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和文化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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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馆发展；职能作用；发展路径

一、文化馆的职能与工作原则

文化馆的建立对于文化的基础建设，对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宣扬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化的普及；第二，文化的展示、宣传；第三，文化的创作；第四，文化工作的指导。文化馆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主要是从这几方面开展文化的建设工作的。

正所谓任何事物的展开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对于文化馆的职能作用发挥上也同样需要依照相应的“规矩”予以开展，因此，发挥文化馆的职能必须依照一定的原则而展开，只有在工作中遵循这些必要的原则，文化建设工作才能更好地实施起来，才能让人们真正的从中受益。有三个主要原则是文化馆工作开展中不得不遵守的：第一条，与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相互适应，文化馆的开展只有与经济相互辉映，才能够展现当前的时代需要，才能够保证其开展符合社会机进步的特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条，坚持责权统一的原则，权责相当于手心手背的关系，两者保持统一，才能够让其工作的开展更加明确，才能够让问题的产生有人负责，才能够让每个人铭记自己身上的重担，在工作中予以重视；第三条，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原则，这是文化馆开设的最终目的，也是文化馆的基本职能，只有与人民的利益相符合，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文化馆的建设才能够持续进行，才能够让文化馆的正面形象得以树立。

二、充分发挥文化馆的职能作用的路径

1.文化馆要把握好先进文化的方向

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就是公共文化，而公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主要组成文化就是群众文化。文化馆存在的意义就是使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使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充满意义，使得其文化素养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来。所以说，掌握当今先进的文化的大方向是文化馆首先要做的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方针是文化馆必须时时关注并作为前进方向的依据。同时，“老百姓的文化馆”也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把人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工作中去。文化馆的工作要时时刻刻以党和国家的领导要求为具体依据，要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契合，始终坚持改革与创新；文化馆的工作要紧贴民生，让老百姓真真正正体会到文化馆的好处所在，要让文化馆做到形式、内容丰富完整有趣多样化，让文化馆对人们的生活真正的起到作用，真正的服务于人民，充分的发挥文化馆的作用，对文化的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良性作用。

2.群众文化馆应当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中国社会坚持的首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所有工作的开展都要依据这个原则。文化工作的开展也不例外，文化艺术工作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当今的社会主义而服务存在的，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当然也必须依据这些原则。要真正的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对服务的对象――人民群众，在人群中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文化程度的不同、个人理解能力的不同等等因素，使得每个人对于文化的需求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在开展文化工作时，就有依据这些不同元素，开展多样性的、不同的活动。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也要有不同的活动对策。在开展工作前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选择出最适合人们的活动形式，最好的方案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总而言之，文化馆的根基就是群众，无论开展何种形式的活动都有以群众为根本。在开展工作前，要充分了解人们的需要的文化内容，真正喜欢的文化形式，以人们喜欢的方式展现出来，让文化建设能深入人心，让文化向着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

3.群众文化馆要加强人才机制建设

群众文化馆作为重要的“公益性的文化机构”，却存在着一些与公益性机构相悖的行为，与文化无关的事业在经营，而文化事业本身并没有发扬光大；在人员的构成中，存在着人员重复设置，而主要文化专业人员缺失。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文化馆职能的发挥。因此，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加强人才机制的建设。在此方面，重要通过以下工作要点对其予以改进。第一要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第二要点：进行职位规划，聘用真正技术过硬有用的人才。同时，要对这些人才给予一定的奖金奖励，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以他们的才能为根本要素。经过有效的改革手段应用，逐渐建立起能与现今的文化、社会相适应，有市场竞争能力，对文化建设有帮助的高效机制，使文化馆更加稳定的运行，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4.推进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增强其社会功能

群众文化馆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做到为人民服务最好的做法就是对人民免费开放这些场所，所以，文化馆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速这些免费开放行动的落实，尽快的将其资源用之于民，让人们真正得到福利。群众文化馆的开放可以说是使人们生活更好的一项活动，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受到各个阶级的关注。要做好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首先要走出旧思维的枷锁，敢于创新，要考虑到人们对文化的具体需求，做到“以人为本”， 要结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需求，因地制宜。对无偿服务的人群做进一步的开发；其次要做到：其次，要把服务的质量再提高一个层次。在文化建设不断变化的今天，各种新型文化的开展，都对文化馆的社会公益功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最后，要学习博物馆、美术馆等其他文化场所免费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对于免费开放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不断的进行改正。让人们真正的享受到免费开放带来的益处，让文化馆发挥更大的社会公益性，发扬文化自信精神。

三、结语

文化馆做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相关人员要积极探索更好的方式方法，挖掘文化馆的潜在职能，让文化馆的职能作用得到最好的发挥，让文化馆更好地推动国家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周金泽. 试析如何充分发挥群众文化馆的职能作用[J]. 大众文艺，2016，10：23.

[2]陈芳，居大伟. 论如何充分发挥文化馆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J]. 才智，2014，25：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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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治 人本主义 恤刑 慎罚 道德

“法治”这一词汇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早已出现，管子曾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但是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新的词汇，它是随着晚清西学的东渐而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从其进入中国至今，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铭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当代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冲突，以至于今日“建设法治国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地与法治相冲突，其中也有某些穿越时空的合理因素，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可资借鉴。

一、以人为本，恤刑慎罚

如果说，人本主义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的话，那么法治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确立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西方文明，无论是精神还是制度，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逐步向前演进的，也即在人的价值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法治。

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人本主义的因素，它是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哲学基础，它也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夏人尊奉天命、尊事鬼神，以天命为政权的来源，以祭祀鬼神求得天命的眷顾，而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较少关注，不注重民心向背，最终导致了灭亡。继之而起的周汲取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天命是难以控制的，而民心的向背却是可以把握的，因此“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得以产生。周人认为天命与民心是一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要想获得天命的支持，就必须要从民之所欲，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提升。春秋战国的乱世更是彰显了民心向背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联。随后通过儒家“仁学”思想的总结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转化。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如西方人本主义产生过程中那样附带产生了“法治”传统，相反产生了“人治”的传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文化对“人”的认同和重视，产生了一些可以为今天法治建设借鉴的爱惜生命、宽仁慎刑的思想。

（一）衿恤老幼妇残

基于“惟人万物之灵”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衿恤很早就已出现并成熟。《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是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经典。反映先秦时期理想政治的《周礼》中也主张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以及安富六大举措来养民豍。《管子·入国》篇更是强调要“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立法中。就刑罚方面来讲，对于老、幼、妇女以及残疾人犯罪法律予以优待。《唐律疏议·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妇女在刑罚上一般都会比照男子减轻用刑，如历代对女性犯罪都适用赎刑。所谓赎刑是用金钱代替劳役的一种替代处罚，由于可以免除犯人本身的劳役而使其获得自由，被看作是法律赋予特殊主体的一种特权。妇人赎刑比较早的在汉代就有所使用。“汉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师古注曰：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雇人也。”豎俗称“女徒顾山”。自此以后，女性犯罪常用赎刑。《晋律》还规定女刑之赎减男赎之半。“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匹，老小女人半之。”豏唐宋律五刑普遍适用赎刑，但对女性的优待只体现在特殊的流刑和牵连犯罪的情况下。但是到了明代对妇女犯罪又开始广泛适用赎刑了。

（二）死刑复奏

儒家认为“人者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因此理政司法务在减少死刑，统治者以死刑实际执行人数之少来判定社会的安定与皇帝的仁德。至少在汉代，法律上要求死刑案犯在执行前必须经复核程序，且要由皇帝亲自勾决才能执行死刑，违者治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又改三复奏为五复奏。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唐制，清朝死刑执行前实行秋审会审制，对于保护人命纠正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明德修身，注重教化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的一个基本内涵是“法律至上”。但是法律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如果该社会仅以法律作为控制和调节的唯一手段，就会丧失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本身也就会失去活力和情趣。这正是西方的法治在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重要缺陷之一。这一缺陷的弥补，有赖于道德等社会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只有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才能创造出一个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机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有德无德是判断一个君主贤与不贤的主要标准，也是国家法令能否得到贯彻实施的关键，甚至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所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甚至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令的执行也是同样，执行者的品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思想无疑对道德败坏、腐败滋生的当今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主张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培养人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为耻并能够自觉为善从而实现对犯罪的预防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当前的社会，民众的是非之心、廉耻之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任何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只要有利益的驱使都会出现，食品领域的毒奶粉、毒胶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面对这些问题，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今天的社会尤其值得提倡。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

三、追求和谐，调处息讼

《礼记·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这个“和”就是和谐，圣人之所以制礼作乐，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表达了儒者对和的认同和追求。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以及人人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的安定和个人的幸福尤为重要。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必须互谅互让，“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也即孔子所说的：“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力图避开司法程序，通过调解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早在西周的青铜铭文中就已经有了记载。秦汉时期，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唐代，基层分设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不能解决，方交府县处理。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增多，调解呈现出制度化的发展趋势。至明清时期，中国的调解制度已经极为成熟和完善了，包括调解适用的范围、调解的分类、调解的程序和效力等等国家制定法已作了专门的规定。相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源于和谐思想的传统调解制度可以使当事人从繁重的讼费中解脱出来，是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一种解决纠纷的途径。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血缘、地缘等不同关系网络维系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和平共处是至关重要的，而适用调解解决纠纷对修复这种和谐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特定领域内人们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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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治到法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尚未全面形成，但其中一些内容与要求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并且已经在我国政治制度的建设中有所体现。主要原则包括：1.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必然要求确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法治的主体决定的。2.法治同民主相结合。实行法治需要实行和扩大民主来保障。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同民主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就是法律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过程民主化、法律公开化、法律评论合法化和法律实施公正化。3.反对特权和消灭一切特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特权和消灭一切特权。所以这一原则是所有制度建设的最终落脚点。

二、社会主义法治一般条件与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法治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条件与要求主要包括：1.应当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从制度和程序上切实保障法律的实施。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做到依宪治国。2.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一些具体法律宽泛、空洞，应该细化。还要加强立法解释，完善立法监督，及时修改或废止不恰当的法律，使之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3.应当做到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通过依法行政，正确解决政府与人民、行政权与法律的关系，确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通过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确保对行政管理的监督制约统一有效。

三、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历史作用

依法治国可以认为就是治国的大道理。社会主义法治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作用是重要地无以复加的。（一）对社会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尊重和保障个体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制度正是构建多元主体间和谐关系的基础。它消除社会主体相互之间因身份地位等人为因素带来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充分保留主体个性的基础上，使不同主体因差异而互补，因多样而丰富，实现互相以遵守法律而交往的合情合理的和谐状况。这就是法治化的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二）对精神文明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把人的自由作为基础，其核心价值理念就是遵循社会规范和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无疑对培养个体自律和公民意识、观念和习惯具有重大意义，公民的社会意识和参与精神又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法治对责任的明确认定与教育科学文化中求真的精神契合，规范教育和科学文化各步骤和各方面。（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主体的权利责任明晰化，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法律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参与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合同关系、信用关系的承认，是市场交换行为大范围有序进行的基础。法治保证各主体间地位和机会的平等、竞争手段公平正当，才能实现优胜劣汰，使资源合理配置，使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法治的法律化和统一化特性可以为经济打破地区、国家间的封锁，使各种商品能在统一市场上自由流动、自由结合。法律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弥补市场内在调节机制缺陷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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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秩序；国家法；民间法

中图分类号：D 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7―0049―04

一、问题的提出：对两则乡村生活图景的解读

材料一：无论是从我国农村经济状况还是文化传统，家庭养老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当前在农村，老人诉说儿子儿媳妇不孝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达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反映遗弃、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人和事不断见诸报端。据司法部门提供的资料，各级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以后为何不愿尽孝的反而多了起来，这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材料二：藁城市廉州镇24岁的田凤英，2001年与本村马永飞结婚，孕后5个月出现连续高烧，后经医院检查其双肾积水，在藁城市人民医院做了左肾造瘘和引产手术，在其病情仍需治疗时，丈夫却把家门换了锁，她只好长期住在娘家；在她以后的四次住院、两次手术中，丈夫没有露面，几万元的治疗费都是她东挪西凑来的，之后，丈夫又向她提出了离婚……，妻子孕后重病反遭遗弃，伤心女将丈夫告上法庭。

应该指出，尽管材料二是个个案，但不可否认，它同材料一样，在当今的中国乡村，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上述现象的增多，原因无疑是复杂的，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道德伦理方面的原因。其中，我们认为，它同当前的“乡村法治化”运动不无关系。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运动，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也开始了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由于国家法及其权威的强力推进，在乡土社会，乡规民约已不能独立支撑起村庄治权，特别是乡村中原有的乡绅、社会贤达、宗教人士等民间权力资源大量消失，使乡规民约失去民间依赖。家法、族规也面临同样的境遇。特别是在现代性观念及其话语借助于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先导性的传播之下，这一进程却被空前加速。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法权威及其硬件设施却未能同步跟进，由此所形成的“时空错位”及其张力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真空”。同时，现代传媒还在乡村产生了一种“时空延伸”的效果，使不在场的、远距离发生的现代工商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置入乡民的头脑之中，并与乡土生活的客观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这样，在乡村传统法律文化的整合功能被削弱而现代性法律文化及其制度救济功能尚未到位，甚至在短期内也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形下，行为失范将无法避免。

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法律文化及其平等自主意识的侵入和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在所谓平等权、独立权、自等现代性观念的驱使下，现代社会法定的父母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的权利与义务往往落到了空处，像往昔那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观念少得出奇，子女虐待、遗弃父母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此即所谓“民法成而忠孝亡”。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享有任何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之收入微薄，一旦年老后被子女遗弃，生活将会雪上加霜。当现代性的法律文化“解构”了传统的具有“社会保险”功能的“孝道”之后，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去救济“不孝”行为的严重后果。这在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的农村地区，已经或正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现代性法律文化所倡导的个体本位、独立自主的理念必然要受制于特定的语境。在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条件未根本改善之前，由传统法律文化所孕育的“孝道”观念在农村中的“社会保险”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同样，如材料二所揭示的，现代性法律文化所崇尚的“离婚自由”等个体权利意识也被滥用，成为抛弃残疾或弱势配偶的工具。然而，在农村，牢固的“责任型”婚姻仍然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保险”功能，维系一种在现代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爱情的婚姻，这在乡土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要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离婚自由是以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就业以及独立支配的个体收入为前提的。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之前，允许大量的不孝行为和自由离婚行为的存在，无疑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由此看来，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否适应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乡村法治变革的理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论，而忽视了一种法治生成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诱致人们对社会建设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并可能遮挡人们观察捕捉另外可能存在的制度建设资源的视野。

二、善待民间法：一种法律多元的视角

如上所述，中国法治的主导力量应定位在国家、政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当法律被以行政手段托付给国家从上到下传递到乡土农村时，其传递的途径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与急功近利的推动给乡村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与不利。基于此，在分析转型条件下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时，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分析理路。苏力认为，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视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无言之知”，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治秩序的合理建构。赵晓力、强世功等深入农村，以陕北B镇信用社“依法收贷”、“炕上开庭”为个案，分别写出了研究论文。其中赵晓力在其论文中深有感触地说，法律所提供的合法与非法的差别使得‘依法收贷’这种政治经济的管理成为一种可实现的选择，而这种管理的实现还依赖着管理者对各种关系及其含义的利用与把握。强世功认为，在具体调查中，尤其在亲临这样的案子时，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在具体的场景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权力运作的策略与战术，比如摆事实、讲道理的道德论证、人情面子机制等等。总之，上述学者从法理学的研究角度证明：乡村：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应只从自上而下的法律文本中去寻找，而应以乡村现实生活中“活着”的情与理为基础。

这里的“乡村情理”，也称为“民间法”，这是学术界近年来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最为常用的一个指称。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国内著名：学者梁治平先生认为：“民间法具有极其多样的形态，它可以是家

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见诸文学，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或有明确的规则，或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或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民间法产生和流行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亚团体之中。”苏力先生则将其大致概括为“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可以看出，学者眼中的民间法是一个内涵和外延较为宽泛的称谓，我们还可将其称为“非官方法”、“非正式法”、“活的法”。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理论界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且停留于国家法律上。法，被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关制定或者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这种研究对民间法重视不够，而且忽视了国家法的缺陷。事实上，国家法调整范围有限，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无法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法及时满足社会对国家法的需求，再者，它具有原则性、普遍性的特点，无法顾及到乡村社会中的一些特殊情形。这样一来，既简单又能帮助农民获得最大效益的民间法在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就有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包含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底蕴的民间法易于为农民所选择适用。也就是说，国家法只是人们法律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也只能构建部分法律秩序。“只要对社会生活简单地观察一下就可使我们相信，除了由政权强加的法律规则外，还存在着某些法律规定，或至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并非从总体社会的组织权限中产生的法律，既有超国家法，也有亚国家法。”可见，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并存，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社会秩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地域广袤的乡村，国家制定法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是甚小的，绝大多数情况是通过一些民间习惯、宗法族规、乡规民约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在乡村社会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乡村社会仍然处于“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的调控之下。因此，在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型构上，我们不能只重视国家法，还应该重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的、在各种现有的制约条件下通过人们的行为互动逐步形成的一些民间习惯、习俗的作用。如果仅从国家角度出发，仅强调国家法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就无法建构符合我国乡村社会实际的法治秩序。在这一意义上，怎样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是构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关键。

三、走向具体的乡村法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目前，学术界就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探讨，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代表了一定的知识传统和文化形态，并且受到了不同原则的支配。因此，要以“规划”的方式进行文化移植和知识传统的新陈代谢，消除两者矛盾的最好方式是使民间法不断明确化、系统化并使之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之中；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具有根本的矛盾，而矛盾主要是由民间法的落后生成的，民间法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还是从结构功能、系统化的程度上都与现代国家法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两者矛盾的解决应从根本上对民间法予以否定、摈弃，并用国家法取而代之；第三种观点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之上，认为对于农村法治实践，既不应理解为农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完全“自治”以及对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分庭抗礼与平起平坐，而应该理解为是两者在农村社会中的“分工”及“配合”，也就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要建立一种良性互动机制。

从上述三种观点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两种观点强调国家法的全能作用，而否定民间法的独立存在，民间法要么被国家法吸纳，要么被国家法摒弃。这两种观点过于简单化。第三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结合和创造性运用，它肯定了除国家法之外，民间法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而强调合理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在乡村社会中所具有的作用。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值得借鉴，如提出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关系。但它没有分清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主次、地位的高低，只说明了两者调整社会关系时应该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固然，在有些领域这种分工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相互分工。有些领域只能由国家法调整。即使在某些领域需要民间法的相互配合，国家法也应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民间法只是起着补充的作用。而且这种现象也是过渡性的。因为，法治社会应是一个有良好法律体系并被严格执行和遵守的状态，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包括在乡村，国家法应是广义的国家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而民间法则是这个法律系统的“边缘”。民间法应是国家法的延伸部分和重要补充，对民间法的作用既要全面客观肯定，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有些民间法内容的一些不良因素对国家法会带来冲击和影响，不利于乡村法治秩序的建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符合法治秩序建构的要求。具体地，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第一，对乡村社会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国家法加以调整，如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必须由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刑法、刑事诉讼法来调整。对这类社会关系，民间法没有适用的余地，不允许用民间法来规避国家法的适用，不允许当事人运用民间法进行私了。第二，对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色彩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民间法来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一般无“必受审性”，它更多的是依靠一种风俗、习惯等民间法调整，对“人情”、“伦理”过分依赖，靠民间法的调整就可把一切问题解决，它与高度客观化、形式化及统一化的法律规范不同。国家法只有在当事人求助于国家机关时才最后被适用。第三，对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既可以由国家法调整，也可以由民间法调整。这类社会关系主要是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如损害赔偿。这类社会关系的争端，由当事人根据自身利益自主选择适用国家法或民间法来解决，或者由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适用来解决，例如我国调解制度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主持的民事调解、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行政机关主持的行政调解，以及村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司法所主持的人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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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社会；法治观念；全民构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1

所谓法治社会，就是社会公民和社会组织把宪法和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从总体来看，应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法治的理论价值和精神文化层面，包括法律权威、法治价值、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理论、法治信仰、法治文化等。这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二是法治的制度体系和运行体制，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法治社会的制度支撑和运行机制。三是法治的行为活动和实践运行，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这是法治社会实践方式和实现途径。

一、构建法治社会的重大意义

首先，构建法治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培育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行为。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法治社会，而且只有在一个崇尚民主、奉行法治的社会，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法治是使社会管理摆脱随意性、盲目性、以及特权的干扰，是形成有序与和谐状态的必然要求，以此保障和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法治保障的有序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的公平、公正是由法治来保障。总而言之，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其次，构建法治社会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标志。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对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就法治社会而言，现代社会治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依靠法治来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再次，构建法治社会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对于人民群众来讲，法治社会是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体。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自觉知法信法守法，把遵守法律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基本要求，养成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强烈意识和良好习惯。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通过有序的公众参与和民主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意见、建议，并能够被有效地吸纳到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之中。构建法治社会，不仅有利于推动全民守法，而且有助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在推动全民守法的同时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证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二、构建法治社会必须依靠全民参与

（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契机，培育公民法治信仰和精神。首先，要围绕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结合“六五”普法规划实施，组织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使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次，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工程”建设，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再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成为塑造法治文化的根本支撑，努力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制宣传教育实现社会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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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一种公民主体性文化、一种法治文化、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一种传承与创新的文化。面对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公民文化应着重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开放的全球文化观及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公民文化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以开放的心态、前瞻的意识建设公民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

一、全球化与公民文化

英国社会科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给全球化下过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爱护为核心。包括通讯、生态及旅游的全球化为基本内容，而以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影响为直接后果的一种社会变化趋势。”

公民文化既公民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先提出来的。1956年8月，阿尔蒙德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他说：“每一个政治体系皆镶嵌于某种对政治活动指向的特殊模式中，我认为可把它叫做政治文化。”在这里，阿尔蒙德主张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政治文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生活在具体的政治体系中的社会个体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模式。1978年6月，阿尔蒙德出版了其政治学名著《比较政治学》，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地总结了多年来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主张政治文化应该成为政治研究的一个独立概念和独特领域。他突破了人们以往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对文化同质性的假定．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的单元，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包含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从政治发展角度提出了公民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文化(公民政治文化)是一种发展视角下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现展形式，是一种参与型复合政治文化，它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导，另外两种类型政冶、文化为缓冲的政治文化的现展形式，其核心理念是民主政治。

勿庸置疑，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但全球化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的脚步也是阻挡不住的，这诚如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一言，“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那么，全球化语境下的公民文化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二、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文化之特征

1．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的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参与绝对不仅仅是投票和选举。投票只是公民静态地表达个人偏好，而参与则是动态的。参与者可以以自己的价值观来改变世界。民主参与的基石和源头是人民主权观念。它来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人民主权思想。与此同时。公民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无论在法律上、制度上，还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应该具有被充分肯定的法律人格及尊严。公民在发表政见、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其权利(包括宪法上的各项自由权利、选举权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的享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扩张的。公民不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当中。其认真对待权利的结果都应该是自己的权利被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并加以维护。

全球化浪潮能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和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全球化浪潮需要全球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全球化浪潮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

2．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主体性文化。公民文化本身就蕴含了对民主政治的充分要求。民主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公民文化孕育的温床。在公民文化下，人应该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并根据个人条件和意愿去设计、创造人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人在充分发挥主体性时。也必须遵循相关利益者的原则。在民主型的公民文化下，它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在从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民主型的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正是民主型的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的主体性的健康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公民社会使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利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市场经济支持下社会的主体。同时。全球化浪潮中的全球市民社会，是实现由依附性臣民文化向民主型公民文化转变的摇篮。市民社会强调个人主体性、相关利益者原则．个人以公民身份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因此，发达的市民社会成为臣民向公民文化转变的摇篮。全球化市民社会产生了必须而且能够独立和自由的进行活动的公民个体。

3．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法治文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法律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而这种影响使得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必然是一种法治文化。法治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法治国际化。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道德背景不同．要维持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正常秩序，既要靠代表国试论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文化之诉求家意志、有权威、有约束力、稳定的各国法治；又要靠超国界的一般的国际法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成为社会配置资源(在法律上表现为配置权利与义务)的基本结构和程序。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法治，同时它也促使法律的茂盛生长。因为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即市场主体都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等级关系，没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种自主平等的主体资格与地位需要平等法律加以确认，才能得以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活动，促发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的实质就是法律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生长和发育，它必然呼唤公民的法制观念随之不断的形成和增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就是公民必须具有的思想意识，即法治观念。所以，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下的公民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4．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权利本位文化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公民支配国家．国家则保障公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国家权力的设定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的运行以创设权利和保障权利为目的．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人进入社会不是要使自己具有的权利比以前更少，而是要让那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他的天赋权利是他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英国哲学家休谟把“财产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承诺必须兑现”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j项自然法。承认个人财产权和个人人身权一样．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起点。也是法治概念在英国产生的一个起点。如果认为政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和同意最终还是要回到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上去。

5．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传承与创新的文化。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在《公民文化》一书中的概括，公民文化乃是由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参与者文化混合构成的。其基本意旨在于：社会发展具有延续性，民族传统和社会文化具有传承性。权利本位文化、主体文化固然是公民社会中公民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前公民社会的文化也会渗透、积淀、传承到公民文化当中，成为公民文化的组成内容。公民文化不仅仅是现代文化，而是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商业相混合的文化：不仅仅包含着自由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纳税意识，还有服从观念、自利观念、机会主义观念等等。只有社会大多数成员长期普遍地接受某种法律文化结构．才能逐渐产生某种相应的新的法律文化模式。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越久远．其现存的法律文化模式特别是它的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成分就越复杂，这不单是因为人们部分或普遍地、短期或长期地接受了各历史时期的外来法律文化结构。还因为一个富有活力、能久存至今的法律文化模式必定有较好的消化、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因素的能力，它不断地融合或同化外来因素．也促使法律文化模式特别是其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成分愈趋复杂化。

三、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文化之诉求

面对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公民文化的建设除了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展开以外．应着重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开放的全球文化观及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

1．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臣民文化中伦理型的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以伦理观偷换了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知识，以伦理之功、道德之用替换了科学之真，造成科学的价值观隐而不现、缩而未张，造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极大消融。科学的价值观不是指具体的科学事实、定律和理论，而是特指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的，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张扬的一种理性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它是与臣民文化中伦理型的价值观相对立的。科学的价值观它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点和视角，即所谓的“科学的眼力”。在公民文化中．科学的价值观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有在人的主体性得到解放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够追求真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科学的价值观下的义利观．是富有民族特色和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义利观，即利己与利他、富民与富国相统一的新型义利观；最后，科学的价值观下人们的政治参与．它是人们作为独立的、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的个体的参与。

2．建立开放的全球公民文化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开放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只会窒息文化．只会使文化失去生命与活力。相反，只有以开放的姿态．扩大文化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以求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公民文化较之与臣民文化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一，人民需要了解政治。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对政治事务的知情权。只有让民众了解和掌握足够的政治信息，才能保证他们能正常地行使批评建议权、决定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其二，公民文化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表征。自由、民主、权利等的不断扩展和发达本身就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表征。全球化时代公民文化是以民主、权利本位为价值模式的，民主、权利是主导，是第一性的。因此公民文化比臣民文化更适合人的自然本性，更有益于政治文明化和社会的进步。因为它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3．培养全球意识。当今世界是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整体．许多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为全球问题。其所表现的普遍性、整体性、内在联系的深刻性，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个体要用全球意识去认识世界。

(1)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要建立全球环境意识。环境意识就是指主体人与自然全面前提下，从最优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出发，去认识和处理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人类必须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性，学会尊重自然；二是人类必须改变以自然为对手的逻辑，自觉约束自己干预自然的行为；三是人类必须把保护环境、再生自然视为最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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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开始,我国进入“十二五”规划时期。从“”到“五五计划”,我国虽然称之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计划中也包括科教文卫等一些社会发展的内容。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十一五”改“计划”为“规划”,突出了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从“九五计划”(1996―2000年)开始,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内容被列入发展计划。可以说,从这次计划起,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或规划,愈来愈成为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体,包括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等在内的多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规划。

政治发展作为“五年规划”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由两大互动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以民主和法制建设及其创新为特征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党的先进性保持和执政能力的强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愈来愈明显。一个地方和村社能不能较快的发展起来并可持续的发展下去,除了区位、资源以及特殊政策等客观因素外,最根本的取决于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是否卓越,即党的领导和政府作为能否持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需要。缺乏区位、资源和特殊政策等优势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好一定是政治建设搞得好,一定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搞得好,一定是有好的领导干部并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取得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经济关系逻辑,实质揭示了中国经济30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奥秘。

另一方面,中国成功实行以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也极大地解放、发展和培育了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当人民群众从党和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服务供给中获得自由创业和发展的舞台后,他们不仅获得了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自主,也获得了政治参与的自信,并且愈来愈要求政治权利的自主。这股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需求和期待,要求党和政府必须把政治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中的重要环节加以重视,更加关注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关注政治发展和人权保障。

在上述两大互动因素的驱动下,形成了近20年来我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鲜明的民族特征,即政策的“经验性”和“星火燎原”发展路径。党和政府任何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这样的一种政治发展路径是可以大致预期、预测并有经验可循的,这为政治发展的具体规划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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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法律进社区工作，充分认识该项工作是实现社区法治化客观要求的重要意义

社区是城市广大群众工作、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化已成为摆在司法行政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一般是通过隶属关系管理，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企事业单位成为“无主管”，单位和居民的社会需求和生活需求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单位和居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处理好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依法规范各方面的社会行为，“法律进社区”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

维护社区稳定，需要法律进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社区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建筑物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

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首先是社区成员自治事务管理，如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还担负着一定的行政工作的管理，如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

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要围绕满足人们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生活发展为出发点，进行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等，致力于形成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舒适优雅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管理等。要使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

二、我区法律进社区的初步实践

社区法治化建设必须从基础抓起，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一项基础工作，它适应社区单位和居民的法律需求。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在各街道办事处的密切配合下，通过组建工作网络、构筑工作平台、建立志愿者队伍，提供便捷法律服务，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区秩序稳定，从而使城区社会稳定。

组建工作网络，保障法律进社区有序开展。法律进社区，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成员进行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为社区成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依法调处社区民事纠纷，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帮助社区居民开展诉讼等等，要使这些内容落到实处，必须有相应的工作网络。我局本着从社区实际出发，在社区组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网络：一是民调工作网络。利用社区居委会原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驻社区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事依法调解民事纠纷工作。二是法制宣传网络。在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和设立法制宣传员，开展普法教育和法治宣传。三是法律咨询网络。在社区设立法律咨询窗口，组织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为社区成员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的诉讼。四是安置帮教工作网络。这些工作网络的组建，保障了法律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如社区安置帮教工作网络的建立，有效推进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全区60个社区有一千多名安置帮教工作志愿者，他们组成500多个帮教小组，对全区近千名回归人员进行帮教，取得了显著效果。近两年来，白下区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仅2.7，低于全省3.3个百分点，今年白下区人民政府被省综治委评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进集体。

整合社区资源，保证法律进社区健康发展。法律进社区，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法治社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健康发展，必须解决法律服务人员的来源问题。白下区通过整合社区法律资源，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包括政法系统的干部、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如“政法系统离退休干部志愿者”、“法律系大学生志愿者”、“红灯笼志愿者”等，引导他们自觉参与法

司法局关于法律进社区工作的情况

律进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法治化建设。目前，我区有一千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分别担任法制宣传员、义务调解员等。通过法律讲师团、社区普法学校、市民广场等形式不定期应社区成员需求授课和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大居民切身感受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该区建康路街道把驻街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与街道五家社区居委会结成对子，由社区提供工作平台，由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为社区成员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调解民间纠纷、相关诉讼等，这种充分利用社区法律资源的方法，为法律进社区工作，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生命力。这个街道的建康新村社区还组织“红灯笼志愿者”，进行法律宣传和维护社区治安。社区居民普遍反映：法律进社区给他们带来了“依法自治”的观念。

形式灵活多样，促进法律进社区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是向社区成员灌输法律精神和法治观念。社区成员文化水平的差异、职业的不同等等，对普法宣传的接受程度和法律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我区在法律进社区的形式上，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受益匪浅。如在普法宣传上，在社区建立宣传栏，采用漫画、问答式进行宣传，并在有条件的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有针对性地为社区成员讲授《人生与计划生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和《*省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等，今年，区人代会换届选举前，我局专门印制一批选举图板送到社区，深受社区成员欢迎。针对一些社区老城改造拆迁任务重，就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到社区广场，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拆迁方面的法律咨询。去年以来，先后在西华门、瑞金路、月牙湖、光华路等市民广场举办法律咨询活动。有些社区成员因工作需要，寻求法律服务白天时间有困难，社区采取制作“法律服务联系卡”的形式，在“卡”上印刷法律工作者的姓名、电话、服务内容，全区印制卡片近万张发致居民和法人单位。以便社区成员根据自己的时间与法律工作者联系，获得需要服务的内容。有的社区还把普法内容编排成文艺节目向社区成员宣传。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深受社区成员的欢迎，有效地促进了法律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

三、提高法律进社区的层次和水平，实现社区法治化

法律进社区在我区刚刚起步，就一年多的实践而言，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律进社区工作要进一步拓宽领域，提高层次和水平，为社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服务，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使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社区法治化。

一是各阶层形成共识。要明确法律进社区最终是为实现社区法治化。要从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为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要贯彻依法治市的方略，营造城市社区法治环境，以规范社区管理和保障社区稳定为宗旨，以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为切入点，以提高社区成员法律素质为核心，促进社区发展的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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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出现西方的人权概念，当然是与和谐观念有关系。不过，我们切莫归咎于和谐观念本身，误以为人权观念与和谐观念不相容，误以为人权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容，以致弃和谐而横持人权。倘若我们不拘泥于一时一事，放开眼量，用心去体会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些道理，就不难觉出，和谐是一个极为深刻、伟大、并有着永恒生命力的理念。仅凭直观，我们就能知道，在宇宙自然里，天体运行有序，四季交替，温寒相依，树木花草辉映，鸟兽溪涧音音和鸣，乃至人体，也是经络脏腑，混元谐一。这便是一种现象意义上的和谐。和谐乃宇宙之根本。它流布于宇宙自然和人文世界。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自然即和谐，和谐即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西方自然法意义上的作为超验存在的“自然”，也不是与人文世界相对立的自然世界，而是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自然。它被看做宇宙本根。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和谐是本有的、普遍的、当下的，无须人们立于人文世界而向外 “寻求”。因为人文与自然、人道与天道及万物之理，皆归于一。有些学人把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描述成“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而这里的“自然”又多在西方人所谓“Nature”的意义上使用。这是不大恰当的。“本根之理，即人伦日用之理，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本根之表现。”[4]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去体悟、去认识、去运用它。圣人制礼作乐，即是本根之理的运用。前文已谈到，礼兼具习惯法、道德法、实在法三重品格，它不是西方式的约法。不仅如此，礼也不是西方式的自然法，即不是由超验权威支持的、与实在法形成二元对立的一套神圣法则。礼是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道、道德与法律的统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5]礼的文化品格就在于这种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精神。可以说，礼法体现了华夏先民的和谐之道，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好的、最有生命力的规范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不讲人权，原因主要不在礼法，而在于传统社会本身。因为不是社会出自礼法，而是礼法出自社会。与人权、法治相抵触的是礼法的具体内容，不是礼法谋求和谐的精神。如今倡人权、兴法治，好比当年制礼作乐救难扶危，更应该体察国情民性，把握“本根之理”，发扬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的精神，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推究事理，而不必从西方借来上帝，借来二元对立，借来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和谐既为体，也为用。从应用的意义上讲，人权与和谐不仅相容，而且相益。我们不妨以人为中心，把现实的和谐分为三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这里主要淡人权与第二类和谐的关系（尽管人权与其他两类和谐也有关系）。事物之间要形成和谐，必须既有分立，也有连结。但是，分立要有一定的度，连结也应是有机有序的。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分与合、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的融合。偏向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不和谐。人权的三大精神，即人道、法治、大同，正是体现了人类和谐之道。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种成型的社会传统都含有某种和谐成分，只是在谋求和谐的方法、和谐的程度以及价值倾向上有些差异。如前所述，在西方文化史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灵魂与肉体，是分裂、对抗的。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在分裂、对抗的人们之间，强调个人对自身及其拥有之物享有权力，从而建立若干权利义务规则，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正因为西方早期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的出发点是分裂、对抗，所以，它们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对抗主义色彩；而且，由于优胜劣汰，国家和法律为统治阶级所掌握，人权通常就只能为强者服务，使权贵得到特殊的关照，甚至在某种场合下加速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抗。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的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是在西方分裂、对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为解决西方的社会问题、形成起码的人文秩序而采取的一种办法。假如没有这个办法，西方社会的命运将是无法想像的。人们将在分裂、对立中互相残杀，乃至同归于尽。所以，无论西方人有无和谐意识，在客观上，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是具有和谐功能的。

转贴于

中国的情形有些不同。如前所述，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不存在西方那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分裂、对抗。先民们追求天人合一、孝悌忠义、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在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和谐观念的运用不免偏向连结、合一，强调礼让、奉献，因而未能创造出一套发达的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人道、大同也因之不得借法治来体现和推行。这是必然的。因为在当时，人权与法治不是中国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也不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和谐之道的若干不足。首先是社会个体独立、自由的程度很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在许多方面是前定的、消极的、从属的，而不是自主的、积极的、平等的，这样便直接妨碍了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还往往企图用消融私利、泯灭个性的办法来消除冲突、谋求人际和谐。同时，通过顺应自然、逍遥无为、身心调适来增强表面的和谐感。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缺乏西方那种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分裂、对抗，但实际上，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中国传统社会里又是的的确确存在人与自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阶级与阶级以及人与神、身与心的矛盾冲突的。换言之，传统文化里无对抗概念，传统社会里却有对抗关系。尽管西方的药方未必能治中国的病，华夏先民们也不可能、更无必要热中于西方式的人权与法治，但中国传统社会所实际运用的和谐之道是值得反省的。例如，社会生产力未能获得解放；科学技术未能充分发展；仁义礼智信无以扼制专制主义的肆虐和伴随生灵涂炭的治乱循环；儒学未成功地从内圣开出外王；支配实际政治的往往是法家的强权主义；……因此，倘若我们超越历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纯粹理智的、工具的眼光来分析，那么，就可以说，在社会和谐方面，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所缺乏的正是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中国传统的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增进人类和谐。

历史已经过去。现在的正成为历史。中国文化生生息息，仍然不断地创造着。近百多年来，曾经决定中国传统社会不讲人权的诸种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正在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倡导和推进人权。当此之时，我们更应该弘扬和谐精神，用人权、法治去弥补传统的不足，用和谐观念去推导新的人权理论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西方传统人权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对抗主义倾向，同时，除却中国传统社会积贫、积弱、积乱的病根。

用和谐观念统摄、推升人权，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注重个体的地位和价值。一方面，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要条件。和谐不是合一，而是“万类霜天竞自由”。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乃和谐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每个人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和谐体，人的存在有其尊严和价值。这种尊严和价值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自身，来自宇宙自然，因而为一切人所具备。这样，在社会生活里，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一些利益、要求、资格、权能和自由，即享有一些权利。这些权利也为每个人生存、发展所必需，为形成社会和谐所必需。也因此，享有权利本身也应该成为权利。第二，要注重协调各种矛盾冲突。用和谐观念来看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个人的绝对权利出发来构设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要把人权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和推行。其中，尤其要注意谋求各个社会个体之间以及各个民族、各类文化之间的协调。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开出新义。

注释：

[1]Peter K.Y.Woo，A 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ights，A.S.Rosebaum ed.1980，pp.118，120.。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6页注。

[3]见J.C.Hsiung，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7页。

篇10

关键词：涉法电影 国民形象 国家文化安全

涉法电影通常以司法案件为题材，而中国涉法电影融合法律和民族特色，一般也包括以公检法工作人员为核心角色的电影。鉴于涉法电影在展现中国文化特色和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而且“国民形象是公民素质、行为、道德、理念和精神追求的抽象整合……”，中国涉法电影中的国民形象成为体现国民法律素质、法治理念、法治追求，展现国民法律行为和道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及塑造

中国涉法电影主要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传播中国法律特色及实施意义。

（一）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的构成

中国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以执法者形象和被执法者形象为主体，也包括其他一些相关形象。执法者是贯彻法律实施和维护法律运行人员的总称。

以执法形象出现的有公安人员、法官或检察官、律师及其他政府执法人员。在主旋律影片中，他们一般是以正面且主要的角色出现在荧幕上，如《法官妈妈》中的安慧、《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冯、《真水无香》中的宋鱼水等。执法者基本被塑造为道德权威或正义敬业的典范。

被执法者是法律制裁的对象。被执法者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被制裁的人员，他们一般以反面或辅助形象出现，如《少年犯》中的众少年犯。但也有由主要角色来担当被执法者的，如《被告山杠爷》中的山杠爷、《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等。其他形象包括执法者或被执法者的家人或朋友等，如《法官妈妈》中张帅的朋友、《被控告的人》中龙汉生的妻子、《法庭内外》中的夏主任等，他们是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辅助的价值。

（二）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塑造

1.正面的执法者形象。这里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慈爱的父母”――道德权威型。如《少年犯》《法官妈妈》中，教官和法官是教师、妈妈、父亲的化身，如在《少年犯》中冯队长深夜为少年犯掖被子等细节的设置，而且有教官多次有台词“他们（少年犯）还是孩子”。在《法官妈妈》中安慧法官让张帅居住在自己家，为其找工作、买衣服等等。这些是父母关心子女的行为，塑造的是道德形象。在这里，少年犯与教官表现为顽皮的孩子与严厉的父母的关系。还有《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冯，他处理案件时注重情理的运用，俨然是村寨中的族长。

另一种是“刚正不阿的清官”――正义感与职业道德结合型。这一类型的执法者怀有法律信仰，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如《法庭内外》中的法院院长尚勤，《被控告的人》中的龙汉生，《全民目击》中的检察官与律师等，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崇高的职业道德精神，坚持依法办事，另一方面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使得他们能冲破强权威慑、金钱利诱、人情世故等重重障碍，使社会公正得以实现。

中国涉法电影中的执法者形象是中国国民形象塑造的核心，他们是中国人法律精神的体现者，也是推动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实践者。

2.严惩与被劝解形象。凶残、贪婪的犯罪嫌疑人，如《被控告的人》中的县委书记及其家人，《法庭内外》中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及港商等，是践踏法律、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他们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绊脚石，必须严惩。

此外还有接受法律审判、被感化者的形象，如《少年犯》中的少年犯方钢、《被告山杠爷》中的山杠爷等，在执法者的感召下，他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认真接受法律改造。他们的行为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体现，表现了国民法治意识的逐渐觉醒。

二、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传播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道强大壁垒

“文化安全”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遗产、行为方式、价值观免受外来文化侵蚀，因拥有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而获得的一种“安全感”。因此，文化安全涉及一个国家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及意识形态的确立，也包括制造文化认同而免遭外部文化观念势力的侵蚀、破坏。中国涉法电影不但传播民族文化，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道重要保障，这是因为“当电影从法律文化中找寻到灵感，汲取了养分，它就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洗刷了其出身于市井街头所沾染的轻浮气息，使世人不再以为它只是低级趣味的娱乐，而正视了它作为新兴道德、另类权利的宣讲者和社会责任的代言人所独具的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

（一）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是民族文化形象的载体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其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无时无刻不影响人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国法律电影中的国民形象浸染了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不但有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继承和发扬，还体现了中国社会向来强调的奉献、团结、稳定等民族精神。这些民族文化特色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

1.中国传统人伦道德文化的彰显。在《激情辩护》中，大律师陆达有句台词：“有人说，如果不能解决好一般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关系，最好不要来当律师”，并说道，除了职业道德和功利外，高于一切的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

中国传统人伦道德不仅有善的要求，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要求。中国涉法电影中对传统人伦道德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在《法官妈妈》中，安慧法官的母爱情怀使张帅冰释前嫌。

2.奉献、积极入世精神融合下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中国社会向来强调团结、稳定、奉献的民族精神。中国涉法电影中众多角色秉承法律职责，家国情怀使他们的奉献精神得以彰显，这些都体现出在传统民族文化融合下中国法治文化的特色。

在影片《女检察官》中，检察官白雪带病坚持工作。丈夫打算带她去医院，她以科里案子多推掉；为了弄清犯罪嫌疑人赵小军的实际年龄，她强忍病痛去户籍所在地查访；面对犯罪嫌疑人于彪的电话威胁，她一直非常坦然。这些都体现出白雪已经做好了宁可牺牲自我也要秉公执法的决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奉献精神以执法者积极入世的姿态映入观众的视野。在现代法治观念中，“法官应该是居中裁决的裁判……他（她）对人世的影响应该通过他（她）的裁决和对裁决的解释体现出来。”而在我国涉法题材影片中，很多执法者却以其执法者的身份过多地参与到世间杂务中，这些都是积极入世的表现。如在影片《女检察官》中，白雪在于彪逃跑的一年中，隔三差五就去看望他的老娘和女儿，给孩子买新书包，送她上学。这些都是人民检察官亲民爱民、积极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

因此，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融合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情与法并重的，在某些情况下情对犯罪的遏制要大于法治的震慑作用。

（二）国民形象传播是中国文化安全的一道屏障

外国法律文化观念与中国法律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以美国法律为例，美国民众崇尚权利和契约精神，如在电影《刮痧》中，爷爷用刮痧疗法为丹尼斯治病却成为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美国控方律师正是基于美国法律文化中的“认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国家就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隐含不相信权威的倾向”。

而且，在美国的法律文化观念中，“为了落实自由与平等理想……通过外在的手段（如对抗性法律制度）寻求秩序的稳定与利益的妥协就变得十分重要。”如美国电影《永不妥协》中艾琳与公司达成庭外和解，是基于美国法律的折中和妥协精神。法律是一种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的手段。

这些与中国涉法电影中奉献、积极入世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涉法电影的盛行必然对人们看待法律事件的态度及方法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对外国涉法电影中渗透的国外法律观念的输入、传播会重构国民法律心理结构，造成人们对国内法治的错误判断或失望，进而影响他们在现实中处理事件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因此解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进而威胁国家文化安全。而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的正面传播像一道屏障，可以有效地抵制外国法律文化的侵蚀。

三、涉法电影中的国民形象传播应以国家文化安全为导向

国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国家形象好坏的风向标。涉法电影通过图像化的语言介绍中国的法律文化，通过对法律题材事实的选择、法律事件中角色的塑造详尽地展示中国人的法治进程，从而传递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观、价值观，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亲情与家国情怀。这要求涉法电影中国民形象的传播必须以国家文化安全为导向，这是每一位从事涉法电影制作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

（一）应是传播中国政策、文化特色的窗口

在电影《少年犯》中，教官反复教导少年犯，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他们创造受教育、学习文化的条件，少年犯可以学习英语，有教室可以上课，可以学习技术、制作玩具。这是对我国政策形象的极好传播。而在电影《远山》中，国家下发的救灾款被贪污，霍新泰检察官感叹潭树沟农民的遭遇，决心将案情一查到底。救灾款是社会主义中国对受灾国民的抚恤，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而霍新泰法官是国家抚恤政策的执行者或贯彻者。这使得以霍新泰为代表的检察官群体不但是推动中国法治的法律职业形象，更是以中国政策执法者的形象被传播。这些电影中的国民形象传播不但对我国社会的法律实践有很大的指引作用，而且有利于社会和民众对国家法律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

（二）应成为展现民族文化特色、法治观念的一个窗口

涉法电影中的国民形象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国民素质的高低、法治中国建设的程度以及文明建设的程度。法官形象如何，民众对法律的认识等情况，不但体现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更体现国民的法治信仰形象。在《真水无香》高中汉的跳楼事件中，宋鱼水认为该案法律事实确凿，法律的权威不容侵犯，但李法官还是被停职审查。《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冯看似是一位不大讲法律的法官，其实他深谙民间习俗传统，在国徽下利用说人情、讲道理进行调解使案件得以解决。他有深厚的法律人的职业情怀，这可从他酒后“非法侵害”“不当占有”等话语中发现。冯法官的形象，是法治在民族传统与法制融合下有效运行的典型例证。

四、顺应时展，发展涉法电影，促进我国文化安全

有学者认为中国涉法电影当下的任务，重点不在于宣扬类似西方的法律的威严及实施，而在于展现传统习俗与法治之间的矛盾，以及为解决此矛盾而奋斗的身影。这决定了中国涉法电影一定要顺应时展，顺应中国法治进程，才能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

（一）坚持涉法电影的中国特色

坚持涉法电影中的中国特色，一方面要渗透中国民族、文化意识，另一方面要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电影《远山》中，推动霍新泰检察官对案件一查到底的是国家法律的尊严，体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家国情怀，这很好地坚持了中国特色。而在《永不妥协》中，艾琳为生计而奔波，其中虽有对受镉污染公民的同情，她更在意的是对自身尊严的考量，因此，影片结尾一张二百万元的分红让她欣喜若狂。这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文化的观念。

（二）借鉴他国文化、民族资源为我所用

在电影《刮痧》中，许大同遇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美国法律观念的冲突。我们期待有一天，中国导演拍摄的涉法电影，从中国法治的视角来审视他国民族文化，用中国的法律规则来处理中外的冲突。这样，涉法电影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支柱。

本文系山东政法学院科研规划项目“大数据时代下法制影视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4Q28B）的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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