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金融监管范文

时间:2023-08-08 17: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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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金融监管

篇1

从法学的角度看,保护和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私法自治原则在金融领域的失败,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消费者加以保护,即进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原因"与普通商品交易不同,在金融交易关系中,强势的金融机构与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能力差异,使契约自由无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在金融消费领域产生了公法俘获现象)使用公法来干预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公法俘获现象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公法获得了对私法的优势地位,而是国家通过公权力进行的二次制衡过程"私法调整下的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失衡,可以通过公权力的介人进行二次制衡,从而使得消费者权利得到救济"事实上无救济便无权利可言"而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金融可获得性报告,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主要问题,也正是权利的救济不足:各国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规定虽比较充分,然而由于缺乏权利实施的解释和权利可诉等保障机制,从而使得权利处于空置状态"根据监管有效性理论,在公法干预方式的选择中,监管是最佳的途径¹"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对消费者在金融领域权利的主要保护方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三分之二的金融监管者将/金融消费者保护0作为目标之一"监管机构依据法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利益并非是所有的消费者利益,只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消费者利益才能成为保护的客体"换言之,根据权利利益理论的解释,消费者权利背后才是可以要求监管机构保护的利益"因此,消费者权利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的法学含义"实践中,监管机构是通过实现消费者权利的可诉性将权利转化为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的"。金融服务是社会稀缺的重要资源,是消费者重要的经济福利,不仅涉及消费者的消费公平,还会影响其收人公平和财产公平¹"消费者进人金融领域,开立银行账户、获得养老保险等权利,是消费者作为公民和社会成员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交易权和教育权应首先得到保障,这是消费者其他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拥有金融交易权和教育权的不仅包括现实的金融消费者,还包括潜在的金融消费者,是对所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因此,本文将其列为基础性权利"交易权是人门权,是金融消费者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交易权是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消费者金融交易权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不发达和逆向选择造成的金融排斥"教育权即获得金融知识的权利"金融知识是消费者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无论是否参与了金融交易,消费者都应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也就是说,获得与基本社会生活相匹配的金融教育,是全体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交易性权利与交易权不同,是消费者在获得交易权后在金融交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根据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总结,消费者在金融交易领域的风险分为四类,表示消费者的四类风险:一是审慎风险,即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二是恶意风险,即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或建议时,存在欺诈、误述、故意误售金融产品或未披露有关信息等风险;三是适宜性风险,即消费者购买了其不理解或不适宜于其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四是履行风险,即投资无法产生期望回报的风险"相应的,交易性权利是对金融机构造成的上述风险的一种制衡,分为安全权、隐私权、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四类"虽然这些权利在金融领域都体现为财产权,但是并非所有的权利都可以根据市场中的/商谈伦理0和私法约束来实现侵权保护,而是需要建立各种制度来实现,例如存款保险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冷却期制度等等"。

消费者效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的经济学含义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提供的消费者获益并非指直接的经济收人,而是消费者通过参与金融活动使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满足"为此,消费者偏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价值导向"根据消费者购买的金融产品的类型,消费者获益可以分为基本金融服务效用、风险型金融服务消费者效用和非金融产品效用"。消费者实际获得的效用总量会受到消费者个人偏好的影响"金融消费者偏好不仅是消费者效用的基础,而且其排序决定了监管规范的价值取向"消费者的偏好各不相同,消费者群体无法得出相同的偏好,这就会出现个人排序和社会选择的矛盾"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解决冲突的办法是把集体选择规则中所反映的价值看作是相对基本的,而个人排序不是基本的"一旦集体选择规则选定了一种社会排序,那么个人就有义务接受这种排序,不管个人所显示的排序是什么样的"鉴此,本文认为,消费者运动追求的价值观代表了消费者的基本偏好排序,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偏好排序,即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价值取向和消费者偏好应当一致"消费者运动的发源是为了追求安全和公平,消费者福利在二战后受到重视,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要求的组织的出现使消费者更系统地提出了/消费者主义0"其基本主张就是,对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事物进行检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有利于人类生活得幸福、安全,有利于人类的公共福利"因此,和其他领域的消费者保护一样,安全、公平与消费者福利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基本价值导向"1.安全安全权包括消费者生命安全权、健康安全权、财产安全权等"其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的5大6第三十九条中:/凡自由民,除经其所在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对其进行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0消费者作为公民的一个侧面,在金融领域享有其财产的安全权"金融资产的安全分为存款资金的安全和非存款金融资产的安全"目前,各国对存款资金的安全保护相对较好:根据国际存款保险人协会(IADI)统计,截至加ro年2月,已经有1肠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有些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也并非对存款资金不加保护,而是采取了其他形式的隐形保护模式"2公平公平是被哲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概念"其具有不同的定义,但无论何种定义都和正义紧密联系"罗尔斯从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的原始状态出发,认为处于公平的/无知之幕0下的人们将选择两条正义伦理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这一原则确定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与政治权利"二是经济平等原则"这一原则确定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罗尔斯指出,对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来解决:(l)差别原则,即在符合代际正义的储蓄原则条件下,使最少受益者得到最大利益;(2)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即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在金融领域,消费者追求公平体现为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博弈、消费者获得公平的经济机会、消费者的期望收益与所承担风险的公平匹配"3.消费者福利对/金融消费者福利0的定义和对/福利0的定义一样困难"从表征上分析,金融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保护消费者在金融活动中一定获得经济收人"因此,消费者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其在金融活动中公平合宜地获得足够的金融福利,如增值、汇兑方便、跨期保值、减低风险等"消费者能否获得金融服务,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会被很多现象所掩盖"一些基本金融服务,如银行账户、养老保险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福利,国家应进行干预以确保消费者有权获得金融服务"。1对消费者基本金融服务效用的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效用包括跨期消费、基本银行账户服务功能、基本信贷服务功能、基本保险服务功能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这些是消费者作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权利.是嚓管机构应该供给的消费者福利,否则就会发生社会排斥"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的安全也是监管干预下消费者应当获得的效用"如果没有监管的干预,消费者就无法获得金融服务,也就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关系中的消费者角色,无法通过司法和其他途径维权"为此,保证消费者获得一定水平的金融效用(用UI表示)是金融监管的重要责任"消费者可获得的基本金融功能与一国经济基础和金融发达程度正相关"由于一国经济基础和金融发达程度在一定时间内变动较小,本文将其设定为常量a"将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用cF表示,U,可以表现为c;的函数"由于金融稳定是消费者获得基本金融服务效用的基础,系统性风险过大造成的金融机构的倒闭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因此,金融审慎监管也是影响U,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Ul函数中应当包含金融审慎监管投人C,变量"归纳如下:a为消费者可获得的基本金融功能为常量;、为消费者i在基本金融服务上投人的资金;C,为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监管的投人;C,为金融审慎监管投人;w、、为消费者i可获得的基本金融服务的效用"由此可得:w*,=aUI(C;,Cp入,)(l)当发生金融排斥时,U",w、一aU:(CF,Cp,、,)一0,即消费者被排斥在金融领域之外"2.对消费者风险型金融服务效用的影响消费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金融服务以获得资产增值,例如购买股票或其他理财产品,体现了消费者的公平发展权¹"在一定时间内,金融体系对风险型金融服务供给的水平应是稳定的"据此,本文假定消费者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是个常量刀;金融资产的价格与期望收益正相关,而与金融资产风险负相关"无论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如何,消费者都需要其能以合理价格购买到由一定风险和期望收益组成的金融资产"这需要市场约束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共同来达成"消费者可获得的效用还取决于金融消费者风险的控制"金融消费者风险不同于金融资产风险,是消费者在购买金融服务时发生的风险,即上文提到的审慎风险、恶意风险、适宜性风险和履行风险"金融消费保护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这四类风险的发生"用C,表示在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上的监管资源投人,风险型金融产品的效用可以表示为金融监管C,和市场约束m的函数"刀:消费者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设为常量;C,: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监管的投人;、:消费者i在风险型金融服务上投人的资金是、;w":消费者i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的效用w""w"=那2(Cp,Cq凡、)(2)当、二o时,w"一四2(Cp,Cq川)二o因为风险型金融产品效用的获得一定要投入资金"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服务领域由金融审慎监管和市场约束予以控制"但也可能出现尽管金融审慎监管投人很多,但由于市场约束存在缺陷而仍无法控制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从而给消费者带来负的效用,甚至造成w"<O"3.对消费者非金融产品效用的影响金融产品的负外部性还对消费者的其他非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效用U0产生影响"例如:金融领域内的消费者风险过高或金融服务的供应低下,都会使经济发展迟滞,并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其他效用;金融危机下,消费者的就业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减少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体现了全社会和全体消费者的利益,符合安全、公平与消费者福利的价值导向"鉴于金融的负外部性与系统性风险占相关,金融审慎监管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金融负外部性。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实现最大化的分析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监管,从经济理论上分析,可以将其目标概括为在各项约束条件下,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根据以上的分析,金融消费者的可获得效用是基本金融服务、风险型金融服务和非金融产品服务三个部分效用的总和"消费者i在三个部分可获得的效用如下:、、产召、.产4qI曰吸了、了.、w*一aU,(CF,Cp入,)w"一月UZ(Cp,Cq,叭)w"=f(Cp声)U"(、)(6)鉴于上述三个部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在本文的分析中均假定为常数,且为十、+、=x"消费者i为一国最大多数金融消费者的代表,其偏好代表了金融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消费者i的总效用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偏好"本文以消费者投人的资金量的比率来代表消费者对该领域的偏好,消费者在不同领域的投资比重作为权数,对效用进行加总"虽然消费者整体的效用并非是单个消费者效用的简单加总,但是消费者i的效用总和最大时,最大多数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可以推出整个消费者群体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监管目标"消费者i的效用总和W表达如下:W一备Wil+资W:+瓷W"一知U>-CF,Cp,、#,+枷2(Cp,Cq,m,、,+督f(Cp声,U"-、,由此,可得金融消费者监管的目标函数(7)、,r为,,,~"、.耘"二,,""____、.与对""、,,z_.、1了"、Max[W卜Max}号aU,(CF,C",\,)+若归从(C",C",m,、)+尝f(Cp声)U"(、)l又吕)-.-~.L0/-.一-/IX一~.、~卜.一p.-,-.X尸一之-一p.一q.一,-飞-X一-一p厂-一/、一1.J。由于一国在金融监管上的资源投人C是确定的,可以得到约束条件如下:C一CF+Cp+C,(9)变量包括:CF(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几(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C,(监管机构对金融审慎监管的资源投人)"。我们可以根据1、2和3将wi,,w:,w"这些隐函数转变成具有显性表达式的形式,并求出C,、C,和C,的显性解"由于CF、C"和C,的范围为(0,C),且对w*l和w"而言,C;和C"越大越好,即CF和C,对效用的一阶导数为正数"由于金融审慎监管太严或太松都会影响监管的实际效果,而金融审慎监管成本C"太大或太小会直接导致监管的过严或过松,并会最终影响到总效用,因此应该在(0,C)内找到一个最优值,使得总效用达到最大"关于金融监管对消费者的三部分效应,其效用函数在前面只是从性质上反映各成本对其的作用,表现为隐函数"为了更好地提取各监管成本对效用的影响效果,需要将隐函数显性化,以便更加直观、明晰地获得监管成本投人的均衡效果"依据各监管成本对效用影响的定性效果,这里将隐函数wi,,w",w"做出如下的显性函数的表示式"该显性函数的表示式是在考虑各监管成本的定性影响效果的基础上,参照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和阿罗和德布鲁的瓦尔拉斯均衡的均衡分析框架所进行的改进性的设计,是一种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分析思路"w";=a、ICFCP(C一Cp)(10)w"=人CqCp(C一CP)(川屿=7与qC,(12)其中a尹夺为常数;a为一国现有的金融包容度和发展基本金融的其他条件;口为一国风险型金融服务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约束能力;7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对金融领域产生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2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所必须遵守的一条准则。按照这一要求,愈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服务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质量,是当前乃至今后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反思服务潜在问题,增强忧患意识

“方便、快捷、通畅、准确、安全”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服务”创优质,服务连着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连着各行业生存与发展、连着千家万户、更连着我们金融业的今天和未来,金融业的服务质量好坏要由人们来评定,即命运掌握在人们的手中。笔者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结合实际对县域金融服务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了解到金融业在服务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问题一有时客户到部分金融网点办一笔业务加之排队需要等候的时间少则十分多分钟多则一小时,办一张银行卡需要等候时间更长;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差、差错率较高,时而引发矛盾;尤其是县级行发行库撤消后,有些金融网点出现现金供不应求,“存款自愿、取款不及时”的问题更为突出。问题二在服务“三农”中“贷富不贷贫”,贷款手续繁琐,信贷服务质量差的问题显现的更加突出,致使金融服务产生诸多的矛盾,不少急需资金的业户为发展生产只好把目光投向民间借贷,有些困难业户胆小不敢向民间借贷,只好继续受着资金缺乏的困扰。问题三由于金融网点服务效率低致使部分有钱业户把钱留存在家,从而影响了金融市场流通,势必产生区域性风险;受资金制约农民扩大再生产比较困难,收入无法提高,因此,其购买力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有资料显示,占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购买力不到40%,城乡差别拉大,农村与城市居民消费比例差距拉大。迅速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方法,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忧患意识已刻不容缓。

二、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深入挖掘服务潜能,防患于未然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然要求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对金融服务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苗头性的矛盾要高度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到未雨绸缪。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金融服务工作的定位问题,研究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的发展空间,实现金融服务工作由具有行政管理色彩的具体操作向科学管理、综合服务、宏观协调方面转变,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层次,推进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服务上水平,加强系统维护和账户、现金管理,全面提升窗口服务工作的现代电子化水平,树立现代化的服务新理念。

深入挖掘对“三农”服务的潜能,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把支持农业发展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首要工作,抓紧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为使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特别是农村,加快为农民生产发展创造条件的步伐,就必须建立良好的服务机制、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借鉴国际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让农村金融机构员工和管理者都得到良好有效的激励;用市场化管理服务手段引导农村资金服务“三农”。

三、树立科学发展信心,深入拓展服务功能,以人为根本

新时期的金融服务功能,关键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指导服务工作实践。首先,谁能为人们提供方便、快捷、准确、安全和独特的服务,谁就能赢得客户,也就能赢得较好的效益。也就是说,当人们需要你的时候就在身边,让人们方便地去获取服务,实现人们的愿望,满足人们的需要,维护人们的利益,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和落脚点。诸如,街面的自助快餐店就是如此,当你饿了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就餐、方便快捷、热情好客,人们都喜好选择快餐店去就餐。难到金融部门就不能普及到自助快餐店那样方便自如,热情服务吗?笔者认为,服务也要讲科学,讲文化层次。其次,服务应以方便、快捷、通畅、安全为主,当今社会,电子科技在不断进步,当今无论是大人、还是学生手中都有一部手机,无论在什么地方,它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同你取得联系,方便快捷能及时与你沟通。同样,网上银行和自助银行在农村还比较生疏,金融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经常送金融知识下乡,举办培训班为人们讲解金融知识,大力提倡和普及个人网上银行服务,加快自助银行建设,完善虚拟网络功能,使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更多地承担对外服务功能,不断拉近城乡差别化服务内涵,切实达到方便、快捷、通畅、安全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达到赢得服务对象满意之目的。

篇3

(一)“市场失灵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与金融监管立法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机制的这种自发调节性也具有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内在的、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依赖于这种自发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这种市场失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通常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有外在效应、垄断和公共产品。所谓外部性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强加的是成本,则是负外部性; 相反,则是正外部性。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才能予以校正和弥补。因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管,而政府的这种金融监管职能主要是通过金融立法的形式实现的。

现代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在一般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逆向选择遇到风险的重要根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完全信息,且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都是需要花费代价的;行为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和组织结构的不完善性,对于任何决策者来说,都意味着非常高的成本,而且通常信息不仅是有成本的,并且是呈报酬递增趋势的,人们常常要为信息进行巨额的支付,而不论这一信息是被用于影响一种还是千种交易。因此一种能够降低信息成本的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二)博弈论与金融监管立法

博弈论是二战后经济学领域里的新兴理论,研究当人们知道其行动相互影响且每个人都考虑这种影响时,理性个体如何进行决策。一个正式的博弈通常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博弈的参与者、博弈的次序、博弈使对弈者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行动等。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法律规则和制度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有利于我们理解金融监管的必要。从博弈论的著名案例———囚徒困境出发,我们知道单独一次博弈的结果是达到了“纳什均衡”即结果是嫌疑犯都会选择坦白,任何一个参与人都没有理由改变他人的战略决策,没有一个参与人能够在其他参与人不改变行为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处境更好。但我们知道在金融领域中,资金的融通更多的是强调连续性、反复性和效率性,因而在金融市场中面临更多的是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重复博弈,其中包括有限博弈与无限博弈,在博弈次数固定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与在一次博弈中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做出同样的决策选择,而有时个体做出的相同理性选择却是和集体理性相冲突和矛盾的,在金融领域里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理性选择与金融业的整体健康与稳定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金融业经营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而且相对于其它行业,由于其经营货币资金的特点所以往往趋利性更加严重,而金融监管总是通过限制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某些“获利”机会而达到其监管目标的,这就使金融监管的意向必然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个人理性行为相冲突,这种冲突将促使微观金融组织机构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及其他方法来逃避监管。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不断地完善相关金融监管法律来达到预防风险、促进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

(三)金融监管立法必要性的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历史唯物论认为:“在经济与法律的关系中,经济决定法律,经济对法律是起决定作用的,每个时代的法律制度应该是社会共同的,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但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却已日渐被近代的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否定。法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法律并不是消极和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而是对经济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法律制度的设计对经济体系和经济效率产生的是直接的重大作用。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问题其实就是个法律问题,任何经济问题的最终解决路径都是通过一种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制度的安排。众所周知,现实中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而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即非生产性支出)并以此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法律制度的普遍建立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在当今世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同的前提下,为了实现金融监管的高效并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对金融监管做出具体的规定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二、金融监管法价值目标设计的经济学分析

(一)效率与法律正义

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正义是法律价值目标的核心,法就是正义的化身,但却往往认为正义与效率是相矛盾和冲突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精辟地阐述:“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一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利益就不是正义的”。但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充分表明:法律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不仅仅是正义,效率也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或者说在对正义进行内涵和外延界定时,其概念本身就涵盖了效率。例如当我们说分配正义时,就是指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平等,而要达到这种平等就要对利益进行有效率的分配。因而,对正义的要求决不能独立于这种要求所应付出的代价,如果为了纠正这种非正义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了这正义行为带来的损失,那么这种正义的请求是不应该受到法律普遍保护的。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说,没有效率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正义,效率与正义两个概念的外延是相交叉而又不完全重合的。法律经济学将效率的观念导入法律对当代法律的价值目标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从经济学的视野分析法律价值目标的演进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进程的加快,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法律原则与自由竞争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转变为财产权的严格限制”、“契约自由转变为有限制的契约自由”、“过失责任转变为无过失责任”。这说明法律越来越强调社会本位和社会总体利益,从原来重于从微观层面维护社会个体的正义转到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维护社会总体利益的正义,衡量效率与否标准的“帕累托最优”(社会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都不可能在无损于任何人的条件下使任何人的处境更好,这时的资源配置就达到了最优)也逐渐转变为了“卡尔多- 希克斯”标准(即使某种政策的变动,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只要得利者的好处大于受损者受到的损失,这样的决策就是最优的) ,这直接导致了法律价值目标的确立从微观走向了宏观,从保护微观个体的权力与自由过渡到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法律作为对权力和义务的一种制度安排,从来就是和利益紧密相连的,从某种角度上说,能够实现社会总体利益高效配置(即能实现“卡尔多- 希克斯”标准)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法价值目标设计的经济学评析

一般而言,在金融监管目标的确立上西方国家采取的是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的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而言包括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和提高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而我国的有关金融监管法规,例如《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却在此方面与西方国家的规定相比存在明显不足。2003年银监会成立,替代人民银行承担主要的银行监管职能,但是人民银行除了行使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职能外,仍然承担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能。修改后的《人民银行法》第1条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保证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只涉及到了前述三项目标中最基础的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同样,《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条也只规定为“监管的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利,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这说明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采取的是单一目标模式,只注重稳定金融秩序,至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则没有任何的反映,也没有关于防止金融业垄断的规定。在我国的金融实践中,这种单一的金融监管目标模式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健的作用,而且由于其具有保护垄断的倾向,为国有银行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作用下选择高风险经营创设了条件,导致金融风险的加剧和累积,影响了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我国金融监管法没有规定效率目标的直接后果就是金融运行的低效和金融创新的滞后,因而为了保证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在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标设计上建议采取多目标的监管模式,增加防止金融业的垄断和提高金融效率的规定。

三、金融监管法实施的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监管法遵守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监管法的遵守是指公民和社会上的其他主体以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活动。按照守法动机的不同,可分为自律和他律两种。从经济学上的“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的前提出发,即每个个体的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这就导致了机会成本问题的出现,即每个个体在作出一个选择或决策安排的时候都面临着机会成本,即将资源使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用于其它方面时所放弃的收益,因而假定人们对现有金融监管法的规定是熟知的,对自己在一种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这时每个个体在作出守法还是违法的行为选择之前,就会通盘考虑违法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并把此代价与因违法而获得的收益相比较,作出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因此,我们通常说人们为权力而斗争,从其本质上说并不是出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韧性,而都是为了实现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都不自觉地进行着成本收益的核算,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收益越大,其就越有动力进行此违法行为的选择。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中得出了重要的经济学结论:一个人仅在他从犯罪中得到的预期快乐超过预期痛苦的时候,或换句话说,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时候,才会犯罪。因此,由于金融业其经营货币资金所带来的暴利性的特点,在对其进行监管立法的时候,为了制止高额利润诱惑所导致的恶性金融犯罪,特别要注意使违法行为所受法律惩罚的预期损失和付出的成本大于违法行为的预期收入。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必须对金融恶性犯罪的违法者施加充分的痛苦,保证使这一痛苦与罪犯预期的其他痛苦加起来能超过罪犯从犯罪中预期得到的快乐。否则,可以预见的后果就是一部分金融市场主体由于守法的成本过高超过了其自身的收益而退出市场,而另一部分市场主体为了降低成本而加入到了违法行为群体之中,从而导致金融监管的失效。

(二)金融监管法执行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监管法的执行通常是指国家金融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实施金融监管法律的活动。金融监管法的执行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我国金融监管的各部门在执行金融监管职能的过程中,受政府增长规律“帕金森定律”的支配(即指无论政府部门的工作量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或者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工作了,政府机构的人员数目总是按统一速度增加) ,金融监管部门的预算和开支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必要的和可能不必要的直接财政开支是相当可观的。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关的执法费用采取的是全额财政拨款的模式,较之各级法院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机关实施经济法律所采取的财政拨款和有关当事人缴费的“双轨制”费用模式,前者国家承担的财政费用开支是远大于后者的。下面我们假设在缺乏金融监管立法的情况下所导致的金融风险造成的损失是L ( loss) ,这种金融风险损失发生的机率是P (possibiliity) ,金融监管机关所付出的执法成本是B ( burden) ,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B大于L与P的积,即B > PL 的话,那么金融执法所付出的成本就大于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我们就说这种执法是无效的,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反之如果B小于L与P的积,即B< PL的话,那么就是有效的,也就是我们追求的金融监管的高效率。因此降低金融监管机关的执法成本意义非常重大,在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方面应本着合法、效能的原则对金融监管人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从而保证金融监管法实施的有效性。保证金融执法有效性的前提就是要在金融监管法里严格规定金融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因为,如果执行法律的团体都倾向于利益的掠夺和违法行为的操作,那就会出现致命的危险,其结果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拼命地与金融执法者相勾结、相串通,从而最终变成“掠夺的合法化和普遍化”。所以,我国的《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金融监管法都对金融监管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人民银行法》法律责任一章中从第48条到第51条对金融执法人员泄露国家和商业机密、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擅自违规提供担保和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第一条就是对金融监管人员违法行为的惩罚。

(三)金融监管法适用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监管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由于以国家的名义行使司法权,因此又称“司法”。正如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样,法院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自动地实现法律适用的高效率。按照选择性诉讼的理论,假设被法院适用的法律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且都可能被适用于诉讼,那么结果就是无效的法律会经常在法庭上受到非难和质疑,甚至由于原来的立法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法律被否定和推翻,而有效特别是高效的法律则不会受到异议,只会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判决肯定此法律的可适用性,这样诉讼就如过滤器一样截住无效法律的继续适用,而把有效的法律放过去,经过不断地过滤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有效的法律变得更加有效。但正如“市场失灵”一样,我们知道在诉讼中原告为了能从胜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分配,往往不管法律是有效还是无效,也不考虑无效法律的延续强加在其他人身上的社会成本,只因为看到了诉讼成本与预期判决价值之间的巨大差额,为了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结果就尽量地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无效法律的可适用性,从而使司法的这种“优胜劣汰”的过滤机制失效,导致现实中法律适用的低效。因此,为了提高法律适用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就显得非常的必要。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类案件的预期判决价值比原告付出的代价小时,当事人通常不会选择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和纠纷;随着判决价值与诉讼成本差额的逐渐增大,诉讼的数目会逐渐增加,然而当这种预期价值比一方当事人付出的成本大得太多以至超过一个均衡点时,就会导致诉讼数目的大幅度减少,因为在种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会进行诉讼阻拦,采取其他的非诉讼方式与其达成赔偿协议,从而防止预期判决价值的实现而使自己受到更大的利益损失。以上说明诉讼成本和审判预期价值收益的关系是呈现“驼峰型”走势的,不论是前者比后者大太多还是后者比前者大太多都会导致司法的低效,因而只有使两者达到一种均衡才能实现法律适用的效率最大化。金融业由于和货币资金的流通紧密相连,具有极强的风险性并且行业的竞争极其激烈,难免出现大量的经济纠纷和金融犯罪,需要相关法律的适用,因而在金融司法过程中一定要使诉讼成本与审判预期价值收益达到均衡,以实现司法的效率最大化。

参考文献:

①韩德强:《萨缪尔森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②周英:《金融监管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第7页。

③ 〔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④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⑤陈建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23卷,第399页。

⑦ 〔美〕伦德·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94版,第65页。

⑧ 〔美〕布坎南著,平新乔等译:《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7页。

⑨ 〔美〕约翰·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正议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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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也是一位喜欢探寻哲学思想,并乐于将其中的心得包容兼蓄、融会贯通的总经理。

在他的办公室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特征并存,有醒目的“从容中道”字幅――源自孔子的一句话;而源于佛家思想的根雕等,莫不传递出如此信号――屋子的主人希望能更多地理解、吸收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精华,并将其中延生的管理哲学贯穿于日常。

“企业的经营如同一个生命体。”作为这间屋子的主人,在广泛汲取中西方先进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建信基金总经理孙志晨如此描述管理企业的心得,他十分崇尚传统文化“从容中道”的管理哲学。

在其带领下,2011年,建信基金股票主动投资能力在60家基金公司中列入前五,荣获“2011年度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奖,旗下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基金及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基金分获 “2011年度封闭式金牛基金”奖及“三年期债券型金牛基金”奖。在2011年基金行业整体缩水的大环境下,建信基金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实现三级跳攀升至第15位。

不惧“七年之痒”

2012年是建信基金成立的第七个年头。

如同婚姻,企业经营同样也面临“七年之痒”。当事业开创初期的激情渐渐褪去,企业的规模、业绩和团队逐步稳定时,如何突破、超越、创新,无疑成为企业管理者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新课题”。

作为首批银行系基金公司,截至2011年底,建信基金旗下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突破480亿元,在市场震荡、行业总体规模萎缩的背景下实现正增长,排名从年初的18位跃居到了第15位。这番成绩的取得,绝非仅凭渠道销售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是与建信的长期业绩和投资管理能力密不可分。

“从目前来看,建信在银行系基金公司中不是规模最大的,但业绩却是领先的,”孙志晨对此倍感欣慰,“尽管背靠建行股东这棵大树,但渠道的作用只能是借力,基金公司的长远发展需要依靠真刀真枪的投研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尽管银行系基金公司常被说有个好股东,但我们始终是把提高投资能力放在规模扩张之前。”

正是因为这份坚持,使建信在2011年“股债双杀”的市场行情中,逆势展现了优良的整体投资业绩。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孙志晨常用颜渊这句对于孔子之道的理解与投研团队共勉。“越高,攀得越起劲;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专业是立基之本,任何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投研平台的建设都是重中之重。建信投研实力的提高需要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投资总监都有钻研的精神,拿出一股狠劲儿加一股韧劲儿。”

孙志晨向《投资者报》透露,这一思路折射到建信内部的业绩考核机制上,是更注重长期业绩,力求成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我们希望投资业绩每年能做到市场的中上等水平,前25%的位置。”事实上,2009年至2011年整体业绩连续三年排在行业前50%的只有七家公司,连续三年排在行业前45%的仅有两家公司,而建信基金均位列其中。

在孙志晨看来,一家好的资产管理公司,不论在何种市场环境下,依靠团队的努力都可以达到穿越牛熊周期,为投资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纵使在一个弱势的市场环境里,也应能为投资者提供创造绝对收益或避免损失的合适产品,这是建信基金努力的方向。

“从容中道”贯穿始终

孙志晨对基金行业的比喻有一段颇有深意的“金鱼池”论。

“基金公司有点像在金鱼池办企业,所谓‘金鱼池里办企业’,就是你对外是透明的,要让投资者看得懂你、看明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样,才能首先对你建立起信任,并能够对你的行为有预期,才可能把自己的养命钱交给你去管理。”

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在广泛汲取中西方先进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孙志晨十分崇尚传统文化“从容中道”的管理哲学。

他解释说,从就是顺从、遵循,要遵循市场中的国家法规、市场规则及公司制度等;容则是包容,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宽广的胸怀,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不是平庸无为,而是适当和恰当,不走极端,讲究效果和尺度;道是符合原理和规律,是评价是否适当的标准。

“企业发展只有符合运营规则、市场规律,才能做到从与容;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从与容是对立统一,辩证存在的。”

这种管理思路,也使得建信自成立以来带给投资者的品牌形象一直是稳健、生机勃勃、厚积薄发。孙志晨强调,建信这种稳健的经营理念与保护投资者利益是统一的。

“我们把建信作为一个生命体去看待,满足客户利益和需求是公司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将公司治理、文化、战略、领导、制度、组织架构、运营管理、IT系统等这些方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按照这样的逻辑构建和经营企业。”

孙志晨透露,今年建信的工作重点,首先仍在投研环节,其次是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安全运营能力。

“最近几年基金行业的规模在不断缩水中,盈利水平也在下降,整个行业处于一个瓶颈期,要实现有效的突围,我自己的感觉还是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而对于基金公司而言,练好内功最重要的是打造投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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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证券化 法律监管 法律经济学

一、金融证券化和非理性繁荣

在中秋节期间,大量月饼券充斥于市场。为何市场上有这么多月饼券?原因在于月饼生厂商想创造更多利润,但困于生产函数限制(柯布-道格拉斯函数:Y= A(t)L*α.K*β.μ),生产商并不能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其产量。假定月饼生厂商A,创造面值$100月饼券,然后A以$65价格卖给经销商B。B再将其以$80的价格卖给消费者C。由于某种原因,C并不真需要这些月饼券(因为月饼并不是日常必需品)。C将其月饼券以免费的方式赠送于D(可能暗中输送利益以获取未来收益)。D也并不需要这些月饼券,故希望能最快时间变现(以避免时间成本和搜索成本),故将其以$40低价卖于月饼券收购者—比如黄牛E。对黄牛E来说,立马将其以$50卖于回购的月饼生厂商A。

A可能没有生产任何月饼但获得了$15,B获得了$15,D获得了$40,黄牛获得了$10。在这种交易模式下,消费者能够实现以较低价格购买月饼券,生厂商可以避免生产函数的限制来创造更多利润。即便行为可能违法的黄牛也实现了获利,这就是金融证券化。金融证券化使经济更加流动而且大多数人状况都变得更好。考虑到乘数效应,其影响会更加显著。大多数人都从这种金融证券化过程中获得利润,促使他们自信(甚至是自负)未来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好,市场便开始陷入非理性繁荣。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非理性繁荣是建立在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想象上,而不是建立在稳定的实体经济上。

二、金融证券化和金融风险

(一)法律监管风险

第一、法无明文规定风险。在这次月饼证券化的过程中,月饼生厂商是发起者,如何从法律上界定月饼券之性质?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却大量地充斥着这样的行为,这便陷入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困境。

第二、利益输送风险。在月饼证券化中,我们看到:除了C,其他每个人都因月饼证券化而获得收益。但在证券化过程中,C很可能是利益输送者,甚至可能成为的温床,以送礼贿赂的形式满足他人的利益,其实质在于谋取未来的更高利益。而且这样以购物券的形式的利益输送,不利于法律监管与核查。这样的利益输送,其危害是巨大的。

第三、间接共谋损害风险。为何A敢把票面价值为$100的月饼券以$65让经销商经销?在现实中,我们常看到企业(类似于C)在中秋节时免费发放月饼券(100美元)给员工,此时对企业而言,从经销商购买$80月饼券,相对于市场$100,实际上是8折优惠。公司为何享有8折优惠?这便存在着月饼生厂商A、经销商B、公司C之间的间接共谋,其间接损害的便是D的利益。虽然D好像得到了月饼券,但它并不是现实的货币,而是代表实物的有价证券。月饼并不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大,员工并不可能都去兑换,还不如直接找第三人兑换为现实的货币。此时黄牛市场就这样形成了,因为试图兑换月饼券的人不在少数,故月饼券的价格会被大势打压,只为$40。

(二)挤兑风险与市场风险

月饼生产商在创造月饼证券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创造了证券化风险。将月饼证券化放大到金融市场,原来人们在进行金融创新同时也在创造金融风险。

每个人似乎都在获益,但如果D不都转卖给第三者E(黄牛)。那么A便陷入了僵局。假定D中有k(0

(三)金融危机与市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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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数学教学概况

金融数学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结合了金融学与数学,它以经济为背景,以数学为工具,以金融为例证,即服从于经济的应用数学即这门基础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我国金融本科高等教育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在90年代初初具规模,92年更是繁荣扩大时期,各类院校争相设立。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数学专业的研究及应用也多了起来。96年我国将其与金融工程以及金融管理一并列为国家九五重大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03年中科院系统“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无疑共同促进了我国金融数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以上种种足以彰显国家对这个领域的极端重视。

但是,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基础学科涉及了基础数学和现代数学的高等知识,在某些地区,以西部地区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为例,存在着很多空白。如何进行完善教学,培养金融数学兼备的优秀人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金融数学专业存在的问题

(一)师资力量不足。

以西部地区的本科院校为例,金融数学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存在着诸多不足:教学资源投入有限;实验室经费缺乏,甚至有些没有建设实验室;师资力量不足、质量低下,严重缺少硕士学位教师等等。无疑与发达地区再加上是老牌院校相较之下,差距可见一斑。

(二)区域劣势。

前已叙及,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发展还是很迅速的,但是,地西部区域差异现状我们有目共睹,东部地区人才聚集,金融发达,研究所比比皆是;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劣势,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难与东部相较量。

(三)实践技能薄弱。

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本科院校倾向于为祖国培养合适的应用型人才,以满足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技能是举足轻重的环节。但是,大部分的由原有院校升级的新建本科院校传统教育痕迹颇多,教学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重视灌输专业知识,而轻视学生的技能培养和训练,导致学生毕业之后在社会上缺乏动手、实践和思考、自学的能力,难以与社会需求接轨。

(四)专业指导思想无科学定位。

既然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建设本科院校,其宗旨就是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和研究教学型人才。但是,这些学校中的不少盲目与老牌院校攀比,致力于建设一流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迷失了目标,明显脱离学校的实际情况,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那么简单的。

三、金融数学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以及关于人才培养的研究

(一)课程体系。

在不发达地区更要注重必须以系统的基础知识与全面的理论武装该专业学生的头脑,以实践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解决常见金融问题的能力,以应社会之需。前人的探索和实践业已具体形成四个教学环节:现代金融市场概论——介绍金融工程涉及的基本概念、方法与工具,培养学生金融意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理论——介绍金融数学基础知识,使学生掌握数学建模的对冲原理、求解方法;金融工程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运用所学金融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实习环节,满足人才市场需求,提升本科生的就业率。

(二)教材建设。

教材承载了丰富的教学理念,是课改的核心。教材内容的建设应当和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一样,立足区域经济,面向地方,服务地方,实事求是,扬长避短,具备自己的特色,并且不断进行完善,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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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不监管理念和监管理论滞后与缺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监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理论危机,是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反映出了监管缺失是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风险,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的支持。回顾百年金融发展史,金融监管理论落后于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强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看,金融监管无一例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危机后金融监管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其滞后性显而易见。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无论是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监管的“利益冲突论“”寻租理论“”道德风险论“”监管失灵论”等“监管捕获论“”成本论”也对政府的监管效应提出质疑。而在监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监管理论一直脱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对金融活动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特殊性的研究,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的风险关注不够,比如对高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问题,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那些虽无银行之名,但却行银行之实的影子银行体系(克鲁格曼,2008)带来的风险如何监管,事实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虚拟链条无限延伸中,影子银行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化“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摆脱危机导向的轨道,逐渐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摆脱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的魔咒,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是摆在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迅速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监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凯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部分写道:“无论祸福与否,世界始终由思想统治。”这句名言精辟地阐述了秉承什么样的经济金融学思想的重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个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对市场机制的顶礼膜拜,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自动实现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预。在金融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完全和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信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在金融监管上主张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所谓的创新产品不受监管的无度虚拟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场信息能够无偏地反映市场价格,其无限套利行为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有效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二,认为问题机构会遭受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三,对金融创新不需要监管,市场机制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对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的判断,市场优越于监管当局,监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然而,个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之结果,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合成谬误”。而博弈论将其称为“囚徒困境”。纵观金融监管理论演进与金融监管实践发展的历史,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羁绊下,在稳定与效率的抉择中,金融监管一波三折,每当经济金融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之时,金融监管才被重提和加强,一旦经济金融回复平稳,金融监管就又被遗忘或弃之一旁。回顾左右金融监管与不监管的经济基础理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尽管中间穿插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其他的针对市场失灵而主张的政府干预理论,但主张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的完美市场经济假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放松监管和不监管的理论基础。美国监管当局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识观念上过度迷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因而造成实际行动中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机,未来金融监管向何处去,是重蹈历史覆辙,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去,还是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适度监管不动摇,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三、探寻科学界定市场和政府干预边界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该学科以真实市场中“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结果表明现实市场不完美,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证券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中存在着欺诈,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产品,比如迷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受其误导,表现出非理性行为,成为“庞氏骗局”中最后跟进的“傻子”。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在宏观层面反而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比如混业经营模式下,单个金融机构来看是理性的风险分散行为,但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采取相同的混业经营行动,类似的风险敞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即个体理性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比如华尔街奖励短期财务业绩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鼓励冒险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投机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额利润,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第四,“大到不能倒”的问题金融机构具有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法解决。比如如果问题机构有支付清算等基础性业务,破产可能有损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第五,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有可能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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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金融业不够发达。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信用其中银行”,除了银行融资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融资形式和和融资渠道,因此,当时的金融学就是货币银行学,当然,由于还存在着对外金融贸易关系,有国际收支、汇率和外汇及等问题,因此又形成了国际金融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融资市场化,对外贸易及国际融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世界金融业兴旺发达,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技术、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行发展,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整个经济链条上不可缺憾的部分。可以这样说,没有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根本就无法运转,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在此情况下,金融学科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学科已成为独立的学科。当前应创立广义金融学,即现代金融学,改革金融学的教育和教学,以适应21世纪对金融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

我认为,广义金融学应包括多种涵概与内容。从金融市场与企业金融角度,金融学应当包括货币银行学、保险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公司理财学等。从金融理论和金融技术等方面划分,应当包括金融经济学、金融制度学、金融工程学、金融数学、金融技术学、金融管理学等。对近几年发展较快的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学和金融管理学在教学方面应引起高度重。

金融经济学是新兴的经济与金融结合的学科,主要研究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金融化、货币证券化的发展趋势,金融经济的基本特征,金融经济时代与其他经济时展的比较,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经济的基本理论包括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与金融学的结合等。同时,对金融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学习与研究金融经济学,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现代经济的特点,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关系。

金融工程学也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主要研究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降低和消除金融风险,或如何将此风险重新组合,以改变原有风险特质。研究各种金融工具、产品服务、融资方式以及机构和市场组织方面技术变革,把握各种技术创新的成果和特点、操作要求、管理和方法和经验,揭示当代金融向技术化、工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同时用技术的、数学的、模型化的方式进行宏微观金融分析。

金融管理学应被视为现代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金融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加上现代电子技术的应用,蕴藏着极大的风险。金融管理变得非常重要,不仅进行金融宏观管理,还要进行微观管理;不仅要外部管理,重要的是内部管理;不仅要政策管理,还要进行技术管理。金融管理学主要研究现代金融管理的一般理论、管理内容和管理体系,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管理理论在金融管理中的运用以及金融业务管理、货币资金管理、金融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技术管理,研究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组织体系、金融监管评价体系、国际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环境等。

当然,金融技术学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认为,金融技术学就是与电子货币、网络银行、网络金融交易、结算相适应的相关技术的科学,它是一种边缘学科,是现代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是现代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应用。它要求不仅懂得金融交易程序,还应了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软件技术等。金融技术学的宗旨是利用现代技术运转金融交易并保证金融交易的技术安全。例如开发金融交易软件、金融风险防范软件、投资组合软件以及防止密码被盗和防止黑客入侵等技术。

随着金融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金融学本身的发展,对金融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金融学科本身应当得到新的发展与突破。就学科来讲,实际原来的狭义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早已被广义金融学所涵盖,金融学应当分为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例如公司金融)。现在在学科分类上金融学被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主要包括货币银行学和保险学),已经不能涵盖金融学的全部内容,象公司财务学现属于工商管理范围,而金融工程学和金融数学等,又属于管理科学学科。因此,金融学已经是一门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和一门独立学科。如果将金融学科变成一级学科,将使学科划分得更为科学,有利于培养专门的金融人才。

金融学的教学也必须进行质的突破与改革。

1、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金融发展的最新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以及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等发展的最新动态。不仅要了解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理论、利率和利率管理体系、货币供求和均衡理论、金融发展、金融制度、国际收支等理论,而且还要懂得金融市场。现代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衍生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应把重点放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各种市场机制(包括利率机制、汇率机制、风险机制)、各种金融工具(包括风险资产、股票、债券、远期、期货、期权等)的定价、以及各主体(投资者、套期保值者、套利者和监管者)的行为上,既有知识性,还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这样有利于能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金融人才。

2、在过去金融的教学中我们重点侧重于宏观金融、金融理论和货币金融政策,也就是注重定性分析。从目前发展来看金融学更是一种实用经济学。更要求实际和实证分析,需要懂得实际操作,需要掌握和运用金融工具与金融分析方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金融技术、金融数学及金融工程等方面应该更加强。应吸收国外新兴的金融工程学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情况加以介绍。鉴于金融研究的精密化、数理化和工程化,在教学方法上要大胆创新,抛弃原来过分依赖定性分析的做法,而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逻辑分析与数理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这样有利于从质和量两方面去把握金融市场的各种规律和各种金融定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利于培养既懂得理论能能实际操作的复合性金融人才。

篇9

1、主要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银行管理学、国际金融学、金融市场学、投资学、金融工程学基础、财政学、管理学原理、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银行风险管理、投资银行学概论、国际信贷与国际结算、金融衍生工具等;

2、金融学是研究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的学科,包括传统金融学理论和演化金融学理论两大领域,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物,培养具有金融学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

3、主要研究课题有货币的本质、职能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银行的职能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质和作用,在现代银行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货币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控制的理论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最近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也由此对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和监管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梳理。

在说到把握金融监管的程度,以及中国证券市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时,我认为金融监管是双刃剑——严了,会抑制创新,导致金融体系没有活力;松了,则触发一系列危机的出现,影响到金融中介的效率。监管机构应该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着力于维持一个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我反对无所不包的监管,毕竟,再完美的管控都会有漏洞。许多导致危机出现的“坏”的创新,都是与绕开管制、利用漏洞的“管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有关。监管肯定不是无所不能的,夯实制度基础设施能起到更长久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我们发展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我们太强调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太忽略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功能。只要这个初衷不改,资本市场只是又一个国家与民争利的场所。金融监管在这种背景下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从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任何金融危机都源于金融体系,或是实体经济本身,或是两者链接上的结构性问题。要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关键还在于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的结构问题,夯实两者链接。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帮助解决美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金融机构过度创新、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泛滥等问题;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帮助解决中国实体经济中过度依赖投资、内需不足和金融中介体系中金融服务面窄、效率低和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各有各的挑战。

欧债危机的原因与其他危机是一样的,源于因道德风险泛滥而产生的过度举债(over leverage)。区别在于欧债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的道德风险泛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危机时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泛滥。

民间信贷问题能够通过一定的监管和措施使其规范化、有效化。我一直认为解决民间信贷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其实只需要两个前提:利率市场化;放松金融行业的进入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两者缺一不可。而这两个前提的成立需要的是制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除了理性分析之外,信仰也重要。它的未来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视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并真正努力去改变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重心正经历由投资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向效率驱动,由沿海向内陆省市的转移。我个人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比较乐观。中国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很少看到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勤奋、任劳任怨。这样的民族没有第二次发展的机会,不合逻辑。

关键在于,在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期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激发“由下至上”的力量,唤起市场的微观单位参与结构转型的热情,激发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从上向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在这次转型中应该降低。 政府需要学的一件事是学会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