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08-08 17:20: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市社区 应急管能力 安全保障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86-02
近年来，城市中各种应急事件屡见不鲜，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猝不及防，一方面是群体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城市应急事件存在复杂性、多样性特征，由于大量突l事件源于基层或社区组织，对于一系列的预警、防范，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理，以至于为突发事件的处理效率、处理成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
（一）强化应急准备针对性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可促进社区对周围环境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开展科学有效分析，经由实施科学有针对性的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组织应急培训、演习等活动，以强化城市社区应急预警防范能力。
（二）确保第一时间应急响应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与突发事件可否及时有序处理存在密切联系。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政府组织的相关援救队伍到达事发地前，城市社区可先期开展应对工作，第一时间对各项信息开展采集、传递，及时组织事发地周边居民开展自救互救，实现对事态发展的有效控制，进而尽可能降低人身财产损失。
（三）促进重建措施高效实施
突发事件引发后，灾后重建是应急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由于灾后恢复工作牵涉诸多方面内容，再加上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倘若所有事宜均要政府一手操办，无疑会延缓重建计划进程。积极参与重建计划是城市社区的职责所在，以城市社区为单位开展物资援助、心理疏导，可迅速将应对政策落实到个人，促进重建措施高效实施，极大限度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3]
二、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工作方案设计
全面城市社区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引入先进科技理念、成功发展经验逐步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为进一步促进社区应急管理有序开展，可以自以下相关策略着手：
（一）调整城市社区与政府的关系
众所周知，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中占据着核心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应急管理存在复杂性、时效性特征，使得政府还要扮演促进者、协调者的角色。如今我们一方面已经认识到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所具备的优势，一方面又顾及丧失对城市社区的控制力，使得对城市社区管理依旧保有一种矛盾心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能否有序进行，并不取决于政府权力的大小，或是政府指令的权威性，政府应当更新思路，依托新型管理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力量的优化整合，这也是政府的最终责任和工作目的。
地方政府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和合作关系，对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开展管理保护，为每一社会主体提供充足的参与空间。[4]面对不断发展转变的社会环境，政府务必要优化运行模式。鉴于此，我们应当明确认识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尤其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性。首先，政府应当开展好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指导工作，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指明发展方向，对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义务予以充分明确，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进程。其次，政府应赋予基层社区以权力和责任，引导城市社区开展自主创新。最后，积极引导城市社区参与突发事件预案的讨论和应对措施制定，进而提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实用性。
（二）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近年来，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众多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中得到广泛推广，而在我国则依旧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国传统应急管理系统注重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系统原则的延续性。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特征发生了极大转变，由此很大限度上提升了应急管理的难度。
作为一种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前提的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应急管理中可实现对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民间组织的优化整合，促进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功能得以有效凸显。在组织结构方面，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的偏平化、弹性化的组织结构可取代以往官僚制组织机构中僵化式和机械式的层级模式；在权力构成方面，除去政府部门之外，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企事业单位均具有管理的权力及义务；在决策机制方面，依托集权、民主相互结合的手段，在社区应急规划、法规建立、政策制定等阶段，主张民主参与第一、强制第二，从而强化决策规划的科学可靠性。在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建立过程中，应当秉承公共危机治理理念，提高对资源、信息各方共享的重视度，积极吸引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区居民，开展群防群治。
（三）城市社区参与城市应急管理保障体系建设
（1）强化城市社区应急文化建设。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高低，受其是否具备良好的应急管理文化、素质很大程度影响。应当加强对城市社区居民的危机教育，推行不同形式的危机教育。其中，政府可借助电视、报纸、互联网平台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城市社区可定期组织应急知识宣传、座谈讨论活动。同时应当开展应急演习活动，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城市社区、街道办应积极组织该地区针对其易发的突发事件进行预防、演习活动，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2）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强化对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应当强化在卫生、消防、抗震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应加大补贴，从而减轻城市社区的经济负担。另外，对于城市社区应急设施的建设，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引导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共同参与。
（四）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法制建设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
（1）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有序开展提供科学可靠的制度环境。现阶段，我国即便已出台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特定规范的突发事件防治法规及相关紧急预案，然而该项法律法规针对次生灾害的防治、灾害造成的连锁反应等相关工作未做针对性立法，同时各种应急预案在时效性、预见性等方面依旧存在极大的缺失。[5]基本法相关内容的制定、完善迫在眉睫。
（2）依托部T法的修订，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每一主体相互间的协同效应。借助法律的形式促进突发事件下权责调适机制的有序运转，对每一组织乃至个人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义务予以明确，实现对他们的有效监督、约束。
（五）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单一主体力量极为有限，这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显得特别明显。因此，城市社区应当对自身蕴藏的资源开展优化整合，推进应急管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统一协调，强化队伍建设，积极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除去社区组织、上级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的专业队伍以外，还应当强化社区居民、物业公司人员、辖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组成的非专业性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有序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的协同管理、指挥，构建健全的培训教育制度，强化对应急管理队伍的基础知识、技能培训，开展实地演练，切实执行组织绩效评估，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应当强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对人员进行妥善安排，保证优势功能的有效发挥。依据规范流程对志愿者进行招募、资格认证、培训考核等，提高城市社区志愿者队伍的综合素质。在应急管理期间，对志愿者队伍给予指导、帮助，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六）开展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与评估
科学完备的应急管理评估，可对全面应急管理过程有效性开展检测、反馈，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经验总结、提供发展依据，改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应急管理全面环节开展的评估应当包括：突发事件引发前脆弱性及风险源评估与预警、突发事件引发时实时检测与快速评估、突发事件引发后损失与能力评估等内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是对城市社区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实时评估、事后评估，是从资源设置、应急设计等多个方面，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全面阶段开展能力评估。经由能力评估，可获取针对应急组织自身、应急行动及项目水平的评估结论，进而为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有力依据。城市社区可自主或者邀请第三方组织对自身应急管理能力开展评估。首先，要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主体、内容予以确定，然后，应用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建立科学完备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体系，结合评估模型，开展好模型数据分析，从而获取能力评估结论。城市社区应当提高对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的重视，对应急管理每一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行科学的措施，积极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结语总而言之，城市社区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是社区居民生活、生产安全的重要前提，是城市社区安全、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公共事件频发且导致严重损失的一大原因是全社会安全意识不足，城市社区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缺失，城市社区安全基础差。因此，政府务必要不断钻研、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内涵，全面分析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特点与优势以及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结合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积极促进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推动城市社区的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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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英.浅谈强化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的探索――以成都市天府新区应急示范社区建设为例[J].商，2015，7（19）：67.
篇2
运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政府购买视角，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及其理念为逻辑起点，阐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探析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相关路径。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购买法规制度、重视购买承接方独立性、创建多元化筹资渠道、明晰购买“委托－”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购买绩效评估体系和引入购买与实施问责机制等路径，能切实有效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研究旨在为丰富社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及数量、创新社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而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
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品;质量提升;路径
自21世纪初我国公共服务改革序幕拉开以来，历经十几年的建设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回溯研究与改革成果不难发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及其质量提升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及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有关其服务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软实力建设［1］、现代信息化建设［2］和新公共管理［3］等视角。基于政府购买视角来系统探索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路径的研究仍较为鲜见。因此，通过政府有效购买，不断丰富社区体育服务内容，增加体育产品数量，革新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及模式，将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理念
2013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元主体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快捷、更优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应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通过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交由条件成熟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向其支付相关的费用。政府购买服务是为了履行服务公众的职责，满足人民公共利益，通过财政向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并以合同方式约束政府与社会服务机构的利益实现，建立一种“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4］。不难理解，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实现简政放权、转变行政职能的同时，政府身份也由此而发生转变，即从原来的生产者转变为现在的决策者和监督者，从而使得政府从繁重的责任中脱离出来。
随着近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有效地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是如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政府购买体育公共产品来满足国民体育需要，其本身对激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正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的有效方式［5］。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念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和邀标等形式，将公共服务供给转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机构来完成，而不是政府本身来执行，其最终目的是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及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改善社会治理的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及个性化需求［6］。鉴于此，本研究以新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结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念，认为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应抓住以下五个关键点:第一，“政府为什么要购买”，即明确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原始初衷和需达成的目标;第二，“政府购买什么”，即通过深刻领会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属性，决定政府应该购买哪些体育公共产品;第三，“政府向谁购买”，即政府应该向什么样的组织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才属于合理合法行为;第四，“政府怎么购买”，即解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程序机制问题;第五，“政府购买的价值实现”，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社会价值体现及公众反馈意见。
2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
通过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概括为两种方式: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非竞争性购买又包括两种模式:体制内吸模式以及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鉴于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也应采取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相结合的模式。竞争性购买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与承接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承接方通过设计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方案，与同行参与政府购买竞标，实施体育产品供给，并与同行展开竞争，达到共同参与并提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一种行为。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运作效率的提高，而且在较低成本的基础上引入承接方来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最大化。而非竞争性购买意味着购买是通过、委托等方式完成购买体育公共产品的一种行为。体制内吸模式是指政府因各种因素受限，委托承接方行使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的运作方式，其具体事务主要包括政府出资支持在社区建立各类体育社团与协会，向社区公众广泛公开招聘各类全民健身事业技术人员，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易掌握并控制资金，在社会上进行招聘，政府直接“给”承接方项目而非公开招投标［7］。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在形式上更自由随意，购买的量也较小，并且购买主体双方有着较深的了解以及合作的需要。
3政府购买有效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的路径分析
3．1建立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法规制度政府应当创建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法规制度，对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计划及实施过程予以规范化，因为健全的法规制度能够为整个购买过程提供制度保障，使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在一定的法规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地运作［8］。财政制度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需要明确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内容的财政预算范围，规定管理财政制度。实践中，非竞争性购买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所采用的常规模式，招投标制度尚未规范化。另外，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行为由财政部门领导，体育管理部门具体操作。鉴于此，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需建立健全严谨的招投标制度，以此来明确竞标的主体资格和竞标流程安排，从而切实提高政府购买社区体育公共产品的效率。除此以外，就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定向购买模式而言，其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与实施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方式易出现暗箱操作、滋生腐败、弄虚作假等负面现象，不利于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公平竞争，会带来不客观，不公开、不公正等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来提升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良好形象。
3．2重视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承接方的独立性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合同契约活动，承接方的独立性是契约关系维持的基本条件。承接方的独立性是政府与公共服务购买承接方在法律上拥有平等关系的主要特征，只有承认并保护好这种独立性，承接方在管理和组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时才具有真正的自，政府组织不能干预，不存在所谓的业务指导［9］。在具体购买过程中，承接方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一旦失去独立性，承接方就会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的购买行为仅仅是在表面上把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交给了承接方，而在实际管理与操作上政府依旧主导着权力，政府购买再次演变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内部行为，进而导致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提高，而且还极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发展较为成熟，承接方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在瑞典，体育联合会是体育事务的真正管理领导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民主投票选举产生。通过竞选产生理事会的12名执行委员，再由12名执行委员投票选出理事会的主席。体育联合会发挥桥梁作用，在宣传、财政、实施等方面与政府进行沟通合作，有权利决定提供某项公共体育服务［10］。因此，承接方在供给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必须具备独立性，才有利于承接方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利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平有效地提供。
3．3创建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广泛有效供给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如仅靠政府的全额拨款，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11］。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实践中，承接方长期受体制的束缚，其自身的融资能力非常有限，活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的直接拨款。新时期，如果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全部依靠政府拨款，不仅背离现实发展要求，而且不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现阶段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项目收费和慈善捐助收入等建设力度，对公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公众接受并认同“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部门体育产品可采取合理收费的方式，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尊重公众享有体育产品的自，满足公众多元化体育需求。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体育慈善基金更是寥寥无几［12］。针对以上困境，政府和媒体应该大力宣传体育慈善事业的重要性，推动我国体育慈善事业的高速发展，努力创建政府拨款、服务收费和慈善捐赠等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3．4明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方式按照“委托－”理论，委托与之间之所以能产生合同关系，是因为机构拥有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行使委托方的职能。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政府发现自身生产并供给体育产品的一些专业技能和资源较为缺乏，且培训这些专业技能及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远超过通过合同向方购买的成本，因而可通过合同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资源。实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方式的前提是合同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信誉良好及目标一致等基础之上［13］。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关系中，政府和承接方都是重要主体，其行为与目标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承接方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回报呈正相关，而政府只关心供给服务的结果，属于结果导向型。政府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承接方付出的努力，而承接方的收益就是政府支付相应的报酬。不难看出，由于政府与承接方的价值导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承接方利用政府赋予的决策权来获取其自身单方面利益，随即产生承接方越权、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实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事务之前，政府与承接方之间应明晰“委托－”方式，建立正当契约关系，并以此来协调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公众满意度。
3．5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针对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是评价公共服务效果的有效手段，健全完整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是评估购买费用支出是否合理及购买价值实现情况的重要依据。政府在与承接方签订合同时，应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进行清晰的定性与定量说明，并在服务结束时严格按照合同的考核标准进行评估验收。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必须认真研究并合理设置评价体系的各要素，如评价目标要求清晰明确，评价内容科学合理，评价流程具有可操作性，等等;第二，评价主体的选择不仅要重视政府部门的评价，而且还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注重享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居民的评价，以确保评价过程及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第三，拟定明确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各项指标权重配比必须经过科学计算;第四，评价结果要向社会公示公开，及时听取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反馈，达到以评促改和以评促建的目的。然而，当前我国有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较少。鉴于此，政府应针对此类问题召开多轮研讨会，加强社会调研，充分发挥专家学者智囊团的作用，研制科学有效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评估标准，并进行反复实践、检验和完善，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机制。3．6引入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非表示政府部门可以“不管不问”，将政府承担的责任进行部分选择性地社会化，集中体现了政府角色的成功转型和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明智供给者，也是公共利益坚定不移的维护者。然而，政府在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中，主观随意决策、较不透明的操作程序和事后绩效评价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问责制度亟待完善。为防止政府官员肆意决断，使购买过程公开透明、合规合法，有必要引入并不断完善问责机制，确保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按章行事和有序进行。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始终与政府、服务承接方和服务享有者存在着千丝万缕而又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完备的问责机制是维系三者良好关系的坚实基础。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应对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严谨的梳理，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法规制度［14］。
4结语
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如今社会体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公众享有体育公共产品的权利诉求日趋复杂化。通过实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一方面，可适当分担政府繁重的责任，缓解政府能力有限的问题，政府职能的重心由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监督者”;另一方面，可有效提升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益，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满足居民体育需求。因此，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实践中，通过建立相关的购买法规制度，重视承接方的独立性，创建多元化购买筹资渠道，明晰购买“委托－”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购买绩效评价体系，引入购买问责机制，可切实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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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社区文化；传统文化；融合机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3133
地域传统文化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它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地域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凝聚社区居民团结一致。绍兴作为千年文化古城，集商贸与文化教养于一身。现今，绍兴城市的发展明确地定位为水城、桥城、酒城与名士之城。
1绍兴地域传统文化资源解析
绍兴市是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城市，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绍兴社区文化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鉴湖文化：鉴湖水域辽阔，自然柔美，宛如绍兴人海纳百川的胸襟；好水酿好酒，衍生出了独特的黄酒文化，有水就有桥，由此衍生出独特的桥文化。水桥相映，形成独有的江南水乡韵味，由此又衍生了独特的旅游文化。鉴湖凝聚着历代绍兴人治水、识水、用水、改良水环境的智慧和勇气。
名人文化：绍兴的、、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秋瑾、大禹、勾践、范蠡、马臻等，他们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着后代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还包括了“师爷文化”，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造就一代又一代绍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
纺织文化：绍兴以纺织而闻名，纺织经济是绍兴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在绍兴现有规模以上纺织企业2240个，从业人员60多万。绍兴的纺织既有历史，又有规模。几千年来的纺织业的发展史体现了一种文化内涵，那就是从传统中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从他们身上蕴含着绍兴人勤劳、坚韧、智慧、创新的精神品质。
黄酒文化：绍兴黄酒历史非常悠久。在绍兴，不论城市和农村，在餐桌上、在厨房里有家喻户晓的绍兴黄酒。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酒谜、酒舞、酒歌和酒乐形成丰富的酒文化。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绍兴人练就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2绍兴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21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缺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更加多样化。由于我国社区建设正在发展阶段，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还很不完善。同时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待遇过低等问题的出现，导致现有的部分文化工作者人浮于事，使得他们无法专职自己的文化工作事业。
目前，高校很少设立相关专业，很多文化人才都是专项于某一个方面，从事于一些“高、大、上”的专职文化机构，很少选择任务烦琐的社区工作。总之，社区文化干部整体建设落后，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使得社区文化发展缺乏生机与动力，据笔者在绍兴市越城区的府山街道、北海街道、蕺山街道等所辖社区调查得之，目前城市社区文化的建设除了在硬件设施上不断完善之外，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图书阅览室、活动室、传统节日的会演等方面，几乎没专职的社区文化建设人才。
22居民社区参与的程度较低
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居民组成的自组织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如何发挥社会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让居民及相关社区组织主动积极参与，是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是否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的关键。由于我国社区建设是自上而下式的，主要依靠政府的政令推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而社区中各种组织的不健全，其参与程度也远远不够。
目前，城市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的主要方式是动员式参与形式，即由社区居委会或社区中的精英进行宣传、影响，劝说居民参与。这种参与的方式在社区建设的初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时期内也推动了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动员型的参与模式极大地阻碍了社区居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23社区文化发展结构失衡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构成的全部。社区文化建设的结构性失衡，是指构成社区文化的四大部分在发展水平上不能同步协调发展。
目前，城市社区发展仍处在发展期，很多方面的发展还处在不完善的阶段。社区文化建设中重物质轻精神，重制度轻行为是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制度文化是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制度保证。制度的核心价值是提供文化建设的标准。但在我们进入社区调查时，发现的现实情况是制度归制度，行为归行为。
相对于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设与行为文化的建设相对较为缓慢。由于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与主导者对社区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建设认识的偏差，加上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形式的单调性，使得二者建设更慢。
24社区居民认同感弱化
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力量，其核心是文化的认同。在传统社区中，由于受乡土、地域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相对容易建立，但由于住房制度的改革，邻里之间彼此没有太多地缘关系，邻里间互帮互助观念淡化，归属感也就随之弱化。
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社区居民归属感以社区认同感为前提，没有强烈的认同感，难以形成社区归属感。社区归属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社区文化亲和力与服务水平。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以人为本原则，落实力度不够，导致社区文化亲和力较弱；由于受到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社^文化建设重管理轻服务，服务意识弱，服务水平较低。
3绍兴社区文化建设与地域传统文化融合的构建策略与方法
31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推进社区文化人力资源建设
绍兴地域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对于土生土长的绍兴人来说，对绍兴本土的文化资源并不陌生，加强社区文化建设，首先应该有一支优秀的社区文化建设队伍，如何将社区文化建设结合地域传统文化，首先要造就一批对绍兴地域文化有深入了解，又有浓厚兴趣的社区工作者，如何将社区文化工作者培育成这样的人才。首先可以对社区中的专职文化工作者进行在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讲座的主持人可以是对绍兴地域文化有相当见解的专家、学者，也可以是实际从事地域传统文化的工作人；其次应该重视业余文化爱好者，特别是本地域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将他们想办法吸为地域传统文化建设的志愿者。
32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促进社区文化结构协调发展
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加强面向全社会的城市社区文化的理论宣传，从认识上解决社区文化发展结构性失衡问题。人们只有不断更新观念，对待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态度趋于理性化，才能按照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规律来促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其次，结合地域特征，深入挖掘地域传统文化资源。社区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应充分挖掘体现地方特色的表达方式，体现文化品位与档次。在文化活动开展过程中，要实现文化内容再现的多样性，既要有适合现代居民口味的现代文化，也要有体现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
33以地域特色为契机，推动社区文化的认同整合
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精神文化的建设，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社区文化建设追求的最终目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程度是评价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准，因此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观，实现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是目前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推动城市社区文化认同，寻求社区居民的同质因素，就应该以地域特色为契机，充分挖掘地域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以达到文化的整合目的。首先要科学分析，准切定位社区的共同价值观。绍兴作为千古名城，其外来人口比例不大，这就意味着寻找大家共同的社区价值观并不艰难；其次结合地方特色，不断完善和加强社区文化服务设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要。以良好的文化服务，赢得社区居民的信赖；最后，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志愿者互助活动，创新实践载体。社区志愿者互助活动是培育社区居民认同感的有效载体。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有助于培养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34以传统文化为起点，提高居民⒂肷缜文化行为
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社区成员中确立共同的价值目标，使全体社区成员发扬参与精神和互助精神，共同建设新社区。社区还应从自己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成员的文化价值取向等实际状况出发，形成具有个性的社区精神。
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状况与年龄、工作情况紧密相关。目前社区参与的整体情况是老年人、小孩、低保家庭等参与的多，年轻人参与得少。因此，满足中青年人的文化需求应该成为今后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社区文化活动要想吸引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就必须根据社区成员的具体情况，开展适合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能够满足他们不同需求的活动。
综上所述，社区文化建设要想走出目前形式单一、参与不足、结构失调的困境，必须要充分挖掘地域传统优势资源，以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来培育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观，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多样的文化需求相结合，使社区文化建设不再空洞，不再浮于表层，体现社区文化建设的真正内涵与档次，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和谐社区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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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一）充分认识消防工作的重要性。消防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近年来，我区消防安全工作虽然得到明显改善，为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安全保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区消防工作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消防安全责任制尚未得到很好落实，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全社会抗御火灾事故的能力仍然较弱。为此，各有关部门要从实践“*”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下简称《消防法》），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以消防工作的领导，动员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确保消防工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二）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教育、卫生、文化、旅游、工商、贸易、安监、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系统、本行业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认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确保消防安全。市政、通信等部门要加强对消防供水、消防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设施完好，水量、水压充足，信息畅通。区公安消防大队作为区政府消防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好《消防法》赋予的消防监督检查、灭火救援和抢险救灾职责，充分发挥好政府的参谋助手作用，及时研究提出有关消防工作的措施和建议。同时，继续加强队伍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抓好值勤训练，开展科技练兵，实施科技强警，不断提高“灭大火、打恶仗、抢重险、救大灾”的能力。辖区公安派出所也要按照《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73号），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加强与消防部门之章的沟通配合，共同提高我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整体效能。
（三）加强对消防工作的考核检查。区安监局要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工作职责，层层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把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指标的控制和消防安全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各单位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未依法履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的部门和单位及其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并造成重特大事故的，要按照《消防法》、《宁波市重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市政府令第129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和农村消防安全工作
（一）推进城市社区消防建设。要把社区消防工作纳入建设的一项重内容，严格按照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消防工作的通知》（公通字[*]61号）精神，落实社区消防工作责任。公安部门以消防大队、基层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室为依托，具体指导、帮助社区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组织，完善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民政部门要把社区消防工作作为区建设示范活动的重要内容，纳入社区管理和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并帮助解决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并帮助解决社区消防工作中存在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规划和市政建设部门要抓好社区特别是新建社区公共消防设施的规划建设，确保社区消防基础设施、器材建设的同步到位。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民委会要履行职责，制定防火安全制度，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一些建设较早的住宅小区，要增加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投入，从基础抓起，不断补充完善社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达到城市社区消防建设标准。同时，整合社区消防资源，充分发挥社区中介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以及驻社区单位在社区消防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实行社区消防共建，努力形成“政府组织领导、部门齐抓共管、群众积极参与”的社区消防工作新格局。
（二）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农村消防工作中的责任，根据公安部《关于加强农村消防工作的通知》（公通字[*]57号）精神，认真制定当地村镇消防规划、公共消防设施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和发展目标，把村镇消防事业建设纳入财政预算范围，建立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村镇消防工作发展适应农村经济和社区发展需要。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加强对本辖区消防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部署、协调解决村镇及乡镇企业的重大消防安全问题，督促检查消防工作的实施情况，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切实将消防工作纳入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考评范围。同时，要把农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以及创建文明村镇、评选文明户等活动中，紧密结合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将消防宣传达室渗透到农村各个领域。
三、强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切实改善社会消防安全环境
（一）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各职能部门要在突出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易燃易爆物危险化学品生产仓储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单位，认真组织消防安全大检查的基础上，根据本区产业结构和火灾事故发生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办公楼、综合楼、商住楼等多产权场所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消除消防安全疏散通、安全出口不畅通以及易燃易爆物品生产经营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二）建立火灾隐患整改长效机制。广大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应当认真落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第61号令），切实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强化内部安全管理，保证消防安全工作投入，积极改善消防设施，定期组织防火检查（其中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排查火灾隐患应不少于两次），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区消防大队要认真排查火灾隐患，对那些可能造成群死群伤、财产重大损失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火灾隐患单位，要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公布。区政府要认真研究和协调解决本地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有关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主体、督办单位和整改期限，加大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资金投入。公安、安监等部门要认真履行督导职责，协助重大火灾隐患单位采取有力措施，限期消除致灾因素，改善社会消防安全环境，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
四、加快公共消防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社会抗御火灾能力
（一）严格落实消防规划。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国家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有关规定，按照“政府负责、落实规划、不欠新帐、快补旧帐、健全设施、加强管理”的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推进消防建设工作，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新、改、扩建工程应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标准，严格依法履行消防审核与验收手续，坚持“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要按照《消防法》和《城市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高起点编制好我区消防“*”规划,进一步重视消防工作长远发展。
（二）加强消防水源建设。市政建设、供水和公安消防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进一步加强消防水源建设，做好市政消火栓的维护、保养工作，确保市政消火栓完整可用。凡新建道路、新建小区、城市道路改造、自来水管网改造，均应按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设计并建设市政消火栓。在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时应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步发展，确保*年年底全区市政消火栓配置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同时，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消防水源设施建设，对目前解决不了供水管网建设的部分农村地区，要加快在重点地段和重点单位修建消防水池等储水设施。
（三）大力发展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区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大力推进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巩固发展义务消防队，积极推广合同制消防队。至*年年底，全区所有乡镇应建立有组织、有队址、有器材、有执勤、有训练的专职消防队或义务消防队。公安消防部队要加强对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的业务指导，并进行统一调动指挥。通过3年时间努力，全区基本形成以现役消防部队为主力、合同制消防队为补充的城市消防力量体系；专职消防队为骨干、义务消防队为基础的农村消防力量体系。消防部门要尽快制订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的长效管理办法，理顺管理体制，确保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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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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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社区；和谐社会；作用；切入点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25-01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地位日益凸现。与此同时，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在一些城市蓬勃兴起、迅速拓展，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城市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文明社区创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一、文明社区创建有利于增强社区间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对人的制约越来越小，而人对社会的需求却越来越多。改革的深化使原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渐剥离，公共性事务进入社会；非公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外来流动人员大量涌入；人口老龄化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大大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区在做好“低保”工作、构建就业服务体系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双休日”的推行，人们在社区的活动时间逐渐增多，人们的角色已经从“单位人”渐渐向“社会人”转化。伴随着这些变化，社区逐步成为城市管理的依托地、社会矛盾的交汇地。通过文明社区创建，可以实现对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重构，完善公共管理职能，发展非政府组织，建立起新型的城市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弥补社会管理的缺位，满足居民对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培育居民的和谐理念和参与意识，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行使，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能够充分发挥社区作为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及时把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维护城市社会稳定，从而逐步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
二、文明社区创建有利于增进社区间人与人的和谐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互包容、相辅相成，又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因此，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可以把握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锻造诚实守信、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性作用。文明社区创建能有效组合了民主法制、诚信友爱等诸多和谐因素，有利于形成诚实守信、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有利于建设充满人文关怀的美好家园，不断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三、文明社区创建设有利于促进社区间人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大众对社区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生态理念被引入社区建设中。社区在文明创建工作中，可以坚持治标与治本结合、近期与长期兼顾，从解决脏、乱、差等问题入手，加强居民住宅的规划和建设，加强对烟尘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等的有效防治，加强物业管理，切实搞好社区绿化、美化、净化，不断完善环境质量。同时，可以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建理念，在环境建设中既考虑本社区利益，又兼顾全城区利益；既重视当代人利益，还考虑子孙后代利益；既重视局部利益，更重视全局利益，整体推进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切实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篇7
[关键词]城市基层治理；基层社会；复合治理；网格化治理
一、导论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这表现在城市的地域、数量、规模、人口的有效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相较于1949年与1978年分别提升了42.38%、31.76%（如图1所示）：
若将城市中非农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毋庸讳言，城市已成为主导国人的生活区域，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比较关注乡村社会的治理研究，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研究相对薄弱。学术界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1.以街区权力的行政运行为视角。Benjamin Read认为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行政性草根接触（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邻里组织，在其中国家创造、支持并管理着城市底层的组织网络，此种组织网络发挥着推进治理与政策执行的功能；朱健刚用“社区行政建设”分析1949年以来街道权力的变迁。2.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角度：先生认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应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林尚立将城市社区视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
本文试图从分析城市基层治理现状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纷繁复杂社会现象背后基层治理所隐蔽的逻辑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实现有效合作的问题。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善治的内在理路与社会机制。相较于实验法、大样本统计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检验与创造理论、辨识前提条件、检验前提条件的重要性、解释内在的运行机制。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直接当事人对自己在事件中动机和信念的访谈，这些联系和参与者的陈述可以为揭示因果关系提供线索，而本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具体的原因和结果代表了什么样的更为普遍的现象和内在的逻辑？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个案的普推性问题（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设计采用案例研究、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从而来理解城市社会管理的真实世界，实现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层治理的逻辑：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推理、总结、抽象以获得系统知识的思维过程，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而基层治理逻辑主要包括基层治理的基本预设、运行机制与价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区位于南京市Q区东部，占地24.1万平方米，居住着约1600户居民，不少业主租用小区车位。2010年8月开发商张贴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买地下车位的业主，车子一律不准进小区，由开发商聘用的世豪物业公司随之执行该规定，阻止未买车位业主驱车进入小区。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区物业公司不让未买车位的业主私车进来，引发冲突，傍晚下班时因为小区物业的阻拦导致几十辆小区车停在小区大门外，堵住小区入口与杉湖西路，愤怒的业主打断了小区入口的门栏，9月4日冲突进一步升级，开发商雇佣了当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协助物管暴力打伤部分业主，这期间辖区派出所多次接到业主报警电话。
9月5日多名业主驱车来到Q区政府，将大门堵住寻求说法，z副区长接见业主代表，答应在一定期限内回复相关问题，9月6日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办事处（归属Q区政府管辖）责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必须让业主车辆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区业主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小区于2010年9月24日召开“首届业主大会”，并且设立10个流动票箱，每个票箱由2名小区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员保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而后由新组建的业主委员会重新聘用了名城物业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车位门”冲突渐渐平息。
2.案例分析
从上述案例出发，取用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从冲突与合作两个层面来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
首先，市场的逻辑。在基层社会场域中，理性的主体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设车位出租，开发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业主停车，双方的收益各自为1，业主是以较低的价格实现停车，开发商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出售，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与此对应未买车位的业主相较过去则须付出很高的报酬，开发商与业主的各自收益为（9，-9），因为月租200元的车位还是较昂贵的，而此时若买车位则已从开盘时的8万元涨到13万元，业主难以接受，因而与开发商之间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博弈关系：
个体理性的策略使得拥有地下车库产权的开发商将车位“只售不租”视为最优策略，并且贴出告示：“从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对地下车库有产权车位进行出租，如需固定车位位置的业主请联系……”，物业公司系由开发商聘用，他们之间形成了“共谋”的关系，物业公司随即通知：“不允许地面停车”，“不买车位，业主开车回不了家”，他们认为业主别无选择，只能购买车位。
业主的理I生选择是拒绝接受，并且打断了物业公司封门的护栏，在小区内悬挂“无良开发商、强卖车位没商量”，“反对强卖车库，还我和谐家园”的条幅。因此在这里，开发商与业主（不合作，不合作）不仅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优势战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锁定（look in），双方都陷入困境之中，这就蕴含了深刻的隐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其基本假设为只要满足社区个体的需求则为良好的治理，市场是万能的，依靠“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之间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帮助。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资源的配置得到最优，舍此别无他途，亦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个体自利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甚至整体利益的最小化。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调节，霍布斯认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须“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因为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发现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见得能准确运用。
其次，国家的逻辑。x社区因“车位门”所引发的困境由行政权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区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区业主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重新选聘物业公司，车位采取售租并用的双轨制，冲突渐渐平息。由于行政体系的权威性、公共性，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层政府仍具有较高的危机化解与服务能力。我们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N市6个社区520户居民发放关于“组织信任度”的结构化问卷，问卷题目为：“你认为下列哪些组织能代表与保护居民的利益？”统计如图3所示：
当前随着城市行政资源下沉，国家的逻辑体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科层制结构，如图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国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而另一方面科层制结构的等级化、封闭性、逆向负责制使得基层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存在着迟缓、被动、前瞻性匮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出现梗阻，问题由萌芽生成危机之后才会着手治理，正如参与集体行动的x社区业主所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同时，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结构也使得不少决策难以反映公众的真实诉求。例如，Q区政府房产局决定对F社区整治出新，施工队进场对居民楼粉刷出新，可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停工了，原来区政府拆迁办通知房产局这里将拆迁，结果居民楼的外墙黑黄相间夹杂在一个立面上，再加上原先还夹杂着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区居民说：“整幢楼看上去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大花脸，比以前还难看”。基层政府10多万元的花费并未带来群众的满意。
国家的逻辑体现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条主线，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城市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国家逻辑的基本预设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确而理性的决断，通过政府的深度干预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指令的者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
本文并不否认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在治理方面的优点，但是当这两种逻辑在基层治理实践变得绝对化后，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并非简单地二元对立。正如“车位门”冲突的平息所揭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可以为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的实现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逻辑与路径：社会管理的创新
“车位门”事件平息后，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进行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将群众自主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公共服务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网格化平台，具体做法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楼栋为基本单元，街道23.17万平方米具体分为6个一级网格，40个二级网格，1144个三级网格（驻街单位），覆盖辖区8个广场、11所高校、14个商业网点、1个经济适用房小区、24个商品房小区、25条道路、908家五小行业、1341个楼栋，如图5所示：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社会管理方法，结果是减轻了一个症状，又导致或引发了多个症状的出现，难以标本兼治。与此不同，仙林街道社会管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公众需求有机结合，其基本模式为：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的复合治理（如图6所示）：
“网格连心”：以公众为关注焦点，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格化体系，使社会管理服务覆盖到街道每一个区域、各类人群以及所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减少中间环节，缩短管理过程，实施“贴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计划”，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服务为先”：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众、前移关口，把握群众意愿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应对、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应急转向源头治理。
“多元联动”：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优化街道内部干部的岗位责任体系，打破机关干部与社区干部的条块分割，建立街道、社区、网格、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协同发展”：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促进社区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网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层制，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主动发现问题，解决在民众投诉之前，从源头上解决因决策不慎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重视多元主体的自主、自治与协议作用，构建互惠、合作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力图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三者之间的中道，从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弥补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与社会局限。
仙林网格化管理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综合排名获得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街道综合工作全年在全区月度排名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先后与驻街高校联合成立了5个科技园、引进项目24个，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由于及时解决民众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明显改善，民调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并且实现了“零上访”。那么，仙林网格化管理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从治理的结构、主体、机制与技术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其运行特点。
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街道干部下沉到具体网格，“办公室”设在各自负责的网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依据社会管理对象的特点成立网格服务中心、高校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集中解决独立网格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网格与中心相结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体：由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企业、学校、物业公司成为网格治理的节点，通过定期召开的网格联席会议，改变了科层制政府垄断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会、企业协同参与，多元共治、相互制约的管理格局。
治理机制：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由条块分割向网格集成与综合治理转变，实施“全方位、无缝隙、精细化”管理，力图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治理技术：植入了计算机领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枢架构及高位协调处理、信息服务，形成松散耦合而统一的云处理共享模式，三级网络相互支撑的储存器单位元将社区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民众全部纳入网格化平台，及时采集、存储、分析、反馈与决策，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
由上述对仙林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网格化治理是一个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从知识谱系上溯源，网格化治理可以归结到苏格拉底。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结论与讨论
早期的组织管理在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都比较欠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需要依照理性原则建立起科层制组织，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有助于整体性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有形之手对于实现社会公平亦有积极意义，但庞大而臃肿的官僚结构压制了个人自由与活力，阻碍了效率的提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激发了个人的活力与创造力，有助于组织效率的优化，但政府的缺位无助于整体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卡尔-波兰尼认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历程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运动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交织共生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市场经济只有在一个全面信任的氛围下才能运转”。
篇8
一、在市场营销方面的经验
自2003年山东被确定为深化农信社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以来，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在省联社的正确领导下，稳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该行一直十分注重对“三农”的服务，并根据地处省会及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的实际，同时又将支持社区居民、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新形势下农合行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通过信贷有效投入和综合服务助推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以润丰合行为例分析深化农信社改革给该行市场营销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
经验一：转换经营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面对2003年以来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大好时机，该行积极抢抓机遇，把深化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加快组织形式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等工作上来，取得了重大成果：顺利地完成了组织形式改革；建立了新型的法人治理组织架构；树立了新的经营理念；建立了公平竞争的人才选用机制；完善了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显著增强。
经验二：找准市场定位，发挥比较优势
在省联社提出的“面向三农、面向城市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四个面向”精神指引下，该行根据服务区域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定位，将“三农”、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全员发动，围绕市场抓经营，服务客户促营销，充分运用利率杠杆撬动市场”等经营理念，打造方便百姓、贴近客户服务的品牌银行，树立了该行“地方性、社区性”零售银行形象。
经验三：围绕市场需求，实施业务创新
该行分别针对专业市场、中小企业、农户等客户需求，创新相应的信贷产品：推出了以动产质押贷款、汽车合格证监管贷款、流动资金循环贷款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成长之路”系列产品和“创业之星”商户贷款新产品，引导和促进了“银行＋市场＋商户” 发展模式；针对高端客户，推出高端客户消费信贷业务；在涉农地区，重点营销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户联保贷款为主的农业贷款品种。通过一系列的信贷产品创新，进一步提高了贷款市场占有份额，拓宽了业务渠道，扩大了社会影响。
经验四：方便业务办理，实施流程再造
按照业务垂直、机构扁平的管理模式，设置了包括营业部在内的20家一级支行。为加强营销管理，成立了公司业务部和个人业务部。在全行范围内推行了综合柜员制，将业务处理中不必由临柜当场处理的环节移交到中后台处理。创办客户自由选择度较高的“信贷超市”，简化贷款手续，为客户提供了优质高效的配套金融服务。建立了“先评级、再授信、后用信”的信贷业务流程。设立信贷专柜，所有新增农户、个体工商户贷款全部核发贷款证，所有贷款证贷款全部上柜台办理。
二、在市场营销方面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和深化农信社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纵向比较在市场营销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步，但与商业银行相比、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加快发展的要求相比，整体在营销理念、营销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部分员工思想观念转变较慢。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充分认识到“市场营销”的重要性，但部分员工由于受知识面、信息量、所处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多年来沿袭的“等客上门”、“存款我求人、贷款人求我”的传统业务观念依然存在，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尚未真正形成。因此，在工作中缺乏危机意识和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暴露出的是一种安于现状、保守求稳的心态。这种心理导致其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寻找信贷有效投入新的切入点，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应付上级考核，对贷款营销积极性不高。
篇9
一、西宁市社区居委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市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下辖4区3县，165个居委会。西宁是西部典型的移民城市，多民族聚集、多宗教并存。除汉族外，市区主要有藏、回、土、撒拉和蒙古族等民族。多民族、多宗教聚居，使得西宁市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更加繁重和复杂。调查发现，西宁市社区居委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居委会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居委会职责范围过广，三是人员配备不足及工作身份尴尬，四是目标群体的特殊性。
二、推动西宁市社区居委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选择中，政府主导模式单纯强调以政府管理为重心，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社区自治模式则强调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性，并以此形成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仅仅依靠行政力量，已经难以完全整合迅速发展的城市社会，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生活需求，而单纯依靠动员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将政府职能从社区剥离，更无法解决现在社区中所面临的各项实际问题和困难。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需要重新对自己定位，由过去对居委会的“主导”变为“指导”。目前，西宁市存在政府部门过度干预居委会的现象，过度将政府工作内容委派给居委会。这也是居委会目前工作内容杂乱的因素之一。而居委会工作人员能力有限，在大量工作面前，不免产生应付心理。因此，政府需要改变过去的“主导”观念，对居委会工作内容进行界定，对居委会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支持。
社区的事情由社区内部商量解决。政府将社区居委会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归还居委会，同时拓宽居委会筹集资金的渠道，为政府自身减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经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也可以向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但是必须经受益单位同意；收支账目应当及时公布，接受居民监督。”在人员考核方面，以社区居民对工作人员满意度为主要考核标准。将居委会人员考核制度交由辖区居民自行投票处理，政府部门以监督为主。
政府应对居委会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目前，西宁市居委会普遍存在人员短缺的问题。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居委会目前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因此，政府在人员配备上应给予倾斜，授予居委会适当的招聘权，并在授权招聘人数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助。在居委会举办的各项利民活动中，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对居委会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时，为居委会改善工作环境、办公设施等提供帮助。
（二）居委会：认清自我
西宁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需要回归自治，还要从认清自身性质做起。首先，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权益的代表。居民委员会是由辖区居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于辖区居民的授权。因此，其理应代表居民的权利。居委会应做好居民与政府间双向协调的工作，及时向政府提出居民诉求，并为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精神文化高度提出合理建议。要真正做好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角色，真正发挥收集和反馈社情民意的作用，成为“上传民意、下达政策”的“快车道”，协助政府部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让政府部门能够切实了解民之所想、民之所愿、民之所需。
其次，要加大居民委员会的宣传力度，促进公众参与自治。当前，公众参与在社区治理中相对薄弱，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不强。因此，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的“带头人”，应加大对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精神的宣传。
再次，做好政府辅助工作，划清工作界限。目前，西宁市居委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对政府工作进行辅助，而是在工作过程中，过多参与政府安排的工作事项，导致工作重心出现严重偏差。因此，居委会应将工作重心转移至解决居民问题上来，维护好社区稳定。
（三）辖区居民：积极配合
作为社区居民，应明白居委会并非政府部门，而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治组织。因此，在居委会进行各项利民工作中，应积极配合，并提出合理建议及意见。同时，做好监督工作。在居委会工作中，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享有监督权外，社区居民也有对其监督的权利。及时提出居委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不合理之处，并可申请政府部门的帮助，对其过失行为进行整改。
篇10
摘要:在农村社区中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认识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分析农村社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挑战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以期对农村社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有所帮助。
关键词 :农村社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困境与对策
中央文件指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农村社区是最贴近实际、最贴近生活、最贴近群众的基层组织。因此，分析农村社区现状，探索农村社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对策对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凝聚群众价值共识、引领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型农村社区培育和
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核心价值观反映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落实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反映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与社区密切联系，对促进农村社区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现实要求
从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群众力量角度说，社区发展靠的是社区群众对政策、规章制度的认可、认同和支持，靠的是群众创新能力;靠的是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激发群众活力，增强群众创新能力，促进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投身于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此外，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助于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少走弯路，投身于改革发展事业中，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2.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的内在要求
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凝结，体现时代精神需求和未来价值取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对增强社区成员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社区成员认同、接受并践行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社区成员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激励和引导社区广大群众万众一心，为实现“社区梦”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区意识，形成思想共识，以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迎接挑战。
3.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提高社区成员道德文化素养的根本要求
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对引领社区主流文化、指导社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以核心价值观为道德规范，坚持真善美，摒弃假恶丑，促进社区成员以社会公认的道德原则自觉约束自己；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求社区成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核心价值观为标准严于律己，提高自身道德文化素养。
二、新型农村社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困境
当前，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道德的失范和价值认同出现偏差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消弱了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弱化了引领作用，对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带来了挑战。
1.社区建设忽视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服务意识淡薄
核心价值观是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根本价值追求，社区建设要坚持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强化服务意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融入到社区组织建设和社区服务中。由于新型农村社区较城市社区相比，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政策配套不健全；社区工作人员疏于重视文化水平、业务能力以及转变工作思路和方法的意识，导致专业社区工作人才有缺口，特别是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提升社区建设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意识匮乏。这些问题极大程度阻碍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也忽视核心价值观对社区建设和提升服务意识的指导意义，故此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迫在眉睫。
2.社区宣传教育忽略核心价值观为内容，教育方式落后
宣传教育的目的是提高社员综合素质、倡导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农村社区宣传教育内容多以生产技能培训、职业技术培训、法治宣传教育、计划生育等宣传教育为主，安全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对缺乏。教育方式多为集中授课、广播宣传、书画板报等方式，对以新兴媒介等先进教育载体和传播工具缺乏重视。其次，宣传教育工作疏于与社区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失去宣传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以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宣传教育过于日常化、生活化，工作理念缺乏创新，没有进行有规划、有预见、有针对性的展开，培育和践行效果不明显。
3.社区思想文化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面临挑战
农村社区较城市社区相比，教育事业发展状况参差不齐，缺乏科学精神，思想观念落后，迷信盛行，更有甚者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文化建设意识薄弱，社区产品、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文化队伍力量不足；文化素养不高，聚众喝酒、打牌赌博成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这些现象致使思想意识涣散，消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发展，增强社员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巩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三、新型农村社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对策
在农村社区中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行之有效的策略，提高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做到知行合一。
1.加强宣传教育，凝聚社区群众价值共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加强宣传教育应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一是利用社区纪念活动和传统节日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例如，利用建党节和国庆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二是利用新媒体载体开展宣传教育，善于利用社区论坛、QQ群、博客、微信、飞信等新媒体互动工具进行宣传教育。三是利用社区宣传平台和学校开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张贴宣传标语、宣传海报以及用于社区信息公开，体现社区居民知情权。利用社区学校、科技教育中心等载体开展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熟记于师生心中，践行和弘扬于师生行动，使之取得行之有效的结果。四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构筑社区独特文化和价值取向，为宣传教育搭建平台。以建设社区图书室、精心设计社区人口文化广场、创新社区文化墙、社区显示屏等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融入核心价值观，以精美的设计和独特的文化符号传递文明力量、传递道德力量。
2.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社区氛围，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社区氛围。一是贯彻社区道德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以社区道德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婚姻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以生态伦理道德为底线构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二是充分发挥社区治理机构功能，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比如社区调解委员会、社区政务服务站、社区文化服务站等组织，强化组织责任意识，切实履行职责，强化服务意识，秉着秉承大局意识，化解社区矛盾，梳理社区利益关系，维护社区团结稳定。三是做好道德模范示范工作，引导公民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用核心价值观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社区是具有血缘关系联接的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具有相互比照或从众、攀比的心理特征，存在“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情况，发挥优秀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和先进道德模范户的引领作用。
3.社区、学校、家庭协作形成合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社区、学校和家庭是社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培育和践行合力。社区组织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领导力量，有职责和义务引导社区文化道德建设，引导家庭团结和谐氛围，指导社区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家庭是社区的基本单元，是社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将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父母有责任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学校是开展教育活动的主阵地，发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毋庸置疑。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区组织建设中，融入到学校日常教学中，融入到家规、家训、家教、家风中，探索社区、学校、家庭一体化培育和践行机制，探索依托社区、家校联动、形成合力的培育和践行模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夯实核心价值观培育基础，将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社区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