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水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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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需要，更是提升政法队伍素质，改进政法工作的需要。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必须坚持“四个统一”，即：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办案的统一，坚持政治工作与政法业务的统一，坚持严格执法与执法为民的统一，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厚德载法，德正法严，当前，桐柏的政法队伍整体状态良好，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桐柏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坚持政治与业务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还不够完善，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融入到各项政法业务工作中，贯穿于政法业务工作的全过程，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们的政法干警只有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把打造平安桐柏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才能更好的维护人民利益，才能促进桐柏社会和谐发展。因此，政法各部门要认真组织，联系工作实际，把法治理念教育与当前各部门的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教育活动推动工作更好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政法各部门不仅要实行业务工作目标责任制，也要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研究、分析、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落实“下管一级履行职责，上连一级追究责任”的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对确因管理不严造成干警违法违纪的有关领导要真查处，真追究，绝不宽容手软。

做到“四个坚持”扎实开展好学习教育

坚持领导带头。党委政法委和政法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自觉主动，工作上狠抓落实。政法各部门要根据中央和市委的安排部署，制定好教育活动的具体措施，保证教育活动有条不紊地扎实开展。要注重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努力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政法部门领导要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整改措施，带头抓好落实，要按照省、市委政法委的具体要求，制定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要加强专题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好的形式和方法，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不断推动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取得更大的实效。

坚持学习与工作并重。要正确处理好教育活动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任务比较繁重的情况下，要克服把开展教育与抓工作对立起来的思想以及不联系自身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把理念口号化、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力争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维护稳定领导体制、推进基层平安建设、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取得突破，真正把教育活动的成效体现到解决突出问题、促进各项工作上来，要善于在工作中学习，通过学习推动工作，做到“两不误、两促进”，用推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来衡量和检验教育活动的成效。

坚持密切联系实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关键取决于能否紧密联系政法干警思想和政法工作的实际，真正解决好认识上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政法各部门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对近年来发生的执法不公正、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剖析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深入开展大讨论，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切实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的重大思想观念问题，真正在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上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的满意度。

坚持建立长效机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新时期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政法思想政治工作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注重制度和机制建设，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政法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干警个人自学、集中教育、定期培训等制度，帮助干警树立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要加强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制度，提高考核针对性，有效运用考核结果促进干警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自觉性何主动性。

搞好“四个结合”全面提升基层政法工作水平

一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我们政法系统当前开展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牢政法干警“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思想基础。

二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争当争先创优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岗位练兵和创建示范岗等多种方式，树立起一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工作的先进典型，在全县政法系统形成一种争先创优的良好风气，以先进典型带动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营造政法干警“争先创优、乐于奉献”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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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留级生心理社会支持

留级生是大学中的“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很多降级学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很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焦虑、抑郁、恐惧等负面情绪。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留级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2、留级生中普遍存在学习目的性不明确的问题。3、难以约束，不服从管理。4、形成一个孤立的“边缘群体”。 5、自制力差、意志不坚定。6、高校留级生基本都是男生，退学比例大。

一、开展大学生留级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问卷的收集与使用。为了保证二本次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研究采用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两个的调研量表。进一步对大学生留级情况在局部进行了摸底调查，得到了珍贵的数据。针对各个数据运用专门的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留级大学生的现状又有了新的认识，为以后留级大学生的各方面关注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南航航空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留级生进行集体测试。总共发放问卷 40份，回收37份，有效问卷 35份。

（三）统计工具。采用SPSS11.0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二、大学生留级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研究的结果分析

1.留级生心理健康状况

根据SCL-90使用手册，量表的评定分为5级，分别为：0=从无，1=轻度，2=中度，3=相当重，4=严重，由此可知，当因子分为2时，其实表现出在此维度上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为中等。在表1中，将SCL-90中的10个因子值大于2的进行检出，按人数进行排序，得出顺序为：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恐怕因子、其他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偏执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躯体化因子。由上表可以得知，在留级生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恐怕因子。

2.留级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由表2相关性分析可知，留级生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与SCL90部分因子和总分都存在相关。客观支持与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P

三、进一步分析探讨

1.本研究结果表明，发现留级生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恐怕因子是排在前三位的因子，强迫因子高使留级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产生强迫行为，会使得其身心健康严重下降。抑郁因子高的留级生平时表现对生活没有兴趣，学习没有动力，对未来失去信心。人际敏感因子分高的留级生平时表现为独来独往，极易形成一种孤立状态，如果不能自我进行心理调整，甚至会产生怨恨心理。

2.留级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的测试结果表明，客观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客观支持主要是物质上的支持与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参与，所以要保持高校留级生的心理健康，可以通过与留级生有关的老师、家长沟通，让他们在平时中，多给留级生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还有一些心理健康社团和留级生群、论坛等。

主观支持与焦虑因子、偏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若要改变留级生的焦虑和思想偏执状态，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家长、班主任、辅导员、朋友等都可以在平常中深入与留级生进行沟通，这样才能更好地让留级生在情感上得到支持。

因此，当留级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善，学会如何利用社会支持，如何帮助自己，帮助他人，用适当的方式来化解遇到的困难与困惑，缓解心理和生理的压力，可以增强留级生的心理健康，减少高校留级生管理负面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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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多目标模糊层次分析法

Abstract: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valuation is alway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o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But real problem is the current social impact post-evaluation not formed a comple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dex to differentiate too chao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dopts expert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summary method, from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three aspects recognition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roject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ase analys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objectiv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verify the index system of applica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ulti-objectiv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中图分类号] F540.3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 引言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一直都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关于扩大公共基础项目建设要求的号召，更为其发展前景提供了导向。基于此，如何落实有效的评价工作以实现对水利工程项目的准确度量自然成为服务于水利工程实施的保障性环节，而在这其中，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又成为其重要一环。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影响后评价的研究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展开。其一研究内容方面：夏立明等[1]以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为出发点，构建了关于国家、地方、项目社区三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陈媛媛等[2]在阐述新校区建设项目对社会影响内容的基础上，从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当地社区三个方面建立了评价体系。其二研究方法方面：罗时朋等[3]提出运用逻辑框架法来实现水电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唐小娟等[4]则指出应用有无对比的方法实现水利灌溉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

因此，综合来看，由于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问题复杂，涉及众多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常常包含着主观性、随机性和模糊性，这使得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和操作性。所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进行检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创新。

2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概念

总结以往文献，在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后评价、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影响后评价等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其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概念定义为：已建成水利工程项目在社会经济与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为社会发展目标所作贡献与影响的评价。

2.2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笔者将相关文献中关于水利工程社会影响后评价的评价指标分成三个层次，用以构建其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指标体系。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指标、分领域指标、和具体（单项）指标。该指标体系是一种纵向与横向相结合、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有机结构：纵向结构上，一方面指标数值自下而上依次递进由具体到抽象不断综合，直至形成一个最终的综合指数，另一方面指标概念从上而下逐层由抽象不断向具体分解，直至形成个体的原始指标。横向结构上从第二层次开始，每层次都包括若干指标，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或方面。上述三级指标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体框架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以上述指标构建框架为基础，同时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系统性与完备性、可操作性、指标权重的合理性、评价方法的适应性原则，采取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手段，通过专家意见及相关数学方法进行指标的分类合并和筛选剔除[3―6]，最终构建出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图2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2.2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评价准则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成以后，需要以单项指标为对象，对其展开针对性的评价与描述。具体评价准则如表1所示：

表1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评价准则

3 实证分析

以天津市某一泵站项目为例，结合项目后评价理论，从已给出的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入手，引进多目标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并开展有效评价，用以实现对该水利工程项目的可行性验证。具体实施与操作步骤为：

第一步 建立指标体系评价等级。依次为：Ⅰ很好、Ⅱ较好、Ⅲ一般、Ⅳ较差、Ⅴ很差。

第二步 构造各层的模糊评判矩阵。由专家采用1―9级及其倒数的评定标度给出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

第三步 确定各因素在模糊评判中所占的权重。根据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计算出它们相对于上一层的相对权重。求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评价指标权重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第四步 建立评价矩阵。为了提高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的准确度、真实性与可靠性，通过对有关部门及技术人员进行指标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76份，得到综合数据统计表如表3所示：

表3 综合数据统计表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依据（为各指标问卷统计数，为总问卷数），得到各评价矩阵分别为：

第五步 计算最终权重。根据每层计算得到的权重，通过底层和高层之间的层次关系可计算得到最终权重。

首先依据公式（为指标第二层各权重，为各评价矩阵）求得层的综合评价为：

=

同理计算得：

然后依据公式 (此处为上面求出的层的综合评价)得：

=

综上所述，得出该泵站项目的最终评价结果。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评价结果中认为很好的比例占24.29%，较好的比例为37.96%，一般的比例为33.77%，较差的比例为2.76%，最差的比例为1.22%。总体来说，认为该项目较好以上的比例占到62.25%，已超过一般，因此说明该项目达到了总体建设的要求。

4 结论

通过对天津市某一泵站项目引进多目标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数据计算与分析，进一步验证应用于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正确性和实用性，使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得以推广使用。然而如何结合指标体系运用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实现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成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夏立明，陈树平，孙丽. 高速公路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建筑经济，2010（3）：92-95.

[2] 陈媛媛，朱跃钊，汪霄．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社会影响的后评价主要指标的分析与构建[J]. 价值工程，2008 (5)： 24-27.

[3] 罗时朋，张松. 基于逻辑框架法的水电工程社会影响后评价[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31(15):69-72.

[4] 唐小娟，李元红，刘佳莉. 甘肃省节水灌溉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研究[J]. 人民黄河,2010(1): 65-68.

[5] 毛春梅，胡维松. 关于水利工程的后评价[J].水利经济，1998（7）： 70-73.

[6] 曲炜. 水利工程项目后评价理论探讨[D].南京：河海大学，2001.3.

作者简介：（1）陈树平，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学硕士，助工，主要从事水利工程合同管理研究；

（2）李伟，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工学学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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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2YJCZH297）；国家社科基金（09CSH030）；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正勇（1983-），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责任会计与报告、公司治理研究；吉利（1978-），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毛洪涛（1970-），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信息披露研究。

中图分类号：F25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07-05收稿日期：2012-04-18

一、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关于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高管激励等视角，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马连福等（2007）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两个变量均不显著。王建琼等（2009）、沈洪涛等（2010）、杨伯坚（2012）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水平要高于其他公司；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披露显著正相关。肖作平等（2011）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激励与社会责任披露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两职合一与社会责任披露负相关。

我们认为，这些差异和争议归因于以下三个问题：（1）在研究样本上，之前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社会责任披露数据选自年报而非社会责任报告，但年报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十分有限、散乱且多为定性内容，使得结论推广性和适用性受到质疑；（2）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通常简单区分定量与定性，其暗含假设是定量披露水平高于定性披露，但并没有计量披露是否与决策相关、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可比等特征，使得结论缺乏说服力；（3）在研究视角上，先前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仅从公司治理结构某些变量来孤立探讨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但这些变量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负向甚至不相关，这使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综合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文献基础上构建了公司治理综合评价系统——公司治理指数，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二、研究假设

信息披露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帮助利益相关者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决策。而在两权分离的决策环境下，公司内部人有动机、也有能力操纵和扭曲信息披露。研究表明，通过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如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合理安排，能有效地解决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问题，提高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张学勇 等，2010）。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个总的研究假设：公司治理水平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接着，我们围绕这个总研究假设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委员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股权结构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控制权的分布。本文研究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联盟、国家股比例等构建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La Porta 等（1999）认为，信息披露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股权结构来解释，其中产权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股股东性质。Joyce 等（2005）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会有更多动力披露社会责任信息。Xiao 等（2007）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但同时，Healy 等 （2001）认为，增加少数股东比例能够有效地激励其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是一股独大，中小股东所持股份很少，且第一大股东多具有政府背景，特殊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国有股东所属企业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会更多地考虑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

由此，提出假设1：股权结构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

（二）董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理论上，董事会监督能力随董事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伴随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整体专业水平和经验能力会随之增加，对信息披露水平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同时，董事会监督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能力越强，从而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杨伯坚，2012）。此外，Beasley（1996）认为，董事会会议可以使股东受益，董事会会议越频繁，董事们则有更多时间交流意见和监督管理层。

由此，提出假设2：董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监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在引入独立董事的同时设置监事会是我国公司治理所特有的一个做法。理论上说，监事会的设置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我国公司监事会规模普遍较小，监事会规模的扩大、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监事会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更好地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由此，提出假设3：监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四）管理层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Joyce 等 （2005）认为，管理者持股有助于管理者和外部股东的利益趋同，管理者拥有的股票期权越多，越能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他们会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向委托人传递在为其利益努力工作的信号，但前提是管理层权力不存在过度膨胀。管理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当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总经理时，将会产生权力的高度集中，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同时助长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操控董事会对公司信息披露施加不利影响（Xiao et al，2007）。可见，在不存在管理者权力过大的情况下，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将有助于公司对其利益相关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由此，提出假设4：管理层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五）委员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大量研究证实，公司各种委员会的设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成本，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沈洪涛 等，2010；肖作平 等，2011；杨伯坚，2012）。

由此，提出假设5：委员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样本、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样本为2009年～2011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公司特征数据来自中国证券市场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电子版系我们通过巨潮咨询网等官方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手工收集整理而得。公司治理指数、行业竞争程度系我们自己手工收集整理计算而得，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ST等和数据缺失样本。

（二）研究变量设计

1.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

（1）问卷发放与回收。从2010年7月到2010年11月历时4个月，共计发放问卷406份，回收168份，剔除11份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57份，回收率38.67%。其中，实地回收24份，占1529%，电子邮件回收133份，占84.71%。

（2）问卷效度和信度。我们通过三个方面来保证编码效度。一是依据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基础；二是请7位社会责任领域的专家对问卷设计进行指导；三是根据访谈和试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均值在4分（有点重要）以上占88.5%。在此基础上， 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抽

表1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评估得分解释变量公司治理总指数CGINK公司治理指数公司治理分指数CGINKSH股权结构治理指数〖3〗CGINKBOD董事会治理指数〖3〗CGINKSC监事会治理指数〖3〗CGINKMI管理层治理指数〖3〗CGINKCOM委员会治理指数顾客远近度CP纺织、服装、毛皮、食品、饮料、药品行业公司取1，否则取0再融资动机SEO公司在t+1年提出增发或配股预案取1，否则取0行业竞争程度HHI公司营业收入除以该行业所有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总和得到百分比，再将百分比的平方按照行业每年进行加总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总负债/总资产公司盈利能力ROA净利润/总资产公司性质SOE国有控股取1，否则取0上市地点LIST上交所上市取1，否则取0行业类型IND重污染行业取1，否则取0

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提炼因子通过删除因子载荷量≤0.5载荷量完成，最后得到25个测量题项。克朗巴哈α值为0.914，超过0.7可接受水平，表明问卷信度较高。

（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构建。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项目权重赋值，采用加权汇总权数方法。为降低评分主观性和偏差性，将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项目分成五种状态，依次为每个指标赋值：完整且明确的定量与定性信息结合披露4分（满分）；定性与定量信息都有，但披露不充分3分；翔实具体语言陈述披露，但无定量信息披露2分；仅字面提及，无展开且无定量信息披露1分；无任何信息披露0分。

2.公司治理指数

与对公司治理结构各个变量单独回归检验方法相比，公司治理指数法优点是便于从更加综合的视角对公司治理水平进行评估（李维安 等，2005）。从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联盟、国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管理层（管理者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委员会（委员会个数）五个公司治理机制共12个变量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进行评价，并借鉴张学勇等（2010）方法寻找所有指标线性组合来最大化描述公司治理变化情况，取第一大主成分得分为公司治理指数。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表1列示了本文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具体的计量方程设置如下：

CSRDIit=β0+β1CGIit+β2CPit+β3SEOit+β4HHIit+β5SIZEit+β6LEVit+β7ROAit+β8SOEit+β9LISTit+β10INDit+β11YEARit+ξit

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为更好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我们分别将公司治理总指数以及五个分指数引入模型单独进行回归。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CSRDI均值为31.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不高，同时CSRDI在12.1和83.2之间变化，表明不同公司间披露水平差异较大，良莠不齐现象突出。CGINK均值为3.7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9.37和-0.49，说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且公司间治理水平相差较大。此外，有37.1%公司是消费者熟知企业，153%公司计划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一年内增发或配股，68.3%公司为国有控股，42.0%公司属重污染行业。

表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平均值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CGINK3.703.43-0.499.371.80CSRDI31.628.712.183.211.69CP0.370010.48SEO0.150010.36SOE0.681010.46IND0.420010.49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1.公司治理总指数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表3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与公司治理总指

表3多元回归结果（N=1205）

变量（1）（2）（3）（4）（5）（6）公司治理总指数 0.27*

（1.75）股权结构治理指数〖3〗-2.94**

（-1.98）董事会治理指数〖4〗0.20

（0.64）监事会治理指数〖5〗-11.09

（-0.50）管理层治理指数〖6〗0.30*

（1.76）委会员治理指数〖7〗21.36

（0.48）顾客远近度5.62***

（9.28）5.41***

（8.97）5.37***

（8.85）5.47***

（9.03）5.45***

（9.09）5.36***

（8.88）再融资动机-0.22

（-0.29）-0.06

（-0.08）0.01

（0.02）-0.01

（-0.01）-0.24

（-0.32）-0.01

（-0.00）行业竞争度18.04***

（4.89）17.42***

（4.72）17.41***

（4.70）17.78***

（4.81）17.86***

（4.85）17.62***

（4.76）公司规模3.97***

（16.86）4.25***

（18.55）4.39***

（19.68）4.30***

（19.29）4.20***

（18.59）4.36***

（19.71）财务杠杆-7.11***

（-3.93）-7.42***

（-4.07）-7.91***

（-4.36）-8.02***

（-4.43）-7.17***

（-3.95）-7.96***

（-4.39）公司性质2.49***

（3.77）2.52***

（2.80）3.90***

（4.94）3.56***

（4.63）3.36***

（4.20）3.72***

（4.77）Adj.R20.3680.3630.3620.3620.3540.361F54.8360.0259.6959.8656.7259.48注：括号中报告的是t统计量，***，**，*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1%，5%，10%。常数项和行业变量结果省略。

数的回归结果。CG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即公司治理越好，公司愿意披露更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信息。显然，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促进作用，但不同治理机制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为进一步探究公司治理作用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机理，我们着重验证了五种公司治理分指数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2.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公司治理机制

表3分别利用五个分指数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股权结构治理指数CGINKSH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究其原因，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多具有政府背景。与非国有控股公司更为注重自身经济利益实现不同，国有控股公司在注重本身发展的同时需兼顾各方利益的均衡，因而当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时，股权结构治理水平会相应降低，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则会相应提高；CGINKM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管理层治理水平越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CGINKBOD和CGINKCOM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董事会和委员会治理对于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一定效果；CGINKSC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监事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中没有发挥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股权结构治理和管理层治理，而董事会、监事会与委员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关系，一方面说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不高，另一方面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依赖于外部监管，这就要求监管机构有必要加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三）稳健性检验

针对同时发行B股或H股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监管环境可能与其他公司有所差异的情况，我们引入虚拟变量，发行B或H股为1，否则为0。第二种方式是去掉所有发行B或H股公司进行回归，变量符号及显著性没有变化；鉴于深交所强制要求深证100指数公司、上交所要求公司治理板块及发行外资股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考虑到这几类公司可能有所差异，引入虚拟变量，强制披露公司为1，否则为0，主要结论依然不变。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是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制度基础。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主要是股权结构治理与管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的影响明显，董事会治理和委员会治理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说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依赖于外部监管，这就要求监管机构有必要加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为了将社会责任理念贯彻至公司治理结构中，应尝试让职工董事、消费者董事、环保董事等利益相关者代表进入董事会，改造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时考量利益相关者诉求；（2）就委员会治理而言，随着履行并披露社会责任的理念逐渐被我国企业认可和采纳，监管部门可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公司在董事会层面建立由外部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帮助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战略规划，提高公司社会责任绩效；（3）就监事会治理而言，让职工、中小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进入监事会，强化监事会责任，解决监事会虚置问题，监督公司经营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责任要求；（4）监管机构应大力引导和推动媒体舆论监督，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曝光力度，更好地发挥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以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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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ZHANG Zhengyong1， JI Li2， MAO Hongtao3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2， 3.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篇5

狮城治理者的独特意识，主要包括了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和全球意识等。

狮城地寡人少、资源匮乏、市场空间极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任何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对狮城带来重大影响。因此，自建国以来狮城治理者始终保持着忧患的意识、超前谋划与防范的意识、以全球视角考虑发展与应对危机的意识。

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狮城治理者坚持对自己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效果定期进行检讨。通过检讨，回顾与反思政策得失，巩固和提升政策效果。坚持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借助外部资源和力量，发展和繁荣国内经济。

狮城治理者的独特理念，主要包括了精英治国理念、高薪养廉理念以及亲商理念等。

狮城地小人少，犹如世界经济中的一叶小舟，舵手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狮城坚持精英治国的理念。狮城不但努力将精英人士吸引到治理者的团队之中，而且有计划地在接受学校教育的狮城人群中遴选、培养未来的治理者精英。

为了保持治理者队伍的稳定与清廉，狮城又确立了高薪养廉的理念。狮城治理者的薪酬水平，是以市场水平为基准来确定的。治理者的收入即使不是市场上最高，但也肯定是相当好的水平。由此可以有效避免因治理者收入水平低而引发寻租等腐败问题。

由于狮城治理者的收入和身份均比较体面，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招商引智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好了，治理者的收入水平又随之提升。由此，亲商亲民亲环境的理念便成为狮城治理者的不二选择。据201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全球最易经商的经济体中，狮城排名第一。

狮城治理者独特意识和理念的配套性规则制度，主要包括了法律制度、诚信制度、政府组屋制度和中央公积金制度等。

狮城法律制度之完善、执法之严厉，有目共睹。在狮城的各类法人和自然人，无论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还是日常的工作生活，如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约失信等行为的，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受到严厉处罚，直至失去在狮城的立足之地。

狮城治理者在完善与严肃法律法规、打造诚信社会的同时，积极推行富有狮城特色的政府组屋制度，该制度解决了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问题，最终实现狮城人居者有其屋。

政府组屋制度建立的同时，治理者对狮城人在政府组屋申购、持有、转让及其利益分享等各环节的规则设计与具体操作的明确规定，保证了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狮城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是国际上独具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是一种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篇6

【关键词】中国式分权；地方政府；环境管制

一、引言

政府实行环境管制目标是为了使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在财政分权下，如何考察地方政府的环保行为，其目标函数是至关重要的。从（刘志，2010）认为清楚地认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本文假定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次，即1个中央政府和N个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行为取决于其目标函数和预算约束条件，以往国外大多假设政府代表公众利益，致力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即政府是无私的政府。这种假设前提是政府官员是由地方民众选举而来，而这与中国现实情况不符，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会导致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与民众的目标函数不一致。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地方政府在中国式分权的前提下，实行的环境管制政策。本文假定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有两个。其一，经济增长。这个主要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以经济建设增长为方针。而且以前的研究（周黎安，2007）主要认为地方政府的官员升迁概率与GDP增长率有密切关系。而（陶然等，2010）最新研究表明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GDP增长与中国官员政治提拔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人认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以财政收入最大化，而非GDP最大化。地方财政收入多，也可以更好的进行环境投入，符合中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此处我们以财政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目标，与以前的以GDP为主要研究不同。其二，环境质量。以往研究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投资影响（乔宝云等，2005；张军等，2007；邓可斌等，2009；傅勇，2010）。在中国式分权的前提条件下考虑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政策的影响，因此我们考虑财政收入以及考虑公共物品支出中的环境问题。财政收入的增加一般会增加对环境治理的投入的可能，因此当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察时，也会考虑财政收入和环境管制投入的比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家对于环境治理的投入也会逐渐增加，而地方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人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所以这里对地方官员环境考核进行分析。

基于本文的问题，在（刘志阔，2010）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如下：

（3.1）

其中，代表的是地方政府的效用水平，表示的是地区的财政收入，代表的是地区的环境质量。此处表示环境质量是正常品的基本假设，，且，也就是说环境质量效用的递减的。在这里，我们假设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取决于政府的环境政策。一是，环境治污投资，包括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投资以及治理污染的投入，以表示；二是，政府环境管制水平，以表示。因此建立了环境质量函数，我们此处认为，均大于零，表示环境宣传教育投资及污染治理投入越来越多，以及环境管制水平越来越高，环境质量越好。反之亦然；而和均小于零，表示边际贡献率越来越低。同时，我们假定系数为环境宣传教育和治理环境投入与环境管制相对于环境质量的边际贡献替代率，所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变为：

（3.2）

我们根据式（3.1）分析关于系数，这是一个拟线性的效用函数，它表示居民对于财政收入和财政质量的偏好关系。代表了财政收入与环境质量的权重比例。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关心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多政绩越好，地区福利也越好。这里假定：居民的真实偏好为；地方政府了解居民偏好，但中央政府不能。由于中央政府主要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偏好。因而，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中的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此处的系数代表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扭曲度。式（3.1）表明地方政府本身是居民福利最大化的获得者，而中央政府对于财政收入的考核使地方政府出现了偏离居民的真实偏好。因此地方政府目标是介于居民和中央政府两者目标之间的。由式（3.1）和式（3.2）中可知，表示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比例。当时，地方政府把所有重心都放在财政收入上，对于环境质量毫不关心。说明地方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而时表明地方政府效用水平不合理，不符合现阶段中央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当逐渐变小时，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环境质量。当时，即表明地方政府只关注环境质量，对于财政收入毫不关注，此时国民收入水平很高。由于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以中央政府对于环境质量要求有一定引导作用，但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支出信息，所以的大小只有地方政府知道。中央政府通过一定量的考核来确定财政转移支付。

此处考虑地区财政收入函数：

（3.3）

其中，表示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到的流动资本，此处假定为及，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代表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对于财政收入有着正向影响，基础设施投入越多，财政收入也相对会增加，即，。同样是表示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流动资本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直接呈现出互补关系，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吸引流动资本资本进入，因此和。表示环境管制，环境管制水平对于财政收入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会限制高污染、高投入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资本相对于财政收入有着正向影响。因此，和。为了简单分析，本文假定地区是同质的，即未考虑地区间技术、劳动力和资源差异。

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假设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时直接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宣传教育投资及治理污染投资。财政支出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所以简单的假设为线性关系，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约束为；

（3.4）

上述式（3.2），（3.3），（3.4）构成了地方政府的目标最优问题。表示为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环境宣传教育及治理环境污染投资，以及环境管制水平。随后将考虑从资本流动是否流动两个角度来研究地方政府如何确定环境宣传教育投资和治理环境污染投资与环境管制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不流动时的环境管制

本节主要是讨论在资本不能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所采用的环境管制政策。因为资本不能在各个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因此地区的资本即为固定不变。地方政府的基础投资的预算约束线为：

（3.5）

将式（3.5）代入（3.1），可得：

（3.6）

在这里分别对和求最优化，整理得：

(3.7）

（3.8）

上述式中的（3.7）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决策规则；式（3.8）表示地方政府在环境管制水平的决策规则。

命题1：在资本不能在N个地区自由流动时，中央政府会注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考核时，地方政府对于环境宣传教育投资及治理污染投资和环境管制水平都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证明：当时，反映的是居民最优偏好，即社会最优财政收入。

（3.9）

当时，会出现偏离居民真是偏好，即因为，表明按照社会最优财政支出规则，即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少，而应该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及污染治理投资，从而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其次，在时，真是反映居民真实偏好时，社会最优的环境管制支出结构为：

（3.10）

当时，即偏离居民真实偏好的情况下，得到，又因为。按照社会最优的财政支出水平，应该加强环境管制水平，也就是现阶段的环境管制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引理1：当资本不能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时，中央政府注重环境质量考核时，地方政府会增加环境宣传教育及污染治理投资和提高环境管制水平。

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下，中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会通过财政收入与环境质量的比例来达到最优。下面考虑环境管制能否促进环境状况改善的相关结果。

命题2：当资本不能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时，财政收入激励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忽视环境宣传教育及污染治理投资，同时也会使地方政府降低环境管制水平。

证明：由式（3.7）可知，同时，由上可知，随着

的增大，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同样，也会减少环境宣传教育与治理污染的投资。

同理，式（3.8）可知，而，因而随着增大，使得环

境管制水平逐渐的降低。由命题1和引理1可得，当中央政府强调财政收入为考核目标，地方政府会采用环境污染换取经济发展。相反，中央政府注重社会环境，地方政府会增加环境宣传教育投入与治理污染投资以及提高环境管制水平。由命题2可知，在财政收入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更加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忽略环境宣传教育投资与治理污染投资以及降低环境管制水平。

三、资本自由流动下的环境管制

当资本可以再地区间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资本而相互竞争，以及通过不同的环境管制水平竞争。由上节假设可知，流动资本取决于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即：

（3.11）

因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分别对与求最优化，整理可得：

（3.12）

（3.13）

上述式（3.12）在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宣传教育投资及治理污染投资的决策规则，因考虑了基础设施对吸引流动资本的影响，与式（3.7）相比，式（3.12）左边多了，这代表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吸引流动资本而且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式（3.13）考虑了在吸引流动资本时，环境管制水平的规则。同样，式（3.13）左边也多出表明环境管制水平不仅直接影响财政收入，同时也会影响流动资本的进入，而流动资本更加偏向于环境管制水平较低的地区。

由此可知，在资本自由流动时，基础设施会使资本产生外溢效应，因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一定大于资本不流动情况下的投资收益，即。同时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下，环境管制水平相对于资本不流动的影响更大，也就是。为了方便下文分析，假设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时，环境宣传教育投资及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管制水平分别为和，环境质量水平为；而在资本流动时，环境宣传教育与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管制水平分别为和，环境质量水平为。

命题3：当资本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时，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资本而进行竞争，会使得环境宣传教育投资与治理污染投资相对于资本不流动时更低，即。因而环境质量较差。同时存在环境宣传教育与治理污染投资相对不足，。

证明：由上文可知，，即：

化简所得：，又因为环境质量的边际效用递减，因而。又因为地方政府为了流动资本而竞争，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增加也越多，相当于，又因此，所以。所以。

命题4：当资本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地方政府对流动资本竞争，会降低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即，会使得环境质量下降，。

证明：由上文可知，，即：

化简可得，。如上所示，可得。

因此由命题3与命题4可知，当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流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会相对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动资本进入；同时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流动资本时会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水平，以此来吸引能够创造更多财政收入的污染企业进入。

四、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和谐发展.。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地方政府会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地区环境。所以为了更好的使得地方政府做出符合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计划和政策。通过借鉴国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可以引进民众监督机制。由于我国采用的官员任命制，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很难有效的约束。又因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而只有通过民众监督，地方政府才能够更好的保护环境。只有在地方政府坚决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增加民众的监督，才能更好的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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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论文关键词：资源开发，外部性，可交易许可证，“庇古税”，综合治理

 

1资源开发企业负外部性与制度需求

环境治理往往体现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和处罚上，尤其侧重在通过各种手段对污染“事中”和“事后”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进行治理。在中国自然资源开发中，因从事开发企业的“国有”属性，其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往往难以如实反应在市场价格中，这也是资源开发企业缺乏经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运用现有政策手段对资源开发企业负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便格外引人关注。

资源开发的产出既包括产出量和初级加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也包括拉动地方就业以及地方相关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但是，矿产资源开采会造成尾矿堆积、矿井废弃、资源枯竭，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污染成本发生在市场交易之外，没有被纳入经济决策中，便会造成社会损失，即资源开发存在负外部性（如图1所示）。

由于供给代表生产的边际成本，需求代表消费的边际收益，而两者都以内部决策为基础，因此在资源开发市场上，可以将供给函数定义为边际私人成本（MPC），将需求函数定义为边际私人收益（MPB）。假设边际外部成本（MEC）的函数为MEC=kQ可交易许可证，即斜率为k时，该产业污染的边际外部成本（MEC）是其产出的k倍（通常，k<1）。因此，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在其边际私人成本（MPC）上增加边际外部成本（MEC）来导出边际社会成本（MSC）函数，即：MSC=MPC+MEC。

MSC曲线由MPC和MEC垂直加总得到，MSC和MSB的交点决定了效率均衡水平下的Pe和Qe。在不进行任何治理的情况下，资源开发企业的负外部性应为图1中点状阴影部分和灰色阴影部分之和，但因点状阴影部分所产生的社会损失已由企业负担，因此真正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为灰色阴影部分。为了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均衡，均衡点必须由E0转移到Ee，而这个转移过程，承担资源开发功能的国有企业不会主动进行论文服务。

为了能够在整个社会实现公平的环境管理，应将对资源开发中的外部性补偿落实到制度建设上，通过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设计来避免社会福利被这类国有企业所侵吞，同时减少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一般来说，治理环境的负外部性通常有强制性命令控制、可交易许可权和征收庇古税等三种政策工具，但因资源型产业在区域经济的独特地位和其开发企业的国有属性，导致某些常用的治理工具未必有效。

2治理负外部性的政策工具解析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会针对环境破坏建立合理的收费制度与治理模式，某些以政府计划、指令、管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国家和地区往往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通过技术规制或设定排污标准来弥补市场失灵。如在捕鱼、狩猎等领域，一般采取强制性的技术限制，禁止通过炸药或氰化物来进行生物资源的获取，也往往禁止使用照明或声波仪器来吸引鱼群和兽群（思德纳，2005）。而在核工业、重化工业领域，政府也会通过制定某种水平的污染排放标准，若超过这一污染水平，企业就要面临经济或刑事处罚。

但对于资源开发企业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奏效：首先，对于规模不同的资源开发区域显然不能通过统一的污染标准或开采标准来约束，而若进行差异性标准设定，则政策制定者无法具体而准确地了解企业每项运营的污染水平和社会成本，并为其分别制定污染标准；其次，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据的大量经济指标和数据需要经过数年统计才能完成，这种政策时滞使政府确定的治理目标往往偏离帕累托标准；最后，指令性控制只规定各个资源开发企业的最大开采水平可交易许可证，而没有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使这些国有产业成为制度的被动遵守者，其带来的约束效应也远高于激励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对于资源开发企业而言，政府指令性控制的控制成本较高，灵活性不够，激励作用有限，并不是弥补市场失灵、治理负外部性的持续有效的方法。

另一种常用的治理方法是侧重于通过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具体方法是明晰产权（Ronald Coase，1988）和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市场（John Dales，1968）。近年来，该方法在各国应用广泛，John Dales最早建议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建立能够出售水体“污染权”的机构，由地方政府根据企业的污染需求和成本状况决定污染权的分配。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环保局也逐渐开始推行排污量交易计划并逐渐在企业中付诸实施。除此之外，智利对圣地亚哥工业点源中的特殊污染物质、荷兰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英国对碳排放等均先后运用可交易许可权进行负外部性治理。

通过建立交易许可证制度，政府对某个地区定出排污或消耗自然资源的最大限量，然后将污染权限以许可证的形式赋予企业或个人，同时允许相互之间进行交易，让市场决定其价格。在交易之前，企业或个人会对治污投入进行核算，使排污减少。在此基础之上，企业或个人可以将富余的“污染权”以高出治理投入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获取经济效益，并起到激励生产者控制污染的作用。其治理的机制如图2所示。

在初始状态下，均衡点为E1,在此处边际社会成本（MSC）大于边际私人成本（MPC），此时的负外部性会导致社会净福利的损失（即图中黑色部分面积）。若政府设定一个排放标准，使得边际私人成本与许可证价格之和（MPC+Pt）、边际社会成本、边际收益三条曲线交于E2点。在E2点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社会处于最优状态。在该点，因资源开发而产生的负外部性为图中点状阴影部分加上黑色阴影部分，但企业所支付的成本为图中点状部分，因此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并没有完全使负外部性内部化。

尽管许可证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理负外部性，但对治理中国资源开发企业却未必见效。首先，产权无法真正清晰界定，尤其是矿产、油田等资源开发污染的主要对象是海洋、土地、大气等可交易许可证，而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有权利去分配这些公有资源，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保护它。其次，与一般加工型企业不同，资源开发企业大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所开发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在短期内往往呈刚性，致使许可证对某些亟需通过资源开发而获得发展的地区，约束效果并不明显。以许可证交易为主的外部性治理模式更适合应用于一般的排污型企业（如化工厂、冶炼厂等）或者是常见的污染源（如废水排放、碳排放等）。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征收庇古税。庇古认为，外部性导致社会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社会福利也就不能达到最大化，因此主张，针对负外部性对厂商征税或收费，使之降低产量，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庇古，2006）论文服务。

运用庇古税对外部性治理，实质是治理成本的承担问题，通过税费的收取，限制这些企业的产出，并将征收的税费应用于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其治理机制如图3所示。

在政府征税之前，企业均衡点为E1。征税之后，企业均衡点由E1变为E2。图中AE1E2所组成的三角形为在E1均衡点处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此时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社会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在E2点处，企业生产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为图中点状部分，而企业由于产生负外部性而支付的成本为图中黑色部分加上点状部分（大于点状阴影部分），因此如果庇古税征收得当，则可以将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完全内部化。

庇古手段存在两个显著问题，一是政府获取企业外部性的信息成本问题，二是由征税而引起的抑制产出问题。由于资源开发企业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在测定和了解这类国企的外部性时，所需的信息成本要远低于一般私人企业，由此在国企设定并征收庇古税时引起的交易成本较低。但另一方面，资源开发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和营运方式，使得在其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重要，如果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所有资源开发企业征收庇古税，那么对于小型的矿山、油田而言可交易许可证，由征税而带来的抑制效应会使企业减少开采量甚至退出资源开发市场，这无疑不利于保护地方经济。

3资源开发负外部性治理的制度设计

综上所述，由于资源开发型产业在资源占用、运营模式、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独特原因，包括污染标准（指令性控制）、可交易许可证和庇古税在内的几种治理外部性的方法应用起来各有利弊。由于中国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星罗棋布，为了能够有效地对因资源开发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和补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负外部性成本较高的小型国有资源型企业（如那些功能单一、规模较小的稀有矿产资源或小型气田）因征收庇古税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可以对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治理机制进行设计，综合运用指令性控制与庇古税（图4）。对污染水平在污染标准之下的资源开发企业，考虑到区域发展因素而免征庇古税，通过国家补贴或征收资源权利金的方式尽量对资源开发进行补偿，而对污染水平在污染标准之上的企业，则依据其外部性成本征收庇古税，使开发企业自行把污染量减小到污染控制成本等于不控制污染所缴纳的排污税的水平，激励其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进行资源开发。

庇古税结合排污标准的外部性内部化手段如图4所示：市场的均衡点从E1移到E2点。在E2点，社会的福利水平达到最优。设定一个排污标准E（这个标准使得图中AME2部分的面积与MBC部分的面积相等），资源开发企业污染水平在这个标准之下不征收庇古税，而超过这个标准则开始征税。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开发型企业所缴纳的庇古税税额（ACDE2部分面积）刚好与由于其负外部性而造成的城市福利损失（BDE2面积）相等，从而使整个城市（社会）的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标准，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和资源型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61-572.

[2]布鲁斯·米切尔．资源与环境管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34-553.

[3]托马斯·思德纳．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07-142.

[4]John Dales．Land, Water and Ownership[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1):791-804.

[5]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1-44.

[6]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6.667-796.

篇8

[关键词]精准治理；特色小镇；创建路径 文章编号：2095-4085（2017）05-0068-02

精准治理，是目前国家针对小镇建设所提出的一项新的治理模式，要求在明确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借助群众的力量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充分体现小镇特色，提高国内小镇发展水平。

1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构建原则

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坚持多元化、网络化、本土化以及精细化的原则：（1）统一化原则：传统的小镇建设，通常以政府为主导来完成，群众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小镇的构建结果，也往往达不到群众的要求。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本着统一化的原则来实现，应使群众、政府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能够组成一个整体，进一步提高小镇的建设水平。（2）网络化原则：在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群参与小镇建设的途径不断增加，在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网络化原则，使群众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政府，确保小镇建设结果，能够与群众要求更加符合，提高小镇建设的科学性。（3）本土化原则：不同城市的不同小镇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小镇建设应在应用精准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坚持本土化原则，构建特色小镇，使小镇的特色得到充分体现，使其文化得到弘扬。（4）精细化原则：应在确定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将各个目标详细体现。例如：针对改善小镇环境质量的治理目标，应细化为提高小镇街道清洁度、优化小镇给排水系统、治理小镇河流污染等。坚持精细化原则对小镇加以治理，构建特色小镇，是确保治理效果能够达到最好的关键。

2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

2.1招商引资

小镇一般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及新城新区位置，与城市相比，小镇劳动力更加低廉，环境相对更好，但缺陷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考虑上述问题，应将特色小镇的创建目标，确定为“发挥小镇优势，吸引城市创业型以及小型企业，解决小镇居民就业，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应通过对互联网的应用，招商消息，以小镇优势――劳动力低廉，吸引小型以及创业型企业进入到小镇中，满足小镇居民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小镇的发展活力，增加GDP，提高小镇经济实力。

2.2本土化建设

小镇在土地、资源以及人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招商引资能够为小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证，但很难体现小镇的特色。对此，小镇应充分分析自身的资源以及气候等方面的特点，使“特色小镇”得以构建。例如，可以将在农业果树栽培方面具有较强优势的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构建农业小镇”。首先，政府应通过网络收集人民意见，确保能够了解小镇每一个区域人民种植果树的种类，确定果实成熟的季节以及大致产量。其次，政府应向小镇居民宣传构建农业小镇的重要性以及优势，吸引果农投资。最后，在投资者的监督下，由政府组织构建“农业产业园”，将各种类型的果树，种植在产业园中，产业园对外开放，吸引城市人民来到产业园中体验果实采摘等小镇居民的生活。提高小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小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同时使小镇的特色得以体现。

2.3多元化发展

充分利用小镇特色是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构建特色小镇最为直接的途径，但如长期依赖自身特色，必定会导致小镇的发展呈现单一性过强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对气候依赖过强，在气候对农业发展不利的年份，小镇的经济必将遭到重大打击。考虑上述问题，还应将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提高小镇工业化水平，发展多元化经济”。政府应通过网络，统计当前小镇居民的数量以及待就业居民数量，以此为基础，在小镇内部发展工业，使工业企业能够有效消化小镇内部剩余劳动力，在解决小镇居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基础上，为小镇经济发展以及价值体现提供保证。需注意的是，工业企业的引进对小镇环境的影响较大，对此，镇政府应提高对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视度，在引进工业企业的同时，对其资质进行严格考察，同时，借助人民的力量，对企业进行监督，在发现企业废水与废气排放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同时，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3特色小镇建设前景

在精准治理模式的要求下，目前我国特色小镇的建设，已经初现成果，但受发展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特色小镇的创建，仍存在一定问题。在未来，应将相应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进一步提高特色小镇创建水平。

3.1人才问题及解决方法

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高校专业人才进入社会后，就业区域一般以北上广等大城市为主，人才不足的问题，在特色小镇的构建过程中显著存在。对此，政府应提出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入到特色小镇的构建中，在工资水平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福利政策，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人才支持，确保精准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实现。

3.2居民消费理念问题及解决方法

与城市相比，小镇居民消费理念相对落后，消费力不高，货币流动量少，对小镇经济活跃程度的提升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对此，镇政府首先应通过降价策略吸引小镇居民购买各类产品，增强小镇内部消化能力，在逐渐改变居民消费理念的同时提升价格，逐渐提高小镇居民消费水平。此外，小镇外部消费力不足也会对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造成阻碍，政府应加强宣传及营销，使核心城市居民加深对小镇特色的了解，提高小镇的吸引力，将外部消费者更多的吸引到小镇中来，使小镇的特色广为人知，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保证。

3.3文化问题及解决方法

居民文化水平低，本身对营销以及各类产业了解程度低，工作类型以体力劳动为主，对于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精准治理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应加强宣传，提高居民对提升文化水平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同时联合农业以及工业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每周组织居民进行培训，针对有关专业知识进行讲解。例如，以果树种植为特色的小镇，应邀请农业领域的专家为居民组织培训大会，针对果树的栽培技术、增产增收技术以及营销方法等向居民进行宣传，提高特色小镇构建的科学性水平，促使小镇“提高经济效益、体现小镇特色”等精准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

篇9

关键词：治理；善治；制度化；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49-03

一、“治理”与“善治”

（一）“治理”理念的产生

在解读什么是治理时，我们首先需要清楚“治理”理念是如何产生的。“治理”理念于上个世纪70年代产生于国外。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思潮，它的发展主要有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他反对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古典自由主义中，坚持“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才能有效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市场起着主导作用。但是，随着1929年～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宣告了市场调节为主导作用的失败，此时，凯恩斯的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罗斯福充分吸收了凯恩斯的思想，开始发挥国家的干预作用，到后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成熟，基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差别原则，提倡照顾弱者、机会均等，福利国家全面发展起来。可是好景不长，福利国家开始出现问题。这时，诺齐克开始用“持有正义”来批判罗斯福的“分配正义”，并提出“最弱意义的国家”主张，提倡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下的“强市场――弱国家”。同时，里根总统也大力宣扬“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权力开始收缩。可以说“治理”是随着古典主义下市场调节和新自由主义下国家干预的失败应运而生的。

（二）“治理”的含义

“治理”一词首先出自世界银行1989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非洲急切需要的不是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良好治理”。“治理”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但是学者们对于治理内涵的界定也不同，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总和。这是一个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且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三）“善治”的含义

俞可平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它有六个基本要素：（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透明性，政治信息的公开性。（3）责任性，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4）法治，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回应，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6）有效，即是管理的效率。”其实善治也就是说政府与公民积极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也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二、目前我国要构建善治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一）我国的政府体制

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在进行地方治理时，往往以行政的手段管理一切问题。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现状显示，良好有序的治理体制在我国尚未形成。我国现存的政府体制仍然是以压力型的体制为主，导致上级政府仍然一厢情愿地单向要求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执行上级政府的各项指令性任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单一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逐渐被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所取代，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模式的确提高了效率与效益，但是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严重。在具体的运行中，政府表现出对于经济社会过分的干预，而对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的关注却很少。而政府对于保证市场体系的有序建设、市场秩序的维持、投资环境的保护、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职能却很弱。而且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错位、越位，政府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不该做的却加紧控制，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严重的制约效果。

（二）公民政治参与程度和制度化水平

在我国政府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程度低下。在如今的治理中，我国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力度很低，民众的参与意识也不强，公民的参与部分是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参与进来的，并不是把公民参与当作自己应有的权利。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公民的参与渠道明显不畅。虽然各地政府采用各种不同的参与方式，提供了不同的参与渠道，但是这些参与过于形式化，在具体的实行中，无法起到积极的效果呢。而且对于我国现阶段公民参与的三大载体――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发展不足，各种团体独立性弱，对于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扩大和加强，无法起到积极的作用，影响了公民的参与。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在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一些例如非营利组织等一些团体。但是我们国家的市民社会发展还很不完善，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显然没有与制度化水平相适应，由此造成了目前社会中的一些的出现。

三、如何构建我国政府善治的模式

我们从善治的基本要素可以看出，能否实现善治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政府和公民。一方面，政府应该是一个实施善政的好政府，政府要有走向善治的动力和能力，国家的制度框架可以为它提供制度保障。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公民参与，善治是基于治理理论衍生出来的理想目标，治理强调的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合作。总之，善治的实现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公民的参与。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和扩大政治参与水平二者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对于政治稳定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实行善治其实也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一）善治政府――高效的政府

1.服务型的政府体制。亨廷顿认为“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他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体系在组织上和程度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它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秩序力量”。亨廷顿把政治的不稳定归结于政治的制度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不适应，也就是说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因此，为了实现善治，我们必须进行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而亨廷顿在书中提到，“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其实也就是说，政府在对国家实行的多大的效能统治，影响了各国不同的社会状态。不论何种政体，只要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保障社会的稳定，进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就是有效能的政体。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是对传统政府模式的一种反思，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认为所谓的服务型政府首先应该是个法治政府。在法治政府中，我们要求不论是政府还是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该依法行使工作中的职权，既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而建设法治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实现的基本保证。第二，服务型政府也是一个民主政府。民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深入到国家建设中去，而且民主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我们所谓的民主政府不仅仅是指民主选举出政府，而且还应该是公民对于政府管理的参与，因此建设民主政府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必然条件。我们应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化，公民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各种信息，从而保证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去。

（二）善治政府――参与扩大化的政府，使政治参与制度化

亨廷顿在本书中把政治稳定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谈得上限制权威。”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的扩大能够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发展。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社会中会出现一些新的团体，在这样的状况下，新的团体要求扩大政治方面的地位，因此要扩大政治参与的体系，进而促进政治的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这点，随着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但是政治制度化水平没有达到所需要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政治稳定出现问题。我们从亨廷顿的公式可以知道：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员。所以，要保证政治稳定，我们应该使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水平相适应。在我们国家中，所谓的善治政府其实就是要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化。在西方国家中，要实现社会的善治，是在以公民社会完善发展、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不仅仅是国家一个主体的力量。但是，在如今的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我们公民的主体意识得到加强，而且我国公民更多地愿意参与到国家事物中去。在这样发展的状况下，作为政府应该正确地鼓励和促进我国公民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去，而且应该加强与公民的沟通，建立一定的沟通渠道，缩减与民众的距离感，创造新的公民参与的方式，积极地实现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这不仅仅有利于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对于政策执行与决策也能够很好地实现，并且提高政府在治理中的实际效益。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民主进程的不断实现，非营利组织在将来的政府治理、政治参与中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及对于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出现也有推动作用。因此，在将来政府的治理中，治理的主体将会出现多元化，各种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将参与到政府治理的过程中去。

但是在扩大参与主体的同时，也要保障与我国制度化水平与之相适应。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政治参与制度化不仅是一个有多少人参与政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怎样参与政治的问题。其次，建立、完善政治参与制度的规范体系。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程序化、规范化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而且能够在制度规范的范围内实现。最后，使政治参与法治化。为了使政治参与法治化，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前提。并且人们只有将法律的外在强制化为内在强制和心理需求，才会形成法治化社会。

我国的政府治理目前还不完善，要达到善治，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未来政府治理的主要模式，不仅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亨廷顿的这本书在政治稳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明确社会稳定的两个因素，使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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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元书，刘昌雄.论政治参与制度化[J].江苏社会科学，2010（6）.

篇10

自全市以“40工程”为切入点，全力提升社区治理的承载力，到2020年11月10日成功赢得创文夺牌之战，全区社区治理水平已有大幅提升。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接续努力下，以“共建家园”为总抓手，以建党100周年为契机，掀起社区治理提档再升级的新。

党有所指，团有所向；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服务社区治理的行动中，经过前期走访调研，对现状情况进行摸排分析，发现仍存在与区委要求不匹配、与团市委要求有差距等问题。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层团组织服务社区治理之“状”

一是少数团支部责任担当“软化”。凡事跟着党建走，双手一举“事没有”。少数团支部书记将团的建设看作党的建设的附庸，缺乏主动性、独立性，习惯性在社区蹭党支部“共建家园”热度，拉横幅、齐摆拍，方案统筹事先不做，行动落实更无从谈起。

二是少数团支部整体功能“弱化”。软弱涣散问题在少数团支部依然存在。服务力、引领力、组织力作为团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服务社区治理中暴露出的“弱化”程度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应付式服务、签到式集合、随意式考核。

三是少数团支部服务内容“虚化”。“服务”作为体现团组织存在感的重要一环，当前在少数团组织中仍存在走过场，而不走心走实的问题。形式内容味同嚼蜡、简单复刻党建内容、参与热情调动不高、特色特点彰显不足等问题则是“虚化”的具体表现。

二、服务社区治理软化、弱化、虚化之“因”

一是思想“根子”不牢。思想建设作为团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团支部书记政治站位、思想认识高不高，直接决定团的建设的整体情况。在服务社区治理中，皆言“知之非艰，行之唯难”，但在基层团组织中，在“知”这一层面，仍未充分渗透入思想骨髓，少数团组织将团的建设当作党的建设的附庸，而不是参谋、助手，自我“降格”，思想底线不高，服务社区治理水平自然也高不起来。

二是基础“底子”不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服务社区治理水平不高侧面反映出团的建设基础“底子”不厚。在基层团组织中，团支部负责人多为兼任，且调动频繁，导致基层团组织建设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加之囿于自身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资源渠道有限，在服务社区治理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乏力甚至无力等症状。

三是发展“路子”不宽。不日新者必日退。创新是团组织的活力，更是推动团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长时间“亦步亦趋”，经验借鉴“学表”不“学里”，思维方式固化不灵活，遇到问题摆“客观”不谈“主观”，导致在服务社区治理中，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敢用，相较于其他先进团组织，更谈不上“快人一招”“先人一步”“胜人一筹”，最后导致一条路越走越窄、越黑。

四是承载“盘子”不大。未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当前社区治理，是基层团组织工作的一大短板弱项。长期将眼界局限于机关、学校、卫生院等“体制内”部门，既做小了自身的承载发展的“盘子”，也间接拒绝了外部资源的进入。有的团组织自视甚高，等着别人上门“求合作”；有的团组织畏首畏尾，担心上门合作“被拒绝”；有的团组织无动于衷，等着党的建设“带一程”，“吃饭”的盘子不大，如何“吃饱”。

三、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服务社区治理之“法”

一是将提高思想认识与紧跟思想潮流结合起来。要充分认识到团的建设对服务社区治理的指导作用，以及服务社区治理对团的建设的促进作用。从严治团、团结青年、服务社会、强化引领仍是团组织思想建设的“四梁八柱”，但要充分借鉴吸收社会进步的新思潮、新思想，用年轻人喜闻乐见、老人易于接受的理念思想，将广大青年号召团结在服务社区治理的行动之中。

二是将加强自身建设与整合多方资源结合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服务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定不移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自身坚强、团结而又富有活力的组织形象，吸引跨系统、跨行业、跨年龄的不同群体资源聚集在我们团组织中，从而更好更优地服务社区治理，让共商共建共享成为助推我们写好“自身建设”与“服务社会”结合文章的点睛之笔。

三是将严守政治属性与拓宽发展路径结合起来。讲政治，守规矩，是在加强团组织建设服务社区治理的第一原则。探索建立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审批机制，在形成团组织、审批机制、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闭环的前提下，实行权限下放，非禁即可，充分释放团与社会的交流活力，在服务社区治理中，碰撞出多彩的火花，建立起团组织发展的立体交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