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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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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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是一种从2012年开始迅速在全球流行的网络教学形式，它将学校中的课堂，转化为更碎片化、更适合在线学习的形式，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与服务，向全世界的人们提供免费学习。MOOC的出现改变了人类以传统教育体制为基石的学习方式，加速了高校教育扁平化发展，对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是一种来自网络教育革新的严峻挑战。本文针对MOOC的五大主要特征，从意识形态教育、学习资源、学习方式、交互形式、评价机制五个方面深入探讨MOOC兴起对传统思政课的冲击，为思政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MOOC；思想政治理论课；挑战

MOOC全称为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被译作“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中文简称为“慕课”，是一种从2012年开始迅速在全球流行的网络教学形式。它将学校中的课堂，转化为更碎片化、更适合在线学习的形式，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与服务，向全世界的人们提供免费学习。MOOC凭借名校光环、顶尖师资以及网络便捷，成功吸引了众多知名高校加入MOOC平台，奉献属于高等学府的优质教育资源，并且让成千上万的学习者跨越高校的围墙，摆脱传统学制的约束，突破时空的局限，轻松吸取了世界级学府的精华。MOOC的出现改变了人类以传统教育体制为基石的学习方式，加速了高校教育扁平化发展，对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是一种来自网络教育革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入了解MOOC的特征，分析传统与新兴教学方式的优劣之处，形成优势互补，才能深入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一、MOOC的主要特征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MOOC是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新发展和突破，体现了开放教育资源从单纯资源到课程与教学的转变。＼+①而MOOC作为一种网络教育形式，之所以能突破以往依托互联网开设的开放课程、精品课程、广播电视课程等，颠覆传统教育思维，在国内外得到迅猛发展，除了具有网络教育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新型在线课程开发模式的独有特征。

（一）大规模

“大规模”是MOOC首字母Massive的第一个语义，也是MOOC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大规模” 至少包含了三层涵义：一意味着这种课程学习在学习人数上没有限制，参与课程的学生可以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大的规模；二意味着参与MOOC平台的高校众多，截至2013 年 7 月，全球共有83所高校和机构加盟 Coursera 平台，共有 28 所顶级大学加盟 edX 平台，＼+②我国高校也纷纷加入MOOC行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加盟edX平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加盟Coursera，有65所高校加盟中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三意味着大量的网络课程面世，教育部宣布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高校将逐步开放1000门视频公开课、5000门资源共享课＼+③。

（二）开放性

“开放性”是MOOC的主要表现形式，开放即面向所有的学习者，让资源实现共享。资源共享是实现终身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追求教育公平的一种重要体现。传统教育所设置的年龄、身份、国籍、语言、地域、收入等等门槛已不再是教育的障碍，开放性意味着所有的学习者只要具备上网的条件，就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面向所有学习者，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按照自己的实际开展学习，并且与世界任何地方的人进行交流。此外，这些开放的资源大部分是免费的，其廉价的教育成本比传统课程更具竞争力。

（三）高质量

“高质量”是MOOC的主要内涵，是MOOC能够风靡全球的重要保证和内在因素。MOOC发挥互联网的优势，集结全世界的优质教育资源，旨在打造高质量的网络课程。其高质量体现在：其一，知名学府加盟。除了早期创办MOOC三大平台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外，目前100余所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纷纷加入。201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亚洲名校也宣布加入edX，而Coursera所选择合作对象是每年最新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上排名前5%的学校；其二，专业团队打造。要完成一门MOOC课程，需要一个专业教师团队共同完成。如MITx的“电路与电子学”这门课程，其中参与的教师共有21位团队成员。这些老师们分别负责知识讲解、制作精美视频、及时回答学生提问、引导学生完成在线作业、组织学习社区的交流互动等，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务求给学习者提供高端的学习体验。

（四）交互性

“交互性”是MOOC比传统的网络教育、远程教育更为卓越的功能特性。传统网络课程包括国家精品课程等只是单向提供课程资源，缺乏在线的师生双向交互、生生交互以及论坛式讨论答疑等协同互动学习。MOOC的交互性堪比传统课堂的交流模式，学生的课堂作业通过系统实时测评，主观问题也可以通过线上学习社区、社交网络等方式得到来自老师的反馈或者其他学习者的帮助。一名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在起身倒杯咖啡短短1分钟后，发现原本打算回答Coursera上的学生提问已经有其他学习者帮忙回答。这种即时交互提高了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多向互动中增强学习效果。

（五）个性化

“个性化”是MOOC体现以学习者为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个性化学习是学习者根据自身的喜好兴趣和学习程度选择教学。由于每个学习者的知识背景、心理活动、认知能力等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针对个体差异的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果。MOOC作为网络教育，其共享性、开放性、重复性、交互性、可控性等特点，能够满足学习者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同时，MOOC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全面跟踪和掌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行为，促进因材施教，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MOOC的兴起对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冲击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学习的主渠道，是履行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神圣使命的主阵地，是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体现，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属于大学的必修课。目前，以“灌输”理念为主的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仍然十分普遍，学生在传统课堂中难以成为学习主体。MOOC的兴起将有限的课堂转移到无限的网络空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生态环境，这势必对传统思政课形成不可忽视的冲击和挑战。

（一）目标价值更复杂，意识形态教育艰巨

意识形态教育是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第一使命，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教学目标和价值观是立场鲜明的。而MOOC平台上，来自全世界的学习资源都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传播，这是学习知识的新形式，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争夺的新领域。西方国家凭借主导互联网技术，形成有利的话语体系，通过MOOC免费课程不仅传递有形知识，更渗透无形价值认同，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宗教救世等西方思潮提供理论依据，其蕴含的思维认知与价值导向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很多西方国家大学的大量人文社科类课程通过MOOC平台进行传播学习，其主讲人拥有国外知名大学的光环，并且讲解新颖生动，深受中国大学生的喜爱，听edX和Coursera网络课程成为大学生的一种时尚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肩负的意识形态教育任务将更加艰巨。

（二）教学权利更开放，学习资源优胜劣汰

MOOC的开放性表面上是显性资源的免费开放，而其真正的价值内涵在于教师教学权力和学生学习权力的开放。MOOC以社会化学习网络为平台，给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自由。教师通过MOOC进行教学，将不受归属学校的制度约束，课程也不专属某位教师，学生也可以跨校学习，教师自由教学的权利和学生自由学习的权利通过开放转化为巨大的学习资源。思政课作为所有高校的公共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是共通的。鉴于目前各高校所开设的思政课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如果学生通过MOOC平台可以获取其他高校更好的思政课学习资源也能达到学习目标，那么普通高校的传统思政课堂教学有可能沦为虚设，其教学效果将遭遇严重挑战。学生通过MOOC平台择优而学是遵循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这种优胜劣汰虽然会鼓励学习资源的创新争优，但不容忽视的是，普通高校传统思政课程所肩负的实践育人功能同时也会被削弱。

（三）学习方式更多样，自主学习成为主导

传统思政课堂以教师为中心，依赖场地、纪律等组织课堂，无法真正体现和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MOOC课程依靠网络技术推进学习，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使学习从传统的获取知识为主到更加注重发现、处理、理解、应用和创造知识。因此，MOOC学习者以自主学习为主导，通过各种学习方式构建个人知识体系。第一，视频学习，自我构建知识系统。课程可以通过视觉效果突出的视频、动画、Flash等展开，学生经过自我思考建立知识联系，加深学习记忆。而传统课堂主要是学生按教师思维去掌握已构建的知识体系，这样被动而机械的记忆易遗忘。第二，同伴学习，海量学习者互帮互助。MOOC平台的学习者参与度高，如Coursera、edX、Udacity、国内的慕课网、学堂在线等都有在线讨论小组、Wiki协作、问答社区、广场讨论区等平台让学习者进行提问和讨论。“一人发问，大家来答”的同伴学习方式，能够提高学习积极性，促进对知识的理解。第三，自由学习，教与学都不受时空限制。传统课堂教学受到时间、地点等现实资源局限。MOOC课程教学不受时空局限，教师可以在轻松的环境录制课程，进行自我发挥。视频课程碎片化，一般5到15分钟甚至更小的“微课程”，“边角时间”也可以被用来学习。第四，个性学习，根据喜好习惯选择交流平台。传统课堂的师生比例是一对多，教师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要，且师生交流相对短暂。MOOC课程提供了很多线上交流平台，如国外MOOC平台可以使用Wiki、blog、Moodle、Twitter、FaceBook，国内慕课平台有QQ、微信、微博等，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选择交流平台。

（四）交互形式更多元，从消费到建构课程

启发教育、个性教育等生本理念近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受到高度关注，而生本理念的主要外显特征在于“以学定教”的多元交互。多元交互是MOOC课程的一大亮点，它引发传统思政课堂的教学交互形式的“质变”。从语音交互到文字交互，从人人交互到人机交互，从单媒体交互到多媒体交互，从同场交互到跨域交互，从实时交互到异步交互，从有限空间交互到无限空间交互，从师生交互到教师、学生、媒体等多向融合交互。MOOC平台向学习者提供比传统课堂更立体多元的交互形式，为学习者进行自学互学创造了更便捷的途径，体现生本理念中“学习是人的天性”这一核心。MOOC基于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共享性、生成性、多极性等特性，使网络学习从传统的教师向学生单向传授走向多向互动交互，使学习者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传播、构建、创造知识，从教学内容的纯粹消费者变成课程的重要建构者。例如，学习者可以通过MOOC平台记录笔记、发表评论、交换课程资源以及分享心得体会等，这些学习行为同样为其他学习者提供新建构的资源。学习者通过多元交互，增强课程参与度，提高个体针对性，才能让思政教育理念“入心入脑”。

（五）评价机制更全面，评价内涵重新定位

学习评价是反馈学习者的学习成效以及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教学环节。传统思政课程学习一般有随堂提问测试、课后作业评分、期中期末考核等评价方式，这些学习评价基本来自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评价，突出成绩结果，忽视育人过程，学生根据这些评价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提高。MOOC的评价机制既包括教师评价，也有学习者互评。除了授课过程中设有随堂提问、课后测试和期末考核外，还要求学习者必须对同伴作业进行评阅才能看到自己作业的被评意见，保证学习者互评方式的落实。由于思政课比其他课程更加注重学生的思想和经历，因此学习评价应该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成为学习者进行思维证实与知识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对学生单向的数字判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MOOC平台能够有效跟踪学习数据，探索认知规律，调整学习行为，这种学习反馈赋予评价新的内涵，同时也推动思政课追求本真的教育价值。

[注释]

①焦建利.从开放教育资源到“慕课”――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2，（10）.

②陈肖庚，王顶明.MOOC 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分析[J]，《现代教育技术》，2013年第11期，P7.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对“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R].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1]6号.

[参考文献]

[1]陈柳.MOOC兴起对高等教育的影响[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2]刘震，曹泽熙. “慕课”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和机遇[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1期。

[3]方静.MOOC 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教育的挑战[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5月。

[4]吴维仲，关晓辉，曲朝阳.“慕课”浪潮引发的高校教学改革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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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构；服务大厅；社区公共服务；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0-0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以英国《济贫法》为标志，早期公共服务主要针对特殊人群，以社会救助为主要内容。二战后伴随着各国国内社会问题的增多，国民对社会服务需求的上升及各国经济的复苏，欧美各国开始了大范围的社会服务普及运动，社会服务的立法和实践得到极大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西方各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果捉襟见肘，每况愈下。由此，英美等国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率先开始了政府部门的民营化改革，并引领了波及全球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浪潮，其中机构化（agencification）运动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8年，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方案》，标志着创设机构（executive agency）的开始，随后相继成立了130多个机构，[1]政府宣布将把90%的公务员转到机构。这些机构执行着政府不同性质的职能，所涉及的公共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如社会福利的管理、狱政的管理、证照的审核签发、救济金办理、就业管理、会议服务、军需供应、工商注册、专利保护、破产服务、标准计量、地产登记、药品管制、天气预报、农牧渔业服务等。[2]随后，这股风潮一直从欧洲到北美继而波及亚洲和非洲。机构化被视为是政府行政系统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服务需求增多而导致的政府职能扩张与政府机构精简压力之间的矛盾。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经济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社会问题与社会服务的需求激增。政府面临精简机构与提高服务质量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之下，如何在控制政府规模的同时满足公共服务需求，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社区作为承接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我国部分地市根据政府的要求，做出大胆尝试，探索各种不同的社区服务形式，产生了一些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社会组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来看，社区组织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如何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整合社区服务载体，重构社区治理结构，以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社区公共服务的基本形式及存在问题分析

社区公共服务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为目标，以社区服务机构为主体，面向社区全体居民提供公益、公共服务以及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无偿、低偿或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服务。[3]福利性和公益性被视为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1987年民政部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城市社区服务会议，1989年在杭州又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服务经验交流会，此后，社区服务广泛兴起，发展迅速，规模日益壮大。伴随行政体制改革及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社区越来越成为承载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和居民自主服务的基础平台。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了几种代表性的服务形式――服务大厅、流动服务站及为民服务模式，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也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特征。

1服务大厅模式。该阶段以建立社区工作站或社区服务中心为标志，基本做法是，在社区设置“敞开式办公、一门式服务、一站式管理”的服务大厅，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社区行政管理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这种模式自2000年武汉市江汉区探索实践以来，掀起了全国各地社区体制改革的浪潮，先后出现了诸如上海模式、铜陵模式、北京模式、沈阳模式、盐田模式、南京模式等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这些模式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在改革的侧重点上也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都是以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为重心，依托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建立相应的组织形成一定互动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学者把其统称为“社区工作站模式”，即“服务大厅模式”。[4]

2流动服务站模式。社区服务大厅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固定区域内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居民的需求。然而，对于一些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或者居民居住比较分散的大型社区，服务大厅设置上的固定性限制了其服务提供的可及性。作为对服务范围的一种弥补，一些地区创新出流动服务的方式，即流动站模式。该模式主要针对山场广袤、地域狭长、交通不便、群众办事路途远等问题，采取流动上门服务的方法，为群众提供流动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好。流动站模式以基层政府为依托，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在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将社区服务的咨询和信息带到居民家中，就地解决居民的生活难题。另一方面，在贴近居民的过程中，及时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的动态及需求，将新情况反馈给社区服务机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流动站采取“订单化”的分类管理方式，工作人员从基层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

3为民服务模式。居民模式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在社区设立居民事务全程代办站，提供政务代办、事务服务。2001年至2003年间，针对群众反映的办事难问题，浙江省玉环县、重庆市大足县、安徽省郎溪县、山东省莱西市、北京市怀柔区先后开创为民服务。2008年1月19日莱西市的为民服务制获得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16家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后，为民服务更是广为传播，各地政府竞相开展。从为民服务涉及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居民日常生活急需的各种服务，发生在与居民的日常需求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部门。流动服务站通过延伸服务线打破了社区服务提供上的地域限制，扩展了服务范围。而为民服务制则通过政府内部的流程再造，改变政府的服务理念与工作方式，满足了居民对便捷化、优质化服务的需求。

无论是作为社区服务主体的服务大厅模式还是作为补充的流动服务站模式或是为民服务模式，表面来看，均改变了政府服务方式，提高了服务效率，在社会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度，然而，如果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区管理模式、重构社会治理结构的角度来说，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需求导向不足。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社区居民是社区服务的对象，也是社区服务的目标指向，社区需求结构决定着社区服务的内容、方式和重点。以“需求为导向”的逻辑，体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价值所在。经过各地多年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的探索和实践，服务大厅模式的运作已相对比较成熟。然而，以政府指令为导向的动力机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思维限制了其发展空间。而作为对服务大厅模式在地域上和形式上补充的流动站模式和居民模式，也表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中国特有的压力体制、逐级发包、目标管理责任制不仅描绘了政府机构任务实现机制，同样也解释了为民服务的运作机制。[5]因此，无论服务大厅模式、流动站模式还是居民模式，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社区服务的逻辑起点，造成需求导向不足。

第二，管理层级混乱。从目前我国各地社区服务实践探索来看，可以划分为分设模式、下属模式、条属模式和专干模式等几种基本类型。[6]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管理模式，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理顺社区管理体制，造成包括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社会服务站等多重治理主体间关系上的混乱。流动服务站在本质上是基层政府或各部门的派出机构，居民制在组织结构上，则借助现有的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各组（小区），分别设立服务中心、服务站和点，或依托现有的行政服务中心来运作。[5]从表面来看，服务大厅、流动站、为民服务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呈现互补效应，实际上多重服务载体使得原本混乱的社区管理体制更加复杂。

第三，主体责任模糊。虽然在社区管理体制的探索中出现了诸如武汉百步亭、上海罗山会馆这种走在社区治理前列的典型，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合作共治，但是，从全国社区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多数社区中心服务人员仍以政府公派为主，如果加上流动服务站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则公派比例更高。流动站的服务人员主要是从现有职能部门抽调，站的服务人员同样主要来自现有机构或相关职能部门，员只是起穿针引线或督促作用，这实际上使得基层政府、各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进一步模糊了相关主体的责任，同时也加剧了社区管理的碎片化程度。[5]

第四，缺乏灵活性专业性。由于服务大厅、流动站、制的服务人员以公派为主，特别是流动站与点作为基层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在本质上其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无异，同为官僚体制。那么，所有官僚体制存在的弊病同样会出现在这些派出机构上。带着管理思维而非服务思维来提供公共服务，造成公益性有余而灵活性与专业性不足，服务质量与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三、服务模式――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应然选择

1改革社区管理体制。近年来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各地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组织流程再造来探求整合社区资源的途径，但由于改革理念上的偏差，一直未能摆脱“垂直整合”的传统思路，各种尝试没能从根本上理顺社区体制。城市社区在事实上形成了“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治理结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7]从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来看，我国发达地区社区社会服务模式可以归纳为体制吸纳型，即以政府为核心，通过一定的吸纳渠道（社会服务方式）、吸纳机制和吸纳平台开始将社会服务的提供职能与生产职能相分离，实现社会服务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分工与合作。[6]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服务大厅模式、流动站模式还是为民服务模式都只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在管理体制上也摆脱不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框架。

2011年，民政部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中提出，逐步建立面向全体社区居民，主体多元、设施配套、功能完善、内容丰富、队伍健全、机制合理的社区服务体系。新型社区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面临着理念、体制、机制全方位的创新。最根本的是要打破既有的体制框架，理顺管理主体间的关系，重构社会治理结构，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服务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能否打破“体制吸纳型”这一格局，以市场、社会为中心进行体制创新。

自1951年蒂特马斯（RTitmuss）第一次提出“社会服务”概念以来，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已成为当代福利国家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伴随着从早期的补缺型服务向普惠型服务的提升，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特别是对制的灵活运用，不仅实现了对公共部门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改造，也实现了社会服务的有效供给。

在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的关键阶段，经历着与发达国家的类似阶段，同样面临着政府与社会的系统改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服务模式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一般认为，机构是一个由专门的立法机关设立的执行专门职能的官方自主机构，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序列和公务员体系之外的法定实体。[8]它们是承担行政执行职能的公法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职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并由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机构意味着一种“分散化公共治理”[9]局面的出现。

借鉴西方经验，我们可以撤消目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执行机构或派出机构的社区服务中心、流动站或站，统一打造“社区服务机构”这一综合性的平台。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的分类（主要有行政事务类、居务管理类和社会服务类）为基础，将三类服务项目承接出去，在社区管理层面上实现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基层政府就此脱离具体服务项目的提供，社区服务机构则扮演政府“大管家”的角色。街道办不再作为基层社区管理单位，而是社区发展核心部，专司决策，负责与社区居委会协商制定社区发展政策与规划；社区服务机构则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具体项目的提供，由此实现政府职能自上而下的“纵向”分权到由里及外的“横向”分权的转变。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社区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还能全面推动社区管理体制重心下移的改革。

2构建社区服务机构的运行机制。第一，在人事安排上采取经理负责制、合同制管理。首席执行官（经理）是机构的负责人，该职位向全社会开放，通过公开竞争招聘产生，实行合同聘任制，只对社区发展核心部首长负责，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在竞聘别重视吸引私营部门的管理者担当此角色，借此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工作作风。机构的负责人对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人员任用、工资福利、财务管理等享有自和独立性。社区服务机构（即整合后的社区服务提供组织）与社区发展核心部（即改造后的街道办）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

第二，在组织架构上以框架文件和首席执行官为主要构成要素。框架文件是社区发展核心部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签订的一种协议或工作合同，文件规定服务机构的使命以及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和权限机构存在的目标，一般有效期为3到5年。框架文件以长期规划和年度报告为基础，社区发展核心部承担制定框架文件并根据年度审查修改框架文件的责任，机构负责人即首席执行官则对既定框架达到最佳结果承担个人责任。[2]

第三，在内部管理上采用以项目制为主的企业化运营。在社区服务的主要类别中，除了涉及社区发展政策方面的行政事务需交社区发展核心部制定以外，其他行政事务和居务管理事项均可交由社区服务机构承担。即便像市容监察、行政执法、公共信息采集等这样的行政事务，社区发展核心部也可授权委托社区服务机构执行。而对于大量涉及社会服务类的项目，社区机构可以着眼于现代化的管理原则，采用企业化管理，以公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公开招标，合同出租，启动项目管理，明确业务范围和责任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机构从政策的出台到执行均需“对上负责”，委托链条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无论是目前的服务大厅、流动站亦或是为民服务均呈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如果政府服务的理念没有根本改变，任何形式上的改造只是换汤不换药。社区管理体制及模式的创新重在实现政府服务理念由目标责任制向需求导向型的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作为社区服务执行机构，直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居民是委托人，而机构是名副其实的人，承接居民交办的事项。

现存的三种主要社区服务模式表面上看扩大了服务范围提高了服务质量，实际来说却使得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单从不同地市社区管理模式之多就足以证明管理体制本身的混乱。而服务模式意在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服务与一门化管理，实现社区管理体制的彻底变革，通过整合现存的各类社区服务载体，从而打破职能壁垒，理顺管理体制。社区服务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分解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防止因政府社会服务功能扩大而导致的机构膨胀现象；另一方面，对合同制在不同领域的广泛运用会带来全新的公共治理格局，重构社区治理结构。

采用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的社区服务机构，将服务出售给最适合的组织去承担，后者可以是非营利组织、私营企业，由专门人才和部门完成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引导社区服务朝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而这正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谭康林.欧洲国家的机构治理[J]. 欧洲研究，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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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卢爱国.公共管理社区化：模式比较与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 2008，（6）.

篇4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比较完整的、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贯彻落实这一基本要求，对于徐州拥有六成以上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市”来讲，就是要着力增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根本任务是富民兴镇，直接责任在镇政府，主要途径是扩权强镇。近几年来，徐州各级党委、政府牢固确立“镇域强则县域强、县域强则全市强”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推进中心镇创建达标活动，推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全市涌现出一批“富可敌县”的经济发达镇和特色产业镇。2009年有24个镇财政收入超亿元，占全市的1／5以上，其中超5亿的有3个镇，铜山镇高达19.4亿元，位居苏北第一。但同时，面广量大的薄弱镇和一般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收入不足，导致政府职能弱化，镇域内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成为社会矛盾多发区域。事实表明，镇强，农村公共服务才能强；镇弱，则农村公共服务难到位。面对薄弱镇“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市级要求”的现实状况，面对“看得见、管不着”的体制窘境，通过扩权改革激发镇域经济社会活力，通过建设强镇落实服务型政府职能，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作出的重大抉择。

当前，农村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一道绕不过的坎。镇级政府要切实承担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主体责任，切实负起制定服务规划，提供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服务的根本职责，就必须拥有相应的人权、财权、事权，真正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经济发达镇实施扩权强镇试点，推动以“普惠式放权”为主要特征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要积极调整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经济发达城镇要树立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按照强化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规范乡镇政府建设发展职能、授权乡镇政府行政执法职能的思路，加快地方政府的治理转型和职能转变，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要明确城镇化目标导向，推进服务重点由“乡村职能”向“市政功能”转变。经济发达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实施总体发展战略以及涉及人口、社会保障、治安及社区管理等制度，逐步承担起本地的规划建设职能，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突发性事件防御体系，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三要坚持分类指导，推进镇域发展布局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变。根据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工业基础较为厚实的以整合、打造优势区域产业集群和生态化改造为主；具备较好区位条件的以建设商品流通集散中心为主；不具备明显交通、人力与资源优势的以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为主。力争经过3～5年努力，形成一批规划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经济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发展的小城市。四要健全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推进考核重点由“单一重视经济发展”向“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并重”转变。改变单纯以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为重点的政绩考核制度，建立科学发展的考核体系，对镇领导的政绩考核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增收、生态治理、教育文化、社会治安、乡风文明、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指标，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

篇5

我们是来自95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长、各地市长、教育管理者、教育专家以及联合国机构、私营企业、各地区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的代表，我们于2015年9月28日至30日聚集在墨西哥城，参加主题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的第二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来自五大洲各地区650多名不同年龄的男女代表们来到这里分享他们的专长，相互学习经验，结成伙伴关系，创造协同效应，推进世界各地社区的终身学习。

我们相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减少贫困和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时刻。在最近举行的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其会员国就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达成了一致，它们将影响人类未来15年的发展。

我们全心拥护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但特别关注第4项（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和第11项（使城市和人类居住场所变得更加包容、安全、灵活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一致认为，教育、终身学习和城市居民在实现城市三大发展（政治、经济和环境保护）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欢迎第二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聚焦可持续发展。

我们承认，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关注的不同程度的严峻挑战，包括糟糕的城市治理、腐败、贫困、饥饿、疾病、福利低下、社会不公、清洁供水和卫生设施不足、性别不平等、失业、冲突、暴力、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环境恶化及其引发的气候变化等。然而，城市也拥有市民进行终身学习的设施与服务。因此，我们坚信，今天那些富有活力、拥有多元文化和创新精神的城市，作为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家园，在促进终身学习、应对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方面正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进展回顾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自2013年在北京召开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以来世界各地的城市在促进终身学习方面所取得的种种进步。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建设学习型城市作为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由衷地赞赏世界各地的城市采取各种创新策略促进市民的终身学习，为市民增权赋能，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增进社会团结与公平，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繁荣，改善市民健康与福祉，保护生态环境。我们特别注意到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建设奖”的12座城市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感谢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通过的两个成果性文件为建设学习型城市提供了指导意见。其中，《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强调终身学习攸关所有城市社区的未来发展，《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为相关人士建设学习型城市提供了综合的行动指南。我们也欢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所提供的各种支持，该网络促进了会员国之间的政策对话与相互学习，帮助私营部门、专业及国际组织、民间社团组织等机构之间建立了各种联系及合作，提供了能力发展项目，并开发出各种有效的工具，以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取得新的成就。

战略方向

尽管我们肯定了上述成就，但仍然需要更多努力，确保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我们提出以下10个战略方向，用于指导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建设。

1.确保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发展既能提升个人与社会责任，也能增进世界团结，从而引导市民采取行动，使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更加安全和更具包容性。这也将增进公民参与，提升人们的决策参与能力，并促使利益相关者履行承诺和付诸行动。

2.通过实施终身学习策略，鼓励公民保护自然环境，提升抗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促进环境管理。

3.提供创新、多元和灵活的教育与终身学习机会，提高公民对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使人们能更好地控制自身健康状况，并发展对他人关怀和支持的态度。此外，保障各种社会与环境条件，为市民健康和幸福作出积极贡献。

4.确保市民们可以便利地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如清洁的水资源、卫生设施与能源，因为这些是参与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先决条件。

5.为全体市民提供可负担的教育与终身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从中受益。应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其他现代学习技术，帮助市民掌握必备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更有成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6.面向所有市民提供教育与终身学习机会，特别是将原住民、妇女、残障人士、难民、流离失所者等处境不利人群置于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核心。保障所有市民能够掌握行使公民权所必需的读写算和其他基本技能，无论其年龄、性别、经济、文化、宗教或种族背景，以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包容性。

7.扩展不同部门（包括卫生、教育、艺术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交通、社会福利、城市规划、住房、旅游等）之间的合作，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8.将青年作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积极的、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

9.从语言到行动信奉并表达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尊重人和自然，并促进市民、移民、难民以及邻近城市居民的人权。

10.将文化和艺术作为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支柱，使所有居民和造访城市的游客被城市的文化和艺术所吸引。

行动呼吁

我们要以上述战略方向为指导，使终身学习成为驱动世界各地城市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我们呼吁：

1.大会与会者要成为宣传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的特使，并不断提供各种支持与指导。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不断扩大其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并确保该网络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包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以落实《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中的建设任务。此外，我们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城市发展创新项目（如联合国人居项目、联合国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行动项目）建立协同机制，并积极利用由其他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衡量福祉和健康的指标体系。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监测学习型城市建设所取得的进展，要认识到各地建设学习型城市经验的多样性，要认可那些卓有成效的终身学习活动，要每两年对按照《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开展建设活动、取得卓越进步的城市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建设奖”。

4.各国政府和各地城市要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设学习型城市指南》的要求，形成支持学习型城市发展的法律框架，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组织，确保各级政府预算，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

5.各国政府要支持青年人参与建设学习型城市。

6.区域教育组织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合作，建立学习型城市的区域性国际网络及伙伴关系。

7.私营部门要将终身学习作为其企业教育中的首要责任，民间社会组织要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

8.所有市民要成为积极的学习者，要投身于学习活动，要在帮助社区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使社区能够形成学习氛围，为市民提供免费、开放的数字和印刷学习资料，吸引市民参与各类文化和艺术活动。

篇6

【关键词】利益诉求；生态旅游；景区居民

一、研究基础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而出现的，具有保护自然和维护当地居民利益的双重责任，当地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重视并处理好他们的利益诉求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张建萍（2003）通过分析肯尼亚发展生态旅游的经验认为：维系当地人民生活，强调社区参与，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是生态旅游成功的关键，也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摹本保证[1]。章晴（2009）基于旅游社区居民的视角，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探讨了旅游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现象，并剖析这些冲突的产生的原因，最后结合千米的论述提出了构建和谐旅游社区的具体措施[2]。

二、武陵源景区居民利益诉求实证分析

武陵源风景区是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中段，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杨家界四部分组成。总人口4、9万人，其中以土家族、白族、苗族、朝鲜族为主的16个少数民族人口占93.5%，总面积三百六十九平方公里，其中，中心景区面积二百六十四平方公里。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陵源作为中国首家“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国家旅游局评定AAAA级风景旅游区。同年，武陵源被建设部授予“文明风景区”称号；2007年5月8日被评为中国首批5A级旅游名胜区。2009年武陵源摘取“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桂冠，成为湖南省首家“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武陵源以其奇奥、全面的自然景观，崭露头角，饮誉中外。武陵源以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为其主要特征，这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被命名为“石英砂柱峰”地貌。武陵源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森林发育茂盛，生长着原始次森林植物群落，森林覆盖率达88%，境内有高等植物3000余种，首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种子植物有珙桐等35种；武陵源拥有28种国家级保护动物，还生长着著名的大鲵（娃娃鱼）珍贵动物，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金钱豹等大型猛兽。

（一）受访居民的基本情况

1.数据来源

问卷设计中利益诉求的所有指标均采用李克特的5点尺度测量法，即1到9不同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选项分为“完全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五个量度，对应的统计分值为1、2、3、4、5。笔者分别在2010年12月和2011年10月份，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获取相关数据。当地居民发放11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达99%，其中有效问卷为100份，有效率达92%；回收问卷全部有效；按照李克特量表1―5的评分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问卷调查比较顺利，结果比较理想。

2.调查数据可靠性分析

可靠性是指测量的一致性，反映了检测工具所得到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是被测特征正式程度的指标。其公式为：

其中，为量表中评估项目的综合，（）为第一个项目得分的表内方差，为全部项目的总得分的方差。

一般来说，一份可靠性系数好的量表或问卷最好在0.80以上，0.70―0.80之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分量表最好在0.70以上，0.60―0.70之间可以接受。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0一下或者总量表的可靠性系数在0.80以下，应考虑重新修订量表或增删题项。因此，本文利用SPSS17.0软件中的Scale模块对调查当地社区居民获取的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数据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71，均大于0.7，并且计量项目数都大于6项，说明问卷的设计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调查获取的数据可靠性较强。由此可见，问卷设计通过内部一致性或稳定性检验，所获取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是较为可靠的。

3.受访居民的特征

对武陵源风景区受访的当地居民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受访总人数100人，其中女性占68.60%，男性占31.3%；已婚占43.3%、未婚占56.7%；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一般，小学文化的仅占3.8%。最高学历为大专以上，其所占比例为26．2%。居民的年龄构成相对简单，18岁至30岁和31岁至55岁占样本的96.9%.由此可以看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居民多处于就业的黄金时间，劳动力富余。在职业调查中，武陵源区大部分的居民从事旅游业，所占比例为46.1%。这说明旅游的发展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收入情况来看，29.2%的居民收入在1000元以下，2000元以上的居民仅占了33.9%。按武陵源的消费水平来看，武陵源居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于提高。

4.武陵风景名胜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及参与状况特征

（1）态度的特征：对本地旅游开发持支持态度的有94.1%。他们认为生态旅游开发能增加居民收入，带动经济发展。对本地旅游开发持无所谓态度的占2.3%。主要理由是旅游开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对本地旅游开发持反对态度的有3.6%，反对理由主要是旅游开发占用了居民耕地，随着大量游客的进入，导致环境破坏。

（2）参与状况特征：有27.7%的居民对武陵源的旅游发展持非常满意的态度，另外，还有54.2%的居民持满意态度。他们都认为政府在建设旅游方面，无论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还是旅游政策方面，都做到了尽力。14.5%的居民对目前旅游开发状况持不满意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从旅游中受惠不多，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地解决。

（3）从开发的积极性特征看：40.9%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高，他们处于初级参与层次，是受到旅游业呈现的短期实现利益的驱使而投身于旅游发展中。他们只知道可以通过这种参与赚取利益，并不了解旅游的实质。参与旅游开发积极性一般的居民占有54.2%，另有4.9%的居民参与积极性低，积极性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参与旅游开发。

5.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景区居民利益诉求的具体内容

如表1所示，在被调查的居民中，他们的利益诉求还是比较强烈的。从表1可以看出，期望限制游客的进入量，恢复宁静的生活氛围的诉求相对于其他利益诉求要强烈些。产生这种诉求主要是因为随着游客大量的进入，旅游区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很容易发生社会混乱，阻碍社区健康发展。在利益诉求中，均值最低的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诉求，究其原因，主要是和武陵源的地理位置有关，武陵源区隶属于张家界，处在湘西偏远山区，尽管旅游知名度大，但就目前来看，城市建设总体水平还是比较落后。

三、建议

为了能更好的处理居民利益诉求，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相关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提高居民的利益诉求意识。广泛开展“利益诉求渠道”宣传，深入乡村进行法制宣传，举行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宣讲有关法律知识，发放宣传资料，解答有关咨询，引导居民以合法和理性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加大对居民的信息素质培养，定期开展网络教育，提高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

其次完善利益诉求机制。加强居民事务办理站建设，实现居民与政府的直接对话。针对居民事务办理站个别窗口受理量大的情况，应优化其窗口建设，按“一门式”服务要求，实行按大类“归口受理”。同时可以在居民事务办理站的办公楼设置专用接待室、候谈室，开辟利益诉求公开宣传栏。设置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大居民在其组成成员中的比例，赋予居民在处理利益诉求时特有的权利。同时，利益协调机制的组成人员应该定期向立法和司法部门反映利益诉求保护问题，为决策提供真实准确地依据，真正做到为居民服务。

最后加大监督力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充分发挥媒体收集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职能。积极推进选人办理制度，加强责任制的落实。为从根本上减少、上访，应注重源头治理，实行案件首办负责制，通过挂牌督办、跟踪督查和信息督查联动等形式跟踪问访。对推访、拒访、接访不力或造成工作贻误者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实行失职必罚，渎职必究。对查访中发现隐瞒案件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进行责任倒查，做到追究责任上查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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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凤武,张文.核心景区人类活动的加剧是风景名胜资源保护面临巨大挑战[J].城市建设,2004,9:42-43.

篇7

关键词：广场舞;社会学;人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39-02

作为体育健身舞蹈，广场舞是一种源于社会生活，产生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广场文化的重要表演形式，深得民间喜爱。近些年，广场舞发展迅速，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研究主要是围绕广场舞的起源、概念界定、分类、特征、价值等内容展开，其研究方法多是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等实证方法，但其研究主要是从体育、健身等视角切入。实际上，广场舞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如其备受居民喜爱的原因分析，其背后是否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原因？本文尝试从多元角度进行剖析。

一、广场舞的现状与发展历程

基于其动作简单、节奏欢快等，让从来没有学过舞蹈的人能很快记住，广场舞动作幅度小以至于人们跳的时候不吃力。广场舞作为体育健身舞蹈，能让人们的精神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得到放松，在放松的同时获得乐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因此可以认为，广场舞它源于社会生活，产生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是广场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广场舞作为广场文化的重要表演形式，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广场舞活跃在各个公共空间，几乎遍布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就拿上海市区和郊区来说，这里除了刮风下雨等特殊天气外，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周围围着一圈人，也跃跃欲试，每天都会有新加入的成员。

关于广场舞，不同的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孙林，2008;牟顶红，2010）。对于广场舞定义的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的现实表明，广场舞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不仅是在含义界定方面，还包括这项运动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把握、参与人群的特征、社会功能等更为深入的内容。这要求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多关注民生特别是广场舞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方面。广场舞在社区治理中会起作用吗？广场舞对社区起积极作用还是产生负面影响，这都是通过文献资料查阅、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讨论来研究的问题。

随着国际排舞的引入，体育舞蹈的快速发展和民族民间舞蹈的挖掘，广场舞的内容形式将会迅速丰富起来;广场舞的健身功能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体现;广场舞必将成为更多人休闲锻炼的首选形式，会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们加入其中。广场舞的健康发展也会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做出有力贡献。

二、广场舞备受喜爱的原因

（一）实际原因

近年来，广场舞在国内外引发了一股强烈不满和反对的浪潮。作为广场舞的主要参与者，老年人受到了人们的各种限制、批评。国内一些媒体纷纷报道老年人缺少基本公共教育、理智和知识。社会上的讨论似乎很好地分析了广场舞扰民的现象。然而，我们是否对老年人太过于轻视、冷酷？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广场舞问题。

目前不少中老年人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是他们还是保持着勤俭的生活习惯。旅游、登山或者室内娱乐场所等这些休闲成本相对来说较高，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此外，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不仅仅是以健身为目的，更像是一群寂寞的老年人在一起抱团取暖。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难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因此广场舞成为了他们交流和相互慰藉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广场舞不但健身还可以跟很多同龄人一起聊天。

广场舞流行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如今中老年人的娱乐方式少，活动场所匮乏。在某社区一项有关老年文化活动的调查中，显示有68%的老年人每次参与活动的时间在1～5个小时以上，有6%的老年人没有时间参加活动;有72%的老年人选择隔三差五参加活动，有18%的老年人选择一个月参加一次活动。这充分说明，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参加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愿望不断增强，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制约了他们的积极性。如今老年人的休闲场所、手段和设施相对比较缺乏，不少老年人对自己的休闲娱乐生活并不满意。虽然老年人退休后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生活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家庭和生活小区，利用社区设施进行户外运动、打麻将玩纸牌、参加群众性文体活动（如跳健身舞、交谊舞、扭秧歌等），活动内容非常单一。同时，社区街道组织开展的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缺乏持续性、周期性。这都很难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娱乐文化需求。

（二）广场舞参与者个体原因

广场舞跟其他表演类舞蹈不同，它对服装、舞台没有要求，一片空地就是广场舞爱好者的舞台。广场舞表演者和观众也没有界限，只要你喜欢，就可以跟着一起学习。广场舞是一种很简单的舞蹈，动作简单易学，让从来没有学过舞蹈的人能很快记住;广场舞动作幅度小，简单易学，且广场舞集体性很强，广场舞总是以集体参与的形式呈现，人数多，气氛也融洽、欢快。

（三）实现了参与者的社会双层融入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组织，它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融入。广场舞作为一种居民自发的群体性活动，它参与者众多。问卷调查显示：参与广场舞的群体中有17.6%是从外地流入城市的年轻人或农民。人们改善生活环境的强烈愿望与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已成为人口流动强大的力量源泉。即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人们仍然千方百计努力克服流动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涌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对外地人来说融入当前社会还是一个挑战。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才能说他们比较顺利地融入了流入地社会。尽管流动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长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已经成为流入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动人口看来，流入地社会依然是“外在的”和“他们的”，而并不认为是“我们的”。据调查，有些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了5年以上、部分甚至在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当问及他们对流入地社会的看法时，相当多的人承认自己与当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组织和活动，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当地社会的真正成员，只不过是暂时寄居而已。可以说，在流动人口中这种漂泊的感受和心态是十分普遍的，而这种漂泊感正是缺乏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

影响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的文化和心理的隔阂，很难让他们融入一个社会。我认为有效的文化和娱乐活动可以让他们很快地了解本地。对于外地参与者来说，通过参与广场舞他们可以先了解本地然后小范围地融入一些人群和小区。对于本地的参与者来说，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人和物，然后更好地融入小区。

（四）人际交往

参与广场舞后，多数人能感觉性格开朗、生活充实、感情丰富，长期坚持广场舞的一些中老年人不仅使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认识很多知心朋友。大多数人在工作态度、人际交往、生活状态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改变，如增强人的自信心、责任感、荣誉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作为人们之间的心理沟通，是主动的、相互的、有来有往的。广场舞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延伸了人们的交际圈。人与人相互交往过程中心理关系的亲密性、融洽性和协调性能使他们获取社会资本，学会与他人分享、帮助他人，能体现自身价值。很多广场舞参与者表示，在休息期间愿意与同伴交心聊天，这样他们很开心。

这种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培养现代文化素养。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时间久了，会把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原则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调节、支配自己的行为，获得正确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社会角色，从而提高个体的素质。

三、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政府加以重视

当前广场舞发展的速度很快，规模已经很大，产生的问题也很多，已经成为影响群众健康、社会和谐的事情。因此，政府必须加以足够的重视，在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措施来促进广场舞的科学发展，同时又避免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

（二）文化部门强化群众文化管理

作为文化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业余文艺团队和各健身点带头人的教育引导，引导广场健身舞爱好者文明锻炼，不随意占用道路，如确实需要场地，须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控制音响音量，不超过法律规定的分贝。

（三）建设规划部门履行好相应的责任

文化部门所反映的关于健身场地设施不足的问题，规划建设部门能在今后新城拓展、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当中多规划建设公共健身锻炼场地，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老百姓健身锻炼的需求。

（四）城管部门加强日常管理

广场健身舞队锻炼占用公共资源现象严重的问题和噪音扰民的问题，属于城管部门管辖范围。所以城管部门应加强日常管理，加大噪音扰民执法力度，及时制止侵占道路，影响交通和他人活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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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手足口病;疫情;分析

〔中图分类号〕R5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19-(2010)04-75-03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症状较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患儿可并发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性麻痹、呼吸道感染和心肌炎等,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易发生死亡。少年儿童和成人感染后不发病,但能够传播病毒。2009年德阳市对手足口病进行了严格的监控,现将疫情状况分析讨论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选择了2009年1月1日-12月31日德阳市24家医疗卫生单位通过“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报告的手足口病患者,共计1121例。

1.2调查方法

采用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软件和SPSS12.0系统软件,对德阳市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的手足口病个案信息中的发病时间、地区、年龄、性别等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2009年1月1日-12月31日全市24家医疗卫生单位及外地医疗单位通过网络直报系统报告了疫情,共报告病例1121例,发病率为28.94/10万,重症2例,无死亡病例,最小年龄为出生后8d,最大年龄25岁;病例主要集中在0-5岁年龄组儿童,共1023例,占总病例数的91.26%;男性发病高于女性,男性663例,占59.14%,女性458例,占40.86%,男女比为1.45∶1;全年呈4-7月及11-12月双高峰,两个高峰期共发病975例,占全年发病数的86.98%;地区分布差异不明显,各市(县、区)均有病例,呈散发状态。

2.2地区分布

全市各县(市、区)均有病例报告与2008年相比除广汉市外其他县(市、区)病例都有所增加。2009年各市(县、区)报告病例数依次为绵竹市292例,占26.05%;旌阳区212例,占18.91%;罗江县182例,16.24%;广汉市154例,占12.93%;中江县145例,12.93%;什邡市135例,12.04%;不祥县1例,占0.09%;累计病例数1121例,占全市报告病例数的12.73%,共报告病例数8807例。详见表1。

2.3时间分布

自2008年5月纳入丙类传染病报告管理以来,各县(市、区)均有较多病例报告,病例集中在冬春季节,有明显的高峰期。2009年4-7月及11-12月呈明显的两个高峰期,两个高峰期共发病975例,占全年发病数的86.98%;与2008年的单高峰在5月相比,今年的发病呈现双高峰,明显的冬春季高发。详见图1。

图1德阳市2008年与2009年手足口病季节分布

2.4职业分布

1121例病例中,主要为散居儿童487例,占43.44%,幼托儿童435例,占38.80%,学生33例,占2.94%,其他职业161例,占14.36。详见图2。

图2德阳市2009年手足口病职业分布图

2.5性别、年龄分布

德阳市1121例病人中,男性663例,占59.14%,女性458例,占40.86%,男女性别比为1.45:1。最大年龄25岁,最小出生后8d;病例主要集中在0-5岁年龄组儿童,共1023例,占总病例数的91.26%。与2008年比较,各年龄组病例数均有明显增加。详见图3。

图3德阳市2008年与2009年手足口病年龄分布图

3讨论

本次分析提示从人员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数病例都集中在低龄儿童(≤5岁),此类人群,免疫力低,交叉感染机率高,易于发病。预防和控制手足口病最主要方法是学校及托幼机构加强晨检,发现手足口病立即隔离治疗,同时排查其他人员并加强消毒。注意个人及护理人员的卫生,及时治理环境卫生,切断传播途径。医院应提高诊疗水平,以减少重症病例发生。鉴于手足口病的病原学特点,该病无明显的地区性,一年四季均可发病,流行期间可发生幼儿园和托儿所集体感染和家庭聚集发病现象。在2008年3月我国安徽阜阳等地发生了手足口病爆发疫情,并出现了重症和死亡病例。卫生部及时向全国了《关于加强手足口等肠道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在市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导和部署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手足口病防控工作;一是通过电视,报纸,社区宣传栏等宣传手足口病防疫知识和预防方法;二是加强学校、托幼儿园卫生管理,积极采取个人防护措施;三是召集各乡镇、社区防疫专干部署落实各辖区内手足口病防控措施;四是各医疗机构积极救治患病儿童,防止并发症和重症病例出现;五是加强疫情报告;六是必要时对托幼机构采取入托(园)儿童放假措施。

从2009年手足口病疫情分布特征来看,高危人群为≤5岁儿童,因此应加强托幼机构工作人员防控知识培训,做好婴幼儿个人卫生防护,在流行期间尽量避免带婴幼儿去人群聚集地方,是有效防止手足口病传播和扩散的最有效的途径。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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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性减弱己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降低、职业的代际传递固化。随着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家庭因素包括父辈素质、受教育年限、性别、营养投资、基因遗传和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卓玛草和孔祥利(2016)对农民工的职业代际传递研究发现，农民工代际间职业分布存在代际差异，但在职业流动呈现代际差异中嵌套着职业代际传递与继承的共性，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范围存在明显的分割性，表现为农民工非精英群体与农民工精英阶层之间存在着职业“藩篱”。陈全功和程蹊(2015) 从生命历程中重要事件的视角研究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变化，出生和就业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个体事件，贫困代际传递一般发生在孩子出生时期，代际阻断一般发生在父母或孩子能够进行农业生产或打工获得稳定收入时期，土地、教育和户籍是影响家庭代际传递改变的重大宏观事件。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均表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使发达地区基于社会环境优势获得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溢出效应，并抑制其教育公共投资的激励，差距随着经济和教育投资的不同增长路径越来越大，欠发达地区教育投资的代际传递使社会经济有陷入“低发展陷阱”的危险。

收入改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迁移决策，个体选择迁移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户口所在地获得适合的就业岗位较难;二是在外地就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三是很多个体前往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原因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提升和发展空间的差异。同样，个体选择不迁移也有其内在原因:一是不必迁移;二是不能迁移。前者是指个人能力或者父母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找到满意的工作;或者即使迁移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由于迁移存在较高的额外成本和风险，使得不迁移成为最佳选择。而后者是指由于存在迁移障碍，部分劳动者无法承担迁移成本而放弃迁移，或者由于本人健康、信息缺乏、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而不能迁移。在父辈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网络关系与迁移决策高度相关。因而，可以理解为在子辈受父辈收入影响基本成型的前提下，通过迁移改变其从父辈继承而来的差异，并最终通过收入变动改变代际收入弹性。这可能更多地展现为在没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可以通过迁移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代际贫困的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但是基于微观层面对贫困家庭外出务工及户口迁移对于家庭代际传递的改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绝对贫困户家庭和低收入的户口迁移与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研究。结合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迁移对社会流动、收入流动的影响方面己有的论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人口的地域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两代人并未生活在同一地区，而地区间收入水平以及实际收入水平的差异势必影响父辈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的准确估计，较大估计上的偏差将会影响对户口迁移对贫困代际传递削弱效应的认识。第二，己有研究未考虑人口迁移对父辈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可能改变原有的贫困代际传递机制，更关键的是迁移可能给迁移者带来更多公平选择的机会，比如重新择业、社会网络关系的此消彼长等。因此，在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研究贫困家庭父辈代际收入传递，可为如何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基于此，文章尝试户口迁移对父辈贫困代际传递的削弱影响，同时研究除经济因素影响外的其他代际传递路径影响因素通过迁移之后的改善情况，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己有相关研究分析，提出文章的相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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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005

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呈现双重二元金融结构的现状，城市和农村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农村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体系和非正规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现状[1]。农村金融系统性负投资状况严重，处于弱势的农户和农村小企业无法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取相应的贷款，因而农村地区民间金融大行其道。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额的6941%[2]。这表明农民的金融需求旺盛但制度性金融服务不到位和不对位，这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存在着资金互助的行为。建国初期主要是亲朋之间的一些小额资金互助，后来合会、摇会和轮转会等各种形式的资金互助逐渐发展成为职业化和组织化的民间资金互助，覆盖范围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均有，参与者众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加强了对金融秩序的整顿，很多组织走向“地下”。在国家农村金融改革之下，银行撤并、收购，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强制清理关闭，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民间融资机构虽然“身份不合法”，但“业务快速扩张”，社会信用在一定区域与环节出现了断裂[3]。农村资金互助社自2007年国家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纳入制度金融框架内，虽然银监会已暂停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许可证的审批，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民间自发形成，这种新兴于农村地区的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学者研究的新目标，并期望这种自生于农村的资金互助组织能够缓解农村地区融资困难并服务于农户，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

一、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生发基础

自2006年国家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以来，由银监会颁发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有49家，在国家鼓励农民开展信用合作后，农业经济发达省份迅速涌现出一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目前虽无官方统计数据，但其数量可观，这充分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中弱势农户对融资的需求强度很大。2012年10月曝出江苏灌南农民资金互助社被不法商人利用，高息吸储、放高利贷，以致社员资金蒙受损失的负面新闻[4]，更有舆论称之为“农村互助金融乱象”，引发了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质疑和监管缺失的怀疑，但这并不能阻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正常发展并发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功能。

与以往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安排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甚至贫困村资金互助不同，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弱势农户在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自下而上自发倡导并得到官方认可，将以往的被动安排变为主动组织。以往的经验也表明，越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就越高。面对农村贷款需求的短、小、急、频特征以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信息的取得和利用比较困难，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农村地区。其实在我国金融体制中一直存在着完全自发的合作金融，虽然没有正式身份，却以体制增量的身份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自发性的合作金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源于传统农村社会网络对组织成员的连接作用和农村社区内社会规范的约束。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就是社会资本[5]，并能因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资源。正是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之中，才拥有了互助组织的生存基础。

1.农村社会网络

传统农村社会中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是从家庭扩展到宗族再到村庄，社会学家[6]将传统社会的村庄称之为乡土社会。由于过去交通不便，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区域内的人们平时生活生产活动都在一起，相互熟谙，但区域间人们的接触少，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由于这种地域上的限制导致“熟悉”成为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构成了农村熟人社区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比较封闭和长久，从血缘、亲缘到地缘扩展，具有内向性特点。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虽然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人们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但在很多村落家族共同体中，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依然存在，村落家族的基本结构还是明确的[7]。这表明虽然在近代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家族制度受经济发展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但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依然有很多不可替代的功能。

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一般以“村”或“乡/镇”为单位，这意味着组织中的成员生活在一定范围地域上，相互熟识或可便捷获取彼此间信息，对于融资方的财产、信用及其运营等情况可了如指掌，所以对贷款的额度、用途以及还款能力能够适时掌握。这种信息是设立在乡土社会中资金互助组织的最大优势，因为从农村社会网络中不仅获取信息充分而且几乎不计成本。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其参与重复博弈时慎重选择违约或欺骗行为，因为其他农户可以依赖于该农户过去的行为选择策略来应对下一次的博弈，用农村的社会规范来约束和影响其经济活动。

2.农村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人类在社会共同生活互动中产生出来的，相习成风、约定俗成，为人们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标准，具体形式可大致分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宗教规范。农村社会规范主要指适用于农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是在无压力下通过模仿转化为人们的习惯行为，而道德规范是对与社会共同生活关系较为重要事物与行为所给予的评价。道德标准是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等褒贬之意所形成的价值尺度。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连续性，道德也具有继承性。道德标准在一定区域内不因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中断，可以渗透到人的意识中，这种内化了的行为规范在行为时是自觉采取的。如果在农村有违反道德的行为，会受到社区内村民舆论压力和良心的谴责。

已有的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研究表明，其社员农户违约率很低。这是由于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经过长期经济合作有共同利益，加之社区共同道德信念和价值标准约束的结果。如果违约将受到惩罚，在熟人社会中名声受损，遭到村民的排斥，在未来的融资行为中将受到不信任、不能贷款或者贷款数额降低的限制，进而遭受重复博弈可观测行为历史的影响。由于农村地区获取贷款的渠道少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小，农户看重与资金互助组织间的信用关系，其违约成本高于从商业银行借款的违约成本，因此，农村社会规范对借款人行为的约束力很大。

3.农村社群信任

信任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石。我国农村传统社会中信任是基于血缘以文化为基础向外逐层延伸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从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抵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信任都是以个人为基础，加之没有大规模经济交往产生社会契约，造成传统社会信任停留在熟人和地域层面，成为特殊的社群信任[8]。从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信任更多地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制度的关系[9]。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建立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社群信任之上。社群信任是以情感的存在为前提的，完全不同于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普遍信任。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前传统的小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稳定社会关系已经被开放性更强的市场经济所打破，信任开始由过去紧密关系的社群信任逐渐转向一种具有相对松散关系的社会信用[10]。金融机构是以中介的身份通过信用将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却使金融行为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分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突显了信用的重要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优势在于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处于农村社区结构中，尽管融资行为不能使时间和空间聚合，但分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会因为二者处于同一社群而降低。

在经济社会转型之时，在市场、法律等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状况的多重困难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以有效利用尚未遭受颠覆的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立足于农村社区信任，间接地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这不仅符合我国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也能够为传统信用转向现代社会信用制度起到过渡作用。

二、同质性和异质性组织成员的信任差异

目前，除了正规金融体制内的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外，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数量可观，但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根据组织是否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背景，可将现有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区分为业缘型和地缘型。业缘型主要是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由生产合作开始发展出资金互助。地缘型则大多是通过复制已经成熟的资金互助组织经验而设立的社区性组织，没有生产合作社的基础，社员间的经济联系较弱。

从共性上看，地缘型和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是为组织所在区域内社员进行资金互助服务的。差异在于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更强的农村社区性，空间范围和组织合作对象相对具有封闭性，更“小”；业缘型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背景下设立，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经营和服务的范围可达县、市、区，这显然超出了普通农户社会网络的范围，更“大”。

从社会资本视角按照组织成员相互信任和熟悉程度进行区分，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属于同质性，而业缘型组织成员属于异质性。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构成是以熟人为主体，共有的邻居成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以传统的农村社群信任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组织为所在社区内的社员提供融资服务以支持农户生活需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于所处的农村社区网络小，农村的社会规范约束和社会信任更强，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违约风险要小，外部监管要求低。

而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关系而构建，组织对内连接成员，对外参与市场竞争，具有联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经营服务范围，可跨村、跨乡、跨县经营，也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其服务区域边界更大，不受行政区域严格限制，因此，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员异质性程度更高。这使得社群信任基础一方面促进了互助组织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又复制着“熟人关系”，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与组织管理人员的亲疏远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获取贷款“次序”，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逐渐偏离民主治理模式。因此，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不仅要面临组织内部异质性成员的管理和协调，由于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面对外部市场风险较大，所以对内部管控和对外防范风险的难度也更大，外部金融监管的要求也相应的较高[11]。

三、农村社群信任的两面性

1农村社群信任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促进作用

目前，农村社会还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农村社会的社群信任有利于以血缘为主的农民以及衍生的、局限于熟人范围中的各种合作，而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典型的熟人网络组织。在这个农村社会网络中，大家相互熟识和了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即便有也可以利用私人信息来获取，依靠对借款人的人品来判断其信用状况，而这种获取信息的方法几乎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基于农村社会传统的熟人关系，“单细胞”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呈点状发展以应对目前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服务范围和活动半径都比较小。

相形之下，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中的成员相互的信任半径更大，是相对的“陌生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也是以农村社群信任为基础的，但这种人格化信任在契约型商品经济社会中被弱化，是农村经济组织面对市场经济的社群信任和社会化信任的混合体。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间的相对陌生与社群信任的文化禀赋相冲突。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偏离民主治理的原因：涉及的地区范围更大，突破了原有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成员数量增多，成员的异质性增强。再加上组织成员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唤醒了个人主体意识，容易导致意见分歧，从而对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产生影响。这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在缺陷，需要在实践中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

2农村社群信任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阻碍作用

（1）空间约束。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也是社会资本产生消极作用的根本原因。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无论地缘型还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是将熟人关系复制到互助组织内。熟人关系既是组织优势，同时也是它的短板。由于“关系”是先赋性的，并且被泛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熟人关系以剂的作用促进组织的运行，社群信任促成了小农户面对大市场时资金的联合与互助合作，但同时也内在地规定了合作范围的规模界限。

（2）时间约束。从短期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早先的设计中就规划为村或乡镇级，这种熟人关系的约束有助于限定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影响范围，体现了国家政策层面防范金融风险的审慎态度，这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初期是有必要的。但熟人关系讲究情面，在组织进行决策时会因关系强度不同而发生倾斜，偶尔甚至会有不规范行为存在。从长期看，农村社会信任的作用有限，熟人关系制约着资金互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大市场，农户初期的小范围合作形成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其融资状况，农村社会规范能够约束借款人的行为，有利于组织控制违约风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日益推进，农村社会环境转变的客观形势导致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结构正逐渐改观，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市，农村社区中人们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那么紧密。在面临封闭性环境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时，农村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就会凸显――排斥组织群体外的他人获取该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源。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融资仅限于内部社员，而不能通过开放给非社员融资活动获取收益，这样限制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通过吸取存款吸收资金，组织资金有限，社员的贷款需求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阻碍了该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 论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尚处于滥觞期，需要农村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群信任的支撑来维护农户进行资金互助，缓解一定程度的融资困难。在这个阶段，乡约民意和社会舆论成为融资还款的道德约束力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设立的目的在于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规模农户和小企业聚合起来以资金互助的形式寻求合作效益。我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同陌生人打交道，熟人关系的纽带正逐渐被削弱，传统的小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稳定社会关系已经被开放性更强的市场经济所打破，信任也由过去伦理性、低风险性的社群信任转向具有市场性、高风险性的社会信任。虽然这种普遍性的社群信任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并且在短时期内不能改变这种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转型的渐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普及化，普遍性的社会化信任会渗入农村社会并逐渐淡化特殊的社群信任，但这需要一个足够长的时期。

我国的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而现代社会信任机制尚未完善。其构建需要在借鉴西方现代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经验之上，遵循我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轨迹，利用传统社会信任作为建立现代社会机制的支撑。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其横向和纵向发展的产业链条置于市场这个相对公平的大环境中，引入市场规则，逐步用现代制度的普遍信任维系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凝聚力最大化的目标。在不违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前提下，将基于“关系”的合作伙伴转入公共领域，以取得互惠的共同发展格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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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inal Basis Analyses of Rural Mutual Fund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SHANG Wen-li1，2，ZHENG Shao-feng1

（1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W Agricultural &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