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医学技术规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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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此背景下，本刊全国“两会”特派记者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我国老年人口的医学健康管理和服务问题，分别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将军，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国家卫生计生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病理科主任孙建方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曹洪欣教授。

“我国社会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趋势。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报告中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预计2021年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3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并没有带来健康期寿命的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给老年医学的健康管理领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在本届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应对老龄化强化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的建议’。”

采访一开始，快言快语的全国政协委员、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将军首先介绍了关于“强化我国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的现实背景和社会背景。

老龄人口的“五化”病患现状

在采访中，范利委员首先归纳说，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她认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病患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五化”现状——

首先是“高龄化”。据范利委员掌握的资料资显示：2013年我国有2.02亿老年患者，其中80岁以上高龄人口达2300万，高龄老人每年增长100万人。

其次是“慢病化”。范利委员认为，高血压等的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是危害我国老年人健康的最常见的慢性疾病。2011年，中国死亡人口中，缘于慢性疾病的占有85%之高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4到5倍。至2013年，中国确诊慢病患者的总数已达1亿，60岁以上老年人群患病率，是一般人群的2.5倍到3倍，约50%的老年人患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

第三是“失能化”。据范利委员介绍，在2013年，全国失能人口约为3700万人，预计到2015年，我国失能老人将达到4000万人。“失能不但使老年生活质量下降，还将导致跌倒风险、住院天数和费用及死亡率增加。”范利委员满怀忧虑地说。

第四是“失智化”。范利委员坦陈，在2010年，我国的老年痴呆患者约有569万人；而老年的认知和心理问题，将严重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最后是“空巢化”。范利委员认为，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空巢家庭已分别达到49.7%和48.9%；而空巢家庭的增加，也令老年健康的照护问题更为严峻。

我国老年健康管理医疗和

社会支持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范利委员认为，面对目前这些“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局面，我国的老年健康管理医疗体系和社会支持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在老年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体系方面，我们尚缺乏规范化老年病诊治基地；缺少老年医学和管理专业机构准入、考核标准；缺乏老年科医务人员系统规范的培训。老年人面临多系统疾病共存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大多地区的医学体系仍停留在以单一疾病诊治为主的亚专科模式，缺乏对老年共病、多器官功能下降问题的综合评估干预和一站式医疗服务的现代老年医学理念；缺少全科医生老年慢病综合诊治和失能防治专业知识及全面照护理念。

范利委员还认为，在老年医学研究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老年医护、健康管理人员交流平台，比如跨学科的、跨国界的、的合作和交流等等；同时，老年医学专家与政府及产业的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老年社会支持服务体系方面，对老年人开展居家照护的扶持政策和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医院-养老机构连续转诊机制运行欠佳。比如，北京市政协2011年对400家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地区，有70%以上的养老机构无医疗服务机构；而入住的老人却有96%以上罹患多种疾病； 近七成养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接纳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院往往和亲属签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亲属必须接走。但近年来逐渐增多的“421”式家庭结构使年轻人照顾父母力所不能及，人力成本急剧攀升使保姆（护工）的陪护模式也很难推广。与此同时，集中养老的模式在我国目前现状还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全国目前有4.5万家养老机构，320万张养老床位， 平均每千名老人18.3张，与50至70张的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软硬件条件设施也有很大差距。

此外，孙建方委员经过长期的调研也认识到，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政府、家庭共同面对的难题。老年人的疾病护理保障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少子老龄化”问题势态日趋严峻，“421”的家庭结构，将成为今后的主要家庭结构模式，往往一对夫妇要照料四位甚至更多老年人，“少子老龄化”势态日趋严峻，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难更大，一对夫妇奔波在多个老年人家庭与医院之间的现象与矛盾将会日渐突出。二是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老年人护理需求增加。孙建方教授举例说，南京市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达5万人以上，长期卧床不起的老年人达4万人以上，且呈逐年上升势态。针对此类老年性疾病，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措施。患病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就是长期的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由此导致老年人护理需求急剧增加，老年人护理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赡养压力，甚至还常发生因“家庭护理疲劳”而导致老年人受虐的现象。三是老年人疾病护理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仍以南京市为例，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尚未将老年人疾病护理费用包含在内，民政补助也与现有的老年福利机构护理费用相距甚远，物价部门对机构和居家老年人疾病护理相关项目尚未制定价格政策等。政策的不健全，使老年人护理费用主要依靠养老金、多年积蓄和子女的收入解决，抗风险能力低，导致大多数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无奈选择卧床在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将医院当作护理场所，长期住院不肯出院，其医疗费用加剧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也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四是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建设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在南京市，目前具有医疗资质的老年福利机构不到总数的10%，数量严重不足。现具有医疗资质的老年福利机构大多由厂矿医院改制，缺乏老年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护理员，现有护理员多为农村闲置人员，未接受过老年人护理专业的基本培训，以提供生活照料为主。另一方面，目前存在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质量标准和有效的监督管理缺失，因此社会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质量不高的现状。

在采访中，尚红委员也认为，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疾病恢复期或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是长期护理的主要需求者。他们亟需简单、基础的护理、用药指导、康复训练等。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慢性疾病发病率和患病率的迅速上升，以及我国的家庭结构逐步小型化，出现越来越多双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护理费用也急速增长，给老年护理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只能覆盖医院治疗和住院护理等费用，并无专门的长期护理保险，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借鉴国际经验，

构建优良养老环境体系

谈到应对之策，尚红委员首先介绍说，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继1963年颁布老年人福祉法以后，又于2000年建立了专门用于老年人生活的介护保险制度。在该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形成了社区式和机构式老年护理服务模式，被保险人依身心状况评定有长期照护需求者，可以享受社区式及机构式的照护服务；若评定为只需要支持者，则只能利用社区式的照护服务（失智老人之家照护服务除外）。介护保险制度独立于全民医疗保险之外，资金筹措和费用支付有特定的体系和办法，由政府管理、强制执行。

尚红委员还介绍说，美国的老年养老保障系统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合作，主要通过医疗照顾制度、医疗补助制度以及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美国65岁以上老人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保健服务。随着社会需求迅速上升，约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保险护理应运而生。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由投保人通过购买护理保险合同方式自愿参加，承保被保险人接受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护理费用。

对此，尚红委员认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老年护理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当前实际，首先建议由发改、人社、卫生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长期护理服务成本核算专项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护理收费定价标准，并将收费项目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其次设立长期护理保险，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模式、运营管理机制和监管体制，并将其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长期护理服务制度，与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一起构成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同时还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基础上，开发各种商业护理保险作为补充，为特定老年人群长期护理提供资金保障，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建立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在具体操作层面，范利委员则更详尽地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她认为，为迎接老龄化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的挑战，需要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首先建议国家继续加强老年医学健康管理发展的有关政策支持和养老体系的投入。建立广覆盖医疗保险和药品供应制度，完善三级医疗机构与老年康复机构转诊制度，推广全国优秀大型三甲医院老年科和保健基地的健康管理经验。建立老年管理机构、全科医学人才和护理康复人员轮转、培训体系和考评标准。

其次，我们还应该大力推广老年健康管理的新模式。以老年综合评估为核心思想，以早期筛查、信息管理、康复辅具开发为技术平台，丰富老年健康管理内容，从疾病、体能、认知、心理、社会支持多层面全面关注老年健康问题。管理目标注重疾病的早期预防和功能康复，以及提供终生、持续的健康服务。开发老年健康状态监测网络与管理大数据平台体系，建立老年、尤其是高龄老年重要器官功能和健康状态增龄变化动态数据的分析管理体系。形成老年健康相关状态与重要器官功能增龄变化标准与检测基线。建立增龄变化队列研究基地，老年健康状态监测网络工作示范基地。建立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社区老年健康服务信息管理体系和多学科团队合作工作模式。

同时，在学术层面，范利委员认为，我们还应拓展老年医学研究领域，加强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临床老年医学研究、老年预防医学研究、老年医学教育研究、老年医学机构与体系建设研究、学术与产业交流模式研究。在老年医学研究内容方面，注重基层慢病管理与高层保健管理模式相结合的研究、多中心国家研究数据库与我国专病、单中心数据库相结合的研究，以及老年共病、老年综合征与老年单病早期预防相结合的研究。

在健全老年康复社会保障机制问题上，孙建方委员建议：首先要加快老年人疾病护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化建设。由劳动保障部门界定保障对象和基本医疗疾病护理项目范围及支付比例，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监管其发生的相关费用；同时，同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现有家庭病床政策待遇的支付标准，注意机构与居家疾病护理保障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平衡，使机构与居家两种老年人疾病护理模式互为补充。其次要完善老年人疾病护理物价收费政策。尽快组成由物价部门牵头，卫生、民政、劳动保障部门配合的调研小组，测算和制定老年人疾病护理相关物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调高现有家庭病床出诊费用标准，明确收费内涵等。通过一系列老年人疾病护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合理认可相关从业人员的劳务价值，有效提高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老年人疾病护理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加强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和医护人员的资质认定和管理。卫生主管部门应制定适合老年人疾病护理特色的专科康复医院、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的准入资质，制定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和培训。同时，还要加快老年人疾病护理社区建设，提高服务能力。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应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进行建设，逐步并轨由卫生部门负责的社区护理和由民政部门负责的社区老年福利机构的建设，由“两张皮”变为“统一体”。加快建设以社区医院和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为中心，以全科医生和护士为骨干，促进老年人疾病护理的护理站、家庭病床的发展，组成覆盖广、投入少、产出高的居家老年人护理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类型的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事业，提升服务能力。

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

谈及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曹洪欣教授则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从健康养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曹洪欣委员认为，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中医药健康服务包括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养老、健康旅游、服务贸易等，涉及中药、中医诊疗设备、保健产品等相关支撑产业。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促进民众健康，无论从理论、实践到产业，中医药都具有独特优势，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健康服务业的战略选择。

曹洪欣委员解析说，“十一五”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为重点的保健服务业迅猛发展。社会上各类中医健康养生服务机构快速增长，中医健康养生保健产品和设备不断涌现，中医健康养生已发展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领域。据统计，我国不同规模的保健服务企业达140万余家，相关链条产业300余万家，从业人员约3000万人，年产值约2000亿元。然而，当前非医疗机构中医保健养生服务存在着管理不顺畅、缺乏规划发展、监管不到位，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影响着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科学发展，影响着满足民众健康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