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一、影子银行的形成

影子银行诞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信用创造的变革。它使得传统的基于存款的以“零售并持有”为主的银行模式变革为基于证券的以“创造产品并批发”为主的新的银行模式。从而，使全球信贷金融从传统银行主导的模式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借贷背后类似一个“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制度安排。

从本质上说，影子银行的形成是其内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结果。内在原因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之间辩证统一、不断博弈并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外部原因是各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

1、对内在原因的理论分析

金融创新一直是金融领域变革的重要动力。它泛指金融领域中出现的，有别于既往的新业务、新工具、新机构、新市场与新制度安排的总称。粗略可以分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比如结构化产品；金融机构创新，比如网络银行的诞生；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指作为金融运行基础结构的交易清算系统变革以及金融管制法规、手段等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金融制度创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只要属于金融制度的变革都可以纳入此概念。它不是仅仅指对金融管制的放松，而是指两个不同的方向，即既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管制的放松，又包括对金融管制手段和方法的改进。

金融管制指一国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和整体效率而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的管理和限制。对于传统商业银行，考虑到其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监管部门对其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产负债比例、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流动性要求等方面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管制。金融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活动，影响了它们的利益，因而成为金融创新的诱因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认为：金融创新视为金融业逃避严厉管制的一种手段；金融管制是维护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体系稳定的重要保证。他提出在管制和创新之间存在一个“管制――创新――再管制――再创新……”的循环往复的斗争过程，并将其称为“管制的辩证过程”。而的确，金融领域内的很多新变化是直接或者间接由管制引发的。例如，美国历史上关于利率上限的《Q条例》导致了银行业NOWs、SNOWs等账号的开设；关于跨州银行业务和银行证券分业管理的法令，导致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在我国，关于股票上市的管制条例导致了所谓“一级半”市场的出现；另外，很多结构化金融产品也是直接针对税收等法律限制而设立的。

2、美国影子银行的成因

美国影子银子的形成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辩证发展规律的内在原因与美国当前金融体系的外部原因共同造成的。

美国金融体系从“自由――监管――自由”的监管变化历程，形成了当前美国商业银行体系多样性的特点。6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系统由于“自由进入”的市场准入导致过多的小银行的急剧竞争，引起银行恐慌。从而导致监管部门实施高度的银行监管条例。这是“创新（制度创新）――管制”的过程。同时，自由准入使得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慢慢形成了当前涵盖从跨国银行到社区银行5个层次的多层次结构。

而高度金融监管的结果是不可抑止的市场创新，并诱导性地变迁出市场主导型这种金融市场结构。丰富的银行层次和银行间自由竞争，和此后对银行高度监管条例的规避，都激发了越来越多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这是“管制――创新”的过程。

从近二三十年发生的情况来看，影子银行的产生首先与美国金融产品创新密切相关。正是随着美国金融体系在“创新――管制――创新”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足够的金融创新业务、产品和理念，具备了形成影子银行体系的内在要素。

美国当前的金融经济现状是影子银行形成的外部原因。在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及“9・11”事件之后，美联储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使得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并使一些次级信用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也在这一背景下快速发展。同时，从全球的大背景来看，美国按揭贷款的快速发展又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及监管套利有关。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国丰富的结构性投资工具、资产证券化工具和投资银行业务为美国过剩的流动性供给提供了逐利的渠道。

3、中国影子银行的成因

如果说美国影子银行是在金融创新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形成的，那么我国的影子银行是在金融抑制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形成的。虽然两者背景条件不同，但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影子银行的形成同样符合“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辩证发展的内在规律。

我国金融体系起步相对较晚，发展滞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痕迹比较明显，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的金融压制，主要表现在利率限制、信贷配给、外汇管制等方面。早期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对稳定金融、促进发展有所帮助，但在市场经济和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前，主要对经济造成负面的作用，引发了从“监管”到“创新”的动机。

我国金融市场的管制主要造成的影响是融资与投资渠道的缺乏，信用创造机制的不顺畅。

（1）融资渠道的缺乏。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我国多年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信贷的紧缩造成了一些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我国股票市场准入门槛高，监管十分严格，股权融资比较困难。

（2）投资渠道的缺乏。而正规金融领域的利率没有市场化，被严格管制，并被局限在狭窄的区间内。而影子银行利率却能反映了市场化的利率，那些有所储蓄的居民、企业家在正规的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很低甚至负值，就会投向能为他们提供正利率机会的影子银行。

（3）投融资渠道的错位。虽然今年来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已经日益重视，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更多的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有很多中小企业贷不到钱，而又出现大型国有企业不缺钱的情况。此外，在民间资本没有足够的投资渠道和资金出口的同时，中小企业被迫寻求新的融资方式。

所以上述“管制”的影响造成我国金融向“创新”求出路的动机。

中国影子银行的产生来源于我国金融市场的需求，金融市场主体有丰富的金融需求，当原有的传统银行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会开拓新的领域，使原来不能完成的融资变成可能。在实现这种融资功能的时候，就需要新兴的金融创新活动绕过了监管的局限，当前国内外的金融创新工具就为我国影子银行这种融资功能提供了工具和思路。

此外，当前我国管制与创新不同步，不协调的过程中，给金融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比如，我国利率双轨的存在（受管制的存贷利率和已经完全市场化的回购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有时会高于信贷利率，银行通过设计一个理财产品，用低利率获取存款，然后再立即拆借出去，就可以立即获得之间巨大的利息收益，形成套利行为。

所以，以监管套利形式出现的中国影子银行实现了“监管――创新”转变。

本文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诞生本质上，是由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辩证发展关系决定的。影子银行的出现，即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满足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还满足了一些享有授信额度较高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需求。它是我国金融市场在监管条件下，扭曲的供求关系的必然产物。所以中国影子银行具有“大多以商业银行为母体衍生”、“以资产表外化为核心，而非资产证券化”等一些与美国影子银行所不同的特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

二、中国影子银行的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了解了中国银子银行的形成原因，我们发现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其发展的内在原因，就可以据此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适应我国金融市场供需的金融创新是未来可行的发展方向，而违背金融供需的或者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市场扭曲现象则是金融监管的内容。

1、中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需要建立在商业银行体系改革完成之后

目前中国影子银行活动大多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中心，我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免受波动既有我国影子银行比重较小的原因，也依赖于我国稳定的商业银行体系和金融监管。而且在一个金融体系中，不同机构和不同业务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善我国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对于影子银行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我国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中，主要任务是完善银行体系，建立多层次的银行结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完善资本金要求、流动性要求、风险管理等一整套商业银行体制。

2、金融体系结构将不断调整

预计未来中国银行体系会出现2种重要变化：一个是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不断健全，丰富多样性，增强深度和广度，形成从跨国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省域商业银行、市域商业银行、县域商业银行5个层次；另外一个是对引导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未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内会出现3种提升：影子银行体系相对于正规银行体系的规模和占比不断提升；影子银行内部，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将不断提升，在不降低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合作的情况下，拜托依赖，拓宽其他业务渠道；非银行金融机构内部，券商这一群体的活跃度和规模将得到提升，发挥券商在可交易产品、资产管理业务上的优势。

3、非标债权增速将回落

资产非标化的重要原因是利率市场化仍在推进中，风险相对较高的融资需求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无法标准化，更谈不上证券化，非标产品几乎成了银行作为监管套利工具唯一的选择。但非标产品本身收益和风险的错配进一步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使得步履蹒跚的利率市场化变得愈发艰难，这可能促使管理层限制非标债权，而从非标到标准化再到证券化无疑将会是未来市场演进的主要路径。

4、资产表外化向资产证券化发展

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主要还是资产表外化为主。而参考欧美经验，资产证券化是影子银行活动最好的土壤，一旦信贷资产、应收账款、不良资产等资产证券化进程推进起来，相关的影子银行业务就能迅速拓展。相关资产的证券化，也很有可能引致理财户的积极参与。而对信托行业而言，资产证券化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将信托产品的受益权份额进行公募，登记托管并交易，引入中介机构参与，就成了证券化的信托。

但参考国外证券化带来的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启示，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循序渐进，成熟一个产品发展一个产品，做好金融工具、配套系统、法律制度、监管体系等的协调和完善，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5、银行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的本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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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以至于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篇3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金融业正感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对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挑战，必须尽快制订出符合国际化要求、与WTO金融法律体系相一致的新的游戏规则，构建起我国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这是保障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重要性

1．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照。国际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或者由国际官方或民间组织制定的一般规则，只有对明确表示接受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都得到了不少国家监管当局的认可和采纳。我国金融监管的诸多制度的形成也逐渐接受了巴塞尔委员会文件的影响，这种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2．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金融市场已无法孤立起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势必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将我国金融市场卷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规范国际经济贸易的最大多边经济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领域和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当然也涉及国际金融业的各个方面。这些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法律基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金融业也就承认了并要遵循这些规则。因此，我国监管法制要适应国际化发展潮流，金融监管当局必须要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确立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监管理念，探求针对金融业务国际化、机构国际化、金融风险国际化的监管手段、方法，改变传统金融监管只重宏观金融管理而无视开放式金融管理的理念。

3．监管技术与方法的国际化是有效监管法制生成的关键所在，大胆借鉴外国经验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捷径。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运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其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业务创新不断，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监管制度是监管主体运作各种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而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存在滞后的问题，而且疏漏不少。因此，借鉴国外金融监管法制的经验极为必要。监管当局应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保持立法的前瞻性；还应借助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力量来推动对外国先进法制的研究和学习；更应大胆借鉴外国监管立法的成功经验，在制度选择上要适当超前。

4．积极参与监管国际合作是推动监管制度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当今金融监管国际化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局部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多层次上。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如下积极意义：一是可以把握当今金融监管法制技术的发展最新动态；二是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并有助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三是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国际化的积极发展，在国际合作中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动力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二、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构想

1．逐步清理、修订、废止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加快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的学习和人才培训，提高我国加入WT0的适应能力。中国入世后，金融服务市场的扩大和全方位国际竞争已经开始，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开放顺序，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经营性机构将依次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逐步向内地扩散，经营范围也将扩大至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此时，竞争的需要呼唤着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改革。所以，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改革必须适应这种发展形势，从立、改、废、创新四个层面同时展开。因此，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应迅速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按照法制统一和公开透明的原则，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规定，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使我国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手段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外，就是要培养人才，提高金融监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是《WTO协定》，1997年底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并于1999年初签署生效。我国加入WTO，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将面向世界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工作者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监管干部必须全面掌握这一协定的内涵，掌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分期分批对广大监管干部进行培训，做到熟悉规则并能熟练地运用规则。要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深厚的金融知识并能掌握国际通用规则的综合性人才和专门人才。

2．把住市场准入关，优化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防止“先天性缺陷”问题。首先，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科学制订各类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金融布局和适度竞争；有利于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确定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征和监管重点，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其次，市场准入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环节，把好市场准入关是保障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和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基础。撒准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进入金融市场，并根据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审慎性标准来审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而发生恶性竞争，防范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第三，金融机构是否能稳健、安全经营，关键在于其自身能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目前，国际上监管当局非常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就是说，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管理来实现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金融监管当局就应当介入，并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展和蔓延。

3．接受国际金融新技术渗透我国金融领域的严峻挑战，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填补立法真空。现代国际金融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创新技术、工具等层出不穷，服务领域愈加宽广。我国的传统银行业其金融产品单一性和服务领域的有限性，使得金融工具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入世后诸如金融租赁、典当、保险中介、消费信贷和新兴的金融衍生工具等新金融业务将大量呈现在我国商业银行面前。同时，在加入WT0后，商业银行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国外商业银行的进入使得我国政府开禁国内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权不可避免。因此，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及早出台。另外，总领时代潮流的当属网上银行，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积极通过立法规范电子商务，在协调内部关系的同时努力争取利己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的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较快，网上银行已经出现。针对网上银行的风险问题，我国金融监管的任务是：健全网上银行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营造有法可依的外部环境；督促网上银行强化内部管理，从内部控制制度入手查堵漏洞；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技术力量，建立网上银行业务审批和监管机制；密切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对网上银行跨国业务的监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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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预防性金融监管；预先承诺方法；激励规制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36－03

一、预防性金融监管的演进历程及预先承诺方法的产生

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主要包括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三个阶段，而我们知道，事前监管又称预防性监管，对于维护一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在一国的金融立法中确立符合客观实际、切实有效的预防性金融监管制度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金融业“预防性监管 ”的方法和手段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最初，主要是以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的，对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以及业务范围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此后1993年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使用的“标准化监管”方式也仍然延续了这种行政指令式的特点，主要是按不同的风险级别确定不同的资本要求进行监管，使得计算程序进一步的简便了。但以上两个阶段中的这种机械的、强制性监管方法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做了很多的外部规定，并且监管者还要对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和业务在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进行严格的审查，这种监管方式明显没有考虑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的连续动态过程提高了其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为应对监管程序而产生的外在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及国际竞争整体实力，实践证明其越来越不适应全球金融业飞速发展的客观要求。1996年，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以内部模型监管方法（Value At Risk，即VAR）替代了“标准化监管”，“十国集团”监管当局随后也采纳了该规定，允许金融机构自己选择计算方法，并规定必须将资本保证金的数额与计算出来的风险损失直接挂钩起来，内部模型监管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验不对称的问题，在计算上也更加的灵活和准确，但是，其却没有完全解决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弊端，被称作是一种“半刚性”的监管方法。在内部模型监管的运用上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保证用来计算风险的内部模型是准确的，否则，被监管金融机构就极易对他们的风险状况进行虚假陈述。[1]

随着信息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非对称信息博弈研究和运用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励规制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规制理论在西方逐渐兴起和发展，而把激励规制理论应用到金融监管领域中，就产生了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 Approach，即PCA)，其是采用激励相容的原理，由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测试期开始时向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保持的最大损失值），并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该期间内，只要累计损失超过承诺水平，监管当局便对其进行惩罚，严厉的惩罚措施迫使银行不得不审慎确定其预先承诺的资本量水平和实际的风险头寸规模。[2]预先承诺方法作为一种金融监管方法和手段的创新，避免了以往通用的内部模型监管方法的诸多弊端，经过实践检验也是有效的。1996年，纽约清算机构委员会组织美洲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纽约公司、大同银行等十家大型银行机构成立了一个国际性机构，共同参与了预先承诺方法的实践活动，实践证明在风险控制和资本控制等方面都比现存的其他方法更具有激励作用。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现状

目前，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基本上还是按照分业监管的模式，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其子公司进行监管，由于其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风险结构及风险的传递机制也呈现特殊性和复杂性，对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的要求也就更为的严格。[3]经实践证明，我国目前单纯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能对其起到有效的监管效果，即使在2003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明确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分业监管制度，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将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可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还明确了三家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信息收集与交流制度。但在现实的监管实践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因为缺乏牵头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究竟如何分工及执行的问题并没有实际解决，而且以上的《备忘录》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因为监管机构之间行政上处于平级地位所带来的互不买账、推脱责任的情形仍不能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重复、交叉监管造成了监管的低效，监管的漏洞和盲区也极为普遍。这就使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预防和控制问题日益凸现，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法律规定，但自从2003年我国银监会成立以后，颁布了有关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多部规定，这对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主要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等，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细规定。综观其具体的规定，主要是全面借鉴了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相关规定，体现了逐步向风险性监管转型的国际趋势，虽然以风险内部模型作为市场风险的主要计量方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预先承诺制，但在以上相关规定中都体现了监管激励相容机制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完全行政强制性的指令式监管，标志着我国预防性金融监管以行政指令式向内部模型监管的正式过渡，但由于内部模型监管的诸多弊端，以及全球监管激励相容趋势的逐渐加强，加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导致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未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中引入预先承诺制，充分运用激励机制发挥金融控股公司自身风险预防和控制的能动性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必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中确立预先承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为一种金融监管方法和手段的创新，预先承诺制的优势已日益显露，将其引入到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中，并以立法的形式进行规定，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势必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事前预防和控制起到重要的作用，进而有助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效率的整体提升。

（一）有利于改善我国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

一般情况下，虽然很难给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给出一个精确的定量结果或者准确的概念，[4]但却可以通过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系下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数量，金融机构的违法率等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虽然，近些年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监管工作，但监管的绩效却仍然不容乐观，不良资产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偏低，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的情况极其普遍，这些都和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强制命令式的，直接的、单纯外部金融监管有着密切的联系，忽视和压制了其他机制对于金融监管的作用，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不但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监管目的，同时，也压抑了被监管者自身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能力，不利于我国金融业整体效率的提升。因而，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立法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尝试引进预先承诺制，这将充分调动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的能动性，节约我国金融监管的成本，避免行政命令式监管的无效和失灵，从而引导并最终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目标的统一，提高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整体效率。

（二）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机构的效率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一国金融监管当局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有效的金融监管在更大程度上应更多地取决于金融机构的自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应该将由一国政府外部施加的行政强制性监管同金融机构内部自发的内控制度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通过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诱导金融机构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一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目标。相对于前几个阶段的监管方式来说，运用预先承诺方法对其进行预防性监管，可以避免和克服以往“一刀切”式监管方法的诸多弊端，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的积极能动性，使金融机构做出的行为与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逐步统一，从而实现激励相容的监管效果，使监管更加透明化和公开化。监管机构只负责金融机构在没有实现预期承诺时候的惩罚和制裁，节省了金融监管机构大量的监管成本和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尤其是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监管无效和失灵情况将起到很好的避免和预防作用，必将提高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监管效率。

（三）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和发展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金融分业体制下实现混业经营目的的一种组织创新模式，其产生的主要动因和缘由就是通过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大效率的整合从而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如果仍然按照我国以往机械的、“一刀切”式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不但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管效果，甚至会因为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等问题造成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不必要的压制和束缚。而运用预先承诺方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预防性监管，可以充分发挥激励相容机制的作用，使金融控股公司自身承担较少的约束和行政干预，在其保持资本水平和风险水平相称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业务特点自主的进行安排，这就极大的调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能动性使其自觉的对自身面临的风险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内部控制，这就在维护了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宏观金融秩序的同时促进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和创新。

（四）有利于缓解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利益冲突的，一般来说，金融监管当局更多重视的是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处于被监管者地位的金融机构，往往受利益的驱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其最终目标，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或牺牲经营安全的情况屡禁不止，这种短期行为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中表现得最为清晰。这就产生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金融监管当局越是想实现监管目标，被监管者越是想尽方法规避和逃脱监管。因而，将预先承诺方法引入到我国的金融监管领域，并以立法的方式进行规定，将有助于引导被监管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目标的最终实现，也将改变我国以往行政命令色彩浓重的金融监管方式，对缓解金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价值目标的冲突将起到积极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Arupratan Daripa ＆ Simone Varotto1998． “Value at risk and precommitment approaches to market risk regulatio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issue Oct pages 138．

[2] 张荔等著．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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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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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353-01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更广和更深的参与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业也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但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并不能及时的和世界金融监管完全接轨，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要使监管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

（一）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监管机构组成。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在金融业务增多和相关业务相互交叉的时候，造成了监管混乱，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

（二）我国监管理念存在滞后的问题。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相对比较滞后，还停留在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的认识上，但是，与普通消费者相比，金融机构其实是处于更强势地位的，更需要保护的却应该是普通消费者。更何况，金融业本身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金融监管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服务于整个经济体系。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固然需要将风险最小化，但是其前提是不应该损失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是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为消费者服务，如果其结果是损害了其“上帝”，那么再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有些人还认为控制金融风险只是金融业内部的问题，金融监管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全部归于监管机构，而事实上，监管机构更多思考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三）金融监管信息透明度不够。判断一家上市公司好与坏的标准不是简单的绩优与绩差，而是透明与否，同时，资本市场的透明，也需要监管部门的透明。但目前我国的三家监督机构相对比较独立，不能有效的将信息进行分享，而且有时出现信息和实际完全不符的情况，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给参与者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四）金融监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金融行业的快递发展也给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是开展金融监管质量、提高监管效率、落实监管政策的基本保障。但我们目前金融机构的监管人员却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一些监管人员在知识水平、工作能力、知识机构和对金融市场的快速反应并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目标的高要求和高标准。

二、针对我国金融监管行业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

1、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要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广大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金融监管机构必须通过依法、审慎监管。

2、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要实现多元化。通过以往的经验表明，外部监管手段在金融监管中只是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手段，主要的手段还是依靠金融企业的内控制度。在世界发生的金融案例中，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是制定了严格的内部监管制度，而且还要认真执行。在重视内部监管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外部监管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缺陷，造成国有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乏善可陈，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利益约束。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监督管理仍然是有效的监管形式，要加大以现场监管检查为主的外部监管频率与强度，要加大对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弥补内部控制不力的缺陷。监管方式要由过去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在监管中充分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三种手段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确保金融行业的稳定。

3、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机构作为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经营失败时应该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机构的破产规定，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改变了以前银行经营亏损全部由国家买单的做法。破产法的贯彻执行将使金融机构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能够更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但现实由于缺乏市场化退出机制，现在只要成立了金融机构，就很难退出市场。它退不出市场，迫于社会稳定的压力，国家就必须救助，这必然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对金融稳定构成了隐患。不仅如此，政府在救助过程中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这样导致政府成为金融机构风险损失的最后承担者。金融机构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实质上都等于买了国家保险单，均不承担损失。

4、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国际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和我国现状，及时对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使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能够跟上形势的需要，以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

（二）转变金融监督管理观念

金融监管部门应转变传统的合规性监管的方法与理念，充分发挥监管的导向作用，积极音带和督促中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建设，促使监管与合规产生有效的互动。要明确重点，将监管重点转向外部督促和外部评价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状况，引导银行积极的参与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而且，以往的金融监管理念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三）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搞好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既要靠现代管理体制的建立, 又要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更要靠有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要对监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培训，不仅要更新培训内容，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新技术、新理论的运用，也要采取多种培训方式，加大对监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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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0-0043-03

一、我国金融监管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总体规划

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一个涉及到金融法律法规和制度、金融政策、金融业务、金融管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复杂系统。按照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必须首先制定科学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总体规划，对其中所涉及的技术、方法、业务、标准、人员、组织和经费等进行科学的设计和规划。然后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分阶段、按照统一的标准、按分（子）系统逐步开发和实现。而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由于没有总体规划，使得已有的各系统都是孤立存在，各系统采取的技术手段参差不齐，开发平台各种各样，监管指标及编码方法没有统一，从而使各系统之间难以进行信息的共享，更无法有效地实现系统的集成。

（二）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差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数据采集还处于分散状态，基本上是谁使用谁采集。这一方面导致监管人员忙于数据的报送和采集，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另一方面由于监管信息是多头采集，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没有统一的指标体系，使得各系统的数据口径、会计科目、报送时点等不一致，既导致各系统的信息无法共享，也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三）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

我国目前正在运行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只具有比较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不支持复杂的数学模型，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测，使得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及时发现，金融监管仍然停留在依赖监管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直觉判断的基础上。

（四）系统功能不完善，信息共享与预警系统建设尚未起步

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工作从市场准入与退出、日常监管、风险评测，到监管报告的生成和信息披露、监管档案的管理等大多数环节和内容都有集成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辅助。而我国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辅助金融监管刚刚起步，我国目前运行的监管系统还很不完善，基本上只是现行手工系统的模拟，大多数系统基本停留在金融监管各个孤立环节和内容的自动化上，许多重要的监管环节和内容还没有相应的系统来支持，每个系统的功能覆盖范围非常有限，且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的共享。

二、我国金融监管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策略分析

（一）理顺关系，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

在我国，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由各金融机构各自负责，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对各自监管对象的电子化工作指导非常有限。过去虽然金融电子标准化工作由人民银行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最终结果是，各金融机构在电子化建设过程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职责，没有站在整个系统、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金融监管信息化的建设必须要同时考虑整个行业电子化发展，甚至也要兼顾行业外，如电信、税务等领域的电子化发展水平。因此，单靠金融监管部门自身在短期内去实现监管信息化任务有很大难度，必须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完成。建议在监管信息化工作中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明确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电子化过程中相关职能、责任的同时，尽快成立监管信息协调组织，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加大金融系统内部之间电子化建设的协调力度。这一组织组成人员应该同时包括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和相关社会力量，这一组织必须是纯管理性质的单位，不受某一成员单位的领导和制约。这一组织的职责应该包括：协调指导各部门开展金融电子化建设工作，调动金融机构加大电子化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在业务上或技术上的优势，组织制定我国金融电子化发展长远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制定我国金融电子化标准并指导、督促落实，论证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社会力量等。

（二）尽快制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规划

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制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发展规划。应该成立专门的监管信息系统领导机构，组织金融科技部门、各监管专业部门和有关科研院所就监管信息系统的基本业务需求、关键技术需求、系统的框架结构、应该遵循的各种标准、监管数据的采集体系（包括数据采集的内容、方式、方法和途径）、监管信息的管理以及建设监管信息系统所涉及的政策、法规、制度、资金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以保证未来各监管分（子）系统之间的有机集成和监管信息的有效共享。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应认真总结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并充分考虑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可能对未来金融监管所带来的影响，如金融业的混业经营、IT技术在金融业应用所进行的业务创新（如网络银行、网上证券等网络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监管的最终有效形式――实时监管等。

监管信息化的发展规划既要依托金融电子化发展规划，也要考虑监管情况实际。建议在建立这一规划时，同时考虑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在建立长远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问题，在建立近期目标时要考虑信息化建设的迫切性和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三）整合资源，完善数据采集体系，建设金融监管基础信息系统

完善的数据采集体系是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重要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条件。应该在分析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和具体情况，制定严格的监管数据采集内容与格式、采集方式与方法、采集渠道，以及保证监管数据真实性的措施。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和共享。

（四）加快建设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冲击之下，世界金融监管的技术创新趋势将不断增强。在技术系统建设方面，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和推广。许多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充分利用计算机或计量模型监管系统来收集、处理金融信息资料，评价和预测金融运行状况。这既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市场变幻的应变要求，也促进了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在非现场监管中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扩大了监管范围，促进了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准确、及时、全面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对于有效金融监管至关重要，是整个金融有效监管的一个基本前提。

三、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基础网络建设

（一）分业监管部门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网络

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

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建立在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系统之上的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它通过通用数据采集系统，实现从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抽取，如果已经建立了数据仓库，也可以将该系统建立在数据仓库的ETL系统之上，从ETL中获取相应数据。通过采集系统完成数据采集之后，转入综合采集报送系统完成统计数据的在线填报、校验调平、归并汇总等数据加工工作，并按照上级监管单位的报送要求，将数据组织成规范的报送格式，完成报送工作。

通过综合采集报送系统得到了完整正确的统计数据后，可以通过分析咨询系统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按照机构内相应的考评要求完成分支考核与自我考评分析；并通过信息披露共享系统为各级监管部门提供业务监管与风险控制决策的数据依据。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在风险预警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方法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持续性、计划性、超前性。

（二）创建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从金融市场运行角度看，我国临管机构应强调适度分工基础上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而非因职责分工形成对金融子市场的割裂。建立统一共享的数据库，由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中获得的数据信息，实现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共享，可以更好地防范风险，也能够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复，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效率。

四、我国金融风险评测模型与预警指标体系建设

（一）研究和开发金融风险评测模型

进入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十分重视风险评测模型的开发，利用金融工程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网络技术等，开发各种风险评测模型，对金融机构的各类风险进行分析、预警和预测，有效地发现了大量潜在的金融风险，提高了金融监管的准确性。因此，我国从现在起，应重视对金融风险评测模型的研究和开发，以提高金融监管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预警指标体系建设

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应具有全面性、灵敏性、代表性等特点，我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国家经济系统中实体部门运行出现偏差而导致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股票价格指数，工业资金利税率等；

2、政策性金融风险及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公共债务指标，国内存款真实利率之差，货币发行增长率，国内储蓄率，穆迪的信用评级等等；

3、金融体系的风险预警指标，针对不同金融行业的专用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如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资本/总资产比率指标，不良贷款比率，备付金比例，流动性比率，存贷比率，拆入资金比率，各项资金损失率，自有资金比率等等；

4、国际收支部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真实汇率偏离度，外汇储备占短期债务的百分比，对外债务率，债务期限结构指标，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量月份数，外债负债率，对短期性资本的依赖程度，出口额增长率，外汇储备等等。

至于各个指标值的安全波动范围，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在此不予多述。在预定预警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确定预警指标的“阈值”和权重，危机发生的概率，预警级别并根据危机发生的概率值来估计可能发生危机的较为准确的时间，以便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五、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整体架构

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实情，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建立。

（一）建立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系统

可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参加，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指标体系、分级监控的原则，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组织系统。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并对全国各区域、各地区预警系统进行组织和指导。同时，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及时传输到政府各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

（二）建立区域金融预警系统

由人行大区分行、区域内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部门和辖内各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及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送到辖内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

（三）建立地区金融预警系统

可由人行中心支行与设在各省市及以下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将各种警情信息及时输送到辖内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中去。

参考文献：

[1]杨华.全能银行制度、系统内竞争与金融体系演进.上海金融，2006;10

[2]世界银行(2003).关于各国银行监管制度调查的数据库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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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1]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55．5％。，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2]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1999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35％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2006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4．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20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5．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20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20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即PCA）。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1995年10月31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PCA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82％）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72％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5]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银行共计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199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1][3]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编著．金融监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5]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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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4)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①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利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尤为重要；③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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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监管；预先承诺制；意义；探讨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57-04

伴随着我国银行业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相关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入，完善我国现代化监管体系并以此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的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预先承诺制（Pre-Commitment Approach）是国际金融界最近提出的一种金融监管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商业银行根据自己估计的本银行在测试期间内的最大损失额，在测试期的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本期将保持的资本金数额。如果在测试期内实际发生的损失额没有超过其承诺的最大限额，监管当局就不会介入干预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而且在下一个测试期商业银行仍可以继续自主管理和控制业务风险。但是，如果在测试期间发生的损失额超过了承诺的最大损失额，监管当局就会对其进行处罚，并会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干预其经营活动，以使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重新满足监管当局设定的监管目标。[1]它的激励相容特性使商业银行的行为取向和监管当局的预定目标相一致，有效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同时也尊重了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利。本文首先介绍了预先承诺制的本质属性，阐述了引入预先承诺制的意义，以期对我国商业银行引入预先承诺制提供借鉴。

一、预先承诺制的本质属性：激励相容

所谓“激励相容”是指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活动参与者的利益与方案设计者想要达到的目标取向相统一，因此活动参与者在追求其利益的同时也就实现了方案设计者的目标。预先承诺制全面体现了激励相容的思想，与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相比，能有效地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一）预先承诺制激励商业银行告知真实估计

如果商业银行故意低估最大损失，在测试期间发生的损失额就会超过其承诺的最大损失额，在以后若干个测试期它都将遭受监管当局的惩罚和干预；反过来，如果商业银行高估未来的最大损失，它就要提取较高的资本金，而提取的资本金是不能带来收益的，多提取的资本金的机会成本同样不符合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显然，在这种机制下，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按照自己真实的估计损失来向监管当局承诺，这就满足了激励相容的要求。

（二）预先承诺制激励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在预先承诺制下，保有的资本金数额是各个商业银行根据各自的管理经验来选择的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得出的。因为模型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激励商业银行努力去提高内部风险评价模型的精确性，从而推动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预先承诺制使商业银行自主发展业务的权利得到尊重

同行政命令的方式相比，在预先承诺制下，只要商业银行承诺的资本水平和估计的风险水平相适应，监管当局就不会干预其经营活动，这样商业银行就可以选择自己偏好的业务来开展，可以灵活地研究有自身特色的内部风险评价和管理方法。因此，在预先承诺制下商业银行拥有更大的经营自。

（四）预先承诺制降低了监管成本和执行成本

从监管当局的角度考虑，预先承诺制的“脱手管理”（“Hand-Off”Regulation）只需检查商业银行测试期末的风险管理结果，而不必实时监控其经营过程的每个细节，使监管当局可以节省监管资源，大大降低了监管成本；另外，监管过程的简化还能减少监管当局寻租行为的发生。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减少了应对监管部门检查银行风险过程中的各种成本支出；另一方面，精确的风险评价模型使商业银行能够用更低的成本达到监管当局设定的监管目标，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执行成本。

（五）预先承诺制使市场约束与行政监管的优点很好地结合起来

预先承诺制更好地利用了市场和竞争的力量，将市场约束与行政监管有效地结合起来。商业银行在没有发生超额损失时，预先承诺制是一种“软约束”，主要依靠市场约束；当发生超额损失时，预先承诺制又成了一种“硬约束”，监管部门就会行使行政职权，运用惩罚机制来干涉银行的经营活动。[2]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引入预先承诺制的意义

（一）有利于改善我国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

一般情况下，虽然很难给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一个精确的定量结果或者准确的概念，但却可以通过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系下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数量、金融机构的违法率等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虽然近些年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监管工作，但监管的绩效却仍然不容乐观，不良资产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偏低等，这些都和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强制命令式的、直接的、单纯外部金融监管有着密切的联系，忽视和压制了其他机制对金融监管的作用，同时也压抑了被监管者自身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能力，不利于我国金融业整体效率的提升。因而，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立法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尝试引进预先承诺制，这将充分调动商业银行自身的能动性，节约我国金融监管的成本，避免行政命令式监管的无效和失灵，从而引导并最终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目标的统一，提高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整体效率。[3]

（二）有利于激励金融机构进行创新

1.激励金融机构内生型风险评估技术的创新。这是预先承诺制最直接的激励作用，因为金融机构原则上决不能出现损失超过其自设限额的情况，而过高估计损失使得资本准备金过高又会导致银行的机会成本加大，因而金融机构必须熟练使用最适合其自身的方法去评价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也就是说，在预先承诺制的指导下，金融机构为了准确估计其自身当期准备承担的最大损失以及相应所需的资本要求，将会极力完善和发展其内部风险评价体系。国外银行界也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获得监管者的信任以获得较低的资本要求。

2.激励金融机构内生型风险管理技术的创新。与提高自身风险评估能力的做法相对应，金融机构降低成本或者损失的根本做法就是从日常操作、日常交易上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控制在最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享受预先承诺制所带来的实惠。因此，银行会通过设定较安全的资本充足水平，利用较复杂的动态套期保值策略或者通过降低组合中的风险头寸来防范风险，各个银行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成本最低的风险控制方法。[4]这是防范一旦违规就可能受到管制处罚而做出的直接反应，与之相对应的，监管机构则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鼓励银行为控制风险而采取恰当的行为。

3.激励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前提下的金融创新。与原先的行政命令监管方式相比，金融机构在确保资本水平与其业务风险水平的匹配关系之后，只要有相应额外的资本金保证，就能参与一些具有风险价值的创新业务。这点同内部模型方法有相似之处，但较之后者有更大的灵活性――它不只是单纯地给所有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价模型强加一个相同的参数约束。因而金融机构在承诺了考虑风险惩罚的资本水平保证之后，有更加自由的空间去进行业务拓展和金融创新。

因此，从预先承诺制对金融机构业绩的激励规制来看，这种激励相容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伴随着各方的有效监督，银行仍然可以自己确定其资本要求的水平。而事实上，在美国这种方法已经得到银行业内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弹性监管设计和自相对扩大的空间里，可以比较明确地分析风险管理实践与公司资本运用之间的关系。

（三）促使监管机构进行成本规制

1.使监管机构有能力降低信息成本。与其他传统监管方法相比较，由于有对金融机构自身风险评估技术的激励，预先承诺制更多地利用了市场和竞争，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随着信息的逐步透明，银行在资本限额上的违规行为，同样会引起公众对银行的审查，这对银行建立良好的管理体系提供了更好的反馈机制。因此，预先承诺制成功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模型参数信息指标偏离银行实际情况的可能性。

2.使监管机构有能力降低审核成本。在内部模型法指导下，由于各银行的VAR模型统计技术与结果参照指标各不相同，巴塞尔委员会对VAR模型的两个参数作了硬性规定：持有期为2周、置信水平为99%。相比之下，通过预先承诺制，监管机构不再需要对金融机构所使用的VAR统计计算模型作理论和实证的检验和分析，而只需通过实施“提前承诺-期末检验和罚款”的软办法来达到制约银行过度投机的冒险投资行为，这无疑能降低审核过程中的人力成本和会计成本。

3.使监管机构有能力降低救助成本。伴随着监管方法的改革，救助标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标准化方法以8%为资本充足标准，使得很多监管当局，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监管当局疲于救助。而预先承诺制将市场约束与行政监管有效地结合起来，使资本要求与风险程度风险性质紧密挂钩，这必将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使得监管部门对银行的评价和惩罚更为合理。[5]

（四）有利于缓解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一般来说，金融监管当局更多重视的是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处于被监管者地位的金融机构，往往受利益的驱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其最终目标，忽视或牺牲经营安全。这就产生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金融监管当局越是想实现监管目标，被监管者越是想尽方法规避和逃脱监管。因而，将预先承诺制引入到我国商业银行监管领域，将有助于引导被监管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目标的最终实现，也将改变我国以往行政命令色彩浓重的金融监管方式，对缓解金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价值目标的冲突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引入预先承诺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如果引入预先承诺制，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培育金融机构内部风险评估的能力

我国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就在于从基础抓起、从微观主体抓起，积极培育各类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评估能力。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主动引进国外风险评估技术，并适时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推广；二是在培育引导期内做到勤检查、严监管，以确保各金融机构在市场开放之前全面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三是监督各类金融机构合理引进战略投资者，尤其以吸收其成熟的风险评估和业绩管理的技术方法为目的。

（二）合理界定有问题银行的标准

李成（2004）认为，应以个别机构相对于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和个别机构一定时期内的最大风险值与剔除该最大值后的剩余平均值的比进行考核。首先按照“个别――行业比”进行分类，区分风险损失的发生是市场风险还是个别风险，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即为“问题银行”，然后以“最大――剩余比”为基数进行处罚。如果发现风险损失是由整个行业引发的，即整个行业的水平与历史时期的水平相比恶化了，那么就对整个行业进行非货币性的控制，如限制银行参与此行业的经营活动。[6]

笔者认为，把高于行业平均风险水平作为判断问题银行的标准，这是要在各个商业银行的规模相当、对平均行业风险都有一定的决定权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公平地对待每一个被监管对象。如果一国的银行业集中度很高，加权风险水平中少数几个大银行的权重较大，将使得大银行的风险水平总是处于市场平均风险水平或离市场平均风险水平很近的位置，不大可能成为问题银行受到处罚。因此，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业的集中度会影响实施预先承诺制处罚方案的效果，各个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要有较好的均匀性，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商业银行能够对市场的整体风险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区分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才有意义。[7]

（三）努力完善激励规制方法在监管中的使用

预先承诺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其激励规制效应通过市场自觉性发挥出来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当前对交易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仍然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激励。一方面，通过完善激励规制的监管方法，合理地设计奖惩制度，必将有效地保证和促使银行自觉地设置合理可靠的充足性资本金，以防止过度的损失；另一方面，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激励下，那些风险相对不大的金融机构所需要配置的资本金相对减少，使其可以用较少的资本金覆盖更大范围的资产，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

（四）继续加强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加之人民银行天然所具有的货币政策执行者、最后贷款人以及窗口指导的职能，决定了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始终具有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在美国预先承诺制操作过程中，美联储承担整个监管体系的领导者和主要环节的执行者的职责。这使得整个监管体系的运转更加有效，同时也使得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更加紧密。由此可见，只有继续加强人民银行在监管中的作用，才能实现我国金融监管各机构之间的整体配合，从而真正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9]

参考文献：

[1] 孙伯良.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 乔飞鸽.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现状及其政策选择[J]. 浙江金融，2006，（8）.

[3][9]李晗，赵伟.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引入预先承诺制的探讨[J].海南金融，2006，（9）.

[4]吴军，何自云.金融制度的激励功能与激励相容度标准[J].金融研究，2005，（6）.

[5]陈建梁，赵永伟.银行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国际金融研究，1999，（9）.

[6]陈阳, 熊鹏, 管媛嫒.美国金融监管预先承诺方法的经验与启示[J].上海金融，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