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
时间：2023-08-08 17:20: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风险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准确评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3][4]张增莲，编著.风险评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篇2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全球性风险；控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001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耸堵]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0-02
0 引 言
“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社会实践证明：会计审计越发展，国家政治越文明。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对提升国家治理的作用不言而喻。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使全球风险日益凸显，并使其渗透到了国家的各个领域，对国家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全球性风险控制的视角，探讨在此背景下我国国家审计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我国应对全球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1 全球性风险及其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
1.1 全球性风险的概念及类别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对全球性风险进行了界定：“所谓全球性风险，是指那些可在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内，对若干国家和行业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的重大事件”。该报告将31项主要的全球性风险划分为5个类别，即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每一类全球风险都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1.2 国家治理的内涵与范围
我国的国家治理先后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3种模式，其内涵也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更应是一种持续的互动，在我国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现为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并存，以维护稳定为核心价值，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国家制度体系。
1.3 全球性风险控制对国家治理的要求
全球性风险控制要求国家治理致力于满足经济活动的需要，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重要目标，维护生态平衡，降低人为环境灾害发生的概率；完善国家体制机制，有力打击腐败和犯罪，打造高效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关注公共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培育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公共精神，抑制社会功能的失调；完善通信网络，提高公共部门信息化水平，在信息化社会中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保障信息安全。
2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2.1 国家审计的概念及特征
国家审计是指政府审计机关独立检查会计账户，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行为，是对公共权力长效监控的机制，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履行结果进行评价、鉴证与监督的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审计的目标不仅仅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运行，还应致力于推动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
2.2 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2.2.1 免疫系统观
刘家义审计长于2008年首次提出“免疫系统观”，该观点立足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来认识国家审计的本质和定位，其认为“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一个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2.2 公共受托责任观
公共受托责任观点认为，国家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因此，其根本目标是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切实有效履行。杨时展也曾指出，审计工作的精义在于受托责任。我国国家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一种监控机制，发挥作用以推进国家治理更是义不容辞。
2.2.3 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形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部门正浮现出一种新的典范。随着这一理论而产生的PPP模式等行政管理模式，更是要求国家审计模式要紧随公共部门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2.3 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的作用机制
（1）经济资源配置：国家审计通过配置公共资源、运作公共权力来管理和调控社会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善治。其关键在于明晰政府与市场的效率边界，通过对权力结构的优化和权力边界的明晰，建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有效降低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
（2）环境污染遏制：国家审计中关于自然资源环境领域的审计，以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目标，使国家治理在促进节能减排以及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3）政治协同治理：国家审计借助其法定性、独立性、专业性等独特优势，能够及时防范国家治理可能发生的各项重大风险，进而搭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类单一治理机制的互动桥梁，使三类单一治理机制有效协调。
（4）社会价值指引：审计理论和实践中相关构成要素所体现的关乎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正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等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合理性评价，因而能够推动国家治理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的指引作用。
（5）信息技术安保：由审计机关收集并评估证据，且以判断信息系统能否有效保护信息资产安全的信息系统安全问题的审计应运而生。国家审计通过对公共部门的信息系统安全进行审计，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家治理实现信息技术安保的功能。
3 全球性风险控制下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职能的要求
3.1 国家审计在经济领域中的职能
国家审计应发挥其专业特长，对财政预算进行评价，促进社会公众对财政预算进行监督、对财政预算的执行报告进行鉴证和评价，进而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落实。国家审计应运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发挥专业优势，对市场中资源配置的突出问题进行充分披露和反映，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财政收支进行审计，有利于督促政府依法履行职能、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使其更好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
3.2 国家审计在环境领域中的职能
国家审计在环境领域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遏制。国家审计工作应通过加大对环保资金、治污项目、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与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经济活动的监督，制约盲目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3.3 国家审计在政治领域中的职能
在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网络前，国家审计的制度评价事实上担负着弥补国家审计在政治领域中功能性缺失的重任。因此，审计机关应密切关注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合情况，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进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审计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会对行政官员产生极强的震慑作用，可以预防腐败的发生。国家审计可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发挥其推动建设法治社会、服务国家治理的职能。
3.4 国家审计在社会领域中的职能
从国家治理的需求方面看，高质量的信息为实现政府有效问责、遏制官员腐败、改善公共资源配置，以及保障相关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只有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信息和更优质、高效的服务，国家审计才能实现对权力的问责，进而降低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信息风险，得到社会公民的重视和信任。有效发挥国家审计的信息属性，推动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培育公共精神。
3.5 国家审计在技术领域中的职能
信息系统安全问题审计是国家审计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针对公共部门信息系统安全而实施的审计，可以确定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是否设置了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以识别技术风险、防范各种安全威胁，从而使其信息系统在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下运行。
4 全球风险控制下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
4.1 经济层面
强化对国家财政的审计，特别是预算执行审计，这有利于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还预算监督权于人民。审计机关应全面推进政府绩效审计，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计机关尤其要特别关注专题绩效审计，将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拓展到政策、决策、运营、管理、风险等宏观层面，消除专题领域决策中“信息孤岛”的效应，进而提高政府相关部门的绩效管理水平。在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审计中，国家审计机关应高度重视审计处罚等执法手段，在审计监督职能中的作用和效果，准确把握审计处罚的力度，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审计声誉机制和结果问责制，切实保障审计结果的落实。
4.2 环境层面
应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建立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开展环境治理审计，促进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治理审计应包括水污染治理审计、大气污染治理审计、废物管理审计、气候变化应对审计等。开展以生物多样性审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态系统审计，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
4.3 政治层面
应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规制建设，整合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资源和力量，扩大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的途径及方式，由此提升政治信任、实现善治。审计机关要重点关注各项宏观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利用国家审计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独特优势，强化整改问责制，实行追责问责制度，使其监督职能落到实处，解决审计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屡查屡犯”等问题。
4.4 社会层面
应进一步发挥审计机关在村居审计中的主导作用，对涉及农村财政资金的项目进行审查，开展村居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维护基层民主。着重开展基本服务领域的审计，审计机关应强化与民生职能部门的合作，推进民生资金审计，确保民生资金安全、完整；推进民生政策审计发展，确保惠民政策得以落实。
4.5 技术层面
国家审计机关应大力推行信息化审计和公共部门ERP审计，实施信息系统安全问题审计这一新兴审计类型，以评估各政府机构的IT安全制度是否适当、有效，其计算机硬件、软件是否得到了适当保护，以及其操作系统是否能安全并有效的运行，从而提高运用信息化审计技术识别风险、查核分析、评价判断的能力，进而提升公共部门各项服务的技术水平，有效控制互联网数据信息带来的技术风险。
5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全球性风险给我国国家治理带来的要求与挑战，从国家审计的本质、目标和模式三个角度，阐释了国家审计作用于国家治理的基本依据，并基于经济资源配置、环境污染遏制、政治协同治理、社会价值指引，以及信息技术安保5个方面，阐述了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以应对全球性风险的作用机制，分析在全球性风险的大背景下，我国国家审计的职能框架以及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国家审计参与提升国家治理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更是一个“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的过程，我国的国家审计更需要在不断尝试中进步，在试错中前行。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春，朱荣，蔡利.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探讨――基于受托经济责任观的视角[J].审计研究，2012（1）.
[2]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篇3
[关键词]内部审计公司治理对策
一、公司治理及内部审计的概念
公司治理的概念。公司治理，从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若从广义角度进行理解，是指包含法律、文化等在内的有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决定企业目标的实现。
内部审计,是审计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其目的在于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的经营。它通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管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审计理论界所研究的关于审计风险理论体系同样适用于内部审计。
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识别风险并设计控制风险的一种方法，其核心是将没有预计到的未来事项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对风险管理，首先，要求在组织中发现那些高风险暴露的领域，对高风险暴露点的识别要通过对组织的分析进行，这种分析既包括审计人员客观的测试，也包括主观的判断。其次，将分析的结果与认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相比较。最后，实施必要的变革，使组织的风险暴露水平与其所设定的目标相一致。风险管理所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投资风险管理、外汇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等等。
在上述公司治理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安排所决定的企业目标、决策人及风险和收益的分配都围绕风险展开；风险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而决策人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直接决定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及实现的程度；治理结构中各部分的人员需要承担所分配的一定风险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另外，从解释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无论是契约理论中提及的不完备契约，还是信息经济学中提及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理论中提及的问题，这些引发公司治理产生的因素究其实质都属于风险，都是使企业目标无法实现的各种潜在的、可能发生的事件。公司治理是组织应对风险的战略反应，其职责核心就是确保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的适当性，因此公司治理中包含一些战略性的风险管理的因素。例如：公司董事会所设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基调是风险偏好型或是风险规避型；再如公司高层管理当局（CEO）在经营风格、理念、管理哲学中包含的风险态度等。这些战略性风险管理因素就是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交汇点。因此，风险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三、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从功能上来说，公司治理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阶层；监督者（外、内部审计人员）；其他利益关系人等。沟通公司治理各功能主体的重要工具是会计信息系统。因此，会计信息系统本身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会计信息更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效用的高低。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是内外部激励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而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是确保这一前提条件实现的关键。
外部审计（有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此处专指社会审计。），即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对其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从而起到增强会计信息可信性的作用。而内部审计处于公司内部，对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经营活动、风险管理都有透彻深入的了解，与外部审计人员相比，内部审计对公司治理发挥的作用在层面上更为深入，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方式上也更为灵活。因此内部审计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正确性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建议作用。为保证目标的实现，公司董事会或经理人员通过履行以下责任来进行公司治理，即使用各种法律形式、结构、战略和程序来确保其遵纪守法；遵守职业规范和社会公德，满足社会期望；为社会谋福利，兼顾国家、社会、公司三方利益，并考虑其长期和短期利益；全面真实地向有关各方提供财务报告，对其经营业绩与财务行为负责。因此，内部审计部门主要是通过以下工作对公司治理过程发挥建议作用：通过对企业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建议经营者合法经营；通过股权投资审计，建议管理层力求投资回报，在考虑企业短期利益的同时更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利益；通过财务收支与经营业绩审计，建议企业出具全面真实的财务报告，督促财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等等。
2、测评作用。内部审计人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内部测评工作协助管理层建立起一整套企业道德规范。如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科学性、有效性的测评，发现内控制度执行方面的漏洞与不足；通过企业风险测评，发现领导者在制定企业政策方面的疏漏；通过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测评，发现经营者遵纪守法、稳步经营方面的欠缺，提醒管理层为加强执行人员的责任心、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强化经营者合法经营的理念而建立相应的道德规范。
3、评价作用。内部审计人员作为良好道德倡导者应当定期评价公司良好道德文化建设的效果，即通过进行一系列的专项审计活动，以及协助纪检部门进行案件取证工作和配合监察部门开展公司经营绩效方面的效能监察专项检查，评价并改进工作程序，为公司治理过程发挥不同作用。如评价是否有强有力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是否有保护检举人的举报制度，是否设有接受举报的机构来加强公司廉政建设，起到反腐败、反舞弊的作用；评价
公司是否有企业文化宣传教育机制，是否使每一个员工都能理解，明确企业文化建设中所提倡的企业宗旨、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企业文化宣传者的作用；评价企业形象与员工形象，公司领导是否身先士卒做精神文明的表率，是否与业务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往来关系，由此来敦促管理者和员工忠于职守、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在公司逐步形成一种良好向上的道德文化氛围，起到良好道德倡导者的作用。四、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的整合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发起人企业委员会（COSO）于20__年起着手进行企业风险管理研究，并力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内部控制框架的、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风险管理框架，其在为企业风险管理研究项目制定的目标中明确指出：风险管理框架必须和内部控制框架相协调，把控制目标的建立嵌入到某种形式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去。而在内部控制方面，将领域扩展到控制环境等“软控制”要素上时，就决定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相互交汇。在COSO报告的内部控制定义中，特别提出“内部控制过程受组织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影响”，由此可见“软控制”因素对组织内部控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内部控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内部控制为组织的经营目标、财务目标及遵循性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同样为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保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完善契约，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并对人形成一定的控制约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可以整合一致。而作为内部控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审计，也不可避免地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与公司治理的目标交汇。
在新的内部审计范式下，内部审计参与到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中，帮助组织发现并评价重要的风险因素，促进组织改进风险管理体系；评价并改进组织的治理程序，为组织的治理做贡献；同时继续原有的对控制效率和效果的评价作用，帮助组织保持有效的控制。此时的内部审计人员是控制和规避风险的专家，通过对风险的把握来评价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并促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改善，从而实现对风险的掌握与驾驭。在风险管理这一统一的核心下，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为组织增加了价值；同样，在风险管理这一统一的核心下，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实现了整合。在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鉴于内部审计在确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运转及管理和控制风险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纽约证券交易所于20__年8月1日明确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须设置和保持有效的内审机构，否则不得上市或将面临退市。内部审计师已被看作是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外部审计师构成有效公司治理的四大基石之一。内部审计师拥有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的知识与技能，能帮助公司治理实现其核心目标：控制风险以促进组织目标实现。因此，在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目前，我国内部审计一般尚未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使之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机部分。为此，要逐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委托关系，培养管理者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形成内部审计的需求市场，为内部审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顺应内部审计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有意识地推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发展。从强调确认和测试控制的完整性，逐步转向强调确认和测试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管理；从传统的强调关注风险因素，逐步转向关注前景规划。内部审计的建议应不再仅是强化控制、提高控制效率和效果，而应该包括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控制风险，通过风险管理的有效化，评价并改进组织的治理程序，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效率和效果。
五、内部审计的对策
突出“内向性”，摆正内部审计的位置。内部审计是基于企业科学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企业多层次经营管理的产物。内部审计基于其内向性的特点，从根本上决定内部审计只能立足于企业内部管理，代表企业对内实行经济监督，强化服务职能，确保企业经营战略、方针目标的贯彻实施。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内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励机制中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会越来越引起企业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内部审计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把握“独立性”，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独立性原则是内部审计区别于其他职能部门的重要标志。企业在机构设置中，将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保持相对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由企业第一负责人直接领导，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独立于、高于各职能部门。内部审计与被监督对象无利益关系，才能保证审计结果的真实、客观、公正。同时对必要的审计经费予以保证，才能使其正常工作。当前，内部审计应突出监督、评价、服务职能，发挥监控、参谋、建设作用，也应与管理层多沟通。对影响大的审计结果该公示的经请示后应予以公示，以发挥审计的应有作用。
注重“实效性”，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水平。内部审计工作的实效性是指内部审计发挥职能作用的程度和取得的实际效果。包括审计报告的质量、审计工作效率、查出问题的充分性和层次性，审计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审计建议、审计决定被采纳程度和效果。
提高审计实效性的途径有：一是量力而行、突出重点的审计工作方针，对重点问题查深查透，找出深层次的原因，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二是改进审计方法，规范审计程序，采用现代审计手段，提高审计质量，规避审计风险；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处理处罚行为；四是以人为本，加强审计队伍建设，严明的审计工作纪律是审计形象和工作质量的保证。
风险基础审计能够弥补制度基础审计的缺陷与不足，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环境下，不能完全摒弃制度基础审计，应该在实施制度基础审计的基础上灵活运用风险基础审计，而且把风险控制的重点放在管理层舞弊方面，使风险基础审计成为控制管理层舞弊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在企业固有的内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失效的情况下，以风险基础审计代替制度基础审计就成为必要。
胜任内部审计工作，必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和审计风险意识。一是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教育，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二是强化专业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重点是《审计法》及《实施条例》和审计署1、2、3号令等。三是强化审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廉政教育，使审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自觉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增强审计人员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现和处理问题的鉴别力、判断力和协调各方面矛盾的能力。四是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综合考虑审计项目，合理配置审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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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托型企业 年金治理 治理措施
企业年金信托业务的重大特征就是信托财产是企业年金，由于企业年金是养老的保命钱，而且是长期缴纳、不断积累的，对管理的独立性和投资的安全性等方面要求很高。因此，企业年金信托对受托人的要求较高。因此，对信托型企业的年金治理策略探讨有其必要性。
一、信托型企业的年金治理现状
（一）企业年金的积累规模预测
企业年金类似于公积金，个人参加后，自已要缴款，单位也为员工缴款。只有退休，死亡，出国，才能支取。目前只有单位为员工缴款的才能在税前列支（打入成本），但在支取这部份款项仍需交个税。员工个人缴款目前仍未有税务优惠政策。其中，年金的利处就在于如果年金所有人居住与工作的地方相对固定（长时间），年金账户可转移，前提是新单位也有年金计划，否则只能保留在旧单位。
另外，年金存在的缺点就是领取方面不是很灵活：退休、身故、出国定居才可以领取；无保底收益；企业年金建立后，如果要更换四方管理人会很麻烦，所以在建立的时候选择好的四方管理人（尤其是受托人）非常重要；员工离职换工作，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可以转移，如果没有就保留在原单位，但是账户转移很麻烦，主要是我国还在建立企业年金的初级阶段，在运作上还存在很多不足，政策也还不是很完善。
关于企业年金发展趋势的预测，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中国企业年金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潜力。世界银行的预测表明，到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总规模将高达1.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保监会也认为从2006年开始，今后每年企业年金新增额将超过1000亿元，10年后将达到10000亿元。
（二）信托型企业年金面临的风险
年金，直观来讲，就是补充养老保险，具有更加灵活的投资渠道和上限。但是与此同时，它的风险存在的也是必然的，因此，信托型企业年金治理时，须注意的风险有以下几点：
首先，年金方案制订过程中的劫贫济富风险，利用年金的杠杆原理更加地剥夺普通职工的权益，扩大决策层或利益既得层的利益。
其次，年金基金运行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风险则是目前年金投资市场的不完善，投资渠道的狭窄，同时投资高素质经理的缺乏也是风险之一。
第三，年金基金在劳动保障部门鉴管下运作，但真正能做到监管的有多少，不得而知，这第三个风险就是监而不管的风险，可能会让企业年金基金集中在银行或保险公司手中做出高风险的投资，导致重大损失的风险。
此外，一个信托产品的风险主要看资金投向还有具体的风险控制措施：1、资金投向：一般情况下，投资于房地产、证券市场的信托项目风险比较高一点，但预期收益也相对较高；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或投资于能源、电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支持项目的信托项目比较稳定，风险性较低但预期收益相对较低。2、产品的风险控制，看押质物的安全性、是否容易兑现，押质率越低越好。还有担保方的实力信用级别等。比如，上市公司股权流动性好变现容易，而如果是土地、或者不动产质押，变现则相对困难。
二、信托型企业的年金治理措施
（一）加强年金的监管，明确监管主体
我国的企业年金是信托模式的，委托人通过与受托人签署的受托管理合同，以信托的模式将企业年金交给受托人管理。在运作过程中，托管行会为企业年金基金会开立专门的账户，用于归集和管理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人根据受托合同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来协调其他管理人来管理企业年金。在我国，企业年金监管机构主要是“三部一会”，具体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另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也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企业及机构的监管。
（二）完善年金制度，强化制度管理
就目前我国的年金管理的现状来分析，企业年金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社会公众对企业年金的关注度还不够，一些政策、法规的缺位阻滞了企业和职工积极发展和参与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针对这种情况，企业必须要完善相关的年金制度，强化年金的制度化管理，促进年金管理的规范化发展，具体可以从下方面入手：
首先，要加强对企业的盈利情况的分析，建立员工激励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研究中央和地方关于企业年金的法律及政策，对应审视一下自己企业的情况，可成立企业内部的年金理事会，最好选择机构受托人专门负责管理企业年金，协调好与职工、年金受托人的关系，按期向帐户管理人缴纳应当由企业负担的年金部分，并合理监督企业年金的管理、运作以及效果，完善企业的年金制度。
其次，建议整合标准、法律、检验检测、监督执法资源，将现有体制改革成为食品全链条由一个部门监管，全面保障该部门的设备资金人力，确保其有能力监管；同时明确责任，加强考核，确保其监管到位，严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行为，营造严厉执法、全社会共同参与执法的良好氛围；提高违法成本，让违法行为成为不敢触碰的高压线。
（三）加强风险技术管理，完善预警机制
在信托模式下，企业年金的风险识别及管理是我们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风险管理技术导入企业年金的管理流程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建立相关的预警机制，引入风险技术管理。
首先，要建立专门的年金客户项目公关部门，提供基本的受托和投资产品推介支持，解答受托管理、投资产品相关问题，了解客户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准备解决方案和项目竞标材料，参加中小型年金项目竞标，进行年金项目推介演示，对于大型或特殊需求客户配合总部相关部门制作特殊需求方案和标书，并且推动机构销售队伍的年金销售工作，提供受托和投资产品培训，解答销售队伍日常年金销售和服务方面问题，负责为签约客户提供年金基础知识和投资产品的培训，协调帐户管理人为企业提供培训，为客户提供后续受托管理和投资方面的咨询服务工作；及时收集和汇报机构年金销售信息，进行年金市场和竞争对手分析并编写分析报告。
其次，要针对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情况和背景，参照《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账户管理人，是指受受托人委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的专业机构。”，明确账户管理人的条件和职责，提高风险承受能力，通过选择投资组合，稳定收益，确保企业年金资金的安全和稳定性。
三、强化年金治理
（一）强化政府调控
国家和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综合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针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增强完善社会保障实践活动的全面展开，加强年金的治理，解决人民和社会问题。而且在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与形成阶段，其根本目的就是解决社会成员现实困难；解决社会成员当前困难；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和政府必须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促进年金治理的规范化发展。另外，可以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如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年金治理方法和经验，为我国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提供良好的理论与政策依据。
（二）完善企业年金治理框架
正如我们所知，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发展经济，创造社会稳定。但是以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来分析，其仍旧处于基本保障型和最低保障型。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企业年金治理框架，不断地推进我国社会保障进入高级阶段，实现年金治理的普及化与高水平化，与此同时，还要以社会保障法立法原则为根本，确保年金治理的人权保障、公平优先、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一体化进行，达到企业年金治理的根本目的，加大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实行全国统筹的强制性企业年金计划。
（三）加强企业年金治理的监督管理
年金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化保障体制，其应该体现自主性、补偿性、社会性、多样化。因此，要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安排出发，可以将我国各个企业的年金治理模式不断地推进法制化，充分实现年金制度的实体价值、理念价值、内在价值 和外在价值，做到依法管理，规范运行，完善企业年金预算管理方式，确保年金保障范围的公平性、保障待遇的公平性、保障过程的公平性以及保障手段的公平性。
另外，在进行制度管理的过程中，要保证年金制度管理的开放性和管理监督的社会化、水平结构的多样化、法律规范的多样化，以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内容为依据，可以把年金治理划分为若干个阶段，优化企业年金制度结构，真正完整地体现了年金的目的与价值。
（四）加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结合
对于信托型企业年金治理而言，内部治理是根本、核心和基础，外部治理是保障。首先，要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系统的分析，建立一整套合理界定瓮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制度，明确股东、职工、经营者、债权人以及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并且通过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这些契约制度的执行，同时，还要着力于完善企业年金治理的文化信念。其次，要完善我国的年金计划保障机制，建立和制定集合型的企业年金计划，并明确发展政策思路，实现公司治理与企业年金计划发展的互动发展。同时，还要完善政府法规监管、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行业自律机制等相关内容。
四、总结
总而言之，针对我国信托型企业年金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风险，要求，必须要完善企业年金治理构建的原则和治理框架，将内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企业年金治理的规范性。
参考文献：
[1]Roberta Romano.Public Pension Fund Activismi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considered.Columbia Law Review.1993
[2]黄溪.信托型企业年金风险与协调监管机制[J].财政研究.2010（10）
[3]张媛.信托税制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07）
[4]赵心刚.我国企业年金信托中的委托风险原因浅析[J]. 理论界.2009（03）
[5]邹瑾，王大波. 信托型企业年金治理中的非理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9（05）
[6]司选明.国际企业年金监管模式对中国的启示[J]. 宜宾学院学报.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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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社会；环境风险；预防为主原则；预防原则；风险防范
现代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灾难，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层面都能感受到风险。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公众的神经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风险问题由此成了当今社会争论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该理论迅速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议题。他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并没有对“风险社会”概念做出直接归纳，而是从当代社会中的风险概念出发引出“风险社会”概念应含之意。贝克认为：风险概念直接与反思现代化的概念相关，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①。之后他在《风险社会在思考》中总结“风险社会”概念意味着：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的那样；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出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②。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初正值切尔诺贝利核电危机发生之际，而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一直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应对风险社会背景下与环境有关的风险，环境法应有所作为，它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防止某种不确定的不安全转变为现实威胁。环境法预防原则与对安全追求的社会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但是，现行环境法预防原则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受到挑战，预防原则应有所突破并进行重构。
一、预防原则产生与发展
预防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最初规定于联邦德国的预防性规则，这项规则的要点是为了防止环境破坏，社会应该未雨绸缪，在潜在危险行为发生之前做出详细计划。197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清洁空气法将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预防性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最初规定于联邦德国的预防性规则，这项规则的要点是为了防止环境破坏社会应该未雨绸缪，在潜在危险行为发生之前做出详细计划。197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清洁空气法将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要求政策制定者考虑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但是关于不可逆的环境损害问题，要考虑风险防范措施。联邦德国在处理酸雨、全球气候变暖、北部海域污染等问题时经常提到这个原则。通过在这些领域适用风险预防措施来确立这个原则的合法性。风险预防措施的实施对当时德国工业环境保护和环境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预防原则开始经常出现在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协议和宣言中。比这更早的关于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是1982年世界自然和1987年第二次北海保护部长会议宣言。它们清楚的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
20世纪90年代是预防原则全面发展和实施的重要阶段，更多国家了解、接受了这个原则，并发展了这个原则的应用范围和领域。预防原则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与环境有关国际法律文件都承认预防原则。值得指出的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中发表的《里约环境宣言》是预防原则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里约宣言》的第15条指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取预防性措施。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防止环境退化的费用低廉的措施的理由”。1998年Wingspread会议进一步将该原则表述为：“当一项活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产生威胁时应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的科学证明没有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支持者，而不是公众的，应承担举证责任。”《里约宣言》规定的预防原则的表述是一种弱势形式表述，而Wingspread会议则采取的是一种强势形式表达。这两个条约被认为包含了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要素，即在应采取行动应对某些风险时科学不确定性不是不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风险预防原则的弱势形式是合理的，而且有必要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Jonathan Hughes，“How Not to Criticize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2006，31,pp447–464。
二、中国环境法之预防为主原则
法的继承、法律移植和法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7页。。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现代环境法产生发展较之西方社会更晚一些，因此中国的现代环境法很注重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环境法在早期就得以承认的一项原则，是在借鉴、吸收预防原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巨大影响，认识到预防是比事后治理更有效更符合成本收益的做法。1976年德国已经将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收入清洁空气法。70年代末正值我国环境法蓬勃发展之际，1978年《宪法》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确立了下来蔡守秋主编:《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将保护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作了全面的原则性规定。之后预防为主原则成为环境法的主要原则之一被确定延续下来。
预防为主原则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整治原则的简称。这在环境法学界已经得到公认，不同学者也对该原则作了阐述。吕忠梅教授认为预防为主原则的内涵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采取各种预防措施，防止开发和建设活动中产生新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要积极治理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陈泉生教授认为该原则由预防、防治、综合治理三个部分组成。所谓预防是指预防一切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造成的危害，它包括通常不会发生的危害，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的危害，以及累积型的危害。所谓防治，是指对一切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所进行的治理。所谓综合治理，又称综合整治，则是指根据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的具体情况，对预防和防治进行统筹安排，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保护和改善环境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汪劲认为预防原则是指对开发和利用环境的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降或环境破坏等应当事前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环境损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要求将环境保护的重点放在事前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之上，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同时也要求积极治理和恢复现有的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和人类的健康及其生产安全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这些学者对该原则的论述中体现了某些共同的思想就是承认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和在损害发生之前采取措施的必要性。
法律原则在立法中的表达形式并不相同，既有通过直接明确的条文形式立于法条之中的，也有通过不同具体法律条文间接表现出的。作为一项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就是通过相关法律条文间接体现的。从相关法律条文的具体阐述看，《环境保护法》和其他单行法并未直接使用“预防”一词，但是该原则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一直有所体现。《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环境保护法》第1条也用到了“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论述。《环境保护法》第25 条规定：“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取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环境保护法》第13 条规定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法第26 条规定了“三同时”制度。这些规定体现了从源头上防止污染思想，是预防为主原则的间接表述。此外，在专门性环境立法的层次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在各自的适用领域重申、补充、丰富或发展了以上基本原则。此外预防原则在环境立法中的适用具体、集中体现在几项具体环境法律制度中。汪劲教授将这些环境法律制度归类于“事前预防类法律制度”。事前预防类的法律制度是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立法中的具体体现和具体适用，主要包括：环境标准制度、环境计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此外清洁生产机制、许可证制度也体现预防为主原则。
三、风险社会下预防为主原则的困境
预防为主原则在范畴上缺乏风险预防，这本身可能导致新的与环境有关的风险的产生，这是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为主原则的困境之一。预防为主原则与预防原则不尽相同文中预防为主原则特指我国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用预防原则特指国际通行的预防原则。。我国环境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此时在国际上各种环境污染与公害事件频发。各国环境立法目的开始准备，在环境损害出现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的思想被广为接受。鉴于西方的经验教训，我国环境法在产生之初就采用了预防为主原则。中国环境法预防为主原则接受了在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为带来环境损害之前就采取行动以避免危害的产生之思想。但预防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带来的可能的环境危害事件之前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的产生；二是在科学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现实的科学知识去评价环境风险，即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可能带来的尚未明确或者无法具体明确的环境危害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和评价，促进开发决策避免这种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风险的出现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从环境法学者关于预防为主原则概念的论述看，关于预防原则的第一层含义大家获得了共识：应该利用各种手段防止环境利用导致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对于预防原则的第二层次含义即对不确定风险防范法律未作规定，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各异。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环境（或生态）风险（或危险）为标志的风险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仅将预防为主原则局限于预防环境污染、破坏等确定性损害之上，而忽视风险防范将导致更多的风险生产，导致恶性循环。
实践中预防为主原则成效甚微，此为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为主原则困境之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作为一项原则在中国环境法产生之初就已经确立，对相关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均有指导作用。预防为主原则应该贯穿于环境法治的整个过程中，对一切与环境有影响的行为指引。根据预防为主原则设置了相关法律制度、机制：清洁生产机制、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环境标准制度、环境计划制度和许可制度。这些制度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效应，但作用却非常有限。最初以防止环境污染为主出现的预防原则在环境污染面前成效甚微。以水污染为例，根据《2010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七大水系总体轻度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据财新网不完全统计，自2005至2011年近六年中我国已发生了15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张焕平：《近6年15起重大化工水污染事故一览》，wwwcaingcom/2011-08-17/100291673html，2011-09-05。加上康菲漏油事故，统计数据应该是近六年来我国已经发生了16起重大水污染事故。。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不断增加。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如果环境保护继续被动适应经济增长，这种状况将难以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参见《环保工作要实现历史性转变——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答本报记者问》，《学习时报》第332期（2007年4月）。。这些环境纠纷、污染事故的发生充分证明了预防为主原则的失灵。
实践中重治理而轻预防，此为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为主原则的困境之三。环境法预防原则具体内容与适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合理规划、有计划的开发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第二，运用环境标准控制和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第三，对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的活动实行环境影响评价；第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地对待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开发利用活动汪劲：《环境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7页。。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风险防范的内容，中国环境法尚未做出规定，环境法学界对是否采取风险防范的原则也未达成统一意见。与风险预防不同，前面三个方面内容作为预防原则的适用在我国环境法中均有规定，然而这些被认为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的相关内容，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依旧被“末端控制”所控制。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预防为主的制度，可即便是这两个典型制度也不完全是预防的。相关的规定考虑的重点依旧是污染物的处理处置方式，是污染治理设施。
四、预防原则的重构
法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物质生活条件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需要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保持活力和生命力。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风险社会，预防为主原则要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实现自我更新、调整与完善。
篇6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全球性商业咨询和内部审计专业机构甫瀚咨询共同其连续第六年的合作成果――《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公司治理评价》报告。报告对中国百强上市公司(按2009年6月30日市值)治理状况进行了系统评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总体公司治理平均水平首次“合格”;企业主动风控意识提高,尚需引入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风险监督作用成为新的关注点。
“在去年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上市公司治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得益于金融危机的启示,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领先企业已经进入了持续自我改进的良性过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整体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甫瀚咨询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总裁刘建新说,“同时,随着国家监管措施的日趋完善,公司决策层对企业风控认识的逐步深化,以风险为导向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成为上市公司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综合表现首次“及格”
本年度的100个样本公司覆盖了制造、金融、交通、房地产等11个行业,其中97家在A股上市。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公司治理原则》,并结合中国法律、法规体系,今年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依然沿用了往年“股东权利”、“对股东的平等待遇”、“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董事会职责”和“监事会职责”六大方面的分类。
报告显示,今年百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综合得分6年来首次达到“合格线”水平,平均得分61.6,而六项指标的得分相比去年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其中“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表现最佳,平均得分77.9,此后依次为“平等对待股东”(65.3)、“股东权利”(59.4)、“董事会的责任”(55.8)、“利益相关者的作用”(55.6),“监视会的责任”(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5年中最为薄弱的公司治理环节――“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相比往年上升幅度最大,是去年平均分(34.2)的1.6倍。
风险控制主动意识提高,但“短板”依旧明显,建议引入风险管理机制
自2008年6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风险意识和制度有了明显提高。从2009年起,上市公司董事会开始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上市公司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但在经营业绩和风险管理之间仍未找到良好的平衡点,“短板”依旧明显。
“我们在实践工作中了解发现,尽管大部分公司管理层内部控制的意识比往年大幅度提高,也主动地对内部控制和运营流程进行了梳理工作,却往往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风险管理‘先行’。仅停留于对现有内控的梳理是不够的,要对风险做到事先排查、未雨绸缪。”刘建新表示,一些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认识尚不全面,往往认为“有比风险管理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要做”,比如大幅提升销售业绩。然而,忽略风险的后果已经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显露无遗。企业必须对现有的控制环境加以全面评估,有针对性地找到最重大的风险,才能有的放矢地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推动企业实现公司目标。
2010年4月26日,五部委又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以简称“配套指引”)。至此,以“基本规范”为基础,以“配套指引”为补充的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将有统一的标准可循。“指引的出台,是监管层完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又一重大举措,企业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刘建新建议,仅仅为了遵守“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而开展内部控制的“合规”工作并不是最终目的,中国企业应在此内控标准体系的指导下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识别关键风险,充分调动内部资源,在现有的内控框架上,扩展内容,借此契机全面提高内控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企业继续领跑,国有控股行业依旧落后
数据显示,20家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得分(68.5)继续高于非金融企业(59.9),并且领先程度有所提高,相较去年的7.5分分差,今年升至8.6分。而属于国家控股行业的公司治理得分(60.7)仍然落后于其他行业企业(61.9),并且差距有所扩大,二者分差由去年的0.3提高到本年度的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研究员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表明,在一些领先企业已经进入了持续自我改进过程的同时,还有一些落后企业在改进公司治理上仍旧只是迫于监管要求才有所行动,缺乏对公司治理加以完善的主动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金融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在样本公司中比较集中的特性,本次报告另辟蹊径,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银行业公司治理”及““七大国有控股行业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两大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和阐述,并针对具体问题给出了建议和见解。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增强,风险监督进入视野
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百强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公司内部人比例都在进一步下降,独立性有所增强。同时,外部董事和外部监事的比例也均有所上升。
面对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董事会如何提高运作效率,改善风险管理,对企业的成功尤为关键。刘建新表示,随着风险监督开始进入立法和监管机构的视野,董事会如何在风险管理流程中对公司治理的落实情况予以监督,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改进公司治理仍需长期努力
整体来看,本年度中国百强上市公司治理的总体水平在整体提升的同时,两极分化形势再次显现。
篇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物流金融；中小企业；供应链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1-0056-02
1 引 言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8%,提供了约75%的城镇就业岗位,80%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再就业。我国66%的发明专利、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融资困难两大因素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停产倒闭风险很高而无法顾及履行社会责任。随着中央和地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出台,部分解决了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形势依然严峻。社会责任概念模糊不清成为我国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履行社会责任的盲点和难点。假冒伪劣商品、诚信缺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成为中小企业的代名词。如何在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基础上,促使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
2 中小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共享,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来源,企业不是独立的,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各种组织产生互动,在享受社会自由和机会的基础上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做出回报,承担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公司治理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是各种投入资源的组合,除股东资源外,供应商、顾客、贷款人、员工都对企业做出了专门化的投资,企业经营的质量不仅对股东产生影响,而且对后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公司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理论加速了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融合。西方的管理实践证明,规范的治理制度和企业章程可以有效降低相关者利益的损害风险。当治理环境比较完善,外部环境影响较小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出现收敛和融合。公司治理可以保证各相关者利益,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我国中小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企业在扩张决策中往往除了创造利润和对股东负责外。对于环境、产品质量问题；顾客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相关的报道屡见不鲜。
3 相关研究综述
段盛华等认为利益—风险模型是指导利益相关方企业利益或者公司价值分配和企业风险分配进行事后谈判的一系列约束条件。公司治理即指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利润或者所创造价值和风险承担分配进行事后谈判的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宏观政策行业约束条件和微观的制度安排。张兆国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从股东以外的债权人、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公众和内部员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手中获得各种专用型资产和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可以转化为稳定的财务增长。余耀东、李景勃认为，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谢文武证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应该建立在明确治理环境和企业契约关系的基础上。
中小企业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不是分析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绩效,而是要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由哪些因素推动,而这种推动如何落实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当中。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外部治理环境方面,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部分的得到解决；内部治理方面,各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风险较大,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发展困境的同时,促进社会责任的承担,从而降低在环境、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损害顾客和政府利益的事件发生。陈其安等针对中小企业较低的经营透明度所造成的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小企业自身禀赋不足构建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的三方信贷模型。李电生等以银行为风险承担主体,针对银行操作风险、信贷企业资信风险和物流企业监管风险采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方法构建评价模型对三方风险进行了评价。陈志新通过供应链网络治理,伴随着组织结构化和网络化,成员交易联合治理模式,通过建立供应链内部秩序,维持成员的集体行动过程,确保成员行为遵循集体行动的秩序,节约交易费用,有效减轻各种形式的契约风险。随着网络关系治理的不断完善,网络功能的不断提高,网络信任不断提升,企业的运营环境不断完善。
4 物流金融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分析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角度是围绕中小企业和银行展开。环境、产品质量；顾客和政府利益的损害问题出现在于中小企业信用监督机制的缺失。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中小企业首先是满足核心利益相关者,然后辐射到一般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即中小企业股东和银行；而一般利益相关者则是顾客、政府和环境。因此,解决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①构建模式解决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②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监督平台来完成一般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证。
信息不对称,即银行和中小企业在决策中,都不能获得决策所需对方的充分信息。构建模式意味着双方都能够有效低成本的获得相关信息。近几年,通过引入物流企业,从以中小企业的不动产作为信用载体,转变为以存货等动产物流过程作为信用载体。这种金融模式即物流金融模式。物流金融是金融机构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利用物流过程中物流企业所提供的物流信息和对物流实施的监管,采用恰当的金融工具实现组织和调剂物流过程中的货币资金,实现物流价值增值的活动。同样,物流过程本身也可以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载体。
以下结合物流金融模式分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引入物流企业对中小企业的物流过程进行监督。物流企业的数据中包含销售、库存信息。同时,物流企业更加清楚货物的规格、型号、质量、原价、净值、销售区域的网点分布,销售量、进货周期、结款信誉度等。
物流金融三方主体：物流企业、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和第三方物流企业构成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按照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物流金融中涉及的三方主体都需要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使相关者利益得到满足从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各自角度来说,实现社会责任的承担需要不仅关注自身的风险还要关注三者构成系统的风险。而三者的风险与收益需要从供应链系统角度来分析。随着竞争的加剧,在整个物流供应链系统中逐渐变成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参与的产业链分工模式,关注整个物流过程的信息,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到达顾客手中,就是从核心利益相关者到一般利益相关者。供应链的两端涉及环境、产品质量,顾客、地方政府和国家的相关利益。因此,在供应链模式下对资金流、信息流三者的优化产生的物流金融模式通过治理管理的绑定实现了社会责任的有效承担。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物流金融模式保证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从核心利益相关者扩展到一般利益相关者,需要一定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必须是基于供应链本身，完整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比如关注环境问题的绿色供应链。在提供集成管理咨询和第三方物流服务集成过程的基础上,对企业所处的整个行业的物流系统进行分析,提供行业和全局优化的方案。对于监督机制的形成无法将监督的对象仅仅限定在中小企业上面,监督的外部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强化债权人、债务人市场主体性；建立和完善负债合约履行机制。从宏观层面和社会整体视角,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等措施。从内部来说,供应链的模式建立后,信息的获取监督平台,必须来自于供应链节点企业外部。中小企业是其监督的重点,挖掘参与物流过程的信息,获取货物本身所携带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中小企业的评级,在此基础上给予税收、贷款利率的优惠,促使其内部治理结构的规范优化,带来承担社会责任的良性循环。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探讨了物流金融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物流金融模式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物流金融模式降低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并通过监督机制将这种降低风险的机制延伸到一般利益相关者,通过信用捆绑和主体信用能力的提升,承担社会责任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证。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60年［R］.高管信息,2010（1）
［2］余耀东,李景勃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2010(9)
篇8
（一）主要任务。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各镇街要按照“分类指导、分级管理、重点突出、全面推进”的原则，结合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专项行动回头看活动，认真组织开展突发事件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以查漏补缺为重点，对风险隐患实行动态监管，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严防突发事件的发生。要全面准确地掌握风险隐患的种类、数量和状况，对风险隐患进行普查登记、安全评估、统计汇总；要建立风险隐患数据库，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二）职责分工。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安排、指导和规范本系统本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本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数据库，汇总上报风险隐患信息；各镇街，园区（新城、风景区）及有关单位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本区域风险隐患数据库，汇总上报风险隐患信息。其中：
1、煤矿及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安监局负责。
2、社会消防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消防支队负责。
3、工程建设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城乡建委负责。
4、防汛抗旱、水利工程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水利局负责。
5、森林火灾和重大森林病虫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林业局负责。
6、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国土分局负责。
7、环境污染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环保局负责。
8、工业企业、燃气、电力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经信委负责。
9、民爆物品、成品油、液化气、大型商场超市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商委负责。
10、道路交通安全，道路运输、水上交通、交通设施及在建工程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分别由区公安分局、区交委负责。
11、卫生医疗机构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卫生局负责。
12、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食药监分局负责。
13、特种设备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质监局负责。
14、学校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教委负责。
15、房屋住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房管局负责。
16、防雷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由区气象局负责。
17、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区突发公共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和《市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意见》（府发〔〕69号）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职责分工，开展好本行业或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二、方法步骤
（一）准备阶段
各镇街、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进一步研究解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范围、时间进度要求，立即组织实施。
（二）实施阶段
一是排查登记。采用资料分析、实地调查、勘查、走访、鼓励群众报告和听取专家意见等多种方式迅速开展好风险隐患普查工作，将排查出的各类风险隐患以表格的形式统计归档，详细登记风险隐患类型、形成原因、确定依据、责任主体、上报单位以及应对各类风险隐患的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等基本情况。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要对本单位的风险隐患进行登记建档，并将有关情况报各镇街和区政府有关部门。
二是分析评估。对各类风险隐患的成因，易发时间、地点及发生概率，可控性和紧急程度，可能造成的直接危害及次生危害，受其影响区域内其他风险隐患情况，需整改的内容、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及落实情况，应对该类风险隐患的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储备等各方面，全面深入地进行分析评估，确定风险隐患级别，完善监测预警网络，落实强有力的监控措施，同时按照《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突发事件隐患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府办发〔〕10号）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风险隐患信息。
三是治理整改。坚持边查边改，把治理整改工作贯穿于普查登记全过程。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制定“一对一”的应急急预案和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按照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的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对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风险隐患；对风险隐患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整改的，要实行挂牌督办、跟踪落实；对问题较多、隐患严重、危险较大的，要采取停产、停业整顿或停止使用等果断措施，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四是汇总上报。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信息汇总和统计分析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各类风险隐患数据库，明确风险隐患的类别、性质、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影响范围、警示事项、简化应急预案、应急措施、公众自我保护措施、隐患动态发展情况、责任单位、责任人等，风险隐患数据库资料（含电子件）于年3月25日前通过党政内网上报区政府应急办，对情况紧急、极易引发突发事件的风险隐患，要立即上报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三）检查阶段
各镇街、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对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自查、全面总结，于年3月25日前将该项工作总结材料报区政府应急办。区政府应急办会同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及相关部门及时组织对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督查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在全区进行通报。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作为预防突发事件的重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过多种形式加大检查、督促和指导力度。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未按要求开展调查工作、调查不全面彻底、发现问题未采取有力措施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因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篇9
【关键词】 风险导向； 事故灾难； DPSIR模型； 预防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9-0098-02
一、引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公共危机事件挑战的过程①。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2003年肆虐全球的非典疫情、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2008年中国的汶川地震、2009年H1N1甲型流感、2015年天津“8・12”特大爆炸事故等。
面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各国政府机关及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公共危机预防审计，如地震预防绩效审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审计署，1997），禽流感、极端海洋污染和危险化学品导致交通事故的应急预防系统功能评估（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2007），城市灾难预防审计（洛杉矶城市控制办公室，2008）[1]。相比而言，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审计还处于仅针对公共危机发生后的援助款物开展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阶段。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转变审计理念，由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前审计，尽快开展事故灾难预防审计，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风险导向事故灾难预防审计模式内涵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体现于“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模型，该模型是制定审计计划和实施有效审计的重要工具，这一模型要求审计人员将财务报表看做被审计单位战略实施结果的一部分，以客户经营风险评估为导向，从源头上更加准确地评估与财务报表相联系的重大错报风险，据以制定和实施审计计划，合理分配审计资源，以提高审计效率、加强审计效果[2]。
在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理论下，事故灾难预防审计采用风险导向模式是必然选择。刘家义审计长在2011年提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观点，认为审计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预防功能是指国家审计凭借其威慑作用及各方面的优势，能够预防和预警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风险和隐患，增强国家治理系统的“免疫力”；揭示功能是指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能够反映发生的违法违规、损失浪费、污染环境等真实情况和揭示存在的体制障碍、制度缺陷、管理漏洞等问题，促进治理措施落实到位；抵御功能是指国家审计通过促进健全制度、完善体制，能够抑制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提高国家治理绩效[3]。
事故灾难预防审计属于事前审计，能够识别和评估对经济社会造成损害的各类事故灾难风险，较好地发挥预防功能；事故灾难预防审计在对事故灾难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事故灾难预防和应急准备工作开展审计，能够发现被审计单位在预防和应急准备方面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制度缺陷问题，较好地发挥揭示功能；事故灾难预防审计在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整改建议，以促进改革体制、完善制度、防范风险，较好地发挥抵御功能。
三、风险导向事故灾难预防审计模式应用
（一）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阶段要求开展对事故灾难风险的系统评估，优先考虑全局性风险和高风险领域，以此确定审计项目重点和先后顺序。按照风险管理理论，风险评估是根据风险辨识结果，采用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分析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由此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依据“事故灾难风险=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发生产生的后果”计算风险评价分值，根据建立起来的风险评价标准确定风险等级。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定性方法包括专家打分法，定量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事故树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
通过事故灾难风险的系统评估，可以形成事故灾难风险审计数据库，为有计划开展事故灾难预防审计提供基础数据。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出台了《国家应急规划情景》文件，强调对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等灾难的应急准备，充分反映出对灾难风险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并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内容易引发事故灾难的危险源、危险区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和定期检查监控。因此，审计机关可以和国家其他公共部门共建事故灾难风险数据共享平台，合力应对事故灾难的威胁[4]。
（二）风险应对
在风险应对阶段，事故灾难预防审计旨在依据灾害风险数据，开展基于DPSIR概念模型的预防审计，评价被审计单位预防和应急管理系统的完善程度及存在的缺陷，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引入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使用的DPSIR概念模型，以某流域生态环境安全评价为例，解析事故灾难预防审计过程。DPSIR概念模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3年提出，包含驱动力（Driving）、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五个因子，形成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引起生态环境的“状态”改变，进而“影响”人类活动，促成一系列“响应”措施产生的完整因果链[5]。
1.驱动力审计
驱动力审计旨在评价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根本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该流域内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衡量人类活动的指标可以采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耕地面积，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可以采用人均GDP及年度增长率、工业化水平指数、流域开发值占GDP的比例。
2.压力审计
压力审计旨在评价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直接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对流域水资源需求的压力和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工业的发展，生产、生活用水来源是对流域水资源提出的巨大挑战，这一因素衡量指标可以采用万元GDP水耗、家庭用水量。人类生活和工业生产也会使流域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生产、生活排放物使空气、土壤和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一因素衡量指标可以采用万元GDP废水排放量、生活区单位面积生活废水排放量。
3.状态审计
状态审计旨在评价流域生态环境在上述压力下的现实情况，主要体现在水资源系统满足生活和生产需水的能力和水资源的承载力。衡量满足生活和生产需水能力可以采用指标超III类百分比，衡量水资源的承载力可以采用污染物净化能力指标。
4.影响审计
影响审计旨在评价流域生态环境所处的状态对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对水质的影响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衡量对水质的影响可以用水环境污染损失占当年GDP的比例指标，衡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采用水土流失率、生活用水缺水率指标。
5.响应审计
响应审计旨在评价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采取的改进措施，包括社会响应和生态恢复两个方面。社会响应包括国家有关部门在经济、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采取的措施，可以采用环境投入占GDP比例指标来衡量。生态恢复包括为恢复生态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可以采用污水集中处理率、水土流失治理率指标来衡量。
四、开展风险导向事故灾难预防审计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事故灾难预防审计的认识
各级审计机关和人员需要在思想上认识到事故灾难预防审计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对维护、完善和促进国家治理有重要意义，从而充分体会事故灾难预防审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6]。
（二）确立事故灾难预防审计的法律地位
目前，公共危机管理审计在相关的法律规范中有所涉及，《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要求审计机关“对关系国际民生的……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试行全过程跟踪审计”。
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事故灾难预防审计的单独法律法规，也没有制定专门的审计准则。鉴于预防审计的重要性，为使事故灾难预防审计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亟须在法规层面上确立其地位，在准则层面明确其程序和方法。
（三）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
事故灾难风险的多样性决定了审计人员仅仅掌握财会知识是远远不能胜任事故灾难预防审计工作的，审计人员需要广泛涉猎建筑学、医学、农学等领域的知识，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尽最大可能提升自身的审计能力。
（四）完善审计工作的基础数据
建立信息资源库，将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法律法规、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等分类储存和管理；审计机关可以和国家其他公共部门共建事故灾难风险数据共享平台，做到信息系统的社会联动。
【参考文献】
[1] 山东财经大学课题组.公共危机状态下政府审计问题研究[R]//审计署重点科研课题研究报告（2010―2011），2012：100-101.
[2] 杨明增，任庆玲.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运用及其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3）：95-100.
[3] 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4.
[4] 高静美.灾害风险预防性审计的构架设计与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4（10）：139-147.
篇10
关键词：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合作伙伴；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006-04
1引言
PPP项目是实现公共项目建设资金的融资模式，也是公共产品的一种供给方式。PPP模式是伴随着公共项目需求的多元化而产生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合作。早在17世纪英国领港公会和私人投资者合作建造灯塔[1]，开始了公共项目公私合作的实践。英国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为了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解决公共服务的资金匮乏和公共部门缺少有效性及资金效率等问题，率先提出“公私合作”的概念。1984年我国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建设的深圳沙头角B电厂是我国尝试实践基础设施公私合作的标志。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形成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但至今PPP概念的认识仍存在多种解析，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研究内容侧重于风险与利益分担，方法研究实效不足；研究范围广泛，政策促进的运行机制不足。因此，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探索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模式的本质、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对进一步推动我国PPP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PPP概念及特征研究
2.1国外PPP定义研究
PPP即公私合作伙伴。西方发达国家在PPP项目推广方面建立了成熟的制度体系，得益于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结合。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从4个角度：一是关系性合约理论，Tony Bovaird认为PPP是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联盟，与交易契约关系是有区别的，具有关系契约的特点，相应的治理方式也应吸收关系契约的治理原则。二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Michael Essig和Alexander Batran提出了PPP交易成本的作用和关系合约中信任的重要性。三是产权经济学观点，Peter Scharle提出了私人部门参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产权是怎样起作用的，即何种产权安排导致联合剩余最大。四是把PPP看作一个社会博弈，Grout认为把PPP的现象、经验和讨论放到更广的博弈视角的环境中，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基于理论研究成果和丰富的PPP项目实践，各国对PPP的科学内涵解释，如加拿大PPP国家委员会的定义：PPP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一种合作经营关系，它建立在双方各自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资源分配、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最好地满足事先清晰界定的公共需求；联合国培训研究院的定义：PPP涵盖了不同社会系统倡导之间的所有制度化合作方式，目的是解决当地区域内的某些复杂问题；标准普尔认为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长期合约关系的媒介，包括风险分担和多部门之间的专有技术人才和融资共享，从而达到理想的政策结果。
PPP概念的本质在于：①明确了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是PPP区别于其他项目融资模式的关键点。②定义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是关系性的契约形式，契约实现的是公共需求目的，而非单纯的商业利益关系。③提出了PPP项目公私合作的实现，需要有长期的、有效的公共政策或制度的规范。④明晰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基础是基于共有产权关系以及合作期间的资源配置、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实现公共项目理想的政策结果。
2.2国内PPP概念内涵解释
我国城市公共项目建设的传统模式一直是由政府行政指令性管理，从项目立项、建设到运营都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统筹管理。改革开放以后，1999年深圳沙头角B电厂顺利移交，实现了基础设施BOT项目融资；2000年我国颁布了“建设项目业主制”；2005年试行了政府项目“代建制”等系列体制的改革；2008年成功运用PPP模式实现国家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等，不断深化了公共项目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对PPP的认识及解释一般借鉴国外释译，我国学术界对于PPP的概念仍有歧义，如表1所示。
概念解读的差异性客观存在，有人译为“公私合作经营”、“公私合作关系”和“公私伙伴关系”等，但对公共项目而言，“公私伙伴关系”解释更适合PPP运营特征。重要的是需要明晰我国混合经济体制下的“伙伴关系”结构，即中国式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与国际通用惯例的有机统一。伙伴I是我国“公共部门”发起主体或投资主体，包括政府及政府管理部门、公用事业部门、事业单位等；伙伴Ⅱ是我国“私人部门”投融资合作主体，界定为企业集团、公司或个人等；伙伴Ⅲ是监督主体，包括社会公众、专业咨询组织和政府监管人。概念的另一个核心点就是“合作模式”，即2010年国务院 “新36条”中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公私合作将通过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协议或合同文件实现，通过专业的、系统的合约制度安排确认伙伴关系，提高公共项目的资源配置效率或生产力，实现公共项目的“物有所值”[8]。
因此，中国的PPP概念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实现特定公共项目的公共效益而建立的项目全生命期关系性契约的合作伙伴、融资、建设和经营管理模式。
2.3PPP的本质
本质是指事物所固有的根本属性。PPP项目基本的活动是对公共工程项目以关系型契约方式合作融资、合作建设、共同经营和项目移交的全过程。王守清认为项目融资专指狭义的项目融资，即“通过项目融资”，而非广义的为项目融资。韩颜超认为PPP 项目的本质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选择集扩大的过程，也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优势能力交换的过程。李晓东认为其本质在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实现优势互补的过程，同时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相对参与程度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9]。PPP的产生源于“公共项目”（Public Project）供给的基本属性，根据C V Brown和P W Jackson的观点，社会物品可分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两类，公共物品来自于公众需求，因此必须由政府提供。正是由于形成了政府提供的公共项目，公共产品的经济特性体现在公共项目的自然垄断性、公益性、公共产权属性和外部性。
认识PPP本质的目的不在于它如何提供公共项目，而是在这种提供方式下如何实现满足公众利益的最佳效果，即PPP实现了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式的零和竞争，相比有很大的优势[11]，厘清PPP项目合作中形成的复杂的契约关系和保障PPP项目成功的系列法律法规、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合同体系等在内的制度框架创新。
因此，我国PPP的本质一方面包含公与私的内涵，另一方面包括合作主体广泛性的外延。在合作本质上，通过建立新型的伙伴契约关系，在规范的合作规则和运行机制下，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从而形成一致和明确的PPP定义，为政府促进PPP项目的政策制定、机制设计和管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3PPP项目风险与分配研究
PPP项目投融资决策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设计合理的风险分配和风险分担。由于PPP项目通常都是投资规模大、技术复杂、建设周期长、涉及面广、发挥社会效益长和社会公众影响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因此PPP项目融资风险与分配研究十分重要。
3.1风险管理及评价方法研究
公私双方合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是PPP项目产生风险的基本因素。崔军归纳了项目融资风险要素的主要风险类别及风险承担的原则。王要武、孙成双提出了动态项目风险管理框架。金德民提出的项目风险集成管理模式具有现代风险管理意义。PPP项目风险评价方法研究始于近几年，李胜等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BOT项目风险进行评估。刘晓君等根据TBT原理，提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标风险、财务风险、建设风险、市场风险和投资环境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若干措施；陈玲在专家打分法、统计概率法等风险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础设施项目风险的基本管理程序；尹贻林在PPP项目风险分担研究中提出风险分担方法主要有矩阵法、类比法、统计分析法和数学模型法。
3.2风险分担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PPP模式运用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及合理分配问题。王守清在其研究中提出的风险分配观点具代表性，论证了我国PPP 项目外汇风险、政治风险等的主要表现，提出了PPP 项目风险分担的三条原则，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谈判PPP项目具有实际指导作用。李启明提出了风险分配的9 条原则。尹贻林认为PPP项目的风险分担通常是在若干主体之间通过风险转移的方式进行，主要是通过复杂的合同安排来实现，同时指出了PPP 项目风险分担研究存在的三个薄弱环节，即风险分担的过程评价、风险分担比例的确定以及风险分担与其他方面的关联关系。
以上研究表明：第一，研究都是将公私合作作为统一模式，不区分公私合作中所有权不同的具体形式，特别是不同模式之间风险分配有怎样的异同[10]，仍有待深入探索具体规则。第二，PPP项目是现代关系性契约形式，而非单纯的商业合同。第三，风险评价方法研究注重理论上可行，但实践的简便性、操作性和实用性不足。第四，对政府宏观政策性风险研究以及如何推进政府有效的PPP项目公共政策与创新机制研究程度不够，成为有效推进PPP项目的主要矛盾。
4PPP项目治理理论研究
国外项目治理的概念是秉承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而提出的。公共项目治理是通过一套制度体系来建立并维持项目交易中的一种良好秩序的过程。至于项目治理的结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即在项目交易市场中营造了一种体制环境，从微观角度来看即在项目交易内部建立和维持了一种良好的秩序[11]。然而，公共项目不同于企业的盈利项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共项目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需求而发起的，其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其治理目标不能局限于某一方的利益，而应为公共项目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以达到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从而最终实现项目价值的目标[12]。对于确定的公共项目，治理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内部治理的基本特征是以产权为主线的内在制度安排，其治理载体就是项目组织；而外部治理则是以竞争为主线的外在制度安排，其治理载体是市场体系[13]。
我国公共项目治理的主要代表性研究有：尹贻林教授团队从政府、项目公司角度探索了项目治理理论与实践方法，构建了治理模式；丁荣贵教授从管理学的角度更加关注多组织合作项目的治理[14]；沙凯逊教授探讨的是建设项目或者建筑市场制度层面的问题 [15]。他们的研究有效提出了PPP项目公司共同建设、运营和管理的机理、机制和实践方式，为防范合作风险、指导有效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宏观政策层面尚未开展PPP项目治理机制研究，缺乏PPP制度系统的顶层设计。
国际经验表明，公共项目治理机制是制度控制运行的一种管理模式，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政府政策和管理组织机制创新；②建立社会有效的独立监督和公众参与机制；③项目公司内部建立科学的合作治理机制。
5政府管理机制与监管研究
从概念界定到治理研究，政府作为PPP模式中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既是项目发起者和参与者，又是项目的监管者。明确政府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中伴演的“双重”角色和具备的“双重”职能，是探索政府在PPP项目中定位与管理的前提。
5.1政府的管理职能
我国对特许经营项目及垄断产品定价沿用成本定价辅以价格听证，PPP项目适当价格管制会使社会经济效率提高。赵宇等人讨论了垄断行业进入博弈及其管制绩效评价，管制对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何寿奎、傅鸿源在分析PPP项目政府监管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健全监管体系、合理确定政府监督边界、科学选择监管途径，以推进公共项目PPP模式的健康发展。
5.2政府的激励措施
任志涛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公私伙伴关系，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委托—关系的目标函数，并对公私伙伴关系下的激励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王守清等认为政府激励措施包括政府投资赞助、政府对融资的协助、政府担保、税收减免优惠和开发新市场，私营部门充分肯定各种激励措施的有效性，其中税收减免措施得分最高，政府投资赞助得分最低。
5.3政府的定位
PPP 模式下的参与方主要有政府、私营企业和公众，其总目标是三方满意。尽管三方在PPP项目中所关注的目标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三方的目标体系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交叉在一起，只是三方对同一目标的重视程度不同[16]。因此，政府在PPP项目上必须定位于促进、主导和管理的功能，同时又是参与合作的一方，只有明确政府的目标才能促进PPP项目的实施。
现有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参与PPP项目的主体表现在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融资平台，是有条件的公私合作，容易形成政府公司对公共资源的垄断，缺乏有效的竞争，不利于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因此，PPP项目的政府管理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理论上明晰政府在PPP中的定位、责任和管理主体，科学分离政府的参与者和监管者职能；其二，运行上探索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层级的PPP政策指南、运行机制和有效的监管机制。
6小结和未来研究方向
6.1小结
我国的PPP研究尽管开始时间相对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在经历了理论引进、经验介绍、初步研究过程之后，近年来针对我国PPP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较大提升。许多研究已不再简单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将其应用到公共项目建设实践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PPP的研究也因此更趋深入。总体而言，我国PPP项目融资研究与实践持续了10年的历程，在PPP的概念与本质理论分析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在风险与分配研究方面已经做了比较系统性的研究；在治理理论研究方面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在政府管理机制与监管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我国公共项目PPP模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仍显不足。
6.2未来研究方向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民生保障、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因而也是我国PPP项目的重要发展阶段。加强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模式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未来的PPP项目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PPP项目合同管理理论与实践合同体系形式的研究。第二，目标利益关系方面，PPP项目中政府、私人部门与公众利益三者间关系的理论梳理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三，合作的机制建设方面，政府各层级公私合作机制如何建立。第四，PPP准入门坎研究，即我国对公共项目公私合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私人部门准入的具体条件的论证。因此，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不仅是我国实现PPP项目制度化的有效途径，更是为社会和广大公众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叶晓甦.工程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2.
[2]连.中小企业参与PPP模式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1（05）：66-67.
[3]Yelin Xu， John F Y Yeung， Albert P C Chan， et al. Developing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PPP Projects in China — A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Approach [J].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10（7）： 929-943.
[4]程哲，王守清.非营利性医院PPP项目融资的框架结构设计[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07）：557-559.
[5]杨超，唐莹.PPP项目投资决策的优化研究综述[J].企业天地家，2011（04）：43 - 44.
[6]叶晓甦，易朋成，吴书霞. PPP项目控制权本质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3）：67-70.
[7]姚鹏程，王松江.关于政府和私人合作高速公路项目定价理论的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11（09）：180-184.
[8]Chris Clifton， Colin F Duffield. Improved PFI/PPP Service Outcom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lliance Principl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06，24（7）：573-586.
[9]李晓东.基于AHP法的公共项目PPP模式选择[J].企业经济，2010（11）：148 - 150.
[10]胡振，刘华金，维兴.PPP项目范式选择与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11（09）：139-146.
[11]杜亚灵， 尹贻林. 基于治理的代建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06）：19-26.
[12]杜亚灵.基于治理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9.47-48.
[13]杜亚灵，尹贻林，严玲.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综述[J].软科学，2008（04）：72-76.
[14]丁荣贵. 提高政府关注项目的治理成熟度[J].项目管理技术，2008（08）：7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