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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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基本状况

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是在适应金融业分业经营过程中逐步建立的，经历了最初由人民银行监管金融业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部门实行分业监管的演变过程。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我国形成了分业监管体制，但是金融监管手段尚不丰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依赖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金融管理部门制定的一系列金融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上述法律法规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基本体系，但由于监管手段不充分，不能适应查处金融违法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需进一步探索。

二、某市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基本情况

当前，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一行三会”为主体的分业监管体制，由于证券、保险监管机构自上而下设置只到省级，地市金融监管体系中没有保险和证券监管机构。就目前而言，某市金融监管体系中只有人行、银监局以及金融机构联席会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一）制定金融稳定工作制度。目前，金融业打破原有的行业界限进一步交叉、融合，一些跨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多个市场和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个行业的金融产品不断推出，带来了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业务的长足发展，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在实体经济尤其是重点、热点行业经营风险对金融业回传的可能性增大的情况下，某市针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制定了金融稳定工作制度，分层次对人行、银监局在金融稳定过程中的管理与协调职责进行了明确；对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完善各自单位金融稳定工作制度，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有关金融稳定报表、报告做出了明确规定；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协调配合金融系统做好金融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金融稳定工作制度通过市政府转发至全市各有关单位全面贯彻执行，增强了金融风险信息的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监管协调制度。

（二）加强和完善金融稳定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在做好信息共享、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工作上，进一步完善金融稳定协调联席会议制度，积极落实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建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金融机构联席会议通报全市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分析存在的潜在风险和面临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判断，维护金融稳定。

与此同时，金融稳定部门结合金融稳定工作职责，依据金融稳定工作制度，要求各金融机构提供有关数据，据此进行金融风险分析与预警，同时将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和银行、证券、保险在存贷款、保费收入及面临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等通过季度联席会及时发给各金融机构，实现了金融业信息共享。

三、监管协调机制运行当中的问题

（一）金融稳定协调机制长期有效运行面临挑战。由于现行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自成系统，一方面，工作中各司其职，各个监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各自对其监管对象实施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独立出台监管政策，难以形成有效地工作合力。另一方面，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涉及部门较多，但由于维护金融稳定职能在人民银行，表现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是在基层人行的推动下，由地方政府牵头，党政及相关职能部门、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参与组成，各部门之间责任划分不明确，对维护金融稳定所担负的职责认识模糊，不能保证金融稳定长效运转机制的形成。

（二）缺乏具体金融监管手段。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仅要有形式，更要有手段，目前，基层央行建立的银行、保险、证券及政府相关部门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在实际运行中，对保险、证券机构金融稳定监管部门不仅没有检查权，仅仅是简单的业务报表，数据提取和信息收集困难重重，只能从表象上观察，金融稳定监测手段缺失。

（三）金融监管范围小。目前，以银监部门监管为主的银行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忽视风险性监管，监管内容过窄，仍局限于存贷款、结算、信用卡等业务，未涵盖全部金融业务，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对金融创新监管相对滞后。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中涉及的准金融业，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分散于不同部门经营和管理，未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范畴，在部门和地方利益驱使下开展状况相对混乱，另外，彩票市场、购物券、代金券、社会集资等不在人行、银监部门的监管之下，监管归属不明确。

四、相关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现有的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金融管理部门制定的一系列金融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等，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漏洞，造成了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的发生，因此，要借鉴国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一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二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三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

（二）组织架构的构建。加大探索力度，积极构建以人民银行为牵头单位，银监局、保监会、证监会、各金融稳定有关单位参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人民银行具体实施操作，对各有关部门进行责任分工，以建立信息交换和共享机制为手段的监管协调机制。即应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财政部参加，以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宏观性与全局性，突出人民银行在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特殊地位，确立人民银行为主的主协调制度。

（三）建立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金融监管当局的沟通协作机制。以金融监管联席和金融联席会议为平台，召开金融运行与风险分析会议，进行信息交流和重大监管事项协作，建立有效运作机制。对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运行方式、各自职责进行约定，密切关注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变化状况，及时通报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就金融运行中的交叉性金融风险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防范和化解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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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市场日益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的金融市场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理财业务创新亮点

随着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理财观念也不再是简单的储蓄，而是朝着收益更加明显的新的理财方向转变。目前各个银行相继推出种类繁多的理财项目，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再加上外资银行的推波助澜，整个理财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二）金融机构同质化严重

目前我国存在着几种典型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基金、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社、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过去这些业务相互之间划分得相当明确，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新产品不断被推出，使原本清楚的界限逐渐模糊，各个机构的业务相互交叉，每个机构的业务都在朝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

（三）做好克服同质化问题的工作

尽管现在金融行业做得风声水起，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各个机构之间常常相互模仿，简单复制，导致我们的市场尽管在量上相当充足，但是产品种类相对趋同。

（四）过度关注理财产品创新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手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闲置资金，金融行业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契机，研发出了多种多样的理财产品供人们理财之用。对其他金融产品的发展重视力度不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

（五）金融创新界限模糊

金融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和衍生，线上与线下、机构与机构之间没有了明显的界限。为应对这种发展趋势，金融行业需要调整自己的格局，传统的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关系

金融市场上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导致了很多不可预见的风险，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对市场及企业的危害将是不可估计的。为了有效地防止风险的发生或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就需要对金融风险进行管理。对可能引起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评估和预测，根据评估的结果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一）金融创新的发展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金融行业风险较高，人们为了获得较大的利润往往需要承受较大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上，有人得就有人失，得失的总量是相同的，只不过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把一方的风险转嫁到另一方身上。

（二）风险管理与金融创新相互促进

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金融产品不断获得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金融风险的管理工作在方法上和内容上不断得到补充。金融市场越是繁荣发展，它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就越多、越复杂，所以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来确保市场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一些机构用新产品来规避原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监管的水平也随着产品的丰富得到发展，这时就会产生一个循环，金融机构会选择再次推出新产品来规避风险。

三、深入了解金融风险很可能产生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随着资产的证券化而不断加剧

证券化使资产的流动性得到提高，促进了金融商品的标准化，与此同时还为投资者预防风险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尽管如此，证券化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忽视，以银行为例，良好的资产被证券化，并利用时间差将不良的资产置换出去，但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信誉风险。

（二）风险的破坏性在投机市场的影响下被增大

金融市场上往往存在着很多的投机现象，尽管投机者可以帮助一些人成功地转移风险，但是必然有一方要来承受这个风险。这种投机的行为会对市场的自由稳定产生很大的破坏性，主要是由于投机活动如果不能顺利地进行，不仅不能规避风险，对于市场来说也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三）经营风险随着产品创新而增加

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关注彼此的动态，在一方推出新的产品时，其他的机构也会推出类似的产品，从而增加了机构之间的竞争力度。这种竞争对金融机构而言是巨大的挑战，盈利性低，风险又大，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机构产生致命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得外资大量流入，使得本国的经营范围内的风险被输出，从而影响到全球的资本市场，使得金融体系变得脆弱。

四、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的对策

（一）加强金融创新主体内部的自我风险管理

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主体，当金融危机爆发后它们是难以估计其将要产生的影响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金融创新，在开展金融创新时，首先要对金融风险有一个合理的预估，做到将风险意识与金融创新相结合，并且要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合理有序的防范措施。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开发需要严格遵守市场发展的规律，建立在对市场充分全面的调查的基础上，从而达到促进市场发展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要立足于自身的处境，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金融风险不仅仅来自于市场环境，更受到金融机构自身内部环境的影响。因此，重视自我管理，严于自律，在思想上要用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金融的创新。一方面，金融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也存在很多潜在的风险。金融创新不能冒进，要不断地分析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防患未然。在制度上，结合市场的发展规律和自身的目标定位，不断地探索适合自己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一套机制，充分地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提高对金融市场的重视程度。当代时代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每一个行业都需要与其他的行业结合，没有一个行业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我们当代的金融机构必须要依赖于信息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进行自身的环境管理时，要对外部环境予以高度的重视，对各类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分析其中的规律，使决策更加科学。

（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我们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因此，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稳定地发展并且对金融风险不能有效防范时，各个国家都要在防范、遏制经济、金融风险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在世界金融高度融合的条件下，我们仅靠自身掌握的技术是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的，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显得很有必要。

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作：

1.中国可以与国外政府签订相关合作监管的协议。主动参与国际上权威的兼容监管组织，在照顾本国市场的前提下，重视其他国家可能对本国市场产生的冲击。

2.激励与监督。对金融创新的监督通常采取的手段是激励和监管。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促进企业创新，并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和奖励制度，采用合理的计量标准，对优秀的金融机构给予适当的奖励。结合历史经验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制定风险监测标准，及时发现风险，降低风险的破坏，引导企业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3.关注混营经营背后的风险。混营经营是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潮流趋势，在经营的过程中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避免风险的产生。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要结合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情况、创新能力以及市场需求，在创新的过程中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突出产品和服务的特色，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三）在金融创新的路径上设好防火墙

在金融创新的问题上，首先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加快改革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时下的发展趋势不要过分追求高难度、复杂化的产品，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加大力度做出优质的产品，充分利用优质资产，并以不良资产作为补充。

（四）重视金融产品创新的针对性

加快金融产品的创新是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紧跟金融现展趋势的做法。

1.金融服务方面。参考使用金融产品的客户的特征，为这些客户打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以个性化的服务去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2.信贷风险方面。保证信贷资格审查的严密性，严格按照我国的信贷程序开展信贷工作，保障资金的安全，提高金融机构的防风险能力。

（五）增强风险控制意识

在如今的金融产品快速更迭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对人才、资源信息的运用。不断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并成立风险控制团队，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控制，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对组织内部的人员定期进行培训，更新人才队伍，拓展员工视野，提升员工的综合素养。经营过程中会遭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经营风险肯定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滋生，所以金融机构需要强调金融风险的破坏性，强化员工防控风险的意识，在运营的各个环节加大监管力度。金融机构也需要制定风险评价体系，对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不管是金融创新还是风险管理，仅仅采用一种方法来降低或者削弱风险是不现实的，多方参与、共同协作是金融风险未来管理的必然趋势。风险防范意识能有效地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发现潜在风险，以此保证金融创新的安全。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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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破产制度；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38-04

一、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必要性：效率。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传统上是国有银行垄断，一方面银行的经营活动受行政干预明显，另一方面银行的经营亏损也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有银行一直未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起银行的破产机制。但随着商业银行业的市场化，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等各种投资形式的商业银行机构不断出现和发展。在各种商业银行林立的竞争局面下，已经有并将有更多的商业银行机构会由于经营不力而出现资不抵债，甚至出现挤兑银行的现象。因此，在中国商业银行领域建立规范的市场退出制度，尤其是破产制度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虽然银行破产制度的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但也会增加银行体系的整体效率。

2．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必要性：稳定。

首先，银行业是一个具有较大脆弱性和很强负外部性效应的行业。著名的“DD”模型(Diamond and Dybvigr，1983)说明，银行的基本功能是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但是正是这种功能本身使银行容易遭受挤兑。而且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出现银行恐慌。另外一方面，银行体系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如果一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就可能会破坏了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而一旦进入运行，又会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如果一家商业银行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其他类似的金融机构的进入障碍就会加大，竞争就会减少，这意味着银行市场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为了避免出现强大的金融寡头，需要金融管制（Meltzer，1967)。

最后，银行业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商业银行的资产大部分体现为贷款，而商业银行的负债则体现为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如何运用储户的资金并保证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由此产生了柠檬问题(Akerloel970)――在金融市场中具体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视”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安全。

3．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兼顾效率与稳定。

首先，在银行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进行协调是必要的。很显然，建立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和金融监管之间有一定的矛盾。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稳定；而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债权人和投资者利益。所以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避免出现商业银行破产现象，这也正是在银行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所在。

其次，在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之间建立协调机制是可能的。一方面，破产制度的建立是对金融监管的补充，或者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一个组成部分。破产制度建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有问题的银行机构破产，而是建立一种市场的惩罚机制，对银行机构提供一种警戒和压力，督促市场上的商业银行加强管理，提高效益，而这也正是金融监管的宗旨所在。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也是建立银行业破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破产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破产，而相反是为了督促金融机构以避免出现破产，有效完善的金融监管很显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并由此实现社会净福利的最大化。如果把金融稳定划分为个体稳定和全局稳定，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当他们出现矛盾时，显然全局稳定与长期稳定比个体稳定和短期稳定更为重要。银行机构破产制度的建立，可能从短期来看对某些个体机构会出现不稳定，但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长期稳定却是非常必要的(杨德勇，2000)。所以，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监管从根本目的来说是一致的，它们一个从外部进行管理，一个激发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为实现金融体系的健康安全有效运行共同提供制度基础。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的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现状。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等金融机构相继关闭揭开了中国金融业市场退出的序幕，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无疑是中国金融体系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表现在：

（1）以弱并弱。如海南28家城市信用社在市场退出中选择了由海南发展银行收购的方式，以弱并弱。拖累了接受并购主体的业务经营，最终海发行也陷入关闭的境地。（2）增加了风险。对问题严重的银行处置时由国家银行进行整体业务托收监管，没有剥离不良债权，免除了原经营者清收不良债权的义务，不利于追究其责任。原出资人承担损失不够，形成较高的道德风险。（3）行政干预过多。在商业银行退出方式中采用政府行政撮合，没有利益基础的并购，会导致并购双方之间内耗增加，降低了经营的效率，而且使政府付出了成本较高，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会产生消极的影响。（4）退出过程中监管不透明，监管成本过高，破产机制没有制度化。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商业银行产权不明晰问题，我国破产法规建设落后的问题，但笔者认为，缺乏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也是破产制度在银行业乃至金融领域迟迟未能建立的重要原因。

2．我国对银行业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历史并不短，监督力度也不小。但总体来看，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虽然近年来，《商业银行法》等相继出台，使我国的金融监管向法制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实施。

结合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目前中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金融安全网。广义的金融安全网由金融监管当局的谨慎性监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三部分构成。金融安全网可以发挥风险防范、风险补偿、危机救助处理等功能，起着金融业稳定器的作用。谨慎性监管缺乏，必然出现更多有问题银行面临破产危机，银行业的安全和稳定受到挑战；而风险补偿和危机救助措施的缺位，更使有问题银行的退出和破产给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带来冲击。然而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因此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是不完备的。

(2)强调市场进入的限制，而对银行运营监管落后；过分强调外在约束，缺乏破产机制的约束。我国的商业银行对市场进入的管理很严格，门槛很高，但对银行在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监管不够，而且金融监管过于依赖监管当局的外在约束，而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措施和市场约束机制重视不够。在没有破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很多银行机构很有可能并不按照谨慎性原则遵循外部监管要求和建立内部监管制度，甚至可以通过政府的救助获取违规经营的收益。例如对中银信的处理，尽管其股东的原始投资已经完全丧失，但在对其的收购协议中，原来股东仍然按照1∶1的比例得到了偿付。这无疑助长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违背了金融监管的初衷。

(3)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对风险的监管不够全面，技术手段低下。我国商业银行至今所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因此金融监管也主要侧重于对信用风险的监管。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中国市场，银行业竞争的升温，我国商业银行将涉及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除了信用风险外，还会面临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影响，但我国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明显不够。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以定性分析为主，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监测方面科学性不够，与国际上先进银行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方法相比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必然会引起银行业的动荡和混乱，并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破产制度迟迟未能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缺乏有效的配套监管措施，而商业银行监管落后的一个很大原因也在于监管并没有真正面向市场和效率，没有破产制度的引入，银行监管很难达到银行业整体效率提高和银行业整体稳定的目标。

三、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如上所述，在我国银行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破产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银行业的监管法规和措施没有完善，不敢贸然在银行业引进破产机制，以免造成银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所以，在我国，建立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与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是必须同时进行的，只有在建立了真正有效的金融安全网的前提下，才可能完全建立起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并进一步促进监管的力度。我们一方面需要从两个领域分别着手进行改进与完善，另一方面更需要二者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1．首先，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1)在放松市场进入限制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运营的监管。我国一直对商业银行的进入设置非常高的壁垒。与此对应的是中国的银行市场退出壁垒也很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商业银行真正的破产退出市场。这也并非中国独有现象，从世界各国来看，高进入壁垒必然伴随高退出壁垒，而退出壁垒的降低也要求市场进入壁垒的放松。例如，美国在1945―1980年间，对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和业务范围、利率进行了严格限制，其间发生商业银行倒闭107家，1981年以后随着这些限制的取消，到1992年，退出市场的银行达到1524个。日本在1945到1990年间，没有发生银行退出事件，此时期日本对银行采取了市场进入限制和利率业务限制，1990年到2000年，日本共有超过35家银行退出市场，而此期间日本银行的上述限制均取消。

所以，一方面为了在我国商业银行建立破产制度，增加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我国银行业的进入壁垒也应该降低。另一方面，在破产机制建立起来后，进入壁垒的降低将伴随银行倒闭和破产的增加，要避免给中国的银行体系以至于国民经济带来影响，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运营监管是必然选择。

(2)参照国际金融业监管的标准，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既要建立完善的监管法规体系，设置合理的监管机构；又要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作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市场约束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补充。而市场约束作用的发挥又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因此，商业银行公开的信息披露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银行竞争加剧，银行监管方式改变，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改善我国的信息披露是大势所趋。

(3)健全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在注重信用风险管理的同时，实行全面的风险监管。由于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因此，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就要充分地考虑到各种风险，对各种风险的程度都进行监督，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和化解。建立信息传递控制机制和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银行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将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

2．在完善监管的前提下在我国商业银行引进破产制度。

(1)尽快制定颁布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在关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过程中，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和经验，同时要结合我国的经济金融现实，尤其要充分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在原则、程序、方法上有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破产法，在立法宗旨、适用范围、市场退出的界限与标准、市场退出后金融机构员工善后措施、市场退出的主持者及其权力边界、市场退出的程序等方面应做出特殊规定。

(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了避免一家银行的破产传染到其他银行而产生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必须在有问题银行和健康银行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要防止挤兑风潮和金融危机，维护公众信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虽然该制度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在我国虽然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实际存在着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一般所说的几种类型的道德风险：银行高风险投资、存款者削弱对银行监督选择约束、监管当局放松监管和存款保险机构放弃对有问题银行的救助，前三类道德风险在我国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些道德风险超过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的同类风险，所以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银行业目前的状况是利大于弊的。在对待存款保险制度的收益和弊端问题上，关键的是应该如何减小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例如，建立私人和政府两级保险机构，私人机构承担正常时期的破产保险，政府承担危机时期保险；实行差别保险费率；确定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等，而不是放弃存款保险制度本身。

3．进一步加强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1)从机构设置完善二者之间的协调。

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肯定会成为银行体系监管部门的有力补充，从而形成以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存款保险机构为主体的银行监管组织体系。但是，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督职能又和其他几个部门不大相同，它主要是为金融机构创造一种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它的职能直接定位于对金融业的风险状况监管及对有问题的和濒于倒闭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破产处理。为了使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更好的协调，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可以在存款保险机构内部建立一个独立、权威的金融风险监控部门，专门对金融风险进行研究、控制和处理，这样，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拥有用于风险监管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把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机构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各自独有的职能中去，但同时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也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准确、及时的监管信息。

(2)通过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建立金融监管中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事前风险防范的机制。存款保险机构是按照经济利益的原则而建立的保险公司，它在执行政策使命的过程中，是按照经济利益的原则来展开业务活动的，因此，存款保险公司为避免风险银行破产而支付大量的赔偿金，势必要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对投保银行进行风险发现和约束，一旦发现风险超过警戒线，就会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各国存款保险机构都要求投保银行接受它的检查和指导，并对经营不善的银行提出警告，如美国FDIC就十分重视事前防范银行倒闭，在投保协议书中就明确要求各投保银行必须定期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其他专项业务报表，并无条件接受FDIC的不定期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3)从运行程序完善二者之间的协调。

在对商业银行的日常监管中，主要由现有的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根据审慎性原则实施监督管理，对违反监管法规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同时包括银行本身的措施和对银行经理、董事和股东的措施，此外，主要监管部门还拥有银行许可证的发放和吊销的权力。在此时期，存款保险公司应该配合监管机构在商业银行的风险预防方面协调监管，充分利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使得各方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准确、有用的信息。一旦在有问题金融机构宣布倒闭以后，应该将其统一交给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处置。此时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最大的债权人被赋予接管人的职能，负责对投保银行监督、检查，对发生支付风险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物色、联系其他银行对濒临倒闭银行进行购并和对退出市场的银行进行清算处置等业务。

参考文献：

［1］凌亢，赵旭，张彦伟，吴九红．银行体系稳定性和效率关系的模型分析［J］.金融研究，2000；12

［2］Douglas W．Diamond Philip H．Dy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83，Vol．91，No．3，PP．401-19

［3］Meltzer AH,1967．Margins in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5：48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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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案件 审理思路 循环发展 依法发展 健康发展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亦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银行贷款规模急剧缩减，一些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难以维持正常运作。银行不良债权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由此而引发的金融诉讼案件大幅度上升，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我国的司法机关而言，此时正是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完善机制的重要时期，通过调整金融案件的审理思路，完善金融体系法制环境的建设，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有序发展。

一、通过调整审理思路，促进金融体系循环发展

案例1：某商业银行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后被告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该笔借款成为金融不良资产。在金融不良资产剥离的过程中，该商业银行将该笔不良资产债权出售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该公司又将该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给其他受让人（自然人或其他企业法人）。受让人将债务人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并支付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含逾期罚息)。争议焦点：对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含逾期罚息)。

有观点认为，利息只能由金融机构依法收取，受让人不是金融机构，受让人(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外)不能主张利息求偿权。商业银行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约拨付借款后，即依法享有对借款人的借款利息求偿权。利息求偿权的取得，一是须经依法"授权"，而并非自然派生，二是主体特殊，只能是国家依法成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范围不得扩大。本案不良债权受让人主体不合格。受让人既不是金融机构，也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债权已消灭。商业银行将不良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银行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消灭，对于银行而言，该笔不良债权已经得到处置或说债权已经得到实现，利息的计算也已经终结。[1]

我们认为，不良债权受让人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购买取得不良债权的行为，系债权移转，原债权中权利义务的内容应当不发生变化，仅其所指向的主体发生变更，故不良债权在转让时无另外约定，则不良债权受让人应当拥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求偿权。银行与其他主体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利息是法定之债，尚无法律明确一般的不良债权受让人可以取得该利息，但在合法性层面，由于不良债权出售人没有实现债权，而不良债权受让人有没有利息求偿权，势必造成债务人在没有任何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免除了履行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及延迟履行违约金的义务，其实质即是债务人的不当得利。

二、通过调整审理思路，保障金融体系依法发展

案例2：金融纠纷案件审理阶段（法庭辩论已终结），案外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称自愿以其自有房产作抵押，担保案中被告（该案外第三人之父），履行偿还借款义务。原告当即持该承诺书申请法院追加该案外第三人为被告。争议焦点：该案外第三人是否可以作为被告加入诉讼。

对于第二个案例，有观点认为，可以将该第三人追加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被告。理由：原告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之规定。又因该第三人是自愿承担责任，且没有约定承担何种责任，目前法律对当事人的申请也没有禁止性规定法院应予支持。

我们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争议中的诉讼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因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参加到已开始的诉讼中来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他的地位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首先，该案外人纯粹系出于道义义务为担保被告履行义务而出具承诺书，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主体不适格。其次，由于本案法庭辩论业已终结，该案外人若加入诉讼，则可能导致其无法举证质证和参加法庭辩论，从而导致其诉讼权利的丧失。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对原告的追加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后，可以认定该第三人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案外人加入诉讼的请求。程序正义的对等性原则要求裁判者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应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2]

三、通过调整审理思路，维护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案例3：王某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银行按约定向王某提供个人消费贷款。该借款到期后，王某未向银行偿还借款本息，银行遂诉至法院。王某在答辩中称，该借款是替某公司所借，且公司已向银行承诺还本付息，故应列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争议焦点：公司与王某之间是否存有法律关系，公司是否可以成为本案被告。

有观点认为，本案应判决王某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并由公司对上述偿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王某与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第二、王某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第三、公司应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四、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我们认为，首先，虽然王某借款后将钱款用于公司，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公司与王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银行及王某，与公司无关。合同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历来都是各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因此，通过认定王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进而追加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思路显然有悖于现有法律精神。此时，我们有必要运用"债务加入"的原理来审理该案。债务加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原债务人完全脱离债的关系，而又第三人承担全部债务的债务承担；二是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务中来，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3]本案债权人银行并未明确同意王某脱离债的关系，因此应当适用第二种情形，即王某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债务。债务加入须以合同为成立条件，但并不限于书面合同的形式。债务加入的协议可由债权人与第三人签订，亦可由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本案中公司向银行承诺还本付息的意思表示，即可认为是债务加入的合同。由于银行加入债务对王某有利，因此不需取得王某同意，合同即已成立。

四、结语

金融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在保持金融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和动态平衡发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金融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司法人员应当转变金融案件的审理思路，研究分析金融案件背后的法学理论，准确地找到案件切入点，并作出恰当的裁判，从而共同推动金融法制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艳萍.论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环境[J].金融改革，2007（5）：23.

[2]宋继贤.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对诉讼程序公正的理性思考[J].法学与实践，200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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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香港金融监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松到紧的过程，笔者分析了香港金融监管的演变的3个主要阶段。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贸易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府构架体制和具有香港特色的经济发展轨迹。为了适应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香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松到紧的过程。

1 行业自律主导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

香港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没有中央银行，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缺位，经营环境宽松，资本自由流动，给香港带来了大量资本，加速了香港银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到了20 世纪20 年代末，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家银行发生挤兑、破产。这为香港银行业敲响了警钟，香港银行业开始意识到对市场发展适度的监控是必要的，而缺乏监管极易造成金融发展的不稳定，因此在银行业行业内部组建了自律性的监管组织，其监管目的主要是控制银行业的内部风险，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这种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管在20 年代至60 年代保证并促进了银行业稳定发展，60 年代是香港银行业快速膨胀时期，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尚未建立，也为之后的银行危机埋下了隐患。香港证券业管理首个行业监管组织是自律性的组织― 香港证券经纪业协会。它采用会员制，运用内部的管理机制对其会员进行规范。在这段时期内香港证券业是稳步向前发展的。保险业的情况与证券业基本上是类似的，首个管理机构是保险经纪协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会员发展壮大。

这段时期是香港金融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自律性监管变化灵活、监管成本低、监管强度松适应了当时香港经济发展状况，促进了香港金融业发展。

2 “积极不干预”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90年代末)

60 年代初香港第一次爆发了银行危机，香港政府意识到完全依靠银行内部自我的风险控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应对波及范围广、影响强度大的风险，开始着手制定香港银行业的监管法规，60年代末《银行业条例》 颁布。在此之后，香港开始出现混业经营的萌芽，银行、证券以及保险业开始出现跨领域产品。产品创新日益活跃，监管对象日益多样化，金融风险日益增加，仅依靠行业内部的自律性监管己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香港政府开始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对金融业进行约束和管理，以求控制香港金融业的风险，实现稳定发展。在这30 年间，香港先后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证券监管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对行业进行监管，关注各行业风险状况和业务水平。但这些监管机构没有像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对金融业进行过多的直接监管。证监会、金融管理局只是在其认为可能会出现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对所监管的领域进行指导和帮助，并协助处理一些纠纷。

这一时期香港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比较良好，政府对整个金融业的运行抱的是积极不干预”的态度，“积极”的涵义是政府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

3 “小政府、大市场”阶段(90年代末～至今)

90 年代末，金融国际化、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来自国际其他金融市场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至香港，给香港金融业的稳定带来冲击。自律性监管和“积极不干预”的监管制度己经不能满足这一时期香港金融发展的需要。这两种监管体制易在金融传导链上形成薄弱环节，为金融风险的冲击提供了可乘之机，要避免这种状况，需要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同时，香港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一旦进行严格的监管，可能会令香港失去其竞争优势，因此，要掌握好监管的度，既不能过分的限制香港自由的经济环境，又要避免产生监管不足与交叉监管的真空等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香港政府提出了“大市场，小政府”的监管理念。把它落实到监管理念当中，其含义就是金融业要坚持以市场为核心.循序渐进的强化政府“管理者”的引导作用。

这一时期，香港政府颁布了《证券及期货条例》 。它与《银行业条例》 、《保险公司条例》 构成了香港金融业监管执法依据，以这3大条例为核心，香港建立起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同时政府对于法律的修订和补充越来越重视，《证券及期货条例》 自颁布之日起，每年都要进行一次修订，这种及时的修订能够使法律更富有活力，更好的适应市场的需要。政府同时也开始扮演起“协调者”的角色。

这一阶段，以市场为核心的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监管时期，很好地控制了香港金融业的风险，促进了香港金融业新一轮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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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银行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1

2014年12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对2006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修改，其中对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明显放宽。修改后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在制度上更接近于GATS中《金融服彰骋仔定》的标准。

体现在新修改的《条例》中：第一，取消了对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总行对货币运营资金拨款的资本数额的限制；第二，对于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放宽制。还有放松对于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硬性约束等。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资银行按照承诺进行了逐步放宽和梯度开放，从地域的逐步开放，到外资银行经营业务种类的许可。开放金融市场，融入全球的金融体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一、为外资银行放宽市场准入的必要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选择来华投资，甚至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投资中西部地区，相应的，跨国银行也会越来越多的选择中国市场为客户提供进一步的服务。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有良好的前景，并且有着扩张的趋势。

而在跨国企业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开拓市场过程中，许多限制来源于行政管理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大多数较为繁琐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及严苛的行政法规制定的标准、门槛是一个较大的阻力。由于我国金融业以及服务贸易对外开放进一步的加快，给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门槛也进一步的降低。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行政管理手段，也进一步简化，减少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活动的障碍。

二、该举措符合中国在加入GATS时的承诺义务

金融服务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部门之一，作为其成员国也受GATS协定的约束，必须要履行其规定的相关义务。

1.一般义务。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成员方所有的服务部门，包括已承诺开放的部门和未承诺开放的。例如，给予最惠国待遇（MFN），还有对国内法的管制，即保证国内法律和规章不妨碍GATS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实现。此次修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也是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举措之一，更加开放国内的金融服务市场，为国外投资者、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一个更加公平、与国内经营者更相同的环境。这也符合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2.具体义务。具体义务仅适用于各成员所承诺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服务贸易的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殊性，还涉及自然人流动、服务提供者资质的认定、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因此对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都属于具体承诺义务，可以基于一定的条件。我国在加入WTO时，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有：扩大外资银行外汇业务范围，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等。此次修改也是对GATS的义务的履行，为了使成员国内法律和规章不影响GATS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实现，还有对于国内法规管制的义务

三、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影响

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许多服务质量优秀、金融产品多元、经验丰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可能会对我国银行业造成冲击，也会对中国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有一定的影响。

1.与中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外资银行金融产品种类更多，经营多样的金融产品的经验也更丰富。其次许多外资银行历史悠久，品牌拥有信誉，如渣打银行、花旗银行自然也会吸引一定的储户。最后，外资银行由于成熟的管理方式，和优厚的薪资待遇，比中资银行对国内的高素质人才会更加有吸引力。

2.为国内金融监管机构带来更大的监管压力。减少对其约束，将会对银行监管部门带来更大的压力。例如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实行分业，分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资金融机构则大多是混业经营，这也为监管机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另外，外资银行受其母国的法律制度规范较多，在我国主要受《商业银行法》以及如《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这样的行政法规规范。因此在东道国法律法规、行政管理措施与母国的相关法律有冲突时，没有具体可以引用的规定。

四、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

1.增强法律对外资银行的规范，减少只靠行政法规来规范外资银行的单一性。相关的法律，正式的立法比行政法规更具有稳定性。而我国主要还是靠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国银监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方式来规范，政策的稳定性较差。

2.在放宽市场准入制度的同时，加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监控。加强对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资质、素质等的监管，更多软件方面的评估，从而细化银行风险的评定标准。

《实施细则》虽然对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规定了非常具体的任职资格，却忽略了从监管体制上监督管理层，以保证其有效和谐运作。

3.增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的合作监管。应当在立法、司法方面都与外资银行母国进行合作、沟通，通过双边协议或约定依据GATS或其他国际公约作为监管的依据和标准。

参考文献：

[1]魏彦芳.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1，06（23）.

[2]何萍.中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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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境内外资银行监管理念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向世界承诺：五年后将取消在华外资银行机构所有地域和业务对象限制。2006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细则》。从此，中国银行业如期对外资银行敞开大门。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为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动力，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但与此同时，随着监管对象的增加，监管范围的扩大，也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我们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经验教训，逐步缩小我国在金融监管理念、监管标准和监管手段等方面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差距，尽快提高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

一、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现状

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和自主开放政策的需要，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等法规、文件和部门规章组成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为应对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国务院在2006年11月15日正式了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代表我国将履行入世谈判中在金融银行领域的承诺。根据WTO的协议，2006年以后我国将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的所有权、经营权的设立形式，包括所有制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这就意味着12月11日以后，我国人民币业务将全面向外资银行开放。《条例》的公布与实施主要从两个方面放开了外资银行的经营。

第一，扩大了外资银行在华的业务范围。《条例》删除了监管机构核定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服务对象范围的规定，只要具备在中国境内开业3年以上、2年连续盈利和其他审慎性条件，外资法人银行就可以申请经营企业人民币业务和中国境内公民人民币业务。不愿转制为法人的外国银行分行，可以经营企业人民币业务和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在人民币业务的全面经营方面，将范围严格限制在法人银行之内，充分考虑了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对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基于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现状的不平衡和在发展规划及策略上的不同考虑，《条例》对外资银行注册本地法人银行采取鼓励但遵循自愿的原则。

第二，放开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商业存在形态。《条例》结合外资银行的实际情况，对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商业存在形态，充分遵循自愿原则。外资银行可以自由选择在华设立独立法人机构，即文件所称的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也可以只设立分行或者代表处。至于如何选择，完全看外资银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分行还可以在自愿基础上，根据经营发展战略，随时转为当地注册的法人机构。

同年的11月28日，银监会了《条例》的实施细则（简称《细则》）。这两项法规对引导外资进入全面开放后的中国银行业，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2、《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

2007年三月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报告》中对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要加快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监管标准的统一，特别是统一中国境内注册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监管标准。外资法人银行及其下设分行的注册资本和营运资金与中资银行保持一致。外资法人银行应遵守与中资银行相同的资本充足率、授信集中度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关联交易等方面的监管要求。

第二，中国高度关注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不断完善外资银行审慎监管体系，采取更系统、更深入、更专业的监管措施，维护中国银行体系安全。对外资银行将实施合并监管，监控单家银行在华所有分支机构的整体风险，防止监管套利。在宏观监管方面，将监测分析外资银行跨境资金流动，监控大规模、非正常跨境资金流动；开展高风险机构和新型业务的系统性检查，有针对性地实施专项检查。

第三，对于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将综合考虑市场布局、公平竞争以及金融服务充分性等因素，协调推进外资银行通过自身商业存在和投资入股中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同时，重点防止利益冲突并限制市场垄断行为。

3、现行的监管体系

银监会成立以后，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监管当局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意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格局仍将继续维持。银监会的成立为提升外资银行监管的专业性提供了保障。在具体操作上，我国对外资银行从进入日常监管风险控制与处置市场退出各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监管程序（见下图）：

二、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总体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许多方面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并且面临着一些监管矛盾。这些监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不适应WTO的新形势

外资银行监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行为特征，但是监管不是管制。加强监管不是提升干预力度，加大监管成本，而是为了本国更好的发展，吸取他人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面临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监管的趋势，在我国加入WTO和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尽快调整监管理念。对外资银行监管的目标也应从限制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竞争到重点规范其经

营行为和风险承担.从严格准入过渡到严格监管，从依靠行政方法监管到以法监管。由于监管原则和监管理念的不明确，导致了监管职责不明确、结构性的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面临的外部环境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旧的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受到消解，新的监管理念和监管目标尚未确立，这就导致监管行为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低效性。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应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而不能受偶然性和相机性(权宜性)的摆布。

2、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仍不完善

（1）在监管立法中，没有涉及国内法律与外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及解决方法。一般情况下，当我国法律与外资银行的母国法律有冲突时，可适用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但若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对某些问题也无规范时，应适用何国法律或应采用何种手段处理问题，在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中没有提及。

（2）从权力与责任看，未充分体现监管者权力与职责分配以及外资银行分行与其母行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巴尔塞协议》强调母国在监管中起主导作用，确立了以母国监管原则为主，东道国监管原则为辅的“联合监管原则”。我国在监管立法中对此原则未予以正式承认，对外资银行清偿力和流动性的监管片面强调了东道国的责任。对外资银行违法、违规经营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体现出跨国性，尤其是外资银行分行在我国违法、违规后，其母行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彼此之间如何承担法律责任，都没有在法律上界定。

（3）没有设立对将来成立子行以后公司治理的规范。新出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细则里面有没有提出对将来成立子行以后公司治理的规范。目前外资银行有单独的公司治理指引，而我国没有制定中外资都适用的规定。

3、对外资银行监管手段上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对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的监管方法和制度，如在外资银行贷款业务，存款业务，国际结算，外汇交易业务以及同业和联行往来业务已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的计算机系统。但是，随着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全面开展，上述技术条件之外的因素，如风险监控的技术性标准，资本约束的统一标准，银行风险监管的制度构架等等，在中资，外资银行监管标准的对接中,正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而且，商业银行的衍生产品业务是公认风险最为集中，监管最为困难的领域，对其监管不力将会引起极为严重的风险，对此也应高度重视。同时，缺乏银行监管的国际协调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与外资银行母国与国际监管组织合作力度不够，合作方式也较单一，主要限于相互通报情况等简单交流。持续性银行监管缺乏技术性手段。

三、对在华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提出如下建议：

1、树立明确的监管目标，调整监管理念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其金融法律、法规对监管目标予以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也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可具体规定如下: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稳健。稳健含有安全、稳定之义是外资银行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也理应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刻意追求的核心目标。第二，维护公众利益，尤其是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存款人、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者地位。对金融业社会弱者利益的特殊保护随着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全球普及以及法律观念的发展，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为此监管当局要依法为外资银行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其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均等的市场机会。

外资银

行新的监管理念应该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从保护主义和对等主义原则向国民待遇原则的过渡。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也要从保护国内银行业免受外资银行竞争的影响，逐渐过渡到保护国内外银行的平等竞争、减少和杜绝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保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的金融安全。而随着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人，外资银行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性对我国金融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宏观金融风险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监管理念的调整势在必行.

当然任何一国引进外资银行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符合，在发挥外资银行的优势和抑制其劣势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鉴于我国金融体系还非常不完善，国内金融和产业改革并未完成，考虑到外资银行仍然部分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国内银行还不具备与外资银行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竞争的条件以及金融体系安全等因索，应在不违背WTO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有步骤有重点地增加保护措施，以缓冲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

2、完善监管内容，提高监管手段

在监管的内容和监管的手段方面，应逐渐向国际惯例过渡，由重准入监管向重经营持续性监管转变。美国和韩国对市场准人的资本金和管理人员等条件限制比较少，我国也无需在这方面要求苛刻，可以对组织形式加以适当限制，尤其是严格限定分行的开设资格，对收购国内银行的股份设置最高比例门槛。在业务经营监管方面，我国现有的监管手段过于行政化、指令化，应该在熟悉外资银行的产品、业务、风险管理系统和模型以及内控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模型设计进行风险评估，运用各种比例、数额要求着重限制外资银行经营本币业务、个人零售业务，对外资银行“摘樱桃”的经营方式也应有针对性政策，采取包括立法、规则、道义劝告、税收等监管工具，将现场检查和书面稽核相结合，由合规性监管向审慎性监管过渡。具体措施可包括：

（1）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加快实现对外资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信息的全国共享；要对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并定期公布，强化银行风险管理;要加强现场检查,采用迅速纠正机制,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外资银行限期整改。

（2）整顿资信评估行业，构建统一的中外资银行信用评估体系。

（3）实现外资银行全面风险监管。我国银行风险监管强调银行的区域性支付风险，忽视国家风险、操作风险。外资银行高管人员背景复杂，许多都持有外国护照，其教育背景、职业生涯等信息不易获得，监管难度可想而知。中国海外领事馆恐怕要成为银行监管当局的助手。

（4）强化对外资银行利率监管。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外资商业银行利率监管不宜放松。商业银行为逐利,经常逃避利率监管

参考文献：

[1]贺力平.银行国际化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6.1

[2]史纪良.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8

[3]耿明英.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竞争焦点及中资银行应对策略.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4

[4]赵霜茁.现代金融监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7

[5]丁志杰.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效应和政策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4

[6]焦谨璞.WTO与中国金融业未来.中国金融业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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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思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一）美国“多头双线”的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多头双线”的监管模式。“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机构管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机构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多个机构。这种监管模式被认为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的精神。同时存在多头监管机构，可以保证金融市场享有金融创新所必备的民主与自由，可以使每一个监管者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相互之间的竞争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

但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强，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监管模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监管标准的不统一，存在监管空白和重叠，导致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等。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在2007年11月7日发表题目为《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的报告，指出美国的监管体系存在结构性缺点：“监管机构的目标不同，多个联邦和州监管者的不同目标会带来潜在的监管冲突，导致监管套利问题。当冲突发生时，会延缓政策的执行，导致美国金融机构在与外国竞争者竞争时处于劣势。”报告认为，多头监管导致美国监管成本过高。2006年，美国金融服务的监管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6.25亿美元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

“多头双线”的监管模式决定了在金融危机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为此负责。目前，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监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无法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对金融机构放松借贷标准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对中介机构如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投资银行、评级公司等缺乏有效监管，对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重要的市场投资者缺少监管手段，过于信赖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能力。现有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不适应。此外，面对市场新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监管体制反而演变成一种劣势，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的问题同时暴露出来。

（二）过度依赖行业自律，忽视外部监管

美国自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金融监管先后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经历多次转折，放松外部管制、强调金融机构自律的监管理念逐渐占据上风。究其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当局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

为了改革美国金融监管的弊端，应对金融危机，《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报告提出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长期建议，指出金融监管方式要向着“目标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目标导向”监管，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监管框架和目标紧密联系。这种监管模式的主要好处是，整合有自然合力的领域的监管责任，而不是分割在不同的监管者那里。同时，“目的导向”的监管要比分业监管框架更好地根据金融整体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比单一监管者体制更加清晰地关注某一特定目标。报告建议，坚持“目标导向”的监管方法，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第一，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美国财政部建议由美联储担任该职，并有责任和权利获得适当信息，披露信息，在监管法规的制定方面与其他监管当局合作，为了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而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和行动；第二，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审慎金融监管当局，它可以承担目前联邦审慎监管当局的责任，并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第三，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它应当为金融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出售其产品和服务方面，提供和制定适当的标准。这样可以在增强监管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发展步伐，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与立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金融运行、金融监管等都要受到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直接关系我国金融运行的质量。我国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并非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非常严密，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足够发达，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中，才没有赶上金融泡沫的破灭。事实上，面对金融危机的到来，存在的许多监管与立法空白之处，如果不及时弥补，我国将无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后续、深远的影响。

当前我国的立法和监管机构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则应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系统性风险。

（一）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及时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

应对金融危机，不单依赖于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甚至一国政府的措施，需要各国监管机构及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也不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经济调控，而是需要综合采取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其中，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的法律机制尤为重要。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国会通过了《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以及《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等一系列救援法案和措施。我国应以此为鉴，未雨绸缪，建立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法制的轨道中，保证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各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二）弥补立法空白，支持金融业发展

在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方面，我国应一如既往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其中，以下法律制度的及时出台在当前尤为迫切：

首先，需要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逐步深入和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不断加深，建立确保金融安全体系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有必要。

其次，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及时清理金融体系中的不健康肌体，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2006年，《破产法》获得通过，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因此，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三，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法律规范需要及时出台。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已经大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长期的法外运行，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同样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

第四，加快推进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积极推动《征信管理条例》尽快出台。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信用评级机构的风险认识不足，监管不到位。未来的《征信管理条例》可以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纳入其中，推进信用评级的标准建设；推进征信市场发展，加强市场监管，推动信用产品的创新，防范金融风险。

（三) 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同配合

应对金融危机，一行三会都在采取各项措施，但由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以住房信贷政策为例，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单独下发了相应通知，但这些通知之间本身就存在不协调的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对所谓的“自住房”、“二套房”、“改善性住房”等一度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标准。从中可以看出，在政策制定出台时，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与协调。当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指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四）从机构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跨越

目前，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等以机构为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总体上符合我国当前金融发展的状况和要求。同时，应看到，综合经营越来越成为金融经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彻底、纯粹的分业监管体制将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监管应以特定的监管目标为导向，整合监管力量，减少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更加一致地监管跨领域的金融产品。

（五）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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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构建欧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监管改革框架基本上依托于欧盟高级金融监管专家组2009年2月提交的《欧洲金融监管报告》4,该报告由欧盟委员会主席JoseManuelBar-roso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DeLarosiere主持。五大条例规定欧盟的金融监管体系包括两个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一个是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C),另一个是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SAS)。分别负责欧盟区域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并在相关平台的连接下,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指导欧盟的金融监管。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层面的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C)由中央银行主席领导,其下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欧洲中央银行总理事会主席(由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莱姆法路西框架下的第三层委员会主席(欧洲银行监管局局长、欧洲保险和养老金监管局局长和欧洲证券市场监管局局长)和欧盟委员会的一名代表组成。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C)的主要职责是:(1)分析宏观经济信息,监控和评估宏观经济发展中所有威胁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风险;(2)识别欧洲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并分析系统性风险与单个金融机构的联系;(3)在识别出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有权向欧洲金融监管当局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提供建议或警告并督促其采取监管措施;(4)有义务将识别的系统性风险向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通知。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SAS),其结构由欧洲银行监管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和欧洲证券市场监管局组成,在这三个欧盟层面的监管支架下分别负责各国的相应的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虽然欧洲银行监管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和欧洲证券市场监管局这三个微观审慎监管机构在欧盟金融监管体系(ESAS)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其监管效果却差强人意,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只有咨询、建议权,并无实质监管权。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各类主要监管规则、技术标准、法令、条例等还是由各国监管当局自行决定。这种分裂的监管体系给欧盟单一市场的整体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掣肘,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也不断增加。欧洲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最根本的作用是对上述问题进行整合,强化各国监管规则、标准的一致性以提高欧盟各成员国金融监管的效力。在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衔接上,二者的衔接方式是信息共享、及时预警,即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SAS)通过对微观信息的收集,将微观审慎监管领域的问题传递给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C),而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则通过对欧盟区域内整体宏观经济信息的判断,对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或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通过早期风险预警的方式传递给欧洲金融监管体系,以便其作好后续应对方案。

    (二)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危机后,欧盟深刻认识到了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融资风险问题时刻威胁着欧洲金融体系。为此,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泛欧银行集团的监管问题成为欧洲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主要措施如下:1、在欧盟范围内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模式。欧盟原有的监管体系是由各国监管当局拼凑而成,其实际权力仍掌握在各国监管当局手中。这种监管体系对欧盟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泛欧金融集团来说在监管上漏洞百出,监管系统支离破碎、监管套利丛生。因此,对欧洲各监管当局进行整合,建立一个权威性监管当局从而对大型金融集团在欧盟范围内的所有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非常必要。危机后,欧盟在五大条例等法规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例如建立永久性监管机构金融集团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Finan-cialConglomerates,JCFC),该机构在《欧盟金融集团指令》下负责在各国实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集团联合委员会通过对金融集团的资本金、系统设置和控制制度的监管,确保对整个金融集团实施统一有效的管理。此外,欧盟还将建立监管者大学(SupervisoryofColleges),协助金融集团联合委员会对跨境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统一监管模式旨在实现由单一的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集团的监管责任,这样将有助于消除现行拼凑格局所致的利益冲突和责任重叠。2、改革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银行资本的要求。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有:(1)增加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如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本重新核算等;(2)对银行交易账户实施更高的资本金监管;(3)测量、限制单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4)对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严格限制;(5)对银行的自有资金重新进行定义等。

    (三)强化对顺周期性的监管

    1、采取动态拨备机制。欧盟采用动态拨备机制的原则是避免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体系因为过度扩张信贷而积累风险,从而降低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欧盟将采用西班牙的动态拨备设定机制,建立反周期的缓冲器。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拨备,在经济萧条时期,降低拨备。动态拨备机制是从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两个角度出发而应用的反周期机制,不但可以在经济繁荣时期减少信贷扩张,还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2、重新评估公允会计价值准则。为满足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欧盟对公允会计价值准则的原则和标准进行重新评估。改革后的会计准则将更具弹性,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保留更多的信贷损失储备以应对预期损失,并且信贷损失储备的提留和使用将具有较强的透明度。3、提高资本金率并使用全周期评级法。这与英美国家的金融监管类似,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应对经济萧条时期的财务困境。采用全周期评级法来熨平银行对风险评级的周期性。这两种方法都对顺周期性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二、欧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构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战略框架

    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格局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缺乏战略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框架和措施,对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关注不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也急需强化。建议成立一个由“一行三会+财政部+发改委”组成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承担类似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职责,负责制定战略层面上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方针,统一协调各相关部门的监管目标和措施。

    (二)赋予中央银行在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借鉴欧盟宏观审慎监管改革经验,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可考虑由人民银行承担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具体负责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协调督促委员会决策的执行。同时加强人民银行与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强化信息交流和政策沟通,实现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

    (三)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要在识别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设计开发不同的政策工具,建立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箱。重点关注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逆周期监管工具、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特别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确保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得到具体落实,使系统性风险能够得到及时的监测、防范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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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二、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摘要】随着我国按照国际规则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在我国迅速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对其实行审慎监管十分必要。本文根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现状的分析，指出现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外资银行银行监管对策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