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现代化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现代化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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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公众参与

一、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提出

1998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并且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专门领域，拒绝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2012 年党的十报告提出建立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逐渐受到重视，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日益明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并且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重大的变革，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治理模式的变迁，更是在现代化中面对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

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改善，法治体系基本确立。同时，市场经济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单位体制也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新型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外来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户籍制度松动，社会活力大大增强，新的社会主体日趋活跃，随之而来的新社会问题不断出现，逐渐增加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压力，以及各种社会领域的治理危机开始出现。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地方，它联系群众最紧密、最直接、最有效，是在社会治理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城市社区中有很多治理主体，他们通过平等协商、合作互动来共同管理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实现城市社区公共利益。在国内，近些年许多社会学家对“社区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夏建中学者认为社区治理就是在规定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民营组织和公众组织等各种网络体系，共同应对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而治理的方式应该是合作、自治、参与以及建立更多的横向结构公众组织。

二、罗山市民会馆的社区治理模式

现代化社区治理中上海“罗山市民会馆”是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社会发展基金会、上海基督青年会和罗山街道办事处共同创办的集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为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新典范。罗山市民会馆，强调“市民”，从中彰显出一种非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是我们现在一种探索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

在市民参与中，包括参与的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谁来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参与什么”。社区公众，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来参与社区建设的相关事务与活动。同时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速度，像教育、就业、等服务都要依靠社区服务来缓解和解决。公众参与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如投票、结社、宣传、上访等，这些都是公众参与的常用方式。如今，在信息和技术发达的今天，新的参与方式日益兴起。

青年会作为罗山会馆的法定托管机构，全权负责会馆的规划与运行，青年会精心设计管内敬老院、自闭症关爱中心、图书馆、活动长廊、假期儿童所、市民教室等。1998年建立罗山敬老院，开放的形式管理敬老院使社区人群和敬老院人群不断产生互动，这里会提供和吸引更加丰富的志愿服务，鼓励老人和比较年轻的老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他人服务，为社区服务，形成敬老院与社区的良好关系。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源，又是培育社区志愿文化、形成社区信念共同体的社区文明的基石。罗山会馆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是青年会志愿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志愿服务，一个是动员市民积极参与有关政策制度的建立，并参与具体的活动项目，几乎每个项目的设计、出台到最后的享用、服务都为市民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

公众的社区参与程度，是社区建设成效和社区发展程度的核心。它一方面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受社区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影响。现在在很多地方的社区中，并没有像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一样公办民营、综合型的一体化的服物，甚至很多落后地区根本无法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制约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的是成员无法对社区有一种社区认同感，最终导致公众的参与不足问题，因此政府和社区管理人员无法调动和动员公众。要进行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根本性的是加强公众对社区的认同感，解社区公众参与不足问题。

三、城市社区治理中提高公众参与的建议

1、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罗山市民会馆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管理者对事物、对人际关系、对社区、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管理智慧。这里的一切都渗透了一种精神， 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理念，罗山市民会馆时刻培养公众的归属意识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习惯和能力，让他们感受到主人翁的感情，从而很开融入社区服务中。但是，社区公众参与不是单单指本社区的居民，现在对象也在扩大，包括外来人员务工人员也可以接受社区提供的各种免费培训活动。

2、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多样性

罗山市民会馆是一个近些年不错的实证案例，他们将会馆建成一个可以当地居民进行社会互动、教育文化娱乐、公共福利服务的开放性的社区的公共场所，成为一个有社区归属感的社区。要使社区成为一个真正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要结合居民的共识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套有特色的社区服务内容。例如，教育医疗、社区安全、商业产业发展、环境生态保护等。

3、社区治理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体化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去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逐步向社会转移，社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社区除了保持原有的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外，还承担着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特殊群体的照顾和服务等职能。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建立在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中。在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中，公共设施非常健全，对社区不同的居民设有具体的设施，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利用率都很高，能够保证居民真正享受到社区的一系列设施。所以基于这一点，只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体化，公众参与的方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管才能提升，社区治理才能有效开展进行。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而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与载体，是不断推动社会治理改革前行的。而社区治理的中心是公众是否能拥有社区归属感，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中，实现政治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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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框架 “互联网+”推动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实证研究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理政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 “绿色衡阳”建设需要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善治：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的信息传播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思考 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匠人精神”塑造 自贸区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政策工具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究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产生原因、含义、特征及实现途径 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分析 大数据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应用研究 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政府治理现代化 国家审计助推公众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研究 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 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进程公众参与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6]飞，等.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下战略领导力分析[J].管理学报，2013（1）.

[7]周根才.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J].学术界，2014（10）.

[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5.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UI Hao， SANG Jianquan

（Zhejiang University Marx School， Hangzhou 31002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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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我国政府新型的国家治理格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是实现这一管理格局的基础工程。

标准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标准化手段，系统地制定和推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有利于高效公平地运用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集团”，市质监局将试点成果上升为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同时又成为省级试点，引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要把制度体系成熟定型的成果标准化。标准体系是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配套的标准体系是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所以，必须把建立和完善标准体系放在制度建设“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位置，增强具有推广价值的改革探索的可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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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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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图分类号] F5901；TP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场＞用翊τ谛畔⑷跏迫禾宓匚唬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c，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1）：26-32.

[2]苏明明.可持续旅游与旅游地社区发展[J].旅游学刊，2014，29（4）：8-9.

[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5]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模式[J].旅游科学，2015，29（4）：38-45.

[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7]时少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权利结构、运作策略及其影响研究――以京郊BS村景区并购事件为例[J].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2012（11）：73-83.

[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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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享理念 社会治理 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的完善和创新，促进社会治理路径更加多元化，实现全民参与共建和共享理念下的社会治理形式，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的当务之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相对单一，缺少双向互动

治理理念守旧，对社会治理重视程度不够。我国部分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管理人员对于协调发展这一观念的领会并不深刻，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经济建设上，经济的发展固然是重要的，但若是只发展经济，而社会的科学化、系统化治理水平停滞不前，就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出现。有些地方政府不懂得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需同步的重要性，而是先发展后治理。

管理方式单一，缺少双向互动。我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大多都是单向的上传下达，从上而下的具有权威性质的管理模式，对于分享性的双向参与和互动则显得比较陌生。一些政府工作是一种非良性的循环，例如项目的引进，引发了诸如工业污染等问题，之后陷入群众反对政府再停建这样的怪圈，而不是通过双向的沟通实现经济的发展。这就说明了社会治理的模式必须要改进。

参与主体范围相对较窄，缺少广泛参与。整个社会治理活动中，党和政府担负着主导作用，但是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企业，以及社会群众的积极参与，使得社会治理具备更加多元化的主体基础。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虽然在有效发挥，但是其他主体的参与欠缺，社会组织发展较慢，对现有问题的解决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公民参与程度不高，一方面参与水平和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政治参与具有逐利性，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对无利益的事情公众往往关心程度比较低。

共享理念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

有助于实现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和经济都经历了不断的转型，实现了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些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主要有：第一，不仅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第二，经济高速发展要求对社会发展方式和结构也相应作出调整。第三，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不仅使得城乡结构进行了更新，同时也说明了我国正在从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第四，社会层级的多元化，打破了传统的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等比较单一的结构，涌现出了更多的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面对更加多样的利益分配，出现利益之间的差距和由此引发的冲突。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社会的变革，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建设更加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全民共享的治理格局。

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我国的社会治理从原有的单独依靠政府管理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进行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往往是政府唱“独角戏”，遇到问题政府一力承担，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较少，政府和群众之间缺少缓冲。这就导致发生矛盾时，一方面政府为了安抚群众往往仓促了事，不仅使得其形象受损，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政府的压力过大，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往往会力不从心，也难以专心于推动民生发展。所以，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就需要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有助于预防社会风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未来的五年，有可能是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开始显露的时期。这些风险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同时也有来自于国际经济、军事的风险。

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察觉问题的意识，并且对于那些潜在的风险要及时进行防控，对于现有问题要积极解决。对于这些风险如何防控，怎样解决，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也需要群众的参与，要充分让国民了解到自身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和身份，提高主动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热情。

共享理念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是体制的创新，而体制的核心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所以社会治理的重心需要落到每一个人身上。

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管理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为了推进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从本质上讲就是解决政府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其重点就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国家发展中，这三者的职权划分。首先，政府部门要把不是必须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事业划分出去，这一方面是对其主导职能进行强化，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和群众的自我约束和管理提供空间，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其次，政府要构建平等的协调机制。这种机制一定要保障参与到协调中的各个主体之间平等的地位，使得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都能有效地沟通表达，在协商中互相理解，找到解决的办法。政府应率先建立沟通平台，这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减少社会冲突。

完善社会治理的法治基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构建共享理念下的社会治理，推动我国依法治理的进程，使得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能力加强。第一，完善治理I域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十以来，我们的社会治理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有些环节上的立法还是比较滞后，例如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不仅数量少，而且配套说明也不够完善，导致了操作性较差。第二，增强司法公信力。在法治社会中，最终的法律防线就是司法，同时这也是社会公平真正实现的重要因素。要做到群众有问题直接寻求法律援助的前提就是司法的公正。要做到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任何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积极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体制的创新。任何一个政策和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也同样如此。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群众，是每一个公民，我们倡导的共享理念就是为了做到“人人都参与、人人都享有”。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团结群众的力量，平衡各方的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深化改革，让群众对自己的收入水平、幸福指数、健康保障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第一，要进一步拓宽群众利益诉求路径，建立完善的利益实现机制，努力推进多渠道问题解决机制，使群众权益保护制度化，真正让每一个国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实现。第二，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形成一个人人积极参与，人人都能广泛享有的新的互动模式。通过政府的不断引导，依靠群众力量来推动他们自我治理。第三，社会治理的实践重点应以每一个社区为单位。社区是根据不同条件划分的群众生活的集散地，是群众力量的载体。通过有效的社区治理，不仅能够充分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同时，群众也能够通过自我服务以及调节来减轻矛盾，实现共享理念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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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

苏州以较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高的城乡文明程度、较完善的城乡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使城乡一体化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构建以城乡一体化为宗旨的城乡利益协调机制。改革实践中，苏州市政府站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按照集约、智能、低碳、生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制定城乡一体的发展规划，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以及跨部门综合办公室，改变“管城的不管乡、管乡的不管城”的二元管理体制，使土地利用、城镇布局、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专项规划有机融合、协调一致。

健全以“三集中”为特征的城乡利益生成机制。目前，苏州建设用地占陆地面积已超过40%，从生态和宜居角度看，粗放式增量扩张的路子难以为继。为此，苏州通过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即“三集中”，引导乡村工业和农业实现规模经营以获取规模效益，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以节约土地资源，拓展发展空间。

形成以“三置换”为导向的城乡利益交换机制。在改革过程中，苏州积极引导农户把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村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社会保障和社区住房，即“三置换”，并参照市场原则，形成利益交换机制。通过该机制，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摆脱土地、农村住房、集体资产的牵A，提升农村资源的“动能”。

建立以服务均等化为内涵的城乡利益保障机制。目前，苏州已建立起城乡一体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基础设施体系;已建立起集党员活动、就业社保、商贸超市、卫生计生、教育文体、综治警务、民政事务、环境保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已实现城乡低保、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三大并轨”，成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典型示范区”。

二、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在上述所分析的“三集中”所涉及的产权中，除置换后的房屋产权完整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所有权均表现为“权能”不足。这就使得农民手中的“股权证”，仅有表决权和分红权，不能抵押、担保和转让，没有“用脚投票”的权力，存在较大的“委托―”风险，无形中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使“集中”的效率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农村合作组织治理低效。截至2013年底，苏州共有各类农村合作组织4168家，持股农户比例超过96%，村均集体收入达到650万元。然而，调查显示，这些合作组织也存在着诸多的发展桎梏，如分红水平不高，分红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太低，影响了合作社凝聚力;超过90%的合作社经营管理层与村“两委”有叠合，这种叠合虽在短期内可提升农村基层组织执行力，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合作社成长，导致治理结构虚置，形成新的“政社不分”，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城镇社区管理不够健全。目前，苏州镇域常住人口规模一般在15万～30万之间，经济总量堪比内地县级市。虽然苏州正试点“区镇合一”，但其仅限于将开发区经济管理职能与镇的社会管理职能合并，并未真正突破“镇”建制束缚。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失地农民为主的新型社区大量涌现，大量撤并村进驻同一社区。这一方面会导致新型社区自治与撤并前村民自治在衔接方面存在困难。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原村集体财产在分割、继承、管理等方面出现较多的管理漏洞。

三、深化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建立产权交易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明晰产权归属，顺畅产权交易，是确保农民权益，发展农业组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资产所有权要在“确权”的基础上，赋予其抵押和担保的权能，并在此基础上，可探索性地建立县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这一方面主要是允许农村产权在村镇内部的有偿转让以及在资产市场上的有效交易，确保农民手中的土地及相关资产能够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对于零碎的产权，可在健全保障的基础上促使农村产权适当集中，以此促进资源能够集聚在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借助市场的力量，可以激活各农业合作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而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

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这方面可借鉴荷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通过大力发展基于家庭农场的农业合作社来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营能力。对此，可结合苏州实际，建议重点扶植和培育千亩规模以上的家庭农场，并适时出台《家庭农场法规》，为家庭农场经营提供相应良好的法制、税收、资金、装备等条件，并规定家庭农场承租经营期不宜少于10年，适时推动家庭农场之间的专业合作。同时，要理顺家庭农地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关系，即家庭农场主要负责农业生产日常管理，而合作社主要负责加工、技术和服务等，努力形成以承包经营权入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并通过聘请职业经理人，将土地（林地）招标给家庭农场耕种，努力探索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有效路径。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城乡一体融合步伐。据统计，2013年苏州市农民人均收入为2156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为64.23%、21.16%、7.61%和7.0%。在此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主要由市场决定，一般而言，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投资慢慢转化为农民现实收入增长;对于家庭经营性收入，政府可通过采取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宽农民经营内涵，提高种植、养殖平均经营规模等方式，多管齐下地实现经营性收入的快步增长;对于财产性收入，政府可通过政策规定和审计督查等方式，确保农民合作组织能将当年盈利的60%用于分红和返还社员，确实提升农民福祉。同时，为避免失地农民“上楼万事愁”，所有新型社区都应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以此构建社区终身教育体系，增强农民收入获得能力和现代社会适应能力，加快城乡融合。

实施政社分离，统筹协调村社组织自治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会逐渐进入新型社区，但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和原村民的自治组织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依旧保留和存在。为改变这种“政社不分”的传统村社治理方式，在构建和推进新型社区时，特别要注意统筹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对此，可建议将原村自治组织改造为经济组织，而社区组织则维持其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目的在于实行政社分离的管理模式，给予村组织充分的经济自治权。在该模式的引导下，在不断提升村组织发展活力的同时，社区组织应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积极改进村组织的管理方式，带动和推进村组织的现代化进程。借助统筹村社组织发展关系的契机，在优化村社组织治理结构的同时，努力探索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的多样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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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新区作为深圳市社会建设“织网工程”的唯一综合试点，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社工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将“织网工程”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与政策实施路径，以“大数据”为支撑、信息化为帮手、“智慧化”为理念，整合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通过网格化管理及队伍整合，实现了社会建设服务管理精细化、业务流程标准化、社会治理智慧化。目前，已进入全面铺开、全面实施阶段的“织网工程”正为提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公民权益，进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开拓出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模式。

重创新，以系统思维搞好社区工作顶层设计

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工作制度建设首先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顶层设计与实践反馈的关系；二是长远目标与短期收益的关系；三是网状组织架构与具体业务操作的关系。如何结合区情，以“智慧化”发展思路构建新型城区，顶层设计是关键。作为“织网工程”试点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设计，一套统一的智慧化综合信息平台，已在新区社工委的有力推进下在政府部门内部正式落地。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库完成了对新区人口、法人、楼栋、房屋存量数据的全面导入；社会服务管理网嵌入了服务事件、社会管理事件、数字化城管事件分拨模块，“一窗式”服务系统上线运行；社区家园网完成23个社区的整体升级，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完成事件采集功能开发，决策分析支持系统完成经济预判等功能开发以及教育、医疗等专题计算分析。以“织网工程”为驱动，“幸福坪山、活力新区”的战略目标正按照《坪山新区2012-2015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的部署下逐步实现。

现代政府兼具管理与服务的双重角色，只有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多变，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实施策略、合理流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项需求，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局面，也才能“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为此，新区社工委在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下，打破传统行政思维，探索社会创新“新思路、新办法”，一方面以“织网工程”综合试点为契机，推进基层治理模式改革；另一方面，以“织网工程”综合试点为平台，推进政府管理服务工作流程再造，将社会体系结构的创新式建设与社会管理功能上的创新性拓展相结合，以全方位的社会创新提供“全覆盖”、“全天候”、“全领域”的公共服务综合平台。

抓公平，以实践细节落实民生政治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从根本上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对社会事业、社会事务、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管理过程中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要从细节上“培根固本”，方能在根本上符合我们党科学执政、公平执政的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十关于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密切结合当下改革开放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以及社会进步新需求的情况下作出的。在我国现阶段，要推进社会体制系统改革和构建社会管理科学体系，必须着力贯彻“民生政治”，将其提高到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以实践细力促进社会公平。

以网格化管理模式面向不同户籍人口，网格信息员主动上门推动服务，化解矛盾纠纷、排除问题隐患，最终实现“同城人、同待遇”，这是坪山新区落实社会工作创新思路的重要体现。根据新区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数比高达18：1的区情，新区成立了智慧社会服务中心，依靠整合出租屋综管员、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员和计生协管员组建的网格信息员队伍，目前已实现出租屋和人口流动等公共信息“掌上”管理、代办证件等便民服务推送上门、矛盾隐患就地解决的“掌上”民生管理的全面运行。借助“织网工程”综合试点的平台，新区已探索出了一套可持续、有张力、能操作、易复制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真正体现了社会工作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融合。

促融合，培育社会资本支持社会参与

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关联，它是信息传递、互惠互助以及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人口成份相对复杂的地区，社会资本的培养有时并非易事。坪山新区针对陌生人社会中不同人员混杂居住、难以建立“深”感情的区情，借鉴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先进做法与有效经验，自2012年始，着手实施基础人群数据收集、研判工程，对单位、社区、居住小区、家庭等进行多维贯通，对外来工、非户籍常住居民、户籍居民三大群体进行全面覆盖。为使“织网工程”服务直达百姓“终端”，新区政府一方面在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分类、定性的基础上，编制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出台服务外包暂行办法，进一步强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重点培育文体、公共事务、慈善、维权和服务五类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建立“社工+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推动社工服务实体化、项目化。同时，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检验服务成效，加强项目规范化管理，以系统化、工程化、现代化的思路引导社会组织有序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需求。

党的十强调，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深刻理解这个新论断，把握“政社分开”是关键。政社分开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厘清、科学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权责明确地推进政社分开，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育及有效成长，有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推动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科学化，从而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转型。新区两委主动更新观念、大胆创新，紧扣“织网工程”数据应用的核心，将信息视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创新的直接抓手，依托大数据的强力支撑，以信息为桥梁和商品，实现了政府获取社会信息、购买社会服务、服务社会需求的“全时域、全地域、全口径、全主体”的“全服务”模式。在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授权、注册、认证等途径以主动服务换取信息；在部门日常工作中，以报表、验证、审批等业务办理收集信息；以发放补贴、医院挂号免费等惠民措施鼓励申报信息；通过关注舆情民意挖掘信息、通过受理投诉发现信息。新区围绕政社分开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为探索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及“有限政府”的改革路径积累了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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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内涵

社区公民参与的广度由参与的人数和范围来确定，即参与的普遍性。一个社区内少数人完全而有效的参与，不能构成民主。广度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更要关注参与时是否充分、有效，即参与深度。在转型社会中，要更新社区参与理念，将衡量社区参与水平的标准由居民参与的广度调整到参与的深度。科恩强调：所谓参与的广度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普遍性，而参与的深度则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性。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认为参与广度即指从事参与的人的比例，即有多少人参与，又有多少人置身于其外；深度即该种参与活动影响整个决策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决策系统的重要性。因此说，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深度是指公众参与的层次，包括参与议题、参与决策、参与执行、参与监督、参与反馈等环节，以及参与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力、有效性和持续性。

公民参与的广度，是衡量公民参与量的纬度；参与的深度则是衡量公民参与质的纬度。二者是矛盾统一体。社区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体上呈现负相关的矛盾关系，参与的范围越大、人数越多，参与者感觉到的有效性反而越低；要想社区公民参与达到一定的深度，在参与广度上又难以铺开，参与规模受到局限。

二、影响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因素

首先，社区性质决定了社区公民参与的深度。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性质不同。社区治理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行政型社区。以行政型社会资本为主，公民参与受到行政方面的严格限制，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严重缺乏。第二类共治型社区和第三类自治型社区。参与型社会资本丰富，公民参与意识强烈，参与行为积极，参与条件成熟，参与能力较强。自治型社区彻底撇清了行政力量的介入，凭借公民自治力量承担起社区的一切公共事务。第四类自然型社区。居民往往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无心社区的公共事务，这类社区的公民参与水平非常低。

其次，托马斯认为社区公共政策属性对于公民参与深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公共政策属性包括公民参与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及执行目标、政策本身涉及的公共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案。公民参与的深度取决于公共政策本身的一些性质和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本质或性质约束，如技术性约束、安全性约束、规制性约束、预算约束等，它们影响着公民进入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可能性，决定着公民参与面对的各种规制与限制。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专业性程度、技术含量、保密程度、规制限制程度成反比，与预算成正比。二是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度和认同度越高，与政策利益关系越紧密，则参与热情越高，参与方式越积极，参与深度就越高；反之则参与程度较低。

第三，居民的参与素养是影响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关键因素。现代社区公民以关心社区事务、参与社区建设、承担社区责任为基本标志，没有现代社区公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参与，更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善治。社区公民影响其公共参与的主要素质有：一是参与意识。应培养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应该将参与作为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的必然要义。二是参与热情。公民没有付诸实践的热情、兴趣，积极性不高，能动性不强，也不能产生深度的参与行为。三是参与能力。公民参与的能力主要是指参与的方法和技巧，其中包括讨论和沟通、对话和协商、妥协和达成共识等参与手段的掌握和运用。有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而没有参与能力，最终不能付诸实际，参与也只能成为空谈。

三、社区公民参与的适度深度

公民参与的深度是衡量社区民主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现实中，公民参与深度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参与不足。公民由于参与公共事务不深，对公共决策缺乏了解，引发对社区治理的怀疑、冷淡甚至逆反心理。这样的情绪一旦持续增长，会造成社区成员参与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最终将危及到社区民主的存在和发展。再有一种是社区局部参与深度不足，如社区公民参与主体中一个或数个重要团体受到的重视不够，对公共决策参与的加入不多，而且这类团体对相关决策问题拥有动员能力，公民参与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另一种极端是参与过度。过度参与一般表现为社区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过高，热情过盛，对于决策过程的介入过于深入、专断，参与活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协调。其结果是公民自我主义膨胀或民主的失控，引发社区的不稳定甚至治理混乱，导致公共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和决策过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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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经济管理创新，提升区域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

注重产业创新，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一是大力引导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中心城区的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了区域创新能力较强的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区内集聚了全市47％的货运企业、70％以上的金融保险企业，服务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总额的80％以上，服务业投资占全区投资总额的98％；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5％，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37％。二是以楼宇建设带动区域产业功能布局优化。依托核心商贸商务区较强的集聚辐射功能，以城市主要道路和三江口扇形骨架为发展轴，加快楼宇建设，开发建设了以中信大厦、万豪酒店为标志的一批高档次、有特色的商务楼宇，盘活整合了以恒隆中心、丽园尚都为代表的一批高质量、多功能的楼宇资源，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核三带”、“五区六街”的产业发展功能布局，区域商务楼宇集群效应初步形成。

注重品牌创新，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一是汇集名企名牌。增加财政对创新型企业的科技投入，鼓励企业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打响了太平鸟、狮丹努等一批优势品牌，形成了轻纺产业代表太平鸟时尚服饰公司、新能源产业代表中银电池有限公司、电子信息产业代表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二是挖掘历史名人。结合功能性板块的建设，开发了十大名人、四大文化和七大历史街区等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充实提升“海曙精神”，打造商贸文化艺术节、购物节、插花节等商贸文化品牌，实现了文脉与商脉的融合对接，推进文化旅游、休闲、创意等产业的繁荣发展。三是提升名品名区。拓宽81890服务领域和功能，形成了城市管理的“海曙模式”、“多元参与、分块包干、利益分享”的“和谐拆迁模式”、“区域性、社会化、开放式、服务型”大党建格局、帮助零就业家庭重新就业的就业项目经理人制度等创造性做法，先后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区、国家级首批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一大批荣誉。

注重平台创新，强化经济发展支撑体系。一是注重科技创业平台建设。滚动开发了一批市场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科技型创新产业。目前，中心内有高新技术企业6家，其中国家级3家；引进和开发各类新技术项目17项，签订科技合作项目13项，重大科技合作项目3项，国家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项目2项。宁波网络产业创业园已发展成为集信息技术研发、大学生创业、信息产业聚集于一体的产学研资创新平台。二是注重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形成了以宁波化学电源工程技术中心为代表的行业性科技创新平台、以浙江中欧环保技术中心为代表的公共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以北京工业大学新能源宁波研发中心为代表的科技合作服务平台、从事“四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科技创新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和科技人才平台等。三是注重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借助甬港经济合作论坛、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宁波国际服装节等活动载体，与香港、上海等全国重点城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院校和国内外知名公司、机构进行提升区域发展理念、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研发关键技术、转化推广科技成果、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推进城市管理创新，提升区域功能的品位和支撑力

创新工作理念，拓展“海曙模式”内涵。一是着力倡导“三个理念”。树立和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城市管理依靠人民、城市管理为了人民、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树立和倡导“改革创新”的理念，构建充满活力、科学有效的城市管理工作体制，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模式转型、机制创新、难点突破；树立和倡导“和谐互动”的理念，深化“依托宁波、服务宁波”的互动内容和方式，整合区域资源，增强特色功能，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营造现代化、开放式、生态型的城市环境。二是努力实现“三个结合”。把城市建设管理与宁波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实施“中提升”城市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把城市拆迁改造与优化经济结构、打造“两大功能区”结合起来；把城市品位提升、功能完善与难点治理、保障民生结合起来，实现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与区域中心工作的统筹推进、联动发展。三是大力推进“三大转变”。城市管理工作模式由适应型、粗放化向网格型、精细化转变；由封闭型、传统化向开放型、数字化转变；由注重方式方法改革、突击性整治向开展系统配套改革、建立长效化机制转变。

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城市管理水准。一是探索数字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机制。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实行城管、建设、公安等部门联动执法，创建“城管、警察、法庭”有机结合的城管综合执法及保障机制；推进市政园林养管作业社会化、市场化、精细化，实施市容秩序网格式目标管理和路段分级管理，实现了市、区、街道、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管理责任人五级联动，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网格式的城市管理体系；按照市、区联动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启动实施“数字城管”项目，探索现代化、信息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机制。二是构建科学化的常态管理机制。加快培育中心城区的功能优势，突出服务、管理、执法、监督等环节，着力破解城市管理中普遍性、疑难性、多发性问题。同时，加强城市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完善办事公开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办事时限制等制度，健全目标考核和岗位职责、行为规范等制度。三是创建开放型的公众参与机制。在全区推广义务植树登记卡，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80％；推出16块公共认管绿地，认管面积达39.6万平方米；实行城市“牛皮癣”综合治理，完善群众举报与执法查处联动机制；聘请行风督导员、城管义务宣传员和监督员，开展“城管理事会”、“共建文明一条街”等活动，引导更多的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创新人居环境，完善区域的特色功能。一是打造和谐和美的特色城区。突出自治与服务，不断完善社区功能，优化社区工作环境，形成以居家养老为特色的社区服务体系；培育和谐促进员、楼宇和谐促进服务中心、社区和谐促进联谊会等社区民间组织，推进社区基层民主自治；加强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社工队伍和志愿者队伍作用；开展品牌社区建设，深化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创建活动，打造法治型、服务型、学习型、平安型、生态型社区。二是打造宜

居宜业的生态城区。在资源节约上，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广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实行可再生资源和餐厨垃圾规范化收运管理，探索节约型、生态型城市化模式；在市民生活上，抓住小区管理和难点治理两大问题，对老小区、菜市场等重点区域实施整治改造，住宅的物业管理覆盖率达80％，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在环境保洁上，扩大城区道路清洗范围，延长动态保洁时间，使中心城区更加干净整洁。三是打造便民安民的功能城区。加快支路卡口工程建设、背街小巷、公共绿地、非成套房改造及旧村改造，布设“放心早点”、咪表车位、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形成了功能型、全覆盖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开展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的普及教育和专项整治，加强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和社区综治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强化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实施制、陪访制和重大矛盾纠纷领导包案制，配备职业化的人民调解员，依法有序地应对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建立“上下左右联动、打防控疏并举、点线面块确保”的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区域服务的层次和保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