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解决方案范文
时间:2023-08-08 17: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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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多德——弗兰克法案;金融监管改革;系统风险;道德风险;影子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68—04
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美国一些非理性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等干扰因素的存在,导致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存在重大缺陷,而这些缺陷将会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影响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应在总结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主要成效的基础上,认真反思其改革方案中的重大缺陷。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成效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其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该体系使得影子银行在金融系统中迅速膨胀却不受监管,加之政府为其提供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担保,激发了这些影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促使他们利用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去从事“监管套利”。而美国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体系只关注个别金融机构稳定的形式性监管,无法应对混业经营下大型金融集团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最终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试图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改造,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加强对系统风险的监管力度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对过去只注重金融机构本身的稳健性,但忽略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为了加强对金融体系系统风险的监管力度,专门设立了系统风险委员会,而且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公司确认为金融机构,将其纳入系统风险监管范围,甚至会在必要情况下将其拆解。美国财政部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负责收集、分析与金融危机相关信息。同时,进一步整合了监管权力,对过去分散的金融监管权进行集中,扩大了美联储的职责与权限,以应对那些规避监管的套利行为,监管所有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
(二)对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的主要措施是解决由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美国限制了金融机构倒闭时来自于监管制度的干预,限制甚至彻底解除政府对于倒闭金融机构的援助。当大型金融机构遇到经营困境时,允许其在无法或者不适合被救助的情况下暂时关停。同时,免除那些对金融机构倒闭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的职务,由股东与债权人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成本,取消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的传统救助方式。通过市场机制约束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行为进行事后征税。这些措施都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中的道德风险。
(三)提升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
鉴于影子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美国从多方面着手,对影子银行进行严厉监管。如,通过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活动。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对标准化衍生工具进行集中结算,加强对场外复杂衍生工具交易的监管。要求将非香草头寸(Nonvanilla Posi—tions)分离出来,并将其纳入资本充足的子公司(用于商业对冲的衍生工具除外)。对抵押贷款活动、对冲基金披露、评级机构中利益冲突解决方案进行一系列改革,要求证券机构对基础资产保有充分利益,对基金进行风险控制,并建立公司薪酬制定与公司治理的股东参与机制。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缺陷
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来自华尔街金融行业内的政治游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甚至帮助监管改革法案起草者来起草改革方案。这必然导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存在一些重大缺陷。
(一)系统风险未能得到完全控制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切实解决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问题。首先,对于解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太大不能倒”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所采取措施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此次设立的系统风险委员会,由于缺乏必要的运行资金,导致其事后处理机制难以落实。同时,此次改革不仅限制了向那些非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权限,而且对于与其有重要联系的金融机构,没有预先设置救助机制。这意味着一旦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存款机构出现严重问题时,监管机构对于其倒闭可能带给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束手无策。此外,基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而设计的很多事后救助措施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这些大型机构在出现倒闭困境时,进入有序破产清算程序成为唯一的选择。其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问题。在美国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大型金融机构,不但规模庞大、业务复杂,而且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而金融监管改革中规定负责有序破产程序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直都是银行和储蓄机构及贷款协会的接管者,而这些以存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方面要简单很多。因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尽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不断从错误中积累经验,但毫无疑问需要付出很多成本,而且由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其倒闭会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和危害,所以这个经验积累过程的代价之大也将会难以估量。
(二)道德风险未能彻底消除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彻底消除金融业内的道德风险问题,过去普遍存在的政府担保的错误定价问题依旧存在。尽管出台了诸多措施以试图消除金融业内的道德风险问题,但美国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仍然存在,且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政府的隐性担保导致金融业道德风险泛滥、市场纪律缺失,鼓励了这些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和过度从事高风险业务。其中,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政府隐性担保的典型之一,该制度的不合理性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银行股东和债权人这些本来应该承担银行监督责任的主体反而获得了溢价的政府担保,进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更关心银行的收益而放松对银行的监督。尽管政府担保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数十年来一直为人诟病的老问题,并且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在存款保险重新定价问题上没有推出新措施,使这个老问题继续留存下来。此外,金融监管改革后,美国的大型保险公司仍能通过标准保险合同中的最小担保进行杠杆操作,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①而且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面临的问题一样,金融监管改革所规定的有序破产清算制度在细节上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没有处置复杂的大型保险机构的经验。
(三)影子银行未能完全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内
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注意到一些存在问题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影子金融市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回购协议市场。美国的投资银行过度依赖于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的短期融资。在美国,通过回购协议进行融资是大部分影子银行杠杆运作的基础,所以影子银行也最容易在回购协议市场上遭受挤兑,加之回购协议的高杠杆性和系统重要性,挤兑的负面冲击无疑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回购协议市场存在的挤兑风险是引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金融监管改革提案中,都没有提及回购协议市场监管改革问题。在最终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对于回购协议市场的监管,也仅仅是提到美联储可以(不是一定)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短期融资的额度进行限制,要求对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活动进行研究。影子银行处于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空白地带,隐藏着大量风险,甚至会引爆金融危机。同时,监管的放松及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利用金融创新手段规避金融监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管辖范围是按照金融机构组织形式进行划分的,而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此毫无改变,仍未按照金融机构的实际功能进行监管。如,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业务类似于商业银行的工业贷款公司并不属于银行,工业贷款公司的控股公司也不受美联储的监管。所以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公司,可以将其旗下的储蓄机构转变为工业贷款公司,这一方面可以使自身不再作为储蓄机构的控股公司而接受联邦的监管,而是受到工业贷款公司注册所在州的监管;另一方面,美国国际集团仍可继续经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虽然沃尔克规则部分地分离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但其对自营业务的定义模糊,使商业银行的监管者很难区分哪些属于美国证交会监管的自营交易,哪些属于商业银行监管者负责的客户交易。一位颇有名气的衍生品交易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坦言:“你可以用客户交易这个名头来包装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在金融监管改革之前,很多希望通过自营交易来增加利润的商业银行,都在为他们的自营交易创造着新的身份。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由于未能进行明确的业务区分,导致改革后的影子银行继续逍遥法外,在金融体系中通过变换身份来捞取巨额利润,并不断给金融体系积累风险。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缺陷值得借鉴
鉴于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存在的缺陷,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对这些监管缺陷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有所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引以为鉴,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各项具体管理制度。
(一)建立事先、事中和事后兼顾的监管机制
应重点监管大型金融机构,避免其产生的问题演化为系统风险,采取事先、事中和事后兼顾的监管措施,防范和控制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倒闭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首先,设立事先监管制度,通过完善资本充足制度和杠杆率监管制度,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张业务,保证其具有可维持清偿能力的充足的流动性。其次,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出现倒闭风险时,允许金融监管机构对它们进行及时救助,避免因救助不及时而导致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及时救助可以避免由于犹豫是否救助,而给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金融体系内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建立快捷、有效的事后有序清算制度。在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必然面临倒闭结果时,迅速使其在有经验的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进行有序清算破产,在保障金融机构资产价值最大化的同时,通过及时、有序清算,消除由于金融机构倒闭而带来系统性恐慌和挤兑事件等的可能性。
(二)以收取庇古税的方式消除道德风险、内化负外部性
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了金融机构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给社会经济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会产生负外部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使金融机构冒险经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消除金融机构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可以发现,道德风险问题存在的关键,在于监管法律始终没有要求金融机构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付费,所以金融机构可以低价甚至免费享有这些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构建过程中,应努力消除政府给予金融机构的显性和隐性的廉价甚至免费的政府保障,让金融机构自己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从而将其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对于这一点,可以考虑向金融机构收取庇古税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当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时,通过收取庇古税,抑制金融机构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在尽量消除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同时,以收取庇古税的方式筹集救助基金,在金融机构发生问题时,使用救助基金进行自我救助。如此,便可以使金融机构自己救助自己,承担其过度冒险而产生的负外部性,而不是由政府即纳税人来承担风险。收取庇古税可以在保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金融机构中的道德风险,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 法律 立法 执法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法律危机
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时下,对危机进行深入、多角度分析与考察是时代赋予我们不能回避的使命与职责。从危机的根源上看,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被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但观察分析的视角多流于表象,没有对问题的发生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对解决方案进行制度性探索,没有对下次危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机制。我们认为,此次危机归根结底是一场法律危机,应从危机的发生、应对、预防等各方面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刻剖析。
1.危机产生的法律根源
从危机产生来看,大家基本认同的是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宽信贷、松监管这三个直接原因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实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正是根源于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一系列的国际货币协议与协约。美国的金融监管首先在于其未能有效监管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资产证券化市场,而政府导向下的市场利率激烈波动和由此引发的住房价格暴涨暴跌则成了引爆危机的导火索,金融自由化所造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把危机推向深渊并向全球蔓延的魔掌,当市场出现不合情理的丰盛利益时,市场准则不复存在了。金融创新工具与不当的金融政策及滞后的金融监管立法,对金融危机的积聚、爆发和蔓延构成强大的合力共振。
2.危机应对的法律完善
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做法上看,无一例外选择了通过法律方式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确立和落实,如美国制定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2010年7月21日签署“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俄罗斯制定了《支持俄罗斯金融体系额外措施》法案,修改了《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法》和《俄罗斯联邦自然人存款保险法》等。从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方面,国际金融监管立法完善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且也是惟一的选择。
3.危机预防的法律功能
从危机预防的角度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和发挥。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在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的过程中如能将上述三种功能充分发挥,则能够保证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金融法律制度、财税法律制度,还是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体现、确认人民的发展与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尊重和维护社会规律与社会秩序,在自由与监管中协调平衡,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当代金融危机对中国立法与执法的影响
1.对立法活动的影响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立法机构反应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几个重要法案,如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8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2009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后来又通过了《信用证法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上法案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及维护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立法活动从这些法案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立法应对要及时。美国投资银行在2008年的9月份倒闭,美国在11月份就通过《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应对非常快速。对于我国立法而言,其法律制定的效率值得借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要注重立法效率、效用,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耗时多年却没有结果,贻误立法时机,影响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第二,立法应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相对国外立法,我国立法往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强调平衡各方面利益,最后使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解决被淡化和疏忽。
第三,立法应注重利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性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例如投资问题,法律对于从哪投资、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等具体问题应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在经济活动中,很多措施具有很大的弹性,虽有投资计划,投资来源却并不明确,实施过程不断调整,调整后的执行情况还要再去耗费精力检查落实。
第四点,法律条文应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的立法存在立法技术滞后、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具体规范粗略等问题,严重影响法律的实际实施效果,而这是我们从美国立法中可以思考借鉴的经验。
2.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确保司法公正,应加强在危机状态下特殊司法程序与司法作用、功能的研究,充分重视司法在危机应对和危机预防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发挥司法制裁和救济的功能。在加强政府监管措施,完善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有效的司法程序对监管措施予以落实,对法律制度予以强化,形成完善的金融司法体系。同时,由于金融监管有其特殊性,应当对金融监管司法程序中的问题予以讨论:
(1)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中最为活跃的分子,金融监管无论如何调整其监管措施或监管手段,还是会出现诸如新的金融衍生品无法列入监管范围、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类别考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情况下,现行法律无疑无法提供可供司法机关援引的成型的实体或程序规则,但是,司法的裁判功能还要发挥,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在已知规范范畴内创造性地进行司法判决,以司法判例的方式为立法或行政执法提供经验。当然,在此情况下更多的压力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承担,而且要有更多的法律金融复合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2)金融案件的技术性、复杂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案件一般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造成金融案件的立案受理与审理的困难加大。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对涉及面广、涉案人员多的金融案件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诉讼途径,致使相关诉讼当事人和法院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涉诉的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也造成投资者很难在一般的诉讼环境下获得胜诉。因此,针对金融案件的特点提出适合于金融诉讼的程序与规则是金融司法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
3.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1)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与权限
由于金融在一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的设定都异常重视。各国依据不同的国情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规定:在美国,金融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而证交会在联邦政府体制中继不隶属于总统,也不隶属于国会和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日本,证券监管由大藏省的证券局负责,而证券局则属于行政机关。但在我国,金融监管是由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各负其责的“一行三会”负责。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三会”则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笔者认为,不同的法律地位必然影响到监管权限和监管效率,以此为出发点,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在适当时候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责,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其监管的权威性,而且可以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责、力度,提高监管质量。
(2)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效率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效率备受人们诟病,这也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加强行政监管来降低金融风险无疑是最为便捷的渠道。而如何加强行政执法的效率则成为了核心问题。在我国行政法规定的行政执法权力中,行政处罚属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职权之一,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威,而且可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里埃尔·罗比尼.《金融危机的起源与出路》,张玉台主编.《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04页
篇3
从一国着眼,如果缺少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那么监管程度无论是比别国的金融市场更严格还是更松懈都有可能使该国付出代价。如果过松,就有可能破坏该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而过严,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又会被别国的金融市场所吸引而转往他国。从国际金融市场整体来看,如果各国间在金融监管方面无法有效合作,那么一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会发生跨国外部效应,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负外部效应被专家称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并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及时的补救是国际金融调节的主要任务。
一、国际调节理论及国际金融调节
国际调节伴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而出现。所谓国际调节,指的是国际市场的一种调节机制和调节活动,它是有两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性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
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因为即使是国际市场,同样存在着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唯利性和市场障碍等市场固有缺陷,而且国际市场是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的,国际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分别受到各国的管理和调节,而各国调节的力度和措施又各不相同,妨碍了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所以,针对国际市场的特点及其缺陷,出现了国际性的调节,即国际调节。它的调节措施主要有两种:针对国际市场固有缺陷的调节和对各国国际调节的调节。
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国际调节理论,国际调节是一种与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并行的经济调节机制。与市场调节相比,它属于外部调节机制;与国家调节比较,它属于国际性调节机制。国际金融调节即以国际金融活动和国际金融市场为调节对象的外部调节机制。它以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和健康发展为目的,促进各国金融调节的协调一致,弥补国际金融市场缺陷,以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和风险的发生。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及其解决方案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kane)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可以被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如此,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就可以被分为两类:一个或多个作为组成部分的子系统发生失灵的危险,即子系统失灵风险(subsystem―failure risk);将各子系统联结在一起的协调结构发生崩溃所带来的危险,即瓦解风险(disintegrationrisk)。国际金融系统的子系统失灵风险可以是某个国家或某地区的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或者金融某个领域出现的危机,如国际证券业、国际银行业等出现的危机。而瓦解风险则是由于国家间相互信任不足、发生利益冲突或者国际政治的原因,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被分割、国际金融活动被阻碍,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
“国际最后贷款人”理论可以说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的根本解决方案之一。由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严重危害各国的金融体系,损害各国的经济基础,因而迫使各国加强金融合作、统一监管标准,并寻求在发生货币危机时能提供强大金融支持的国际最后贷款人,它的存在可以防止人们因失去信心而造成的对银行业的挤提,从而避免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建立基于各国政权之上的国际最后贷款人在实践中存在着重重困难,它存在的前提是各国协调一致的自愿合作精神。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及其危害范围的逐渐扩大,迫使各国当局不得不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法。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构想虽然完美,可是它在现实条件下的运用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日常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失为有效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方案之一。各国政府要联合起来,制定统一协调的国际金融规范,这就要求各国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具体而言包括:跨国银行的监督管辖权的划分;市场准入规则的确立;共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交换信息与协调行动;共同打击国际金融犯罪等等。
三、国际金融调节在克服国际金融系统风险中的运用
无论是寻找和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还是进行国际金融市场和活动的有效监管,个别国家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达成共识,结成同盟,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真正有力的监督者和管理者。这不仅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抛开偏见走到一起,也要求各国真正赋予并服从国际金融组织金融调节的权力,否则一些国家会为了自己当前的利益和短暂的风光付出沉重的代价。实现对各国国家金融调节的有效调节,是成功避免和有效救治国际金融系统风险的关键一步,具体而言,在金融领域有深刻影响的国际组织要摆脱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强国操控的局面,不再充当其工具,而成为国际金融调节的真正主体,充分发挥其国际力量,最终实现对国际金融市场和活动的有效调节。另外,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间的联合力量为各国金融发展提供充分的信息和足够的服务,也是国际金融调节的重要任务。所以国际金融组织的完善是进行有效国际金融调节的关键。
(一)IMF
既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系统危机来说,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呢?在目前情况下成立世界性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只有从当今世界中最强大的经济组织中选取。人们普遍认为IMF通过改革其运行机制和扩充其职能,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扮演国际最后贷款人。
最后贷款人的两种基本职能是充当危机贷款者和危机管理者。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终于形成了五十年来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动荡,IMF陷入了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尴尬境地,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它在各国危机时提出了集体救助的框架,却没有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处理这次金融危机中,IMF有重大失误,表现在:第一,政策导向严重挫伤了投资者信心;第二,IMF向债务国强加了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三,误导了部分危机国,致使这些国家施行了过于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另外,IMF的贷款到的太迟,并附加了诸多条件,也使危机无法有效遏止。可见,IMF国际贷款人的两项职能作用并没有发挥好。
IMF必须有更雄厚的资金能力,承担更多的危机管理责任,强化危机管理和危机防范的职能。事实表明,危机发生时,恢复债权人信心是减弱危机最关键的因素,而IMF所必须具备的巨大金额资源是克服危机恢复信心的重要保障之一。IMF还应尽可能减少其决策中因政治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摆脱受西方发达国家操纵的局面。
(二)《巴塞尔协议》与巴塞尔委员会
上世纪70年代全球性通货膨胀,各国纷纷采取浮动利率和利率剧烈波动。美、英、德、法、日、荷、意、比、瑞士和瑞典“10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在国际清算银行总部所在地巴塞尔,成立了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国际银行进行监管。1975年该委员会发表了《巴塞尔协议文件》,确立了所有外国银行必须接受监管及监管的“应当”和“适当”两项基本原则。1988年7月,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管委员会发表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统一各国银行监管的标准,改善对监管的理解和世界性银行监管的质量。二、采用新的资产风险监管方法,使国际银行监管更稳定而有效。三、新的资产风险监管方法力求达到公平,而且使其在各国银行使用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便消除国际银行间现存的不平等竞争的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是个国际性质的跨国银行监管机构,但实际上,巴塞尔委员会的法律文件都带有建议性的文件,并非真正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式条约,它因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使委员会对变化的监管环境作处迅速的反应,但是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其法律文件的效力必须要通过各国国内法的承认,这种缺乏必要强制力的状况会使其法律协调的效力大打折扣。另外,它的效力仅覆盖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与国际金融活动的广泛性是不相符的,何况目前亟需国际金融协调和监管的恰恰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所以,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应建立在母国控制的基础上,在关键领域引入国际法律安排。另外,国际银行监管法律协调应涵盖所有那些其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极拓展业务的国家。
(三)WTO
WTO是1995年诞生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基础上的新的全球性经济调节组织。WTO具有法律人格,每个成员国都赋予它以行使其职能所必需的法律能力。WTO不仅为各国之间的协商谈判提供场所和条件,它规定的规则具有法律效力,其成员国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制裁。
WTO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因各国管理而给国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正常运行造成障碍,这种障碍可以分为两类:即各国政府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对国际市场造成的准入和竞争障碍。有关金融领域的国际调节和监管任务,主要仍是由IMF和世界银行担任,但在WTO框架中的GATS也涉及大量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并且,GATT还设立了一个“国际收支委员会”,而GATT也一直同IMF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与过去相比,WTO作为国际调节主体,其地位和职权显著增强,其调节的经济领域和对象也有较大扩展,并有向全面发展的趋势。但它只是国际调节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在调节领域方面,对金融这一重要领域,并未全面介入,只是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在调节对象上,对国际市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的经济行为缺少直接规制。另外,应该根据全球金融的结构和运行情况,及时向各国政府和社会金融活动主体信息,提供政策性建议,并通过制定和实行某些国际性金融措施,引导各国政府和社会金融活动主体的金融管理调节活动和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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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消费;投诉处理;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1-0079-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1.19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建立渠道畅通、选择多样、快捷高效的金融消费投诉处理和纠纷解决机制,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投诉的处理平台大致可分为三类,即金融机构内设投诉部门、消费者协会或金融业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
(一)金融机构内部投诉机制基本健全
目前国内大多数金融机构均设有客服中心,采用统一电话号码接受客户投诉,客户在向分支机构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可拨打客服中心热线,客服中心将联动处理单下达到被投诉分支机构,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做出处理并向服务中心反馈处理结果。2011年下半年后,保监会和银监会先后印发《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切实做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改善消费者投诉环境,规范投诉受理处理有关制度措施,使消费者维权渠道更加畅通。
(二)消费者协会和金融业行业协会投诉平台建设加快
消费者协会和金融业行业协会也是消费者投诉金融消费问题的主要平台。根据中消协的信息显示,201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金融保险服务投诉3919件,同比增长3.8%。近年来,由于金融消费投诉增多,且其具有的专业性较强,部分地区的消费者协会也在探索设立金融分会以专门解决消费者的金融投诉等问题。同时,消费者协会和金融业行业协会的联动也不断加强,以充分发挥两者在处理消费者金融纠纷问题上的优势,如北京市的消协与银行业协会在积极探索建立投诉受理和纠纷调处联动机制,拟为金融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更加高效、便捷通道。
(三)行政监管机构投诉受理处理机制初步建立
截至2012年7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分别增设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依其各自职能负责处理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此前,“一行三会”的消费者保护工作一般按其各自的工作流程进行处理。如保监会2005年实施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办法》即对有关投诉方式等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人民银行的部门也负责金融消费者投诉的接待工作;在银监会内部,其创新部的公众教育处承担着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职能;证监会下辖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投资者保险有关投诉的接待和处理;保监会也有相应的部门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事宜,保监会和各保监局仅在2011年就受理各类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投诉5261件。2012年4月,保监会已经设立了国内金融业第一个全国统一维权投诉专线“12378”,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投诉平台。
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和纠纷解决中凸显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内部投诉处理机制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仍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在接受客户投诉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还远远不够。二是金融机构投诉渠道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有些金融机构的网点只公布了五位数的总部客服热线,并没有说明专门的客户投诉电话,而在一些较小的营业网点,则很难在其营业大厅内找到任何联系方式。另外,在一些金融机构的官方网站上,也没有看到网站上明确公布完整的消费者投诉处理渠道。三是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缺乏自律性,在处理投诉时往往顾忌短期利益而忽视消费者的正当、合法利益,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地解决消费者的诉求。
(二)各级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受到角色功能、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各级消费者协会在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和纠纷时存在较大局限性。一是各类金融业务和金融服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风险性,而各级消费者协会主要针对的是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者保护,在处理金融消费投诉方面很难做到让消费者满意。二是相对于一般消费者保护而言,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这已超出了各级消费者协会的职责和能力范围[1]。金融行业协会更多的是要维护会员单位利益以及协调会员单位间的纠纷,在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金融消费者保护很难成为其自觉行动。而且相对于监管机构而言,金融行业协会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缺乏一定的强制力。实践中其对金融机构只有批评和建议权,没有行政处罚权,这就使其很难完全发挥监督行业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监管制度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的侧重点在于控制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对于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产品和服务应享有的具体权利只有原则性规定,还缺乏详细的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针对金融领域的产品服务针对性不强。同时,各监管部门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职责与权利有待进一步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监督检查、评价和协调职能也应进一步明确。在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规范、透明的制度措施,实现快速有效的沟通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推进。
三、发达国家有关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和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析及其启示
(一)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解决机制
英国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法律规定,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简称FSA)除了履行监管职责外,还同时负有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能。目前,由各金融机构内部投诉处理制度、金融服务督查机构(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简称FOS)和金融服务赔偿计划(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简称FSCS)一并组成了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基本构架。
FSA并不直接受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投诉,而是将投诉转给金融机构内部投诉部门或者FOS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在金融交易中产生争议纠纷时,应先进入第一阶段——金融机构内部处理程序解决;如果内部处理程序在8个星期之内仍未解决争议或者金融消费者对解决方案不满意的,则进入第二阶段——外部投诉解决机制FOS[2]。
FOS是一种“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机制”,它以非正式的方式,中立地进行调解、做出裁决,从而解决消费者纠纷。FOS的董事和董事会主席由FSA任免,它每年的资金预算计划由FSA负责审批,但具体的资金运用则由FOS自行负责,以保证FOS运作的独立性。FOS处理投诉纠纷的程序:(1)FOS受理投诉后,裁判员一般根据双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做出初步裁定;(2)当事人如果不满意裁定结果,可向调查员申请复核。调查员独立复查案件,如有需要可以约见当事人,其做出的裁定作为FOS的最终裁定;(3)最终裁定如被消费者接受,金融机构也应当遵照执行。但消费者如果有异议,则可以提讼。
对于消费者所受侵害,英国还具有相应的机制,作为FOS程序后的救济手段,即构建了金融机构赔偿机制(FSCS)——由FSA设立金融服务赔偿公司,在金融机构倒闭而无法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由其对消费者进行完全赔付。
(二)美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解决机制
美国在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程序的设置方面也是遵循由内及外的处理原则。对消费者的投诉,一般都先由所涉金融机构通过其内部程序进行处理,消费者如不满意处理结果,可以向该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提出投诉,金融监管机构经过审查后如果发现该金融机构违反了相关的法规,可采取执法行动:如果情况不严重,可责成该金融机构采取补救措施,包括由金融机构就监管部门所确定的违规情况作口头或书面承诺;如果情况严重,监管机构则可采取正式执法行动,包括书面协议、勒令停止运作、禁止或免除某类活动等。如果通过投诉不能解决问题,消费者还可以利用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主要是进行消费者小额诉讼和集体诉讼。
(三)国外经验的启示
英国和美国在金融消费者投诉解决机制方面基本上都先通过金融机构内部途径处理,如果不能解决,才诉诸外部程序处理的模式。金融机构内部途径先行解决消费者投诉,快捷、高效地处理纠纷,平衡金融交易双方的利益,有利于降低纠纷解决成本,而且对于金融机构信誉的维护具有良好的作用。但金融机构内部解决途径也有一定的缺陷,金融机构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解决方案可能有失公正,不能完全让消费者满意。因此,西方国家又设置了第二层投诉处理机制,由金融监管机构或者相对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解决消费者投诉,为金融消费者维权提供公正的保障。
四、措施建议
为改变大量金融纠纷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局面,迅速、高效化解金融纠纷,我国应努力构建多元化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大力推动建立行政调处机制,积极推广金融仲裁纠纷解决方式,并提高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有效利用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上具有的特定功能和价值,从而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一)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整合投诉处理体系,建立高效、协作的纠纷解决机制
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交易的合同主体,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具有专业上的优势。因此,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健全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使纠纷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不仅可以提高投诉处理效率,而且可以将投诉产生的不良影响控制在较小范围之内。
金融监管部门应要求各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并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都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投诉处理机制建设。一是落实投诉处理责任制和考核制。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的领导负责制,对每起投诉都应认真核实,对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决定,并提出整改措施,投诉处理完毕后要由负责人向金融消费者反馈投诉处理结果。金融机构在员工考核中,应加大投诉项目的绩效考核挂钩力度,从而提供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二是提高投诉处理的时效性。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金融机构应在接到投诉或反馈信息当日解答和处理;当日不能解答和处理的,应说明具体原因,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解决,并建立相应的督办制度。三是建立投诉回访制度。金融机构应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回访制度,对每起金融消费者投诉都须建立详细的档案资料,包括金融消费者基本情况、投诉内容、处理过程、处理结果、满意度等,在处理消费者投诉完毕后,确定后续跟进负责人,电话了解或上门征询意见,并反馈投诉中提出需求的改进措施,消除金融消费者不满的负面传播效应。四是建立重大投诉及时上报制度。金融机构网点内发生的不能妥善解决的金融消费者投诉,或集中大规模投诉,或投诉事项重大有可能引发重大声誉风险,或投诉事项涉及众多金融消费者利益,可能引发、影响金融稳定的,应在第一时间上报各自分行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如未及时上报导致事态扩大的,将视程度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加强“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投诉处理机制建设
“一行三会”设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对消费者的保护,属于国家保护方式中的行政保护,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一行三会”都应该积极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完善纠纷解决机制,避免和减少金融消费者将有关纠纷诉诸司法途径。
“一行三会”受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可以先将投诉转给金融机构要求其作出处理,金融机构如果在法定期限内未解决或者金融消费者对解决方案不满意的,“一行三会”可以进行调查调解。对于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行三会”应开展监督检查并进行查处;而对于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合同纠纷,可以参考英国FOS模式,在“一行三会”的消费者保护局中设立金融消费纠纷调处委员会,当一定争议金额以下的金融消费纠纷发生时,金融机构与消费者自行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消费者或者金融机构主动提交调处委员会处理。调处委员会要穷尽调解机制后才对纠纷本身做出裁决,对于调处委员会的调处或裁决结果,如消费者接受,金融机构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若消费者持有异议,则可以向法院提讼。另外,调处委员会也可以主动接受法院、仲裁机构、地方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转介的案件。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方面的作用
从国际上来看,在金融消费者的教育、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方面,主要都是由社会组织在发挥主要作用,监管部门提供指导和协助。
在消费者协会中设立金融专业委员会以及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部门。就消费者协会而言,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调整范围所限,很难全面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另外,由于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且不断复杂化,而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受到专业技能、知识结构、认识能力等多方面限制,消费者协会对复杂专业的金融业务很难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非常薄弱。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章程》的规定,全国各地消费者协会均设立了汽车、珠宝、家具等各种专业委员会,在各专业领域的消费者保护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针对金融消费纠纷的实际情况,在总结以往设立各专业委员会的实践经验,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必要设立金融专业委员会以及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部门,并在全国各地推广,并强化消费者协会的金融专业队伍,提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业水平和处理效率。对于投诉到消费者协会的金融消费纠纷,金融专业委员会可以与“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建立联动处理机制,从而协调金融消费纠纷顺利解决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要强化各金融行业协会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职责。有必要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金融行业协会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方面的职责。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应在内部建立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会员的机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金融侵权争议、纠纷解决处理机制,为金融消费者维权提供处理平台;利用同业自律组织的优势,规范和约束金融同业的行为,主动解决金融同业普遍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对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会员机构要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从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3]。
参考文献:
[1]徐慧娟.浅述英国金融巡视员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兼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借鉴[J].金融论坛,2005(1).
篇5
关键词:供应链;融资;商业银行
近两年来,我国各家金融机构结合我国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特点,充分挖掘企业之间的产业链、物流链和资金链关系,满足供应链上不同类型企业的各种金融需求推出了多种供应链融资产品。
一、商业银行推出供应链融资产品的国内外环境
1、外部环境:2006、2007年,世界经济持续保持4%的增长幅度。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得到加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大。
2、国内环境:2006-2008年间,中国国内商贸经济加速成长,内外贸易额大幅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一直处于高位,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链企业融资需求旺盛。
二、供应链融资相比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的四大优势
主要表现在:(1)改变了供应链中的弱者—处于向下游的中小型企业以往因自身规模小、授信评级低而产生的融资难问题;(2)上下游企业有效的融资安排降低了整个供应链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了核心企业产品成本,并促进其销售;(3)供应链融资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物流与现金流管理,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最终可促成供应链发展的良性循环;(4)银行可以通过对供应链条上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掌控,解决中小企业业务发展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大大降低业务风险;同时有利于拓展新的市场和客户,实现中小企业业务规模化发展。
三、商业银行推出供应链融资的类型
类型一:保兑仓融资服务方案。金融机构与经销商、仓储商、供货商四方通过合作协议,以银行信用为载体,以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工具,以贸易中的物权担保、抵押监管为保证而开展的特定金融服务。
类型二:监管融资服务方案。金融机构委托大型生产或销售企业,利用外包担保方式,对其配套的物流企业进行金融监管,再由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结算等多项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业务。我国金融融资体系基本采用抵押融资模式,但是,这些供应链服务企业由于缺乏长期固定资产而造成抵押物不足,以致很难得到金融服务的支持,仅靠自有资金维持,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发展速度。监管融资正是针对我国服务类中小物流企业现状而设计的,当他们处在正常贸易流转状态而且符合供应链管理要求时,金融机构对缺少抵押物的下游物流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融资,解决物流服务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类型三:保理融资服务方案。又称“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即:卖方(供货商)将应收账款卖给金融机构。保理融资与其他融资最大的不同是金融机构采用无追索权的买断行为,只要承购了应收账款,在信用限额内,金融机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失。
四、国内银行开展供应链融资的现状
近两年来,各家银行在之前初涉探索阶段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纷纷打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供应链融资好牌。华夏银行近期新推出“N+1+N”模式,就不同于普通的“1+N”仅仅针对核心企业的上游或者下游的模式,而是将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贯通起来,围绕核心企业设计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该行还首次将国内与国际供应链业务进行整合,将供应链金融服务延伸至海外。光大银行对供应链金融服务进行全面梳理整合,正式形成了应收账款融资、应付账款融资、阳光商品融资、汽车全程通、工程机械按揭、银关系列等金融产品以及针对钢铁、电信、汽车等行也提出行业整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等品种丰富的供应链产品。
篇6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银行业
前言
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在金融全球化下发展,受其影响也越来越深。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帮助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增加了风险性,而在经济处于不断发展的中国更应当重视其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最大限度的远离风险。当前中国金融业仍存在诸多问题,对中国金融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地解决办法尤为重要。通过分析中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和金融全球化以便更加了解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鼓励及阻碍作用,同时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一、金融全球化概述
不同国家进行的商业活动转变为全球性质的,跨过了国界的限制,这就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可以被描述为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机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金融全球化表现为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的集成化。金融市场是金融活动的载体,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等同于金融市场忽略空间和区域逐渐变化成为一个整体的市场。
二、金融全球化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金融业发展现状。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了业务的多元化发展,这是由于中国金融业不仅建立了证券和期货的交易市场,同时还建立了外汇交易市场和货币交易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也为了增加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已先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8次,并且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8次上调。同时,近年来一项新兴的金融业进入人们的视线,即互联网金融业。在2013年,一项新兴的金融业务在手机和网络上横空出世,就是名为余额宝的基金业务,这一新兴的金融业务已经对基金行业的竞争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依旧较低,市场利用率不高,小规模的金融企业提供的服务仍旧相对落后;但同时国外金融服务却十分完善,具有完善的金融企业管理制度,高效率,强大的风险控制,企业资产强劲。因此,投资于中国的重要途径就是投资中国的金融业,参与股份或收购中国金融企业。
(二)金融全球化为中国金融业带来的机遇1、为中国提供人才和资金。在各国金融业都飞速发展的今天,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实现中国工业产业化是离不开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人才的,金融全球化则刚好可以为中国提供这样一个便利,全球化对中国有效吸引外来投资是十分有帮助的。大量外资的引进可以缓解我国资金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人才。2、有利于中国学习国外经验。在一些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业制度的发展都是相对完善的,在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道路上,积极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金融全球化就为我国吸收外来金融经验提供了很好的桥梁,参考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金融业发展效率。与此同时,我国内部金融机构与国际间金融机构的商业竞争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加深,单一的模仿外来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激烈竞争的市场,这督促着我国金融机构着眼于金融创新,利用创新来赢得市场。3、有利于中国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加深使得全球金融业务更加趋于自由化,自由的进行贸易活动意味着金融信息的透明化,金融信息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流通于市场。全面的信息更能够体现市场的供需要求,有利于中国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在信贷需求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储蓄流向产量最高的储蓄项目,以实现稀缺资本的有效配置。
(三)金融全球化下中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1、中国金融业创新意识乏善可陈。在中国,与负债类的金融业务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资产类的金融业务的创新程度是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并且在我国金融领域内,一项能够确保利润和有效规避风险的资产类业务创新现今依旧是屈指可数的。我国金融业乏善可陈的创新成就在某些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建立核心竞争力。2、中国金融监管上存在的问题。现行分业经营模式无法完全适应这样的特性。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给中国金融业的监管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中国金融业的监管目前还无法充分满足这样的高要求。3、中国金融业制度不完善。金融全球化带给中国金融业参与者的利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我国金融业制度仍然尚未完善,在中国金融参与者大规模进军国际金融市场的进程中,势必会产生不小的风险和损失。中国的金融体系失衡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多层次的。因此,金融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阻碍。中国金融业必须把金融体系达到一个平衡存放于金融改革的首要位置,以增加供给制度的频率和密度。4、中国银行业发展尚不健全、易受国际游资冲击。随着国际间贸易程度的加深,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要求也更加严格。金融开放化与充分的财务自由是形成国际游资的两个基本的条件。而在当下金融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国际环境下,首先国际间的资本流动阻碍被消除了,阻碍的消除促使资金可以更加快速的在国际市场中流通;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增加了金融业务的自由性,在国际间对于利率以及外汇的管制也相对放松下来,这正是各种金融产品的价格机制产生大幅波动的良好契机。此外,对于投机资本,在国际上均未对此进行高度的关注及有效的约束,因此十分有可能造成金融动荡的风险,如若是金融交易市场上出现了动荡,大量的资本即刻会撤离出该国。
三、中国金融业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一)我国金融业发展过度依赖政府。政府的调控限制了我国金融业创新意识的大幅度进步。在中国进入WTO之前,我国金融业还是处于内部发展,而在国际间仍旧较为闭塞的状态,缺少了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平台,尽管我国鼓励金融创新,但是一方面是教育水平的限制而另一方面是我国金融业知识的落后状态,导致我国对于银行等行业的发展和对于新型金融业务的创新疏于鼓励发展。大部分金融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政府的帮助与鼓励,而自身在创新发展上开辟新兴的金融业务方面等仍旧薄弱。中国金融业主要还是金融主管机构指导甚至是一种强制性的领导下发展的,这一发展形势大大地削弱了我国的金融创新能力。
(二)分业经营模式无法完全适应金融活动的高度灵活。中国金融业目前经营模式是分业经营过渡混合操作的初级阶段的,尽管现行的分业经营存在很大优势,我国金融监管仍旧存在一些主要问题,金融活动是具有高度灵活以及时刻充满变化的商业活动。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加速了金融工具的创新利用,大量的新兴交易工具帮助国际间进行金融贸易,使得大量的货币资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交易完成,但是对于交易的双方却存在着不确定性。首先,中国金融业经营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这一问题长期影响财务运作;其次,降低了社会福利方面的金融受益者;再次,导致金融改革的收入下降;最后,由于金融体系某些方面的改革迟迟没有发展的,它可能会因此降低人们进行改革的热情和信心,使社会广泛丧失支持改革的动力。
(三)中国对于银行业欠缺严格的管理。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仍旧处于一个不平衡的阶段,我国的银行业是脆弱的。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于银行业欠缺严格的管理,而在银行业的内部,管理者也疏于控制。银行内部缺少专业人才对银行日常金融业务的盈亏进行有效的评估,这一缺陷导致了银行无法准确分辨高风险行业而将资金盲目的注入,却由于风险导致无法在指定期限获得利润,从而变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银行对于利率仍旧把握不准,利率的浮动也造成了银行盈利的浮动,对于利息的收入反而不赢却亏。基于以上的问题,金融国际贸易更加盛行的当下,使银行业受到了国际游资的冲击。
(四)金融监管存在局限性。在金融全球化下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对如此一个过渡期,我国所实行的分业经营尽管有利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但它使我国的金融操作系统偏向于小型金融企业,并且存在较低的资本充足率,以及资金实力不足、不良资产率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企业盈利能力弱、更高速率的业务品种单一等问题;其次,在我国仍旧存在金融监管触及不到的领域,金融监管存在着局限性。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更多新兴的金融业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如互联网金融业。新兴的金融业务挑战着我国的金融监管行业。我国的监管内容仍旧相对片面,存在着监管范围还相对不够广泛的问题。
(五)金融监管欠缺法制规范
四、中国金融业应对金融全球化的建议
(一)建立一个完善的竞争体制。仅仅依靠优化政府的管控职能是不够的,我国金融业更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竞争体制,在提高我国金融企业竞争能力的同时树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想要增加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水平,必须实现国有银行业的产权制度多元化,由国家控股,实行市场外部调治和银行业内部调治相结合的方式。银行业持续恶化的资产持有量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业的相似产权结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国金融业主管机构更应该明晰我国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和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我国金融业管控机构就要做到产权职责合理分配,充分调整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构建一个健康发展的金融业环境。我国金融业在政府的监控职能转变后,在政府的合理监控下,有一个竞争力完备的发展环境,而我国政府就要施力于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秩序的管控,鼓励更多的金融业务创新,体现出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中,市场机制必不可缺的作用。
(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必须基于法律,就是要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由金融监管当局的行政命令取消基本款式的监管方式进行日常监督进行严格的法规限制。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监管主体更加注重于所监管企业商业的规范合法,但是却忽略了在商业活动进行前对其风险的评估预测。如果能够在金融活动前对其进行合理的风险评估,这就是着眼于该金融机构的内部资产优良性和其内部管控的合理分析。这种模式相较于之前就有很大程度的前瞻性,对于可能产生风险的商业活动能够有效的规避,对于银行业的监管,主要有对从银行贷款的商业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保证银行时刻防范恶性资产,同时加强银行内部管控,对于银行随时面临的危机要有完整的处理方案。在我国银行业中更要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预警商业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能够将银行面临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三)全方面推进金融系统供给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制度供给的思路,全方面地推进金融系统的供给改革。第一,要完善符合国际标准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金融机构,以降低不良贷款率,解决长期存在于深层次的问题,以达到资本充足率;第二,要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联系,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到多样性和适当调配的重要性,从制度上支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创造高质量有竞争力的市场,让资源的分配更加优化;第三,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不断完备货币政策的传导体系,充分利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适当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不变;第四,不断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维护存款人、投资者和纳税人的利益。全面推行商业银行的优质五级分类系统,改善核算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促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达到一个更好的水平。
五、结论
金融全球化可以被描述为全球商业活动和所面临的风险更加紧密趋同的渐进过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转变为全球性质的商业活动,即金融全球化的表现。包括金融服务、协调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全球金融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金融业。首先,本文对金融全球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了金融全球化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走向;其次,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了中国金融业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给出作为参考的建议;最后,在本文中阐述了金融全球化带给中国金融业的积极的以及消极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三个建设性的策略建议,希望能在中国金融业快速有效的发展状态下给其一些有价值的帮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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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超,施炜等.全球金融变革与中国金融崛起[D].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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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满盈.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国际竞争力及对策分析[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2010.4.
篇7
关键词:大而不倒;发展沿革;解决方案;系统重要性机构
JEL分类号:G1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034-05
本文以美国为典型案例,梳理“大而不倒”政策确立以来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利弊得失。进而总结危机后国际组织和部分金融业发达国家提出的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并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我国监管当局汲取西方国家教训,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大而不倒”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以美国为样本的分析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大而不倒”实践的诞生地,美国金融业近年的发展为研究“大而不倒”问题的发展沿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总的看来,大而不倒问题在美国的演变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一)“大而不倒”政策的确立
“大而不倒”政策的确立始于1984年对当时全美第七大存款银行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的救助。为使大陆伊利诺伊银行摆脱困境。美联储提供了大规模流动性救助,同时该行根据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的债务担保支持,即对该行所有存款实行保险金额覆盖。
上述政策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理论上“大而不倒”政策实践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它促使大银行形成从事更大冒险活动的激励。因为“大而不倒”政策向大银行提供了一种其无论从事何种程度的风险活动都不会倒闭的隐性担保。另一方面,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还体现在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隐性担保。使存款人打消监督银行的念头,促使银行有机会单向赌博。二是“大而不倒”会造成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由于受到“大而不倒”的保证,大银行可以比小银行从事更大的风险活动,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大收益。向存款人和债权人暗示大银行不会倒闭,也能以更低的成本吸引更多存款。
(二)“大而不倒”政策的初步修正――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增强法》的通过
为限制“大而不倒”政策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控制救助成本,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增强法》,一是规定救助存续银行和处置问题银行必须符合“成本最低”原则的要求,并详细规定了成本最低的处置程序。二是建立了商业银行特殊处置机制并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实施该机制。然而,直到2008年本次金融危机之前,该机制并没有在处置“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中得到过使用。理论界普遍认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增强法》在纠正“大而不倒”政策上很不彻底,1997年,时任明尼波利斯联储主席建议应进一步修改立法,引入损失分担机制,明确对大型银行实施救助时,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只能按照债权面值的80%或者当时市价孰高原则确定赔偿支付金额。
(三)“大而不倒”范围的突破――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998年美国著名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发生流动性危机,由于该基金杠杆率过高、衍生品头寸规模过大、交易对手众多,为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纽约联储被迫发动LTCM的主要债权银行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做法既在实践中拓宽了“大而不倒”政策的适用范围。使其从银行拓展到非银行金融机构,又在理论上拓展了理解“大而不倒”政策的新维度。由于危机爆发时资本规模不超过50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自身规模并不大。但由于在一系列衍生产品市场充当主要交易商,与多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形成紧密的交易对手关系,面对自身流动性危机时只能大量抛售资产,监管当局认为,如任由其破产,将会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链式反应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现象被称为“太关联而不倒”。
围绕纽约联储救助LTCM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动用公众资源救助一家追求高盈利、承担高风险的私人对冲基金非常不合情理,且将金融安全网的覆盖范围无限扩大,会进一步增大道德风险。联储和银行业高级管理者对此质疑进行了解释:一是对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忧是促使联储采取行动的最主要原因;二是联储只是间接实施干预,在救助过程中只是充当“正直的经纪人”角色,并没有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讨论合约条款和救助条件。。
(四)“大而不倒”政策的全面实施与检验一2007-2009年金融危机
在应对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监管当局在运用“大而不倒”政策救助金融机构时可谓一波三折:从2008年3月救助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引发争议,到2008年9月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触发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动用问题资产修复计划(TARP)基金等大规模救助大型金融机构。一方面,“大而不倒”政策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功效以反面的形式(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凸显:另一方面。大规模救助私人金融机构使政府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可能引发债务风险:而接受救助金融机构继续向高管发放巨额奖金的做法,则在触怒公众的同时,充分暴露了“大而不倒”政策引发和鼓励道德风险的内在缺陷。
(五)危机后的全面反思
金融危机后,美国展开了对危机以及“大而不倒”救助措施的反思。一是在政策的适用范围上,本次金融危机表明。“大而不倒”不仅可能出现在传统银行领域,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发达市场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都存在倒闭的风险而要求救助。二是对大型金融机构不加限制的无条件救助存在一系列严重危害:第一,上述机构的存在削弱了审慎管理风险的动机,同时给政府创造大量或有负债,由此放大了系统性风险;第二,大而不倒机构的存在会扭曲金融业竞争关系。美国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与小银行相比在融资成本方面至少享受70个基点的优势;第三,对大而不倒机构的待遇降低了公众对金融体系公平竞争的信任。
总的看来,“大而不倒”问题在美国的演变历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与美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紧密联系,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突破1933年银行法确立的分业经营原则、走向混业经营这一趋势极大地促进了大型银行的规模扩张:二是实践中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从起初适用于11家大型存款银行逐步放宽到适用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
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含义日益丰富,从单纯以规模为依据判断危害性的大小,到综合考虑关联程度、可替代性、复杂程度等多种因素;四是“大而不倒”政策所引发的救助成本过高、道德风险过大等负面效应日益凸显,采取综合性一揽子政策措施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危机后“大而不倒”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国际组织的建议
在国际层面,危机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推进系统重要性机构(svstemically ImportantFinancial Institutions,以下简称SIFIs)监管政策的研究。巴塞尔委员会认为,SIFIs的监管主要有四个目标:一是减少倒闭的可能性;二是减少负外部性的规模和冲击程度:三是减少政府救助所引起的公共资金的投入和纳税人负担;四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防止系统重要性机构利用“大而不能倒”地位获得不公平利益。经过历时将近两年的讨论,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初步研究制定了识别和评估SIFIs的方法论,并提出一系列加强SIFIs监管的政策工具。2010年10月20日。金融稳定理事会了《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及时间表》的报告,初步提出了加强SIFIs监管、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总体政策框架和相关具体建议。
1、要求系统重要性机构应当具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
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具有较高的损失吸收能力,包括要求银行采用资本附加或应急资本或自救债务工具等可用于提高其抵御损失能力的资本或其他工具。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均已基本达成共识,拟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资本附加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同时提出,各国政府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政策工具来加强对SIFIs的监管,包括流动性附加、大额风险暴露限额、金融机构税和结构性措施等。
2、强化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2010年11月1日,金融稳定理事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强度与有效性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如何提高监管强度、确保监管有效性提出了32条建议。其基本原则是:各成员国监管当局应当有权根据系统重要性机构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影响,采取有区别的监管要求和监管强度。各项建议具体分为四大部分,一是要求监管当局应有适当的授权、独立性和资源,可以独立采取监管行动,并获得足够的监管资源(数量和质量)以确保监管行为有效。二是拥有适当机制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纠正和防止系统重要性机构不安全和不稳健的经营行为。三是提升监管标准。改进监管方法。监管标准应当反映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日益提高的复杂性,对SIFIs应当运用更严格的监管技术。四是建立更严格的评估机制,评估者将根据修订后的更严格、更具相关性的监管标准实施评估,推动监管者提高工作质量,警示其监管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提高系统重要性机构国际监督的有效性。
3、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政策框架。
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出,各成员国应当建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全面的处置制度和处置工具。为此,各成员国应当推进法律改革。确保在不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并通过建立股东和债权人按先后秩序吸收损失的机制,维持系统重要性机构关键功能的正常运行;应当指定专门的处置机构负责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相关机构应当有FSB建议的权力和工具来履行职权;同时,还应当考虑建立以自救(bail-in)机制为基础的重组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跨境处置协调机制。各成员国负责金融机构处置的部门应当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处置当局的合作,同时还应被法律赋予与国外当局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权力。各成员国法律中不应有影响跨境处置的法律条款,如给予本国存款人相对于外国分行存款人的优先受偿权:将其他国家监管当局采取正式干预、处置或启动破产程序作为本国采取行动的触发条件,并在缺乏有效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情况下单独行动等。三是建立有效的恢复和处置计划(RRPs)。相关监管当局应当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对其法律和运营结构及业务实践作出调整,以确保恢复和处置计划的有效实施。东道国在决定是否允许相关金融机构开设分行、建立子行以及决定是否要求相关机构调整其经营方式时应当将可处置性(resolvability)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主要国家的政策方案
1、美国。
(1)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要求。
2010年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要求提高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审慎监管标准,新的监管标准必须包括如下内容:风险为基准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流动性监管要求、全面风险管理要求、集中度限制(如限制对任何单一主体的信贷敞口)、压力测试要求、迅速处置要求、处置计划(生前遗嘱)和信贷敞口报告要求。在此基础上,监管当局可以根据需要,考虑实施如下限制性措施:或有资本要求、更高的公开披露要求、短期债务限额、其他的联储或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提议采用的审慎监管标准。
(2)组织结构监管措施。
在组织结构方面。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确立的“沃尔克”规则确立了如下三点监管要求:一是限制自营交易,但未完全禁止自营交易,而是允许商业银行为“做市、风险对冲和促进客户关系”从事自营交易,并可以保留利率和外汇掉期等衍生品交易;二是限制综合经营,但未全面禁止商业银行投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而允许银行以不超过一级资本的3%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并且在每只基金中的投资不得超过该只基金募集资本比例的3%。三是对资产集中度的限制性规定,即在金融公司并购其他金融企业后,如果其并表总负债超过所有金融公司总负债的10%,则不允许开展此项并购。
(3)建立有序清算机制,结束“大而不倒”。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授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接管即将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权力,政府有权拆分出售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在原有银行破产清算规定的基础上,赋予政府监管部门对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破产清算的权力,对其采取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程序;银行的破产清算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负总责,经纪交易商的破产清算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或美联储负责,保险公司的破产清算由联邦保险办公室或美联储负责。法案同时规定,只有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全部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将大型金融机构置于破产程序下。
2、英国。
英国独立银行委员会2011年4月公布了《银行改革选择》中期报告,该报告指出为控制“大而不倒”问题所产生的负效应,应当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拥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和,或更为简单而安全的结构。委员会同时指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损失吸收能力与结构化措施相结合的较为温和、适度的政策组合。
委员会指出,为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应当明确如下前提:一是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二是明确在银行发生损失时应由债权人而非纳税人承担损失。基于上述考虑。委员会认为所有在英国运营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要求都不应低于10%,其资本构成包括股本和确有损失吸收能力的债务工具。关于危机时的救助工具。委员会认为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务工具都能提高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损失分担而不必进入破产程序。由此便利有序和有效的处置失败的问题银行,并控制抵押品的损失规模。与此同时,将存款人的清偿顺序置于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之前,也有利于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和银行运营稳定性。
关于结构化改革,委员会认为:不同的银行业务都具有风险,但其所带来的政策挑战并不相同。对关键的银行服务而言,零售客户并没有有效的替代选择,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避免系统失调并确保其持续运营。与此相反,批发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客户一般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有能力自我保护。因此有必要以适当方式实现零售银行业务与批发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
3、瑞士。
(1)更严格的资本要求。
瑞士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最终方案规定,一是基于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相关市场份额的考虑,瑞士信贷和瑞士银行两家机构在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下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19%。二是规定风险加权资产的10%以上必须以普通股形式持有。包括实收资本、已披露储备和做了相应监管扣除之后的留存盈余等。三是资本缓冲的一部分(最高为风险加权资产的3%)和累进资本部分可用可转换债券形式持有。当上述两家银行的普通股比重降至事先确定的标准之下时可以自动转化为股本。
(2)有关组织结构的监管要求。
考虑到银行组织结构方面的监管措施会显著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瑞士金融监管委员会强调监管措施的设定应遵循辅助原则,即每家系统重要性银行有义务确保自身组织结构可以在危机时确保持续发挥系统重要。相反,如果一家银行无法证明自身有能力维系系统重要,监管当局将下令要求银行采取必要的结构性调整措施。
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应一并考虑资本和组织结构监管措施的影响。如果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比率低于某一特定水平。应急计划将被触发,系统重要将在短时间内被转移到新的法律实体中,以此确保应急计划得以在较为充足的资本基础上得以实施。如果银行超过最低组织结构要求并由此改善可处置性,则将被给予降低累进资本要求的奖励。
综上所述,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的主要政策目标是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恢复市场约束、降低道德风险。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建立有效的处置机制和程序,确保有问题大型金融机构能被安全、快速地予以处置;二是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应当具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三是对大型金融机构加大监管强度和力度;四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以减少风险传染;五是各国监管当局根据需要,认为应当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
三、加强我国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夯实监管基础
我国监管当局应当结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出台的相关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国际标准和我国银行业监管实践,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在集团层面风险偏好设定、风险管理政策、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集团内外部不当交易等方面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同时,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董事会尽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促进商业银行提升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
(二)事前结构限制与事后成本监管并举,完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
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既要通过事前结构化限制措施,防止银行过大、过于复杂、风险关联程度过高,又要通过事后的风险监管和资本要求,控制银行的风险水平,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监管当局应继续坚持有效市场隔离的原则,推进防火墙建设。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严格准入审批和事后评估,有效控制跨业经营的风险:积极完善结构化预防监管措施,根据风险水平高低,有层次地限制开展高风险业务和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控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复杂和关联程度;同时有针对性地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严格的资本、流动性和大额风险暴露要求,将其风险控制在可承受水平,提高其风险抵御和抵补能力。
篇8
关键词 网络金融;特征一、网络金融概述
一)网络金融内涵所谓网络金融,又称电子金融(e-finance),从狭义上讲是指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开展的金融业务,包括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等金融服务及相关内容;从广义上讲,网络金融就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金融活动的总称,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内容,还包括网络金融安全、网络金融监管等诸多方面。它不同于传统的以物理形态存在的金融活动,是存在于电子空间中的金融活动,其存在形态是虚拟化的、运行方式是网络化的。它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是适应电子商务(e-commerce)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网络时代的金融运行模式。
二)网络金融的特征1、业务创新。网络金融以客户为中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创新性特征。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和增强竞争实力,网络金融必须进行业务创新。2、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机构放弃过去那种以单个机构的实力去拓展业务的战略管理思想,充分重视与其他金融机构、信息技术服务商、资讯服务提供商、电子商务网站等的业务合作,达到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双赢的局面。另一方面,网络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也趋于网络化,传统商业模式下的垂直官僚式管理模式将被一种网络化的扁平的组织结构所取代。3、市场创新。由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市场本身也开始出现创新。一方面,为了满足客户全球交易的需求和网络世界的竞争新格局,金融市场开始走向国际联合。另一方面,迫于竞争压力一些证券交易所都在制定向上市公司转变的战略。4、监管创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金融监管呈现自由化和国际合作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过去分业经营和防止垄断传统金融监管政策被市场开放、业务融合和机构集团化的新模式所取代。另一方面,随着在网络上进行的跨国界金融交易量越发巨大,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经不能完全控制本国的金融市场活动了。
二、网络金融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金融的兴起使得金融业变得更加脆弱,网络金融所带来的风险大致可分为两类: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导致的技术风险和基于网络金融业务特征导致的经济风险。首先,从技术风险来看,网络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业的安全程度越来越受制于信息技术和相应的安全技术的发展状况。第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果难以适应金融业网络化需求的迅速膨胀,网络金融的运行无法达到预想的高效率,发生运转困难、数据丢失甚至非法获取等,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安全隐患。第二,技术解决方案的选择在客观上造成了技术选择失误风险,该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不兼容,这将会降低信息传输效率;二是所选择的技术方案很快被技术革新所淘汰,技术落后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从经济风险来说,网络金融在两个层面加剧了金融业的潜在风险:其一,网络金融的出现推动了混业经营、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在金融运行效率提高,金融行业融合程度加强的同时,实际上也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二,由于网络金融具有高效性、一体化的特点,因而一旦出现危机,即使只是极小的问题都很容易通过网络迅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发连锁反应,并迅速扩散。
三、网络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务规模有限,收入水平不高,基本上处于亏损状况。第二,网上金融业务具有明显的初级特征。我国的网络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多是将传统业务简单地“搬”上网,更多地把网络看成是一种销售方式或渠道,忽视了网络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创新潜力。在主观方面,主要存在两点问题:第一,未能进行有效的统一规划。我国网络金融的发展因缺乏宏观统筹,各融机构在发展模式选择、电子设备投入、网络建设诸方面不仅各行其道,甚至还相互保密、相互设防,造成信息、技术、资金的浪费和内部结构的畸形,不仅不利于形成网络金融的发展,还有可能埋下金融业不稳定的因素。第二,立法滞后。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网络金融立法滞后。我国此类法律极为有限,只有《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核准程序》等几部法规,并且涉及的仅是网上证券业务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与传统金融业务健全的法律体系相比,网络金融立法同样滞后。面对网络金融的发展和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对现行金融立法框架进行修改和完善,适当调整金融业现有的监管和调控方式,以发挥其规范和保障作用,促进网络金融积极稳妥地发展。
四、建议应采取的对策针对上述风险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1)确立传统金融与网络金融并行发展的战略。(2)建立专门的指导和管理机构。(3)加快网络金融立法。(4)造就复合型金融人才。(5)改革分业管理体制。(6)加快电子商务和网络银行的立法进程。(7)银监会应提高对网络银行的监管水平。(8)大力发展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9)建立大型共享型网络银行数据库。(10)建立网络金融统一的技术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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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化时代,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网络金融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但也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网络金融风险。本文从传统金融业务和网络信息平台两个方面,分析了网络金融的风险特征,并对相应的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对新时期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网络;金融风险;安全
网络金融是指在网络技术平台上开展的金融业务活动,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网上支付、网上结算等等金融业务,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足不出户处理金融问题和享受金融服务。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与传统金融行业的结合为我们带来一系列便捷的同时,网络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业一样面临的相同风险暴露,同时也有其独有的风险特征,如何预防这些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于金融风险的有效测度和及早预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1 网络金融的风险特征分析
金融风险指的是在进行金融活动时,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商品价格、金融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偏离了预期值而给造成的损失。金融风险来自于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将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网络金融风险在传统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金融业务导致的业务风险,二是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技术风险。
1.1 传统金融业务风险
1.1.1信用体制不健全带来的信用风险
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很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所表现出来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一些涉及到企业利润、个人收入等信息中,各银行的透明度非常低,人们很难在外部对此有较多的了解。如果我国不能尽快出台相关的规范个人信用体系的方律法规,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留下巨大隐患。而信用建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旦信用违约会带来严重的后期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网络金融的发展。
1.1.2法律风险
网络金融的法律风险表现以下2个方面:一是相应的法律缺失。网络金融业务涉及诸多法律,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财务披露制度、隐私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对任何一项法律条文的疏忽都可能使金融机构处在法律风险的风口浪尖。网络金融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二是法制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在网络金融交易中如果出现利益的损失,责任是归于银行或者客户仍旧模糊,进而导致网络金融犯罪率的上升,阻碍网络金融的良好发展。法律风险不能保证交易的安全,出现纠纷时更不能依法解决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创建一个安全的网络金融交易环境。
1.2 网络金融技术风险
1.2.1操作风险
网络金融业务的操作风险一方面来自网络银行安全系统。传统商业金融机构为支持网络金融业务的开展,必须选择一种网络金融技术解决方案,而其所选择的方案可能存在设计缺陷或被错误操作,这就造成了网络金融的操作风险。同时,金融机构的网络技术问题往往依赖外部市场的技术服务支持来解决。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网络金融发展的需要,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但也使传统商业金融机构暴露在可能出现的操作风险之中。
网络金融业务的操作风险另一方面来自网络金融客户。网络金融行业职员的操作失误、系统错误等均可能导致网络金融业务出现操作风险,网络金融客户在使用网络金融业务时的疏忽大意也可能导致网络金融业务的操作风险。
1.2.2安全风险
网络金融的安全风险是网络金融风险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制约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银行网络金融的安全风险的源头来自3个方面:一是银行端,银行内部系统风险管理不完善,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缺少相应的处理机制;二是用户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注意提高防范意识,没有及时下载、更新防毒软件,致使敏感信息被窃取;三是第三方平台,黑客利用截取的“动态密码”假冒用户登录到网银,进行犯罪活动,使用户遭受损失。据调查,网上黑客的攻击活动能量正以每年10倍的速度增长,他们利用网上的任何漏洞和缺陷非法进入主机、窃取信息、发送假冒电子邮件等。
2 网络金融的风险测度及管理分析
根据网络金融风险的不同类型,我们可以通过合理方式进行科学管理和监督,促进我国网络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2.1 完善网络信用体系
2.1.1建立统一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
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基本属于空白,因此,我国要发展网络金融,必须加快信用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这是降低网络金融虚拟性所带来的风险的有力保证。要完善信用体系,首先必须建立个统一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明确规定个人信用评价标准。金融机构应以传统纸质结算为基础,开发个人信用数据库,并实现个人信用信息共享。用以提供个人信用报告网络查询服务、个人信用资信认证、信用等级评估和信用咨询服务,逐步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对新兴的网络金融,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减少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规范发展有力的制度保障。
2.1.2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现代社会是网络时代,商品的交易通过网络完成,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也转移到电子商务平台上,而网络上充斥各种各样的信息,导致人们搜集和辨别信息的成本加大,造成信息不对称,一些虚假的信息阻碍了网络金融的发展。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及时真实的信息,提高人们的信息搜集效率,改变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网络金融风险的局面。同时,结合当达的信息技术,运用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开放官方平台,提供信息交流的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
2.2 健全防范和控制网络金融风险的法制体系
我国目前已初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计算机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规,但防范和控制网络金融风险的法制体系建设还远远落后于网络金融的发展,相关配套法律体系很不健全。我国制定最早关于网上银行的法律是2001年7月9号颁布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其局限性无法有效防范网络金融风险,因此我国需要结合目前的网络金融所处的外部环境制定相关法律。这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其基础上,尽快出台《电子商务法》,对数字签名、电子凭证的有效性进行明确规定,明确电子商务中银行和客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增加对网络金融业务的监管。
2.3 提高网络金融的安全系统
网络安全问题是影响网络金融功能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安全要求是保密性、完整性、身份验证和不可抵赖性。虽然我国有一些安全防范措施,但是网络金融风险一直存在。目前我国使用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大多是引进国外相对落后的产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进行网络金融风险防范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进程,大力发展先进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以加强网络金融系统的基础建设。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关键技术水平,提高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减少网络金融安全风险及技术选择支持风险。
2.4 加强金融部门内部风险测度和管理能力
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国家,金融体制和金融规范还不是特别完善,金融风险相对还较大,而对于金融风险的测度及管理工具的应用尚不成熟。其中,VAR模型,也就是VALUE AT RISK,中文名译为“在险价值”,指的是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投资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面临的发生损失的最大值。该模型是基于统计分析的风险度量工具,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它是一种定量的,科学的测量工具。
VAR是一种金融风险管理的的有效工具,它能够很好地衡量市场风险,给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带来很好地参考。对于金融监管机构而言,需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更好地预防相关的风险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评级模型,例如var模型等,研发适合中国经融机构的评级模式,更加详细地呈现金融客户的信息情况,提高银行风险监督管理的水平。此外,监管局需要做好检验工作,有效的信息反馈,及时的做好网络金融风险管理,力促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
3 结论
网络信息化时代,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网络金融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但也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网络金融风险。我国在网络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防范网络金融风险,以保障网络金融业务对经济发展的良性促进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需要银行、监督机构等相关主体结合起来,共同降低网络金融的风险,有效促进网络金融健康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率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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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颜芹,孙英隽.银行网络金融风险与管理分析[J].科技与管理,2013(15):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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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信息技术 互联网金融 风险管控
1 引言
谢平在《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他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可能出现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格局是由传统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组成的。互联网金融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自电子信息技术普及以来,使得我国互联网金融业也迅猛发展,其促进了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其信息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如何加强其风险防控是现在互联网金融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2 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存在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业的表现形式,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如图1所示。
2.1 操作风险
互联网金融信息化、网络化的水平极高,从而要求从事互联网的工作人员对互联网和金融都要熟悉,一旦互联网工作人员疏忽,则会被网络黑客攻击,侵入到金融系统内部,对数据进行篡改,使用户的资产受到威胁。而对于消费者而言,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伪装成金融软件和网页等的黑技术,其实是通过该软件或网页窃取用户的真实信息,然后通过网络技术漏洞获取用户的银行账户和密码,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极大的损失,因此,消费者要谨小慎微防止上当受骗。
2.2 技术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展和完善需要依赖安全的计算机网络,而计算机网络需要很多技术支持。随着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海量数据集中储存,数据加密技术不完善是对互联网金融产生危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数据加密技术是网络安全的基石。而一套科学和安全的互联网金融技术解决方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金融风险的造成,往往是由于解决方案中出现了问题,使得在解决方案中信息传输效率低,不能及时解决金融企业和用户终端之间的问题,一些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对系统产生危害,所以技术解决方案也十分重要。
2.3 信用风险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公民征信系统还不完善,相关处罚机制也力度不够,使得我国信用违约的成本很低,从而大大的增加了违约风险,违约风险在P2P网贷中尤为明显,缺乏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两者之间没有有力的对于违约者的有效处罚管理机制,使得承担信用贷款风险就小,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信用风险,使得互联网金融受到损害。个人信用信息被滥用,同样也会造成信用风险。一旦滥用用户的信用信息,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获取错误的用户信息,这将无法客观公正的对信用评估对象做出全面的评估而造成损失,因此要完善承担责任的主体机制,健全用户审核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
2.4 业务风险
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的服务较传统金融机构来说虚拟性更强,用户的全部业务操作几乎都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完成,这就大大增加了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营运风险。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平台用户对自己的信息有一定的隐藏,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很好的了解用户,不能通过用户来制定相对的决策,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而对于用户来说,互联网金融企业都是建立在虚拟网络上,用户不能确定服务质量以及服务的安全可靠程度,@就进一步加大了对互联网金融的业务风险。
2.5 法律风险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督管理,使得出现了许多监管上的空白,法律监管的缺失,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许多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近几年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人们可以借助网络来享用这些产品,但是相对发展速度快的互联网本身,规范其发展的法律法规就相对滞后,使得用户在互联网平台的交易缺乏有效的保障,出现问题后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问题,因此我国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给互联网金融提供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法律平台。
3 电子信息技术在互联网金融业风险管控中应用
3.1 促进了征信体系建立以及促进专业征信机构发展问题
我国的征信体系涉及面广泛,但是由于央行的征信数据不对外开放,各个数据机构缺乏沟通导致个人信用信息无法为互联网金融业提供依据,所以必需要完善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当今电子信息技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来全面、准确地收集个人信用信息来为互联网金融的信用问题提供依据。鉴于目前我国央行的征信系统还未对外开放,首先应该全面开放央行的征信系统,当然央行应该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建立一个完整、安全性好的征信系统,并且要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如今无线网覆盖广,4G网络也全面普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自己的信用信息,当然互联网金融业也可以迅速掌握其信息,有效的降低了交易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业的飞速发展,P2P网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兴也应运而生。其多是线上交易,及时了解交易双方信用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业征信机构的产生。征信机构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提供的“产品”对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至关重要,其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质量的好坏。
3.2 完善了第三方支付建设,有效监管了交易资金
由于互联网金融大多是通过网络来进行交易,交易双方在交易中难免有诸多担忧。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我们在淘宝上购买商品,肯定会遇到商品是否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其是否破损,商家不退款怎么办等问题。如何才能增强交易双方的信赖,在双方之间建立一个安全、诚信的机制?第三方支付的出现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完全基于电子信息技术,其服务快捷、方便、效率高、成本低。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提高了交易额,有效的保护了交易双方的权益以及降低的交易风险。但是第三方交易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其沉淀资金的监管不到位,有可能造成交易人资金损失,还有其支付功能安全性能不够高可能使黑客轻易盗走用户的网银,使用户损失惨重。所以,第三方支付应该利用好电子信息技术的优势来完善自己的平台,使其能为互联网金融提供更好的服务。
3.3 确保互联网金融信息的安全,防止信息泄露
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15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发生网络安全事件超过12万起,同比增长125.9%。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业出现的信息安全漏洞也逐年增多,所以,解决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题刻不容缓。对于互联网金融黑客频繁侵袭、系统漏洞、病毒木马攻击、用户信息泄露等问题,我国应该培养专门的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人才的培养,而且,应该尽快掌握电子信息技术的核心,使其为我国人民的信息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 结语
发展互联网金融是大势所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还属于一个新兴事物,正处成长阶段,我国除了要提供利于其发展的国内环境还要对其进行风险管控,要不断完善其风险监管机制。其多是网上交易,所以电子信息技术在其风险防控中也必不可少。由此可见,我国更要利用好电子信息技术来为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风险防控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汉君.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挑战[J].中国金融,2013(24).
[2]胡剑波,宋帅,石峰.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风险及其防范[J].征信,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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