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对策范文
时间：2023-08-08 17:21:1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对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
一、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
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建立与社区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加大和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落实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善，帮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加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让社区组织自我评估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得到有效加强，让社区在财政收支、社会捐赠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切实通过相互的交流、监督和合作，实现社区组织共同发展、全面进步。
篇2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篇3
关键词：江苏省；社区报；社区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3-0107-02
一、引 言
社区报纸是源于美国的一种小型地方报，它面向的是社区内小范围、指向明确的读者，充当“全面报道所在社区的一切”的角色[1]。与大报相比，社区报是“分众媒介”，在中国传统媒体碎片化的现状下，社区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将成为我国大众媒介的新生力量。社区报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早在2000年左右就引入了社区报，但能坚持到现在的已所剩无几，只有一些依托传统传媒集团的社区报仍在维系，而西部地区的社区报纸至今尚未启动。但据互联网不完全统计，目前江苏省现有社区报十余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研究分析江苏省社区报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我国社区报整体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本课题组对《新坝风采》、《钟楼之声》两份江苏省社区报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促进社区报健康发展的策略。
二、江苏省社区报的办报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调查显示江苏省社区居民对读报纸有着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阅读习惯，对社区事务关注度高，为社区报的创办、发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和大量的受众。但调查发现社区报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办报主体未能正确认识社区报纸的作用，办报理念不清晰
社区报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某个特定区域，服务核心是社区。报纸应通过对内容的筛选塑造社区个性，从而形成社区的主流价值观。虽然《新坝风采》和《钟楼之声》是江苏省创办较早的两个社区报纸，但它们都没有正确认识到报纸在社区中的重要作用。课题组在调研中了解到，《新坝风采》的创办是由于东台市在创建文明城市，作为东台市规模较大的社区之一，新坝社区借此提升社区的影响力，加大宣传。而《钟楼之声》是在《泰州晚报》记者的提议和帮助下创立起来的。“不可代替、难以共享、时时贴近”应该是社区报纸在内容上的定位，社区受众居住相对集中，对本社区及周边发生的新闻与资讯的需求强烈。因此，在办报理念上，社区报需要在较小的半径内——即以社区为中心，辐射周边享有共同的教育、休闲娱乐等资源的一个大区或几个相邻社区的“大社区”范围，为社区读者提供服务；在新闻报道内容上需要专注于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报道和与生活相关度较高的服务类信息。
（二）报纸版面简单，信息量少
《新坝风采》自2011年9月出版第一期以来，报纸共设有一句话新闻、民生服务直通车、民生民聊、健康小常识等板块，但出于信息量少及节约版面的考虑，每期报纸板块设定不固定，平均为4～5个板块，每期版面仅有一张8开打印纸大小，信息量较少。有时甚至主要内容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汇报，居委会成为报纸的主体，而社区居民成为了配角。由于考虑到印刷费用等问题，报纸全部为文字，没有配图、插图等，全部为黑白打印，看起来较为简单，缺乏美观。相较《新坝风采》，《钟楼之声》的设计内容丰富，包括社区留言板、社区传声筒等互动板块，为居民和居委会间的沟通联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能够发挥社区报纸应有的功能。为提高读者的视觉冲击力，报纸中几乎每篇新闻报道都配有彩色插图或照片。但也正是丰富多彩的内容、大量插入的彩色图片使得每张报纸的印刷费用大幅提高，而经费的紧张又限制了其正常出版。由于社区报版面简单、信息量少，最终导致社区报在社区内的影响力不大。
在美国，社区报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是深入到社区居民的生活中，他们每天出现在社区的各个角落，与人们热心交谈、进行细致的观察，最终写出属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我国目前由于报纸的影响力小，同时受到编制、工资等问题的制约，使社区报难以吸引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加入，这成为社区报纸发展的一大瓶颈。据调研，《钟楼之声》和《新坝风采》在采编人员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几乎没有专业的记者和编辑，而是由居委会工作人员担当起这一重任。报纸都是由一个人承担起来，并且办报纸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很难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报纸中，更不用说深入社区，了解社区发生的点点滴滴。
（四）资金来源单一，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由于影响力小、没有正式发行的刊号等，使得社区报纸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目前江苏省社区报经费来源主要有社区居委会提供和广告公司赞助两种形式。如泰州市新坝社区的《新坝风采》，资金由社区居委会提供，由于资金有限严重限制了其发行量和出版频次。相较于居委会出资的《新坝风采》，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社区只能依靠广告公司赞助。但是广告公司由于利益关系，赞助缺乏约束性和连续性，会让社区报的发行陷入困境。如《钟楼之声》在只发行一期小样之后，难以支付每月出版一次的费用，最终停办。另外社区内的变动、企业资金紧张、发展战略的改变等一系列因素都会造成社区报纸因无法得到资金支持而举步维艰。由此可见单一的资金来源成为制约社区报纸发展和扩大发行的瓶颈。
（五）创刊审核标准严格、难以获得刊号
课题组调研的两份社区报纸都没有刊号，这就制约了它们大规模发行和刊登广告、拉取赞助。根据江苏省新闻出版总局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报纸和普通报纸一样，若公开发行需要依据国务院令第594号《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内容申请刊号。若社区报不以盈利为目的，可参照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核发标准，向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申请“内部资料准印证”编号。因审核标准严格、难以获得刊号，使得社区报面临没有合法地位的尴尬境地。
三、江苏省社区报发展对策及建议
（一）社区报提出“大社区”概念
在城市中，人们通常将一个住宅小区定义为社区，社区报中的“社区”也通常如此定义，江苏社区报多模仿美国，以传统小“社区”为范围，正如新坝社区和钟楼社区，两份社区报皆以本住宅小区中的人群为受众。然而一个社区人数有限，小区居民认同感较差，并且难以获得足够的新闻来源与广告来源。由于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导致水土不服，与传统社区报的区域范围不同，社区报以在一定范围内享有共同的教育、休闲娱乐等资源的一个大区或几个相邻社区为发行范围，及以“大社区”为受众范围[2]。新坝社区位于东台市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周围有几个规模较大的社区与之共享同样的基础设施、商店公司与基础医疗设施等，并且社区周围有多家大型超市与商场，在走访调查中大部分商家表示如果有覆盖附近几个社区的影响力较大的社区报纸，愿意在上面投放广告。在问卷调查中，受访者普遍对周边社区的事务较为感兴趣，普遍对广告的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大社区概念的引入可以丰富社区报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二）提前进行媒介产品策划，突出社区报自身特色
要创办一个成功的报纸必须针对消费者有独特的卖点。报纸产品策划过程中，更要加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对本社区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进行分析。第二，对本地新闻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第三是准确定位。通过提前策划分析，明确自身定位，突出自身特色。如受众定位，即办给谁看；功能定位，即确定媒介所担负的职能和所要发挥的功能，这是立足于受众需要和传播目的对媒介产品的决策；市场定位，即竞争市场在那里；内容定位，要注意寻找读者阅读意愿中的未知点，并在借鉴中创新；风格定位，即媒介产品的整体结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外在形象等综合表现出来的格调和特点，要注意塑造与众不同的媒介形象。
（三）加强与当地媒体合作，广泛发动小区居民参与
由于目前社区报纸的办报状况难以吸引专业的媒体从业者，解决问题的一个折中的方法便是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合作。上海第一张经国家新闻总署批准的社区报《新民晚报社区版-闵行新闻》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新民晚报以牵手区域性报纸为突破口，有效整合资源，创造”母报”带”子报“的发展模式，渗透目标细分市场。要办好一份社区报纸，专业的记者与编辑固然重要，但是社区居民也是一支有力的生力军。陈凯在《走进美国社区报》一书中，提到过“煎蛋新闻模式”，即专业记者对社区最关键的硬新闻是蛋黄部分，偏软的社区话题让居民提供，这是蛋白部分。只要正确启发引导，就能让居民加入社区报纸的制作中真正成为报纸的主人。
（四）充分发挥社区报在社区自治中的作用，扩大影响以吸引更多社会资金
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基层社会生活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的政府主导的行政全能主义管理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社区自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被提上日程。“善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理想模式。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公开透明”。社区居民是社区真正的主人和政府政策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居委会的各项工作与政策都要透明公开，不仅让社区居民了解，更要接受监督。社区报可以为社区居民与居委会的联系建立桥梁，增强沟通交流。善治还强调“公众的参与”，这种参与指的是政治参与、组织成员的组织参与以及社会生活的参与。善治离不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真诚和密切合作，公民积极的建设性参与和对公共部门权威的自觉认同是实现善治的前提和关键[3]。社区公民作为社区报的记者、编辑，更加关注本社区的事物，并有发表意见的平台，才能参与社区自治，社区报纸为社区自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平台。目前在中国，传统媒体碎片化的现状为社区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社区报这种区域性出版物正充满活力，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它将充分融入社区生活中，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
参考文献：
[1] 陈凯.关于中国社区报发展的思考[J].传媒，2012（6）.
篇4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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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经济开发区；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166-02
一、中国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的特殊背景
第一，流动人口大量涌入。随着开发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流动人口在为开发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开发区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带来了压力，如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入、犯罪预防、劳资纠纷、教育、医疗等问题；第二，村民市民化进程带来的挑战。由于开发区多处于市郊，当地以前居民多为农民，农村区域建设为社区后，村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的心理、职业等社会适应性问题较突出，同时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理念缺乏积淀，社区成员的政治文化构成导致社区参与度不高；第三，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开发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土地征用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激增，由此带来房屋拆迁、安置、赔偿、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第四，社会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由于开发区社会管理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在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强化道路运输等物流系统设施的同时，开发区对于学校、娱乐、商业等社会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普遍重视不足，许多开发区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功能和设施，生活设施的不便捷导致多数开发区活力不够，城市气息不足[1]。
二、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1.一元社会管理主体无法满足多种社会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体制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而且需求日益多样化。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社会管理这一庞大系统工程仅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2.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现象普遍存在。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管理主体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这种新理念尚未在开发区社会管理中得到充分认识和推广。对于“经济开发区”这一特殊区域，有些地方领导往往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社会民生建设，而且对社会管理仅仅停留在抓稳定的层面上，对社会管理的内容、重要性和意义等认识不足。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甚少，而且忽视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现象依然存在[2]。
3.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一是各项改革纵深推进，化解社会矛盾难度增大。随着各项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利益机制的重建与调整，触及了各方利益，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相互作用。二是人口管理难度加大。随着开发区经济建设的不断加速，流动人口激增，大量“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政法机关的人口管理工作难度加大。三是预防、打击犯罪的难度加大。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人流、资金流、物流等加大，一方面诱发犯罪的因素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当前社会的防范管理机制不健全，存在漏洞。四是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
4.社会管理缺乏相应管理依据。一是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社会管理设计领域众多，事务繁杂，尽管中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有一些领域还是存在空白。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有一部完善的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3]，已经出台的管理条例因其权威性不足和配套性缺乏而导致操作性不强，尤其是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空白较多，致使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难以开展好，社会管理工作受到影响较大。二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陈旧，缺乏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组织的管理、社会矛盾的化解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创新和探索。三是权责失衡。此种现象在基层显现的尤为突出。基层农村许多突发事件都要求乡镇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处理工作，处理不好便会出乱子。因此，乡镇每年和上级签订几十个责任书，每一项检查验收都与奖惩挂钩，而这些工作大多数执法权都在部门。在有限的权力和无限的责任情况下，做好社会管理实在很难。
5.基层社会管理缺乏物力人力保障。尽管国家对基层政法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基层政法工作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繁重的事务面前仍显得捉襟见肘。比如，现在开发区加快建设，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投入中去，致使在社会管理涉及的多方面投入不足，许多机关经费不足；而且基层不完善的人才成长机制和艰苦的环境，导致大量人才外流，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公务员考到其他地方去发展。
三、开发区社会管理创新对策
1.明确社会管理主体，培育社会组织。开发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最可能突破点就在于试验和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多方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建设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从国际惯例看，社会管理格局的建立需要政府、民众和第三方的相互作用，以公民社会为核心，积极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发挥民众的民主和参与热情，使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更加畅通。但是中国历来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抑制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开发区不仅是经济改革试验区，还应该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上肩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必须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佳供给和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2.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强化服务意识。从传统的以经济管理为主逐步向经济社会协调管理，从过去的单纯管制控制思维转向以加强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服务、公平配置资源、疏通诉求渠道、维护公众权益、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来[4]。
3.完善社会管理法规，推进体制创新。开发区在社会管理工作上，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出台一部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社会管理规章制度，尤其是在规范和管理社会组织方面形成制度。先做好辖区内社会管理，以后在更大范围内为完善中国社会管理法规建设做出努力。推进社会管理各领域工作的体制创新。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建立开发区流动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对实有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在经济、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依法依规成立和发挥作用，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4.加大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物力人力投入。政府公共开支向社会管理倾斜，是确保社会管理顺利进行的基础性条件。借鉴国外经验，开发区在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将公共开支的比重、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事关社会管理核心的问题予以明确[5]。逐步形成财政投入持续增长的财政保障机制，对社会组织相关市场活动税收给予合理减免，逐步完善经费划拨机制和公共服务购买机制，确保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财力支撑。完善创新开发区的人才评价、选拨和成长激励机制，是地区发展留住人才的重要保障。在人才评价和使用的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分类指导，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避免“一刀切”的盲目性[6]。
5.重视社区建设和创新管理。社区建设是开发区近年来发展中面临的难题，由于城市化进程和开发区人口增长、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范围都超出预期，开发区的发展面临着社区建设的难题。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在解决开发区人口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解决好开发区教育、卫生、医疗等发展偏弱的问题，完善社区基础建设，强化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区参与和监督社会管理，掌握民情民意、理顺情绪的作用[7]。不断增强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和居民对开发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建设开放、包容、和谐开发区的关键所在。开发区的社区建设和创新管理，一是完善基础设施体系，确保社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采取招标、委托合同的形式与社区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8]；二是为社区发展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真正提高社区能力；三是推进社区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对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以及社会组织加强专业化、职业化的培训，对社区发展组织做定期的培训指导；四是加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培育，让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参与到社区发展的管理中。
参考文献：
[1] 蔡玉胜.论开发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国际经验的启示和分析[J].城市管理，201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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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哈尔滨市在公益普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市民法治观念有所提升，但在加速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今天，哈尔滨市政府在公益普法领域还需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加强社会力量在普法领域的参与力度，以扩大普法实效。
一、公益普法中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由于社会组织是基于人们的个人意愿自由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是社会善治的“良药”和“利器”，通过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尤其在人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社会组织恰恰可以发挥其专业、公众参与和公益立场等优势，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避免产生群体无理性行为。
（二）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为顺应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就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对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千方百计地推动城市管理从“政府包办”向“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转变，加快政府职能转移。
（三）有利于扩大普法实效
社会组织属于现代服务业，在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提供人才培训、医疗卫生、老龄工作、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普法工作，有利于发挥其人才、专业优势，扩大社会群体覆盖面，使更多的人愿意成为普法的受众，提高普法实效。
二、哈尔滨市公益普法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
（一） 哈尔滨市公益普法工作的现状
当前哈尔滨市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由司法局法制宣传处具体负责依法治市工作；司法行政机关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新法、常用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哈尔滨各中心社区通过设置“法律诊所”解决社区居民的邻里纠纷，并设置法律志愿者进行普法宣传；市内各企事业单位按照主管单位要求，分别在门口液晶显示屏、宣传板上宣传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目前哈尔滨市的公益普法宣传工作仍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司法行政机关、社会企事业单位、基层社会组织密切配合的普法模式，政府普法职能未能像公共卫生、养老、城市维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一样启动政府购买服务。这种模式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工作机构职能弱化，法制宣传效果不理想，没能充分调动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法制宣传的积极性，社会力量没有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如果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下放到社会中来，不但可以减轻政府部门的工作负担，还可以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与创新的活力。
（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普法服务面临的问题
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起步较晚，尚处于摸索阶段，迫切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常态化发展。
1.政府职能转移不到位。目前，哈尔滨市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认知度不高，对职能转移存在种种顾虑，对社会组织不重视、不信任、不放手，使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服务社会化程度难以提高。目前，哈尔滨市政府购买服务只局限于养老、基本公共卫生以及调研、培训等单一政府职能，在法制宣传、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主导性公共服务领域数量较少，甚至空白。
2.社会组织承接能力待提升。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哈尔滨市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不合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与创新的意识不强，能力有限，难以承担职能转移重任。同时，社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组织结构都带有计划经济体制色彩，对政府部门过于依赖，缺乏自我发展和竞争意识，在承担政府职能转移方面难免存在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
3.政府购买公益普法服务的体制机制待确立。目前为止，哈尔滨市仅有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在不同层面上承接了部分政府职能，且承接模式大多为政府委托。政府在购买公益普法服务方面实践经验的匮乏导致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机制也未见雏形，无法形成制度性安排，不利于政府普法服务职能的外移和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哈尔滨市公益普法中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对策建议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大幕的拉开，各地政府也积极展开了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积极探索，对能交给社会组织服务的事项逐步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通过政府委托或购买等方式，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一）明确社会组织公益普法服务供给主体地位
从已经取得的实践经验来看，越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越是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要改变哈尔滨市公益普法服务的现状，需要借鉴先进城市推广经验，让社会组织的公益普法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有方式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政府公益普法职能的转移。一方面，可以有意识地引导、扶持、培育一些实力较弱的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逐步纳入行政培训总体计划，增强社会组织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对符合公益普法要求的社会组织给予优先原则，在满足公益普法质量要求的情况下，对基层弱势的社会组织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更多有能力有实力的基层社会组织进入市场无法做、政府又不便做的公益普法服务领域，促进哈尔滨市政府职能转移和善治模式的实现。
（二）构建政府购买公益普法服务的体制机制
第一，建立社会组织储备库。由于社会力量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参差不齐，政府在推进购买服务的同时，应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培育，将一些有能力和实力承担公益普法服务的社会组织入库，如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等，入库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具备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具备普法必需的设备和宣传能力，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知名度。
第二，构建公益普法服务项目库。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加快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普法服务项目库。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往往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不确定性，有必要明确政府购买普法服务的范围，形成长效的项目供给机制。现阶段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普法服务的项目可以包括法律咨询类、援助类、宣传类、社区矫正类等，针对普法服务项目的内容及本年度政府工作重点，可以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进行公益普法服务。
第三，建立资金保障库。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预算额度和资金使用方法，建立有效的财政投入监管体系，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资金保障。政府部门需要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合理安排公益普法服务采购资金，并向社会公布政府采购资金预算，按照支出总量控制、费随事转的原则进行资金安排，以使社会组织全面了解政府社会服务需求信息，选择投标项目。同时，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富余或慈善资金等社会力量来增加对社会发展领域的投入，以扩充资金来源渠道。
第四，规定采购方式和程序。为促进政府购买公益普法服务健康发展，需要规定政府购买公益普法服务的方式和流程，包括招投标、询价、委托等不同方式的操作流程，为公开招标、公平竞争提供依据，并且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招标中，实行多方招标，择优选用。同时要增加招标的透明度，公开招标的资质条件、时间限制等。
第五，建立动态监督评估机制。政府公益普法项目是一个动态实施的过程，有必要对招标、投标、履行、结项、评估等具体环节进行动态监管，并明确相应的监管部门，形成一套由准入、履行到退出的动态监管机制。从事前的普法要求、组织资质评估两个方面来确定购买普法项目的内容及招标对象；事中注重普法过程的考察，以政府部门抽查、媒体监督、社会公众意见反馈、社会组织自律性评估等多种方式进行考量，确保社会组织按照协议规定执行；事后注重评估反思，对普法的社会组织进行综合等级评价，为社会组织参与招标竞标以及退出普法服务领域提供依据和参考，这样就有利于形成一套事前评定、事中监管、事后评估相结合的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三）提升社会组织公益普法服务能力
第一，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参加公益普法的社会组织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移动手机客户端等新兴传媒手段，构建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法律宣传网络，增强法制宣传的实效性；在社区建立法律图书角、法制楼道、法制社区等，通过图文并茂、以案说法等手段，增强法制宣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潜移默化中促进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为自觉。
第二，社会组织要守法诚信。这就要求社会组织成员要依法依章程开展活动，要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坚持非营利性。按照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要求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在组织内部要落实民主选举，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之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还要不断加强自身诚信自律建设，规范普法服务行为，提高社会组织诚信度和公信力。
篇7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1认知城市社区
1.1社区与城市社区
社区原本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源于德文gemeinschaft，由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1887)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Gemeinshaft ungese Uschaft)-书中提出，英文译作Communityand Society。19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提出“社区”的概念，后由众多学者在共同讨论中达成共识，将community译成“社区”。
从社区的基本内涵来看，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定数量的居民的居住生活为中心，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是由城市基本建筑物、人等要素所限定下的空间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与乡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有较大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也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变迁和城市科技进步等进一步发展变化。在我国，“城市社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兴起，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目前，城市社区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1.2城市社区的构成要素
城市社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一般具有5种要素：
①人口：按照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人口；
②地域：按照一定地域界线确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居住区域；
③组织：有一套适应社区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自发、互助的社会团体；
④心理：具有本地文化特质、情感上可以相互沟通、有认同和归宿感的社会心理；
⑤设施：能维持社区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设施。
1.3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功能，剥离了它们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也从政府中分化出来。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被剥离或分化出来的社会职能必须落实到社会最基本的载体。因此，城市社区作为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必须承担多重社会职能，主要包括8个方面功能：①管理服务功能；②经济综合功能；③社会交流功能；④社会服务功能；⑤教育培训功能；⑥文化娱乐功能；⑦医疗保健功能；⑧市政公用事业服务功能。
1.4城市社区与住宅区、居住区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住宅区、居住区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在概念表述上有一种包涵关系，但并无本质的不同，可以通称为“住区”。对比住区与社区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以居住为主的地域空间，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点：
①从地域概念上来讲，社区一般有明确的行政或管理界线，而住区则只有地块界线或物业管理范围线；
②从功能上来讲，住区的功能比较单一，是城市功能区划之一，而社区则比较综合、复杂，强调功能混合；
③从规划上讲，住区更多关注是物质环境，而社区则不但考虑物质环境，还要考虑更多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因素。
2国内外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
2.1美国――基于社区中心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在美国，社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它的划分没有具体规定，可大可小。每个社区有个社区中心，通常社区把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共同体或者YMCA(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作为社区中心，供社区开展活动、居民交往等。社区中心必须满足一定标准：有足够地方开展活动，布局要合理，足够设施满足不同需要，为不同年龄层次居民提供服务，每1000人社区中心用地10亩，公共娱乐和开放用地不能少于用地的10％，设施必须在小区和社区范围内提供。所以，学校的政府公益性特点和良好的设施并且位于社区中，成为社区中心的最佳选择，一般公立的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所有时间作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学习、健康、娱乐等场所而对外开放。每个社区中心有一个管理机构。
2.2新加坡――以选区为单位的政府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但是其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呈现多元化特征，这决定了它社区管理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多元社会。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对社区进行直接管理，并在社区设有许多派出机构。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许多多民族国家学习的成功典范。
新加坡根据地域范围划分社区管理层次，在全国层次，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社区工作。在区域层次上，划分为中区、北区、西北、南区、西南区。每个区域建立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社区工作，社区发展理事会管理范围基本是80万户居民。在社区发展理事会下面，以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大约是1.5-2.5万户居民。选区内还有最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和邻里委员会，管理范围是1500－2500户居民。在新加坡社区中，还有一个特殊组织：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它是与选区对应的社区服务设施，经费90%来源于政府。基本上，每个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服务1.5万户居民，并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其具体职能是组织文化、教育、娱乐、体育以及其它大型民众参与的社会活动来促进民族的和谐，提高社会凝聚力，沟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同时还管理财务。
2.3日本――基于地域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社区管理是地域中心的管理模式，日本的地域类似我国街道的行政区域，而地域中心则类似我国街道办事处。这种地域中心体制是为了更好满足大城市对居民管理的新需要。地区中心是区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划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除了地域中心外，还有一个与之平行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即住区协议会，它由居民自愿参加，建立在原来町片基础上。住区协议会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进行讨论，把居民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区域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提供对策，它是居民参与地域管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非政府自治组织。由此可见，日本大城市是基于地区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4上海、杭州、天津――基于社区居委会的党政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时间还比较短，社区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深入探索中，上海、天津、杭州等不同城市结合自身特点设计社区管理体系。
上海市把加强社区建设作为上海实施新世纪宏伟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区建设与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结合，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明确提出街道党工委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努力构建四大系统，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上海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
杭州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先进城市，分为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四级，市和区设有社区建设委员会，指导协调社区建设工作并为社区提供有效的服务，街道办事处设有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社区建设的督促和落实工作，社区委员会负责社区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它以原有居民区和居委会为基础，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基本要求，全市五个中心城区划分272个社区，每个社区一般规模1500－2000户，平均1760户。
天津市实行“分类式”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以区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把城市社区分为完全物业管理型社区、部分物业管理型社区、非物业管理型社区三类，确定管理主体，明确社区职责，实施分类管理。
总结这几个城市管理模式和实践经验发现，尽管不同城市把社区管理模式不尽相同，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上海是落实到街道一级，杭州是落实到居委会一级，但是由于制度背景的影响，它们都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强调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都把城市社区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并且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又都在从政府主导模式向共同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中。
2.5小结
综合比较国内外不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行政等特点采用社区自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混合模式等不同社区管理模式，同时形成了不同城市社区管理空间体系，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美国是落实到社区中心，新加坡是落实到选区，日本是落实到地域中心，而我国则落实到街道或居委会。
3中心城区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3.1现状及问题
某市从1988开始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深入开展文明小区、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到2000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它标志该市社区建设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根据文件精神，居委会改称为社区居委会，并开始大力开展“村改居”和“镇改街”工作。截至2006年底，该市中心城区共有街道35个，社区居委会272个。
通过现状调查与分析，这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社区空间管理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①在规划建设中，规划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也没有完全对接，在管理层级、配套标准等也没有完全统一，因此也就带来了社区建设和居住区规划“两张皮”现象。
②对“村改居”和一些原来单位管理的集中居住区，在社区管理体制上还没有完全理顺。
③建设与管理方式还是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社区活动、治安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等等依赖政府的管理和干预，社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④由于住宅零星开发带来社区空间布局不均衡，社区服务设施零散，社区配套设施共享困难。
3.2新型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和经验基础上，为了适应该市现行行政体系，满足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按照“属地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职责明确、管理有序”的要求，确定市中心城“两级政府，两级社区”的“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层级体系。
“两级政府”即市、区两级政府，以行政管辖区为界限，相应成立城市社区管理机构，负责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两级社区”即街道社区和基层社区。以一定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对每个区辖范围划分若干个街道社区，对每个街道社区划分若干基层社区。
“网格化”管理缘自计算机网格技术思想，后被国外城市管理者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引入到城市街区管理中。在这里，“网格化”的含义就是把城市社区空间作为网格对象，以基层社区为基本网格单元，以街道社区为次级管理单元，进行层级化、全覆盖式管理，如下图所示。
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体系构建图
4不同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4.1与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该市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中，政府分市、区两级，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虽然法律上是居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机构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办公经费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拨款，所以，它也是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理论上，社区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是实现民主自治，所以，从城市管理角度看，两者应该是同一个管理对象的不同管理主体。因此，两者的契合点就是基本单元的地域空间一致性，即每个基层社区就是一个城市行政管理基本单元，每个街道社区就是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是城市次级行政管理单元。每个基层社区设置一个社区居委会，每个街道社区设置相应的准政府性质的社区建设管理机构，协助两级政府来开展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4.2与居住区规划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30000--50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0--15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组团，指一般被小区道路分隔，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3000人）相对应，配建有居民所需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居住区规划层级体系划分着眼点是人口规模、城市各级道路以及配套设施，这些要素也是社区的基本要素，但落脚点是配套设施。因此，两个体系之间的契合点是各级配套设施完备性。
三个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个体系契合关系图
【参考文献】
1、 徐一大、吴明伟.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城市规划汇刊.2002（4）
2、 倪集崇.美国“社区建设”的考察报告.温州论坛.2002（4）
3、 刘君德.上海城市社区的发展与规划研究.城市规划.2002(3)
4、 黄文云.社区变迁：基于城市规划的透视与策略.经济地理.2006(3)
篇8
关键词：基层政府 公信力 践诺机制
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有效交往的前提，是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石，是社会有序运转的剂。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府公信力逐渐成为社会信任的基石，维持着社会的有序运转。基层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其公信力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的行政效率和效果。
1.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面临严峻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我国基层政治改革却一直处于滞后阶段，改革进度缓慢，突出表现为不能及时有效满足民众诉求、政务信息不够公开透明、行政手段僵化单一、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等，致使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不断流失。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曾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会直接影响政府权威和民众支持，这也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
从2008年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从2009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的对基层执法公信力的思考，到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国民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质疑，从2013年的茂名PX项目事件对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和执法透明度的质疑，到2015年哈尔滨救火事件引发的对政府执法能力和执法程序的质疑，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等方面存在公信力缺失的严峻形势。最近发生的深圳“限牌事件”和“南北车交易事件”，更是凸显了“微”时代下民意表达和监督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影响。
一些科研机构的调查也证实了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严峻形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2006-2010）》显示：城乡居民对各级政府的工作表现与服务水平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层级越低，居民满意度越低”的趋势。《小康》杂志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4年连续三年的“最让人担心的信用问题”排行榜中，政府信用一直高居榜首[1]。
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务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我国基层政府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时常出现基层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选择性地向公众公布信息的情况。第二，行政行为失范。典型表现是“言行不一致”，即基层政府所宣扬的与其所采取的行动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第三，行政效率低下。审批环节多，周期长。第四，服务意识淡薄。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缺乏服务意识，许多基层政府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2.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基层“直接利益冲突”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频发，折射出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和基层行政秩序的混乱，并随着网络时代的媒介作用，呈现出新的特征。造成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流失，直接反映了基层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政府廉洁公信力、政府诚信公信力、政治控制公信力方面的薄弱[2]。造成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讲，可以归纳为理念、制度、行为和践诺四个方面。
2.1行政理念滞后
理念指导行为，责任重于承诺。哲学核心的观念是“实践”，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既要践行“人民主体”的群众路线观，又要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论。
基层政府行政理念滞后及责任意识淡薄是导致其公信力流失的重要原因。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务员应该认识到利用基于共同价值的领导来帮助公民表达和满足他们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而不是试图控制和掌握社会发展方向，行政官员应该整合和表达公共利益，帮助公民实现公共利益。但不少基层公政府“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行政管理理念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虽然中央多次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但许多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然我行我素，不能及时转变“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的观念，还是以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面对公众，疏远群众，致使民意不能及时有效传达，引发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意。温州动车事故处理过程中，前铁道部发言人那句“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就是很好的体现。
2.2行政制度不完善
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政府是最重要的信息主体，制造并掌握着绝大多数信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人们都对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却缺乏制度保障，实施起来具有较强的弹性，给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埋下了制度隐患。在具体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不公开、有选择性公开或公开的信息有误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2013年度“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中，有九例是政府机关没有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
行政责任模糊。虽然我国《地方组织法》对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作了规定，但原则性过强，缺乏可操作性，致使我国基层政府的职能划分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许多地方存在职责模糊不清、权责不对等和职责同构的情况。由于职能划分不合理，使得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具体工作中对于自身有利的就争相管理，造成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而要承担责任时，各部门就会相互推诿，都说责任不在自己。这就造成“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怪象，使公众无所适从。
2.3行政行为失范
公众对基层政府的评价是以其行为为参考的。若其行为科学规范、言出必行，则很容易赢得公众的信任。然而我国基层政府却存在着许多行政行为失范的现象，表现为行政权力滥用、行政不作为、执法不公、暴力执法等。行政行为失范使公权力偏离公共利益，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严重削弱了基层政府公信力。2012年发生于海南三亚的民警暴打游客事件就是很好的体现。
2.4践诺机制缺乏有效性
完善的监督机制，多元的社会参与，是基层政府践诺机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3]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防止权力异化。基层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理论上应当以公共利益为重，但在现实中它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在实际运行中亦有自利的倾向。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还十分不完善，往往是行政一头独大，立法和司法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行政部门，很难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再加上当前我国的公民社会发展还很不充分，民间组织、新闻媒体和民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存在缺位和乏力的情况，致使我国基层政府的践诺机制缺乏有效性。
3.提升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一线”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行政公信力作为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部分，直接影响着改革深化的进程和质量。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信行政力、公信践诺力、公信控制力等都存在较大问题，反思和建构基层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基层改革和社会稳定亟需解决的问题。
3.1深化“以人为本”与“公平公正”的理念公信
基层政府应尽快转变执政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增强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和民本意识，打造“诚信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基层政府应增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创造多种途径让公众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促使我国基层政府从政治管控型管理走向全民参与型的地方治理上来。有调查结果显示，许多美国公民不信任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被“职业的游说者、专职政客、竞选活动的管理者和媒体精英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我国应当引以为戒，培育公众的民主意识，提高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并创造多种途径让民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基层事务的治理中来，使公众对基层政府有更多的了解，使基层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更能体现民意。
“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从自身职能上反思职权，深化“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矛盾重重，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基层政府要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转变职能。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2001-2010），连续10年的调查表明：城乡居民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信心度较高，而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度则较低。面对当前基层社会的严峻形势，我国基层政府应利用行政体制改革的良好契机将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的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用良好的服务来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3.2建构权责与监督一致的制度公信
建构权责与监督一致的制度公信，就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基层政府廉政诚信的工作作风，就是要将十八届四中全会倡导的法制理念贯彻到社会的基层，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树立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公信形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媒介传播平台日益多样化，建构权责与监督一致的公信力必须从完善基层政府的决策机制做起，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民众参与、民众监督的制度程序。信息公开是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如果公众不能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根本谈不上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很容易产生对基层政府的质疑。因此，应当尽快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机制。要坚持“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的信息要尽量向社会公开。将信息公开工作落到实处，使基层政府更加阳光和透明，打造“阳光政府”和“透明政府”。
此外，还要完善职权责任制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明确划分基层政府各个部门间的职责，按照大部制改革的要求，将职责相同或者相似的划分到同一部门。同时还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增撤、合并相关机构，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基层政府办事效率而且能使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更加分明，有利于避免“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尴尬局面。此外，还要适度减弱基层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职能，增强其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要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而达到有效提升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目的。
3.3严格权力与践诺对等的执行公信
规范行政行为，严格践诺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增强其依法行政的能力，使其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严格按法律、按程序办事，确保执法的公平、公正和规范。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对基层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及对失范行政行为的惩处，尤其要加强外部监督力度，将基层政府的行为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一旦有失范行为能够及时被发现。同时注意加大对失范行政行为的救济和惩处，要增加失范行政行为的风险成本，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和行政责任。
多元社会参与，维护践诺公信。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监督主要侧重于内部监督和结果监督，而对于外部监督和过程监督有所忽视，致使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因此，一方面要理顺基层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使人大、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更加独立，以保障其能够更好地行使监督基层政府的权力。同时要更加重视外部监督，促使公众监督和社会团体监督成为制度；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引导，使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公众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督基层政府的作用。创造多种途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我国的监督机制更加完善，保障基层政府能够切实履行诺言。
注释：
[1]鄂[. 2013-2014中国信用小康指数：70.5五成人认为信用环境有好转[J].小康. 2014（10）：57-62.
篇9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建设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多，社会成分复杂，人际关系淡化，邻居间互帮互助、团结一家的特点减弱，给某些犯罪分子提供了良好的犯罪机会。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犯罪在类型上的特点表现为以侵占财产为目的财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等居首位，约占80％左右，而且侵犯人身权利的伤害以及等性犯罪日益增多。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要全面做好这项工作，笔者认为，必须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之路。在处理社区违法犯罪问题要以预防为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以治安为突破口，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强化社区治安管理
社区要正常稳定地发展，首要的标准是安全，治安搞不好，群众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必须以治安为突破口，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做好公共服务，从细小处将社区治安管理做到位。
首先，要在社区中建立户籍民警执勤室。群众有困难不仅可以及时找到警察，还从机制上保障社区内外良好的治安秩序：建立社区保安巡逻队，加强社区内部巡逻。公安民警和保安要在城市社区内不断流动和频繁出现。不但会方便社区居民，而且还给犯罪分子极大的威慑力。减少犯罪得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减少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其次，搞好文明建设，培养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倡导社会新风尚。不断对居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文明意识教育；发展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植树美化环境社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和群众志愿者活动等，使广大社会居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再次，美化环境，修整街道，搞好社区卫生，开展扶弱助残的活动；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的宣传：设置专人管理城市社区车辆的停放，使得城市社区给人一种安详和平、处处井然有序的美好印象，从而使得城市社区的违法犯罪的现象得以减少。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城市社区的服务职能，达到预防违法犯罪的效果
搞好社区治安管理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城市社区的服务职能。做好公益福利。不但体现了社区管理机构对广大社区居民的关心，也体现了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关心，从而使社区居民感到生活环境的安全和人际关系的温暖，形成团结的一个整体，从而为减少犯罪分子作案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涉及面广。要使管理工作及时到位，首先要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完善自治管理制度，比如制定社区文明公约，规范居民个人行为；制定出入凭证制度，净化社区来往人员；完善外来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外来人员控制：落实社区出租屋管理，杜绝将房屋出租给有犯罪嫌疑的人，有、涉毒和参赌嫌疑的人等等。其次是要采集广泛信息，结合人口普查、户口调查和情况询查，建立综合信息网络。运用电脑管理。将外来暂住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的方式管理，全部登记造册，输入电脑，并明确管理重点，有条件的还可以大力发展信息员，发展科技管理，使社区管理进入现代化。
三、加强社区安全宣传教育，健全民间调解组织，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篇10
[关键词] 农村信用社 现状分析 管理
农村信用社应坚持服务“三农”,积极稳妥做好支农贷款工作,加强信用社经营管理工作,提高盈利水平,提高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能力。但是目前信用社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局势,结合自身经营状况,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和业务能力提升的突破口,在这个基础上主动改变资产结构,实现资产经营多元化的健康发展。本文先就我国农村信用社现阶段经用现状进行分析,其次根据分析结论总结信用社管理工作中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
一、现阶段农村信用社现状分析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经历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改革,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开始改革,目标明确,这就是规避金融风险,确保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发展。改革的效果如何,潜在的金融风险有多大,目前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格局呈现怎样的局面,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分析后总结如下: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投资主体对象在农村。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有很好的利润空间,具有强劲增长的态势。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多种经济、农户庭院经济等多种形式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农村资金需求量日益剧增,但财政资金有限,资金的需求过旺与资金的有限供给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经济行为主体的自有资金匮乏,只有信贷资金呈扩大趋势,目前由于其他银行都要向集约经营转轨,农村信贷逐步加大的投入将会由农村信用社来承担这一责任。从当前的情况看,农村信用社不仅拥有一支优秀而又庞大的职工队伍,而且农村信用社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大体可从以下几点分析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营现状的特点:
1、农村信用社无论是存贷还是机构和人员总量规模都是相当庞大,这个覆盖面积宽广的金融机构有着浓厚的中国农村特色,与现代化的金融秩序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它又为中国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2、农村信用社相比其他金融机构,经营层次相对较多,有县级联社、乡级信用社、信用分社(储蓄所)、信用站4个层次都在实施经营活动,这样管理起来难度可想而之,但是农村信用社的单位和人均规模小。
3、农村信用社由于缺乏高效高利润的经营载体,效益欠佳。主要表现是经营亏损严重,财务包袱沉重。农村信用社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会导致“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支农”义务之间的失衡。由于农村信用社规模庞大,经营层次多,监管上存在较大难度,过分追求效益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信用社内部股份制改造后,股东决策权的大小取决于出资额占股本的比例,这方面必须设置严格的监管程序,否则机器可能出现大股东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发生。
4、实行股份合作制后,股权分散,小股东可能对参与民主管理表示理性无知,采取搭便车行为,不关心对农村合作银行的监督,他们对农信社的所有权难以体现,在信用社资产负债结构和人员素质结构上失衡。不能有效解决所有者现实缺位的问题。如资产中现金资产、贷款资产、固定资产、其他资产所占比例失衡;负债中资本金、存款负债、借人资金和其它负债比列失衡;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失衡、专业职务职称失衡等。
5、农村信用社的服务主题对象是在农村,未来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后劲十足。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在吸纳闲散资金、支持农村经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具有推动作用。一是在农村,农村信用社的基础地位将日益加强,符合市场金融发展的规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信用社将会为农村作出更大的资金支持,其力度完全可以左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局势。二是在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上,由于其作用力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三是农村信用社人扎根农村,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民支付路上忠实的朋友。
二、农村信用社发展对策研究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在当前阶段,信用社现阶段的发展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阻力,但是未来的发展可谓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黄金时代”。农村信用社应该抓住这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完善自身制度,加快自身发展,把农村信用社建设成为综合实力雄厚、经营机制灵活、治理手段先进,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同国际合作金融接轨的现代化农村合作金融。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发展意见:
1、实现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农村信用社的本质要求企业要服务农村,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农村信用社不可以以市场利益为主导,过多的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新农村建设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资金需求过旺等问题。农村信用社调整经营策略就是把企业的市场效益和服务农村走长期发展路线。
(1)农村信用社应当根据市场营销的发展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对资产组合与负债组合进行合理有效控制,逐渐实现资产负债的总体优化搭配。农村信用社合理的负债组合应该以存款负债为主导,提高存款负债质量,扩大股金负债的同时增加同业负债,逐渐发展长期负债。在存款区位组合上,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占绝对优势,在城市金融市场应当加强建设。
(2)农村信用社不可以盲目注重业务增长,在增长业务的同时与效益提高要保持统一。农村信用社必须保证自身利益能够保证经营的前提下,追求业务的增长。所谓统一,就必须做到同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平衡。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速度超出了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说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过多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支持。农村信用社业务增长速度也不能低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这种情况说明农村信用社经营治理决策不到位,存在失误。以效益为前提改革财务核算体制,统一核算的财务治理体制,实行县级社集中管理经营。这样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实行集约化经营,对农村信用社提高规模经营效益有很大的帮助,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整体优势的发挥和财务上的规范治理,提高经营治理水平。以效益作为前提制定经营目标,实行责任制,以经营效益为依据考核工作水平。
(3)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应随时保持步调一致。农村信用社在强化经营的同时,要加强治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在体制上与市场经济出现矛盾时,应及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做到经营和治理均衡发展。为此,一是农村信用社在经营上要依法稳健经营,在资产负债比例控制下以合理的负债增长速度及其绝对量来决定资产占有量,在扩大负债业务上开拓,在资产业务上谨慎。二是农村信用社在资产负债治理中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均衡统一原则。三是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治理、劳动人事治理、机构网点治理和监督保卫控制应同步进行,各方面相互发展应当均衡。
2、紧跟时展,注重新技术的引进农村信用社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大力推进电子计算机在农村信用社日常工作中的运用,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提高农村信用社现代化水平。因此,农村信用社不仅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清算系统,开办县辖联行、全国联行,更要加快电子联行建设的步伐,不断采用新技术,适应科技的发展的同时更要加快创新信用工具,农村信用社为了适应农村市场需求多样化的特点,不断创新信用工具,增加业务种类是时展对企业的要求。要创新治理手段,农村信用社治理手段应行政手段和政治思想手段井用的同时坚持以经营手段为主。
3、创造好的自身经营环境。农村信用社要有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就必须要理顺并正确对待地方党政的关系。农村信用社同地方党政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严格按照人民银行金融法规办事,争取人民银行在金融政策上的支持;正确处理同行业金融机构的关系,在坚持平等互利,加强合作交流,共同繁荣金融市场;同税务、审计部门争取宽松的政策,以解决财务上的困难。对企业内部要逐步整合组织架构,按照农村合作银行矩阵型组织治理的要求和精简效能原则,把县级联社改造成经营治理型的分支机构,统一设置内部职能机构,逐步对县级联社内部机构进行整合。在搞好基层社治理的同时,搞好自身经营,以解决治理费用不足或减轻基层社的负担。■
参考文献:
[1]李义奇.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农村金融发展[J].上海金融,2005,(2).
[2]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