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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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分析

（一）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但要求有配套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还要求具备与金融监管相适应的经济法规，如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法、私有财产法，不但要有法律保证，还要有综合的完善的会计准则。目前，我国公司法、消费者保护法都已颁布，但破产法、私有财产法还远不完善；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也有差距。大量的应收利息计入损益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

（二）银行监管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均已颁布，但至今针对银行的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监管的内容、监管的具体手段、以及处理办法等仍无明确的法规可供遵循。

（三）缺少标准化、系统化的指标体系和准则

目前，我国有关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极不健全，如基层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如何考核，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理等等都无明确的指标和法律可供参照。其次，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建立效率型的监管体制。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当然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但监管本身不能够绝对保证银行倒闭的零风险。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倒闭是资源（如资本和管理人员）配置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在最大限度加强防范风险的同时，也在利用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每年几百上千家的银行建立和倒闭，不是由于监管松懈导致，而是效率型监管思维的具体表现。但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只强调防范风险，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也显得十分僵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垄断可能带来的风险，却也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效率。

（四）无法进行开放式的并表监管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在第23条和24条、25条原则中，特别强调了母国和东道国对其监管对象实施并表监管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海外分支机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外资金融在国内的独资、合资机构中得到迅速增长。金融全球化也表现为金融风险的国际化，母国和东道国对监管对象的全方位监管是国际银行业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由于依据的法规不同、会计准则不同，我国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难以在并表的基础上对海外中资机构进行监管。

二、建立综合型金融监管模式

（一）完善我国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明确自己的监管职能，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对维护金融的稳定和高效运行有着重要意义。以中央银行的职能作为出发点，应赋予中央银行对金融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部门的监管权，通过制度的改革进一步确立央行在审慎监管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快建立前期预警系统，加强事前监管能力，进一步明确金融稳定指标，对不良的金融行为和资金做好提前预防措施，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系统采取必要的实况测试，防止类似雷曼公司的破产重演。

（二）理顺金融监管体系，不留监管真空

将目前分业监管模式作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业务，同时在制度上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消除在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因权责不明所形成的盲区和真空。

（三）完善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协调机制

金融机构往往有着复杂而广泛分布的组织机构，因此监管机构以及中央银行之间及时的信息交流与加强监管合作，对形成高效有序的监管十分重要，中央银行及时公布重大宏观层面的金融信息，同时监管机构及时向中央银行汇报重大的微观监管信息，以此减少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监管的效率，这样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了解监管对象的详细情况，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同时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制定较为完善的货币政策。

（四）建立与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以法律作为抢救和制裁的工具可以作为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最后防线。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企业、金融机构管理的基本依据是现存的金融监管法律，金融监管法律的进一步完善能够对金融机构进行精确高效的监管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在当前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下，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监管法律环境基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对金融监管的法制化建设尤为重要。坚实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保障，对实现提高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定的运行，构建并最终达到综合监管模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机构的交流合作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已在世界金融市场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无论在监管环境还是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不足，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强国际层面上的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通过交流与合作，使我们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提升自身的金融监管水平，以此不断适应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形势需要。因此，我国应当在具体领域参与双边、区域、国际的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在合作交流中吸收新的理念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实现有分有统、分统合一的综合监管模式，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金融系统的正常高效运行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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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金融改革的指导精神，在人口、土地等要素红利日渐消退的背景下，新一轮金融改革需坚持以下几点，才能有效助力中国经济的发展。

重新审视四大关系

新一轮金融改革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金融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及金融创新与监管等四个方面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断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个经济学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政府干预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不断竞争和融合的历史。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金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必须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稳步推进资金要素价格（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形成市场化的央行目标利率和完善的基准收益率曲线。

二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并非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建立和完善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不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国家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等诸多社会瓶颈领域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积极支持该机构的改革对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意义重大。

三是金融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血液，货币、信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利率、汇率等现代金融核心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功能，其改革具有系统重要性。在推进金融改革时，必须注意与财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协调同步，这对于降低金融改革单兵突进、改革缺乏协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迅速扩大、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对中国金融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形势下，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确有必要，但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的积极意义，加强研究完善监管规则，避免“一刀切”造成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反复。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

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坚持以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着力点。

当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必然演变成为一种虚幻经济和假象繁荣，2008年发源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便是一次惨痛而深刻的教训，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资金配置扭曲、产能过剩严重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等复杂形势，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承载着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等诸多重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汇聚点和重要推动力。

然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户籍、土地、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多项重大制度改革，是一项投入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资金需求规模大、期限长、主体多元、结构复杂，涉及贷款、债券、信托、股权融资、金融租赁等多种融资形式和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必须要有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在此形势下新一轮金融改革要以新型城镇化为着力点。可以说只有创新高效地支持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才是有效地服务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作为中国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支持中国城镇化发展上一直发挥着骨干作用（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约7万亿元，占其人民币贷款累计发放的62%）。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国家开发银行将继续推进改革创新，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中长期投融资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针对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解决城镇化的“三个1亿人”目标，国家开发银行目前已考虑通过“三个专项”（即“发放专项贷款、发行专项债券、设立专项基金”），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设立“三个统一”（即“统一评级，统一授信，统借统还”），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性负债和金融风险。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新一轮金融改革需要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保障。

一是要加快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对于激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积极推进信用体系的构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金融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对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意义重大。

三是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避免部分金融机构的退出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流动性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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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资产证券化的反思，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及美国银行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商业银行如何稳步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以确保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以健全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体系为基础，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扩大基础资产的选择范围及品种创新，加强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防范是我国商业银行稳步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政策

一、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一定要选择优质资产

美国次贷危机是一个伴随着金融创新风险不断产生并强化、扩散的过程。次级抵押贷款本身就存在缺陷，再通过证券化以及资本逐利本性驱使下的规模扩张，风险被不断地积聚和蔓延，最终引发次级债危机的爆发。

拿其它资产的证券化产品和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做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选择优质资产的重要性。其它资产例如普通消费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优质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产品并没有导致像次级债危机这样严重的情况，除了产品规模不同和投资者投资模式的差异外，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基础资产的质量。次级抵押贷款从它出生的那天起就是个缺陷儿。次贷的发放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其中主要是少数族裔。而他们缺乏信用记录，也缺乏收入证明文件。同时次贷的90%左右是可调整利率贷款（ARM），这类抵押贷款开始还贷款负担较轻、很诱人，但积累债务负担较重，特别是当利率走高、房价下跌时，更加加重还贷负担。借款人的低收入、信用缺失和次级房贷的特定还款结构决定了次贷的高违约风险。市场环境一旦逆转，很容易引发群体性的违约现象，引致市场信用危机。因此，我国银行在选择证券化产品时应更加严格把握基础资产的标准，注意防范基础资产本身所存在的风U。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逐渐建立合理的事前预警机制

合理的经济衰退预警机制中应该包含三个指标，即及时性、直接性或真实性以及前瞻性，这些指标可以通过商业支出指标如制造业、失业率、销售额等，消费者信心指数，金融市场指标如股市走势、收益率利差等、先导指数等，经济衰退预测综合指标如目的经济衰退概率指数、民意调查、主流经济研究机构观点、泰勒原则等得到体现。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全面经济衰退，但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得要经历不同的经济周期，因此，我国应该以美国为鉴。对我国而言，建立经济衰退预警机制的难度因为缺少实际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和历史数据而显得十分高。因此，我国可以首先建立起局部的衰退预警机制，然后建立全面的衰退预警机制。比如，可以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选取一些地区，建立房屋市场衰退预警机制，探索和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指标。

商业银行在利用这套预警机制时，应该不断对数据进行修正和充实，使这个预警机制不断完善。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监管属于典型的事后监管，因此有必要加入“窗口指导”等事前预警机制，为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合规操作创造事前调节机制。监管当局应充分发挥其信息优势，通过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前瞻性监测和调控，有效实施“窗口指导”，控制证券化系统风险。

三、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建立统一、全面、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

1.建立监管协调机制

针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多头监管造成的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以及商业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带来的混业经营趋势，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监管协调：第一，加快资产证券化专项立法进程，在更高层次上加强监管的协调性；第二，短期内，在分业经营基本框架下建立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第三，长期看，应研究设立更高层次的金融监管统筹机构，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协调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监管行为。加强对金融创新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的协调，明确各部门职责，制定相关运作程序，以程序规则规范各监管部门监管权限的行使，规避监管规则的冲突。

2.鼓励金融创新，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第一，提高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风险预警。金融创新产品属于表外业务，监管力度严重不足，信息披露制度也相当不完善。因金融创新产品自身的复杂性，投资者往往无法准确把握该类产品的风险，并进行理性投资。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充分揭示金融衍生品的结构与风险，提高创新产品的透明度，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风险预警，进一步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不断调整金融监管手段，完善市场规则。面临金融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参与者在推出金融创新产品时，往往会不断挖掘现行监管体系中的缺陷与漏洞，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根据金融创新的发展不断地对市场规则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促进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的优化。

3.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方法有：第一，加强会计报表和附注方面的信息内容披露，尤其要加强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中的重大会计信息的内容披露；规范会计制度，制定统一的会计标准，加强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以及可理解性。第二，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促进参与主体的自愿信息披露，行业协会组织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用它可以协调企业的行为。行业协会协调企业行为的途径：首先，通过章程可以促使行业的内部成员自愿进行信息披露，与法律强制执行信息披露产生互补作用，弥补其缺口；其次，协调内部组织机制的运行可以通过自律来完善，通过规范内部组织成员的行为来实现团体内的成员秩序和团体内部成员秩序及法律秩序的协调。第三，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可以引入外部注册会计师审核的制度，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中参与主体的信息进行审核。

参考文献：

[1]刘红霞，幸丽霞.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行为动机研究――基于监管主导与市场选择的对比视角[J].证券市场导报，2016，02：47-53.

[2]邹晓梅，张明，高蓓.资产证券化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相关性、影响路径与危机冲击[J].世界经济，2015，11：14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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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准则；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2006年财政部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金融会计准则在相关规定、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使我国的会计标准得到进一步科学与规范。但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看，由于许多监管指标依赖于会计数据，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因此，包括公允价值、资产减值损失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现行银行监管体系及其监管职能的履行

我国金融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目前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仍有监管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监管职责，并有权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存款准备金执行情况以及对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情况等直接进行检查。

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银监会主要负责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审查批准或备案等。

国家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连续对银行业进行审计，查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发放贷款55.14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3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04亿元等问题。

二、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新的会计准则整体框架中，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和金融工具列报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形成了有机整体。同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表内核算等具体准则的调整，也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

目前，理论界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应为资源所有者，甚至是为所有的委托人提供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信息，认定和解除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委托责任。由此推论，国有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国家报告、股份制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股东报告银行管理者受托管理银行资产的责任，会计核算应用历史成本客观、准确地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会计计量上不仅要采用历史成本，还要采用非历史成本。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目标主要是决策有用观，是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群体，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与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

（二）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

银监会2004年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其核心资本是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的合计，附属资本是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的合计，可见，监管资本是依据过去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划分的。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修订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附属资本中增加了“混合资本债券”项目，并规定：“对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的债券公允价值正变动可计入附属资本，计入部分不得超过正变动的50%；公允价值负变动应全额从附属资本中扣减”，这是结合2006年新会计准则所作的调整。但附属资本中“一般准备”项目在新会计准则中已不存在或至少说已发生变化，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的“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而“专项准备”是否还存在、如何计量等，显然与新准则的会计口径已不完全对应。

新准则将原被置于表外核算的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有利于金融企业及时了解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有关信息，有利于防范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但这种做法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变化或显著膨胀。在金融监管中起着重要参考作用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的比例、贷款余额/存款余额的比例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监管指标随着会计核算的变化将有可能失去原本意义。

（三）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背离

目前，我们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资产更多地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不同的计价模式对银行利润的影响是显著的。从以下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编制年度报告时聘请境内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双重审计”后的审计利润差异可见，审计结果的利润差异较大（见表1）。

如深发展2002年境内审计净利润3.13亿元，比境外审计净利润3.87亿元低了0.74亿元，差异率为-19.6%；华夏银行2005年境内审计净利润1.3亿元，境外审计净利润1.4亿元，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与负债，而我国当时还用历史成本计量。

（四）资产负债类别与现行监管框架的偏差

新准则以持有目的为分类标准，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四类，金融负债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这种划分使存款业务不再按期限划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也不再按存款对象区分为单位存款及个人存款，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但这种分类方法使每笔活期存款都可归入“交易性金融负债”，其间的流动性负债、派生存款数量则不得而知。而我们在监管贷款业务及防范贷款风险时，毫无疑问地要考虑贷款的流动性、安全性，考虑贷款与存款的配比。从新的资产负债表看，资产负债的项目类别与现行的监管框架不相吻合，给非现场监管的相关指标计算带来了困难。

（五）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Soundcreditriskassessmentandvaluationforloans）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金融监管策略

（一）加强监管与会计部门的有效沟通，减少监管与会计标准的差异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表示，“委员会及其成员国计划继续与会计当局进行积极对话，以尽量减少监管和会计标准之间不应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应加强监管部门间、监管与会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200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2002年颁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调查报告》以及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2002年《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之间关系》等报告，都为合作与协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改革相关指标及其数据统计，调整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的差异

针对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出现的一定差异，应对以会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关键监管指标及关键数据的统计进行改革。如“银行资本充足率”，可根据监管资本的特性，对会计准则中影响监管资本的要素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非现场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提出《关于修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增加了“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将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债券的公允价值从核心资本中转入附属资本”，以使监管指标与新准则相协调，消除会计准则变化对监管指标的影响。

（三）研究新会计科目体系的变化，降低监管指标的偏差

金融监管当局获取信息、掌握信息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与基础。一般商业银行根据“新准则”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重新设计了会计科目体系和财务核算办法，如有些行在“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下增设了“提取贷款损失准备”、“提取坏账准备”等二级科目，有的行在会计核算时还增设了三级科目。因此，利用现行监管指标时一定要注意这一新变化，如：分析贷款流动性指标时，则需要将资产负债表的“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拆分为“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分析存贷比指标时，则需要将“吸收存款”项目拆分为“长期存款”“短期存款”等，同时注意相应的资产负债比例，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单位存款和个人储蓄问题，以综合判断其派生存款和原始存款。

（四）制订新的贷款资产监管办法，化解贷款风险管理冲突

贷款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防范风险。新会计准则的“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贷款损失准备”使贷款损失准备不再预提。因此，应制订新的贷款监管办法，如：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减值监管时，要检查商业银行确定的单项金额重大的贷款标准是否切实根据自身管理水平和业务特点，整体评估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框架设计是否合理，信用风险评估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所涉及风险计量模型是否与实际经营状况相吻合等，以化解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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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软法 柔性管理 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金融不是法外之地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治理的共识，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条件下，相比清理、修订和制定等立法工作，当下对于公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更要重视和强调“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即遵守和执行现行的法律。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同样不是法外之地，从事互联网金融活动应该尊重和服从现行的法律规定。

例如，P2P借贷平台属于民间借贷平台，并非没有法律规范可以适用，现行民商法基本上可以对其进行规范。然而，由于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没有尊重和维护投资者的应有权利，没有守住法律的底线，导致2013年9月以来网贷平台倒闭、商家跑路等事件频发。P2P借贷本属于民间借贷行为，然而P2P平台屡屡现出违法苗头，这与P2P行业现存的“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机构监管”的三无状态有一定关系，还和P2P行业的“边发展、边规范”的实际困难有关。目前P2P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不成熟，还需要政府及时进行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

在当前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要严守政策和法律的底线。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监管，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曾经讲过两个不能突破，即不能做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除此之外，非法经营等罪名依然留存，只要现行法律有效，这些法律底线就不能突破。地方金改包括温州金改亦应如此，《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有一些地方突破，但是创新和突破只能在没有明确边界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原来有法律有界定能够适用的领域，所谓地方创新不能刚性突破，国家法律是上位法，地方法规是下位法，不能用下位法去突破上位法，特别是刑事领域的罪与罚一定要分清楚，这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法律底线。

为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梳理清楚互联网金融涉及的法律关系。目前，非金融机构从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有三种关系：一是消费关系，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产品营销关系，重点把握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合作关系，互联网金融企业跟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关系；三是竞争关系，如何处理市场上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同业竞争关系。这三种基本关系均有法可依，我国的民商事法律体系基本可以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需要。

互联网金融发展要构筑“三线”：第一，把握权利义务的界线；第二，划定风险管理的红线；第三，不触非法集资的底线。这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基本内容。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守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碰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的法律底线，守住底线，放开上限，可以鼓励更多的创新。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法治化规范，当务之急是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要高度尊重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相关的制度资源，将其用活、用足、用好。另外，在还没有形成新的立法之前，充分发挥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在具体案例的审理中发现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将现行法律规则应用于司法审判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尊重现行的法律规范，依法合规地开展有关业务创新活动。

制度创新可软法先行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一年互联网金融创新如火如荼，至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可以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势已定。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国政府顺应潮流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毕竟潮流有也会有低潮，是波浪式的前进，中间难免有些波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争议，但不会改变发展趋势与方向。面对种种冲突，我们要考虑在无法预料互联网金融将会发展为何物时，如何鼓励各方在创新的同时加强风险管理？

互联网金融的法治化规范应该尽量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不要动则呼吁国家立法。国家立法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设法将闲置的法律资源激活。法律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目的是让社会关系达到平衡，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现有的法律能让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关系形成平衡，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那么现有法律就基本够用，无需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如果现有规则不能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平衡，恢复或重建一种社会秩序，则一定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互联网世界的兴起，的确需要新规则，但不是一开始就全部由国家立法机构来立法，而是需要内生的自生秩序的形成。立法的任务是发现规则并行诸文字的过程，规则的形成首先需要市场主体的自律，企业的业务流程要规范，操作要点要细化，严格风险管理规则，其次应当通过行业自身的努力，企业之间的沟通，制定一定的行业标准，并形成行业自律准则和行业公约。这就是软法。

软法，是指产业的发展需要有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引导企业形成产品规则、企业规则的标准流程，提炼出来形成行业标准，形成行业惯例和公约，现代法学认为这也是一种立法。一个重要政策法律文件的出台，需要反复调研、协商和论证等程序，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都很正常。相比之下，先进行行业自律，逐渐找到规范、规则和标准，再通过司法判例总结规则，逐渐上升为法律，则更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另一方面也可让我们的小微企业、三农建设、创新型企业得到更多融资的渠道，为普通民众理财提供更多的渠道。

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如关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出现扫码支付问题的事故和纠纷投诉，央行采用的策略是“暂停”虚拟信用卡和扫码支付，让其排查安全隐患、评估风险管理和制定应急预案，并上报备案，这本是一个及时且必要的监管措施和依法监管要求，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当有人把对网络支付的管理办法征求稿发放到网络时，舆论通过互联网发酵，并且迅速传导到股市，致使互联网金融概念股跌停，也给央行造成极大舆论压力。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参与和理性表达没有形成有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需要柔性缓冲带。

软法是一种社会自治过程，是监管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先从企业标准规范上升到行业标准规范，在这个基础上，行政监管层对软法进行广泛调研，最终将其转化成为法律。这是自下而上的自觉提炼、发现规则，与自上而下沟通协商、修改完善规则的良性互动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将监管机构的意志变成监管规则。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加强社会组织、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和软法治理能够起到更灵活有效的作用。市场问题通过舆论反应先传导到第三部门，政府意识和监管措施可以通过行业组织传递给企业，而不是简单直接以有形之手干涉企业行为，这样可形成有弹性的互动机制，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对制度进一步规范与优化有极大好处。互联网金融发展本来就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可以先进行软法治理，探索柔性监管，用互联网思维来探索立法创新，以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

互联网金融是推动金融监管变革的良好契机

在当前金融监管格局下，互联网金融有的领域有机构监管，有的领域还没有机构监管。互联网金融不是法外之地，但目前政策法律环境总体是宽松的，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没有出现监管过度的情况，还没有专门法律出台，部门规章也比较少，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的试错探索。从民商法原则出发，法无明文禁止即是自由，赋予了经营者探索试错的创新空间；从行政法治原则出发，法无明文授权即是禁止，监管者要抑制自己的监管冲动。同时，我们也需要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监管变革。无论如何，监管应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坚守风险监管的底线，笔者认为应该依法着力从以下几点进行监管变革：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互联网金融当前尚处于非成熟阶段，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力有限，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时，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进行监管，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按照属地原则，风险最后是由地方政府兜底。考虑到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排查、风险量化、风险定价、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加强数据采集、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做好集体性的、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理。

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根据我国《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个人信用报告目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消费者使用，网络借贷中介平台并非合法使用者。所以应当顺应时展，完善征信体系，由工商、政法、税务及金融部门联合建立企业、个人信用资料库并及时更新，共同建立我国信用体系。首先，建立形成行业内部征信体系并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建立黑名单互换机制；其次，积极促进与外部征信系统的对接，实现信用信息在不同行业间的沟通；再者，制定信用惩罚机制，以激励客户在利益平衡中作出明智的选择，重视自身信用建设；最后，在征信过程中注重客户隐私权保护。

采取非审慎性监管方式。应加强市场准入监管，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包括注册资本、人员、信息技术标准等。同时，除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外，还应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信息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加强持续经营监管，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根据监管过程中监测到的不同风险采取行政与司法相结合的处置措施。同时，应加强在市场退出中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如在监管P2P平台运行方面，建立贷款人风险基金，在网站退出市场时，利用此风险基金，保护贷款人的利益，补偿其损失。

多层次、全方位协同监管。首先，加强地方政府监管。由于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差异较大，因此互联网金融区域性、地方化色彩比较强，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应当接受地方金融办的监督管理。其次，在金融监管的指导之下，互联网金融行业应当成立行业协会，进行有效的自律监管。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事物，其发展尚不能预测，还需要各方面的呵护，政府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能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而行业协会运用行业内部公认的公约来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减少风险，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法律提供了参考。最后，建立内控机制，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提升从业人员的执业技能、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以确保稳定性、安全性，从而减小金融领域的动荡。

专业化政府监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效率就必须建立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监管队伍，互联网金融是融合物联网技术和金融为一体的，所以对政府监管人员就会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既要具有互联网技术背景，又要有一定的金融知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的增加，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也不可阻挡，势必会造成国内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融合和冲突，这就需要政府监管人员综合考量国内外因素，适当汲取国外的发展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中国化监管。但是在此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重点是引导和规范，而不是直接插手，简单地将政府意识强加给企业。

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设计很容易跨界，且通过互联网渠道打通。监管应该从机构监管转变到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是指按照金融业务功能监管，比如，如果是存贷款业务，那么就按照存贷款业务这种功能，由银监会按照存款类机构来监管。原来的监管是从经营者角度来说的，行为监管则是指，将来监管要更加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等权益。此外，现在监管部门正在设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把原有的文本落到实处，把过去的一些规定变得有效率。对互联网金融的规范还要注意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规范，程序规范是今后要迅速加强的工作。

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但是，作为新兴事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规范互联网金融应该软法先行，鼓励企业提炼产品标准和服务流程，形成行业内部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但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的监管。与对传统金融的刚性管理不同，对互联网金融应多实行柔性管理，在当前的法律框架内将软法与硬法，柔性与刚性管理相结合。如何在现代法治框架内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仍待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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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会计问题 解决对策

宏观审慎监管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很多金融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认识到传统金融监管的局限性，为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弥补监管制度的不足而制定出的一种监管模式。现阶段，宏观审慎监管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金融会计问题。为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有效防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会计问题。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述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总结出了宏观审慎概念的内涵，对经济危机中监管不足、顺周期性、标准不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效的经济危机防范系统，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成为国际金融界的重要课题。中国在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影响之后，也加快了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步伐，通过制定一系列的金融管理制度，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但是，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会计金融领域仍然不能与宏观审慎监管和谐一致。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各国金融管理部门的重要课题。

在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监管可以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有效防范金融体系对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自上而下地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在关注外生性风险的基础上也注重内生性风险的防范方法，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横向维度上的宏观审慎监管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按照总体风险水平计算总资本金，然后根据金融机构贡献程度的不同合理分配资本金，进而实现监管目标；纵向维度上的宏观审慎监管主要通过防范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制定一系列的逆周期政策，对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监管。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存在的金融会计问题

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财务状况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反映出来，这些基础的数据信息将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针对资本补充、拨备、资产计量等问题，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可以营造一系列的风险防范屏障。但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计确认基础与动态拨备制度存在冲突，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制定动态拨备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降低系统性风险，而会计确认制度是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是为投资决策服务的，由于目标不一致，导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二是容易导致资本结构失衡的现象，国家注资会增强银行对政府的依赖性，如果国家注资受阻将会影响资本充足率，再加上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来源相对单一，形成粗放化的资本配置模式，使资本供求出现偏差；三是资产计量模型存在着缺陷，计算现金流量的模型缺乏准确性，需要的数据信息较多，计算程序较为复杂，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无法提供可靠的历史数据。此外，客观真实性是一项重要的会计原则，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预期损失模型不符合客观真实性的原则，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使会计信息质量大打折扣。

三、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会计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建立健全动态拨备与会计处理的转换机制

权责发生制是会计准则的基础，动态储备与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动态拨备与会计处理的转换机制，利用这种转换机制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实现有效对接。应在金融行业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技术规范的指引下，有效转换需要处理的会计信息，以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应在相关监管要求的指导下，建立健全适用于监管需要的分类标准，并保证分类标准的可扩展性。企事业单位也要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按照分类标准的要求进行扩展，以满足内部管理的要求。

（二）确保资本补充机制的结构均衡

为了使资本补充机制的结构更加均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要对核心资本进行持续补充，通过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融资方式，增强银行的自主性，提高银行的资本使用效率，缓解银行在资本金方面的压力，提高银行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二是对于附属资本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补充，例如运用资本混合债券、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等渠道对附属资本进行补充，通过补充附属资本进而增加核心资本；三是要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权益相对较高，银行体系风险的防范能力较强，但是资本市场仍然不够完善，普通股权益在一级资本中占有量过大也会影响核心资本的补充，也影响杠杆率作用的发挥。因此，只有在遵循相关监管标准的前提下，适当提高优先股的比例，优化自身的资本机构，促进自身的发展。

四、结语

除了建立健全动态拨备与会计处理的转换机制以及确保资本补充机制结构均衡这两项措施之外，还需要提供预期损失模型的操作性，积极引进和开发基于预期损失模型的信息系统，通过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资料，确保资产衡量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会计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协作，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完善，使宏观审慎监管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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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混业、模式选择、发展方向

一、金融混业和分业的概念

所谓金融混业，是相对分业而言的，实质上是指金融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金融业的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依据金融工具的不同特点，在金融业内部可划分不同的子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信托业等。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人们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金融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而金融分业经营是从机构职能方面理解的，与混业经营是相对的，指的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各自经营与自身职能相对应的金融业务。这种模式下，法律上禁止银行与证券业务的混合，一个金融机构不能同时经营两种业务。其出发点是维护货币银行体系的稳定，把存款保险及央行最终贷款者的功能限定在银行业内，手段是通过法规隔离来防止证券业的风险传递到银行体系。

二、美国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历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服务是通过“全能银行”即混业经营来提供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共有11000多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信用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银行、证券的“混业经营”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对金融体系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规定任何以吸收存款业务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不得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资产业务；任何经营证券业务的银行即投资银行，不得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包销、零售、经纪等业务，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这一规定迫使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退出了股市。接着，美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以及《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的管制。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美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是美国金融业的逐步融合阶段。大型金融机构在推动混业经营上积极性最高，它们推崇“金融超级市场”、“金融百货公司”，认为这种超级复合体既能分散风险，又能增强金融竞争实力，提高市场效率，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至于金融监管当局迫于国际竞争压力，也不断改变对金融管制的态度，或明或暗来鼓励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在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已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对美国政府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或买卖，也可以动用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进行股票、证券的投资和买卖，还可以为客户的证券投资进行活动。经过“80年代金融改革”，美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经济基础逐步消失，“分业经营”的制度也已经不断被现实所突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金融业开始进入完全意义上的“混业经营”时期。

三、金融混业经营的优势

1.信息优势

在与企业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在做出贷款决定之前，银行会大量收集与企业及其投资机会有关的信息。贷款决定做出后，银行会进一步收集相关信息以便对于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在这种体制下，全能银行比专业银行有优势。全能银行可以比专业银行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同时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收集企业的相关信息，并在此信息优势的基础上与企业建立起更为广泛和长期的联系。这种银企关系的加强可能给双方带来极大的利益，它使银行通过观察企业与更多种金融工具有关的行为，对企业作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以多种业务形式而不仅仅是贷款的形式对企业的活期存款帐户进行监管。而且由于提供的服务种类更多，在设计金融合同时，全能银行可以使用更多的工具对企业的管理决策施加更多的影响，从而节约了成本。

2.规模经济

全能银行的规模经济，可以从金融服务的生产中产生，也可以从金融服务的消费中产生。从服务的生产来看，全能银行可以将管理与某一客户关系的固定成本（物资与人力）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上；其次,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分支机构和其他全部销售渠道以较低的边际成本销售附加产品；再次，全能银行可以通过调整系统内部财务结构，更容易地发现和面对产品需求状况的变化；最后，由于信誉外溢效应的存在，它可以利用在提供一种服务时获得的信誉向客户推荐它的其他服务。从服务的消费来看，与向不同提供者分别购买相比，向单个提供者购买一定数量的服务组合，可以使购买者节省研究和监管成本。

四、我国目前金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

(1)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经营、国际竞争力提高及传统金融企业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变。现行制度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经营的严格区分和限制，抑制了市场资金供给来源，人为地割裂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融通渠道，不利于资金之间的相互融通。银行、证券、保险的业务品种有限而单调，使行业素质及竞争力不断下降。

(3)现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限制了金融创新。在分业经营制度下，由于银行参与证券业务受到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由此影响到证券机构的市场运作及策略，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银行业和证券业都缺乏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2）入世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其业务涉及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多个领域。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人才储备全面，服务产品齐全，创新能力强，具有许多中资银行短期内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银行业将面临生存的威胁。

五、中国金融业现阶段经营模式的选择

虽然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我国金融业目前尚未取得混业经营的“资质”。从美国金融混业经营制度发展看，要实施混业经营必须满足以下基础条件：一是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和较强的风险意识；二是金融监管能力较强，有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和较高的金融监管效率。

而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还没有完成，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还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我国金融监管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混业经营所需要的优秀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正如中国银行副行长华庆山在2002年11月的“世界资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所强调的，如果不顺应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趋势，中国金融业服务质量、竞争力就难以提高，如果顺应这种趋势，又可能由于巨大的系统风险及道德风险而使整个经济面临危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正面临着“两难境地”。因此,在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面前，现实性是重要条件。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分业经营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

六、中国金融业未来经营模式的走向

综上所述，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比较优势及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说明该制度是金融业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但是，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是宏观金融政策需求和金融市场稳健发展内在要求合理作用的结果。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金融业必然是混业和分业经营并存的“交叉经营”模式，突出表现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托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这些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密切相关，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此外，在保险业方面，新的险种不断涌现，诸如投资连结保险、养老金分红保险等。这些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经营的业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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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衍生品;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074-03

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向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及其高级雇员法布里斯・托尔雷(Fabrice Tourre)①在房地产市场开始陷入衰退时欺诈投资者,在一项被称为ABACUS2007-AC1②的金融产品的重要事实上向投资者提供虚假陈述或加以隐瞒、误导投资者,造成投资者损失超过10亿美元。4月29日,SEC将高盛案移美国司法部刑事侦查,高盛神话般的信誉瞬间跌落谷底,并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商业拷问。随着高盛案的逐步升级,SEC联手美国司法部又展开了对大摩、瑞银、花旗、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和美林证券等华尔街大投资银行以及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在抵押贷款支持债券(CDO)交易中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高盛“欺诈门”事件升级为华尔街“欺诈门”事件,华尔街整体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华尔街“欺诈门”事件尽管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是对中国正处于量的扩张到质的转变的关键时期的衍生品市场来说,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这场在美国乃至全球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给中国衍生品市场制度完善带来的启示和意义进行分析。

一、坚持衍生品市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同步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永恒的主题,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必须保持同步、协调。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但是,金融创新也会带来副外部性,而且,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在一家金融机构爆发,就会很快影响市场信心,引起市场恐慌,进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必须保持同步、协调。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华尔街“欺诈门”事件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创新过度、或者说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给投资者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危害。据SEC和司法部调查,引起此次华尔街“欺诈门”事件的金融衍生产品主要是一款叫做担保债务凭证的信用衍生产品。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是以一个或多个类别且分散化的抵押债务信用为基础、重新分割投资回报和风险、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同时,由于场外衍生品不属于美国法上“证券”的范围,随着注册的经纪交易商的未注册辅助机构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活动的日益增加,场外衍生品市场成为金融监管的盲区,并最终引发了华尔街“欺诈门”事件。③

在中国,我们首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衍生品市场还处于创新不足的“新兴加转轨”阶段,因此切不可因国外金融创新过度导致金融危机而“因噎废食”,而是要在正确认识金融衍生产品作用和借鉴华尔街“欺诈门”事件教训的基础上,一方面稳步推进中国衍生品市场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时时掌握创新动态,充分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可能的变化,加强金融监管创新,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的金融监管制度,稳步发展中国衍生品市场。

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市场透明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维护市场“三公”原则的重要基础,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

衍生品(Derivative Instruments)作为一种以基础资产(或抽象的市场表征)为基础或从其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随着金融工程学科的发展,其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的认识越来越难,投资者和衍生品发行人、中介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诚如著名的投资银行专家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赫尔所言,“衍生品是相对复杂的产品,除了一小群专家,一般人并不容易搞懂。”尤其是场外衍生品,由于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量身定做”的、产品结构更为复杂,而且流动性受限、价值难以正确评估,并且由于每笔交易的清算都是由交易双方负责到底,使得场外衍生产品交易承担了较高的对手方信用风险。高盛等大投行正是利用了衍生品发行人、经纪商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将这些“有毒资产”(toxic assets)卖给投资者,最终造成投资者损失,并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

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避免“有毒资产”进入市场损害投资者权益、危及金融系统安全,中国应该借鉴华尔街“欺诈门”事件的教训,完善衍生品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课以衍生品市场的相关当事人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和产品风险说明义务,让投资者充分了解衍生品的收益和风险,避免只有部分人才了解衍生品真实状况的情况,增加市场透明度,降低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加强对经纪商的行为规范,防范“道德风险”

经纪商是衍生品市场重要的金融中介,是衍生品主要的开发和销售者。随着华尔街“欺诈门”事件调查的逐步展开,人们发现,在知道投资者对衍生品的结构和交易细节不了解、同时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经纪商会很容易利益驱动下,背离为投资者服务的宗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损害投资者利益。例如,在高盛欺诈投资者的案件中,因高盛向投资者提供虚假陈述或加以隐瞒、误导投资者,造成投资者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因此,加强对经纪商的管理和行为规范是促进衍生品市场稳健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此,美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加强了对经纪商行为的规范,包括对经纪商设置较高的资本要求及特定交易保证金要求,以便其有能力承担与衍生品市场挂钩的风险;规定较高的业务操守准则;要求其承担严格的交易记录善管义务等。

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提高经纪商的准入门槛,加强对经纪商行为的规范,防范经纪商利用衍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缺失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

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企业内控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因参与国外场外衍生品市场交易,造成巨额亏损。据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底,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品业务浮亏约114亿元。国有企业参与衍生品业务出现巨额亏损的原因很多,其中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不健全、风险管控机制缺失是主要原因,国际投行的欺诈行为是造成损失的重要推手。

华尔街“欺诈门”事件的发生和逐步升级再次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监管不到位、违规成本较低、违规收益较高等因素的存在,国际大投行已经偏离为投资者服务的底线,故意设计复杂的高杠杆衍生产品、并恶意兜售给投资者,成为金融市场“带着人性面具的吸血鬼”。在国际大投行恶意欺诈和“败德行为”(moral hazard)频发、诚信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快完善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市场的法律法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企业内控机制,提高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管理意识。

中国企业在国外参与的衍生品交易大多为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这种衍生品大多产品结构复杂、流动性差、估值困难、透明度低、监管环境宽松、交易风险较大。这就要求中国参与国外衍生品市场的企业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企业内控机制,明确衍生品投资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划分,制定并执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程序,提高风险管理意识,真正搞懂国际投行设计的产品和方案的原理及存在的风险后再做投资,不要过于迷信国际投行的能力,也不要对国际投行的诚信度抱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永远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事。

五、建立多元化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机制,提高执法效率

处罚并不是执法的唯一目的,执法的效果应当将处罚现行违法、威慑未来违法、保护投资者、节约执法成本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等多维目标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多元化的、灵活的违法违规行为解决机制,以在达到违法行为处罚目的的同时,降低违法行为处罚成本、提高违法行为处罚效率。

在美国,SEC在通过多种渠道发现违法行为①后,先展开不对当事人施加强制措施的非正式调查,这样可以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不利影响、同时节约执法成本。如果初步调查表明存在违法行为或对方不合作,就会启动正式调查。如果正式调查后发现当事人行为严重、需要进行处罚,SEC一般会给当事人一个解释和陈述的机会,即在书面通知当事人拟对其提起指控后、允许当事人通过一份被称为“威尔斯申请”(Wells Submission)的书面声明,阐明自身情况并陈述不应被指控的事实和理由。① SEC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所阐明的理由有道理,就会结束案件、放弃指控。“威尔斯申请”长期以来受到当事人的申请,甚至被当事人的律师称为“SEC调查最重要的阶段”。SEC通过审查报告后,决定是否追诉以及采取何种程序追诉。SEC追诉违法行为人的程序主要包括和当事人达成和解、内部进行行政审裁以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违反刑法的情况下,SEC会提请美国司法部进行刑事侦查。SEC正是通过这些多元化的途径对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繁多的违法违规案件进行处理,以提高执法效率。②

中国当前也存在资本市场执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应该通过有效配置监管资源的方式,将预防性监管(事前监管)和应急性监管(事后监管)相结合,同时建立包括和解、行政裁决、诉讼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非诉讼与诉讼相结合、互为补充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机制,以解决当前衍生品市场迅猛发展与执法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提高执法效率。

目前,奥巴马政府正在强力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其出发点正是要通过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效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有序、安全,为美国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而在此背景下浮出水面的华尔街“欺诈门”事件,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示警效应。

当前,中国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但衍生品市场的法律法规却相对滞后。华尔街“欺诈门”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升级、以及SEC联手美国司法部对华尔街大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展开的更大范围的调查向我们敲响警钟,中国应该在鼓励衍生品市场创新的同时,加强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体制、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创新,要完善衍生品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市场透明度,要加强经纪商的行为规范,完善衍生品市场参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同时建立非诉讼和诉讼相结合的多元化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机制。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在协调个人的行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良好的制度鼓励信赖和信任,并减少合作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但制度需要培育,中国衍生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善于从国际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寻找对中国有利的资源,避免“长牙时的疼痛”和走弯路,实现稳健、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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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Wall Street Fraudulent Incident to China’s Derivatives Market System Improvement

ZHAI Hao1,2

(1.Henan Province Public Procurator Occupation Academy,Zhengzhou 451195,China;

2.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篇9

关键词：塞尔III ；监管；商业银行

1988年资本协议（即 Basel I）、新资本协议（即Basel II）和现在的巴塞尔协议 III 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中，1988 年资本协议建立起全球统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新资本协议则在此基础上改造了风险资产加权方法，将操作风险纳入到银行资本计提考量中，强调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而巴塞尔协议III则进一步丰富了资本监管的范围和内涵，将杠杆率作为新资本协议资本框架的补充，并首次建立了流动性监管的两个国际量化标准。

（一）从资本结构看资本充足率

从短期来看，在不考虑逆周期缓冲资本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大部分银行几乎都已经满足了巴塞尔III在2019年的最终要求。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尽管我国银行在实施巴塞尔II时，通过复杂的内部模型法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本，但在全面实施巴塞尔III的资本要求时，仍有巨大的融资压力。按照银监会的新标准，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为2.5%，系统重要性超额资本为1%，即大银行为13.5%、中小银行为12.5%，在一系列假定条件下预计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存在资本金缺口大约为10000亿元。

在巴塞尔III资本的重新定义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存在扣减项目不全、部分债务资本工具不合格、股权投资处理方法不严格等问题，新的资本定义不仅会使商业银行面临的实际资本充足要求更高，还使得补充资本时可选资本减少，短期内在资本监管下的银行不得不将资本补充的压力推向资本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监管的要求；同时股票供给增多将使股票价格下降。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外源融资的资本补充机制可以短期内缓解资本金的压力，但长期必须通过内部积累建立新的资本补充机制，增强盈利能力，并加强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急于用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来控制银行的风险，可能造成银行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长期规划的实施，以改变资本结构、转变盈利模式，将不利于银行建立长期有效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机制。

（二）从银行的资产结构看流动性监管的适用性

在我国当前的流动性监管体系中，存贷比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银行负债和资产多元化发展，存、贷款并不能完全反映负债、资产的结构情况，故更不能准确反映出银行的流动性情况。从流动性管理的角度来看，仅仅是匹配存、贷款间的关系就有失偏颇。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管实践来看，存贷比管理正被逐步淡化。同时，从监管协调的角度看存贷比的意义，存贷比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单一的时期具有较好的信贷投放规模控制以及流动性风险控制的功能，但是在实际决策中很可能加剧监管的顺周期性。例如在外汇占款占据主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时，市场上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贷款需求减少，此时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比会持续下降，但是随着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区间，外汇占款增幅减缓，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比指标面临持续上升趋势，此时继续维持存贷比指标，则不仅不能适应银行资产负债多元化的现实，也不能适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持续上升的现实。因此，我国流动性监管也应逐步淡化存贷比的监管要求，转向资产负债全面匹配的流动性管理。

（三）从叠加效应看监管指标的多管齐下

在银监会推出一系列监管要求时，应当考虑不同的监管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果。这种叠加效果可能造成单个指标的出发点很好，却整体出现了监管过度或不足的局面。如果把拟推行的资本管理办法、杠杆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等结合起来考察，基本上都会在客观上增大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银行的收益水平。其内在联系表现为，如果要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增加对流动性指标的要求，则银行的盈利和净利差水平必须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为如果净利差水平过低，银行可能选择少放贷款，而采取投资国债等措施来减少资本要求和拨备要求，这可能会影响银行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

一方面，这些多重监管政策可能具有同向的效果。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提出。也许在监管部门看来，同向影响仅仅会为银行带来更加审慎监管的压力，但是事实不仅如此。对于杠杆率4%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充足率的失效，至少是一级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失效。因为杠杆率率（一级资本/表内外资产）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分子同为一级资本，而对于同质化极高的中国银行业来说，用表内外资产做分母的杠杆率指标和用加权风险资产做分母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来说，本身就具有较为固定的比例关系，4%的杠杆率可能就基本对应着8%左右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从而其中某一指标会变得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比同向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指标之间互斥的情况，将使得手足无措的银行走向同质化的道路。一对可能产生互斥的便是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良贷款）和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的乘积）指标，不良贷款率与拨备覆盖率具有负关系，因为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需要多计提拨备，拨备覆盖率较低，因此由于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将存在一定的互斥性。所以，在同时实施两个指标时应特别注意由于这种互斥性而为银行带来的同质化选择。

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虽然在资本监管、杠杆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监管改革不能仅盯着银行体系，还要关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如影子银行。做到如何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同时，提高银行经营效率。（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 金融创新风险 管理 风险防范

一、金融创新风险

1、金融创新风险概述

金融创新风险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措施不能顺利实施，或者是创新收益遭到损失的可能性。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二是金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金融创新风险不同于产业创新风险。首先，产业创新风险主要存在于新成果的市场认可度及潜在收益的获得程度上，而金融业不仅具有产业创新的风险，还具有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特殊的行业风险，金融创新在追逐利润时也制造出了新的风险。其次，金融创新无法申请专利，具有广泛的可模仿性和可推广性。只有通过被模仿和推广的活动，创新才能真正被社会所接受，否则将会由于市场规模不经济、接受程度低等原因导致创新成果的市场需求量过小、创新成本过高，从而发生市场缺损、作用缺损以及价值缺损，使得创新者很难获得全部潜在的收益，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后，金融业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创新风险要比产业创新风险具有更广的影响面和更大的影响力。

2、金融创新风险的构成

（1）设计风险。设计风险是由于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的可能性。

（2）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又称价格风险，是指市场价格变动导致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风险。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是指基础资产的价格。不同的衍生产品所涉及的市场风险是不同的。

（3）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又称履约风险，是衍生交易中的一方不按合同条款履约而导致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持有者在找不到适当的对手时，只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衍生工具出售所造成的风险。

（5）操作风险。操作风险又称运作风险，是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清算系统失灵而导致的风险。

（6）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金融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而出现的判断错误、记账错误、结算错误、交割错误以及和约错误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7）投机风险。投机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利用金融创新进行投机而导致的风险。

（8）伙伴风险。伙伴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导致的风险。

（9）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由于交易合约内容不合法律规范，交易合约不具备法律效力或其他方面的法律原因，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的风险。

（10）声誉风险。声誉风险是由于操作失误，不按时履约，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或其他原因，而给组织金融创新的机构或交易中一方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

2、金融创新风险的成因

（1）金融创新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首先，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供应的主体。传统的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的职责主要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担负。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商业银行则以派生存款的形式创造和收缩货币。金融创新以后，这一格局被打破。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诸多与活期存款类似的新型负债账户就具有较强的存款派生能力。而且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利用电子资金转拨系统开办支票账户、可转让存单、电话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来创造货币，虽然其创造货币的能力不及商业银行，但它扩大了货币供给主体，增加了银行控制信贷的难度。在利益驱动下，银行与非银行机构还会不加限制地扩大信贷，使货币供应量增多。

其次，金融创新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金融电子化是金融创新的特征之一，金融机构应用电子技术使其业务由传统的人工操作转变成自动化、机械化操作。多功能信用卡、自动转账服务、银行电话付款等新工具的普及明显缩减了交易时间，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

（2）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了数次震惊世界的金融事件：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奥兰治事件、巴林银行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股灾等等，都是金融风险过大，使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所致。因此，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当局，都普遍推行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把风险防范和保持稳定性放在首要位置。

（3）金融创新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的领域扩大，对象增多。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种类明显增多，各式各样的准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由于生产国际化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对全球性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加之持续不断的各个金融领域的创新，促进了跨国银行这种金融机构的发展。而且在金融机构业务和组织创新的基础上，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传统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分工的界限日益模糊。因此，金融监管不但要监管传统的金融机构，还要监管各种新型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不仅要监管国内的金融机构，还要监管跨国性金融机构；不但要监管传统的金融业务，还要监管新兴业务。这样就增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相互关系来看，金融监管制度总是针对现有的金融业务及经营范围制定的。然而，金融机构为了摆脱或逃避金融当局的管制，便通过创新来增强竞争力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反过来，当这些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或金融当局的目标构成威胁时，政府或金融当局又会采取新的管制和干预措施，于是又引发新一轮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监管的创新滞后于金融业务或工具创新，从而使得现实的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下降。

二、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

1、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体系

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体系是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国内外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运用相关的方法和手段，对金融创新风险进行识别、测量和控制的行为体系。该体系由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目标、防范主体、防范客体和防范方法这四个要素组成。

第一，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目标。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目标也就是构建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外金融创新风险所带来的和可能带来收益减少的损失和成本增加的损失。

第二，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主体。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主体是金融创新风险防范行为的承担者，包括行为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就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和创新者。在风险防范的实践中，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是难以分开的。

第三，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客体。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客体是指金融创新风险防范行为的作用对象，也就是金融创新风险，它包括设计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经营风险、投机风险、伙伴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

第四，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方法。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方法是指对金融创新风险客体实施控制的技术措施，这是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关键所在。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主要方法是风险的回避、风险的分散、风险的分摊与转移、风险的预警预控管理。

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在金融创新中运用系统的方法，对不同的金融创新风险进行系统管理和防范，以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或损失。

（1）金融创新风险的回避。风险回避是指考虑到影响预定目标达成的诸多风险因素，结合决策者自身的风险偏好性和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做出的中止、放弃某种决策方案或调整、改变某种决策方案的风险处理方式。风险回避的前提在于金融创新主体能够准确对自身条件和外部形势，以及对客观存在风险的属性和大小有准确的认识。

正确的金融创新风险回避策略并不是盲目地、一味地回避风险，而应该在恰当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回避风险。金融创新风险回避应该是一种策略性、艺术性、技巧性的回避。当金融创新主体的自身实力无力承担可能的损失，而且确实无法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时；当金融创新主体有多种项目、领域可供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可能具有不同的风险；当金融创新主体没有必要去涉足某领域或是冒险时，均可采取风险回避策略。

（2）金融创新风险的分散。风险分散是同一投资主体投资于不同的项目，从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多数企业通常采取投资组合、项目组合、多元化经营这三种方式来分散风险，而用于金融创新风险的分散则可采取投资组合以及多元化经营这两种方式来分散风险。

首先，投资组合。金融创新由于自身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使得非系统性风险远远大于普通的金融业务，因而可能的投资收益也大于普通业务，创新者正是看中这部分超常收益而宁愿承担较大风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创新投资者必须慎重考虑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

其次，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的一个优点在于减少了利润的波动，因此金融创新主体应力争作到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组合。创新主体应选择在价格上是负相关的创新组合，这样就有利于分散风险，而高度相关的创新组合不利于分散风险。但是，也不能高估了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的作用。多元化经营不仅分散了用于金融创新的资源，而且它对创新者的素质要求较高，如果没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对风险的灵敏嗅觉，就会提高创新成本，导致金融创新的失败。

（3）金融创新风险的分摊与转移。风险的分摊不同于风险的分散，风险的分摊是多个投资主体参与同一个项目的投资，使风险在多个投资主体中分摊。显然，随着投资参与人数的增加，各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是递减的。不仅如此，随着投资参与人数的增加，总体风险也是递减的。

风险的转移是指风险由一个承担主体向另一个承担主体转移，风险的转移可分为风险的财务转移和非财务转移。风险的财务转移是风险活动的承担者不变，只是财务损失主体发生了转移，譬如采取投保或担保的方式来转移风险。风险的非财务转移即实体转移，是风险活动连同其财务责任全部由一个承担主体转移到另一个承担主体，譬如采取委托、发包、招标或出售的方式来转移风险。然而，金融创新风险的转移并不同于一般的项目风险转移，金融创新风险的转移多数是通过金融衍生物来实现的。

（4）金融创新风险的预警预控管理。有效的风险预警预控管理是确保金融创新安全的第一道屏障，通过监测可能产生金融创新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可以及时为金融创新提供决策依据，阻止金融创新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金融创新风险预警预控管理主要是预警预控指标的选取和预警预控系统的操作。

金融业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高风险领域，无任何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能事先预测出风险的等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并及时化解风险，就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可以采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预警子系统相结合的垂直风险预警预控管理。其中，宏观金融预警系统主要是监测宏观金融风险，即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和一个国家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中观金融预警系统主要是监测国内各经济区域内金融体系面临的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预警系统主要是监测一定金融环境下微观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这三个预警子系统要协调动作，自上而下地实行监控。

2、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策略

（1）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防范。首先，完善立法。对金融创新活动设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程序，制定关于金融交易管理的统一标准，以消除交易过程中不必要的风险，使金融交易从合约的签订到最后执行完毕的整个过程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来规范。同时建立关于风险管理和交易咨询的有效机制，使各金融机构都有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确保投资的安全性。

其次，参与金融创新的研究和开发。金融监管机构要派专人参与金融创新的研究和开发，全面了解金融创新的过程，准确掌握其产品的风险情况，组织有关专家和教授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全面论证并审定能否进行金融创新。

再次，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除了按照《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作出规定外，还要根据其资本量、信用状况、经营能力、对风险的应变能力及当前的市场波动状况给出一系列的风险监控指标，将风险控制在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最后，加强各国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传统的监管机构基本是国家化的，各国政府一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金融政策，由于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大规模投机资本为了寻求套利套汇，频繁出入各国的金融市场，放大了金融风险。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协调货币政策，从而把金融创新产生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2）金融创新主体的风险防范。第一，确立风险管理意识。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风险日益增大，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金融企业面对金融环境变化、风险增大的现实，要想取得良好的经营效益，必须确立风险管理的意识与观念。必须在员工中树立风险意识，使他们明白，在充满风险的经营环境中，一味地回避风险是不可能的，只有面对风险，制定有效的措施才能防范和化解风险。

第二，明确风险管理原则。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推出新业务时首先要遵循谨慎决策的原则，切勿盲目从事，急于求成。金融机构还要遵循分散风险的原则，扩大经营范围，实行多元化经营，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此外，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还要遵循规避风险的原则，避开高风险业务，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第三，建立风险管理体系。金融机构要统一制定有效的、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制度，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预测评估指标体系，以便作出正确的风险预测。此外，金融机构还要保证本系统内信息的上下畅通，不断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时修补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预控系统存在的漏洞。

第四，加强内部监管。加强金融创新主体内部的监管，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加强表外业务的管理。金融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规模、资金、能力等确定表外业务占全部资产额的比例，并把握好表外头寸。同时，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要分开管理，建立完善的表外业务报表制度，加强表外业务的统计和核算。二还要加强对表外业务定期与不定期的内部稽核。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要加强对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要有集中、统一的调节和控制，要对其规定业务范围及各类业务的规模和审批权限，加大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资金流动的管理力度。三要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对金融机构内部重要的和高风险的部门进行分工并明确责任，使各部门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既保持协调合作，又能职能分离、风险分担。

三、结论

金融创新的风险体系是一个由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的彼此制约的复杂链条，它们共同影响和作用于金融创新的整个过程。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通货膨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创新风险的成因。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传导也是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之一。因此，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成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时要充分考虑当前的国情，以服务于经济发展为基本的立足点，以市场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创新时要充分考虑我国金融体制的特点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有选择地进行金融产品的开发或引进国外的创新成果，避免一刀切。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规避风险，获取利润，因此在金融创新之前，要运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风险分析，为创新成功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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