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重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重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 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 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 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 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4):30-33.

篇2

【关键词】：停车设施；分区配置；分类配置

Preliminary number of downtown parking rational allocation strate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number of parking facilities,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surveys, and the parking habits,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s, zoning classification configuration parking quantity, is to solve the static traffic downtown reasonably effective strategy.

Key words: parking; partition 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guration

TU248.3

车辆有行必有停，停车是行车的起点和重点。合理解决车辆的停放问题是城市交通的首要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自贡市的停车现状不尽如人意，不仅影响城市形象和发展，同时也严重干扰城市交通的安全与畅通，制约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通过三个方面的调查分析：1、从车辆数量增长情况、车位配备情况、车位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2、对驾车人停车习惯、物业管理组织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力求掌握自贡市中心城区的停车问题，据此寻找有效办法，科学合理解决自贡中心城区停车设施的配置问题。

一、概况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家庭，住宅小区内停车难、城区内上下班高峰期拥堵现象日趋严重，尤其是节假日期间，外地游驾车到自贡观灯游览，城区内车辆无序停车、占用盲道、占道停车现象普遍，致使中心交通组织不畅，道路拥堵不堪、几近瘫痪。行路难、停车难已成为自贡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城区停车场（位）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迫在眉睫。

2002年，国家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仅对商业、医院等公建停车位配建标准作出规定，对居住建筑的停车位暂未提出要求。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贡市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对停车位的配建处于粗放管理状态，对停车位规划配置要求偏低。

二、自贡市停车设施现状

2009年出台的规划管理规范《自贡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居住建筑停车位指标按1个/ 100平方米控制。自2009年后，城区停车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停车位迅速增长，但仍然满足不了机动车增长的需求。

（一）停车位总量不足

截止2011年底自贡市机动车保有量304928辆，停车场点548处，停车位13752个。静态看，根据相关标准，自贡市作为二等管理水平的标准停车泊位应该达到20—25个/百车，理论停车位缺口达47000个，动态看，停车位增长速度落后于车辆增长速度，车位缺口呈逐年加大的趋势。

（二）停车位布局不合理

由于早期规划管理中车位配置要求低，致使老城区建设过程中停车位配建数量极少，与老城区大量居住人口相比更是严重不足。新区按照高标准配置的车位又有现状利用率不够高的现象。

（三）停车位配置分类结构不合理

1.新建居住小区停车位能满足需求

从车位出租出售情况看，在入住率较高的各个居住小区中车位出售出租率为6%—100%不等，从实际停车情况看，不论设计车位数占总户数的比值如何，自井、汇东片区高峰期停车位总数在总户数的40%左右浮动，沿滩、贡井片区高峰期停车位数在总户数的比例更低。调查表明，在停车位配置标准要求和提高商品房销售业绩的双向拉动下，新建商住小区能够按标准配置停车位，停车位配置标准能够满足住户需求。

2.小户型住宅停车位需求无差异

调查显示，小户型购房人群年龄段分布较为均衡， 30—50岁年龄段为主要购买人群（或物业持有人），占59%；驾驶员50岁以下占到总数的90%，是车位需求的主力人群，说明占比90%的20—50岁驾驶员均可能成为小户型的购买人群及车位使用者。按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现状及预期推断，小户型住房使用人群（含租住户）有一定的车位需求，与普通住宅相比，车位需求无明显差异，按照自贡市现行1辆/100平方米的车位配置标准，50—70平方米的小户型平均到每户为0.5—0.7个车位，基本符合自贡实际需求。

3.经济适用房小区停车位需求不高

经过对入住率较高的不同区域经济适用房小区停车位状况调查分析，自贡市经济适用房小区高峰期停车数量占小区入住户数的4%-17%，占设计停车位的33%和58%。

4.学校、工业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缺失

学校的停车位配置标准缺失，造成新建的汇东实验校南湖校区高峰期时段出现停车拥堵干扰交通现象。

选取自贡市七个规模不等的工业企业为统计对象，对其停车位配套及需求情况进行分析，工业企业内现配置停车位基本能够满足现状使用需求。

5.医院、商业等公共建筑停车位配建指标基本合理

调查显示，从医院、商业等建筑面积与车位需求量的关系看，自贡市现行0.5个/100平方米的车位配置标准基本满足停车需求

6.专业市场等商业集散地无配套专业停车场

目前自贡市川南建材市场、同心路美食一条街、马吃水二手车交易市场等无规范的停车场点，龙井火车站及各区县货物集散地均没有建设规范的货运车辆停车场点，造成停车难、乱停车现象十分严重。

7.社会停车场建设严重滞后

自贡市目前尚未编制停车设施规划，致使近年来社会停车场建设 无序。经调查，近20年来，仅修建一处社会公共停车场。

（四）停车设施管理不到位

1.停车场管理无统一的主体

自贡市城市管理的基本分工是交警管道路、城管管人行道，城市停车场管理无统一、明确的主体，管理力量分散，管理不到位、不规范，难管和管难及现实存在的问题导致静态交通管理缺乏严肃性和规范性。

2.停车管理的有效性不够高

由于驾驶人传统交通习惯、停车场自身设置缺陷等多种原因，全市普遍存在地下停车场使用率远远低于地面停车场的情况，往往是地面已“车满为患”，而近在咫尺的地下停车场却处于“饥饿状态”。

3.配建停车位被侵占现象严重

许多商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擅自改变配建停车场的使用性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擅自改变用途的停车场共有9处。

四、自贡市中心城区停车位配置建议

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表明：停车设施的供应绝不能仅仅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作为唯一目的，企望通过不断增加停车设施建设的单一手段来解决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应该综合考虑城市、社会经济以及交通整体发展的目标，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交通政策应该由追求供需平衡转向大力加强需求管理，充分发挥供应对需求的反作用，具体体现在：①停车设施供应应该切实满足区域停车的需求，避免由于泊位空置造成对社会资源和公共空间的浪费；②停车设施供应应该围绕“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发展战略制定相应的政策，同时控制区域停车泊位规模、改善车辆换乘系统的服务等。

经过本次调研，从科学合理配建停车设施角度出发，我们对自贡市车位配建提出如下建议意见：

（一）完善规划，加强社会停车场建设

按照国家三部委（建城【2010】174号）文件要求，应快组织编制《自贡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在摸清停车矛盾现状、科学预测停车需求的基础上，按照差别设施供给和停车需求调控管理的原则，研究确定城市停车总体发展策略、停车设施共给体系及引导政策、社会公共停车设施布局和规模，明确建设时序和对策。

（二）区别管理，按需供给调整结构矛盾

对居住建筑停车位配建标准，建议：基本保持商品住宅建筑停车位配置标准，下调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动迁安置房车位配建标准，增大自行车停车位的配建

对非居住建筑车位配建标准，建议增加学校的停车配建指标，其余指标维持现状暂不调整，并结合居住建筑的分区管理办法进行停车位配建：

（三）更新理念，倡导新技术新手段

1.人车分流

今后在建筑方案审查阶段，对居住小区车行通道和人行通道实行严格分流，有效避免小区内占道停车现象的发生。南湖郡、新美居家等小区地下车位闲置与地面乱停乱放现象并存，造成小区安全隐患，并影响小区品质；檀木林国宾府实行人车分流，投入使用后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2.合理设置车库出入口

提倡成片开发居住小区，合理设置车库及人行出入口，将停车位均匀分布到每栋住宅楼下，有效组织垂直交通，避免住户回家因步行距离过长而乱停乱放。

3.倡导修建机械式停车库

鼓励修建机械式停车库，特别是在自流井及汇东老城区适当位置修建机械式停车库作为社会公共停车场，以缓解片区内巨大的停车压力。对设有机械式车库的项目，须在机械式车库建成完工后方可实施规划核实。

（四）创新管理，加强市级部门管理力度

1.明确主体

建议政府明确交通主管部门为管理主体。以改变“坎上坎下”推诿扯皮的管理现状，解决停车场管理职能交叉问题。加强停车场经营业主的监管、指导、培训，按照有关规定对其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年度审验，以达到监督管理、规范其经营活动的目的。

2.完善制度

（1）建议尽快建立道路交通影响评价中心，科学指导项目交通管理，落实2012年主城区道路交通缓堵保畅工作要求。

（2）修订完善2003年市政府制定的《自贡市停车场管理办法》，重新制定《自贡市临时占道停车场管理规定》，推动自贡市停车场的管理和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3.清理整顿

相关部门对停车设施实施清理。一是对挪作他用的责令限期整改，恢复停车功能；二是对停车场点不符合规划要求，责令停工整改，验收合格后方于恢复施工；三是加强物业管理，对小区内占道停车，乱停乱放行为予以坚决制止，规范小区停车行为，对小区住户停车行为加以正确引导，逐步规范，提高小区居住品质。

篇3

关键词 社会治理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模式 长寿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1社会治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适用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既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又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更呼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发展。

2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的困境

2.1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加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项综合性、全方位、多专业参与的服务，仅凭社区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这就需要整合社区所有养老服务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长寿区养老资源较为丰富，如在社区层面已经探索出了养老服务站、幸福院、社区医院等机构，但这些养老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这就导致原本就有限的社区服务社会使用效率非常低下，难以统筹管理、形成合力，难以为老年人提供系统全面的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的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而由于条块管理，使得民政部门也难以有效聚合其他部门的资源，由此导致很多问题，包括投入不足、服务模式少、管理水平低下、覆盖面小、服务项目有限等。社区资源整合程度低既抑制了老年人的有效服务需求，也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2.2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不完善

长寿区社区虽然越来越重视老年基础服务设施的设置，但不完善的问题比较明显。（1）实用性差。很多社区设置的养老服务设施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忽视了这些设施的设置应该具有防碰撞、防滑等功能，同时也缺乏无障碍设施的考虑，造成了老年人活动的不便。（2）种类不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护理等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对日常照料、文体生活、健康保健、社交等需求不断增多，而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已经达不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要求。有的社区尽管有一定的医疗设施，但是社区医疗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老年人的看病率，也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预防、治疗、护理等一条龙服务。

2.3养老资金来源单一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程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长寿区目前尚未出台专项经费保障政策，严重制约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当前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当前虽然依靠上级部门的投入，逐渐启动了居家养老工作，并开展了针对老年人的一系列服务，但由于管理资金来源有限、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筹资渠道过于单一，社区又没有经济来源为居家养老服务继续注入资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受到了极大挑战。

2.4现代养老观念尚未养成

传统养老观念认为“百善孝为先”，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理应锁定在家庭，全部依赖于家庭和子女，老年人去机构养老是难以被接受的。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急速加深，但对开展和加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在大众甚至老年人的心里形成重要的认识，没有意识到社区居家养老的兴起是在“未富先老”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双重压力下诞生的，没有意识到现代养老观念已要求老年人接受养老职能由以家庭为主转向社会化发展。

3创新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路径研究

3.1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需坚持的原则

原则是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基本遵循，它主要包括：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多元发展与统一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与社区义务服务、邻里互助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满足服务需求与价值实现相结合的原则等

3.2创新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建设

养老机构的设置关系到社区居家养老参与方之间的责任分工，是养老模式运行的核心。针对长寿区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构建一种能够克服当前养老模式缺点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式”的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机构。

3.3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建设

所谓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建设，主要就是要明确各种组织的职能定位、积极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更好地发挥在养老服务中的功用。居委会应该根据居民的需求调整工作内容，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较为个性化的优质服务；政府可以利用购买服务等方法来为居委会的活动提供资金保障，保证居委会的稳定运行。充分重视家庭的作用。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家庭是主体，一方面积极倡导孝道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养老、敬老、爱老、护老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加强政策扶持，对于能够与父母同住、照顾父母的子女给予实实在在的优惠。

3.4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队伍建设

服务队伍建设是社区居家养老落到实处的组织保证。专业化服务队伍的建设，一直是长寿区第三产业的软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也不例外。要从根本上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必须在管理与服务上进行创新。

3.5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

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是创新社区养老模式的重要支撑。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可以从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建设资金的投资体制、建立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评估机制、制定具体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完善和运用激励与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着手，为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保障。

篇4

一、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1.中学生ptsd状况调查

根据问卷调查，儿童创伤后压力诊断量表（cpss）统计结果显示，36.3%的中学生PTSD总分值大于等于11分，可能属于高风险儿童。好在统计症状对生活的干扰数据后发现，43.5%的人完全不受干扰，但总分值为6分以下的受严重干扰的比例为2.8%，属于高风险人群。

在对中学生社会支持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学生的平均分为28.5分，标准差4.5也表明学生的社会支持方面差异性较大。相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14.1%的中学生得分低于24分，社会支持系统建立得不够好。地震后一年多来，父母（或一方）长期离开的占38.5%，其中父母双方同时不在家的比例也高达17.5%。

被困情况统计中可以发现，地震发生时，16%的中学生比较严重地暴露在被困情况下；12.9%的中学生比较严重地暴露在受伤情况下；6.2%的中学生比较严重地暴露在死亡情况下。其中，对受伤和死亡害怕的比例都分别超过了62%和58%。

2.中学生MHT调查

按照分段初中和高中进行统计，对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等8个因子的统计分析发现：初中生的比例最低的学习焦虑为5.23%，比例最高的恐怖倾向为33.64%，通过总分筛选的具有心理障碍的中学学生比例为27.66%；高中生的比例最低的孤独倾向为8.83%，比例最高的同样是恐怖倾向28.54%，通过总分筛选的具有心理障碍的中学学生比例为20.74%

3.小学生ptsd状况调查

儿童创伤后压力诊断量表（cpss）统计结果显示，总分大于11分的比例为39.4%，可能属于高风险儿童。但是在统计症状对生活的干扰数据后发现，60.5%的人不受干扰，总分为6分以下的受严重干扰的比例为1.5%，属于高风险人群。

小学生社会支持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小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平均分28.8分高于中立值24分，14.4%的学生得分低于24分，社会支持系统建立得不够好。地震后一年多来，父母（或一方）长期离开的留守儿童占29.8%，其中父母双方同时不在家的比例也高达12.8%。

小学生创伤暴露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48%的学生属于在创伤事件中暴露严重的群体。地震中被困小学生占10.4%，7.8%学生都在地震中受伤。6%的小学生亲眼目睹其他人受困，30.8%的小学生事后得知亲友被困。9.3%的小学生亲眼目睹同学受伤，35.7%的小学生事后得知亲友受伤。死亡情况统计方面，亲眼目睹亲友死亡的占2.1%，事后得知亲友死亡的比例也占到20.9%。值得注意的是，对受伤和死亡害怕的比例都分别超过了53%和43%。

4.小学生MHT调查

在对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等8个因子的统计分析发现，比例最低的过敏倾向障碍为10.23%，比例最高的冲动倾向障碍为22.40%，通过总分筛选的具有心理障碍的小学生比例为22.40%。

N=567

由上分析可以发现，小学生身心状况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1）至少2.8%的中学生具有严重的PTSD症状，1.5%的小学生具有严重的PTSD症状，并且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干扰。

（2）因为社会支持系统构建不好等因素影响，有心理障碍的中小学生比例高于20%。

（3）分别有58%和43%以上的中小学生担心或恐惧死亡，；35.1%和48%的中小学生属于在创伤事件中暴露严重的群体。

二、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1.中小学心理教育师资不足，无真正的专职老师

在抽样座谈的23位负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中，只有1位老师是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其余老师都是兼职心理教育教师。可见，心理教育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2.心理健康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与技能亟待提高

调查到的23位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原来所学专业心理学占13%，教育学占17.8%，其他学科占68.2%。在“是否持有心理学类的资格证书，如心理咨询师”等，回答“有”的仅1人，其余22位老师都回答“没有”。

3.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学习或培训机会不均等

5.12大地震以来，各种渠道的心理培训聚集灾区。但调查显示，这些培训资源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城镇中小学或者受灾较重的学校。

4.缺少专项经费

在心理健康教师问卷中第20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否有经费支持？”，23人中仅有2人回答“有”。在对中小学校长的问卷中第12题问到“您校有无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经费？”，20位校长的中仅有5位回答“有”。

三、进一步加强地震重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思路与举措

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了解到：灾后心理恢复和重建阶段，重灾区中小学学生慢性和延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不同程度存在，灾后心理重建任重而道远，并且要结合青少年发展中心理问题矫正，建立心理援助和教育的长效机制。

1.近期工作目标及措施

（1）依托援建项目，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片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援助机制。根据政府灾后重建工作规划，把重灾区中小学根据地域就近原则，与高校结对子开展心理援助帮扶工作，由教育厅牵头以灾后心理重建项目的方式推进，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2）组织专家力量，定期分片开展师资培训和心理辅导督导。近期可采取由四川省灾后心理教育与康复援助中心聘请，各地分中心根据各片区学校需求，制定分层分类心理教育教师和管理人员培训计划，并负责实施。

（3）组织力量编写本土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教育厅组织当地专家，针对实际，编写适合不同层次需求的心理教育和辅导教学用书。对于如何使用教材，教育厅也应该组织专家指导，确保有效实施。

2.中长期工作目标及措施

（1）制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意见，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推进素质教育。教育部门应该组织专家制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纲要。纲要应该包括总体目标、实施意见、机构设施、人员保障、经费保障、评价体系等。

篇5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 流行病学 调查 药物疗法

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06-0033-03

随着上海市居民期望寿命的提高，心脑血管疾病成为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避免心肌梗死等急性期死亡的同时，逐渐进展为充血性心力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CHF）。2007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了新的《中国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简称指南，为临床CHF的规范诊疗提供了依据[1]。为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南的落实情况，2013年我们在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出院CHF患者的病因及药物治疗情况进行调查，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采用回顾性病史分析方法，对比分析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8年1月至12月出院及2011年1月至7月出院的CHF患者。纳入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下列3项：①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2011年1月1日至7月31日出院的CHF患者；②慢性CHF分级采用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标准，为Ⅱ级及以上；③至少具有1项或以上心血管异常的客观指标，包括病因学、心脏形态学及心脏功能性指标的证据。

1.2 评价标准

参考2007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指南》，评价临床应该应用和实际应用的药物治疗情况，以及出院后带药继续使用情况，对不同年份《指南》的落实情况进行比较。应用药物类别：利尿剂、ACEI/ARB、β受体阻滞剂、醛固酮拮抗剂。

2 结果

2.1 2008年CHF治疗情况

2008年符合条件的患者共106例，其中男47例（44.3%），女59例（55.7%）；年龄（78.2±12.3）岁。病因构成：冠心病91例（85.9%）、高血压心脏病12例（11.3%）、肺原性心脏病3例（2.8%）。心功能分级均为（NYHA）Ⅲ级及以上。

住院后药物应用情况：利尿剂52例（49.1%），ACEI20例（18.9%），ARB 24例（22.6%），β受体阻滞剂17例（16%），醛固酮拮抗剂49例（46.2%）。

住院后转归：死亡30例（28.3%），其中心脑血管病死亡15例（50%），肿瘤或感染并发呼吸衰竭死亡15例（50%）。

2.2 2011年CHF治疗情况

2011年符合条件的患者共99例，其中男48例（48.5%），女51例（51.5%），年龄（76.2±11.8）岁。病因构成：冠心病79例（79.8%），高血压心脏病18例（18.2%），肺原性心脏病、扩张型心肌病各1例（2%）。心功能分级均为（NYHA）Ⅲ级及以上。

住院后药物应用情况：利尿剂68例（68.7%）；ACEI42例（42.4%），ARB 27例（27.3%），β受体阻滞剂59例（59.6%），醛固酮拮抗剂69例（69.7%）。

住院后转归：死亡19例（19.2%），其中心脑血管病死亡15例（78.9%），肿瘤或感染并发呼吸衰竭死亡4例（21.1%，）。

3 讨论

CHF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以往认为心力衰竭只是由于某种因素造成泵功能低下的理论受到很大挑战，现在认为心力衰竭的主要原因为心室结构改变，心室重塑是心力衰竭的基本特征，也是心力衰竭发病的重要决定因素。由此，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已从短期的药物治疗转变为长期的修复性治疗，目的就在于改变衰竭心脏的生物学性质[2-4]。

上海市1980、1990、2000年心力衰竭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及治疗状况调查显示，在上海的二、三级医院的CHF出院患者，平均年龄为（64.0±16.0）岁[5]；而在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8年的出院CHF患者的年龄为（78.2±12.3）岁，平均年龄显著较高。因此病因谱也显著不同，主要是冠心病，其次为高血压心脏病和肺心病，而无风湿性心脏病和扩张性心肌病等好发于中青年的心力衰竭病例；2011年的资料与此大致相同[5]。

近年来，中国成年人主要死因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心脑血管疾病及恶性肿瘤占死亡的前两位，上海市的心力衰竭调查显示在上海的二、三级医院，20世纪80年代住院死亡率为13.8%，90年代为11.6%，本世纪初为6.0%，呈逐渐下降趋势。在临汾社区医院出院的CHF患者的心功能分级均为（NYHA）Ⅲ级及以上，平均年龄大于75岁。2008年出院时的病死率达28.3%，肿瘤或感染并发呼吸衰竭占一半，2011年部分患者也与此相仿，死亡原因中恶性肿瘤相关因素也占21.1%，此结果与上海市心力衰竭调查也有显著差别[5]。在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的CHF患者具有与二、三级医院显著不同的特征：动脉硬化相关性心力衰竭多见，高龄患者多见，易合并恶性肿瘤等，恶性肿瘤及其晚期并发症是这些CHF患者的重要死亡原因，临床预后更差，需更多关注肝肾功能对治疗的影响。

近20年来的循证医学研究已经明确了β受体阻滞剂、ACEI、利尿剂、醛固酮拮抗剂在CHF治疗和预防中的地位，2007年的《指南》将各种药物的临床应用具体化，为临床诊疗CHF治疗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该《指南》指出：所有心力衰竭患者有液体潴留或曾有液体潴留，均应使用利尿剂。强调ACEI是治疗的基石，有禁忌证或不能耐受可以应用ARB类药物，全部CHF患者必须终生应用。该《指南》也强调了β受体阻滞剂在CHF治疗中的作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推荐用于中重度或晚期患者（心功能分级Ⅲ～Ⅳ级）。

在本中心住院期间各种药物的使用与《指南》均有明显的差距，尤其是ACEI/ARB、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率低。究其原因：①高龄患者所占比例大；②合并低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较多；③使用利尿剂后对药物不良反应耐受性更差；④合并症较多。上述这些均限制了ACEI和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及使用剂量。同时也应看到，与2008年的资料相比较，2011年的资料显示的治疗与《指南》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临床治疗指南对临床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几年来通过积极学习、实践，更加规范了CHF的诊疗，但是在高龄化患者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好的将诊疗指南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2007中国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7， 35（12）： 1-29.

[2] American Hearl Association. ACC/AHA 2008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J]. J Am College Cardiol， 2008， 23（52）： 143-263.

[3] Cohn JN. New concepts regarding events that lead to end-stage heart disease[J]. Cardiovasc Drugs Ther，1995， 9 （Suppl 3）： 489-492.

[4] Cohn JN. Strcutural basis for heart failure-ventricular remodeling and its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J]. Circulation， 1995， 91（10）： 2504-2507.

篇6

关键词：协同；社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16-03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报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创新社会治理”，即通过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要求我们做出积极的探索，把它落实到实处。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实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际关系和人自身思想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和谐。实现这个目标，其基本任务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实施横向涉及多个部门和所有县（市、区），纵向到每一个公众。实现生态文明，需要新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强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公共利益为最高诉求；强调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和共识。

一、协同治理对于社区生态文明建设有推动作用

协同治理就是在工业生产时代背景下，基于各社会治理主体对于公共权力追求的前提下，以协同学为理论指导，致力于推进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有机合作结构的一种机制。该理论对于当前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丰富，致力于通过协同有序的参与社会管理来实现对社区生态文明的建设。

和谐社区是全人类的理想追求，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内在超越的价值学说具有自身的优势，可能在价值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达致价值共识，解决价值的“多”与“一”的难题。对于政府而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通过社区层面的参与充分整合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社区协同治理。在社区生态文明的实际建设中，强调社区生态治理理念的创新和激励社区公众的共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最核心的要务是打破原有的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参与，民众自我约束和管理的一种协同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团体、个人权利的和谐共生，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可协调发展。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承担者的地位，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社会治理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二、推进协同治理的障碍因素分析

在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当前的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体制下，协同治理的实现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

（一）政府层面

1.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导致推进协同治理缓慢

路径依赖的基本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1]。长期以来，街道以及社区居委会，乡镇及村委会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如城市社区当中，居委会70%-80%的精力在进行进行街道下派的各项行政任务。在社区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无论是“行政手段”或者“经济手段”，政府始终是执行的主体；驻区企业大多数是在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环境治理，他们没有防止污染、治理环境的积极性；社会公众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他们大多数是被动的参与政府号召的环境治理行动，而很多对于环境污染的抗议，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种长期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导致协同治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制度化。

2.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导致推进协同治理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着力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成了各地方政府工作的重心，地方政府都在思考如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相对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维护是一项公共服务，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大、见效慢。地方政府在以经济考核为主要政绩考核的体制下，大多倾向于发展短、平、快的项目，以取得业绩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在社区环境治理当中的投入往往短期内得不到回报，甚至有时还会给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失，如很多环评不能过关的项目不得上马，会造成一些招商项目无法落实。在这种倾向于经济发展为考核的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体系下，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去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甚至对一些生态污染的行为无视，导致生态文明的协同治理进程发展缓慢。

3.环境监管缺乏力度导致推协同治理缓慢

环境监管乏力表现为出现过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无法可依表现为：社区的环境规划没有统一的法规标准，无法评定社区环境的现状；环境常规管理的责任也无立法项目规定，无法确定相应责任承担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表现为：当出现破坏环境、造成污染、资源浪费的个人或者企业行为时，处罚不严；或因某些地方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对环境保护在这方面有“缺位”行为。

4.生态建设其他主体培育与支持的不足导致推进协同治理缓慢

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是生态社区建设的三个主要力量，只有三者合力，社区的生态建设才能得到保障。而现实情况看来，政府对社区组织的存在培育和支持很不足，要么社区组织直接隶属于政府城市管理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要么缺乏引导和管理，其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政府对待社区居民也停留在一般的行动号召，缺乏规范性、指导性和激励性。

（二）社区层面

1.生态文明价值观念缺乏，责任意识不强

生态文明是物态平衡、生态平衡和心态平衡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文明形态。在社区当中，生态文明体现为环境保护、社区公平合理，社会文明和谐等。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工作重心以及公众的主要期待，加之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社区居民落后的文化观念、急于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不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等，都导致社区公众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未能深入人心，阻挡了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2.成员缺乏社区归属感，参与冷漠

尽管目前社区成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环保意识也有所加强，但是大多数成员的行动还只是停留在个人家庭内的行为当中，只满足于对家庭内环境的维护，有“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味道。对于社区号召开展的大范围公益性的环保活动，参与率不高。即使参与，参与人员也大部分是“老弱闲散”人员，处于社会中坚力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大多以“忙工作，没时间”为理由很少参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区成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只是将社区理解为居住的一个场所而已，没有认同为共同的“家园”；另一方面，对社区的信任感不高，很多人理解社区治理组织代表的是政府，做得都是“政府交待的事务”，而不是自治组织，缺乏认同感，因此对环保活动也参与热情不高。

3.消费至上主义，消费过度现象存在

当下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以物质追求为重心的状态，从而导致了高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心理的出现，这些消费至上主义导致了生态产品的消费性浪费。如“天价月饼”的出现，是人们炫耀心理在作祟。社会成员在节约与消费方面的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理解不够透彻，行为更出现偏差。

4.环境保护组织依附性强，无法独立发挥治理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发展非常不充分，独立性较差，对政府的依附和依赖性较强。中国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公共事物治理中，并没有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或博弈，更谈不上平等地参与治理，它们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更象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准政府组织，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多，生态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名目繁多，但是治理作用发挥并不充分。

（三）企业层面

1.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性不高

企业生存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根本，对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动力。以江西省孔目江生态经济区的洞村、欧里、观巢等地为例，这些区域资源较丰富，有着较长的采掘洗矿业发展历史，面对当前正处在上行阶段的煤、铁矿产品价格，面对高铁及高铁新区建设形成的巨大石料需求，企业扩张产能的冲动比较强烈。在流域治污及产业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虚以应付、拖延观望；一些洗矿厂宁愿出资建设简易的污水处理池，或是选择停产待机，却依然坚持不愿退出。有的村委一方面引导发展观光农业、大力宣传生态旅游，另一方面仍然保持较大规模的石灰石开采，其主导产业、企业构成并完成转换升级。

2.社区服务参与不足

一方面很多驻区企业对社区服务的参与意识不到位，认为参与社区服务与企业的发展不相关，缺乏参与精神。另一方面，即便进入社区开展活动，有些企业仅仅满足于眼前利益，活动目的更加侧重于在于如何推销企业产品和宣传企业，对于公益性的服务缺乏热情与投入。

三、结论和建议

（一）建立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

传统意义认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生态文明理论告诉我们，生态与经济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寻求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增进共容利益。共容利益使得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协同治理变得必然和可能。在奥尔森看来，如果某一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共容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2]。社区是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要寻求民众、驻区单位、社区组织等共同的支持与合作。

（二）构建社区生态文明发展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的目的，在于引导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执政导向，将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结合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细化为各级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内容和工作追求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参照国家环境部“生态市建设指标体系”，社区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保障：强调通过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各主体的行动，强调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社会文明风尚的建立。（2）人居生态：利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优化的方法，规划社区内的居住环境。以体现环境优美、安全方便、保护传承文化传统特色为宜居目标。（3）环境生态：主要包括水、大气、噪声环境；垃圾等废弃物的管理；污染的控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资源的节约利用等方面。（4）生态伦理文化的塑造：强调通过社区教育所形成的社区公众的生态文明理念，主要包括生态知识普及率、绿色消费观人数比重、生态伦理观人数比重。通过具体调研与听取相关部门责任人的意见，本文测算设计了社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框架，以期对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见表1：

（三）增加成员归属感与信任感，建立合理规范的治理参与机制

通过不断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增加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信任度，逐步引导社区居民自治，建立可行的社区成员参与制度以及有效的社区参与制度。通过环保活动的开展增加社区成员之间的了解以及对社区治理组织的信任，让社区成员在环保行动中体会到互惠互利，如组织开展社区义务大扫除、旧物交换、垃圾定点投放、义务植树、志愿者清理“牛皮广告”等与切身利益联系紧密的活动；设立举报平台、曝光栏，对社区内污染环境的不良行为进行曝光，形成全体居民互相监督机制，提高居民生态行为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6.

篇7

一、我国城市管理的典型做法

（一）沈阳市做法

1.城市管理体制

沈阳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职能分别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局）承担。其中，市城市建设管理局负责制定城市建设管理中长期规划、拟订设施维修养护和日常管理资金计划等事项。市城管局专门负责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该局共设13个分局，集中行使城市规划、市容和环境卫生等14个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2005年2月，沈阳市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市长担任委员会主任，主管副市长担任常务副主任，其组成委员包括市建委、市城建局、市城管局等20余家机构。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审定全市城管领域的综合性规划、计划，决定城市管理重大事项。办公室主要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计划编制汇总工作；负责协调城管系统各部门，组织落实城管委工作安排；负责综合整治活动的协调组织工作；负责对城市管理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工作。

2010年7月，沈阳市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理顺道路桥梁和环境卫生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沈政办发[2010]77号）将该市的城市管理格局定位为“市级为主导、区级为主体、街道为基础、社区为前沿”。具体来说，市城建局是城市管理的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区政府是城市管理的主体，对辖区内城市管理事务负全责。街道办事处是城市管理的基础，负责具体组织所属区域内各种设施的养护及环卫工作。

2.主要管理机制

（1）行政执法勤务区工作模式

沈阳市以全市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为执法范围，对应设立具备行政执法处罚职能的责任区域，实现了每个街道都设置一个勤务区。执法人员以勤务区为基本执法单位，在区域内统一行使处罚权，办理简易处罚案件，这里的处罚权涉及城市规划、市容和环境卫生、市政、房产、城市园林绿化、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人防工程等14个方面。从本质上讲，勤务区模式的核心是执法责任制，实行的是一种网格化的工作方式。这种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多头执法、交叉执法、执法扰民的问题，实现了由粗放式执法向精细化执法的转变；由事后执法向执法工作前置转变；由突击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由注重行政处罚向注重执法服务转变。

（2）执法共建机制

所谓执法共建，就是城市管理执法者与管理相对人，通过开展知法、执法、学法、守法等一系列活动来共同参与城市的管理，其核心就是 “变事后处罚为前置服务”，“变我查我管为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城市管理”。市城管局以勤务区为单位，重点明确了八个方面的服务对象，即学校、医院、社区、物业公司、开发建设单位、街路市场管理单位、锅炉房和地铁站管理单位。该局具体的共建活动形式很多，比如与共建单位、商户代表座谈；发放共建联系卡、执法便民工作卡等各类宣传卡片，等。

3.基本评价

沈阳的做法，可称为大执法局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下的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的多数行政处罚权。此模式有利于精简执法机构，提高执法效能，有利于对城市管理权的行使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二）上海市做法

1.城市管理体制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分别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承担。其中，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除负责城乡建设管理、交通管理等事项外，还承担着一定的城市管理职责，如综合协调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时挂上海市林业局和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负责对绿化、市容环境卫生、林业的行业管理以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

在管理模式上，上海市已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即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监督和处置相分离，主动发现、及时处置城市管理的问题。此种模式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注重使管理重心下移。该模式以街道、社区为基础，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划分单元网格，采用市、区、专业工作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目前，网格化管理已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管理内容涉及公共安全、市政设施、市容市貌、交通管理等。

2.主要管理机制

（1）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相关的规定，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上海市联席会议）是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综合协调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讨论、研究和完善城管执法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和重大措施；综合协调城市管理方面的执法资源，组织协调全市性重大执法工作，等。上海市联席会议由市政府批准的相关职能部门分管负责人组成。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处，负责联席会议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城管执法局分管副局长兼任。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按照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负责做好日常事务的处理及有关活动的组织服务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组织对热点难点问题及市政府重点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等。

（2）城市管理监督机制

上海市在创新城市管理监督机制方面构建了以下机制：一是强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监督平台。通过市政道路平台、网格化平台、12319城市建设热线、12369环保应急热线等城市管理和服务平台，及时受理和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建立城市管理考评机制，市城市管理部门对全市各区县开展单月评估和百日考评，同时，组织城市建设和环境文明指数市民测评，对各区县评估、考评和测评结果进行排名，并纳入区县年度工作绩效考评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市、区（县）、街（镇）”三级巡视督查机制，坚持执行城市管理巡视督查日志制度。[1]

3.基本评价

上海市在城市管理上同样采用分权模式，即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职责分别由不同部门承担。需要注意的是，其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的职责设置具有一定特色，即该部门在负责城市建设管理的同时，还承担着一定的城市管理职责。这种职责设置使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的关系更为密切，便于落实“建管并重”的理念。在管理手段上，上海市注重采用信息化管理方式，已在全市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

（三）深圳市做法

1.城市管理体制

深圳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分别主要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住房和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承担。其中，市城市管理局主管园林绿化、林业、环境卫生、城市市容综合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方面，市城市管理局目前行使着城市规划、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工商管理（对无照商贩的管理）、公安交通管理（对侵占道路的管理）和房产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在管理格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2年就作出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决策，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通过采取财政全额拨款方式，充实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等基层城管力量，保障其人员经费。此举充分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管理职能、运作机制、工作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转变。各区级城管部门则把执法队伍组建成若干分队，下派到各街道办，执法队伍实行区、街道双重领导。

2.主要管理机制

（1）城管外包机制

2007年底，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通过培育市场组织，购买社会服务，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公众参与”的城市管理格局。西乡街道将13项城市管理职能交给物业公司，包括：环境卫生方面，如清洗垃圾桶、站标、路标等市政设施，清除乱张贴；市政道路方面，如换铺人行道水泥砖、换铺道路路牙等；绿化整治方面，如整修绿化带，美化道路园林、灯光等景观；公共秩序方面，如进行街区管理宣传，劝离在交通要道等重要公共场所经营的小摊贩和乞丐。[2]西乡街道引进物业公司之后，形成了政府、企业、市民“多元共治”的局面，提高了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深圳城管外包的对象是某些服务事项及辅助管理事项，并不涉及行政权力的委托行使。

（2）公众参与机制

深圳市非常注重构建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主要做法有：一是引导公众参与社区管理，如宝安区西乡街道成立街道市民街区管理委员会，通过推举产生的5名热心市民为街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代表市民参与街区的管理。二是围绕城市管理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如深圳城管部门坚持开展“百名市民走近城管”、“城管义工行动”等一系列吸引广大市民参与的大型活动，使广大群众既亲身参与城市管理过程，又切实享受到城市管理成果。让公众在参与公共事务中加深了对决策的认知度，极大地削减了城市管理政策执行中的障碍，成为“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的一个典范。[3]

3.基本评价

深圳市城市管理的特色在于其城管外包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这两种机制注重发挥企业和公众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体现了深圳市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努力，顺应了城市管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民主化的趋势。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二、上述典型做法对今后城市管理改革与立法的借鉴意义

（一）合理界定城市管理范围

城市管理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明确城市管理的范围。客观来说，国内就城市管理的范围没有统一的界定。上述几个城市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总体特征是对城市管理范围界定持谨慎态度。如沈阳市将城市管理的范围界定为市政管养、市容卫生、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交通管理、市场管理等；上海市则把城市管理的范围界定为市容卫生、市政工程、绿化、水务、环境保护、交通管理、工商管理、建设管理等。概括来说，这两个城市的城市管理范围主要集中于市容卫生、市政管养、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交通管理等领域。作为国内首部关于城市治理的地方性综合立法，《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也采用了这种思路。根据该条例第2条的规定，城市管理涉及城市规划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环卫、道路交通、生态环境、物业管理、应急处置等事项。

（二）切实发挥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高位协调作用

目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分立已经成为国内较大城市城市管理的基本模式。三项职能的分立有利于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实现三种权力的制衡，但同时也对部门间的综合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更好地协调城市管理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城市的良性、有序治理，一些城市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要切实发挥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高位协调作用，需要构建一系列的制度加以保障。沈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推行的城市管理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考核制度，恰恰是为了使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实效化。在这方面，《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第9条至第11条对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的职责、组成方式、会议规则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委员会的良性运作。

（三）适度下移城市管理工作重心

纵观上述几个城市，无不注重管理重心下移，如深圳市很早就提出并切实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沈阳市的城市管理格局则是“市级为主导、区级为主体、街道为基础、社区为前沿”， 在每个街道都设置一个勤务区。这种格局的实质是分级管理、管理重心下移。也就是说，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承担指导、监督、考核等职责，街道和社区特别是街道成为城市管理的主力军。这其实是为了满足城市管理实际需要的必然选择，因为大量的城市管理事项主要集中在街道和社区这个层次上。许多城市已经意识到管理重心下移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一些有成效的措施加以推进，在新形势下应坚持这一改革方向，同时须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盲目下移等问题，使街道和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王喜全.创建“三优”文明城市可借鉴上海经验[N].黑龙江日报，2010，8，23.

篇8

一、总体要求

村民自治模范单位以建立健全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为目标，以完善农村依法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重点，以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为主要内容，进一步规范完善村规民约、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促进幸福美丽新村和农村社区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把切实保障城乡居民民利、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方式、改进服务手段和工作方式作为创建重心，以群众评价作为先决条件，以创建活动为契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

坚持标准先行、分类指导。根据《省村民自治模范单位指标（2015年）》（以下简称《指标》）要求，实行村（社区）、乡镇、区分级创建，要求创建单位突出亮点特色，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坚持动态管理、择优表彰。创建工作按三年一个周期进行安排，本轮表彰命名的村民自治模范单位，下轮创建时对不符合模范单位要求的，不再保留模范单位称号。

坚持多方评审、全程透明。评审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抽样调查、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全过程实行公开公示，确保创建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三、时间安排

从2016年1月中旬启动，计划用5个月时间完成创建工作。

（一）1月20日—2月29日，自查自评，各村对照《指标》进行自查，完善相关资料，重点打造3个村备检，我镇重点打造武阳、白鹤、官厅。

（二）3月1日—3月31日，完成省村民自治模范区申报工作，接受市、区民政局组织的初审。

（三）4月1日—5月30日，查漏补缺，接受省人社厅、民政厅组织的评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村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此次创建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落实领导责任。各村也要建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落实措施，确保创建活动顺利进行。

篇9

今年以来，三分局高度重视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始终坚持规划引领、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始终保持防控工作的高压态势，稳步推进开展百日拆违攻坚“三大行动”工作。至7月底，共计拆除违法建(构)筑物36处面积6268平方米，违法建设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一、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开展百日拆违攻坚“三大行动”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三分局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及时安排部署，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营造舆论氛围，形成工作合力，深入细致地开展了一系列违建治理工作。我县在违法建设治理中始终坚持抓关键环节、重点区域、敏感时间节点，走防、控、治综合治理之路，有效遏制了刊江辖区违法建设蔓延态势，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领导重视，思想统一。建立了由分局负责人牵头，分管领导具体承办，社区相关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联动机制。三分局成立了违法建设治理工作三大行动攻坚专班，负责违法建设治理三大行动的组织协调、开展落实。制定具体拆违行动方案，明确了治理范围和各执法中队目标任务，落实违法建设片区包保责任机制。探索建立了违法建设治理联席会议制、工作信息报送制、考核通报和责任追究等系列工作制度。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了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二)联防共治，严控新增。三分局建立了违法建设巡查机制和举报处理机制，大力推行条块化管理，根据区域地形、布局等情况，细致巡查，不留盲区，确保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建设，强化与刊江办事处、辖区各社区（村）、各职能部门对接监管、协调配合，开展摸底排查，逐户核实，锁定现状，建立台账，明确责任分工，逐一销号处置，有效形成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任务明确、责任落实、监察到位”的防违控违体系，基本做到了防违控违信息灵、处置快，新增违法建设实现了“零增长”。

三、严格执法，源头管控。构建空间全域覆盖的执法网络，形成多部门违法建设联动查处，从源头上制止或减少违法建设形成。执法部门加强辖区内巡查管控，巡查频率不低于2次/每天，做到对违法建设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早拆除，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的全覆盖巡防管控格局。严格执行处罚措施，增强群众法制意识，对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形成强大法律威慑和舆论压力，对部分出现苗头的违法建设实行重点监控，从时间、空间上不给违法建设留余地，防止恶意偷建、抢建等违法情况发生，建立健全动态巡查与静态网格化管理长效监管模式，组织开展城乡结合部、棚改区、高新区，主要干道沿线等重点区域集中拆违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

(四)宣传到位、形式多样。三分局与刊江办事处各社区（村）协调联动，利用执法车辆作为违建管控宣传车，在车身安挂了了醒目的违建管控标语牌，利用车载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黄冈市违法建设治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精心设计了宣传线路，重点深入到朱木桥社区、刘桂社区棚改区域、以及辖区部分违建高发区域，循环流动宣传违法建设政策、危害，并利用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通告、安装举报电话公示牌、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并联合社区干部一起，广泛宣传违法建设有关法律法规，确保宣传工作覆盖到每个村居和社区，覆盖到每户居民。

（五）拆违治乱，成效明显。今年以来，按照三大行动目标要求，三分局共对36户违法建设开展行动5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680人次，150车次，依法拆除违法建设10处，拆除面积6268平方米，回填基础 16处，回填面积约1648平方米，下达责令违法行为通知书65份，立案50件，分局通过“查、管、控、拆”手段，集中力量全面开展三大行动，遏制了辖区违法建设不良势头，建立了违建管控长效机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好挥了好的社会效应。

  二、存在问题

刊江办事处管辖范围地处城乡结合部，个别社区（村）对违法建设现象不够重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加之违法违章建筑面积小、搭建快、隐蔽性强，在节假日或者夜间的短时间内便搭建完成，致使新增违法建设行为仍然存在，且未及时得到整治，执法部门与各社区（村）对接监管中，存在管理责任不明晰，控违合力不够完善，协作工作机制尚待健全，制约了“拆违”工作的有效推进。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明确社区（村）“三违”管理内容、标准、要求，建立完善违法违规建筑治理信息数据报送、工作日志台帐、进度通报等制度，形成上下齐心协力、各司其职，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合整治，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的良好局面。发挥“重心下移、属地管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条块结合、统分互补”行政执法管理体制作用，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扎实做好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篇10

作为一名社区特派员，我的岗位职责是帮助社区居委会落实上级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积极开展平安创建工作，积极开展检查、督促工作，以及参与群治和人防、物防等措施的落实。这一系列的工作，它的重要性，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肩上任务的艰巨和责任的重大，所以“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尽心尽责，全力以赴”是我的责任；“单位的利益高于自己的一切利益”是我在工作中的座右铭。在实际工作中，我始终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原则，抓重点、抓落实，尽心尽责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是抓安全，确报工作的开展。为了加强社区内对安全生产经营的重视，我在思想上、工作上，和上级领导保持一致，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不断加强社区内的横向发展，努力确保社区的正常生产经营。我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主线，明确目标，落实工作责任，积极协助领导做好社区内的安全检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整改。从而不断提高了社区安全意识，进一步减低了意外风险。

二是抓帮教，切实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维护社区内的和谐稳定，在上级领导的帮助指导下，我按照制定的任务目标，进一步落实了规章制度，落实了目标任务，明确了工作责任，细化了对高危人群帮教中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全面了解和掌握了社区的教正对象及情况，进一步落实了帮教管控措施，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通过多种措施，协助组织落实服务管理工作，并不定期开展外来高危可疑人员排查工作，掌握流入本地高危人员的表现情况，从而在最大限度地控制高危人群重新违法犯罪的同时，也帮助他们重新走上社会，重新犯罪率为零。

三是抓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为了确保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导下，我正确认识了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长期性，积极把握了社区法制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并坚持以人为本、学用结合、注重实效的原则，逐步创新了法制宣传教育理念。一是积极与普法对象的沟通，充分调动了大家学法的积极性。二是创新宣传工作方式，进一步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三是选择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家参与并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启发，从而努力拓展了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积极引导了群众明辨是非、明礼诚信，从而使法律内化为了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