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后五年，是江干区迈入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总目标和市委“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决策部署，江干区将以全域城市化、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扎实推进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全面建设“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努力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推进经济现代化，全面提升区域综合实力。现代经济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核心基础。今后五年，江干区将构建以总部企业高度集聚、现代商贸业和金融业高度繁荣、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力争到2016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43个中心城区前列。一是全力打造总部中心。实施总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浙商回归工程”，全面落实浙商总部中心发展战略规划及浙商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推进浙商总部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管理决策中心、销售运营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会展、广告、人力资源等中介服务业，提升、完善服务功能。争取到2016年，引进企业总部60家以上，其中浙商总部50家以上，成为全省的“浙商新高地”。二是大力建设产业集聚区。实施科技经济园拓园工程，着力打造高端制造园、研发创意园和总部经济园；积极推进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等项目开发建设，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加快钱江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三里亭1737建筑设计聚落等产业集聚区建设，争取到2016年，创建省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6个以上。大力实施特色楼宇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到2016年，实现楼宇税收总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5%。三是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依托钱江新城金融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产业，积极引进省级金融市场投资平台、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金融资产交易所，积极培育产权交易市场，努力打造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金融新蓝海”。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四是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坚持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服务业品牌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江干服务品牌；把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智相结合，注重培养和吸收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到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3%以上，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社会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现代社会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目标。今后五年，要通过实施“全域城市化、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保障更加完备。到2016年，城市建设区比例达到7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一是大力推进重点区块开发。全力支持钱江新城、城东新城、丁桥新城、运河综保、地铁等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同步推进功能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区级自转力，创新项目运作机制，积极拓展融资平台，制定并实施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艮北新区、普福区块、运河区块、科技园区拓展区块等项目开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区本级项目建设，提升商业商务休闲功能。二是大力推进征迁安置工作。积极实施重点区块拆迁和扫尾工作，到2016年，完成拆迁面积640万平方米以上。完善工作体系，加快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农居品质，妥善安置被征迁群众，到2016年，累计完成新开工安置房300万方、竣工350万方，回迁安置12000户。三是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设，推进秋石快速路三期、东湖快速路、德胜东路东延高架、艮山快速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成型，积极推动沪杭高速抬升工程，加快120公里主次干道城市支路建设，加快同协路、丁桥东路、沿江大道等道路建成通车；着力解决断头路问题，提升道路联网贯通能力。加快建设大型立体停车设施，到2015年建成停车位7500个以上；加快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力争到2016年每平方公里道路密度达到1.96；结合地铁二号线建设，高标准实施庆春广场地下空间改造工程。四是大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机构改革为契机，巩固管理重心下移成果，全面落实属地责任，加快城市管理资源整合，扩大“数字城管”覆盖面，充实网格化管理内涵，不断拓展城市管理领域，提高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分类管理理念，加强洁化序化和防违控违拆违等工作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打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区环境。

推进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现代治理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有力保障。今后五年，将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多元治理新格局。到2016年，全区法治建设水平保持全市主城区前列，党风政风满意率达90%以上。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工作，面向社会的行政审批事项100%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办理。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制，建立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推广政府投资项目实时监督管理系统。进一步健全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到2016年，行政（便民）服务体系覆盖率达100%。二是探索治理主体多元化。统筹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和角色，继续推进市政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试点，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社区组织参与到市政服务及社区服务。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探索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采取BOT、公私合营等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深入开展社区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试点，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到2016年，90%社区建立“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社工队伍建设，全面推广“责任社工”管理服务体系，到2016年，第三方测评的群众满意率达到90%。四是深化矛盾防范化解体系。坚持依法治区，深化“网组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到2016年，实现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98%和95%；劳动关系和谐指数全市排名前三。五是深化“平安江干”创建成果。加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平安和谐家园等创建活动，健全外来人员服务管理，大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篇2

【关键词】城市 社区民主 管理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出现许多新问题：①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观事务管理过多；②企业分离出来的大量社会职能交给了政府，使之难以承受；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令政府难以“消化”；④老龄问题加重了政府的负担；⑤政府难以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困难；⑥令政府大伤脑筋的社会治安问题；⑦城市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矛盾；⑧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格局和人员配备不合理等，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这都是改革中涉及到城市社区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强社区的民主管理。

一、从改革全局来说，加强社区民主管理

第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进程，是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的根本途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从政府层面来说，就是要转变管理职能、改革机构、改进管理方式。根据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以制定和执行城市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为主，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如行业管理职能要逐步转给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管理职能要逐步转给企业，部分社会性事务管理职能要逐步转给社会，政府的机构和行政管理方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出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许多社会职能将要更多地依托社区来承担，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作用比计划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改革越是深化，就越需要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

第二，是加强城市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既要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改造，更要通过社区管理加强城市现代化管理，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城市管理跟不上，就会制约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建设重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改造城市街区，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现代化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管理的重心也正在下移，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职能逐步向街道社区聚集。这样一来，街道社区的任务会不断加重，管理难度会不断增大，管理要求也不断提高。只有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才能将城市管理的各项措施落实，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

第三，是加强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需要。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提高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成员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培养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建立和完善各种社区组织，有助于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使政治参与变被动为主动。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鼓励，社会成员日益表现出更高的参与热情和更强的参与意识，对加强城市社区民主管理也是一个促进。

第四，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社会稳定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要条件。城市社区保持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稳定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总的来说，现在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生的矛盾，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出现的矛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外来流动人口增加造成的矛盾，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等等，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要把这些矛盾及时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就需要依托街道社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第五，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需要。在不能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行事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政府的行政化方式难以幅及的区域范围内，社区是一种重要的机制与有效的力量。如果一个个地区协调发展了，国家与社会便得到了共同的进步。要充分依靠民间与社会的力量，利用社区自身的努力，使这些力量和努力跟政府的规划目标保持一致，把社区和整个国家联为一体，密切合作，共同来解决地区内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仍需要调动这种“原生性”的社会力量。

二、如何加强社区民主管理

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主体的作用。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政府法人的主体作用，理顺政府法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企事业法人的支持作用，利用本企事业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完成自身承担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要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的中介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组织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形成广泛参与、共同创建的局面。

篇3

关键词：社区服务；对策；人员素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85-01

一、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组织功能定位不准，服务职责不分明

社区服务在我国总体上还是由政府主导，社区组织基本上仍沿袭着政府组织的特点，社区的功能不十分明确，很多居民都不真正知道社区服务的所有功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是联结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也是社区民主建设的主体，它应该具有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性质，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政府的触角伸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被转移到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力量仍依附于政府权力，或者直接是政府的下属部分，受到政府机关的过多干预，难以发挥作业社会组织和民间机构的优势。政府机构没有发挥出管理、规范和指导方面的作用，出现了触角过长和角色缺位的尴尬局面。社区组织没有将解决居民日常事务放在首位，因此使社区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民主自治功能。现代社会社区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民政工作的职能和权限，单独民政部门的管理难以适应社区服务大环境的发展要求，在组织领导上制约了社区服务的发展。

（二）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素质不高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现在社区服务已经全面启动但仍然存在形式简单，内容单调，服务面较窄的情况。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存在的问题，目前较多的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大，专业化和高素质的年轻人少。再加之有较高文化素质、受过高等教育、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年轻人多不愿从事低端面的社区服务工作，导致了目前的社区服务人员不足和素质低。其次，社区服务的人员很少接受过专业化训练和培训，社区服务方面的技能掌握的较少，面对复杂的社区问题难以提供有效服务。总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居民对各方面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服务呈现出更加专业化，如果不改变社区服务的现实状况，是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会阻碍社区建设以及民主自治的进程。

二、社区服务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社区职能和建立和谐社区

政府部门的角色应该包括对社区服务工作进行指导，但具体操作的工作主要就应该由社区居民自主去完成，自我服务，这样才能科学地定位需要什么服务和进行什么服务。在推进社区服务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需要认真确定社区的职能范围，明确界定哪些职能必须由社区承担，哪些职能不需要由社区承担，并且通过法律法规等途径将其固化；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需要严格限制和规定具体管理职能的责任主体，打破上级给下级，级级分配布置执行的不良现象，切实减轻社区的负担，让社区职能真正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服务这一宗旨指导下。

社区服务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是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需要面对的现象，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现实给城市带来诸多问题挑战，社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而社区服务的核心就在社区民主与自治的真正落实，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幸福感，通过建立和谐社区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真正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平等对话，在合作中达成资源分配和政策实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从内源上培育社区公共领域并扩大社区公民参与程度，三是应当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四是完善社区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并从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入手；以上措施通过治理求和谐是达到社区和谐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二）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素质

适当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的待遇，吸引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层次人才到社区服务岗位当中来，以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壮大服务队伍；同时还要多方发现吸引高素质群众人才参与社区服务，规范管理，培养基层社区服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对相关工作进行宏观指导，以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使社区服务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和高效化的道路。

社区应该加强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技能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服务队伍。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可以进行业务外包，对于适合市场化的事务可以交给市场来做，将社区管理与市场供给有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机构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的动力与热情，以提升社区管理工作的效率，也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出现的新问题。

三、结论

面对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社区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社区服务真正担当起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局面，稳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的健康向上和良性发展，让生活在社区中的普通居民因细致和贴心的社区服务倍感幸福。

篇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农业还是“四化”同步发展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近年来，苏州紧紧抓住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喜人局面，走出了一条具有苏州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但从全局来看，在推进“两个率先”进程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相对滞后，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仍然较大，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区、先行区，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中外合作的成功典范，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一。开发建设22年来，园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园区开发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成功缩影，也是苏州新型城镇化的成功探索。园区的城镇化发展既体现了苏州全市关于优化布局、集约集聚、富民惠民、生态建设、固本强基的共性要求，又统筹兼顾了区域所处的阶段、发展的形态以及赋予的内涵，分析园区城镇化发展的成就、经验、困难及对策，对苏州乃至全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园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自1994年开发建设以来，园区坚持把城乡统筹发展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坚持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城市现代化互动并进的发展路径，实现了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工业化初期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巨大跨越。尤其是近年来，园区紧紧抓住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顺利完成撤镇建街道并大力推进相关改革，城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回顾园区城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1实现了全域规划和功能一体化

园区在高水平推进中新合作区开发建设的同时，确立了“^镇一体”的发展理念，打破区镇、镇域的局限，将乡镇（街道）规划放在整个行政区域的大背景下，将周边乡镇（街道）规划定位为中新合作区的副中心，实行区与乡镇（街道）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等方面无缝对接。在规划之初，园区就引进了新加坡等国际先进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结合区域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描绘出国际化、现代化和园林化的新城区框架。

一方面，精心编制了区域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科学布局工业、商贸、居住等各项城市功能；另一方面，陆续制定和完善专业规划300多项，如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城市形态风貌规划、商业空间利用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社区发展规划等，都做到了区内区外的一个标准；并形成了“执法从严”的规划管理制度。目前，园区街道基础设施与中新合作区实现全面对接，规划编制、建筑形态、空间布局、市政设施等实现区域一体，水、电、气、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实现区镇共享，镇区商业中心、工业区、住宅区等各项功能布局科学，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布局合理，纵横交错、区镇环通的主次干道网顺畅，兼具现代化、国际化、特色化的优美城市形态已经形成，动迁社区在建筑形态、立面色彩、空间布局、区内环境等方面达到城市社区标准。

1.2实现了农民与市民福利均等化

园区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突出体现动迁农民的收入快速增长更为突出，农民与市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了动迁农民的市民化。其次，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文体娱乐等公共服务均等可及，覆盖面和质量持续提升，形成了优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机制，实现了公共服务成果共享的局面。第三，农民与市民社会保障全面并轨。

1.3实现了产业和人才结构高端化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综合实力雄厚，产业结构优化，主导产业日趋高端。第二，科技投入充足，创新载体丰富，高新产业表现抢眼。园区积极构筑宜居宜业生活圈，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内涵。金融商贸区、科教创新区、国际商务区、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板块加快建设，人气商气加速集聚，城市发展的宜居性舒适性不断提高。

1.4实现了城市发展生态化

园区从开发伊始就确立了“集约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致力于追求“绿色GDP”，发展循环经济，狠抓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争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在营造更加优良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统一。

1.5实现了土地利用高效化

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园区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确保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利用规划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土地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益显著提高。

1.6实现了社会管理精细化

按照苏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关于“三集中”“三置换”的要求和部署，园区着力推进农民居住地转移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在2010年底园区农户一次拆迁基本完成，农民全部转化为城镇居民。居民动迁结束以后，园区已经形成了全域的社区治理形态。

2.园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经过22年的探索实践，园区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对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传承文化、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的新要求，以及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和居民群众的新期待，园区的城镇化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需要着力破除的制约因素与挑战。

2.1产业转型的压力

园区各街道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不断加剧，目前已经基本没有可供连片开发的工业用地，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形态难以为继，特别是在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严峻、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以工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面临着增速放缓、后劲不足等困境。

2.2居民增收的压力

目前，园区各街道富民载体的产出效益和富民组织总体还不能满足动迁居民持续增收的需求，虽然富民载体总量体量不小，但受经济大环境、运营水平等因素影响，载体收益率增长有限，有的载体收益率甚至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动迁居民财产性收益持续增收难度较大。

2.3社会管理的压力

当前，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行政权力下放、治理重心下移、利益诉求多样，公平诚信理念、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随着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园区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受诸多因素叠加影响而引发的社会养老、“救急难”、社区服务管理等深层次问题，将会更突出、更复杂，解决难度更大。

2.4公共服务的压力

近年来，园区各街道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虽不断提高，但与中新合作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5资金投入的压力

为了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步伐，园区结合当前各街道城镇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八个一体化”的战略举措。根据园区有关部门的测算，2015～2019年，落实这一战略约需资金近300亿元。在地方融资政策不断收紧的情况下，资金压力着实不小。

3.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关键，从区域实际出发，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念：

3.1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不断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成果。

3.2 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要遵循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规律，更加科学地编制镇村布局规划，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通过产城融合把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充分释放发展活力。

3.3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使市鲈谧试磁渲弥衅鹁龆ㄐ宰饔煤透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合力。

3.4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要把生态宜居的理念全面融入到综合试点进程，促进城市高效集约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走集约、生态、宜居、高效的城乡可持续发展道路。

苏州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握五个重点：

第一，科学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进产城融合，建设江南特色美丽镇村

根据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根据江苏省新型城镇化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总体框架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城乡规划的有机融合，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加快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4个副中心城市和一批小城镇为增长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乡空间布局。

第二，转型升级，优化城乡产业结构，集聚创新要素

苏州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以市场化导向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积极培育科技和产业创新集群，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建立具有战略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

第三，推进人的城镇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素质

城镇化的关键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基本任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按常住人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苏州不仅要推动本市户籍居民的社会融合，而且要推动非户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第四，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推进城乡法治建设

法治、民主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要积极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在提升规划层次、推进产城融合的同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为城乡社会和谐进步奠定基础。

第五，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生态空间保护

根据苏州生态环境现状，高标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形成科学合理的国土开发格局；有效节约能源与资源，切实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牢固树立“大生态”理念，系统修复山、水、林、田、湖等各要素；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广泛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解决环保领域新问题，把苏州打造成为宜业、宜商、宜居、宜游、怡人的“人间天堂”。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镇化发展要体现新的水平、新的要求。要从大规模的土地扩张的土地城镇化真正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变，要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要坚持从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群众意愿出发，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开创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城乡共生、城乡文明的良好格局，让广大城乡居民更公平地共享优质的公共服务、良好的自然生态和舒适的宜居环境，切实增强获得感、满意度。

参考文献：

篇5

一、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的内源发展观

“内源发展”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出现，而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进入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务领域，并引起各国关注的原因，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研究计划：“对促进适应各国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发展和多样化发展过程的社会文化条件、价值体系以及居民参加的动机和方式进行研究”。这一研究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总结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各种关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对它们的局限进行分析批判，特别是在各种现代化的话语系统下，后发现代化国家追赶型社会发展模式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反思而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和政策思维。按照这种新发展观，“一个社会不能完全照搬另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维结构和行动方式”，“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模式和风格”［1］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策路径，运用内源发展战略来解决自己发展中的问题。而所谓“内源发展”的理念强调的是“发展是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发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创造力和自主性的提高，它们必须是来自于人民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和从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2］因此，“内源发展”的理念，是把发展看作“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3］，强调各民族在解决发展时，应该是一个“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把发展的各种目标、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术等方面的考虑都归集到人的整体和统一体中去”［1］。内源发展观的提出，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贫困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念。对发展中国家摆脱他们对西方现代国家的依附性，探索自主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启示。但是，过于哲学化的讨论，使这一理念往往陷入逻辑应然的理想状态，而在实践上限制了内源发展理论对人们开展政策思考的社会想象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出版，以发展人的真实自由为目标的“可行能力”理论，使内源发展的抽象观念能够具象为由各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护所组成的个人主体性所需要的实质自由，使这一发展观念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充实，其外延也扩展到实现人的主体能力的获得所需要的条件。在他看来，“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4］而获得了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并通过它们的“相互联系及互补性”而“相互强化”［4］，能够增强人们应对现代化背景下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张挑战的主体性。这将使我们在考虑发展政策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并在建构以内源发展为内涵的反贫困行动体系时具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发展型社会政策形成了由众多理论观点和实际行动支持的研究谱系。这个谱系既包括了前面所提及的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也包括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投资战略、詹姆斯•梅志里（JamesMidgley）的可持续生计理论、迈克尔•谢诺登（MichaelSherraden）的资产建设理论、艾伦•沃克（AlanWalker）的社会质量理论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政策创新意义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论。这些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以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穷人的生计过程，围绕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培育进行投资，消除对穷人的社会排斥，减少其脆弱性，以增加他们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能力，形成可持续生计能力来促进他们的社会发展。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谱系中，以梅志里为代表的整体性社会政策思维，在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政策框架，“把那些在传统上一般被主流现代化政策忽略的乡村群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将“焦点集中于老百姓身上……以更好地解决农村人群的迫切需要。”［5］这是一种把民众置于政策议程中心的思路，但又不是那种目光短浅和为实用主义所驱使的“民众需求第一”［5］的民本主义（或许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基于整体性社会政策思路的社会投资行动，这一政策思路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规范性社会政策的国家主义、市场主义或平民主义思路，而是融合这三种思路，针对个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困境，建立国家、公民社会、民营商业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等政策行为人结合的共同行动，去增进他们的福利，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竞争力，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抗击社会排斥的能力［5］。按照这样的政策思路，农村发展中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应统筹考虑“所有与生计维持相关的机遇与制约因素”。既要强调受益人的参与，也要协调政府部门、营利性机构、发展机构、社区和志愿者组织等的行为。要采取社会投资的方式去发展农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他们增加各种资产性积累创造条件。“因此，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讲，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实行传统的福利项目（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或者以在关键性的非福利部门（诸如农业和资源保护部门）进行社会投资的方式来实现。”［5］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框架的陈述中，梅志里也特别提醒到，尽管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单一机构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而必须将多重行动者考虑在内。”但是，“善加组织”，注意协调不同机构、不同参与者的行为，以产生“整体大于部分”的结构性效果，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历史的经验证明，由于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的问题，不同的参与者和发展政策往往会相互竞争，彼此抵牾，导致农村发展计划的失败。譬如“有关受益人（或称‘利害关系人’）参与的说法常常有高估现实的问题。”“要想把那些在社会层面上矛盾重重、在空间上七零八落的人群纳入发展工程和项目之中，会存在很多操作上的困难。”“一堆机构不恰当地凑在一起，各个组织以一种恶性的方式进行竞争并且毫无必要地重复行动（就像在‘整合性农村发展项目’的案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不仅会使扶贫计划失去预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会破坏人们对发展的信心和对各种发展计划及其行为者的信任，使农村发展失去社会基础。因此，在可持续生计计划的工具性运用中，既要充分肯定国家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也应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服务供给领域“容易与草根阶层打成一片”，调解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地方社区“经常拥有极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关于地方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地方性知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实现发展目标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国际发展组织对地方社区所提供的财政支持和服务起到的工具性作用，也推动了社会政策的变革。而私人部门作为可持续生计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农产品拓展营销渠道，也可以通过特殊的安排为小农产生者提供贷款。”总之，组织协调各个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与受益人进行充分的协商，“确定正确的先后顺序和建立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都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环节。”［5］

二、“精准扶贫”中的内源发展战略

“精准扶贫”是中国政府根据到2020年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以及“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①的要求而提出的扶贫政策新思路，也是国家在总结以往扶贫工作的经验，针对目前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对贫困人口的“底数不够清、指向不够准、针对性不够强”，“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②而提出的工作方针。它把“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③作为现阶段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确了“精准扶贫”的目标和方法，成为各地开展“脱贫攻坚”行动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在这一政策方针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大量机关干部“入村包户”，订立目标责任制，举地方财政之力，实施“脱贫攻坚”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精准扶贫”攻坚行动来落实中央决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效果。但是，在这一重大的国家行动战略的落实上，如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实现“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的目标，一些地方的做法却需要进行反思。比如“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许多地方采取的是领导干部做表率，干部职工总动员，入村包户，一对一，面对面地开展扶贫行动。这些措施以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为特色，以政府机构为主体和行动者，在精准扶贫的力度上也显得非常有力，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贫困人口的关心和负责任的态度。然而，我们知道，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到了脱贫攻坚的阶段，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中西部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绝不仅仅是靠政治行动和经济干预措施就能解决贫困，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包括贫困群体在内的更多的行动者参与，以复杂的方式去应对复杂的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实现现有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因而，所谓“谁来扶”的问题，实质是谁是扶贫的主体和行动者的问题，而“怎么扶”则是如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让包括贫困者和专业发展工作者在内的相关主体也参与到“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来的问题。按照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反贫困行动是由多个行动者组成的行动体系。其中，政府和行政体系固然是居于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专业人员和专业队伍的参与也是重要的保证。但是，“真正的扶贫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帮助贫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个过程”，要在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上下功夫”④。从这一基本的方法论要求来理解精准扶贫，我们必须明白，过多的政府干预，过大的物质、技术和资金投入而又缺乏贫困者在脱贫过程中的责任担当，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使贫困群众、贫困家庭、贫困社区产生依赖性，削弱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主体性和意愿。因此，“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处理好国家、社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的原则①，对于解决好“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具有从战略到实践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政策指向性。从内源发展的观点看，“精准扶贫”应该瞄准贫困者的主体性培育，通过激发他们的内生性动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内源发展的主体，使之能够参与到脱贫行动中，才能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最终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发展。从发展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理解“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我们首先要把主体看作是一个由个人主体和社会系统组成的社会主体。它的内核是由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组成的主观世界。然而，这种主观性又是来源于它所处的生活世界：一个由它所生活的环境、文化、习俗、教育、制度和体制组成的社会系统。个人主体由这个社会系统所形塑、改变和再造。因而，任何主体的发展，能力的改善和提升都应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改变入手，通过制度体制的改革、教育的完善、社区的移风易俗和文化创新、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资本的培育等一系列的活动来实现。也只有如此，“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才不是单纯乐观主义的浪漫理想，也不是唯意志论的主观意念，而是可望可及之事，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也才能成为贫困地区通往全面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又是和“扶持谁”这一前提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和贫困人口的构成及其特点。这是在精准扶贫中培育贫困者主体性，推进内源发展的前提。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带来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和个人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变得越来越严重，农村贫困格局也发生了新变化。李小云最近提出，农村贫困格局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催生大量的贫困人口，从贫困特性上看，可见这种贫困称之为转型贫困”。这一部分贫困人群中的一部分有机会在转型中获得发展机会而摆脱贫困，另一部分则会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避免陷入贫困，还有一部分则会落入贫困陷阱，形成贫困的增量。“二是原来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而且处于贫困代际传递状态”［6］。这两部分贫困人群构成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增强他们的主体性，激活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就成为精准扶贫的关键议题。在增强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源发展过程中，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是两项彼此关联的实践性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村社区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农民失去了社区依托，变成脆弱群体。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开发扶持的力度，出台大量涉农政策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遏制了农村社区衰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和农民增收乏力的趋势，一些区位、交通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社区，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中甚至反超城市，成为富裕农村。但是，在中西部脆弱程度较深、贫困人口存量较大的地区，社区衰落、劳动人口流失、资源匮乏，且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社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社区建设来夯实基础，借助“脱贫攻坚”计划和“精准扶贫”措施，通过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社区发展机构、发展农村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等社区重建措施，激活社区潜能、整合社区资源，重建农村自组织体系来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增强社区、家庭和个人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各种生活风险的能力，形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内源发展”［7］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贫困者的主体性将由个人主体联合为社区主体，生存方式也将由原子化的个体生存转变为组织化生存，自主性及主体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在农村反贫困的行动中，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经济能力，一直是扶贫工作的主要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通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以项目化的方式扶持产业，建立专业合作社等方式来激活农业生产潜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式的扶贫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中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越来越远离贫困人口所能从事的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减贫效应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6］，发展农业产业的减贫效果逐渐降低，靠开发式扶贫政策解决那些受脆弱性影响较大的贫困人口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解决贫困人口生计能力不足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政策框架就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支柱之一，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思路，“其具体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诸如贫困、脆弱性、农场体系、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5］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生计维持系统包括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资产和维持生活的各种活动。对于可持续的农村生计而言，它追求的目标是多重的，既追求人们收入的增长，也要考虑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减少脆弱性和规避风险的社会保护与能力提升。而要实现这多重目标，就必须对人们进行社会投资：投资于教育、健康、从事各种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技能，以及改善环境和改变生活态度的能力与方法。通过这种社会投资，形成对他们有实际意义的可行能力，即拥有自主开展生计活动的财政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产性资本，为推动他们的内源发展提供支持。但是，内源发展并不是仅仅由社区和个人单独的行动构成的，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其资源的短缺和能力不足，需要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来激活内生动力，也需要有政策体制的支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因此，内源发展战略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来帮助贫困人群和他们的社区改善环境，为他们的生计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外因激发内部活力，为农村社区的内源发展提供协助，就构成关于内源发展战略的完整内涵。

三、通过农村社会工作推动“内源式”精准扶贫

农村社会工作是以“促进农村社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质，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村民的发展能力，达到农村社区的公平、公正、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8］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样式。专业化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引导下，以社区为基础，以促进农村人们的自主发展为目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去协助村民以自我发展的方式，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实现农村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在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转变与发展。在近二十年的探索中，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出一系列以反贫困和社区能力建设为基本议题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并在实践中开展了以促进社区参与、改善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能力、发展社区文化、推动社区建设为内容的策略和方法探索，围绕扶贫、生计发展、能力建设、文化建设、城乡互助、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社区服务、农村生态与环境保护等不同议题，为个人、家庭、社区提供服务，在所开展服务项目的农村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改善了这些社区的状况。在这些实践经验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内源发展，激活人的潜能及其身边资源，支持村民自主发展，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与核心价值，对反贫困及社区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总结这些经验，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将对“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中，以促进农村社区内源发展的理念为指导的农村社会工作，首先将人置于战略的中心地位，把精准扶贫的重点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发贫困社区、贫困家庭和贫困者的主体性与自我发展责任能力为基本着力点，关注他们的生活形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愿，发现他们的优势及局限，分辨和澄清他们的真实需要，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助人方法去影响、改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促进其发展动机的形成。我们之所以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精准扶贫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尽管也谈“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是把贫困群众的物质需要当作工作的重点，把技术、项目和资金的投入当作主要的措施，而忽视受助者的想法和内心感受，忽视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和制约，以及他们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知识，在各种压力和挑战中所形成的策略和技巧。因而，在扶贫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从优势视角的观点出发，“致力于动员村庄及村民的力量（资源、智慧、知识、能力等）来实现他们目标和愿望，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9］而社会工作者则以协助者、陪伴者的角色开展服务，运用助人自助的方法去培育和发展贫困者的主体性，通过发掘他们的潜能，活化社区、家庭及个人的资源，来促成贫困社区的内源发展格局。农村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另一个基本策略和方法，是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开展精准扶贫。按照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真实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们所具备的可行能力基础上的行动自由，即对生活中的挑战和风险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使他们摆脱困境，得到发展。在这里，社会工作所倡导的能力建设，不是简单地培养和发展某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技能的问题，它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理解力及批判精神的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新的技术、方法和技巧的掌握与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世界观的转变相结合的整体成长过程。因而，在反贫困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必须把“精准”放在人的转变上，以“助人自助”为出发点，“自助助人”为归宿，把“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结合起来，开展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精准扶贫，把扶贫的着力点放在社区能力、家庭能力和个人能力的激活培育上，针对贫困社区的社会环境、文化特质、生计方式、生活习俗、经济状况，以及贫困人群个人和家庭的具体困难，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巧，不仅给予他们资金、技术、信息、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技能层面支持、辅导和培训，也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不适应农村发展和现代化的缺陷和不足，开展观念更新和行为改变的社区教育、个别辅导。增强他们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提升他们抗御生活风险、发展生计的个人家庭能力和社区集体行动的能力。农村社会工作推进精准扶贫的第三种策略和方法，是针对当前农村社区组织化水平低，生产的个体化和社区生活的原子化导致的社区衰落，开展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组织是人类应对自然和社会压力与挑战的最有效方法。通过组织化，人类摆脱了自然生存的状态，以各种形式的组织联合起来，进行合作交往，建构出形态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来说，组织化或再造组织化的社区及其个人的生产、生活形态，对实现他们的脱贫发展及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战略的意义。诚如德鲁克所说，“现代社会，经济和社区的核心不是技术，也不是信息和生产率，而是作为‘生产’成果的社会器官的管理有方的组织机构。”［10］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不断向农村扩张，农村地区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和原子化的社会状态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要求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愈加突出，社区的组织化也愈加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地区的农民不组织起来，会使他们“在面对有组织的市场力量和变化莫测的市场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无能为力。”［11］因而，推动农村贫困社区的组织化，以有组织的方式去解决贫困问题，也就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工作，协助农民脱贫发展的重要内容。从以往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运用社区组织的社区工作方法和沟通协调、互助合作的技巧去组织农民开展自助互助活动，帮助他们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社区协调组织，引进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协助和支持，对凝聚社区共识，激发社区活力，完善贫困治理结构，实现社区的内源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策略和方法外，农村社会工作在参与“精准扶贫”的攻坚行动中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移风易俗，推动贫困社区的文化建设。

篇6

发展实体经济

[精彩标题示例]

筑牢实体经济强国基石

激活实体经济这池春水

[精彩开头示例]

一国强盛之本在于实体经济，这本是普遍共识。然而，这几年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却不小：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资金周转捉襟见肘、市场需求疲软、投资回报率下降等等反映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整体状况欠佳。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无疑为发展实体经济鼓了气，壮了胆。

[精彩结尾示例]

总之，在全球经济深刻调整，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只有抢抓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营造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实体企业治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才能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夯实我国经济发展基础。

人工智能

[精彩标题示例]

1.为人工智能铺就发展快轨

2.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精彩开头示例]

1.科技创新有自身的规律，而顺应规律的助推，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这一规划的出台，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争夺科创前沿高地吹响了冲锋号。

2.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精彩结尾示例]

1.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2.历史上，当第一台蒸汽机车问世时，有人驾着马车与火车赛跑，讥笑火车没有马车快。如今，人类早已跨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山峦，正行进于智能化的快车道。为人工智能发展铺就一条坚实的轨道，我们一定能拥抱属于自己的时代机遇。

文化泛娱乐化

[精彩标题示例]

文化娱乐化助推文化粗鄙化

电视文化“泛娱乐化”需坚守底线

[精彩开头示例]

作家冯骥才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华文化正在粗鄙化”。国门洞开后，超级市场、麦当劳、好莱坞、NBA、肥皂剧、歌星、影星、球星等商业元素伴随着西方的商业文化倾刻间蜂拥而入。商业文化的“快餐式”属性在网络、电视等强势媒介的助推下，促成了文化的“娱乐化”“眼球化”，并成了当下文化的一个“标签”。标签作用的深化加速了文化的粗鄙化。重塑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不能忽视文化的粗鄙化，更不能任其“逍遥自在赛神仙”。

[精彩结尾示例]

电视文化的受众面广，娱乐节目的影响力大，这就更需要坚持追求精神品质的境界，坚守文化娱乐的底线，切实剥离那些滥俗的东西。摈弃浮躁跟风心态，驱散荧屏文化中的“雾霾”，给予观众艺术的熏陶、精神的向往和人文的慰藉，多为社会注入向上的感染力。艺术产品用什么力量培育文化植被、建设文化生态、满足广大观众的精神诉求，已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

加强环保督查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精彩标题示例]

1.让环保约谈“谈”之有效

2.环保督察，催生转型升级“化学反应”

3.环保不力不能止于“督查”

[精彩开头示例]

示例一

“千秋胜负在于理”。环保督查雷厉风行的背后，是新发展理念的引领，是绿色发展的深入人心。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用环保倒逼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强身健体”，越来越多的地方学会“算大账”。

示例二

保护好一方山水，造福百姓，遗泽子孙，乃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责任。然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当环保局长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请环保局长喝黑水”成为热点新闻时，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再次折射出，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

[精彩结尾示例]

示例一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环保督察绝不是一阵风，也不是最终目的，问责是为了督促各地根治环境污染的民生之患，回应绿水青山的民心之盼。人人都做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践行者，才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新路。

示例二

蓝天，大地，青山，绿水……我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很多，我们也为经济发展付出很多;我们怀念从前，我们更希望未来可以回到从前。从督查开始补救，从当下开始转变，生命的健康、民众的期盼不容许再有让位，“美丽中国”的建设必须落实于行动。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精彩标题示例]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2.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新时展关口

3.创新驱动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4.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精彩开头示例]

示例一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示例二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最初“现代化”的构想，就是指的经济领域。但是，块头大并不代表身体强，经济的体量大也并不代表结构合理。经济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体系”二字。中国经济，正在从“长体重”向“强体质”转变。

[精彩分析示例]

示例一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融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中。必须坚持品质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品质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示例二

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意味着更加科学高效的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是资源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这是很难持续的。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的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投资的边际效率出现下降,依靠资本投入推动增长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也越来越强。

[精彩结尾示例]

示例一

在时代进步中解放思想，在理念转变中埋头苦干，新发展理念必定能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问题提供答案。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让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全过程，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环境污染防治

[精彩标题示例]

1治污需做好“发展加减法”

2.治理污染，不讳疾方可得善医

3.治污不能只靠政府

4.“向污染宣战”还需雷霆手段

[精彩开头示例]

示例一

近年来，人民对环境越来越重视。从最早提出雾霾、PM2.5等关键名词，再到现在将PM2.5等列入日常生活考虑之中，这无疑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周围生活环境和自身身体健康的关心，同时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群众关心关注问题的重视。治理环境污染，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是圆梦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示例二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跳不出“GDP至上”的陷阱，为了经济数字好看、财政收入有靠，招商引资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不惜出台牺牲资源环境的土政策，让污染企业大行其道，成为备受呵护的“香饽饽”。在这样的治理生态下，环保部门要么无所作为，要么也加进去分一杯羹，滋生出以罚代管、靠罚养人的罚款经济。治污，亟需做好各地发展的加减法。

示例三

以往，或因担心引发恐慌，或是怕被追究责任，有些地方对于环境污染的习惯性做法是“捂盖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导致严重后果。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改善民生，让人民越来越幸福。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发展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是明珠弹雀，得不偿失。

[精彩结尾示例]

示例一

环境“疾病”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治理大气污染任重道远，尚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贡献力量，为实现“美丽中国”而打好攻坚战、持久战。

示例二

无论如何，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治理环境污染，只有用用雷霆手段，方显现菩萨心肠。治理污染，就得靠“通电高压线”般的制度设计、靠零容忍的坚决态度、靠动真碰硬的铁腕执行，如此，才能净化我们的呼吸、守护我们的家园。

示例三

能不能把环境摆在正确的位置，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检验着治理者的能力。不管是遥远山村的生态悲剧，还是城市里的“呼吸之痛”，都在警醒我们，“向污染宣战”亟须落实为行动，做好“发展加减法”，更需要从现在做起、从众人最期盼的地方做起。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精彩标题示例]

1.完善社区治理，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2.社区治理，要“破”更要“立”

3.健全社会治理,别忘了基层

4.社区治理要有乡土气

[精彩开头示例]

示例一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移风易俗只是农村治理方方面面的其中之一，如今农村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需要摒弃，比如宗族势力、迷信思想;也有很多好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植入，比如法治、诚信，这些都是一个“破”与“立”的过程，极为不易。无论哪个方面，都需要从农村的特殊性出发，需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研究问题。

示例二

古语云“打桩还需根基硬”，基层，是锻炼培养干部的主阵地，是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的大平台，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群众公认优秀干部，将大批后备干部、年轻干部放到基层一线进行培养锻炼，是事业发展、队伍建设的主要途径。

[精彩分析示例]

示例一

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简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很难，社区基层治理注定是一个“老大难”——“老”在千年遗风，“大”在千家万户，“难”在除旧布新，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儿，很多风俗不单单是金钱上的事情，而是代表着乡亲邻里间的人情世故。如果只是看到了婚丧嫁娶的奢靡，忽视了其承担的人情维系功能，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却没有“结合群众感受干工作”，这显然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示例二

从总体上看，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在“管”和“用”上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重“建”不重“管”、重“验”不重“用”现象突出，有效利用普遍不够。有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沦为验收和检查的“秀场”。不少地方政府积极投入资金建设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在验收达标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或被其他事务挪用和挤占。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适用度不够，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部分基层文化机构的设备设施陈旧简陋，建设中的制度性保障不平衡。

[精彩结尾示例]

示例一

“破”并不意味着彻底摒弃，“立”也不是要完全另起炉灶，“破”的是糟粕，同时应该保留精华，我们相信，未来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扎实推进，广大农村地区还会不断面临“破”与“立”。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始终沾满泥土气息，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必将不断成熟，广大农村也会更加和谐美丽。

示例二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一时之功，功未必在当下。因此，在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的过程中，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基层建设的重点，管理也要随之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就是要建的好、管的也好，如此，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更持久。

共享养老

[精彩标题示例]

为养老插上“互联网+”翅膀

多方合力共促养老事业发展

[精彩开头示例]

1.“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重阳节之际，一首《当你老了》，刷屏朋友圈，戳中无数人泪点。每个人终会老去，当“银潮”迎面而来，如何安放2.2亿多60岁以上老年人的夕阳人生，是人们在感动之后，不得不思考的时代命题。

2.“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孝敬父母，天经地义，可如今，在父母身边尽孝道，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先生曾经论及，与美国的“接力模式”相比，中国的养老可归为“反馈模式”，即亲代抚养子代、子代赡养亲代，这可概括为“养儿防老”。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父母与子女天各一方已属常态。对于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来说，侍奉父母确有难度，更遑论“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如何让“通讯录里的父母”安享晚年，成为全社会的一道考题。

[精彩结尾示例]

1.“打造银丝下的春天”，这是全社会的责任。老年是人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我们期待，随着养老模式更多元、社会保障更有力，我们的未来一定更有可塑性，“银丝下的春天”将变成现实。

2.“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即便有他人的精细照料，即便有可贵的夕阳友谊，亲人的呵护却是永远不可替代的温暖。远离父母的游子，不妨通过互联网，与父母视频通话，道上一声问候，与他们一起细数年华。在“流动中国”里，这也是“互联网+养老”的题中之义。

弘扬企业家精神

[精彩标题示例]

1.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蕴藏活力

2.时代呼唤优秀企业家精神

3.弘扬企业精神点燃时代引擎

[精彩开头示例]

1.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在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企业家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由此呈现出的企业家优秀品质精神也已形成一股厚重的正能量，并以充满活力的姿态推动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2.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发挥好企业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回顾波澜壮阔的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正是一大批企业家挺立潮头、勇于创业、不断创新，推动改革与开放不断深入，成就了“中国奇迹”。如今，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挑战，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单个企业的稳增长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局稳增长的基础与保障，企业家对经济大势的正确把握与妥善应对成为企业稳增长的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尤须激发企业家精神。

[精彩结尾示例]

1.“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中国改革进行到今天，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深刻的伦理精神内涵，企业家精神是其中重要内容。以法治呵护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也就是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规则，护佑中国企业行稳致远、根深叶茂。

2.感召力、更富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我们要加强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传承，在全社会倡导加快形成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共识和合力，加强优秀企业家培育和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确保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各项举措尽快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激发市场主体主动作为的精神。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不仅能促进创业与创新精神的高涨、营造开放健康的市场环境，更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人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人的思想、激发人的活力。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把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让企业家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才能让“中国奇迹”攀上新的巅峰。

知识付费

[精彩标题示例]

知识付费是消费升级的必然

[精彩开头示例]

示例一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一位北大经济学教授的网络专栏，拥有超过17万付费订阅者，价值近3500万元。而这仅仅是众多网络付费内容中的九牛一毛。在崇尚分享精神的互联网时代，为优质内容付费已渐成趋势。

示例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仿佛一夜之间，知识经济的春风就呼啦啦刮起来了。喜马拉雅FM、得到、问咖、值乎、分答……一大波知识付费平台走红。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当前我国知识分享市场已初具规模，2016年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610亿元，同比增长205%，使用人数约3亿人。

[精彩结尾示例]

示例一

知识付费的内容创作越来越倾向于精英化、专业化。创作者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还需要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能够把某一领域的知识进行结构化讲述。随着各大平台引入重量级专家、提升产品质量和线上线下互动，知识付费也将不再过分依赖打赏，价格将越来越走向市场化。惟如此，知识付费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国民教育 融合

（1）重视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工作，理性梳理和掌控当代国民认知、认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规律及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方法途径。

其一，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规律的探索力度，给予此项科研活动相应的人员、资金、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在调研对象调配、资料分析运作以及社会资源整合等研究中给予一定的保障。

其二，转变传统的价值教育理念，不断充实拓展现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结构和科学内涵，完善理论化、系统化、现代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建构，最大程度上最大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体地位。

其三，及时总结国民教育在宣传、教育、培养、施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积极探讨民众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判断分析、认同选择、内化行动的内在规律，实现价值观教育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化。

（2）动态地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外部推动和内在主体认同的双重合力，促进地区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自觉追求。

其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民众教育培训的发展规划，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设定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使价值观培养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其二，以科学量化的方式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奖励办法和约束方式，有效构建公正、合理的定性定量标准，对于好人好事应采取相应的言论支持和荣誉物质奖励，保证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长效性和实效性。

其三，完善预警和调控机制，以防患于未然。可以配备专门的人员以督导、调研、分析可能发生的状况，通过组织、教育、感化、奖惩等方式及时对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言行进行调控。

（3）充分发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的教育功能，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

其一，改革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模式，针对大、中、小学生的特点，科学设计调整理论教育内容，重点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有机整合基础理论与热门观点，切实使理论内容具有前瞻性，以便于及时总结和剖析现实社会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有意识地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要以科学规范的理论教育确立价值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满足学生对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公民人格等多方面的理论思考，保证学生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辨别社会是非曲直，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转化成具有时效性的自强自立的民族振兴行动。

其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手段，改变传统单一简单的政治说教方式，采取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问题式教学讲授，注重课件、视频、网络等现代化教学工具的使用，以使声音、图像、动画之间互相配合，让学生在感性与理性双向教育中得以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使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在较短的时间里，让学生集中地、大量地接受教育信息，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其三，注重知行合一，积极拓宽实践教学的新领域、新形式，让学生深入工厂、乡村、社区、市场，进行实地调研和社会考察，亲身感受和体验理论的魅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育人功能在实践中得以有力发挥。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这些课程和学科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要不断把课堂教育延伸到课外，拓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新领域、新形式、新途径，让学生深入工厂、乡村、社区，接触社会，进行实地调研和社会考察，让学生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亲身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现实践行，接受社会主流的熏陶，领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升华，激发青年学生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追求，从而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成自强自立的现实行动。其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加建设，及时更新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的知识结构，定期进行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学习培训，拓宽视野，提升业务水平，以言传身教。

其五，革新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集理论考试和道德言行于一体，共同考察学生的思想品行、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重在教育、引导学生如何做人，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在价值理念方面，思政课要培养学生理论自觉学习的意识，凸显学生受众全体的主体性创造性，在实践方面，思政课的考核不能够仅仅凭借一张卷子，也要考虑到学生具体的现实的思想、道德、素质表现，二者要相互结合，共同考察学生的价值言行。

（4）积极创建有思想、有内涵、有品位的社会人文环境，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载体，采取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全力构建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使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启迪和培育。

其一，大力开展各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艺术节、文化节、读书节、体育节等文体活动，寓教于乐，以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感染教育民众群体。要逐步把渗透融入大众文化，积极创建有思想、有内涵、有品位的大众文明，让群众身置于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中，用高雅文化熏陶、感染、教育国民，使之潜移默化地感受和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启迪和培育。

其二，加强社区中社团活动，定期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报告会、红歌红诗会、书画展，使民众群体随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熏陶和养成。

其三，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手段，广泛登载传播具有深厚主流价值观念和浓郁爱国情操的典型案例和人物事迹，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主旋律，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育成氛围，让人们时刻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的浓郁氛围。

其四，着重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凸显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加强中国语言、文字、伦理的培训和教学，重视中国传统节日的开展，适时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陶冶民众的人文素质。

其五，重视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塑造和培养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使其以身作则，成为民众中的中坚力量，起到先锋模范表率的作用，让群众耳闻目睹典范的言行，从中汲取经验，引领社会群体确立的价值观。

（5）高效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抢占互联网这一当代社会的新制高点，主动建造高质量、高水平、强吸引力的网络系统，从而开辟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现代途径。

其一，主动利用网络优势，建设红色网站、网页平台，通过论坛、博客、邮件等方式发挥网络的育人功能，强化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和价值判断，把网络打造成价值教育的坚实基地。同时，加强对网络的监督和管理，规范数字化网络符号信息的传播，让群众在网络交流中获得正确的引导，从而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鲜活地内化为人民的民族责任和使命。

其二，大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手段，刊登广播思想理论，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主旋律，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育成氛围，让民众时刻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的浓郁氛围。

其三，高效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活动的平台。诸如当前辽宁正在进行的红歌、红诗活动，这是我们新开辟的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现代途径，它可以让群众在交流中及时获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和准确把握。

（6）注重社会综合力量的作用，营造全社会舆论氛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方位的普及工程。

其一，营造全社会舆论氛围，搭建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平台，让大众时刻置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灌输体系之中，以全社会的力量帮扶成就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和主体信仰的理解认同和判断选择。

篇8

[关键词]“城中村”；研究现状；总结与展望

[作者简介]马继迁，江苏工业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江苏常州213164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076-03

“城中村”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学者从地理、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经济、社会等角度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研究领域

(一)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和诠释

1　关于“城中村”的内涵。“城中村”被广泛运用于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是在2000年前后，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代堂平从地域、社会关系角度认为：“城中村”是指从地域角度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就其社会属性来讲，仍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李俊夫从土地产权和土地利用角度认识：“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结合部，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是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张建明从外部景观和思想观念角度认为，“城中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

2　关于“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田莉认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不足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李立勋将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因素。吴晓则认为，在缺乏资源和远见的背景下，城市为获取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妥协性征地政策，造成了“城中村”问题。周大鸣、郑庆昌等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主要原因。李培林指出，“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单位制”的块状管理。蓝宇蕴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而村落历史的认同感则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性因素。

3　关于“城中村”形成演变机制。对于“城中村”的形成演变机制，很多学者都作了探究。张建明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村城市化的大背景、城市发展提供了总动力、土地制度成为主要因素、规划的失误和管理的不善成了加速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是制度壁垒，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城中村”。李立勋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及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演变。常辉从空间扩张、体制竞争和城乡文化交流三方面分析其变迁演变的机制。

4　关于“城中村”的类型。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分类。张建明根据广州市“城中村”的资料，把“城中村”分为三类：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土地资源充足型。常辉对西安、广州的“城中村”进行分析对比后，归纳提出了目前“城中村”三种主要发展阶段的形态类型。李培林按地理位置将“城中村”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城外村”三类。吴晓从社区构成和组织的角度把“城中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同乡、同村、同业或同族为群体聚居，以地缘、亲缘、业缘为基本纽带的缘聚型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另一类则是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性纽带或产业体系、居民来源混杂的混居型聚居区。

5　关于“城中村”的文化观念。李培林、周大鸣等认为，“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被动性和激进性，传统农村文化尚未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村民难以适从；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并未带来村民素质的提高，中青年村民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凸显。丘海雄提出“二世祖”等概念。刘钧演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下，道德品质的没落，法律意识的淡薄日益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关于“城中村”治理的研究

1　总体性治理思路。田莉、房庆方等从村镇预先规划、城市发展统一开发，出台规范“城中村”法规政策等角度提出了总体性治理建议。李弱通过分析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实例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城中村”改造应注意到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需要。李培林则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困难不仅在于生活改善，也不仅在于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网络的重组。韩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城中村”改造要调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利益均衡。

2　具体治理模式和策略。张立生认为，可以在新城建设或城市用地扩展时引入农业景观，将“城中村”改造成“都市型农业社区”张建明和李立勋等强调对“城中村”建设景观进行改造，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流程为“拆迁一补偿一重新安置”。郑静、郑庆昌等提出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直接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陈鹏认为，在政府职能上应从政府主导向政策引导转变，在土地制度上应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在改造模式上应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在优惠政策上应从宽建设向宽用地转变，在管理理念上应从强制管理向协调管治转变。

二、研究视角

梳理学术界有关“城中村”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城中村”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共同体”、“社会变迁”等三个视角。

(一)社会问题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城中村”现象的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已成了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在现代大都市中，“城中村”几乎成了“脏、乱、差、黄、毒、赌”的滋生地，因而多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建议政府从不同方面加强对“城中村”的治理或管理。

代堂平、李俊夫等学者从犯罪、社会治安、人口管理、环境卫生、文化冲突等方面论述了“城中村”存在的问题。目前“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城中村”内，“发廊”林立，赌博盛行，吸毒猖獗，黑帮肆虐，各种恶性案件不断。二是潜伏严重火灾隐患，“城中村”内街内巷狭窄弯曲，根本无法满足消防需要，一旦发生火灾，后果

不堪设想。三是规划管理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形象，制约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二)共同体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李培林、蓝宇蕴等。他们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作了“类型化”的研究。李培林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村落单位制”社区，并存有坚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单位制”是由两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是村落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也是以往“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二是村集体经济产权下的股份分红(资源分配)。首先是按村籍分配，其次是按工龄分配，这种分配本身体现了“单位制”的某些功能。

蓝宇蕴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新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种村社共同体是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特指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村社区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新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弱势的农民村民走向城市的“新社会空间”或“过渡地带”。

(三)社会变迁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周大鸣、孙庆忠等。周大鸣对广州市南景村50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南景村从一个市郊的农村变成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边上的村庄”，农村社区特征明显，村民全部为农民，并与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扩展中的村庄”，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耕地大量被征用，人口增多，非农产业发展快，村民的消费习惯在向城里人看齐；90年代以后，南景村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已基本没有耕地，同时体现了与一般“城中村”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孙庆忠也对南景村50年经济变迁的基本形貌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城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南景村，经历了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公有、村社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和以股份制为标识的经济共有等几个发展阶段。南景村的变迁轨迹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三、总结与展望

篇9

第一，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营造健康发展环境中的新作用。

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民政工作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有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优势。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在养老服务、殡葬服务、福利彩票等事业上，民政部门承担着政策引导、行业监管、市场培育等职责，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要发挥指导性作用。在推动社区建设中，实现社区环境不断改善，人际关系逐步和谐、社区治安日趋好转，社区资源得到整合,社区服务更加完善，在基层社会环境的优化和稳定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对完善市场秩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规范行业行为，提高社会组织程度、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加强区划管理工作，直接服务城市化建设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营造健康发展环境中，要进一步强化民政部门的职能作用，丰富和拓展民政工作的内涵。

第二，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新作用。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不断协调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这是民政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直接体现和作用方式。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给社会弱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完善社会福利，为老年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提供福利服务；搞好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平衡社会发展；推进社会救助，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政调节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必须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民政事业相匹配。

第三，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规范社会管理中的新作用。

科学规范的社会管理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婚姻登记管理、救助管理、社团登记管理，都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直接关系群众的基本权益。围绕“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社会事业社会办，群众的事情群众管”是大势所趋。而民政工作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民间组织管理等内容，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民主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大力改进和发展民政工作，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促进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有助于为创建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积累经验，从而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使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二、务实奋进，在推进民政现代化中创造为民服务新业绩

第一，围绕为民解困，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民政为民，安民为本，安民以济民为要。尽管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关系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迫切需要我们提高社会救助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救助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切实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逐步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健全的社会救助工作体系、合理的筹资分配体系、科学公正的监督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救助网络，即建立和完善以城乡居（村）民最低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临时社会救助为补充，各项优惠政策相配套的社会救助网络；以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为基础，临时帮困和送温暖为补充，社区服务相配套的社会互助网络；以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基层福利服务网络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同时，积极探索与时展要求和各地情况相符合的社会救助工作新路子，推进弱势群体救助服务社会化，培育发展社会救助工作志愿者队伍，扶持推广“慈善超市”等社会互助的新形式、新载体，不断开创社会救助工作新局面。

第二，围绕强化管理，促进基层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民政部门承担着大量的基层社会管理任务。加强这项工作，对基层社会稳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要努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加大民政工作社会开放度，增强透明度，扩大社会参与度，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加强民间组织建设，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促进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推动其从政府主导型向自我管理型方向转变。着力加快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培育和发展，努力培育一批能力突出、机制灵活、带动力强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为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服务。进一步提高社区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服务能力、应急能力，促进社区有序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在居民自治、村民自治工作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实现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提高整个社会自治水平。

第三，围绕深化服务，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是民政部门的重要任务。这几年我们以办实事为抓手，为群众办了不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但总的来说服务水平还比较低，满足不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把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切实履行好政策引导、总体规划、行业监督、市场培育等职能。首先，要转变公共服务的观念。要从过去主要为传统民政对象服务，向为城乡困难群体为主的广大群众服务拓展；从过去主要保障困难群众生存权，向既保障群众生存权，又注重维护他们的发展权和民主政治权益拓展；从过去以农村为主，向城乡并重拓展；其次，要深化公共服务的内容。根据不同群体、对象的多方面需求，大力提供多元化的服务。通过美化社区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设施，在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卫生、医疗、教育、文体等方面的服务；整合资源，增强敬老院、老人公寓和“星光老年之家”为民服务的能力，为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优质服务；切实解决优抚安置对象生活难、医疗难、住房难问题，为他们提供重实际、重实用的服务。第三，要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要从零散的被动式服务向项目式主动服务转变，提高为民办实事的成效；从一家独唱向多家合唱转变，大力扶持公共服务业发展；从有求必应的随机服务向政策法规的长效服务转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长效管理机制。

三、增强合力，在创新破难中提升民政工作新水平

第一，强化组织领导，大力营造民政工作良好的发展环境。

民政事业是民心事业、稳定事业，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础工程。能否真正将民政工作落到实处，是对各级各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重新认识民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新地位、新作用，把民政工作放到全局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及时研究民政工作中的新情况，及时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工作上给予支持，在力量上给予保证，在财政上给予保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民政事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中，切实加大对民政事业的投入。要进一步加强宣传，让公众了解民政、理解民政、支持民政，为民政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第二，强化大民政建设，着力形成民政工作的强大合力。

建设大民政是对传统民政的突破，也是民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职能作用的基本实现形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拓展工作内涵，优化工作结构，围绕发展大局，统筹民政资源和力量，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完善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多方面整合民政力量，全力发展大民政工作格局。要按照部门配合密切、资源供给稳定、信息渠道畅通、政策实施互动、运作协调高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社区建设、老龄工作、双拥工作、社团建设等五大平台建设。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好牵头作用，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融入，主动配合，主动支持，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民政事业的发展。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畅通民政和社会互通渠道，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民政工作，推动民政工作社会化，为民政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篇10

【关键词】 人才；中国梦；城镇化建设；首要资源

一、“中国梦”呼唤人才支撑

易中天教授提出，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做了三个梦：天下梦、国家梦和个人梦。天下梦就是大同梦，国家梦就是强国梦，个人梦就是幸福梦。

我们认为，“中国梦”是中国梦（China’s dream）、中华梦（Chunghwa dream）和中国人梦（Chinese dream）的三位一体，其核心内涵是强国、富民、幸福梦，是共同富裕、民族伟大复兴和个人生活幸福三大目标的有机统一。

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资源。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正如没有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就没有美国的工业化；没有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就没有美国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梦”，同样需要依靠一大批优秀人才发挥关键作用来实现。

“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实现“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培养人才的重任在教育。袁贵仁部长谈及“中国教育梦”时，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教育系统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实现中国梦，就是要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早日建成学习型国家，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优质教育，使每个成年人都能够便捷高效地终身学习和成才，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保障。这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梦想和追求，更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对财富增值的作用相对下降，人才的作用则更加突出，一国最可靠的竞争优势不再单纯是辽阔的疆土、丰富的矿藏等有形资源，而主要是优秀的人才和优越的制度。优越的制度可以造就和吸引一流的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反过来又能够建立起优越制度。优秀的人才和优越的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世界强国不可或缺的两大法宝。实现“中国梦”，必须首先着力于培养优秀的人才队伍，必须着力于构建优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必须以法制的力量鼓励和保障人们追求梦想，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调动公民的创造潜能，有利于国家财富总量的持续增长。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人才

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原则的城镇化，应当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新型城镇化必然意味着大量“传统农民”要转变为“社区居民”，意味着大批“村庄”要转变为“社区”。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土地规模扩张为载体、以“土地财政”为动力、以物质资本大量投入为驱动要素，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人口城镇化落后与土地规模的城镇化：过去3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接近4 倍，城市户籍人口只增长了1 倍，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虽然已达50%，城市户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5%。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

我们认为，人才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资源。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包括提高城郊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和城镇在地农民三个群体的素质。从社会学角度看，一方面，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其灵魂在于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教育落后、民众愚昧无知的国家和地区绝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换言之，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本身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第一资源，脱离了人的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等现代化“重点工程”都必然成为“空中楼阁”，必然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在人才。加快人才培养，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全面加快西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加快人才培养和加强人才使用，解决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的矛盾，为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事实上，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比率，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应用型人才匮乏的困境。最急需的人才包括：农村社区规划与建设人才、农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人才、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资源开发人才、农村能源工程人才、农村环境治理人才、农产品加工人才等。[1]

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社区管理人员年纪较大、学历偏低、专业素质差等问题，很难满足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需求。教育部颁布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囊括了总共92类506种专业，但其中直接涉及新型农村社区的专业数目屈指可数。可见，高校有必要根据各地正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际需求，抓紧增设相关专业，加快培养一大批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从事规划、设计、建设以及管理、服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既需要高校培育应用型人才，又需要政府部门增加应用型人才的岗位，还需要动员和组织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扎根基层、投身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只有三者无缝衔接、密切联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型城镇化的人才短缺难题。

三、新型城镇化助推青年成才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正在为青年提供成才成功的巨大机遇。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预言：“未来5-10 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要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争取到2020 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2]

实践表明，青年的成才机会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我国的两弹一星、三峡工程、航天事业为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王大珩、周光召、朱光亚、潘家铮、杨利伟、聂海胜等名人的成才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马云、张朝阳、史玉柱、刘永好、王石、冯仑等一批独领的工商精英，他们在创业成功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2013年虽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一大批硕士和本专科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但应当看到，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民营企业和基层社区却都在渴求复合型应用人才！

总之，“中国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呼唤人才支撑，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成长机会和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必将有利于青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建功立业、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1] 李思丽.新型城镇化建设视域下人才培养的目标及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13（3）.

[2] 迟福林.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口城镇化[J].中国经济导报，2013-05-04.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