风险转嫁到别的金融机构上，或者将风险产品分割打包出售，但是整个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是不可转移和分散的。正是由于缺乏一个机构在宏观上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才导致此次危机具有如此大的规模，破坏力堪称历史之最。我国应吸取教训，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植入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六、结论

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市场价格信号是正确的，因此金融危机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念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者不监管。同时，西方各国还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没有必要，因为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自动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因此能在市场上经营的金融创新产品都是“好”的。正是这样的监管理念，导致了危机前金融监管的放松及金融监管功能上的重叠交叉与缺位并存，进而引发了波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在危机过后，人们对原有的金融监管理论及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方案。我国应在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金夏中.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4）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9?雪10-0046-02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金融监管者社会责任的缺失

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和监管制度一直被视为全球典范,然而却在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监管空白和失控问题。金融监管者面对市场风险的沉默、纵容和不作为使得金融监管作用几乎失效,监管机构没有能够在危机爆发之前冷却市场的盲目乐观态度并阻止市场参与者的过度投机行为,反而让更多的投机活动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最终酿成今日不可收拾的苦果。美联储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房贷标准放松问题直至危机爆发,还没有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就此观之,先有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缺失,才有金融监管制度建设不能及时跟进金融创新步伐,进而金融监管的效力不能有效约束市场行为,风险由此不断积聚,最后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一种必然。笔者认为,金融监管者社会责任的缺失是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二、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

金融监管是政府行政力量在金融领域的延伸,自身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由此,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与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大有区别。从金融监管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来看,笔者认为,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是金融监管者对于国家和民众赋予其从事金融监管活动的基本职责的履行。

三、金融监管者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及评判标准

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应由经济责任、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国际协调责任等方面构成。

(一)经济责任

金融监管者通过对经济金融领域进行监督和管理,以此稳定币值,维护金融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这是金融监管者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具有监督责任和管理责任两方面内容。

1.监督责任: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的社会责任。

2.管理责任:金融监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行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活动的责任。

对经济责任的考察我们可以通过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和各项经济指标,尤其是CPI等核心指标进行量化考察。金融越稳定,经济越发展,金融监管者的经济责任就得到充分实现。金融监管者经济责任的实现,也就是金融监管者社会责任的最基本实现。

(二)持续发展责任

金融监管者在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持续发展责任包括创新责任和保护环境及资源责任两个方面。

1.创新责任:金融监管者须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实施有效管理,但绝不是限制其发展。监管者必须做到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促进金融产品的合理创新,进而保证金融市场的活力。我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每年新增的创新性金融产品的数量、交易量和市场稳定性来评价金融监管当局在创新责任方面的行为。如果金融市场通过金融监管者的监管并没有使金融产品的创新受到限制,相反,金融产品被更快速、更有序地推出,并实现风险可控、稳定运作,那么金融监管者的创新责任就被充分实现。

2.保护环境及资源责任:虽然金融监管者不直接从事物质部门生产活动,但其有权力将资本在社会各领域和行业进行调配。对那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企业,对那些产能过剩、资源利用率低的行业,金融监管者应进行资源的有效调配,敦促有关金融企业,限制在这些领域的信用投放。对于保护环境及资源责任,如果金融监管者能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受力,对资本资源进行科学合理调配,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的领域的贷款发放提供有效指导和控制,那么金融监管者在此方面的责任就能充分实现。

(三)法律责任

金融监管者制定相关条例和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义务的责任。金融监管者有制定相关条例的责任,同时金融监管者的行为也必须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金融监管者制定金融法律法规行为进行考察。如果金融监管者能充分根据行业发展状况,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程度,制定出配套的法规条例,及时规范新增的金融产品和新出现的交易行为,那么金融监管者的相关责任就得到实现。其次,我们通过了解金融监管者是否坚持自律,切实做到依法监管对其进行评价。金融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减少甚至杜绝是评判其法律责任的重要方面。

(四)道德责任

金融监管者满足社会准则、规范和价值观、回报社会的责任。金融监管者是社会的一员,作为社会一员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其又处于行业之监管地位,对其的道德要求理应更高。我们可以通过对金融监管者在日常工作行为中是否严格按程序办事,能不能始终坚持工作原则,做到公正审批,保守机密,不搞寻租等来对其进行考核和评判。

(五)国际协调责任

金融监管者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各方共赢的责任。如今,一国经济不再为一国之经济,一国金融不再为一国之金融。金融监管者只有勇于承担起国际协调的责任,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别国教训,加强境外合作,才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者如能充分认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努力学习他国经验,对金融行业的新趋势有正确的研判,以及能与国际监管力量充分合作,在反洗钱、化解金融风险和解决金融危机等领域形成合力,并有效扩展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影响力,那么就实现了其国际协调责任。

四、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

(一)完善高校教育,注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金融人才培养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一次提醒我们要注重金融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注重其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这方面的教育工作一直以来被各高校普遍忽略。所以,我国要建设一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金融监管队伍,就必须从人才培养的过程开始加强教育,转变高校教育观念,完善教育体系,设置相关课程,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只有从教育抓起,从人才成长的过程抓起,才能实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改进选拔机制,加强内部约束

为适应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监管需要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业长远发展的客观要求,应改进选拔机制,加强内部约束。在人才选拔环节,除看重金融监管者业务水平以外,应更加注重金融监管者个人的社会责任。重用“有才有德”者,慎用甚至不用“有才无德”者。对金融监管者行为的监督,应从法律上明确,制度上限制,具体工作程序上规范,增加内部监控力和增强其惩罚措施。

(三)加强对金融监管者的监管

加强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既需要对自身行为的内在约束,也需要外部制约。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要强化金融监管者的社会责任,完善金融监管,就须首先加强对金融监管者的监管,用制度措施、法律手段规避金融监管者渎职、失职行为,防范腐败现象,提高其不作为和犯罪成本。

(四)转变监管方式,强化市场机制

我国一直以来的金融监管方式相对粗放且单一,行政性审批过多,市场机能不健全。由此造成金融监管者的“审批权限”和“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过大,监管行为尺度过宽。将来须转变监管方式,强化市场机制,用合理、周密的工作程序限制监管行为的随意性和人为性,有利于金融监管者社会责任的实现。

篇6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111-02

经济的提升带动金融行业的发展，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均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如何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等等。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监管职能逐渐从中央银行中剥离，使得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建立了协调运行机制，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现状

对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屡见不鲜，呈现出一定的研究热潮，尤其是在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分离以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一致性的特性，二者相辅相成，能够互相促进。王国刚具体研究了货币政策与金融、资金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该政策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1]在其文章中，还对银行内部系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其指出银行业正通过各种方式将其业务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以，与银行监管实施一定的配合对货币政策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实现最初的预期目标。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冲突性的特征，一旦引发冲突制高点，便会波及经济生产，进而产生不良影响。依据这种情况，专家指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二者之间冲突关系予以协调。张金城等具体研究了不同的监管方式，比如，银行信贷、资本监管双重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等等。[2]并以辩证主义角度对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予以研究，体现其有效性。

二、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作用

以往无论是金融监管，还是货币政策都是由中央银行统一执行管理，主要是因为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赋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的权力，同时，中央银行存在两种“不同身份”。既是最后贷款人，又是唯一的货币发行者。针对这种情况而言，奠定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间接的表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的可容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金融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将分界线勾画的比较模糊，比如，当前全能型银行机构日益增多，除了办理金融业务以外，还包括一些保险、基金等。针对这种现象实，如果采取中央银行统一监管的方式，注定会出现监管重叠，监管机构闲置的状态。所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了有效缓解该现象带来的严重影响，实施了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分离的政策。只有这样，监管当局以及中央银行才能各司其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进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完善专业化管理，促进金融经济的长远发展。鉴于此，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能够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能力，体现互助效应。[3]

三、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特性

（一）一致性目标分析

通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特性，从某种角度而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展现了一致性的特性。比如，有效的货币政策可以为金融监管创造一定的有力环境，进而实施政策操作，相对的，成功的金融监管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互惠互利的，是相互依存的。[4]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目标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实施金融监管过程中，主要的方向在于维护金融市场，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完善市场管理，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以期建立稳定、科学、高效的金融体系。只有确保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才能保障金融交易者的利益，促使金融机构可以安全运行，将金融风险以及潜在风险予以有效控制。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能够有效地稳定物价，促进内需，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所以，将二者协调一致，既能稳定金融秩序，又能促进经济发展。[5]

（二）矛盾冲突性分析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体现的矛盾冲突性包括多种方面的，是实施协调运行机制的主要原因。这种矛盾冲突性的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定目标不一致。依据实际情况，二者的法定目标具有一定的区别，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监管过程中，与中央银行各自完成法定目标，呈现出一定的冲突特性；其次，信心交流相对闭塞。在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以后，职能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得中央银行不再直接干涉监管。[6]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交流不畅，监管部门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闭塞，突发事件发生时，无力抵抗，进而造成监管失误；最后，内在周期差异性较大。依据相关理论文献内容，明确了实施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所以，总结出其具有“逆经济周期”的重要特性，经济低迷时可以采取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内在周期差异较大，使得矛盾冲突愈加明显。

四、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机制的建立

（一）强化法律机制建设

法律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能够对各方职责与权力范围予以界定，进而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机制的建设是建立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机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要强化法律机制建设以协调金融法规以外，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应予以调整，做到有效的修订与补充。通过法律条文的确立，明确相关管理者的责任以及协调的主体，将存在缺陷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必要时可以将其废除。不仅如此，一旦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对金融监管产生负面影响，应找出其具体原因，并予以及时地修正与完善，以保证监管的顺利进行。[7]在协调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应明确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将具体职责、具体权力以及需要协调的内容进行有效地界定，避免监管失误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由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均属于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不仅要确保与中央银行的有效合作，还应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有效配合，以期完善协调工作。

（二）完善权力分配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呈现的冲突性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分配不明，使得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监管职能出现矛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银行在既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又肩负监管义务的情况下，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严重的问题时，中央银行势必会将稳定币值的目标搁置一旁，进而帮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金融机构，为其注入相应的资金，保证金融机构能够安然度过危机。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当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以后，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矛盾转化现象，原有的内部矛盾转化成为两类机构之间的矛盾，而在解决其矛盾过程中，需要以更加公开的形式进行。[8]鉴于此，完善权力分配机制尤为重要，可以将不同的权力赋予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而展现出监管效用，促进监管水平的提升。比如，中央银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时，要明确权限，与金融监管机构商议，进而达成共识，并依据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予以正确判断，避免货币政策反应延迟现象发生。

（三）构建信息平台

当前属于信息化时代，社会中各个领域均充斥着信息，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决策内容，是判断决策的基础。为了有效促进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以期促进监管水平的提升，需要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在各个部门之间最大化地利用信息，需要在各部门之间构建信息平台，以最大程度地进行交流，进而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虽然金融监管职能已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但是，金融监管机构所掌握的信息仍是比较完整的，而货币信息比较匮乏。相对的，中央银行所掌握的金融信息比较匮乏，而货币信息较为完整，可以说，二者具有互补的关系。但是，不论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还是金融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过程中，都需要相关的信息内容。所以，在相关部门构建信息平台，能够有效促进信息的补充与完善，实现信息共享，进而促进部门间的协调合作。

（四）建立监管机制

篇7

内容摘要：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是会计准则改革的新特点。而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对金融工具减值使用预期损失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做出妥协，这破坏了准则本身的独立性。本文以预期损失模型为研究对象，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互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若干途径。

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M].人民出版社，2010

2.司振强.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2009

3.刘玉廷.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趋势与我国的改革成果[J].会计研究，2010 (4)

4.郑伟.预期损失模型缺陷与会计监管独立性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0(5)

5.司振强.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与会计准则协调研究[J].金融会计，2010(6)

6.彭南汀.关于IASB的金融资产减值“预期损失模型”的分析[J].金融会计，2011(1)

7.龚玉姣，马广奇.引入预期损失模型对我国银行资产计量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1(11)

篇8

【关键词】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

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运行安全，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金融监管体制按照不同的依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划分金融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统一监管体制、分业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我国现阶段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为金融分业监管，它可以加强对银行、保险、信托以及证券业的监督和风险控制，可以确保投资者的利益。然而从实际的运行效果看，却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和现状

（一）监管力度不够。

分业监管虽然最初构想比较鲜明有特色，但是这种格局却不能很好的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的空白。监管的方式固守成套，缺乏创新。同时由于分业监管模式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各行各业主管机关职能不明确，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违规现象比较常见，比如在证发行和交易中，存在着欺诈现象；一些企业在开发票据中，也存在和银行串通，违规签发或兑现汇票情况。

（二）监管资源和对象发展不适应。

金融监管的关键在于实现监管体制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协调性，而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中，只有中央银行的监管资源基本上和其面临对象相适应，其他机构比如证监会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监管对象的经营情况和风险做出检查和评估。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实施起步较晚，制度尚不完善，与现有的经济状况发展不相匹配等诸多因素，导致弊端也相应较多。

（三）监管人才缺乏。

相对于其他职能部门而言，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特点便是对于监管人才要求严格，对其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但要有专业的管理才能，还需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而我国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机构相对较为匮乏，学校等教育单位所传授的知识又大多缺乏实践意义，因此导致了金融管理专业性人才的缺乏。

二、国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状

国外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虽然在国情上与中国不一定相符，但是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具有多重性，经联邦政府批准的银行由财政部货币监督局负责监管，州法银行由州级金融监督部门负责。对于银行及其他储蓄机构分别由财政部货币监督局、储蓄性金融机构监督局、联邦储蓄银行以及州级银行等共同承担。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的主要职责为，执行货币政策和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至于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对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执行监督管理。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同之处在于，英格兰银行是一个经营实体，资本结构为股份制。但近年来，其国内银行监管能力受到的质疑也颇多，仍需进行改革。其他诸如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金融体制也不甚完善，一方面原因在于新的经济体制只能适合特定生产力下的一段时间，而不可能有长久不变的十分完善的体制存在，另一方面机构本身的冗杂，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金融体制的改变。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明确权限和职责。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采用分业监管，相对而言，各个部门的界定目前尚不够清晰。而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大的环境下要做到“统一”，而小的范围又需要“各自执政”。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并且就长远利益而言，我国必定将会建立一个以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为目的的统一监管体制，这样有利于整合监管力度，提高监督效率。但就目前而言，分业监管体制在整体上是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的，只是在职能划分上，尚缺一个明确的标准。合理确定监管内容，改进监管方式，鼓励监管创新，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自身主体建设。就目前而言，我国的金融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特别是从中国自从加入WTO以后，监管主体的自身建设更应当加强，需要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督主体。同时，要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规细则，从可行性和具体性等方面进行建设。建立、健全银行业协会等行业性组织工作，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以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

（三）信息透明公正化。在进行金融监督监管体制改革中，应该更加注重信息的透明化，利用社会舆论监督对制度管理进行必要的补充。只有做到社会公众的金融意识集体增强，才能使得金融法律法规得到最大化的普及，才能使社会信用观念得到加强。信息的透明化手段其一是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媒体、公众平台的曝光和宣传。其二，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或者聘请社会监管员等形式，让广大群众积极举报不法行为，加强社会监督能力。其三，通过中间机构、第三方平台等进行公证审查，并及时备案在册，做到有证可查。

（四）建立综合评估制度。综合评估制度是建立在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的基础上，有利于金融监管机关及时掌握金融机构的各自经营情况，并采取对应措施。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监管水平、盈亏状况等进行综合考察评估，可以最大限度保障金融机构的正常稳定运营，从而保护大众化的利益。

四、小结

金融监管体制关系到我国社会金融的长足发展，对于社会民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其放在金融发展的首要位置是十分必要的，充分利用好改革的动力，才能更加有利于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健全。

参考文献：

篇9

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WTO成员国谈判多集中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但由于各成员国在金融监管中的制度差异和金融审慎考虑，这一过程尤其艰难，各成员国在长时间的谈判中仍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审慎例外原则的出现则是一个转折点，它的产生对缓和各成员国金融监管差异、构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意义重大。与其他经济模块不同，金融服务贸易因与国家经济安全与紧密相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鉴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多十分审慎。因此，各国政府通常设立多样化的国内金融监管措施来维护金融服务市场的稳定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自由不断深化发展，日益增长的跨国金融服务贸易使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已成不可阻挡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客观来讲，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化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东道国政府放松对于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一方面，过度的监管措施通常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壁垒，从而遏制金融市场的开放，并进而妨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因此GATS通过第二部分（一般义务与纪律）和第三部分（具体承诺）多达十七条的具体规定来规制各成员国在金融贸易领域的行为。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却也无法完全摒弃国内规制。法律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过度的法律约束会限制社会自由，但社会自由的完全确立也无法离开法律的规范与保护。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稳健安全的经济体制为基础，而适当的国内金融监管对于一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关系是必然的。但实际上，这一关系也并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加强与削弱问题。一般情况下，削弱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同时也会伴随着新型金融问题的产生，必然需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监管与规制措施来应对。此外，由于金融服务领域的敏感性与高风险性，其内部本身即存在显著的不稳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扩大这一不稳定性，这一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突出。因此，金融监管措施的缺失和不当极有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发展，始发于东道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急剧扩大进而影响到相关经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在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的发展并不是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去规制化，换言之，它并不要求国内金融监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对国内金融监管措施进行规范并尽量减少政府在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和正常贸易中的干预行为。综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监管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实现来说是必要的，而审慎例外原则对于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间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它在鼓励WTO各成员国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同时，亦对各成员国采取的金融监管行为具有国际规则性的约束力。因此，审慎例外原则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须的。

二、审慎例外原则的文本分析

虽然审慎例外原则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它是WTO各成员国基于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考虑上激烈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规定较为模糊化与概括化，在审慎原因、审慎措施、例外范围的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处。笔者在这一部分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一原则的缺陷进行深入讨论。通常意义上，审慎例外原则指的是GATS《金融服务附件》中第二部分关于国内监管中的a款，具体规定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首先，从“任何其它条款”这一用词可以看出，这一条款明显排除了GATS中一般义务与WTO各成员国具体承诺表的适用，因此这一排除范围涵盖十分广阔，而过于广阔的排除范围通常会产生条款滥用的负面影响。其次，这一条款对于监管措施的要求仅仅只是“审慎”而非“必要”，因此这一规定往往会被东道国政府利用，造成众多不必要的国内监管措施以审慎之名出台，进而对金融服务贸易构成隐性贸易壁垒。再次，这一条款将保护范围限定于“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机构等在现代金融服务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并未包含在其保护范围内，这不符合金融服务市场稳健与长远发展的要求。最后，这一条款对审慎原因与审慎原则的判定十分模糊，对审慎原因并未做出具体定义，只是通过“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这一动机性规定对审慎原因做了非穷尽式限定，且并未明确陈述这两类动机是否应在监管措施的实施动机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东道国政府往往借此实施仅仅包含部分审慎动机但更具其他经济或政治动机的监管措施，从而为在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具有政府干预意义的监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同时，这一条款并未对何为审慎措施给出明确定义，只是通过限定审慎原因来确定审慎措施，但审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导致审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而作为审慎例外原则中的核心，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会对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于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的建议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见，审慎例外原则目前仍存在许多缺陷，而鉴于其在金融服务的重要地位，这些缺陷必须予以适当“修复”。以下是笔者对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提出的几点建议，以期审慎例外原则能在日益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第一，结合GATS第三条透明化条款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将金融监管措施的具体要求与实施过程透明化。金融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与金融服务贸易各个参与方的利益密切相关，加之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参与方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国际争端，进而对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不良影响。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不仅使这一条款与GATS第三条基本条款相符合，同时也会使东道国在制定与实施金融监管措施时更加谨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国际间贸易摩擦的产生，对于促进国际经济自由化发展也大有裨益。第二，将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在审慎例外条款中，审慎原因与审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条款对于金融监管措施滥用行为的约束力。引入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而善意标准的国际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员国对于这一标准的接纳。第三，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服务领域起步较晚，金融法律系统尚不完善，相关司法立法经验也尚显不足。因此一视同仁地适用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略为苛刻，造成实际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优待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笔者建议可将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市场状况灵活采取适用标准。

四、结语

篇10

关键词：多德——弗兰克法案；金融监管改革；系统风险；道德风险；影子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68—04

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美国一些非理性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等干扰因素的存在，导致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存在重大缺陷，而这些缺陷将会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影响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应在总结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主要成效的基础上，认真反思其改革方案中的重大缺陷。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成效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其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该体系使得影子银行在金融系统中迅速膨胀却不受监管，加之政府为其提供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担保，激发了这些影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促使他们利用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去从事“监管套利”。而美国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体系只关注个别金融机构稳定的形式性监管，无法应对混业经营下大型金融集团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最终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试图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改造，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加强对系统风险的监管力度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对过去只注重金融机构本身的稳健性，但忽略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为了加强对金融体系系统风险的监管力度，专门设立了系统风险委员会，而且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公司确认为金融机构，将其纳入系统风险监管范围，甚至会在必要情况下将其拆解。美国财政部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负责收集、分析与金融危机相关信息。同时，进一步整合了监管权力，对过去分散的金融监管权进行集中，扩大了美联储的职责与权限，以应对那些规避监管的套利行为，监管所有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

（二）对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的主要措施是解决由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美国限制了金融机构倒闭时来自于监管制度的干预，限制甚至彻底解除政府对于倒闭金融机构的援助。当大型金融机构遇到经营困境时，允许其在无法或者不适合被救助的情况下暂时关停。同时，免除那些对金融机构倒闭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的职务，由股东与债权人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成本，取消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的传统救助方式。通过市场机制约束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行为进行事后征税。这些措施都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中的道德风险。

（三）提升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

鉴于影子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美国从多方面着手，对影子银行进行严厉监管。如，通过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活动。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对标准化衍生工具进行集中结算，加强对场外复杂衍生工具交易的监管。要求将非香草头寸（Nonvanilla Posi—tions）分离出来，并将其纳入资本充足的子公司（用于商业对冲的衍生工具除外）。对抵押贷款活动、对冲基金披露、评级机构中利益冲突解决方案进行一系列改革，要求证券机构对基础资产保有充分利益，对基金进行风险控制，并建立公司薪酬制定与公司治理的股东参与机制。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缺陷

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来自华尔街金融行业内的政治游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甚至帮助监管改革法案起草者来起草改革方案。这必然导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存在一些重大缺陷。

（一）系统风险未能得到完全控制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切实解决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问题。首先，对于解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太大不能倒”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所采取措施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此次设立的系统风险委员会，由于缺乏必要的运行资金，导致其事后处理机制难以落实。同时，此次改革不仅限制了向那些非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权限，而且对于与其有重要联系的金融机构，没有预先设置救助机制。这意味着一旦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存款机构出现严重问题时，监管机构对于其倒闭可能带给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束手无策。此外，基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而设计的很多事后救助措施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这些大型机构在出现倒闭困境时，进入有序破产清算程序成为唯一的选择。其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问题。在美国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大型金融机构，不但规模庞大、业务复杂，而且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而金融监管改革中规定负责有序破产程序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直都是银行和储蓄机构及贷款协会的接管者，而这些以存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方面要简单很多。因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尽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不断从错误中积累经验，但毫无疑问需要付出很多成本，而且由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其倒闭会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和危害，所以这个经验积累过程的代价之大也将会难以估量。

（二）道德风险未能彻底消除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彻底消除金融业内的道德风险问题，过去普遍存在的政府担保的错误定价问题依旧存在。尽管出台了诸多措施以试图消除金融业内的道德风险问题，但美国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仍然存在，且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政府的隐性担保导致金融业道德风险泛滥、市场纪律缺失，鼓励了这些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和过度从事高风险业务。其中，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政府隐性担保的典型之一，该制度的不合理性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银行股东和债权人这些本来应该承担银行监督责任的主体反而获得了溢价的政府担保，进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更关心银行的收益而放松对银行的监督。尽管政府担保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数十年来一直为人诟病的老问题，并且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在存款保险重新定价问题上没有推出新措施，使这个老问题继续留存下来。此外，金融监管改革后，美国的大型保险公司仍能通过标准保险合同中的最小担保进行杠杆操作，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①而且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面临的问题一样，金融监管改革所规定的有序破产清算制度在细节上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没有处置复杂的大型保险机构的经验。

（三）影子银行未能完全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内

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注意到一些存在问题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影子金融市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回购协议市场。美国的投资银行过度依赖于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的短期融资。在美国，通过回购协议进行融资是大部分影子银行杠杆运作的基础，所以影子银行也最容易在回购协议市场上遭受挤兑，加之回购协议的高杠杆性和系统重要性，挤兑的负面冲击无疑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回购协议市场存在的挤兑风险是引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金融监管改革提案中，都没有提及回购协议市场监管改革问题。在最终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对于回购协议市场的监管，也仅仅是提到美联储可以（不是一定）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短期融资的额度进行限制，要求对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活动进行研究。影子银行处于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空白地带，隐藏着大量风险，甚至会引爆金融危机。同时，监管的放松及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利用金融创新手段规避金融监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管辖范围是按照金融机构组织形式进行划分的，而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此毫无改变，仍未按照金融机构的实际功能进行监管。如，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业务类似于商业银行的工业贷款公司并不属于银行，工业贷款公司的控股公司也不受美联储的监管。所以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公司，可以将其旗下的储蓄机构转变为工业贷款公司，这一方面可以使自身不再作为储蓄机构的控股公司而接受联邦的监管，而是受到工业贷款公司注册所在州的监管；另一方面，美国国际集团仍可继续经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虽然沃尔克规则部分地分离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但其对自营业务的定义模糊，使商业银行的监管者很难区分哪些属于美国证交会监管的自营交易，哪些属于商业银行监管者负责的客户交易。一位颇有名气的衍生品交易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坦言：“你可以用客户交易这个名头来包装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在金融监管改革之前，很多希望通过自营交易来增加利润的商业银行，都在为他们的自营交易创造着新的身份。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由于未能进行明确的业务区分，导致改革后的影子银行继续逍遥法外，在金融体系中通过变换身份来捞取巨额利润，并不断给金融体系积累风险。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缺陷值得借鉴

鉴于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存在的缺陷，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对这些监管缺陷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有所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引以为鉴，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各项具体管理制度。

（一）建立事先、事中和事后兼顾的监管机制

应重点监管大型金融机构，避免其产生的问题演化为系统风险，采取事先、事中和事后兼顾的监管措施，防范和控制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倒闭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首先，设立事先监管制度，通过完善资本充足制度和杠杆率监管制度，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张业务，保证其具有可维持清偿能力的充足的流动性。其次，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出现倒闭风险时，允许金融监管机构对它们进行及时救助，避免因救助不及时而导致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及时救助可以避免由于犹豫是否救助，而给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金融体系内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建立快捷、有效的事后有序清算制度。在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必然面临倒闭结果时，迅速使其在有经验的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进行有序清算破产，在保障金融机构资产价值最大化的同时，通过及时、有序清算，消除由于金融机构倒闭而带来系统性恐慌和挤兑事件等的可能性。

（二）以收取庇古税的方式消除道德风险、内化负外部性

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了金融机构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给社会经济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会产生负外部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使金融机构冒险经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消除金融机构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可以发现，道德风险问题存在的关键，在于监管法律始终没有要求金融机构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付费，所以金融机构可以低价甚至免费享有这些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构建过程中，应努力消除政府给予金融机构的显性和隐性的廉价甚至免费的政府保障，让金融机构自己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从而将其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对于这一点，可以考虑向金融机构收取庇古税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当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时，通过收取庇古税，抑制金融机构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在尽量消除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同时，以收取庇古税的方式筹集救助基金，在金融机构发生问题时，使用救助基金进行自我救助。如此，便可以使金融机构自己救助自己，承担其过度冒险而产生的负外部性，而不是由政府即纳税人来承担风险。收取庇古税可以在保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金融机构中的道德风险，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