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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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八次、九次会议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不断完善科学化管理、网格化服务、多元化参与、法制化运转、精细化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为建设集绿色发展、阳光康养、旅游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牛背山生态康养小镇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达目标”的工作步骤，2020年全面部署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工作布局、治理方式现代化。2021年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和示范典型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全镇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到2022年，建成社会治理现代化合格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治理成效明显提高，安全稳定、公平公正、法治优良的社会环境全面形成。

三、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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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政府；治理能力；执政能力；职能转变

作为面向最广大范围民众直接实施具体治理的公共权力组织，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统治合法性，同时现代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也对县域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县域政府还普遍存在不足。因此，在现阶段县域政府治理能力与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众明确建设服务型政府，实施有效治理服务广大民众的治理诉求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背景下，促进国家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现状分析

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明确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推进大部制改革，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治理水平整体发展加速

随着改革不断地深化，特别是在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有效地提升了县域政府的治理水平。从治理理念来看，县域政府历经了从“政治控制型”的管制理念到“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导向，再到“管理服务型”的治理价值观。县域政府在维护辖区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同时也突显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辖区良好治理的理念，将单一的提升经济总量增长取向变革为服务社会和民众的治理发展导向。

（2）治理资源汲取程度深化

伴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快速发展，县域政府汲取资源用于治理领域的总量处于增加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加大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投入，使得县域政府汲取资源的潜能不断增加。另外国家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居民生活消费补贴力度以及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都使得民众生活资源更为充裕，公民社会发展加快，加上互联网技术发展构建的社会资源共享网络，增加了县域政府从社会渠道获取治理资源的能力和空间，因此汲取渠道和汲取总量的双重拓展促进治理资源汲取能力的强化。

（3）资源配置使用力度加大

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汲取资源能力的强化形成治理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优化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县域政府在上级政府重视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实际问题解决的政策意图下，加大了将资源配置并投入使用于治理领域的力度，反映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力度加大。

（4）县域治理存在结构缺陷

近年来县域政府治理虽然呈现加快发展趋势，但是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现代化进程不完善以及历史发展的部分路径依赖，使得县域政府治理存在结构缺陷，表现在治理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生活实际需求；治理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治理行为存在低效率等方面。

二、加强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对策

（1）强化县域现代治理理念

在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政策理念下，地方政府必须强化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树立政府应该通过为辖区民众提供良好公共服务和优质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地方良好治理的意识。首先县域政府要明确自身不仅仅作为上级政府的执行机构，更是县域治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要改变权力本位和治理中将手段取代目标的错误认识，形成县域群众需求导向的服务意识；其次在行政行为中，树立依法行政和权责一致的观念，从而增加民众满意度，提升治理效果，落实岗位责任制；在治理方式上，改变管控命令的纵向权力传递思维模式，减少强制干预行为，建立购买、协商谈判与合作的横向交流互动权力运作理念，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作用的认识加大柔性治理工具使用力度。

（2）优化县域政府治理职能

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县域政府职能，实现县域政府治理职能的完善。首先明确县域政府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划分治理事务范围和授予相应的治理权，将县域治理作为县域政府职能的核心，弱化过于追求地方经济总量提升的经济职能导向，强化通过良好治理实现辖区社会整体均衡发展的社会服务职能，凸显社会治理服务职能核心地位。其次从立法层面依法合理设置县域政府社会治理范围，一方面对于在县域治理中失职渎职或者不作为的政府追究法律责任，强化县域治理法治意识和责任；另一方面对于设立的县域政府治理职能要依法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

（3）构建资源汲取多元渠道

县域政府要依据辖区实际情况，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强化资源汲取能力，在市场经济层面，减少对直接经营活动的资源投入，通过规范市场环境和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资源集聚总量，在招商引资中通过整体市场环境吸引适合地方特色的企业投资，规范并且通过合同外包、支付购买或者系统激励制度建设吸引企业参与对公益事业的投资，在企业增收的同时也推动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在治理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有效参与还能积累提升社会资本，减少政府治理难度，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改善。

（4）规范治理资源配置使用

为实现县域政府对辖区的有效治理，必须规范资源在治理领域的配置和使用，促进县域政府体制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改变县域政府粗线条的大包大揽模式，将工作重心转入具体的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社会福利等民众服务方面，形成治理机构集中、运转高效的县域小政府。在配置资源时，要公开透明资源分配原则、程序、措施和相关责任人，依据法律规定优先保证资源投入于公共利益领域，在这个原则下合理兼顾政府组织自身利益，形成重点突出、均匀连续的资源配置格局，避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部门利益化。

县域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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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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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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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经济；水利现代化；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TV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2-0108-02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水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水利经济的发展也尤为乐观，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效绩，同时在水利行业的运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收获。江苏省靖江市拥有长江水域面积108.9km2，拥有长江岸线50.65km，处于沪宁长江水道的中心地段。同时，为全面落实中央1号文件、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和江苏省委政府1号文件、泰州市5号文件等，靖江市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围绕“安全水利、民生水利、生态水利、资源水利”等建设，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防洪除涝减灾、水资源安全保障与高效利用、水环境治理与环保等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是由于区位优势、条件优势和政府主导，靖江市依托水利资源，形成了船舶制造、机电及汽车配件等主要工业门类，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水利发展现状与成绩

水利发展必然提到水利经济学这个概念。水利经济是水利行业各类经济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中占基础地位的一种行业经济，是水资源的整合利用、保护、管理以及旱涝灾害防治过程中各种社会生产的总和。他包含水利建设中内部及其相关联系的外部的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水利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企业、环境与民生背景下水利经济的发展。以靖江为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水利相关企业收益、水利环境收益、水利民生收益。正是靖江政府长期以注重水环境为前提，结合政策的辅助，才实现了水利经济的科学发展。

水利发展成果：如何评价水利发展水平，目前主要依据水利现代化的标准。水利现代化是指在水利领域利用现代思维转变人类传统水利观念，广泛采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现代工艺设施，新型仪器设备，科学管理方法和网络化新型系统装备管理水利，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治防水污染，建立供需协调的发展机制和决策科学化、新型化的管理体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靖江市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步跟上了水利现代化设施配备，从除涝减灾到水生态保护体系，再到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水利管理服务对应的系统设备。本文主要以靖江为例，在建设水利现代化背景下的水利事业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系布局。靖江市充分利用南临长江，北接界河的区域优势，大力开挖整治内部河道，形成县级、乡级、村级三级河道管理体系，纵横交错，互相贯通，并与长江、界河相连的江河一体，融为贯通的水系网络，为城乡供水、防洪除涝、航道养殖以及治理水环境奠定了基础。

2.初步建成防洪除涝减灾工程体系。通过长江、界河等的综合治理，已经形成了以长江和结合堤防为屏障的防洪除涝体系，防洪减灾能力明显提高。靖江长江江港堤防长达95.69km，防洪能力达到设防标准。农村80%的区域达到了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20%的区域达到了5～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

3.水资源调配能力不断增强。靖江全面实行区域供水，开展了许多水资源调配方面的工程，实现了城乡饮用水安全供给，重要工业和生活供水保证率分别达到90%和95%。在注重用水的同时，靖江市也关注节水工程的开展，随着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效，用水效率有所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46%。

4.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取得了初步实效。为加强靖江市水功能区和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监督力度，对城区河道进行疏浚驳砌，大力实施农村“双清”工程，且为了处理好垃圾问题，以防出现垃圾入水现象，市财政划拨专款用于河道管理经费补助，伴随城区污水处理厂的落成，工业、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率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靖江市的水利现代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放在了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实施农田水利重点县和专项工程建设，更新改造排涝站、灌溉站、防渗渠道等，农田灌排能力不断提高。

二、水利建设取得的效益

水利事业的发展，一定的投入是必要的。当政府投入或者自身融资时，要充分论证投入的产出，即效益。也就是涉及到水利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问题，国家、群体（行业）、单位（个人）三者目标取向理论上是一致的。首先要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水利事业发展的需求，其次是水利行业发展的良性的运行，再次是单位和项目的个人的经济效益。通过近几年的高投入，靖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环境和社会效益。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水是万物之本源，随着人类对于优良环境意识的增强，大家认为现代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必须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皆佳的城市，而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水环境。靖江由于水环境整治滞后于开发，损失了不少亲水经济资源。近年来，靖江市政府在专门派专员前往新加坡学习水管理模式之后，针对靖江水利当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矛盾加剧的趋势，成功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水、治水经验，从污水处理入手，在民众中宣传环保意识，在规划中编制条例，在宏观层面进行机制改革。采取大力宣传人水和谐相处，形成亲水概念。编制并实行《水系综合整治规划》，开展水利机制改革，科学利用资源，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城市科学发展。随着靖江水环境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政府工作的大力宣传下，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形成，水文化理念将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形成强烈的亲水概念。同时，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城市地产价值被提升，并带动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水环境的治理，改善了城市环境，客观上提升了城市功能和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城市资产，高速地集聚城市财富，并可以以其丰富的经济实力反哺环境综合整治，变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2.民生效益。在与水利相关的工业、服务业新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也为靖江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在水利经济新局势下，也有许多农民开始了创业之路。同时，靖江市的环境日益优越，人民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靖江的消费需求稳定增长，零售、餐饮等传统消费市场进一步巩固，文化、养老、健身等消费渐成热点，网络购物、仓储式销售等新兴业态发展迅猛。

3.企业经济效益。靖江依托水利优势，大力发展与水利船舶相关的工业与服务业，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与自身优势资源结合，使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成功经济转型，并摸索出了一条适合靖江企业发展的道路。靖江工业生产运行平稳，而凭借水利资源的船舶行业积极转型，先后承建集装箱船、钻井平台等高端产品。汽配、电机等传统产业加强技术研发和装备投入，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依托港口货源优势，推进“两业融合”，延伸加工、配送等产业链条，“四位一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也已经成为省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伴随开放水平的提高，港口开放功能日益强化。在四大联检机构的正式运行中，建成靖江港进港专用航道，疏港道路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港口经济的发展无疑带动了外向型经济，引进外资，同时，增加外向输出。

正是企业响应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结合水利优势，才能开创水利工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为今天靖江市工业、服务业新型发展做好了准备。

三、水利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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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一、方庄教育集群的酝酿和建立

方庄教育集群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的捆绑发展的行政指令，而是源于自下而上的教育主体意识的萌发。早在2009年暑假，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开始了联合办学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为音乐专业学校，拥有强大的音乐师资和课程优势。作为市级示范校，北京十八中名师荟萃，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课程资源，文化课教学具有很强的优势。两校虽然同在方庄社区，但因归属不同，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自我发展。如果两所学校联合起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定能够极大地推动两校的共同发展。北京十八中的想法迅速得到了丰台区教委和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积极响应。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积极推动下，两校的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从2009年暑假一开学就进入了实施阶段。

合作办学使双方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享受到了市级示范高中的优质文化课教学，基础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北京十八中的学生享受到了音乐专业院校师资的教学，极大地提高了音乐素养，使音乐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受到了两校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欢迎。

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合作办学的初步尝试，使丰台区教委产生了将这种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进一步拓展的工作思路。丰台区教委的工作思路得到了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方庄地区其他学校的积极响应。方庄地区汇聚了27所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民办教育机构，已经具备了区域联合办学的条件。经过充分的调研、沟通，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主导下，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涵盖方庄地区27所学校的教育集群开始筹划建立。同时，教育集群这种区域教育发展模式得到了丰台区政府高度重视和肯定，在《丰台区“十二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对教育集群实验进行了明确的规划，确立了“政府主导、学校协同、资源共享、特色衔接、共同发展”的集群机制，使方庄教育集群成为丰台区政府主导的教育实验项目，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宣布正式建立。

二、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形态

2011年5月，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全面展开教育集群的实验和实践。第一，成立了由区教委、集群校、龙头校、社区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的方庄教育集群管理协调中心，作为集群的管理、协调机构，并在十八中设立了方庄教育集群办公室负责集群的具体工作；第二，制定了《方庄教育集群实验区规划方案》，积极进行联系、沟通、协调，调度集群课程建设和资源共享等工作。集群各学校也设有专门的集群联系人进行集群共建；第三，十八中在学校校园网上建立了专门的“方庄集群”专栏，后来又建立了“北京方庄教育集群数字云平台”，及时关于方庄教育集群的课程信息并进行资源共享建设。第四，集群还建立了集群教师教科研中心 、集群教师培训基地、集群家长培训中心、集群教育质量测评中心、集群校长论坛、班主任论坛等集群发展支撑平台，集群实行教学硬件、软件、课程、师资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例如，对于十八中的音乐厅，集群校要使用的话只须提前在网上预约即可免费使用，如果使用冲突则由集群办公室协调。北京十八中的“名师大家进校园”活动，集群数字平台将及时信息，集群校无偿共享。到目前走进集群的名师大家有三十余人次。在师资共享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与北京十八中教师交叉站讲台的做法非常成功。

在区教委的领导和全体集群人的共同努力下，到2011-2012学年度结束时，方庄教育集群资源共享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方庄教育集群的实验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以课程为中心的

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的中级形态

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教育集群，只能解决方庄地区教育的“温饱问题”。要全面提升方庄地区的教育水平，使方庄地区的教育达到“小康”，必须对方庄教育集群进行升级。在丰台区教工委、区教委的积极支持下，方庄教育集群确立了“立足于师生的生命价值，服务于师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打造以课程为核心的优质区域教育生态，推动方庄地区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的集群升级战略。

1.横向贯通

（1）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集群突破了学校间的边界，实现了课程资源开放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打造出新的精品课程，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例如 “新音乐教育”课程，由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授课，立足于我国音乐教育优良传统，借鉴目前世界上流行较广的音乐教育体系――奥尔夫体系、柯达伊体系、达克罗兹体系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的一条融合中国本土音乐文化与国际先进音乐教育理念、方法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之路。

（2）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集群充分发挥集群内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作用，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配合的方式，采取签订合作协议的弹性合作机制，充分实现精品课程优势互补、共享，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例如，将普通校的劳技教室建在职高，请职高教师对普通校学生进行基本生存技能培训、家政培训等。同时，让职高学生也有学习普通校课程的机会，让他们也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充分调动了职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方庄教育集群发展的经验

在方庄教育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集群教育发展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1.龙头带动，优质共享

教育集群化发展，需要借助集群内龙头学校的带动辐射作用。龙头学校拥有的教育资源，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一般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学校硬件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生源质量、社会声誉都明显优于区内其他学校，很自然会成为其他学校模仿和学习的榜样，龙头学校在教育改革和学校建设方面的举措会对其他学校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头作用。教育集群化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时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龙头学校的资源优势，把龙头学校建设成区内其他学校的楷模和榜样，二是通过优质资源共享，把龙头学校的优势扩展到其他学校，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资源共享，就是集群内所有学校共享龙头学校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硬件设施等，同时，龙头学校也能共享其他学校的资源。

2.一体多元，生态共生

一体多元就是各集群校在同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方庄教育集群内，实行多元化发展。因为优质均衡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内涵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张扬差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各美其美是优质均衡的具体表现。集群不同于集团，集群建立后，集群校的法人地位不变、办学性质不变、人事关系不变、资源的所有权不变，这是一种既自主又合作的“1+N”体制的区域教育共同体，集群校是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互相尊重，共赢共生。这种体制激发了每一所学校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内驱力。

集群发展不仅是资源的简单整合、平均，实质上集群内各种元素组合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实现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而要实现这种提升，必须基于深度资源合作、整合与共享，才能实现区集群的良性互动、循环和升级。也就是说必须将集群建设成为优质区域教育生态，不仅生态共生，而且必须不断发展，创造出更高级的课程教育资源。

3.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

区域教育根本目是解决学生的出口问题，教育集群如果不能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彻底改变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那就只能是一个低级的教育共同体。所以，集群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才能实现集群的根本任务。

方庄教育集群建设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区、家长和学生的好评，《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商报》、《北京考试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竞报》、《现代教育报》、《丰台报》、《劳动午报》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五十多次报道。丰台区教委也适时地将教育集群这种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广，目前除方庄教育集群外，又建立了东高地、云岗及南站3个教育集群。2014年，丰台镇、马家堡、卢沟桥、长辛店等地区将建成4个教育集群。2015年，万丰、大红门、南苑、丽泽金融区等4个教育集群也将建成。预计到2017年，还将建成科技园区、首经贸、园博园、青龙湖等4个教育集群。届时，丰台教育集群将达16个，集群化发展将成为丰台区教育的突出特色。

当然，方庄教育集群作为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其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封闭性、同质性、依赖性、资金链等。为克服这些问题，目前方庄教育集群正在进行第二期规划，规划主要从加强集群研究，深化集群发展机制，完善集群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集群研究我们主要以专家理论研究和集群实践研究为主。深化集群发展机制我们主要从加强集群内教师流动机制、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建立集群评价机制、建立集群教研选择制、建立集群图书资源一卡通制度、充分发挥赢利性培训机构的作用、深化开放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完善集群保障机制方面，我们计划采取完善集群发展资金链，实行龙头学校负责制等措施。

篇6

一、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状分析

从1996年开始，周至县被纳入陕西省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并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土地治理项目是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的经常性项目，从1996开始的15年里从未间断，项目投入逐年增长，从1996年的296.7万元提高到2010年的1041万元，累计投入资金9115.854万元，其中水利措施资金6214.11万元，农业措施资金1548.884万元，林业措施资金670.38万元，科技推广措施资金412.48万元，其他措施资金78万元。土地治理项目是改善周至县农业生产条件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每年支持周至县实现土地综合治理800-1000公顷，到2010年基本完成了全县15600公顷的中低产田改造，完善了全县的农业基础设施。2010-2011年的冬春连旱中，周至县受旱面积达8000公顷，全县利用430眼机井和配套水利工程设施，灌溉作物6640公顷，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周至县有无项目对比分析

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有直接影响。目前周至县参与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主要有12个，去除2010年刚加入的尚村镇，这里选取11个实施过土地综合治理的乡镇进行研究。有无项目对比分析是项目评价中常用方法之一，可以对项目实施前后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对项目区与非项目区进行对比分析。

（一）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分析

通过比较项目区在土地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的粮食单产变化趋势，初步评价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周至县11个农业基础生产条件较差的乡镇未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各个乡镇的粮食单产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竹裕乡与九峰乡的单产差距为2945公斤/公顷，单产仅为九峰乡的1/3。各粮食单产在较低的水平波动，均值为3218.64公斤/公顷，低于全县平均水平341.01公斤/公顷。到2010年，周至县基本完成了11个主要乡镇的农业综合开发，各乡镇粮食单产得到大幅提高，单产最高的乡镇九峰乡与单产最低的乡镇司竹乡的单产之差为2095公斤/公顷。11个乡镇的粮食单产实现在5065.91公斤/公顷的水平波动，比1995年提高了1847.27公斤/公顷，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394.27公斤/公顷。可见，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项目镇的粮食单产对全县粮食单产的影响由原来的“制约”作用变为现在的“促进”作用（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农业综合开发的持续推进，11个乡镇粮食单产由项目实施初期（1995—1996年）低于全县水平逐渐增加到与全县单产水平长期持平甚至偏高。在2007年全县粮食单产由于自然灾害受到重创时，仍然增势不减，并在最近3年持续高于全县水平。这不仅体现了土地治理项目增强了农业生产能力，也表明了农业基础生产设施的改善能有效地规避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稳产增收。

（二）项目区和非项目区对比分析

不考虑2010年刚进行土地治理的尚村镇，根据有无项目可把周至县的22个乡镇分为项目乡镇（11个乡镇）和非项目乡镇（11个乡镇），分别以1995年和2010年为考察时点，并将粮食种植面积的减量视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增量，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周至县项目乡镇粮食种植面积占全县的2/3，单产增幅较大，且有7000多公顷的农业结构调整行为。非项目乡镇的粮食单产徘徊不前，农业结构调整不到150公顷。可见，周至县土地治理项目提高了全县的粮食单产水平，推动了县域农业结构调整。

三、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域农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土地治理项目为周至县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周至县临近西安市，又是猕猴桃适生区，具备蔬菜产业和猕猴桃产业发展的自然和社会条件。2005年县政府实施土地治理项目，在终南镇建立了万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2008—2009年，周至县土地治理项目连续支持终南镇。现在终南镇已是全市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专业市场功能齐全、产业化服务体系健全的蔬菜种植示范基地。与终南镇类似，周至县富仁乡在2006-2008年连续3年在土地治理项目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全县的蔬菜种植已成规模，并带动了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和产销企业的形成，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出路。土地治理项目也极大地促进了猕猴桃生产。2010年，周至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2万公顷。所有12个实施了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都是猕猴桃发展重点乡镇，占总数的2/3，猕猴桃种植面积15673.33公顷，占总数的77.93%。最具代表性的马召镇是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最早乡镇，也是猕猴桃发展较好的乡镇之一。2009年，周至县又在马召镇启动了万亩有机猕猴桃现代示范园建设项目，并在2010年再次在马召镇投放土地治理项目资金。2010年，全县年末耕地面积5万公顷，猕猴桃和蔬菜种植达到25912.27公顷，占全县年末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根据对周至县猕猴桃种植基地和蔬菜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的考察，结合对土地治理项目资金投向的追踪可以发现，对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基本都采用农业综合开发推动，而进行过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也广泛存在村民自主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行为。可以说，土地治理项目是发展周至县域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项目实施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性。

（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从有无项目分析可知，土地治理项目大规模地提高了周至县的农业生产能力，使全县1/2的乡镇、2/3耕地的粮食生产由原来“拖后腿”，变为现在的“生力军”。同时，土地治理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全县粮食单产不断攀升，还使周至县非粮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其中猕猴桃和蔬菜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来源的重要部分。2005年以来，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为了分析土地治理项目导致的农业结构调整对周至县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这里选用1996—2010年全县的粮食产量（L）、猕猴桃产量（M）和蔬菜产量（S）作为因变量，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Y）作为自变量，应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通过ADF检验可以得出，数据序列Y、M、S、L均为二阶单整数据；进一步用E-G两步法检验得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直接用LS法进行回归分析：Y=642.7321+0.014246M+0.006426S-0.000590L(0.824843)(9.360216)(2.693408)(-0.201625)R2=0.976069F=149.5498回归结果显示，粮食产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没有显著影响，甚至是负影响。而猕猴桃和蔬菜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因此这里剔除粮食产量（L）因素，重新进行回归分析：Y=487.5027+0.014216M+0.006397S(4.228358)(9.785150)(2.800390)R2=0.975980F=243.7948再次回归得到了良好的拟合结果。方程的调整R2为0.972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蔬菜年产量（S）和猕猴桃年产量（M）对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Y）影响显著，表明土地治理项目带来的农业种植结构大调整是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源泉。此时，非项目区的农户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近为487.50元。

（三）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这里，从化肥折纯量、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农药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和农村用电量等若干指标来考察周至县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来全县农业现代化变化情况（见表2）。可以看出，周至县的化肥折纯量指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与农户生产投入逐渐增加有关；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波动较大，无规律可循；农药使用量从1996年开始大幅下降，两年后趋于稳定，一直徘徊在15万公斤上下；农用柴油在经历了大幅减少之后，出现小幅微增，这是由于全县农村供电基础设施完善以后，居民照明柴油使用减少，与农村用电量的变化趋势相吻合；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有较大增长，但机耕面积却变化不大，并不断出现波动，表明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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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发展；耕地利用

农业的发展与人民切身利益、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独立自主。内蒙古农业发展和耕地利用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如农作物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农田水利建设水准有所提高等，但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仍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加快农业的发展，加强耕地利用。

一、内蒙古农业发展策略

1.优化农业发展政策

内蒙古耕地总面积700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加快内蒙古农业发展意义重大。要想促进内蒙古农业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立足于国家政策，走一条与自治区实际相符合的具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即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这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和过渡的必由途径。另外，还应当坚持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充分结合基本经营制度，切实让广大农民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受益，以此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新型的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更好地解决“三农”中所存在的问题。

2.引进科学技术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关键是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第一，树立科技生产的理念，重视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依靠科技的进步提高农业生产质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消耗，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实现。第二，提高农民农业科技的素养。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生产方式与观念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活动。为了将科学技术更好地引进和落实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必须加大对农民农业科技的教育，提高全体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使其成为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第三，加大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教育。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在农业科技推广和指导活动中，应当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队伍，并将高科技人才下放到基层农业生产活动中，从事专门的农业生产活动指导工作。

3.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农业生产活动是以一定的投入为前提基础的，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业物资生产资料充足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农业投入主要分为物质投入和资金投入，资金投入即是对农业生产活动投入一定量的农用资金，或者对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投入研发资金，以及对改善和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等现象，都属于资金投入行为。而物质投入是物资的形式，如化肥、农膜、农业机械、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加大农业投入，才能确保农业物质生产资料的供应顺畅，从而促进内蒙古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但在开展农业投入时，需要注意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优化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4.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科学的农业发展理念，是以市场为主导，农户为基础，工业化思路谋划和加快农业发展的方法。农业产业化是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营模式，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地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经营方式，将千千万万个农户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加强农业生产活动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内蒙古地区还可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发挥对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民就业等的优势，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中转点，以此加快内蒙古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内蒙古耕地利用策略

1.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制度

农用耕地是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前提，将农业耕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实现我国农业稳产的重要保障。农业耕地作为一种宝贵且相对紧缺的资源，数量有限，特别是对于内蒙古而言，近年来由于建设用地及生态恶化等因素，农业耕地范围大量减少，而且由于对耕地保护意识的淡薄，造成了部分农业耕地污染，导致土壤肥料下降，耕地品质不高等。因此，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制度，完善相应的法律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第一，实行最少耕地保护制度，明确规定耕地数量的最低限额，同时，加强对用地总量的控制和监督，严禁开垦荒地等行为，确保农用耕地总量在合理的范围内。第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对于明确违反耕地利用和保护的违法行为，应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还要采取加倍处以罚款、赔偿等手段。

2.做好耕地保护及治理

耕地保护及治理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耕地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面临的问题多样复杂，比如建造栽培设施、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等，为了加快治理的速度和成效，必须以连续性投入大量治理资金为保障。所以，要加大对耕地的治理，就要保证资金的投入和供给。由于非耕地相对于可耕地而言，自然环境条件更为恶劣，因此，加强非耕地的保护及治理更为急迫，要把非耕地的保护及治理放在重点，要加大对非耕地地区的投入。另外，对于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的建设资金，内蒙古各级政府要建设专项农业治理和保护资金，专款专用，以此确保耕地保护及治理的有序、稳定进行。政府部门还可以发挥主导功能，主动牵头，呼吁社会力量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体制，为耕地保护及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结语

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耕地利用、农业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加强耕地利用，促进农业发展时，内蒙古还应当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促进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张立伟，衣保中.农业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及提升对策[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2):117-120.

篇8

关键词：空巢村；治理模式；温州农村

引论

温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然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受到利益杠杆的驱动，本土精英出现大量的“外向型”流动，他们的主要活动已经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本地青壮年人口“空壳化”趋势，即所谓的“空巢村”现象。“空巢”意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向城市迁徙，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由于传统农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对农村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以致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温州，与空巢村相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高。最终，“空巢”的温州农村并没有出现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现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倾向，这给温州农村治理模式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温州的空巢村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相应地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锐减，而其中老幼妇孺占据大多数。这也是“空巢村”最为突出的表象之一。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国“空巢村”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生计所迫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加速了劳动力流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典型的计划体制经济国家。由于当时的政策导向，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形成。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对而言，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表现得更加贫穷、落后。农村不仅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其劳动生产的收益率也相当的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了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村居民仅凭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绝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尝试新鲜事物的的青壮年农民就离开落后的农村，去往存在更多就业机会的大城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恰好体现了“空巢村”的实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的转移的过程。以温州农村为例，温州人素来有经商的传统，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有外出经商者近300万，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万人。在部分乡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因而，温州农村的“空巢村”现象，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加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竞争优势。

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我国逐步从最初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长期以来的平衡似乎难以维持，城市不断地加速向文明发展，而农村却逐渐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虽然整合城乡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不断地被提出，但城乡区域化分离现象依旧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农村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远。现实也表明，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与转型在不断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力量。现代化的城市，汇聚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农村，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各种专业人才汇聚，拥有先进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学的新理念，所带动的产业发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这也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敢于冒险的农村青壮年和具备专业技能、知识的高端人才都拥挤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相关统计显示，农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发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农村居民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学习到新的技术技能，从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此，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第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导致农村精英的流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物资都极为贫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这三方面。就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而言，落后的农村乡镇医疗机构存在着诸如业务用房紧张、设施简陋、优质医务人员缺乏等现实问题。而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着教育机构数量稀少、规模小、办学效益较差、教育资源也相对贫瘠等境况。在公共文化娱乐建设上，又可将其不足概括为农村的文化娱乐点少，设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实上，农村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优先发展城市的思路有关。这意味着城市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相对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农村，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更能给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础保障。况且在教育事业备受关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学率拥有绝对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基于“望子成龙”的渴望，愿为了子女的美好将来付出一切艰辛。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子女送往城市就学的同时，他们也跟着进城务工、经商等。从而，实现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二、“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地加速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涌向城市已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由于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残农业的典型。“空巢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对分散。“空巢村”不仅没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设备，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益甚低。目前温州的农业就可被称为“老弱病残”农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温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是向外输出，仅剩 “老弱病残”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精英的流失，使得农村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村庄的治理更是变得难上加难。

第二，“空巢老人”问题越发突显。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关数字显示，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09年末，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其中，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区、文成县、泰顺县，老龄化程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

很多的温州农民已拖家带口离开农村，可偏偏固执的老辈们一直坚守留在农村生活。诸多温州子女，在外经商，财富有了累积。因此，在物质生活上不会亏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无依，精神生活无以慰藉。更为特殊的是，温州这个侨乡，很多温州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老人难舍故土，坚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日益逐渐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备受考验。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权威调查，在2005年我国农村的 “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了5800万人。当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温州农村大约有留守儿童7万名，他们大多由老辈们或是亲朋好友代为监护、抚养，将其称之为“寄养”。

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抚养，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就缺乏正确的指引、教导，很难培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亲情缺失，启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儿童心理有偏差。对此，“空巢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问题就十分令人担忧。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很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结构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村庄的村容村貌破旧落后；而劳动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旧十分低下，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相对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表现为对城市有偏向投入，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空巢村”所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若违背这样的必然趋势，则会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绝对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全部回流。而是应建立在有效缓解或彻底解决现状的基础上，冲破现在的困境，寻找新颖的治理模式。

第一，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首先是想方设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须从贯彻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要求出发，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其中的关键的是创造让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精英们比较优越的条件，让他们愿意回到农村工作，为农村治理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换而言之，引进人才是促进“空巢村”发展 的原动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就是给予他们成长的“土壤”。为了“空巢村”治理，要迈出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引进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这势必能对振新“空巢村”有所贡献。

第二，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财富，学习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其生活成本来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应大力推广创业扶持政策，相关部门则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积极支持、引导小型产业发展，优化其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例如加大对创业村民的培训投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放松创业资金贷款条件限制，拓宽融资渠道等，最终实现更好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让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缓解或去除“空巢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在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设施尚未完善的境况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会困扰。为此，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帮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举措之一。在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举家移民国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独守着那片故土。虽然，物质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却是极大的匮乏。针对这一情形，则更要关注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政府资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们募集一些资金，然后可构建集中区域化的养老模式。建立区域养老机构，将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仅给其提供基础的生活所需，还帮其安排策划一些娱乐节目，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关爱“空巢儿童”，促其身心健康发展。

在“空巢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引导、教育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很多家长外出务工、经商，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因此，首先家长要努力纠正他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取而代之灌输他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其次，学校要加强监督教育及时疏导孩子，多开展集体活动，给予必要的关心、鼓励。再次，政府应当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完善教育体制，解决“空巢儿童”的生活、医疗、受教育等问题，保障“空巢儿童”感受到平等的对待。

第五，借鉴温州“农村新社区”建设经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温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温州农村主动向前迈进一步，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完成“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温州“农村新社区”是一个在当前特定时期通过农村实行“三分三改”农户集聚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三分三改”指“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这样不仅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推动了温州农村的转型发展。而其社区的组织构建，则是通过“并、联”的方式将市、县、镇5405个行政村组建成856个农村新社区，整合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形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计生卫生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五大功能设施网络。这些举措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通过资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巢村”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林振兴.温州14万余名的空巢老人缺个知心聊天人[N].温州都市报，2011-09-30，A14.

[2] 王乐文.让留守儿童告别弱势心态[N].人民日报，2011-08-18，第19版.

篇9

关键词：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内涵特征；动力逻辑；趋向路径

作者简介：张培（1986-），女，重庆璧山人，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南旭光（1978-），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模式研究”（编号：2015YBJY132），主持人：南旭光；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类重点项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的治理结构、实现途径和政策研究”（编号：AJA140003），主持人：杨进；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三融合’办学思路下立体协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编号：153288），主持人：张培。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7-0026-05

在本世纪过去的15年，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不仅办学规模取得了急剧的扩张，比较好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性人才的多层次需要，而且人才培养质量也逐年提升，比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向纵深推进，更主要的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和重要载体[1]。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更大，要想增强吸引力、持续的快速发展，就要围绕校企合作构建起与区域间互动合作、与行业互动合作、与企业互动合作、校企深度融合的新网络系统。事实上，不管是从校企利益共同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亦或是从国家“推动行业、企业和社区参与职业院校治理”、“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等政策要求，都需要推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形成网络化合作。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合作内外部发展环境、合作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职业院校在推进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仍表现出许多的不适应，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关键在于需要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应该创新校企合作治理模式。面对校企合作中合作形式的多样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委托――问题的复杂化，治理问题已经不在于选择何种治理工具了，而需要考虑是否将各类参与对象纳入到治理过程中，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复杂博弈过程的相对平衡。而如何更好地将分散化的、各具利益诉求的主体粘合起来以实现校企合作的“善治”目标，正是网络化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所研究的问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化社会组织，对其推行网络化治理，自然是校企合作治理实践演进过程的必然趋势、备受关注的治理形式和可靠的路径选择。

一、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内涵及特征

（一）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内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在公共事务方面的管理模式已不再单纯依靠权力型治理，政府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权力运行中心和行为主体，转而向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公共管理机构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被动强制与主动自愿之间的合作演化。在这种治理理念下，管理活动是嵌入到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私人组织、公众机构和个人的参与都被纳入其中，并以问题导向的原则形成了由多形态参与主体构成的社会网络组织体系，从而产生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协同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模式[2]，这便是网络化治理。尽管网络化治理最初是被引入到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的，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主张政府机构、市场组织和私人部门等都作为社会多元的治理主体，这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变革治理机制、重构组织体系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竞争关系日益复杂化，社会组织更多地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也不例外。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性人才培养的多元需求使得校企合作参与主体彼此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协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要交换、越来越多的利益需要共享，当然也就越来越需要在治理过程中采取一致的行动。正是基于在校企合作活动中达成合作关系的各参与主体或部门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网络化治理认为在这个合作网络之间存在着资源的相互依赖、信息的相互交换、知识的相互共享、行动间的彼此互动等，这就意味着许多行为主体要共同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换句话说，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下，不仅存在沿着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建立起传统的纵向的权力线和行动线，还必然存在着藉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结成的多样化的横向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呈现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动态性。概括而言，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不同于单纯的官僚层级体制（政府治理机制）或纯粹的市场化体制（市场治理机制）的新型的组织治理机制，是因由校企合作而使得政府、职业院校、市场组织及私人部门等参与主体在一个制度化或惯例化的框架中相互依存，并为了实现相互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愿景和目标价值而协同开展的联合行动。

（二）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特征

第一，行动基础的彼此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合作产生的基础，也是网络化治理的保证。作为一类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系统，校企合作从最简单的依靠情感认知获取的人际信任逐渐延展到受组织文化、行为特性、管理模式等因素影响的合作过程信任和合作制度信任[3]，从而演变成一个基于信任维系和制度规约机制下的多边合作框架。当然，校企合作网络内的信任关系强弱和信任的维度多寡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合作项目的变化和合作主体的变化以及时间变化而动态变化的。

第二，行动主体的多元拓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愈发细密，场景式人才培养更加迫切，无论是高校还是行业企业，都无法独立承担起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的任务，也就无法独立承担起校企合作的治理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资源和优势，吸引多元社会主体进入到校企合作治理场域，共同参与人才培养事务，形成开放性的治理模式，架构更大更多向的合作网络，形成更多的治理中心，构建出全新的校企合作治理路径。

第三，行动模式的合作互惠。校企合作之所以达成，就是因为参与者认同彼此通过交换资源、共享知识、实现共同目标而愿意采取相互协同、相互依存的合作路径和集体行动，这是一个交换与合作的过程，更是各合作主体之间形成动态的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的过程，既要允许也要鼓励通过资源交换和优化配置以换取彼此的利益、协调彼此的行动，也只有通过网络化治理才能保证互惠互利，满足各自独立的个性化的利益要求。

第四，行动规则的民主协商。网络化治理的对象是一种特定的组织，是一个建立在联结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及个人基础上的网络结构形态，从其内在逻辑上就具有互动作用的设定，必然要强调各合作主体之间依靠彼此横向的协商而达成一致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依靠纵向的指挥命令达到权威认同。这种民主协商可以通过地位规则、边界规则、整合规则、信息规则等，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也坦然共同承担合作风险。

二、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动力逻辑

（一）经济社会转型推动校企合作走向网络化治理

毋庸置疑，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伴生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也不断得到创新和突破。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既要求各类社会组织以较强的协作互动能力应对环境变化，也为网络化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条件。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本质凸显在其社会化、多元化、民主化等组织和行为特征上，必然要求各参与主体具有自主性，为推动社会资源整合提供了条件，也提升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各方参与者实现网络化治理的内在需求。而且，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治理制度和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催生了各类异质性的网络化治理主体，不仅有效推动了政府管控行为从校企合作活动中的退出，还为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近几年，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仅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确定了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此后“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深化校企合作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等关于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系列利好政策接连出台，如今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之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拉开了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一个更大的藉由“互联网+”发展范式诱致的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校企合作网络化组织体系正在形成。这些外部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转型，为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提供了内生动力。

（二）校企合作彰显社会公共价值需要网络化治理

尽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已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和载体，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之间也理论上有着天然的相互利益诉求关系，但现实层面的实践推动却显得困难重重。其中原因在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行业企业用人需求之间有一个难以跨越的“中间地带”[4]，这是社会分工“异化”所导致的结果。从经济逻辑上考察，既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成效，又揭示了政府治理机制和市场治理机制的失灵；从政策体制逻辑上考察，目前既缺乏明确的规范约束，也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而事实上，无论是职业院校还是行业企业，除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之外，在促进职业性人才培养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它们还有着共同的社会价值认知，在各自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功能扩展的领域内，也存在着“相向而行”的内涵价值指向和价值认同。这不仅成为解决横亘在校企合作之间的模糊地带问题的逻辑起点，还成为政府机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等愿意努力通过多主体合作、多元化合作、多维度合作打造校企合作网络并通过网络化治理模式的选择实现社会公共价值的逻辑起点。如今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网络的构成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转而向“政、产、学、研、中”全领域、全产业链条演化，建立校企合作价值共同体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校企合作更是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由政府行政机构、职业院校、营利性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广泛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社会公共价值网络，对网络化治理的需求由此而生。

（三）校企合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网络化治理

作为一种兼具“教育属性”和“职业属性”的教育类型，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应用性、开放性、现代性非常突出，这也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及其校企合作网络必然涉及越来越多的参与主体，而要权衡协调它们之间性质各异的利益诉求，就不能采取普通的或者传统的治理模式，必须考量其多元、全局、复杂的治理特质。所以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先要面对的发展目标与战略任务就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就在于对校企合作问题的治理上，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效率与治理合意性所提出的本质要求[5]，也是现阶段我们应重点突破的瓶颈制约。传统意义上的校企合作是边界很清晰的组织体系，职业教育机构和行业企业之间往往是线性合作，具有层级秩序特性；而新常态下的校企合作不再是一对一、点对点的合作，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了合作向网络化发展，直接模糊了校企合作的组织边界，呈现了相互⑼傅那魇疲校企合作网络也就更具灵活性、主动性、积极性和适应性。事实上，无论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从实践推动层面看，对校企合作活动而言，从管理走向治理，正是推进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提出的新命题。这就要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必须重新明确治理目标，改变传统的完全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网络化治理体系和网络化治理机制，推动政府主管部门、职业院校、市场组织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协作，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社会适应性，真正实现校企合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趋向路径

（一）重塑政府角色定位

尽管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瓦解，让位于更为活跃的市场组织和社会力量，更多地表现为政府权力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特征，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现实，掌握着大部分教育资源的政府并未从校企合作管理中有效退出，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治理主体依然比较单一。在网络化治理机制中，政府理应充当“元治理”的角色，其定位应从台前转到幕后，从游戏参与者转向规则制定者。政府在治理结构的变革中更多的是发挥引导作用，既要提供诸如合作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和责任机制等以便在校企合作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撑层面起着主导作用[6]，同时又要致力于促进校企合作参与各方建立共同的愿景，进而鼓励各主体创新制度安排以便补充和完善现有治理机制的不足。所以，政府有效介入的目的在于引导、组织、协调和规范各类社会资源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公共利益和提升公共价值，而不是直接由其提供职业教育服务和产品。所以，为了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要注意发挥好政府的主导、协调、监督、推动等作用，这样才能真正推进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实施，从而促进职业教育更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推动企业主导参与

如果认真梳理校企合作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校企合作”在最初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因为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关系原本就是一体的，“学习过程”和“工作过程”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和企业生产逐渐脱离开来，也由此带来了一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无法跨越的问题。如今，我们大力推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鼓励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和现代学徒制试点等，实质上都是在重塑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办学主体地位。如今，面对着“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再加之“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对传统业态的变革和新业态的催生正在加速，职业教育要适应产业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就要深度调整办学定位和办学思路，让企业主导校企合作活动，从“合作”走向“融合”，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供工作场景的学习，校企合作“双主体”或者“企业主导+学校主体”办学，突破办学壁垒和环境约束，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职业教育办学平台，共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真正服务行业企业的需求，为企业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构建多边战略联盟

如今，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及各种困难叠加时期，不论是企业生产还是职业教育办学，发展环境和生存环境都越来越复杂，各种不确定性相较于以往更加难以把握。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关注校企合作、关注合作网络内关系的多重连接、关注合作主体之间的协作、关注内外部资源的统筹及协调。所以，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由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及中介机构等共同建设，以契约或资产为联结纽带而组成的职业教育集团就正当时。这样便可以构建起多边的战略联盟组织体系，可以使各参与主体超越自身的单独作用，形成校企合作网络的整化效应和联合效应，在统筹各类利益相关者诉求和合理配置资源的进程中实现校企一体化办学、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各类教育集约化发展。事实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作为一种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职业教育服务，应该在政府引导下，借国家大力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契机，充分发挥其制度创新作用和机制转换职能，建立由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职业教育供给体系[7]，成为现代网络化治理的典范。

（四）加强多元集成创新

一般意义上讲，职业院校具有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的优势，而企业则具有把握市场规律和技术商业化方面的优势，也正是如此才可以基于资源与能力的互补而形成有效的校企合作。但事实上，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与产业发展和行业企业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少差距，使得职业性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现实的脱节。从实际运行中来看，企业的新产品、新生产流程、新经营模式等基本上都是系统集成创新的结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多元合作集成创新的结果。校企合作成员单位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只有通过整合资源和优势才能最终形成现实生产力和竞争力，合作过程中的集成创新则明显更具有持续的优势。职业院校需要把来自不同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或科研院所的技术能手、高管人才及其先进技术和方法集成起来，以形成办学优势；企业也需要将职业院校的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过程引入到真实的生产环境中，从而集聚人力资源优势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校企合作网络的构成单位可以因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十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合作创新和集成创新，形成更紧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

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进程的深化，校企合作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在加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中必须实施的战略性举措和基本策略。但是校企合作的不顺畅或者合作不深入却极其常见，除了一些众说纷纭的原因之外，根本还在于多元合作参与者的治理不当造成的。这是因为，新常态背景下校企合作的网络化越来越明显，合作组织体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权力越来越分散，各种问题更加复杂化、动态化，如何才能兼顾合作效率及资源配置效能的双提升，网络化治理模式就成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的首要选择，可以在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实现职业教育的社会公共价值。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加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将重新界定政府机构、职业院校、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公民社会治理结构，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它也代表了校企合作治理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南旭光，张培.高职校企合作伙伴选择及稳定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33）：18-21.

[2]孙牧.网络化治理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4）：80-83.

[3]李晓歌，夏维力，刘杜娟.基于信任演进的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动力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2015（5）：42-47.

[4]解水青，秦惠民.阻隔校企之“中间地带”刍议――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逻辑起点及其政策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5（5）：85-90.

[5]唐明良，张红梅，张涛.基于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构建[J].教育与职业，2015（34）：5-8.

篇10

摘要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非凡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动世界的“中国粮食”，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非凡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闻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治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浇灌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治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假如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重，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给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给，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答应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把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非凡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假如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闻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熟悉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非凡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非凡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熟悉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熟悉，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重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续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究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熟悉，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熟悉和正确判定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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