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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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河社区唐河站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唐河站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综合治理中，基地各单位协调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突发性事件预防机制不够健全和协调。三是部分职工对法律意识和文明素质有待于提高。四是综合治理硬件措施不能到位，以及设备落后。五是人员严重不足和待遇不协调等制约着工作的开展。

二、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措施

一是健全综治机构。

综合治理工作是长期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具有区域的复杂性和地域管理性，针对唐河基地处在城乡结合部，各类人群和环境变化相对复杂，唐河站针对当前情况和基地小区所处地理位置，首先不断完善和健全各种网络机构，由党总支书记挂帅，各基层队成立治保小组，在年初与各基层队党政负责人签订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承包书，基层成立治安联络信息员机制，在基地区域建立多个治安耳目，把治安防范工作纳入正规化管理。

二是充分发挥各基层治保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唐河站在人员少，生产、经营、服务重，点多、面广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基层治保组织和治安耳目的作用。认真落实油田综治委和部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四制”工作，以及社区综治办，保卫科安排的综治工作，年初站领导和基层单位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稳目标责任保证书》、《安全管理责任书》，和全体员工签订《缉枪治暴专项安全责任书》，根据现有的情况和实际工作中的要求，我们健全了组织、完善了措施、强化了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做到综治工作有部署、有考核、有总结，建立24小时值班制，为了有效开展基地小区治安防范工作，密切联系各基层治保组织，依托唐采派出所、社区保卫科强大力量，在小区开展了春季和夏秋两季大的治安综合治理，根据季节又开展了4次小规模的基地交通秩序和农贸市场，以及夏收在基地道路打粮、晒麦子、水电的综合治理。针对地方在基地小区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人员及车辆，站抽调保卫和相关人员进行管理规范；针对小区的复杂环境，安排保卫和保安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逻，从人防、物防、技防上加强管理，确保基地小区良好的治安环境、从而使基地区域治安环境得到良性循环。

三、做好治理、防范与打击相结合

在小区进行治理中做到防中有打、打中有防、以防为主、打防结合。针对基地的特点，制定了唐河基地（矿区）营运机动车辆管理规定，修订了唐河基地农贸市场管理规定。特别是对农贸市场个别人无视国家法律，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使职工家属对此感到非常气愤，敢怒不敢言，我们结合唐采派出所，针对地霸行为集中时间进行打击和整洁，并采取经营户书写申请、保证书等形式，强化整顿。对机动车辆进行逐个申请登记，并保证承诺不违章。对基地小区门口接送学生车辆进行规范管理，确保小区居民进出安全。对附近村民强行装卸、路霸、偷水、偷电行为进行打击。从而有效遏制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在内部防范中，主要实行人防、物防和技防相结合，对节假日和休息日贵重物品有专人看管值班，重点部位加装防盗门，财务重地安装防盗器。

四、强化综合治理和防范工作，保持基地小区的长治久安

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原则，倾听职工家属对小区治安热点和难点问题，寻找引发各类民事纠纷和各类案事件的源头。对很小的纠纷和潜在的治安隐患，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管，把邻里间的矛盾化干戈为玉帛，把各类民事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利用法制宣传橱窗、黑板报、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向职工家属以及村民进行深入的法律教育，及时并妥善调解职工家属之间，职工家属与附近村民之间的矛盾。通过法律宣传教育，有力地推进了综治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清理内部不留死角，优化小区良好环境。坚持做到每月一次的综治会议，每周一次的治安动态分析，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天气，进行设防布控，结合季节，针对农村人员农闲的特点，做好重点要害部位防范和布控。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效的减少了各类事件的发生。

河南油田双河社区唐河站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群众上访，以及预防案件落实，坚持不懈地强化对基地区域治安环境治理，广泛扎实有效的开展文明小区的创建活动，创建了基地小区文明、环境优美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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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有效工时；绩效考核；探索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104-2

一、研究背景

根据江苏省卫生厅《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有效工时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苏卫社妇【2013】6号）》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深化医改的部署要求，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引入“有效工时”概念，建立健全以服务数量、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考核指标体系，完善科学规范、便于操作的绩效考核机制，实行多劳多得、优劳优酬，激发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行新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居民公平享有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机制，需要解决一个既体现公益性又调动积极性的问题，就是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估机制，以“有效工时”为主的绩效考核机制最大限度的体现了“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宗旨，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

二、目的、意义

（一）研究目的。优化绩效考核方法，建立以有效工时为主的社区卫生绩效考核机制。

（二）研究意义。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分配宗旨；较大限度的显示绩效考核的公平性；解决既体现公益性又调动积极性的问题；平衡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两大服务体系的关系；最大限度的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全面提高工作质量，有效促进社区卫生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研究内容

1.围绕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十大类四十一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及其他各项工作，经缜密科学测算，确定各岗位完成工作的月工作有效工时；2.结合各岗位风险大小、技术含量、劳动强度、运行模式、目标考核等因素，确定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各项工作的有效工时比例；3.有效工时与工作质量、群众满意度三要素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四、研究、实施方法

（一）建立评定体系。本项目组织专家对工作数量、工作质量、群众满意度进行评定。

（二）实施以有效工时为主的绩效考核方法。1.制定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制定绩效考核体系中，指标的选择、指标系数的确定是决定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可行的两个关键环节。根据考核要求和工作要求，全面实施“量”与“质”相结合的双套绩效考核体系。在指标选择上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是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第二是整体性，基本涵盖社区卫生工作的主要方面，不遗漏任何一项重要指标；第三是确定性，即指标确定性好，各项指标判定客观，确定；第四是独立性，即选入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都具有独立的信息，不能相互替代；第五是可测性，是指考核指标可用操作化语言定义，所规定的内容可用运用现有的工具测量获得明确结论。中心在“有效工时”量化指标体系中，从工作风险、技术难度、工作方式、占用时间和成本核算几个方面综合考虑，确定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单位有效工时标准。具体见表1.

（表1）鸿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科室单位有效工时标准

2.制定科学的绩效工资计量办法。在现行的绩效工资中分基础性工资和奖励性工资。

（1）制定基本有效工资时间。

（2）制定卫生材料消耗比例。

（3）制定质量考核要求。

（4）制定满意度考核要求。

3.搭建规范的绩效考核运作机制

（1）建立中心内部质控平台。为确保有效工时绩效考核管理形成优化运作、良性循环的长效工作机制，中心建立了中心领导下的多部门参与的质量控制平台，分别由医务科长、临床各科科主任、防保科长、财务科长组成，对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指导。每月进行一次检查、考核，考核得分作为当月绩效考核工作质量质控考核分值。

（2）规范服务实施技术。中心以基本医疗规范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实施标准，定期进行各岗位的业务学习，对每项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进行详细培训，确保各项工作质量。

五、结果

（一）工作数量

1.2012年1-9月份门急诊人次为128678，2013年1-9月份门急诊人次为135498；2012年1-9月份住院病历为586份，2013年1-9月份住院病历为611份；2012年1-9月份公共卫生服务数量为25976，2013年1-9月份公共卫生服务数量为27301，经综合评定2013年1-9月份全中心工作数量较去年同期上升4.9%。

2012年7-9月份门急诊人次为46626，2013年7-9月份门急诊人次为50682；2012年7-9月份住院病历为198份，2013年7-9月份住院病历为215份；2012年7-9月份公共卫生服务数量为8992，2013年7-9月份公共卫生服务数量为9795，经综合评定2013年7-9月份全中心工作数量较去年同期上升8.7%。

（二）工作质量。1.2012年1-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工作质量综合评定为91分，2013年1-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工作质量综合评定为94分，2013年1-9月份全中心工作质量较去年同期上升3.3%；2.2012年7-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工作质量综合评定为92分，2013年7-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工作质量综合评定为96分，2013年7-9月份全中心工作质量较去年同期上升4.3%。

（三）群众满意度。1.2012年1-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群众满意度综合评定为91%，2013年1-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群众满意度综合评定为94%，2013年7-9月份全中心群众满意度较去年同期上升3.3%；2.2012年7-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群众满意度综合评定为92%，2013年7-9月份全中心各部门（科室）群众满意度综合评定为96%，2013年7-9月份全中心群众满意度较去年同期上升4.3%

（表2）鸿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月份各项指标评定结果

六、分析

以有效工时为主的社区卫生绩效考核理论是绩效管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检查和评定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履职尽责的程度，以确定其工作成绩。考核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的全面评价，并以此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依据。有效工时绩效考核机制有利于实现社区卫生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对于提高社区卫生科学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有利于建立科学的绩效工资分配机制。通过有效工时绩效考核制度的试点，中心建立了以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数量为主要参考依据，结合工作质量、群众满意度和物资利用率测评为辅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行了科学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削弱了职工医疗收入和医疗机构的收入及药品收入的联系，有效防止了趋利行为和过度医疗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创建了社区卫生服务激励平台，充分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强了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维护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从而保证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形成明确的社区卫生导向机制。绩效考核体系就像一个“导航器”，可用让职工清楚职工需要改进的地方，指明职工前进的方向，为职工的自我发展铺平道路。同时，职工绩效考核的结果对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作出贡献。有效遏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升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提高了满意度。

（三）有利于优化社区卫生内部运行机制。中心确定的绩效考核项目、内容、有效工时换算方式、质量控制内容和方法、考核结果的运用，对无锡新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借鉴的模式。通过绩效考核的合理操作，建立良好的岗位竞争机制和奖优罚劣、多劳多得的分配激励机制，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有过去的“重基本医疗，轻公共卫生”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并重”方面转变，由过去以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向转变，提高辖区居民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朱月伟，章菱，陈国生.社区卫生机构“收支两条线”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7，26（6）：32-35.

[2]尤川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运作模式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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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质护理服务；方法和成效

国家政府及地方政府十分注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自2010年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后，各地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参与其中，提升自身价值，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手段。通过软环境建设、人员素质提升、加强管理、调整工作流程等手段，做到了优质护理服务，所起到的成效也非常显著，加强了护理人员的专业程度与工作热情，进一步提升了患者满意度。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及标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于非营利医疗机构，由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以社区服务为主体、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教育、医疗、康复等综合性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大约在3～5万人，对常用需求，例如床位、基本设备、常用药品、急救药品等合理、按需求比例配置[1]。

2 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

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是人们的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积极响应，融入“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为患者提供了全面、全程的优质护理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了更好的服务大众，需要提高服务质量，以下分析了具体实施措施：

2.1营造基础护理氛围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强调优质护理服务，建设软环境，如宣传条幅、宣传卡等，使护理人员置身于“优质护理服务”的氛围中，在公告栏中应该及时更新目前流行病、传染病及相关预防方法，让患者能够在护理中心感受到“优质护理服务”。

2.2调整工作流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面对的居民患者大多属于老年人，护理需求增加。因此，对护理人员编组分班，每个责任组由2～3名护士组成，并设立责任组长，实行指导并监督护士工作，落实基础护理的工作内容。对护士制定岗位责任制，如护士需要提前10min进入负责病房进行护理，并热情、主动的询问患者的感受和需求。

2.3合理配置人员 护理人员的工作比较繁琐、劳累，因此，对护理人员编排两班制，由夜间1～2名值班护士调整到晚班一人一房监护护理。使护理在精神饱满的状态下为患者服务，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班，两班护士需要通过交班了解患者情况，保证护理工作的完整性。

2.4组织培训 对护理人员进行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培训。分配护士到各地方大型医疗机构进行学习，所有学习人员需要在通过理论知识考核后才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培训人员需要分批进行，一方面保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人员结构稳定，另一方面也不会对培训机构造成太大压力[2]。

2.5加强护理手段 护理人员需要提高安全护理意识，实行责任制，有专门护士负责，对不能自理患者进行生活护理，如刷牙、洗脸、更换床单被褥等，对生活能够自理或部分自理患者可以协助护理。护理手段的提高离不开护士的责任心。因此，需要通过巡视病房、沟通交流、健康教育等方面加强护士的责任心、提高护士的业务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护理手段。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每日对自己负责的患者进行了解并登记，包括病房、病床、姓名、疗程等，由患者或家属签名确认。

2.6加强沟通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大力开展沟通服务，由于老年患者较多，护士需要经常与患者聊天、沟通，了解患者需要，给予患者安慰，对患者进行医疗护理知识宣传教育，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3]。

2.7完善管理方法 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特点，需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并制定表格式护理文件，按照书写要求填写，护理部制定的护理文书需要建立在科学、完整、真实、全面的基础上，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对护理文书进行填写，并由护士组长监督检查。

2.8建立竞争机制 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于非盈利机构，工作人员时常会产生对工作怠慢，对患者需求不予理睬、责任心不强等心理，在工作中不求进取，不负责任。因此建立护理质量管理小组，对护士人员进行监督检查、评估考核，成绩优异者可晋级或者评为“明星护士”并给予一定奖励，对于考核不达标者给予一定惩罚。在服务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具体到责任人，质量管理小组与当事人了解情况，并及时帮助当事人及时解决，引以为戒，对其他服务人员加强培训，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质量创新后的成效

通过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质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的环境、宣传教育、护理技术、服务态度、日常管理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患者满意度也逐渐加强[4]。

3.1成效一 全面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护士的业务能力：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后，良好的服务态度提高了护理质量，患者得到了最佳服务，满意度增加。护士的整体职业形象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对患者以饱满的热情、亲切的态度、礼貌用语以及专业的护理技术等方面，对患者进行服务。巡视病房先敲门，对患者更加体贴、温馨的照顾，对患者需求及时了解，并加以解决，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营造出一种优质服务护理的氛围。

3.2成效二 护理人员专业机能的提升：在加强技能培训后，护理人员丰富的专业知识为护理工作带来了优质服务，对患者的问题进行专业性回答。护理人员的工作认真，不怕辛苦，及时做好各项治疗工作及清洁工作，熟练、准确、及时的执行医嘱。护理人员的技术过硬、工作认真、知识全面也为护理人员增加了自信心。

3.3成效三 普及健康知识：在护理工作完成后，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询问、沟通，及时了解患者需要，同时为患者进行安全教育知识宣传，提高患者的安全意识，也为减少医疗事故纠纷做出贡献[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面向的群体不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的患者，还有同社区内的居民，提高健康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将健康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

结论：优质护理服务活动的理念是提升护理服务，提高患者满意度。这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投身其中，让患者感受到更浓烈的优质护理服务氛围。护理人员注重细节化、了解患者需求等个性化服务，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特点。护理质量与护士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有效落实了优质护理服务，为社会稳定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朱建军.河南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研究[D].河南大学，2013.

[2]许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评价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3.

[3]陈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状况及资源公平性分析[D].第二军医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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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心理干预；盐酸舍曲林；糖尿病抑郁症

[中图分类号] R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62（2016）10（b）-0101-02

糖尿病为临床发生率较高的身心疾病，其发病密切关联于心理因素，易并发心理障碍，最常见的为抑郁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改变，不良刺激源逐渐增加，抑郁症与糖尿病患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对人们身心健康存在严重威胁。糖尿病与抑郁症互为影响因素，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症后严重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导致糖代谢控制不良，大幅度增加慢性或急性并发症风险。近年来研究证实[1]心理干预联合抗抑郁药可将糖尿病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改善，缓解或消除抑郁症状，便于将糖代谢水平控制住，进而改善预后。该文为具体探讨心理干预联合盐酸舍曲林治疗糖尿病抑郁症的临床效果，现将患者90例纳入该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次研究对象来源于该院2015年6月―2016年6月收治的糖尿病抑郁症患者90例，均与WHO颁发的2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相符，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不低于21分。排除精神障碍、脑器质性及严重躯体疾病患者；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者；滥用或依赖药物、酒精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严重脏器功能不全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依据治疗方式分组，其中对照组（n=45）采用盐酸舍曲林治疗，观察组（n=45）基于对照组加用心理干预。对照组中24例为男性，21例为女性；年龄为39～78岁，平均（58.7±7.2）岁；病程为1～14年，平均（5.6±1.2）年。观察组中23例为男性，22例为女性；年龄为40～77岁，平均（57.2±6.8）岁；病程为1.5～13年，平均（5.1±1.0）年。两组在年龄、性别及病程上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均衡性。

1.2 一般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降糖方案，控制饮食，给予降糖药物口服与胰岛素皮下注射，将血糖控制住，而后基于此应用盐酸舍曲林，50～100 mg为剂量，可依据病情调整，1次/d。观察组基于此加用心理干预，内容有团体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及心理咨询等，具体如下：①认知行为疗法：医护人员保持耐心、热情及体贴，将患者心理负担减轻，同时取得患者信任，将工作联盟创建出来，在心理层面与患者多加接触，使其了解认知方式、情绪及行为间的关系。讲解与糖尿病、抑郁症有关的疾病知识，使其形成正确认知，同时对自身情况有充分了解，将压力缓解，将不良行为与情绪矫正。鼓励患者通过多种方式将抑郁情绪解除或缓解，如集体活动、听音乐或散步等，鼓励患者间交流，互相鼓励，增强抗病信心。②对问题予以客观评价：找出患者认知歪曲方式，如对未来、自我或体验的消极感受，医护人员对患者应保持真诚且无条件关注，并准确共情。③开展团体治疗：一组成员包括6～10人，结合患者实际将改变目标设置出来，将不良性认知共同矫正，使患者形成新的科学认知模式后回归社会环境。多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交流与互动，使其了解本病危害与遵医嘱用药的必要性及用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应对措施等，发挥督促作用，使患者按量按时用药。④全程监控：及时将不确定因素找出，全程即时评价有利于将治疗进程调整。及时将各种障碍处理掉，确保治疗计划顺利完成。两组治疗期间不可接受其他心境稳定剂、抗抑郁药或抗精神病药治疗，疗程均为6周。

1.3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HAMD量表评分评定两组临床疗效，于治疗前及治疗6周后评价，痊愈即治疗后HAMD减分率不低于75%，显效为减分率在50%～74%范围内，有效为减分率在25%～49%范围内，无效为减分率

1.4 统计方法

处理上述数据用软件SPSS20.0，计数资料用n（%）表示，以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8.9%，高于对照组66.7%（P

2.2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HAMD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2.3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出汗、烦躁及胃部不适，观察组6例，发生率为13.3%；对照组8例，发生率为17.8%，对比P>0.05，χ2=0.264。两组均无严重并发症、低血糖与明显体重改变现象。

3 讨论

抑郁症基本特征为情绪持续性低落，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对人类身心健康有着严重危害。糖尿病为长期慢性疾病，对全身多个脏器功能产生影响。研究称[3]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症几率为36%。糖尿病患者因疾病或并发症影响丧失部分功能，或丧失生活信心，产生心理反应后进展为抑郁，而抑郁又会导致治疗依从性差与血糖控制效果差。临床提出抑郁症对糖尿病患者主要产生以下影响：抑郁症对患者生活能力产生全面影响，同样也对日常血糖监测、运动锻炼及饮食调整等产生影响，降低患者依从性，导致血糖控制效果差。当前人们逐渐接受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愈发重视身体疾病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关系，躯体疾病与抑郁情绪同时对躯体疾病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治疗糖尿病抑郁症患者不仅要对患者血糖予以严格控制，使其达标，还要控制患者抑郁情绪，避免促进疾病发展，影响预后及转归。基于此，临床提出基于抗抑郁药物治疗加用心理干预的疗法。

研究称[4]糖尿病抑郁关联于5-羟色胺异常变化，而盐酸舍曲林属于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选择性高，为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物，其作用机制为通过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再摄取5-羟色胺，增加突触间隙5-羟色胺浓度后有效抗抑郁；且较少作用于多巴胺、单胺氧化酶，安全性较高，不良反应较少。口服易吸收，用药5 d左右血药浓度便处于稳定状态，长期用药可下调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受体。心理干预重点为鼓励患者将抑郁情绪充分宣泄，帮助患者将心理矛盾与问题找出，于更深层面将患者不良认知产生基础改变，形成新的科学认知模式，增强抗病信心，在治疗过程中更加配合。由此可知，心理干预联合盐酸舍曲林可改善患者抑郁状态，对急慢性并发症予以有效控制，便于血糖控制。该组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6.7%，明显低于观察组88.9%（P0.05），治疗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盐酸曲舍林联合心理干预治疗糖尿病抑郁症效果优良，不良反应少，还可有效降低HAMD评分，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李伟，胡宝春.心理干预对2型糖尿病伴抑郁患者糖代谢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11）：3140-3141.

[2] 刘娟.盐酸舍曲林治疗2型糖尿病痛性神经病变伴抑郁症患者的疗效观察[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0，7（12）：1202-1203.

[3] 娄彦珍.加味逍遥丸联合盐酸舍曲林治疗糖尿病伴抑郁症30例[J].中医临床研究，2014（13）：84-85.

[4] 杜能强，陈聃.糖尿病与抑郁症的相关性探讨[J].重庆医学，2012，41（29）：3120-3122.

篇5

xx年，xxx社区在街道办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相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在社区干群共同努力下，平安建设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顺利迎接了省市县各级多次的检查，被县上评为平安社区、文明社区，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积极支持和认可。

建设和谐社区首先要抓好平安建设，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确保社区平安稳定的前提条件。为此，今年将认真落实以平安社区建设为核心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全力营造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治安大环境。

(一)树立维护社会稳定的强烈责任意识。

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和谐社区、平安社区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将充分认识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牢固树立起维护社会稳定的强烈责任意识。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摆上社区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以居民联防、门店联防等防范模式为主的群防群治组织，充分调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社区、社区警务室、驻地企事业单位、居民等积极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努力把社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建设和谐平安社区提供有力保证。

(二)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牢筑治安防范有效屏障。

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防范机制，扩大社区居民联防和门店联防范围，把辖区内的居民都汇集在社区的综治网络之中，初步建立起以街道办为领导，以社区为核心，以社区警务室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依托，以强化治安防范为重点，以科技手段为支撑，多方联动，警民携手，点线面结合，人物技配套的治安防控体系，使社区的治安防范工作步入科学化、社会化、规范化、群众化的轨道。切实提高社区社会治安整体防范水平，确保各类可防案件的发案率逐步下降，努力实现年内无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事件、无吸贩毒新增人员、无新增两劳释放人员的目标。

(三)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 提高群防群治整体水平。

把平安社区建设作为推动综治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平台，深入发动群众，吸收社区老居民、老党员、老干部、保洁员等人员加入社区防范队伍，科学、合理地整合群防群治队伍，不断提升群防群治能力，切实提高社区治安防范的整体水平。积极开展“和谐社区”、“平安社区”、“无毒社区”“无xx社区”等创建活动，形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以确保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建设的整体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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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 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1]王青山 刘继同: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4](美)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M].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6]郭 强 陈井安 李 良:我国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5(6)

[7]F・A・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8]翟桂萍: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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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城市基层党建总的思路是持续聚焦精致城市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为统领，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高效能管理、高水平治理、高素质人才和高品质服务“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环翠经验”。

一是聚焦实体化，构建高效能的基层管理体制。在全市率先建立实体化的镇街综合执法平台和区级响应平台，进一步整合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执法机构和资源，全面畅通部门与街道联动渠道，形成“街呼区应、上下联动”的治理新格局，凸显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成效。

二是聚焦专业化，打造高水平的社区治理模式。深化与北大、山大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加大专业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建立全市首个区级党群社工服务中心和城市基层党建高校联盟，打造一批在全市甚至全省叫得响的公益品牌项目，以专业化带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是聚焦职业化，培育高素质的社工人才队伍。抓住“人”这一核心要素，以开展社区工作者“优才计划”为抓手，建立选聘、培育、晋升和保障为一体的职业化管理模式，开展“和谐使者”评选，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能力水平。

四是聚焦品牌化，建立高品质的区域服务网络。聚焦“两新”党建的提档升级，高标准推进“两新”全域覆盖、重点企业三年培育、园区商圈深化提升“三项攻坚行动”，探索实施新兴领域“社区化”管理模式，推动园区商圈党建与社区党建互融共进，为企业员工和社区居民提供一流的品牌服务，确保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持续走在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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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镇银行；集约发展模式；公司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064-02

村镇银行集约发展模式主要通过提高资本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提高生息资产的质量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村镇银行集约发展模式在在资产管理能力方面表现为经风险调整后良好的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在业务发展模式方面表现为充分发挥“小银行”优势，提升小企业金融服务效率。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上，与粗放模式下依靠人员和机构扩张相比，集约化发展更强调劳动效率的提高，强调人员结构的优化和管理效率的提升，强调标准化和流程化管理能力的提升，强调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要求的“内涵增长”。

一、公司治理能力、可持续发展与集约发展模式

村镇银行的成立之初，在制度设计上就重视公司治理能力建设，这与集约发展模式在导向上相一致。公司治理是近年来银监会强调的一个重点。在银监会的《村镇银行暂行管理办法》中，强调村镇银行应根据其决策管理的复杂程度、业务规模和服务特点设置简洁、灵活的组织机构。在《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中，监管层强调了对村镇银行公司治理监管的原则和要求。公司治理模式等监管要求的引入，将促使村镇银行增强公司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简言之，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对于村镇银行来说，可持续发展强调业务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模式主要通过提高资本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村镇银行以可持续业务为基础，稳健发展，形成与城市金融不同的特色金融服务模式。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下，村镇银行资产质量、资产负债结构，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向银监会要求的“优秀银行”靠拢，村镇银行将成为多层次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约发展模式和提高公司治理能力、探索商业可持续在理念上和谐共存，集约化管理是现代企业集团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基本取向。集约化的“集”就是指集中，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统一配置，集约化的“约”是指在集中、统一配置生产要素的过程中，以节俭、约束、高效为价值取向，从而达到降低成本、高效管理，进而使企业集中核心力量，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集约化强调通过以业务流程改革为核心，创造性的运用标准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技术，促进机构整合和优化要素配置，以提高工作效益和效率。

二、美国社区银行集约化发展的特征

社区银行概念起源于美国，通常使用定义为：社区银行是在一定地域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社区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村镇银行通常的定义为：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与社区银行具有概念内涵上的一致性，而美国社区银行业在实施集约管理、服务社区客户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户定位聚焦于家庭及小企业客户。集约发展模式要求社区银行将优势资源聚焦核心业务，形成核心竞争力。美国社区银行将当地家庭、小企业视为主要服务对象，大中银行则主要面向高中端企业客户。这种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为社区银行带来了集约化经营的优势。在业务范围上，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错位竞争，在大银行不愿干的居民小额零星贷款、住宅抵押贷款、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及不动产贷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此过程中，逐步培育和积累自己的独特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金融服务聚焦于小额储蓄和传统贷款。美国社区银行充分发挥在小客户群上的竞争优势，以小额储蓄和传统贷款为主业。首先，社区银行在小企业贷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区银行和大银行相比，在发放小企业贷款方面更具集约化的优势，因为社区银行更容易获取企业及当地市场信息，且能与借款者保持长期的、密切的关系。其次，美国社区银行也是非住宅不动产项目贷款和家庭农场贷款的主要提供者。最后，美国的社区银行更依赖个人储蓄作为其资金来源，因此对小额储蓄者提供服务更感兴趣。

3.高效的运营效率。社区银行的业务运营免除了相对复杂的环节和程序。由于社区银行的运作都在本地，因而社区银行作出信贷决策相当迅速。相反，大型银行则需要经过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耗时自然较长。许多社区银行对个人客户的零售业务方面提供了相当全面的业务选择。

三、坚持以创新传统存贷为主业

中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趋势逐渐增强，银行业务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商业银行“大而全”的发展方向相比，村镇银行在地域范围、规模、资金结算、市场环境等方面不具备综合化发展的条件，而且银监会发展村镇银行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县域经济范围内支持三农。因此，村镇银行在发展理念上不能贪大求全，而是要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经营范围，强调生产要素的集中，坚持以创新传统存贷业务为主业，实现集约式发展。

村镇银行业务首先可以分为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方式，依靠存贷利差来实现盈利，利差收窄或扩大的基础是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中间业务不占用村镇银行资金，依靠收取手续费来实现盈利。

村镇银行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认知度及监管政策的限制，不具备开展中间业务的优势，且在人员数量及素质上也无法提供更大范围的中间业务，而传统存贷业务在村镇银行存续的特定范围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村经济地区的客户对象决定了传统存贷业务更适应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村镇银行必须走传统存贷为主业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开展业务模式或者流程的创新。

传统存贷业务类型需要集约化的发展模式。对于中间业务来说，村镇银行的规模和系统支撑都不具备竞争优势，在发展初期如果即以中间业务为主业，反而是好高骛远，脱离了制度设计的实际和要求。而传统存贷业务对规模和系统的要求相对较小，特别是零售贷款即个人和小企业贷款业务，是村镇银行集约发展的主要方向。相对于其他客户，小企业和个人客户议价能力较弱，零售贷款的收益率则相对会较高，且发展零售贷款有利于降低贷款集中度，减小信贷系统风险。近年来，监管部门接连出台鼓励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特别是强调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全力以赴做好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四、建立可持续的村镇银行集约化发展模式

为提升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发挥村镇银行在零售贷款方面的比较优势，以此为依托能够更快捷的建立可持续的村镇银行集约化发展模式。

1.促进小企业金融的集约化经营和专业化管理。实现小企业金融的集约化经营和专业化运作，有利于提升村镇银行小企业服务的效率：一是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团队，为不同类型的小企业客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二是有利于形成专业化产品，村镇银行可以推出专门针对小企业的个性化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小企业客户的金融需求；三是有利于开发专业系统，为小企业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四是促进专业化考核，调动从业人员拓展小企业业务的积极性。

2.建立高效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的科学设计对于提升服务质量及业务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村镇银行集中力量发展零售贷款业务模式，有利于针对不同需求、不同状况的小企业客户分别设定标准业务处理线和业务处理环节，细化每个环节每个人的工作内容，加强业务处理的专门性和针对性，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村镇银行应将零售贷款业务作为其发展的主业，探索建立适合零售贷款发展的新的业务操作模式——“信贷工厂”，采用合理、简化、标准、端对端的“流水线”运作方式。

3.提供专业的个性化服务。与城市金融不同，村镇银行处于农村金融或者城乡金融的特定环境中，城市和农村经济环境、信用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要求村镇银行迅速适应农村或城乡金融市场，在已经存续的城市或县域小额信贷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改进型产品和当地经济建设的契合度，由专业的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共同为小企业或零售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全方位满足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

4.快速的审批机制。村镇银行应聚焦于探索建立与小企业贷款特点相适应的新的贷款发放与审批程序，探索建立符合小企业贷款特点的评级授信标准。主要从授信审批程序、依据及重点内容等方面提高了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效率，对小企业融资业务的营销策略、准入条件、产品配置、产品定价、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尽职调查要点、审查与审批要点、后续管理要点及会计核算等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详细具体的发展方式。同时，针对小企业资金需求“急、少、频、短”的特点，在政策允许、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通过“信贷工厂”式标准化流程管理，缩短贷款审批周期，全面满足中小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特点。

参考文献：

[1] 周鸿卫，文慧.基于小银行优势影响因素的中国社区银行改造研究[J].上海金融，2011，(6):101.

[2] 李果仁.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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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格局，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日益凸显。“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农民工融入社区便融入了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单元，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当前，农民工的大量流入正在逐渐改变城市社区的结构，也对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国内外对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以“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指向的社区治理研究还不多，农民工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以及机制是什么，需要实证研究进一步明确；相应地，当前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需要深入探讨，从而为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促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提供有效支持。有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H市A县的Z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

Z社区辖区面积3.3平方公里，社区的原居民主要从事家具生产。社区现有户籍人口1126人，外来人口约7000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属于典型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但这里80%左右的农民工都是举家迁徙，多为核心家庭（夫妻和孩子），稳定性较高，定居意愿较强。因此，农民工社区融入问题比较突出，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挑战。

2011年，Z社区居委会积极回应农民工的现实需要，专门成立了一个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为导向的机构――农民工服务站，这是A县第一个农民工服务站。服务站成立四年多来，Z社区先后获得了 “H市农民工服务站规范化建设示范点” 和“A县文化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有鉴于此，Z社区能够为农民工的社区治理创新研究提供合适的场域。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是笔者在2015年3月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获得，访谈的对象包括15位农民工、6位本地居民、5位社区工作人员和2位县级街道工作人员。

一、农民工社区治理的主体与结构

（一）治理主体

从实际运行的过程来看，Z社区农民工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县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农民工服务站和农民工党支部。

首先，县政府是社区治理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街道办事处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是县政府决策在基层的实施者。2011年9月，由县政府推动，县政法委牵头，A县成立了农民工事务局，相应的街道以及乡镇设立了农民工事务所，正式将农民工纳入政府治理的范围，自上而下推动基层社区对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工作。Z社区农民工服务站的建立与发展也被置于县政府、农民工事务局以及街道的领导框架下。

4.社区互动“往而不深”

新老居民社区互动的“往而不深”主要体现在区隔型的生存空间层面上：首先，新老居民呈现区隔型就业。在Z社区，尽管本地人与农民工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二元关系”，但他们的职业分布泾渭分明，当地人不愿意吃苦，很多脏活、累活都是外地人做的，在A县踩人力三轮车、做建工和进厂打工的都是外地人，街边商铺一般都是当地居民建好租给外地人经营的，多数社区居民靠租金来生活。其次，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社区原居民的交往范围主要限于“熟人社会”，原居民之间往来频繁，而农民工的日常交往对象主要是老乡，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求助于老乡。新老居民之间多是见面打打招呼，交往层次不深，交往特征呈现内卷化。例如，尽管部分新老居民住在一个院里，但原居民不喜欢农民工及其孩子进入自己的房间，原居民也很少进农民工的房屋，营造了一种相对隔离的生活状态。再例如，在子女教育方面，T幼儿园属于为社区居民子女设立的公办幼儿园，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增多，很大一部分家长便将自己的孩子转到了条件更好的G幼儿园，在一定意义上拒绝与农民工子女共享教学资源。

（二）原因分析

1.压力体制下的政绩取向

A县素有“竹乡”之称，当地家具业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来流动人口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增强公共服务以满足农民工权益诉求的经济动因，而创造政绩以在地方政府“锦标赛”式竞争中取得优势则是其政治动因。Z社区成立了A县的第一个农民工服务站，作为县里的一大“政治创举”受到了基层政府和街道的高度重视。基于政绩的动机，在农民工服务站成立初期，街道各部门都想在其内部培植对口的科室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

“我们社区的农民工服务站是县里的第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服务站刚成立的时候，街道的很多部门都想进来插一脚，像工会、计生、团委都在服务站挂个牌子、设个科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自己也有政绩可说。他们搞活动的话，就在社区拉横幅进行宣传。”①

因此，这种“顶上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压力体制，导致社区总是忙着应付上级领导的各项检查工作，农民工的治理工作容易陷入一种“搭班子、挂牌子”的运作模式，导致了上文所说的“部分农民工组织与制度的空壳化状态”，他们仅仅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而没有真正“落地生根”。

2.自上而下的培育方式

农民工服务站名义上是为农民工建立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机构，但实质上是社区居委会的下属组织，并不是农民工自发成立的NGO，这种自上而下的构建方式导致农民工服务站的行政色彩多于服务色彩，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使农民工服务站及其下属组织普遍缺乏“草根性”，没有以农民工为服务导向，积极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因而农民工只能被动接受动员，对这些名义上的“自组织”缺乏认同感，没有真正融入到这些组织中；另一方面，以农民工党支部为轴心，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非正式的制度性因素一直在协助社区开展治理活动，它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既弱化了其他农民工组织的功能，也取代了一些正式的制度规则。

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就业场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这种流动性的迁移状态使得农民工的“过客心理”不断地被诱发和放大，他们通常以“我们外地人”作为解释和接受自己在社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权利状况的理由，不参与社区活动，也不愿关心社区的公共事务，更不会向社区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成为了沉默的群体，对公共事务“政治冷漠”，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明显不足，缺乏相应的权利意识。这也使得自下而上的组织培育较为困难。

3.差异化的资源禀赋

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在城市社区重构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良好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与勤奋等）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优秀的农民工能够凭借良好的人力资本与城市居民建立友好的互助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个与正式制度规则并行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利用这种“关系”甚至能够解决那些用正式制度规则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能够获得制度性渠道获取不了的资源。例如，他们顺利解决了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他们的子女能够与当地居民的子女一样在公办学校读书；他们享受到了更多的社区福利和公共资源；在精英治理的环境下，他们积极参与社区举办的文化活动，甚至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社会交往和文化方面对社区产生了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与这些少数精英们相比，大部分农民工依然是城市社区的“默默无闻者”，社区只是他们的临时居住场所，社区活动与公共服务几乎与他们“无涉”，他们的随迁子女无法平等享受优质的教学资源。

可以说，农民工群体内部基于人力资本的异同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洋葱型”或“橄榄型”的分化结构。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层的出现给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4.社区治理能力的局限性

由于关键性的财政资源和决策资源都掌握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容易陷入一种“有动力、没财力、没权力”的治理困局。一方面，虽然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从社区建设自上而下的推进路径来看，社区治理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强烈的行政色彩，社区居委会更多的是执行街道的政策决定，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社区，给社区带来了很大的财政负担。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社区的很多文化活动一般只是农民工党支部非正式网络内的“圈内人”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也只是覆盖到一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区的这种“不能”状态也会加剧农民工对社区的抵触心理，容易与原居民之间划定明显的群体界限。

篇10

关键词：瑞典学习圈 社区治理 制度变迁 多元治理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各国都在寻求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中国同样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集中统一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其在公民美德和社会价值方面有着法律和体制的约束力无法实现的作用。所以社区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的培育基地。

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国相比于国外起步晚，也不如国外研究深入，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模式经验，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移植。不管是美国的社会组织主导型的社区模式还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社区模式都是切合本国实际，社区治理制度移植并非市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将先进的经验引入中国后不断“调试”，使之适合中国现阶段在国情。

学习圈式社区能够凭借其互动性和参与性为社会民主、多元治理奠定基础。学习圈式社区能够进一步培养公民美德，进而逐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为公共行政提供参考，是公共治理的补充和重要组成。制度分析框架下，本文通过分析制度的主体及社区治理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探讨社区治理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1.理论基础――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均衡是指在给定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人或者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1]制度均衡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最优，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个人或群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存在冲突，对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同的，因此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显然现阶段社区治理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所以需要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是从一个制度的均衡想另一个制度均衡转移的过程。基于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学习圈模式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所以本文对其进行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分析并探究学习圈模式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2.学习圈模式的制度分析

2.1瑞典“学习圈”模式

瑞典的学习圈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一种“大众成人教育”模式，如今已成为瑞典非正规教育的主干部分。1902年，奥斯卡・奥尔森创立了瑞典第一个学习圈，并撰写了第一个学习圈的内容。学习圈采取铁三角模式，即：训练有素的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催化性的材料而不是教本、主动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受教者组成了学习圈的铁三角。

2.1.1遵循平等、民主的原则。每位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到学习圈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习圈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被接纳，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学习圈的领导者只能对学习圈进行主持，而不是主导。

2.1.2具有自发性和自愿参与性。公民因相同的兴趣爱好或者相近的地域、教育背景而自发组成学习圈。人们也可以从报纸等媒体上获得各种学习圈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

2.1.3具有高效性。学习圈的规模一般控制在5到10人，这确保了成员获得均等的参与机会，更好地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与合作，分享彼此的观点、收获，共同承担责任；还使成员们能够深入地学习、探讨。此外，学习圈是成员自主组成的，所以具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

2.1.4成本性较低，资金来源范围广。学习圈的地点选取较为灵活，多选在成员的家中进行学习，其花费一般用在购买学习资料上，是一种低廉的学习形式。同时，学习圈受到政府、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支持，有较广泛的资金来源。

2.2学习圈模式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2]社区治理则在一定区域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互动下实现配置有效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长期实行的单一制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更无法满足现阶段复杂多变的社区问题，以及居民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社区治理的主体应多元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应区分。本文将社区治理的主体归纳为公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

2.2.1公民

这里的公民主要是指社区居民，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他们是社区最核心的主体，我们应对他们给予充分重视。社区是否能够达到善治，关键在于社区居民是否能够树立起公民美德。我们可以将社区看做国家为了实现善治的一种手段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共同体。社区治理不仅是为了公民生存，不仅是为了提供交易便利的场所，不仅是提供治安保障，而是要实现美好的生活。学习圈是组织管理学习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奥斯卡・奥尔森）。学习圈参与者都是平等、自愿、自我负责的，在这种氛围下，有利于公民民主意识、权责观念的形成，进而有利于培育公民美德，最终实现公民社会。

2.2.2政府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和学期工作站来提供公共服务。[3]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4]，政府应该向社区分权而不是集权。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实际，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未真正分离。在学习圈模式下，政府无法直接管理每个学习圈，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供财政支持，制定方针政策，简政放权，由社区具体实践。

2.2.3市场

在政府与市场差异功能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治理，在市场准入规则的条件下，明确市场和政府承担职能的界限，把市场激励和服务机制以提高资源在社区中配置的效率。

2.2.4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与宏观经济运行相似，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而社会组织凭借其非营利性、民间性、互益性很好地弥补市场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无法实现的作用。社会组织能够为学习圈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能够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营造社区公益氛围。正如瑞典的学习圈就是起源于社会组织和大众运动，如工会、禁酒社团和农场主运动等，社会组织对学习圈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5]在学习圈模式中，财政问题可能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瑞典亦然，所以我们必须把社区基金会纳入社区治理中。

2.3在中国应用学习圈模式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2.3.1制度需求分析

正如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治理制度的需求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制度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制度均衡。社区治理对于学习圈的需求，是因为学习圈能够给公民提供便利，增加收益，这也就是学习圈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学习圈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推动社区治理制度趋向制度均衡。分析制度需求就是要说明中国社区为什么要移植学习圈制度。

传统社区制度是以政府主导，单位制为核心的社区管理制度，人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制度。社区传统的管理模式虽然逐渐被打破，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侵蚀现代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实施。社区迫切需要一种现代社区治理模式，它不仅依赖于制度，还依赖于人的能力和素质。

社会资本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结构复杂，居民的社会背景差异较大，导致人与人之前的信任感大大降低。社区治理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感和公共精神，通过托克维尔的观点可知，结社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公共参与的习惯。[8]学习圈模式下能为人们结社减少机会成本，降低风险。通过学习圈系统性、程序化的构建方式，为学习互动提供稳定和秩序，减少人们学习互动所消耗的精力和财力，提高人们结社的效率。人们依据个人偏好，自愿组成学习圈，平等对话，主动参与，增强了互动与沟通能力，逐步建立与他人的信任感，方便在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最终为社区培育公共精神奠定社会基础。

集体利益的需求。现代社区系统比以往更加多变，社区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现代社区常常需要利益代言人，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形式表达集体利益诉求。参考学者的相关调查（闵学勤，2009）我们发现，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即使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也无法真正代表集体利益。居委会机关化、行政化[9]，被大量行政事务拖累无法扮演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业主委员会缺乏动力机制，社区居民参与合作能力不足，导致其“形同虚设”[10]。瑞典前首相奥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把瑞典称作为“一个学习圈的民主”。学习圈创建公民聚会的场所，通过平对对话，共同讨论，互动参与，缩小社区中不同人群知识和信息的差距，加强社会民主文化，让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民主的价值，从而激发民主的活力。充满民主活力的社区中，公民拥有较高的参与能力，能够为业主委员会运行创造动力，调解社区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区。学习圈下，成员拥有平等的学习权利，是否能够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收益，取决于是否能对自己行为负责，这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权责意识。学习圈下的公民能够以文明的方式，在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中解决利益冲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有事就找“组织”，这就推动居委会职能转变，使其为化解利益冲突提供机会。

教育稀缺的需求。中国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成人教育发展不足，成人教育的渠道少，教育成本高，师资力量薄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拥有了基本生存资料，教育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大，但社会供给不足。学习圈因其成本较低，学习范围广，教育门槛低，受众面大，能够满足社区教育需求，整合、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维护教育资源公平，形成开放性、激励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社区教育体系。

政府失灵的需求。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领域并非万能的，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效率，对于长期的公共供给不足，官僚机制膨胀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扩大趋势，政府为纠正外部性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形成新的外部性。[11]在社区治理中，政府也会面临以上难题。社区治理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成本高效率低，政府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弥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失灵，社会组织也只能在社区治理的局部提供公共物品。经由社区的集体交换是达到基于经济公正的实质自由的最好途径[12]。学习圈能够激发社区自身的生产力，实现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弥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不足。

2.3.2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供给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即制度的生产。分析学习圈的制度供给也就是研究学习圈对制度需求回应的方式。即学习圈制度如何对社区治理产生效用。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主要有：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当权者的利益，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13]。

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1982年，社区居民自治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82年《宪法》第111条）。这使学习圈能够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确立，并以宪法精神发挥作用。规范受到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学习圈只有与文化准则相和谐才能使制度迁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熟人社会中人情在社区治理中尤为突出，诚然随着单位制社区的瓦解，熟人社会开始分化，但是熟人社会与人情文化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学习圈能够承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为传统的人情关系提供互动的平台，并且建立有共同偏好的新的人情关系。这种人情关系更加趋于非利益化，有助于够打造和谐社区。

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学习圈可以采用远程学习互动的方式，打破地理局限，为社区居民共同探讨问题提供更多的渠道，拓宽基层民主的方式，使公民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能够使政府多渠道把握民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一样都会使制度供给曲线向右移。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11]学习圈能够有效提供社会科学知识，比如瑞典的一些农民、工人，就是通过学习圈获得了社会、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知识，后来成了议员和贸易联盟、工会组织、政党的领导。

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按照菲尼的观点，制度设计的成本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等要素的价格。就人力资源而言，若要保证新的制度安排的供给是非常高素质的尖端劳动力投入，这种制度的设计成本必然很高，反之，设计成本则较低。由业余爱好者担任领导的学习圈相比于由专业老师组成的学校教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很小的，并且其收益更加有效，因为参加者共同为学习的结果而负责。

当权者的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上层决策者对制度供给起重要作用。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方向与当权者的利益一致，上层决策者才有激励供给新的制度。学习圈式的社区治理模式，是解决社会冲突中文明温和的治理模式，是与当权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利益需求向一致的。应用学习圈模式治理中国社区响应学习型社会的号召，适应精神文明社会建设，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不难发现，学习圈模式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移植的方式，将该模式引入中国，以完善我国的社区治理制度。

3.1.1逐步构建以公民自治为核心、以学习圈为依托的社区多元治理模式

在社区治理中，培育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独立互助的公民美德，调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创造性。合理发挥政府协调引导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力量，完善市场激励机制的学习圈模式，全面整合政府、社会和公民三方面优质资源，实现科学高效的社区治理机制。

3.1.2进一步形成互助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治理网络

通过学习圈模式，培育公民的合作互助能力，相互激励，共同创造社会精神财富；逐步编制资源共享型、邻里互助型、环境友好型的治理网络。

3.1.3稳定性、包容性、开放性社区系统

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整合单位制崩离后的分散资源，维持社区秩序，维护社区稳定；能够包容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协调社区发展；能不断容纳新的外部资源，内外统筹兼顾。

3.1.4通过社区学习圈由点及面建成学习型社会

结合宁波镇海的案例，学习圈可以从局部试点到大范围推广，由点到线， 由线及面，从而实现“学习圈―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3.2启示

3.2.1以社区治理需求为导向

社区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组织学习圈时应根据社区自身特点，考虑不同社区的需求类型。组建学习圈时要依据原有规范、经济水平、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

3.2.2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区治理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治理应当借鉴学习圈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区的运作机制，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3.2.3以民主平等、权责统一为关键

民主平等作为学习圈最大的特色，是公民自治的本质，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平等协商为公民参与创造激励机制。区分治理主体权责，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实现社区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树立公民权责意识，积极行使社区自治的权利，对社区负责，进而协调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区。

3.2.4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实现社区善治必须大力发展社区自身生产力，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学习圈模式能够社区根据社会环境变化自动调试、自动整合。社区治理平衡供给关系，从而从不均衡走向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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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0

[3]沈千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45

[4][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2-56

[5]高淑婷，[瑞]托瑞・珀尔森.中国远程教育[R]. 常波译.

[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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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丁军.业主委员会良性运转需四大制度[J].中国改革2007（11）

[11] 杨团.社区公共服务论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