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公共管理和社区媒体

新公共管理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角色进行了新的定位，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二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企业化政府是“政府再造”的重要特征，强调政府经济、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新公共服务”则是对前者的反思与超越，着重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这两种理论在讨论政府与社会关系时都引入了“企业”“中介组织”，以及“开辟新的对话和讨论渠道”等第三方组织概念。事实上，伴随着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基础上的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也急需第三方组织出面，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到稳定器、链接者和展示平台的作用。而在近年大量涌现出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中，脱胎于大众传播时代都市报母体单位、又与基层街区政府职能改革紧密嫁接的新型社区化媒体，因其在波浪式大幅度向前推进我国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中起到独特的展示平台、连接纽带和三角稳固的作用，俨然已成为功能高于任何私营或市场化NGO（非政府组织）的、具有公信力和凝聚力的新型第三方组织。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媒介发展现状，移动互联与自媒体兴起，使传统媒体的社会监督、公共利器等功能加快萎缩，这已是不争事实。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都市媒体已经或正在向媒介服务业快速转变。正如多年前都市化媒体的产生一样，在一片纸媒衰亡声中，以购买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主的媒介社区化竞争浪潮，又一次悄然到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先后对我国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广东、上海等地传统媒体做了调研后发现：至少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纸媒改革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政府买断的党媒公益化，二是以购买社会服务为主的媒介社区服务化。

媒介社区服务化，导致了社区媒介服务单位的诞生，完成了社区治理和传统纸媒的创新结合。媒介传播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回归与适时扩大，而不是异化。从这个角度，媒介社区化所反映的理论内核，与传统权威的新闻价值理论并不矛盾。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空前变革，使当今受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加便捷、愿望更加强烈，两者一经结合，便使传统媒介在客观上强化、彰显和复归了新闻价值理论中关于贴近、服务等部分的内容（其中公共监督功能，很大程度上被自媒体取代）。媒介社区化产生了各类社区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等在内的各类传统媒介都在借助移动互联等手段，实施进驻社区、终端营销的大量实践。社区报应运而生，这种针对特定区域的小众读者的（免费）纸媒，已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存在百年，只是近10年来才伴随着上述变革，被我国结合实际嫁接新生。社区报在中国的兴起，是传统媒体应对我国城市化快速布局和新媒体发展的自我变革，更是媒介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在信息化和后工业时代的自然融合，也是我国政府在基层管理创新实践上的必然需求，是未来基于全球化、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后，务实的、科学的政府治理观在当今时代的自然选择。

2013年5月22日，在继上海和广东等先发地区创新实验后，合肥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合肥晚报》，推出了安徽省也是整个中东部地区除上海外第一张专业社区报《滨湖新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合肥晚报》先后创办了11张社区报，并力争年内完成15张的布局任务。通过对该地11份社区报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合肥地区社区报在一年之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团队的创新和苦干外，更在于他们对于社区媒体与基层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尝试。为了更好地阐述社区媒体对创新社区管理的积极作用，笔者以《合肥晚报》创办的社区报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社区再造”中的社区媒体

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即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社区报运行模式与办报理念。《新闻晨报》《珠江时报》《合肥晚报》等开办的与真正街区合作、扎根基层的系列社区报，目前无论从肇始时间，还是从经营规模上，都集中代表了我国新型社区媒体的典范（笔者认为其他各大中城市都市媒体的所谓社区报或社区版，都是传统都市媒体的变种，而并非专业的社区媒体）。考察这几家社区报可知：他们最典型的运作模式就是与基层政府合作。虽然其中有少量社区报与部分企业通过赞助资金的形式开展，但这些企业不与报纸在运营上发生直接关系。各家社区报负责人的共同看法，是必须保证社区报内容的最终话语权在基层政府中。他们认为，社区媒体中的商业赞助，虽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微薄效益，但最终也是最安全的生命模式还是背靠基层政府。目前经验也已证明，与政府牵手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在办报理念上，不少基层政府负责人开始时还习惯性地按照传统报纸的做法来定位社区报，但做着做着，他们自己主动转变了观念。一些街道书记甚至坦诚表示：不要报道我们，要更多报道老百姓生活，让他们参与社区自治。

研究得知，各家社区报在与街区政府合办过程中，都秉承服务原则。报纸的直接经营者把社区报严格限定为非新闻纸，少数负责人甚至认为，现在的新闻哪还需要报纸传播？尤其是作为周报的社区报，在传播新闻上已不是强项。大家将社 区报定位为“关系纸”“链接纸”，明确其为政府与社会、居民之间建立联系的服务和中介功能，一张社区纸，把社区里人们的情感、需要和服务很贴近地链接起来。

借助媒体优势，提高管理效率。一是受众细分，有效传播。以《合肥晚报》为例，自2013年推出《滨湖新闻》《北城新闻》《老城新闻》等社区报以来，该报就利用社区报的高渗透率，信息传播的高贴近性，解读服务政策，反映百姓心声，进行舆论引导，有效畅通了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促进和加强了社区和谐建设。比如《老城新闻》曾对该市庐阳区推出的“一线为民工作法”做了跟踪报道，使群众对此有了深入了解，一些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政府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二是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一些谋求社区服务转型的传统媒体认为，政府基本行政事务之外的更多社会服务，理应交由第三方组织负责，由社会组织来整合各种服务资源。比如家庭紧急开锁，以往“牛皮癣”广告铺天盖地，老百姓不放心，政府很头疼，一家社区媒体就通过引入政府主管、统一认证的办法，拓展了经营空间，优化了政府服务。

三是与时俱进，搭建平台。《合肥晚报》《珠江时报》等专业社区报还从纸上到线下，通过广泛建设居民议事厅等，积极开辟对话渠道，帮助政府构建良好社区关系，扩大了居民表达权，发扬了社区民主。议事厅设在社区编辑部里，有专门编辑记者接待，倾听百姓心声，纸上成为社区报品牌栏目，线下也成为城市街区外宣的亮丽品牌。

“新公共服务”中的社区媒体

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

贴近服务。当前国内专业社区报都把“承担服务”当作自己的定位，强调“归属性和认同感”，这与社区建设中的“对人的关怀，变管理为服务”理念相契合。此外，社区报作为纸媒还可以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不仅将服务以新的方式传播，拓展服务的范围和公民的意识，而且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比如《合肥晚报》社区报在采编构架中规定，读者不仅是读者，也是作者；在自我定位中明确，社区报不仅是新闻纸，更是互动纸、关系纸；在甄选内容中，不仅要当社区“消息树”，更要当居民“百事通”。所以，社区报里类似“辖区大妈带你逛菜场”这样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篇幅。

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中，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从而实现增进邻里关系和管理身边事务的两大目的。《合肥晚报》社区报一年多实践以来，共举办了各类不同规模的活动200多场，如“社区狂欢节”“帮客志愿者”“社区植树节”“相亲交友会”等，促进了邻里互动，拉近了媒体、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社区报还主动承担责任，组织居民对社区事务开展多种形式的“参政议政”，比如长丰县下辖的《北城新闻》就曾通过举办“美好乡村请你回家看”活动，征求居民对社区建设的看法意见；同时，大量的以居民为主体组成的市民记者队伍，更是让社区报充分发挥了链接和调动居民的功能，社区民众直接成为报纸“主角”，真正实现了主动融入；大量的社区志愿者队伍诸如“合肥帮客”组织在社区报平台的凝聚和建设，甚至受到了团中央和安徽省文明办的高度重视，成为合肥一景，《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这种社区自助模式，认为其对构建人们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等大有裨益。

在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区（街道）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专家学者已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呈现出各种弊端，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单位制瓦解，邻里关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社区服务机构自身性质、组织结构、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局限。另外，社区事务本身又极其繁杂琐碎，触及各方利益，难以面面俱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社区报为主体的社区媒体参与社区管理创新，是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社区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和良好呈现。就目前国内社区媒体的定位和发展现状来说，社区报作为社区媒体对社区建设和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社区媒体的兴起，不仅仅是传统纸媒应对危机、寻求自我转型发展的探索创新，从本质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的必然产物。社区媒介不仅与“对人的关怀，变管理为服务”的社区管理理念相契合，还弥补了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不足，增添了社区活力，提高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在纸媒唱衰、媒体格局大变的今天，社区媒体与社会管理创新或社区管理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共赢，也给公共管理和传媒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与思考。

作者朱杲系《合肥晚报》编委、

篇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与绿色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编号：71173099）；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1-0228）

作者：梁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南京 210046

[摘 要]21世纪将是公民治理的时代，公民参与是公民治理的核心机制，在公民治理中处于主体和中心地位的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对公民治理成长之基本现状进行解析，接着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深入剖析影响社区中公民治理的重要因素。通过以上的分析本研究尝试探寻影响和制约社区中公民治理的真实图景及影响其发展的深层原因，期望可以为我国社区中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成长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公民治理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相当缓慢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公民治理模型和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更需要民主精神、民主观念和民主理念的培养，并使之深入人心。

[关键词]草根社区；公民治理；公民志愿精神；草根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054-06

“公民治理”一词在提出之后，在公共管理领域迅速传播。虽然对其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公民治理涉及选择与声音两个层面，选择即是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机会，而声音则重视地方主义与自我治理。[1]博克斯认为21世纪将是公民治理的时代，公民参与是公民治理的核心机制，在公民治理中处于主体和中心地位的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然而我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相当遥远和冗长的过程。期望本研究成果能够对目前我国城乡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的学术理论研究与草根民主的实践运行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研究背景与研究概况

（一）公民治理：公共参与及公民精神的强力复兴

未来社会的治理最终方向和目标就是公民治理，时下公民治理已然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流行词汇，许多学者都对公民治理的概念以及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非常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公民治理是什么这一概念并未达成根本性共识。一般认为公民治理中主要包含以下两个主要议题：第一是代表性（represent）；第二是掌舵（steer）。对于这两个议题的不同回答将形成公民治理的多种不同阐释。[2]福克斯所倡导的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如今成为公民治理发展的经典蓝本，“福克斯从其个人作为政府管理者的丰富经验出发，又结合其对于民主过程与公共行政的研究，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型，这种治理模型致力于服务公众，并且促进公共实务者的专业性发展。他承认自己所推崇的是一种地方政府管理的规范性设想，但是他坚持认为在全世界都逐渐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公民越来越愿意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3]

在公民治理实践中，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角色是确保公共政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为公民提供建议与技术支持，从而使公民成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成员之一。[4]在公民治理的过程中，普通公民不再是被动地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并且只是象征性地被公共部门咨询。相反，公民治理中的公民应该是一种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他们与政府享有同等重要的决策权力。[5]同时， 在公民治理过程中， 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 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的协调者， 充分促进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并且避免公共政策的破产。[6]

库珀等学者认为：“公共参与重新燃起学者们对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希望，其已经超越地区、民族、国家与网络社区的限制，当下的公民参与在不同的层次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而协商性与共同性的行为策略为达到公民为核心的公共管理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对于公民治理的实现，托克维尔曾对这种未来的治理发展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公民自发形成的志愿组织网络能够整合社会利益、表明个人需求与偏好、促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等。他将志愿组织视为公民身份与公共能力的训练场。[8]作为一种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抑或为了公民参与的切实实现，抑或为了公民精神的强力复兴，我们都有理由坚信，公民治理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实践积累，也唯有不断的组织性、自发性的自愿公共参与，公民治理的发展才能实现。

（二）我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正如博克斯――公民治理理论的倡导者所言，公民治理理论在基层社区层面上进行实践较为合适，原因在于其充分考虑了理论的现实可操作性。公民治理模型试图帮助我们创建真正的公民自治治理。公民治理理论受核心价值理念的深刻影响在当前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领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公民治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优势，与孕育与成长于目前我国城乡社区田野中的草根性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性民主的之间存在一定的契合与共性。社区治理理论随着公民治理的发展而小心翼翼地前行，其将公民治理传统价值的实现作为其最高责任，同时其也将公民参与和公民精神作为公民治理过程的重要部分。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 我国草根社区存在着公民治理的优势和实践空间， 但由于我国的悠久文化底蕴、政治传统和真实的草根社区治理模式同西方社会差异较大， 特别是在实现公民治理的主观基础方面（公民意识、公民能力、公民志愿精神等）和制度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因而我国草根社区实现真实的公民治理还面临诸多障碍和困境。本文即对中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的真实民主图景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并对深入影响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的深入主观因素进行深度剖析，挖掘和考量公民治理成长中重要的阻滞因素。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的三城市实证调查为基础考察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现状。在我国，随着民主政治改革的深入，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得到了较大地提升，公民治理开始从理论逐渐走向实践，尤其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长三角地区的诸多城市，如上海、杭州等，“公民治理”逐渐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三个城市社区中真实草根民主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深度考察，可以对中国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成长的真实图景窥见一斑。

（三）研究概况与研究设计

当前国内很多学者较为关注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成长之路径与方向，而对公民治理孕育、成长与发展的真实场域和公共空间的深入研究则相对较少；更多是囿于抽象思辨和极为宏观的理论预设与分析，或者对中国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之中的种种问题深表隐忧。对于在各方面都领先的长三角地区的这几个城市，在我们身边的民主意识、民主理念与草根民主建设是否就进行得彻底深入呢？当前我国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的成长现状距实现博克斯笔下理想的公民治理模型是否遥不可及？根据这两次延续性调查的数据和访谈资料，本文尝试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社区中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成长之现状进行深入解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先后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和杭州三个城市进行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首先从被调查城市中抽取区（县），然后从区（县）中抽取街道（乡镇），接下来再从街道（乡镇）中抽取居（村）委会。接着，在居（村）委会中抽取被调查的居民户样本时则主要采用系统（等距）抽样法。最后，从居民户中抽被调查人，抽取生日距8月1号最近的那个人作为调查对象。整个调查过程共发放2000份问卷，回收1611份问卷，达80.5%的回收率；经过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剔除46份废问卷，最后剩1565份有效问卷，达78.3%的有效回收率。 同时本文中少量的数据资料来自于2008年笔者在南京市进行的调查。2008年调查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抽样过程中结合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等距）抽样法、间隔随机抽样与户内抽样法。总共发放1000份问卷，最后回收776份，达77.6%的回收率；在此基础剔除68份废问卷，最后剩708份有效问卷，达70.8%的有效回收率。

二、草根社区中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

在社区中，创建公民自主治理需要关注公民参与的动力问题。那些批判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当社区存在不同利益时，公众常常不能意识到公共政策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他们生活的意涵，为了保证有关的政策议题决策的高质量，公民必须能够拥有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且参与审慎的、深思熟虑的决策，这个过程是公开的、公民是受欢迎的和充分知情的，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有价值，而不管其身份或地位如何。[9]公民治理的要素包括：公民协调委员会、公民理事会和帮助者。公民协调委员会即将民选管理局从“中心决策者”角色转变为“公民协调者”角色。重新界定管理当局的责任，从决定大多数政策议题到将政策议题委托给公民理事会，听取他们的建议，肯定或修正他们的工作，以适应社区发展的整体目标。[10]

在我国城乡社区中，与公民协调委员会和公民理事会这类自治组织比较接近的是居（村）委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然而，这些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治理模型中所描述的自治组织的角色仍然相差较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居（村）委会逐渐由建国之初的基层群众自我管理性质的自治组织向具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化色彩的基层“行政组织”转变。在公民治理的实践中，对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和居民自治的制度完善和健康发展而言，保持和激励居民参与社区选举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至关重要。本次调查中，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一说法，37.8%与15.6%的被调查的社区居民认为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将近一半的社区公民选择“无所谓”、“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这类情形很像博克斯所描述的，“只有决策到了至关重要，至少是直接影响公众自身利益时，社区居民才会参加此类会议。”[11]

在博克斯描述的公民治理模型中，公民理事会是指建立公民咨询委员会，来协助地方政府执行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能，如警务、消防、公共设施、公共工作、公园、娱乐设施和社会服务。在大型管辖区内，将这些广泛的功能分解为多个分支领域，并在每一个分支领域建立相应的公民理事会。[12] 在我国，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又一新的组织形式。随着住宅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是单位住房的租客，而是房屋物业的所有人，他们开始要求自主地决定社区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便应运而生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本次调查中，对于“如果社区要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讨论社区公共房产出租问题，我很愿意参加”这种说法，分别有6.8%和16.2%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3.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这表明，近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参加社区召开的业主委员会会议的意愿并不是很强，这与公民治理模型中的公民理事会所要求的积极公民治理精神似乎仍有较大差距。

博克斯指出，“提升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性，迫切需要民众与代议者和职业者一道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从讨论如何选择行动开始，到制定公共项目的政策，再到公共项目执行中的行政管理。最后在可见的绩效结果基础上进行改革。”[13]而社区中公民治理最为直接而具体的表征就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各类社会政策。当问到居民是否同意“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为社区尽一份力”这种说法时，居民表示“不太同意” 或“很不同意”占22.5%，选择“无所谓”的占19.1%，表示“非常同意” 与“比较同意”的分别是9.9%与48.5%。对于“我会主动关心社区的重大措施（如创建文明社区等）”这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的居民有13.1%，表示“不太同意”有14.2%，表示“无所谓”的有16.2%。而对于“我必须多了解社区的各项社会政策，参与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这一说法，选择“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 的比例达3.8%和18.3%，表示“无所谓”的居民占33.2%。

公民治理模型中积极参与者关心社区的发展，希望自己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持续的影响。而本次调查中对于“我对社区的民主改革提出的建议越多，对社区民主成长作用越大”这种说法，分别有16%和3.6%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2.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个问题，居民表示“很不同意”的有4.9%，表示“不太同意”有31.2%，表示“无所谓”的有12.1%。而对于“经过社区共同决定的事，我虽然不喜欢，但也应该遵守”这个问题，分别有18%与6.4%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22.2%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当问到居民对于“参与社区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支持社区建设”这一问题，18.4%的社区居民与2.2%的社区居民选择“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20.5%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表示“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居民分别有46.5%与12.3%。

King，Cheryl S.等学者指出，参与是公民个体成为人民一分子的必要机会，是对社会应尽义务的一部分。行政人员认识到参与的必要性，但未能找到使公众恰当地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方法。[14]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对公民治理中的各项事务部分公民缺乏积极参与的热情。尽管当前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正从动员型参与向自治型参与转变，然而部分社区公民的积极参与仍比较欠缺。就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被看做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民主参与的本质是自治，偏离了本质规定性的自治性，进而使得公民积极参与丧失了参与式民主的本性。20世纪以来，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改革，长三角地区的这三个城市的地方治理逐步由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向自治型治理转变，然而，以上的分析也同样显示，相当一部分社区居民仍然缺乏自治型参与意识，而且多数居民对于社区中的社会事务与社会政策的参与意识仍然十分缺乏，这种现实与公民治理的理论要求相差甚远。

三、公民志愿精神的孱弱：公民治理成长中重要的阻滞因素

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所谓公民文化消亡的时代，人们志愿的政治参与活动水平却没有下降。[15]一些研究甚至指出，每年有60%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公民治理与公民自治理念以及公民志愿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它寄期望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公共政策中更多地体现自己的作用。社群主义者将坚持追逐公共利益视为公民的一种美德，这种为公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就是公民志愿精神。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其自身所具备的政治责任和义务的自我认识程度较低，缺乏志愿参与治理的精神与自治意识，则难以充分运用和行使公民资格和公民治理所赋予的各种权利。

对于公民志愿精神与公民治理之间存在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可以从Logistic回归分析中体现。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与“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的评价对公民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看法的影响进行分析， 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表1 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

在以上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 63.471倍（e4.151=63.471，P

而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的5.611倍（e1.725=5.611，P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 “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的认同度越低，公民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低。相反，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的认同度越高，则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表明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 “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的评价越高，公民治理的意愿与意识也越强，反之亦然。

“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都是对于公民利他性志愿精神的测量。由此可见，公民的志愿精神对于公民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2008年的调查中，对于 “ 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为社区尽一份力”、“我会毫不犹豫地为社区的一项公益活动捐助一些钱”等说法，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都认为同意。由此可见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具有比较强的参与意愿，社区居民中的志愿精神正处于孕育和成长中，然而对于较大部分社区居民而言，在参与意识方面依然存在较强的被动性和依赖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缺乏足够的热情度。接着对实际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进行解析，对于“您是否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这一问题，公民选择 “没有参加过”的比例高达53.1%，社区居民选择“参加过”的比例为46.9%。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没有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这表明尽管有一部分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识与志愿精神正在成长之中，但是实际参与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居民志愿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现实差异。以上的分析表明，当前被调查居民的志愿精神与自治意识仍比较孱弱，而公民志愿精神与公民自治意识的淡薄又是公民治理及我国草根民主发育不成熟的最为深刻的原因。

四、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真实与遥远的草根民主

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是什么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持续发展的问题，人们对此不断地进行探询、实验、改革和争论。[16]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准许每个公民甚至弱势群体――虽然每位公民在教育程度、精神面貌、智力和秉性等方面各不相同，对于社区乡村的社会政策过程与公共事务都平等而自由地参与，并积极治理这些公共事务和政策。然而本文的深入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则表明，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依然在孕育成长之中，离真实的民主图景依然漫长而遥远。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在草根社区的公民治理实践中，社区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缺乏自治型参与意识，而且多数居民对于社区中的社会事务与社会政策的参与意识仍然十分缺乏。对于 “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如果社区要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讨论社区公共房产出租问题，我很愿意参加” “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每位社区居民都应积极参与为社区尽一份力”“对于社区的重大措施（如创建文明社区等）我会主动关心”等说法，相当一部分社区居民仍然表示不赞同或态度模糊。深层的解析可以发现，甚至有很多公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并未将自身看作国家的主人，而是依然受延续千年的“臣民意识”影响，对于国家和社区中的各种事务缺乏参与和关心、缺乏足够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也必然使许多公民普遍缺乏权利和参与意识，忽视了很多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以上分析表明我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现状与公民治理已有蓬勃发展的迹象，然而离真实与充分的公民治理民主图景依然相差较远。

进一步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则表明，草根社区中公民的志愿精神对于公民治理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居民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居民志愿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现实差异。因而以上的分析表明，当前被调查居民的志愿精神与自治意识仍比较孱弱，而公民志愿精神与公民自治意识的淡薄又是公民治理及我国草根民主发育不成熟的最为深刻的原因。

（二）与国内相关研究的区别与研究贡献

国内关于公民治理的相关研究，笔者搜索中国知网相关的论文20余篇，较有代表性的如史云贵的《中国基层社会践行公民治理的障碍及可行性路径探析》、黄显中《双轨模式：共和行政的制度建构――公民治理模型再造》等，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单纯理论和逻辑思辨层面对公民治理的现在与实践路径等进行探讨。当前国内对于公民治理成长与发展的真实图景的深入规范的实证调查研究的成果仍较少。

本研究通过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具有特色和代表意义的城市即南京、上海和杭州的深入调查，从严格与规范的实证调查的角度对中国草根社区中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影响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发展的因素进行剖析。这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公民治理的实践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公民治理在草根社区层面的规范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微观层面的真实公民治理实践的探索与研究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意义。

（三）相关讨论与研究展望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教育和培养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依然非常重视，将培养公民意识看作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建设工程之一，以此加强巩固相应的社会制度，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本文Logistic回归分析也表明，公民的志愿精神对于公民治理有深远的影响。由此观之，对长三角地区这三个城市的政府来讲，需要在全市以及农村地区对志愿精神与志愿理念进行宣传和普及，加大“长三角地区社区志愿者培训基地”的培训设施建设，对社区志愿者在培训实践中自主掌握志愿服务的理念与技巧，提供体验、活动、训练的公共空间。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非营利性社区服务机构和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建立治安巡逻队与业余培训学校以及业主委员会，举办健康、家庭生活、法律、青少年教育等知识讲座，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招募成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并吸纳社区居民中的专业人才，帮助社区弱势群体，充分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和价值，吸纳社会闲散资源到社区活动中来。此外，更加注重培育公民意识，尤其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义务意识、选举意识、监督意识等。

在社会公共治理不断演进的今天，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传统的政府中心与市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性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17]合作性的治理模式将担负起人类社会应对复杂性议题的重要责任。[18]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将会赋予公共社会新的生长空间，其中以合作治理为核心议题的现代治理模式正在成为当代世界治理模式变革的新趋势。[19]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志愿部门的合作。不同部门之间伙伴关系的重塑正在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开启新的景象。[20]而在公共生活的集中地――社区，合作治理的轮廓正在变得更加清晰，社区治理不再将公众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咨询者，而是将公众看作真实的决策参与者， 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不再是政府的垄断性事务， 公民也将对公共问题的界定以及解决产生直接性的影响。 [21]社区田野之间的公民治理民主图景的走向将决定于公民治理自身的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民主价值。然而，公民治理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相当缓慢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公民治理模型和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更需要民主精神、民主观念和民主理念的培养，并使之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2]Simmons， R.， Birchall， J.， Doheny， S.， & Powell， M.. “Citizen governance” Opportunities for Inclusivity in Policy and Policy Making. Policy & Politics， 2007，35 （3）.

[3][4]Richard， C. B. Citizen Governance： 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 x.

[5]Ansell， C.， &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 18.

[6][7][8]Cooper， T. L.， Bryer， T. A. & Meek， J. W. Citizen-centered Collaboration Public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66 （1）.

[9][10][11][12] [13] [美]理查德・C ・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2， 138， 43，138，19.

Richard C. Box.Citizen Governance：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2005. p132， p138， p43， p138， p19.

[14][16]King， Cheryl S.， Kathryn M. Feltey and Bridget O’Neill Susel. The Question of Participation： Toward Authentic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8， 58（4）.

[15]Morin，Richard. Don’t Waste the Volunteers’ Time. The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 2000-05-18.

[17]Imperial， M. T.. Using Collaboration as A Governance Strategy： Lessons from Six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5， 37.

[18]Ansell， C.， &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 18.

[19]Edelendos， J.， & Teisman， G. 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n the Edge of Project and Process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Dutch Practice： the Sijtwende Spatial Development Project.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08， 26.

[20][21]Keast， R.， Brown， K.， & Mandell， M.. Getting the Right Mix： Unpacking Integration Meanings and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10 （1）.

“Civic Governance”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ies：

the Real and Distant Grass-roots Democratic Landscape

Liang Ying

[Abstract]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the era of civic governanc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the core mechanisms of citizen governance. Citizens at the Centre status in civic governance， equipped with modern citizenship and sound citizenship.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three cities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to resolve the basic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ivil governance， then analyzes in-depth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ivic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by the use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al picture that impacts and restricts citizen governance in the community and underlying causes that affect its development， hoping for providing a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ivic governance and the growth of grass-roots democratic in our community.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governance is bound to be a slow and lengthy process， needs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oth civil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system and， more in need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democratic values and culture of democratic ideas， and make it popular.

篇3

“五五”普法启动以来，我省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目标要求，不断推进“五五”普法目标任务的落实。

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长效机制。各级党委、政府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列入主要议事日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政协监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2006年以来，各级各部门投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4100余万元；开展普法骨干培训5600余场次，培训骨干40余万人；普法讲师团开展宣讲5万余场次，受教育群众达380余万人；建设普法网37个；建有法律图书角7456个；法制宣传栏19479个；法制公园9个；全省许多地方已建立农村法制夜校、社区居民法律学校、社区法律服务中心、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基地、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等。

积极开展送法进机关，提高公务员依法执政、依法办事和公正司法能力。2007年，我省组织开展全省干部学法用法统一考试，参考人数71万人。2009年，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百名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百个学法用法示范机关”评选表彰活动。全省各级各部门通过组织广大公务员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参加培训及各种形式的学法活动，初步建立起公务员学法培训、考试考核、登记备案等制度，增强了公务员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广泛开展法律进乡村，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全省各地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积极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黔西南州2008年投入100万元，对全州4668名村干部进行培训；六盘水市每年举办“农行杯”农民法律知识竞赛；贵阳市开展一户一本法律书籍、一户一个法律明白人的“两个一”工程；黔东南州组建普法骨干宣讲团，开展“送法进乡村、进家庭”活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展“整村推进”普法模式。同时，各地将农村普法与“民主法治示范村”、“平安村”、“平安家庭”等创建以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和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

扎实开展送法进社区，促进和谐社区建设。2008年初，省依法治省办、省司法厅在安顺市西秀区组织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各地充分发挥司法助理员、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社区普法积极分子的作用，深入社区定期开展培训、举办法制讲座、开设法制宣传栏、举行社区法律知识竞赛、提供法律服务等，帮助社区建立和完善社区管理制度，推动社区法治建设。

大力开展送法进学校，建设依法治国的希望工程。各学校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制定课程安排，开展以学校为主阵地的法制宣传教育。各地为各中小学校配备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积极到学校上法制课，举办法制讲座，组织观看法制电影，开展法律知识竞赛，举办模拟法庭等活动，使青少年了解法律，增强法律意识。

切实开展送法进企业，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2007年4月，省依法治省办到贵州茅台酒厂开展《物权法》专题讲座及“送法进企业”活动；2009年4月，省司法厅、省依法治省办、省国资委到盘江煤电(集团)公司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各地根据《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的意见》，采取举办培训、讲座、法制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

篇4

关键词：合作治理；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1-132 -03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大量的社会事务与公共问题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政府不再是全能的，政府无法成为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唯一治理者，需要其他主体的介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一、合作治理的必要性

在当今社会，伴随社会权力的扩散和边界的模糊，许多公共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区性的空间，传统的政府官僚体制完全不能适应复杂的、迅速变化时代的要求。等级森严的官僚制遵行命令—服从体系，内向的文化导向以及“重执行“的特征使其很难适应跨部门、跨组织解决问题的需要。人口流动、社会多元化、问题复杂化挑战传统简单的问题解决方式，普遍化的问题解决机制被具体化的解决途径所取代。转型时期的中国，复杂的管理对象，落后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变化的内部、外部关系使社会不确定性、公共问题与社会风险增加。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意味着对新的秩序的内在要求。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人类公共事务的本质表现为合作秩序。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治理将更适合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对于新秩序的要求。

关于合作治理的定义，学者们给了不同的界定。学者陈华认为：合作治理是政府为了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而与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甚至与私人组织和普通公众开展的、意义更为广泛的合作。Bardach将合作治理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机构通过合作的、而非独立的行为以促进公共价值实现的共同活动”。Peters则对“合作治理”的内涵做了如下的描述：合作治理涉及两个主体，其中一个主体是政府部门；合作治理的每一个主体都有权为自己的利益争辩；合作治理是一种相对长期持久、稳定的关系；合作治理的每一个主体都为合作结果做贡献；合作治理的每一个主体都要为结果承担责任。

二、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逻辑

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都把非营利组织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这种选择具有必然性。

（一）非营利组织自身的优越性

政府与营利性组织的合作并不能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人性当中有利他主义的情结，非营利组织从提高他人的满足中同时满足了自己，通过志愿活动将其组织及组织成员个人资源效用最大化，同时在参与社会活动，与他人互动及对组织、社区、工作环境的奉献中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非营利组织在本质上是一种志愿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以实现追求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和谐发展的目标。这一点与营利性组织的动机与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非营利组织“非分配”约束的原则却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对公共价值的追求。

（二）资源相互依赖理论

Emerson在1962年提出了权力影响相互关系（reciprocal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理论公式：　Pab=Dba　或者Pba=Dab。这个等式即意味着：组织A对B的权力影响（Power）等于组织B对A的依赖（Dependence），反之亦然。可见，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权力影响是基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依赖，而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权力影响则基于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依赖。这种关系可用如下等式表述：Psn=Dns，　Pns=　Dsn（P表示权力，D表示依赖，　s表示国家政府，n表示非营利组织）。Dns（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和Dsn（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依赖）理论模型的建立促进了资源相互依赖（resource　inter-dependence）理论的产生。Saidel　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单方面的顺从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由于它们都掌握着某些重要的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可以被界定为任何有形的、无形的，在组织间进行交换的价值体。对非营利组织而言，与政府的合作有助于其获取资金与捐助等解决公共问题的相关资源。国际研究数据表明，非营利组织收入的大部分来之政府公共财政资源，其中欧洲、日本、中国香港的非营利组织收入的40%～70%、45%、70%～80%都来源于政府公共财政。可见，非营利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是非营利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

（三）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实践创新

中国政府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1995年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管理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开启了“罗山会馆”模式，打破了以往依靠政府单方面管理的模式。2003年以来，上海、北京、无锡、浙江、广东等地政府纷纷向民间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涉及教育、公共卫生和艾滋病防治、扶贫、养老、残疾人服务、社区发展、社区矫正、文化、城市规划、公民教育、环保、政策咨询等领域。近年来伴随科学发展观、社会管理等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我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内容正不断扩大、丰富，这将有效地缓解突出的社会矛盾。

三、案例及其分析

（一）案例：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

“爱弥尔”于2000年在长沙市民政局注册成立，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该机构坚持以服务智障人士为主导，以“助人自助”为服务理念。统计表明，到2007年12月末，“爱弥尔”已为966位智障人士在教育、康复、就业等方面提供服务；同时已为湖南52家民间机构、共92人次提供了能力建设培训；为120位社工系毕业生提供了督导服务；帮助湖南4家民间机构得到基金会项目赠款。“爱弥尔”的成绩已经获得了民众和政府的广泛认同。

在创立初期，“政府部门与“爱弥尔”之间缺乏相互了解，没有形成相互信任的基础，一度存在着微妙的对立关系。部分政府官员甚至对“爱弥尔”采取排斥态度，片面地认为民间组织就是来找政府要资金与物资的，对“爱弥尔”的到访不理不睬。2003年“爱弥尔”主管机构的个别领导表示，“爱弥尔”有煽动家长投诉的嫌疑，并在当年度不予发放康复经费。“爱弥尔”工作人员去机关办理事情时，他们也采取不见、推诿或者干脆不办理的方式对待，这使“爱弥尔”和政府关系陷入了僵持状态。

2004年，郑则仕主演的《肥猫寻亲记》到长沙宣传。得知消息后，“爱弥尔”立刻和主办方联系，希望能够和郑则士做个互动活动，并把智障孩子做的手工礼物送给他，得到了郑则仕先生的同意。见面会异常热烈，孩子们见到了生活中的“肥猫”都特别开心，大声喊道：“肥猫肥猫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通过这一活动，郑则仕看到长沙也有为智障人士服务的机构，大为感动，提议由主办方牵头做个筹款活动。见此契机，“爱弥尔”立即提议，为了把活动影响力做大，希望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参与。郑则仕先生采纳了“爱弥尔”的建议。2004年8月，由长沙市企业、媒体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大型筹款晚会在家润多广场如期举办，共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此次活动的开展让政府相关部门了解了“爱弥尔”的外展能力，从而十分自然地缓和了与“爱弥尔”的关系。此后，“爱弥尔”采取定期汇报、定期拜访、展开联谊等工作方式与政府部门互动，让政府全面了解“爱弥尔”的工作。

政府与“爱弥尔”在援助社会弱势群体上都有共同的良好愿望。有了这种开放姿态和接纳态度，“爱弥尔”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有了转变，而且内容丰富充实。爱弥尔”举办的各种交流会和决策会议经常邀请政府部门参与，逐步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组织资源共享、交流互动、发展共荣的格局。2007年，“爱弥尔”主动邀请市里三位领导赴香港“明爱”考察香港智障人士社区就业情况，从香港回来后，这些政府官员感受深刻。香港实践证明，单凭政府力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是世界发展的趋势。这使得政府部门的观念发生了质的转变。他们愿意借鉴香港的经验，尝试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正是在政府部门新的理念指导下，2008年，长沙市天心区政府与“爱弥尔”达成了合作创建“怡智家园”意向，标志着政府购买“爱弥尔”提供的民间服务的开始。“爱弥尔”迈出了与政府部门合作的新步伐。

（二）案例分析结论

1、政府部门的认识与看法

建立良好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管理必须让政府部门对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有正确的认识与看法。随着我国社会问题越趋复杂化，政府部门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增强，社会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非营利组织要充分利用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有意识地影响政府部门的观念，使政府部门愿意积极寻求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2、非营利组织自身专业能力建设

非营利组织自身专业能力提高是政府——非营利组织合作的一个前提条件。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决策面对很多选项，政府部门的价值导向与非营利组织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要赢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必须要在内部管理、财务、人力资源以及设施完善等方面提高自身的能力，以专业有效的服务赢得政府的信任与合作。

3、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建设

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活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很多非营利组织面临捐赠收入下降、竞争激烈的严峻形势，便开始思考组织的发展方向等问题。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活动有助于增进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了解与认可。“爱弥尔”采取多种沟通方式与政府逐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爱弥尔”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此外，“爱弥尔”还巧妙地利用名人效应与社会全方位互动，增加了该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使更多的人了解、接触组织，进而接受组织，扩大了组织的社会影响，为社会、政府接受这些组织奠定了基础。

我们必须看到在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才刚刚起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或偶然性，一次事件可能就会造成双方合作的破裂，个别政府人员的看法可能都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但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世界范围内的新公共服务的兴起都要求中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做好必要的准备，走向合作治理。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陈华.吸纳与合作——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社会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Peters　B 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J　Pierre.　Partnerships　in　Urban　Governance[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8.

[4]Emerson，　Richard　H.“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2，27（2）：31-41.

[5]Judith　R.　Saidel，　Resource　interdepen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1，51（6）：543-553.

[6]Salamon　L　M，　Anheier　H　K.　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J].Voluntas，　1998，（9）：213-248.

[7]　保罗·斯特里滕.非政府组织与发展[A].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篇5

一、一致思维看法，实在加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本年以来，市委、市当局延续召开新型城镇化建立任务会议，听取各县区关于城镇化任务的专题报告请示。近日，市当局又下发告诉，在9月份要对全市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任务进行现场观摩。这些都阐明，市委、市委当局对新型城镇化建立极端注重，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开展决计坚决，加速新型城镇化、建立新型乡村社区的军号曾经吹响。全县各级各部分必然要进步政治灵敏性，一致思维看法，实在加强加速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加速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完全契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力，表现了科学开展观的要求，真正适应了农人群众过上更好生涯的新等待，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起首，这是统筹城乡开展、改善乡村民生的准确选择。近年来，各乡镇、各部分在推进新乡村建立中加大了公共效劳设备建立力度，乡村总面子貌、农人生涯质量获得必然改善。但因为以村为单位涣散投入、部分各自为战，不只成效不敷分明，还形成了资本的糜费。新型乡村社区建立，不是村村搞建立，不是就村建村，而是在更大局限、更高条理上整合城乡资本，推进农人寓居由涣散向集中改变、平房向楼房改变、村庄向社区改变，推进生齿向城镇集中、财产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划运营集中，加速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历程。完成这一目的的有用途径，就是加速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然后彻底改善农人寓居生涯前提，明显进步乡村公共效劳程度，高程度推进新乡村建立和城乡交融开展。其次，这是破解地盘制约瓶颈、完成集约节省开展的有用路子。当时经济社会开展的一大瓶颈就是地盘制约、空间受限。一方面地盘资本紧缺，耕地红线又必需守住；另一方面很多空心村、闲暇农房宅基地闲置，有的还在进行糜费性建立。处理这一矛盾，最直接、最实际的路子就是加速空心村旧村革新、合村并点建立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经过城乡建立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盘活乡村建立用地存量，可以有用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历程中建立用地需求，走出一条以地生财兴业的新路子。第三，这是增投入、扩内需、保增进的严重时机。扩展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乡村，乡村消费的最大投资是住房建立。跟着收入程度和经济积聚的稳步进步，广阔农人对改善寓居情况、进步生涯质量的愿望越来越急迫。国度和省市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发明了有利前提、供应了有力支撑。据剖析，每年建立1万户乡村住房，就可拉动投资10亿元，然后发生宏大的市场需求，带动相关财产的开展，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微弱引擎。本年5月份，市当局下发了《市2011年城镇化建立开展目的》。提出要积极推进中间镇建立，支撑根底好、财产优的中间镇领先开展成为小城市，支撑15个重点镇加速开展；推进新型乡村社区建立，领先推进财产集聚区、城市新区和中间城市近郊区村庄革新，建立50个乡村新型社区。明白提出把加速建立新型乡村社区作为统筹城乡开展、推进新乡村建立的主要抓手。可以说，上级有政策、开展有需求、群众有等待。这些任务迟早要抓，晚抓不如早抓，争先一步事半功倍，损失时机懊悔莫及。人人必然要从推进科学开展、促进社会调和的高度，从对峙以报酬本、践行为民主旨的高度，进一步一致思维、进步看法，抢抓时机、立异政策，加鼎力度、扎实推进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跃上新台阶。

二、明白目的义务，掌握任务重点

镇要以生态旅行开展为目的，打造特征彰显的温泉休闲名镇。马栏镇要依托财产集聚区，沿S219构成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镇区首要经济综合开展带。张桥乡要建成功用完全、设备齐备、情况美好、市场昌盛的调和宜居城镇。其异乡镇的镇区和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任务也要依照要求，每一个乡镇都要确定一个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试点，高起点规划，高规范建立。在此根底上，本年，全县要启动12个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试点；2012年，启动24个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试点；争夺到2015年，建成50个新型乡村社区；争夺到2020年，全县90%以上的村庄根本构成结构合、城乡协调、设备配套、整洁美好、特征光鲜的可继续开展。各乡镇、各单元要做好打耐久战、攻坚战的预备。关于9个观摩点，要发扬“5+2”、“白加黑”、“雨加晴”的作风，明白建立规范和完成时限，执行包保责任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进落实，确保按规范要乞降工夫节点完成攻坚义务，包管在观摩运动中展现出优越的形象。任务中，要重点掌握好以下四个要点：

一要抓紧规划结构。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规划，要与城市总体规划、新一轮地盘应用总体规划、镇村系统规划有机联接，与农田维护、生态修养、根底设备、财产开展等空间结构严密连系，同步规划，一步到位，合理确定中间村的区位、规划和结构，合理确定合村并点社区的村庄搬家时序。依照市当局要求，抓紧工夫完成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规划、县域村镇系统规划和具体规划，县城镇化任务指导小组将组织规划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未完成的，要予以传递批判。要对峙高起点、高规范、高质量，把乡村社区一个点一个点地规划好、设计好、建立好，确保本年全县新型社区悉数建成新乡村建立的亮点工程、精品工程。规划编制中要对峙适度超前的准则，在选点结构、户型设计、根底和公共设备配套方面，思索农人的实践需求，合理确定农房建立规范和抗震品级，指导农人建立结构合理、功用完全、平安适用、经济美观的“百年房屋”。规整齐经确定，要严厉执行，实在维护其严厉性，确保新型乡村社区建立的有序进行。3个中间镇和6个新型乡村社区观摩点要抓紧工夫编制完美规划，规划方案悉数上规委会核定，依照工夫节点完成义务。没有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观摩义务的乡镇，也要及早经营，每个乡镇都要确定一个经济根底好、群众志愿激烈的村作为新型乡村建立试点，抓紧与规划部分接头，编制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成新型乡村社区的亮点，构成优越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进全县新型乡村社区建立任务扎实展开。

二要严厉建立规范。新型乡村社区建立必需以优化地盘资本装备、强化集约节省用地、进步农人生涯质量为目的。县当局下发的《关于增强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任务的施行定见》，明白了新型社区建立的规范，这是社区建立的硬杠杠。要在科学规划指点下规划开拓、配套建立，把节地、节能、环保要求贯串建立的全进程。社区房屋要向高层开展，尽量少占地。集中寓居社区要与社区根底设备、效劳中间配套建立，同步推进，一步到位，搞好路途硬化，施行绿化美化，完美供排水管线，有前提的要装备管道供气、集中供热设备，综合装备科教文卫、治安、社保、出产生涯材料超市等便民利民效劳设备。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应严厉执行“村庄建立规划答应证”准则，对未获得“村庄建立规划答应证”或未依照“村庄建立规划答应证”规则进行建立的，由乡（镇）人民当局责令中止建立，限日矫正，过期不矫正的予以撤除。

三要增强情况整治。当前，我县大局部城镇治理掉队，城镇情况差。乱停乱放、不合法营运、交通梗塞、马路市场、占道运营、乱堆乱放、乱扯乱挂、乱泼乱倒等景象到处可见。以上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全市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观摩任务，有损于花木大县、旅行强县、生态美县、宜居花城的称号。要鼎力展开城镇和新型乡村社区的情况综合整治任务，连系文明城市创立任务，对峙建管偏重、建管联接、以管促建，在对城镇和新型乡村社区进行集中整治的根底上，树立城镇治理长效机制，从基本上改善交通拥堵、占道运营、乱倒渣滓等凸起问题，彻底改动脏、乱、差、堵的情况，营建美好调和的人居情况。把每一个乡镇和新型乡村社区都打形成新型城镇化的样板，每一个观摩点都是展现花都形象的窗口。

四要尊敬群众志愿。农人是新型乡村社区的主体。要对峙群众自愿、按部就班、统筹统筹、积极稳妥的准则，不克不及为了民生惹民怨，确保不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影响不变的事情。对峙当局统筹、政策指导、市场运作，积极探究新路子，吸引房地产开拓、工程设计、施工和其他企事业单元参加，构成多元化投入建立格式。要把安顿任务放在首要地位，除有非凡要求的村镇拆迁，最好是先安顿后拆迁，以降低本钱，确保群众生涯不因拆迁遭到影响。各乡镇和村根底前提、开展程度分歧，必需分类指点、梯次推进，成熟一批建立一批，不搞一刀切。要凸起重点、先易后难，从物质根底较好、底层班子较强的当地动手，但凡具有前提的，优先启动合村并点建立集中寓居大社区，同步配套建立根底设备和社区效劳中间，一步到位完成乡村变社区；暂不具有前提的，要依照合村并点规划，先启动中间村建立，还把面向各村的效劳资本整合起来，建立功用完全、设备完美的社区效劳中间，为逐渐搬家兼并发明前提；暂未列入示范点的村，也要先从根底任务抓起，搞好情况综合整治和农人必需的配套效劳。

三、增强组织指导，狠抓任务落实

篇6

一、进步思维看法，进一步加强二期项目建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系统二期项目建立是市委、市当局2010年为民处理的十件实事之一。市委、市当局对上一年一期项目建立以及试运转的成效，是充沛一定的。但在一定成果的还，我们必需清醒地看法到，我市数字化城市治理平台离新期间城市治理的要求，还存在必然差距，需进一步扩展平台掩盖面，提拔治理使用程度，健全处置机制和完美审核办法等等。因为我市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形式在全国照样第一家，没有经历可借鉴，还人才匮乏，这是当时最令人感应头痛的问题。不只在我市，在国内也遍及存在这个问题。上一年交警支队在建立交通治理系统的时分，我们到北京去抽取专家，后果国度层面专家库里都就没有单列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关于以上这些问题，但愿人人在二期建立的时分高度注重，要依照市委、市当局的一致摆设和相关要求，不时完美和立异，进一步提拔我市城市治理程度。

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建立是市委、市当局提拔我市公共效劳才能的主要义务。城市治理作为一项主要的当局本能机能,作为一种构建城市情况、提拔城市竞争力的有用伎俩,其主要性日渐凸现。当时，现代城市的开展，大大加剧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对城市治理的程度和效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跟着影响现代城市开展的要素趋势综合性，城市运转中各类要素相互制约和综合影响，使得现代城市治理的内容打破了本来“小城管”的内容，不只仅触及到市容情况、园林绿化、市政路途、公共交通、供水供气、路灯等等，但凡为包管城市正常运转、供应效劳或能够影响城市运转的部分行业，我们都应该把他们作为城市治理的局限和根本范围。别的，城市治理要素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决议了当时准确精密治理城市成为趋向，城市治理开展趋向逐渐从定性治理转向定量治理，治理效率的凹凸越来越依靠于治理数字化。量化治理、量化计算、量化剖析、量化规范成为处理城市治理问题的根底前提。比方城管提出来的完满单位治理形式，公安提出来的设立若干警区形式，比方农贸市场规范化问题等等其实都是城市治理精密化的根本要求。市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系统项目标施行，恰是顺应了城市治理开展的必定趋向。

数字化城市治理是将来城市治理的大势所趋,是数字城市、电子政务建立的主要构成局部，是现代信息技能在城市建立治理范畴的使用推行。它对提拔我市城市治理和信息化使用程度，增强城市应急综合治理才能，建立“数字”，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立，构建调和社会，具有非常主要的意义。市委、市当局非常注重数字化城市治理系统建立任务，市委、市当局首要指导屡次强调，要实在抓好这项任务，加速推进项目建立历程，经过项目建立打造我市数字化城市治理新形式，树立发现问题的处置运转机制，提拔措置才能，树立健全城市治理目的审核和问责机制，完成城市治理由突击性整治向常常性治理、由被动治理向自动治理的改变，起劲构建“大城管”格式，促进我市城市治理上程度。为此，各区（市、县）、各有关部分、单元要从进步城市治理程度、改善人居情况、提拔城市竞争力的高度，充沛看法加速推进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系统建立任务的主要性和需要性，实在抓好项目建立的各项任务。

二、实在进步执行力，确保二期项目建立如期竣工。

二期项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六大中心平台和5000个点的视频监控系统，既有市直各部分的义务，又触及各区（市、县）的任务，有些同志能够会有畏难心情，感觉义务欠好区分，任务不晓得从那边展开，觉得有力无处使。关于各单元首要任务，之前我们也专门研讨摆设过，今日我再给人人强调一下。

（一）项目建立指导小组办公室，一是要依法按顺序完美项目相关审批手续。二是要做好项目的准的一致标准和监视执行，自动搞好技能指点和效劳任务，确保互联互通。三是牵头做好市直相关部分、用户单元和各区（市、县）之间的联络沟通和协分配合，要派专人担任联络员任务，随时承受征询答疑。四是搞好项目组织方案任务，协调监视项目建立进度和质量。五是抓好项目招招标和资金治理任务。

（二）市发改委、市财务局、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市督查督办局、市当局财务评审中间等市直监视治理部分，一是要依法高效搞好项目相关手续审批，这一点前阶段做得比拟好，市发改委、市财务局在立项、设计投标核准、收购投标核准等审批手续处理上依法依规、高效疾速，下步在施行方案、投资概算评审等环节上也要严厉把关、高效处理。二是要依法搞好各阶段方案评审论证、招招标、资金运用治理、施工组织等环节的跟踪监视，使项目建立一直置于公开、阳光、通明的标准轨道上运转。

（三）市公安局（110批示中间、交警支队、信通处）、市城管局、市应急办等用户单元，一是按要求提出本级本部分项目建立需求，个中六大中心平台总投资要节制在一个亿以内，这是市长办公会定的准则，不克不及打破。在建立资金分派上，要保全大局，全盘思索，有几多钱就办几多事，不要只强调本单元、本部分的好处，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二是要方案组织和催促好本系统子项目建立，充沛思索在市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平台下的规范一致和互联互通；市公安局110批示中间和市城管局要布置懂技能、精干事的专业人员，共同市数字办做好对区（市、县）的技能指点和效劳任务。

（四）各区（市、县）当局，一是要成立响应的建立指导小组，明白项目牵头单元和建立形式。二是在市一致设计方案完成后，要自动搞好方案对接和前期预备任务。一致投标完成后，由触及区、县与中标单元签署合同，在市数字办和市公安110批示中间、市城管局的指点下组织施行。采用自建形式的金阳新区和清镇市也要自动和市数字办对接，确保规范一致、互联互通。三是项目验收及格后，要将租赁费用归入本级财务预算，确保该系统正常高效运转。

篇7

关键词： 城市社区建设 居民参与 研究

一、研究现状

在众多研究文章中，学者主要对社区居民参与的概念、现状、分类和途径、功能和意义，以及对策等，进行了较为精辟的论述。

1.社区居民参与概念

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行为论者认为，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加社区各种事务的行为。［1］过程与行为论认为，所谓居民参与是指居民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的过程和行为。［2］发展论则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影响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其目的在于推动社区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

上述阐述均有各自角度和目的，但可以理出社区居民参与的共同特征，一是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二是社区事务及其治理过程为参与客体；三是通过参与施加一定的影响是社区居民参与的目的。这些共同特征，构成社区居民参与的基本要素。

2.社区居民参与现状

学界一般从参与意识、人员情况、参与程度三个方面考量社区居民参与情况，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远不适应推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比较薄弱，总体参与率不高，参与数量不多且分布不平衡，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较低层次的社区事务运作。［4］

而对于造成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学界也有几种观点。四因说认为，一是原有的“单位参与意识”阻碍居民“社区参与意识”的产生，是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首要原因；二是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方式导致居民参与观念淡薄；三是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工作方法老化，造成居民参与社区热情不高；四是现代都市生活特征客观上不利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增加。［5］五因说则认为，影响我国社区居民参与的因素包括社区归属感、社区公共空间发育程度、参与价值、参与成本和制度设计等五个方面。［6］矛盾说认为居民参与不足在于参与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7］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从居民参与与社区服务侧面，认为社区服务产业化政策导向致使营利项目急剧膨胀，社区服务公共性显著减弱，影响了居民对于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服务领域的认同。［8］有的从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角度，指出政府的统制意识和方式不仅使得社区居委会发生严重职能错位，还湮灭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削弱了居民参与和自治能力。［9］有的则明确提出社区类型、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社区满意感和归属感等因素与社区参与频度存在显著关联，而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特征与社区参与频度之间没有显著关系。［10］

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居民参与仍然处于较弱参与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社区居民归属感不足，期望值与现实状况不一致，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等。

3.社区居民参与分类与途径

学界主要根据主体参与意愿、参与形式、参与渠道和参与内容的不同，对社区居民参与状况做了不同划分，划分为动员型参与和自主型参与；组织参与和非组织参与；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与、社区文化参与、社区社会参与等。［11］有的学者依据参与客体的功能特性不同将社区居民参与分为决策参与、实施参与、监督参与和信息参与。［12］还有学者认为，动员式执行参与是主要形式，这种参与既不能使居民对社区开展的具体事务进行决策，又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进行监督；非政治性参与是社区居民参与主要内容，社区居民参与的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是“杂务”。［13］

关于社区居民参与途径，学界亦有不同阐述。有的认为居民参与途径主要有三类：以个人身份参与社区的选举或建设规划、作为某个组织或单位成员参与到社区发展中、组合成多种类型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区的福利服务和保障性工作等。［14］也有学者强调应重视社区居民在参与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各类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公共事务或公益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互动关系体系。［15］还有学者把参与途径分为两类，传统路径包括直接或间接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等，新途径则有建立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建立“社区人民联络员”制度，制定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自治章程，建立民主评议机制，开设议事园，实行居民公决，实行居民门栋自治，建立民情信息站，建立接待室，组织聊天会，等等。［16］

4.社区居民参与的功能和意义

“桥梁说”认为，参与是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桥梁，只有居民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才能有效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各种资源，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居民社区参与，就没有真正或完整意义上的社区发展。［17］“服务标准说”则指出能否实现居民积极、广泛参与，是衡量社区服务发展效果的客观和最重要依据，社区社会化服务网络的形成，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广泛调动，依赖于居民参与程度的提高。［18］还有学者更从社区居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出发，指出居民参与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是社区建设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搞好社区建设的根本保证；［19］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区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意义和巨大的推动作用。［20］

上述论述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理论层面，社区居民参与的意义不尽于此，应把它与社区居民自治联系起来，并放在政府管理的环境中，其功能和意义将更为突出。

5.社区居民参与对策研究

如何应对社区建设中的新问题的挑战，怎样健全社区居民参与的机制和途径，学者们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唐忠新提出了原则性较强的四措施说，第一，强化宣传教育，培养社区意识；第二，坚持社区需求本位原则，注重用共同需求、共同利益来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第三，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原则，使每个参与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四，建立和完善参与机制，如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等来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向制度化发展。［21］杨荣则提出“四化”措施：第一，居民参与利益社区化，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使居民工作之外的其他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第二，社区自治制度化，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参与程序，推行区务公开，搞好社区简政；第三，居民参与组织化，提高居民自主组织能力，增强其社区归属性；第四，社区服务专业化，向市场化推进。［22］李婷玉则认为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应从调整社区中三个相关主体的思想观念开始：对于政府官员，要相信社区有自治的能力，将权力切实地下放到社区；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权力控制与社区治理、自治之间关系，使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都能负责任地共同投入到社区建设中；居民个人应看到社区参与可能为公共生活、个人生活带来的积极转变，主动融入到社区中去。［23］潘小娟则认为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必须强调和坚持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重视社区意识的培养，注重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推进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开展。［24］

二、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我国学界研究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问题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直接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主题的著作较少，学术论文相对较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缺少宏观的理论框架指导，大多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多学科的理论融合分析，如经济学、政策学的视角就较缺乏。

第二，实证的调查研究较少，对社区参与的问卷调查的指标较为简单，其研究报告也是简单地描述各地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然后整体分析，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

第三，研究内容都过于庞杂，缺少系统性，而且对于居民参与问题的核心把握不到位，因此所提出的扩大居民参与的对策也未能抓住此核心问题，而流于表层，难以深入，缺乏可操作性。

我认为在城市社区层面探讨居民参与的关键在于：第一，剖析社区居民参与中各种问题的原因，以调动起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第二，探讨如何从制度建设上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切实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能力。

参考文献：

［1］［6］［11］王刚，罗峰.社区参与: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新驱动力和生长点［J］.浙江学刊，1999，（02）.

［2］［19］［22］杨荣.浅论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

［3］［12］［16］［20］［24］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沈君杉.论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J］.四川行政学报，2005，（02）.

［5］陈雅丽.市社区发展中的居民参与问题［J］.科学经济社会，2002，（03）.

［7］［13］陆爽.城市居民参与现状与对策［J］.党政干部学刊，2003，（07）.

［8］［15］［18］张伟兵.社区服务发展中“居民参与”问题的思考［J］.科学经济社会，2002，（2）.

［9］［23］李婷玉.社区发展与居民参与［J］.湖北社会科学，2001，（12）.

［10］雷洁琼主编.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4］叶南客.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历程与体制创新［J］.江海学刊，2001，（05）.

篇8

1.1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我国的法制教育隶属于德育，中小学法制教育课程自然也缺乏独立性，也是德育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中小学校的教学大纲虽然已将法制教育课程纳入其中，确保了该课程的授课时间，但是并未对法制教育的教材做出明确规定。现在我国的小学生德育课程是依据《公民》一书，主要普及一些道德常识，教育小学生们要恪守校纪校规，要遵守交通规则等等。“思想品德”一课则是初中生德育的主要课程。到了高中阶段，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等课程组成了德育的课程。在这些教材中，均没有涉及到有关法律方面知识的教学。进入大学之后，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专业学习法律知识之外,其余专业的学生都局限于公共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学习法律知识。从课程设置来看，法制教育课程设置缺乏其应有的独立性和重视度，只是单一的从属于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在2006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课程方案落实之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课合二为一设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的课时较原先有所减少，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也仅仅占到新编教材的三分之一。

1.2青少年法制教育考评体系落后

学校片面追求智育，只重分数看轻德育，教师大多认为学生只要成绩好即可“一俊遮百丑”，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法制教育便成了单纯的知识了解课，基本上处于应付状态。只要学生明白是什么即完成任务，却不管学生是否这样做，直接导致了学生道德观念模糊、法律意识淡薄。如今日益增长的青少年犯罪率足以证明现行法制教育的疏漏。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无论什么学科，一贯以考试作为唯一的评价方式。由于现行中小学的教学大纲根本没有直接将法律知识纳入到中考和高考的考试范围，所以法律知识不像其他的学科那样受到老师和学生的重视。因此，为了检验中小学法制教育效果，也为了凸显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将法律知识也作为考察要点列入中考和高考的范围中去。

1.3家长教育观念的问题

我国的家长历来只重结果不问过程，过度追求孩子成绩，重智轻法，不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德行发展。他们往往紧盯排名，却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视而不见，直至孩子走上犯罪歧途才追悔莫及。在法治社会中，光有好成绩没有好的德行和正确的法制观念是无法立足的。

2针对以上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我将根据当前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现状特点及成因，提出自己对于如何加强青少年法制观建设的一些看法和措施。

2.1学校应开设法律课程

要让青少年，知法、懂法从而遵守法律规定。以实际案例为载体，用事实说话，教育学生遵纪守法，组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主题座谈会、法律宣传咨询、征文演讲等系列活动。增强青少年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全社会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的意识，不断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队伍建设和基地建设。

2.2从青少年的犯罪案例分析

大多数犯罪的发生都起因于一些生活中的小摩擦，因此，加强青少年处理生活小摩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对于帮助青少年增强解决生活矛盾，学校无疑是最重要的阵地，学校应定期以专题教育讲座的形式开展教育，并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发放宣传手册的方式巩固教育的成果。

2.3对于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监狱的方式，由学生自己去体会，并可邀请监狱的执法人员对学生就各种典型案例进行教育，使学生从中真正理解犯罪的社会危害。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继续推动制定完善涉及青少年利益的法律法规、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落实。有针对性的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预防和减少青年违法犯罪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2.4优化家庭教育环境，提高家长教育能力

转变家长传统理念，提高家庭法制教育能力。没有人是生而优秀的家庭教育者，所以家长一定要转变重分数轻德育的传统观念，本着对孩子、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摆正德育、智育还有法制教育的关系，把家庭教育的重点放在孩子德行的培养上。通过积极地家庭法制教育，把子女培养成为知法、懂法、护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5加强社会治理力度，优化学校周边社会环境

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是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不只是学校和家长要付出努力，社会也要提供必要的支持。因为社会环境的好坏是除了学校和家庭之外，也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切实影响到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开展、落实的情况。首先要在学校内按区设立治安岗亭，安排保全人员24小时轮守，做到时时有人来强化治安管理。其次，当地的政府要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取缔学校四周不符合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的餐饮店，关闭不按照法律规定经营的娱乐场所和提供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

2.6加强社区法制教育建设

第一，加强社区的法制文化建设如开办法制教育活动，设立社区图书馆收录法制教育的书籍报刊和杂志，提供学习的场所等等。第二，组织青少年学生和家长一起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法律实践活动，让他们对法律的感情得到升华。第三，社区在制定规章制度、设立工作机构时把维护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考虑进去，充分整合社区法制教育资源，整治社区环境，清除不良社会现象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

3、结语

篇9

4月8日，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银行的成立，是否意味着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农村信用社将如何发展？就此，记者走访了业内人士。

只是一种探索

“刚组建的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只是一种探索，它是合作制和股份制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纯粹的合作银行。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坚持合作金融合作制的特点上，借鉴了一些股份制好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是兼有股份制特点的合作银行，但在形式上，既不完全是股份制，也不纯粹是合作制。”中国人民银行合作金融机构监督司李均锋副司长对记者说。

对于成立农村合作银行，业界人士看法有所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在股份与合作制中不可能走中间道路，要么是股份制，要么是合作制，两种融合的模式最终还得进行改造。第二种观点认为股份制特点与合作制的特点结合起来，更适合中国农村的特点。在谈到对此看法时，李副司长说：“从我们职能部门对合作银行的态度：这只是处于一种探索，不过分宣传，先只是试点。目前农村商业银行有试点，合作银行也有试点，我们要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观察，看哪一种更适合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

对于刚成立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为什么称为合作银行，不叫商业银行，李副司长告诉记者，作为主管部门主要基于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方面合作银行是在沿海信用社基础上进行改制的一个结果，它没有和其他银行进行重组，而是信用社本身的改制。为了保持这种连续性，所以合作银行的名称可能更接近一些。

另一方面因为它本身在产权设计和法人结构上也坚持带来合作社特点，如我们设置了投资股和技术股，是一人一票，投资股并不完全是一股一票，但也借鉴了股份制一些特点，根据股权的大小，相应增加了它的票数。再次因为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职能和定位，应该仍然是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不应该完全追求商业利润为唯一目的。它是为社区服务为目的，在服务中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但也不能把追求赢利与合作制不能完全对立起来。如果它完全以商业追求为目的，它可能把它的重点过多地集中在工商企业，而不支持广大工商户、中小企业和农户，所以对它的定位还要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叫合作银行比较确切。

合作、商业银行？

李副司长个人更倾向农村合作银行。他说，合作银行比完全的农村商业银行更适合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情况。我们国家农村和国外情况不一样，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城郊地区城乡出现一体化，农业所占的比重较低，农村经济是多元化经济。如苏州地区既有发达工业企业，也有个体工商企业及农户。但由于具有这种主体分散性，如果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可能使这家金融机构，失去众多分散的农民和个体工商户这样客户，但完全按合作制来改革的话，照顾到了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但是自身的效益将越来越低。在这种两难情况下，作为一种金融机构，能不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既解决它的产权要明晰法人制度要完善，要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问题，又要为社区内不同层次的客户如大企业、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

在谈到农村合作银行如何市场定位时，李副司长指出，在金融机构定位基础上，农业合作银行有义务有责任为各类层次的客户提供服务，所以在产权结构上和产权设立上，我们就设立这样一个原则：（1）在企业和农民入股方面是有所限制的，要求在所有股权中，广大农民的股份一定要占一定的比例，还要保证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在股权结构占有一定比重。（2）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特别是在董事会框架中，也要求必须有一定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民，通过这种产权和制度的安排，保证这家机构在运做中，既要为大企业、大股东服务，也要为个体工商户和农民服务。但这种制度的产权安排能不能在实践中得到保证，这需要探索。从制度安排上，这家银行是有这些特点的。这样繁荣合作银行不管是从产权设计、服务定位还是法人治理上，每个环节都体现了既要追求企业自身的发展，还要追求企业自身的发展，还要为广大分散的中小企业和农民服务的功能。

对于这种新形式的合作银行，一直致力与研究农村金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张元红认为，合作银行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不过现在不大提倡股份合作制，从表面上来看是两者兼顾了，但是内部有些矛盾是不好解决的。单纯的合作制和单纯的股份制都是比较好操作的，因为都有一套现成的制度和框架。不过，张元红还认为纯粹意义上的合作制不能做得太大，如果合作银行建立于一个村子内可能比较合适，信息能够互相融通，不对称现象不存在。但如果超过一个乡镇，信息沟通就比较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篇10

渣滓分类搜集处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根底性任务，触及抵家家户户。为打造宜居生态城市，我市继续展开了10年创立运动，城市情貌发作了较大的转变。要想完成城市治理程度的新提拔，需求愈加注重城市治理的根底性任务。今日召开发动会首要目标就是在前一阶段履行渣滓分类搜集处置的根底上扩展试点，逐渐在全市局限内履行。方才，对渣滓分类搜集常识竞赛运动获奖单元和小我进行了表扬；市创立办孙宏毅主任宣读了《市创立办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渣滓分类搜集任务的定见》，各相关县（区）、有关单元要仔细进修，抓好落实。下面，我再讲三点定见。

一、看法要进步

跟着城镇化历程的加速，城市生齿逐渐增多，城市渣滓处置任务越来越难。渣滓天天都在发生，渣滓填埋场容量有限，而且选址、建立都有良多制约要素，仅靠本来的渣滓简略堆放或填埋的方法处置基本不克不及知足城市开展的要求。因而，推进渣滓分类搜集处置，使渣滓尽能够减量化、资本化成为燃眉之急。然则，推进渣滓分类搜集处置并不是一件简略的事，它是要对市民生涯习气进行一种改动，年头酝酿这项任务的时分，人人也有畏难心情，感觉渣滓分类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兴旺国度还没有完全处理到位，中国的大城市还没有做好，来做这件事难度更大。实践上，渣滓分类处置中国早有先例。人人回想一下：70年月以前，每家每户都把塑料纸等能收受接管的器械全都变卖，把玻璃瓶等能应用的器械重复应用，把餐厨渣滓直接用来养殖或堆肥。因而，推进这项任务我们是有根底的，要害是要下决计具体推进。

据有关数据显示，每小我天天发生的渣滓量是1.2到1.5公斤。按市区70万人核算，每年发生的渣滓达30余万吨，一年的渣滓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珍贵的地盘资本被白白占用。假如渣滓处置不失落，在城市的周边四处堆放，构成渣滓围城。专家引见，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遭到污染，相当于一小我终身的生涯用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1平方米的泥土永世落空应用价值。目前的良多怪病大多都由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污染泥土和饮用水惹起。前几年，市当局经过绿化、导气、排水等办法，投入很多资金对西郊庞庄渣滓堆放场进行了封锁革新，完成了山体绿化。当前，许繁路仍有一个渣滓堆放场，一些乡（镇）渣滓四处可见，这些问题怎样办？最好的方法是从泉源上执行渣滓分类搜集处置，能收受接管的进行资本收受接管，能燃烧发电的作为动力再应用。渣滓的减量化、资本化，就是把可以应用的都应用起来，如塑料纸、书报纸、玻璃、金属等日常生涯中简直一切的器械都可以收受接管应用。渣滓无害化处置，首要是处理渣滓抛洒对泥土、空气形成污染的问题。因而，渣滓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本化处置是一件大事，要从基本上处理渣滓问题，就要做到渣滓分类处置，从泉源上管理。各县（市、区）、各有关单元必然要进步看法，强化办法，把这项任务抓好。

二、目的要完成

前一阶段，全阛阓中力气展开了渣滓分类搜集处置宣传任务，对渣滓分类的意义、益处、做法进行了具体宣传，宣传部分、创立部分和新闻单元做了很多的任务，宣传结果十分好，群众看法获得了进步。与此还，市民对加速推进渣滓分类搜集任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少群众给市长信箱写信、在收集上宣布定见，批判我们说：渣滓分类只见宣传、不见举动，只听打雷、不见下雨。我们原定本年的任务重点是宣传，仅展开了9个小区和单元的试点。为呼应全市人民的期盼，经由研讨，决议扩展渣滓分类搜集试点，制订三步走任务目的，用3到5年的工夫，完成全市渣滓处置分类化。第一步，在9个试点的根底上，2010年岁尾扩展到111个单元和小区；第二步，从下一年起扩展到城市建成区（含主城区和新区已建成区域）一切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元，以及2001年以来新建的房屋小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元要领先执行渣滓分类，新建房屋小区因为根底前提较好，要具体普及渣滓分类搜集；第三步，2012年到2013年，城市建成区一切单元、小区、门店都要执行渣滓分类搜集，渣滓分类任务获得具体普及。为什么要用3到5年的工夫？这是依据任务的推进力度、群众的承受水平，来估量完成目的的工夫。任务力度到了，群众的看法进步了，渣滓分类搜集任务就是举手之劳；假如任务跟不上，磕磕碰碰，就只能用5年的工夫。为什么2010年试点111个单元目的详细，后期目的讲得不详细？也是为了留下任务空间。市创立办要做好查询，依据扩展试点状况，确定下一年的详细目的，下一年的目的完成后，再稳步推进2012年和2013年的任务。力争用3到5年工夫，把三步走目的落实到位。

三、办法要落实

渣滓分类任务要靠全党发动、全民入手，以下6项办法要仔细掌握、实在落实。

1.搞好规划。市发改委在制订年度方案、中长时间开展方案时，要一并思索渣滓分类搜集处置任务。市城乡规划局在路途规划、绿化规划、小区规划中添加渣滓分类场房，已建小区要依据需求合理增设分类场房，新建小区要一步规划到位，要预留渣滓分类当场分化场房的空间。市城管局要修订完美全市渣滓分类搜集处置操作方法，进一步细化规划建立和宣传推行的责任，要不时改良操作办法，对不按规则规划要求进行渣滓分类设备建立、搜集、运输、处置的行为进行依法惩办。

2.标准运作。渣滓分类搜集设备要标准、措置任务要标准。分类搜集的终端处置和泉源分类要有机连系起来，每个家庭、每个单元起首要分好，可收受接管的集中起来变卖成钱，厨餐渣滓送到制肥企业酿成肥料，可燃渣滓送到电厂发电，有毒有害渣滓输送到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

3.加大投入。市、区县两级财务和物业治理单元都要加大对渣滓分类搜集处置任务的投入力度。要建立渣滓分类寄存的场合，落实各类渣滓分类箱、渣滓分类运输设备及渣滓分类治理人员经费。必然要把根本的设备落实到位。

4.强化监管。一要强化宣布道育，二要增强监管，这是当局社会治理本能机能的详细化。要从泉源抓起，培育每个居民、每个单元职工的盲目性，在一家一户内、在一个单元贱内人入手，经过举手之劳来完成渣滓分类。泉源分类十分要害，渣滓分类搜集的要害和中心在每个家庭、每个单元。每个房屋小区要监管到每个楼道；每个楼道要监管到每个住户；每个单元要落实到每间办公室。要逐户、逐单元监管，看渣滓分类设备能否到位、各项办法能否到位、泉源分类能否到位。要探究新的办法，如新闻媒体、宣传单元，包罗城管监管人员，发现夹杂投放渣滓的，可对地点社区或单元曝光批判。

5.鼎力宣传。要进一步做好渣滓分类搜集处置的宣传，充沛应用报纸、播送、电视、收集、手机短信等媒体进行宣传；制造宣传品、小册子，经过年积年画、法律车辆、电子屏幕、各类会议进行宣传；经过教室宣传，推行“小手拉大手”运动；对峙单元、社区按期宣传。要搞好属地宣传，深化到小区住户、机关单元，逐户居民、逐一单元面临面的宣传，把渣滓分类搜集的意义、各类设备规范、处置的办法、操作的流程等宣传到位。经过普遍、深化、耐久地宣传，到达渣滓无害化、减量化、资本化处置意义群众知晓率100%、渣滓分类处置首要方法群众知晓率100%、市区居民渣滓分类处置行为构成率100%。经过普及宣传、深化宣传，乡村的居民渣滓分类搜集行为构成率也要在3到5年的工夫到达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