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行业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系统行业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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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导向源于管理思想的进步与实践需求，而管理创新又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在这个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系统中，统计分析是一个技术创新的典范。今天建立在概率、数理统计理论及各种信息化系统、数据库的数据挖掘等分析技术基础上的统计技术的应用正在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对于金融行业风险管理来说，其管理对象是未来不确定性，量化分析评估风险、合理预测未来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而统计分析带来了新的技术、方法和思路，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系统地了解统计分析的技术应用与发展趋势，对提高金融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2 统计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

2.1 最小平方法

利用各年份的不良贷款数额与时间变量之间的线性变动趋势，拟合一条反应不良贷款随时间变量变动的趋势直线方程曲线，以此作为预测模型，来反应不良贷款作为因变量随时间自变量变动而发生相应变动的规律。只要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银行自身的经营条件等内部环境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良贷款额一定遵循自身的规律而变动。银行一旦发现某一期不良贷款额实际值和预测值偏离较大，就要及时找出问题根源，基于这个意义，这个预测模型为实现银行的稳健经营的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起控制和导向作用的手段和方法。该方法具体过程如下：假定时间变量为x，不良贷款额变量为y，二者之间的关系为：Y=a+bt

①∑y=na+b∑t

②∑ty=a∑t+b∑t2

解由①、②式组成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就可确定a/b两个参数，预测各年不良贷款额的直线预测模型也就建立起来了。

2.2 加权平均法

从商业银行角度讲，客户信用等级的划分和评级常常是用来指导授信风险的管理过程的重点依据，应通过多个维度去综合考虑客户的信用风险评级。此时综合分析授信客户的财务状况、市场经营环境，以往信贷诚信度等等对于评估贷款的安全性类别是很有必要的。在授信实践中，银行的经营业绩对其授信资产依存度较大，可是授信资产的单位资源报酬率却不高的授信客户大有人在，以此相反的客户也不在少数。在风险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应努力开拓前一类客户的市场，并尽力提高单位资源报酬率，以谋求获利最大化。因此在分析客户对银行的贡献度时，既要仔细考虑客户从总体上给银行带来的绝对意义上的获利总额，也要重视授信资产的单位报酬率。建立客户授信等级的多维度评判方法可采用如下步骤：首先，第一，在综合评价基础上界定客户信用等级及其对银行的贡献等级，并赋予相应的权重系数。第二，依据加权平均法进行定量总体评估，以确定其授信等级。第三，依据有关评判标准及定量综合评估结果，对客户授信等级作出判断。

利用加权平均法把客户授信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又可分为不同的具有优先先后顺序的类别，这样就会产生多个具有不同优先先后顺序的级别。授信决策必须建立在客户授信等级级别的划分的基础上，客户的贷款的前后次序可依据客户授信等级的优劣表现确定。下一步就可以对贷款的额度大小、发放的先后顺序、利率的高低等影响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各方面因素予以恰当安排。这种管理技术其意义非常明显：如目标清楚，资源组合管理的效率较高，即可以将有限的授信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优选配置，对银行的总体风险和各种不同性质的风险进行总量管理。从而确保银行在总体安全的基础上实现盈利的最大化。授信业务员也可以根据先前对客户授信等级的界定，去分析客户财务风险的状况、发展趋势，同时通过财务风险向贷款风险转化规律来判断其对信贷风险的现实影响程度，也可以及时有效的确立防范客户财务风险向授信风险转移的对策与措施。

2.3 指标法

银行经常采用的衡量授信资产质量的指标是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指标。银行作为经营货币和信用业务，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资金融通等方面的金融服务的特殊企业，经营风险可以说是其最本质特征，风险因素的衡量对于考评银行的授信资产质量是必不可少的。采用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克服了传统授信资产盈利目标未充分反映风险成本的缺点，将银行的收益及风险二者联系起来，体现了风险与业务发展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业务的发展中必须关注风险，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考虑到对业务的不利影响，始终追求二者的最佳动态平衡。使用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从根本上改变银行过去的一味追求利润而无视潜在风险的经营方式，促使银行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发展业务、创造利润。在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中，目前被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的是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RAROC=（收益一潜在损亏）/经济资本（或非潜在亏损）

资本的收益与潜在的亏损之间的差值与经济资本的二者比值决定了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的大小。银行在投资决策时，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不是依据收益的绝对水平，大多依据剔除风险损失值后的资金投资盈利贴现值来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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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系统两种主要类型的比较金融分析

根据不同的标准，金融系统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目前惯用的划分标准是根据金融中介(主要是银行)和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在金融系统中各自所发挥作用重要程度的不同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德国、日本是银行主导型的代表，而美国、英国则是市场主导型的典范。经济转轨国家进行金融系统设计的参照标准也主要就是这两种类型，但对这两种类型金融系统的孰优孰劣一直存有争议。

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具体表现为金融系统的筹资投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风险搭配功能。依据系统论中结构功能原理，不同的结构将会有不同的功能，那么金融系统类型不同，对应的功能也就不相同，这决定了市场主导型与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各有其优劣势。我们可以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对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进行比较分析。

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的优劣势有：市场能有效迅速地传递信息，但也因此减少了对个人收集信息的激励。市场通过兼并以及激励手段提高公司的控制效率。与银行相比，市场在任一时点上都具有更好的跨域风险分担机会，许多人可以在同一确定时点上交易风险，并且可以通过资产组合多样化平滑风险，通过选择一些金融工具来对冲风险。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上，投资者能迅速地转让证券，但同时也导致他们缺乏对公司施加严格监督和控制的激励。另外市场也往往带来更多的短期行为，即投机。

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优劣势有：银行能通过有效收集和处理经济信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银行在动员资金和收集信息上更具有规模经济；银行能提供更好的跨时风险分担；银行可以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减少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主导型显示出其众多优势，但是也有很多缺陷。例如：银行保护长期与其保持紧密关系的企业妨碍了企业的竞争和创新；缺少监管和限制的银行可能与企业串谋，结果可能带来坏账和风险。

二、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趋同的国际趋势以及中间模式的思潮

在分析银行与金融市场时，许多学者把两者作为一种替代关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及金融资产同质性的逐步强化， 市场与银行已经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使人们认识到选择市场与银行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市场与银行均衡发展会使得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最终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美国和德国金融系统互相借鉴，也在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的自由化与一体化对美国的分业经营提出了挑战，要求混业经营、支持全能银行的声音高涨。支持者认为全能银行具有诸多优势，如：信息优势、金融创新优势、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协同效应、风险分散效应等。而对全能银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全能银行的特殊风险和利益冲突上，批评者认为：全能银行除了金融业务的一般风险外，还有多元化金融服务带来的特殊风险，如：不稳定性、风险传递、资本重复计算、不透明结构、金融势力集中等。另外，全能银行是由股东、债权人、客户、经理和职员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等众多利益主体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复杂利益系统，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而产生利益冲突。全能银行的支持者则认为：全能银行的特殊风险和利益冲突问题可以通过构建风险管理体系与监管体系解决。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实际上最近几年美国的全能银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美国全能银行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来实现的，而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则为银行的混业经营彻底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同时，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对德国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市场-‘体化的深入发展使金融市场变得更为发达和活跃，从而对德国的全能银行体制提山厂挑战。其次，并购机制的有效运用也促使德国发展金融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并购机制在欧洲得到了有效的运用，这为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中的公司治理提供了除银行监督以外的另外一种有效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德国银行也在努力提高市场导向型的融资。

从以上美国和德国金融系统的相应调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系统有趋同的趋势，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国家开始重视金融市场的作用，提高市场主导型的融资；属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国家逐渐在减少传统的制度壁垒，组建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全能银行。

金融系统的趋同趋势带来了金融系统中间模式的思潮。如果经济体系中既有发达的银行，又有发达的市场，也就是拥有全面发展的金融系统，那么社会资源将会得到更有效地配置，风险也将会得到更好地转移和分摊，这种全面发展的金融系统就是已初露端倪的金融系统中间模式。我们可以把金融系统中间模式定义为：介于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之间的金融系统模式或全面发展的金融系统。

三、金融系统视角下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控股集团化再造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系统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系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控股集团化再造对于构建我国金融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商业银行金融控股集团化是我国实现金融系统中间模式的重要途径

我国金融系统属于经济转型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目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银行仍然控制了大约80％的资金，在可预见的未来，银行仍将是我国金融系统的主导，但是我国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不理想，这从资产管理公司划拨的银行不良资产规模就可见一斑；同时我国证券市场也很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缺乏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就是明证。作为经济转型国家，我国的金融系统尚不发达，德国的银行主导型和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模式都不符合我国实际，因此我们在设计我国金融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结合我国国情，逐步探索一个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功能的金融系统。

通过对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趋同趋势和我国实际情况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系统发展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中间模

式。我国要实现金融系统中间模式就必须坚持银行和金融市场均衡全面发展。商业银行金融控股集团化不但有助于提高银行经营效率，而且成为银行介入金融市场的一条捷径，是我国实现金融系统中间模式的重要途径。

首先，我们需要继续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提高银行效率。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存在规模小、效率低等诸多问题，在这种大的格局下，商业银行发挥重要作用是必需的，也就是说，我国要实现金融系统中间模式不能采取削弱银行的做法，只能在完善银行体系的同时加速发展金融市场。从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情况来看，银行聚集了大量资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风险管理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根据世贸组织协议，到2006年底我国将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金融机构将享受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因此，加快我国商业银行改革，选择一部分商业银行组建成金融控股集团，提高综合竞争力，是当前我国银行业的迫切要求。

其次，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银行体系的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中介的繁荣，我国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的发展应该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轨国家来说，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滞后，不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市场机制的扭曲和变形。我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所暴露的问题也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短期内还是长期来看，金融市场发展都需要银行体系的介入和支持。在欧洲，商业银行是混业经营的，银行对金融市场的介入，对于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有助于银行规范有序地涉足金融市场，带来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双赢。

(二)金融控股集团化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在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两难局面下实现综合经营，提高银行效率

金融控股集团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控股，法人分业。控股母公司通过股权纽带对子公司进行联合经营、统一管理，控股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并分别经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各子公司业务之间设置防火墙等内控制度，遏止内部交易并有效隔离风险，降低非银行金融业务对银行安全的威胁。在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下，原来的分业监管仍然有效，因而不必对原来的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有利于实现金融经营制度和监管体制的平稳过渡。

相对于没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分业合作效率更高，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也更强。我国金融机构的分业合作由于没有产权联系，在合作中协调难度较大，因而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是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产权联系。我国目前实行的分业经营制度限制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控制、渗透，因而现阶段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产权联系的主要途径是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在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中，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子公司相互之间并不参股矿但均茁控股公：司参股或控股，因而不同金融业务子公司就间接有了产权联系，子公司在控股母公司的协调下可以通过一定的业务互动和资源共享实现协同效应，提高经济效率。

(三)金融控股集团促进银证合作的深化，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得到有效链接

我国资本市场相对货币市场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两个市场是相对割裂的，资金无法在两个市场中顺畅地自由流动。我国货币市场发展早于资本市场，银行体系通过银行存贷款成为主要的资金融通者，因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必须借助与传统的货币市场连通，吸引更多的资金人市，才能发展壮大。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业已经进人了混业经营时代。在金融业务上，商业银行通过持有资本市场资产、提供证券抵押贷款、设立证券交易帐户、成立共伺基金采涉足资本市场。投资银行通过向商业银行进行长短期借款、发行商业票据、次级债券等吸收货币市场资金。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的产权渗透方式与各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法律、结构等密切相关，因而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统一法人两种主要模式，而在我国目前分业经营的大环境下，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才是我们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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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2012年半年度报显示，报告期末，贸易融资授信余额2775 亿元，较年初增长18.89%。而今年年初的财报数据显示，2011年末平安银行贸易融资授信规模2334亿，实现中间业务收入14.85亿。一直以来，平安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上的成绩，让同行艳羡。以“供应链金融”业务起家并定位为战略业务，平安银行多年来如何保持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不断升级线上服务

2009年，原深圳发展银行（今年7月已更名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正式投产，成为国内首家提供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

系统投产当年，用户即突破1000家。根据平安银行向《经理人》提供的数据，该系统正式投产3年来，目前已有70多家大型核心企业和2600多家上下游企业，正利用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有效实施或参与供应链协同战略。

然而，在过去一年，互联科技带来的新型微贷技术，让供应链金融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优化升级成为必然。

随着中国平安入主深圳发展银行，其线上供应链金融优化升级的核心是信息流。要获取更大的信息流和数据库，就不能满足于只服务上下游企业，其触角势必要延伸至平行的公司、物流网络等，才能连接所有的关联方，整合信息流。

支撑平安银行信息流采集的是，该行原创性的突破型产品—商品编码标准体系。今年上半年，运行4年的商品编码标准体系，实现了商品价格信息的在线查询。此项服务提供了15个行业、数百种商品的动态价格数据，企业可自助按商品种类、区域、城市设置价格动态跟踪表，并同步提供相关产业价格走势对比分析功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有效的增值信息服务。

在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还未能提供全程无纸化的背景中，强烈的反差，让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的各种优化升级，显得光彩夺目。

信息流与物流并驰

中信银行副行长张强曾表示，银行控制物流是一件耗时费力又难以全面覆盖风险的工作，但是“物流和资金流的无缝对接越来越重要”。供应链金融服务中，物流对银行而言，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即银行看住钱，物流企业看住货。一旦企业出现经营等问题，物流企业可以快速反应，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基于此，2011年7月22日，平安银行与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与中铁现代物流管理系统正式直联对接上线。此次双方系统直联对接，将金融、物流功能无缝嵌入供应链交易过程中，实现了资金流、物流与商流的有效集成。这是国内首个实现与物流系统无缝对接的供应链金融系统。

两大系统对接后，平安银行能够实时掌握抵质押物的流通、仓储状况，进而通过中铁物流系统对质押物的动态实时管理，以达到有效监控风险的目的。同时，线上供应链系统上的融资、回款等资金流信息，也能实时反馈到中铁物流系统中；中铁现代物流系统据此了解企业的资金流情况，可为企业提供更好、更精准的物流监管服务，进而协助银行提高业务风险防范能力。

供应链金融系统与物流系统的数据实时交互，让供应链金融的核心—信息流，能够全面呈现供应链金融的现金流、物流状况，为风险管控提供信息数据支撑。来自平安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其贸易融资保持了良好的资产质量水平，不良率为0.25%，较年初下降0.04个百分点。良好的风险管控成绩，得益于供应链上各类数据的即时呈现。

挖掘新的收益增长点

国内大部分银行都在着力拓展供应链金融领域的业务。招商银行总行现金管理部总经理左创宏表示：“供应链管理已成为企业的生存支柱与利润源泉，对于企业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国内供应链金融可持续增长前景，却令人担忧。长期以来，各家银行集中在大型优质企业领域开展同质化竞争，业务收益率日趋下降。而平安银行看重中小企业这块日益壮大的市场，认为其中有着更多的收益增长点。但是，如何去挖掘这些增长点？

一是开发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围绕核心企业，供应链上成片的中小企业，虽然受惠于核心企业资信担保，享受到了融资服务。但是，又囿于传统信贷技术决定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银行始终无法深度介入。

平安银行的做法是，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在总分行设立专门的贸易融资专业的风险审批和风险管理团队，并设立贸易融资专业操作；同时，自行研发贸易融资债项评级体系，并制定专门的授信管理及贷后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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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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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稳定；系统性风险 一、引言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开始积极的探索新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和对金融系统发展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措施。宏观审慎监管于上世纪70年代末被提出，主要是国际清算银行开始意识到过分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会导致对整体金融体系运作中监管的忽视。宏观审慎监管是对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补充，它主要以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有效的防范金融系统的负外部溢出并最终实现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目标[1]。

二、我国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问题

1.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

一直以来，由于对金融机构准入监管的不足和金融行业高利润的刺激，使得部分非法集资及银子银行长期在一些灰色地带存在并发展，对法定正规的金融机构存在竞争，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繁荣发展。同时在目前的金融机构的投资中存在投资的盲目性及从众性使得投资产品的通货膨胀率较高，如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2]。金融机构的实际获利甚少，银行资产负债较为严重，导致资金的流动性存在很大的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会试图通过资金转让或发放信贷类理财产品来规避风险。同时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流的加强和频繁的相互控股现象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性强化，金融机构独立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不利于金融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2.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形势

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主要归因于劳动力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同时地方政府以GDP增速为动力积极主动的引导投资，推动了微观经济组织的发展，促进了投资。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市场的发展，进口国对我国产品的消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人口老年化的发展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市场上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经济结构性问题开始表现出来。

3.国际经济贸易市场上风险的加大

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已成为目前各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国内及国外市场中不断设立的金融机构，都推动了各国之间金融业务规模的扩大。然而与国际经济贸易繁荣发展不相匹配的国际及国内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不足，扩大了外贸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各国将重点转向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复苏上，使得国际间贸易壁垒及反倾销现象的不断发生，都加大了全球化大环境下各国的金融风险。

4.不健全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对金融系统长期的微观审慎监管体质的集中，使得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指标及主体都不明确，在实际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中，依然将监管工作的重点和理念集中于微观审慎监管。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缺乏具体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和监管方法，难以达到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职能要求。同时现阶段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呈现重复监管等监管问题，导致宏观审慎监管中执行效率较差。

三、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议

1.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制度建设

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都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为目标实现金融系统的稳定，但二者在监管方式和监管重点上存在差异。在建设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时，首先要转变以往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的观念，微观审慎监管以个体金融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而宏观审慎监管要求从全面的整体出发，因此，在完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上要实现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其次，要加强对宏观审慎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设立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并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规章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最后，对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现有的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核心的微型审慎监管为基础，密切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和其他的宏观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交流，以推进全球的宏观审慎监管工作。

2.推进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建设

在对金融体系内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宏观审慎监测系统，以构建系统性风险评估系统和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机制为主体，通过对宏观金融机构产品业务风险的评估了解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情况[3]，同时也方便了对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掌握了解，有利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开展。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应在将国际金融系统监管标准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现状结合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政策工具，如对动态杠杆率指标工具的研究、严格的金融机构准入标准等。

四、结语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主要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核心，不同于微观审慎监管对个体经济实体的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是以整个金融体系对对象，通过全面的、逆周期的监管，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规避。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各方共识，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和以逆周期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动态拨备制度在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上有着更好的保障性。

参考文献：

[1]李建全.系统性风险新认识与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探索[J].金融与经济.2010(8),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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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世强检察官 法学本科，先后毕业于重庆市文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参加工作，任中学教师；1987年调入重庆市永川新胜地区检察院工作，历任刑检科科长（批捕、合一）、法纪科长、职侦局长（反贪、反渎、控申、预防合一）等职务；2008年调重庆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工作，任检察员（高三级检察官）。期间，在职务犯罪侦查局工作长达15年之久，曾主办、参半过不少案件，并结合业务实践写下了500余万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论文。如：《直接受理案件初查工作雏议》，被《中国刑事法》杂志刊用；《职务犯罪预防要实现四化》及《建立保外就医法律监督机制的实践探索》均被《人民检察》刊用，并获得优秀论文奖；《公诉案件证据标准及其运用》一文获第6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三等奖。

[核心提示] 针对当前金融领域内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案件定性难、结果处理难、赃款追缴难等现状，通过选择初查路径、灵活审讯技巧、突破侦点等侦查谋略的实施，提出侦查职能专业化、纵横机制专业化、情报获取专业化、侦查手段专业化、侦查队伍专业化等创新思路。

四、突破侦点――采用“五个结合”模式

（一）技术侦查与选定切入点相结合

近年来，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的作案手段不断变化，多样化、边缘化、智能化等特点日益突出，案件突破难度越来越大，技术侦查无疑是应对当前复杂反腐败形势的有力手段。公安机关经过多年发展，通过通讯侦查、网络侦查等侦查手段的运用，已经形成了“现场提取物证、视频锁定轨迹、侦查逐个查证、物证认定犯罪”的疑难犯罪案件侦破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并规定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要借鉴公安机关现有的技术平台为技术侦查服务，反贪侦查人员要熟悉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电子证据，提高在预审中运用以及转化这些证据的能力。尤其要注意在错综复杂的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情中找准突破口是案件侦破的前提。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分行副行长曹某受贿600万元案时，曹某自恃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自己受贿问题查了多次都没有查实自己受贿的证据，自认为有一套反侦查伎俩，对受贿犯罪事实不予供述，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对此，侦查人员及时转换侦查思路，依法与公安机关配合，采用技术侦查，找准突破案件的靶心，一举侦破曹某受贿600万元大案。

（二）情报信息与攻击心理相结合

从金融行业入手，收集行业数据，搭建金融、检察信息共享平台，为检察机关提供查询窗口，以便获取金融行业内部信息；尤其要建立检察机关和金融系统内部查询系统，但要设置必要的查询权限。在案件启动过程中，实行“协同上案机制”，强调技术、信息、情报三大专业手段的同步并行。重大的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临时指挥部要由案侦指挥员、情报收集员、情报分析员和专案内勤组成。要运用情报信息获取的证据对金融系统贪贿犯罪嫌疑人进行攻心战，采取法、理并用，击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例如，某检察院在侦办某营业所主任刘某受贿窝案时，侦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仍无突破性的进展。一天，侦查员突然秘密收到情报反映该案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弟弟是受贿犯罪的共犯。根据掌握的情况，侦查人员得知刘某的弟弟虽然是本案受贿犯罪的共犯，但他伙同其兄作案的数额不大。如果攻下了其弟，对攻下刘某乃至全案至关重要。于是，检察院便以此为突破口，让其弟对刘某受贿的事实作了供述，为攻破刘某受贿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强制措施与拆散同盟相结合

查办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是一个发现和证实犯罪的过程，各类证据的收集都围绕着一定的时空条件，一定的规律进行，适时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突破案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案件，应大胆启动违法所得进行没收这一特别程序，但要把握这一程序启动过程中的证据标准。虽然这么做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金融贪贿犯罪，就必须大胆、适时启动这一程序。尤其是金融贪贿案件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利益共同体，案发前后，当事人之间大多建立“同心同盟”进行反侦查活动，瓦解、拆散攻守同盟是攻破案件的关键。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分行副行长李某受贿窝案时，几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依照事前约定而对犯罪行为竭力回避，拒不交代，侦查人员利用犯罪嫌疑人分赃不均、截留赃款的矛盾，适度将信息泄露给嫌疑人，让其相互指证，并安排侦查人员对嫌疑人宣讲主动、自首等法律知识，使该案快速侦破，4名犯罪嫌疑人共同受贿80万元窝案得以侦破。

（四）全面控制与固定证据相结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进一步强化，这就客观上要求侦查部门提高侦查水平，增强取证能力。侦查人员应充分利用嫌疑人被羁押后的第一次提讯，积极与看守所沟通，在遵守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的前提下，及时提讯嫌疑人，既充分利用难得的空隙时机继续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又能积极开展调查，不断充实与完善证据链条。另外，还要重视证人以及其他案件相关人的询问工作，强化询问的心理攻势，使证人充分、客观地作证。侦查部门要高度重视再生证据资料的收集、固定和运用，对于参与反侦查活动的人一般都可以作为新的证人。反应金融系统贪贿犯罪事实的痕迹、现场、证言等都应当查明，并以证据的形式固定下来。

（五）同步录音与类似借鉴相结合

在侦办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中，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情况纳入目前检察机关的考评体系中，出台科学、合理且具有良好导向作用的考评指标，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对在金融贪贿案件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不规则行为进行纠正。尝试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间接在场制度，讯问时，律师在讯问室的另外一间房观看经过消音处理的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结束时，如果律师认为讯问符合同步录音录像相关规定的，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如果不符合的，有权拒绝签字，并提出纠正意见，这在金融贪贿犯罪侦查中尤为重要。侦查实践中，一个部门内部管理和职能都有相似之处，金融贪贿犯罪行为与其他贪贿犯罪行为既有方法行为上的共性，又有方法行为上的个性，检察机关应重点从侦办金融系统成功案例中寻找相似点进行借鉴。例如，某检察院从外地侦办某营业所所长付某贪污案中受到启发，及时安排侦查员对该县金融系统的相关线索进行梳理，挖出县工商行一个营业所所长李某受贿犯罪线索。当对李某进行立案侦查时，李某十分强势，抗拒审讯。但事先侦查员就找关键证人证实了对其行贿30万元，李某帮助其贷款300万元的事实，并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固定相关证据。李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供述了自己收受贿赂3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五、创新侦查思路――实现“五个专业化”

（一）侦查职能专业化

检察机关应重新审视检察权的作用和范围，设置专业办理金融贪贿犯罪案件机构，专门办理金融系统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案件，进而打破现有依照案件类型以及诉讼环节进行职权划分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模式，将金融职务犯罪侦查权扩充到对金融贪贿犯罪案件的侦查处理权。针对金融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不明案等罪案，制定《办案风险预警评估办法》等专业化办案规范，细化流程、节点控制，加强对金融系统贪贿案件质量和效率的管控，打造金融系统贪贿精品案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查办金融贪贿案件的专业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和协作，形成协同作战的整体合力，突出打击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侦查职能专业化。

（二）纵横机制专业化

健全检法两家办理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信息互通机制以及资源共享机制的建设，与法院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及时统一执法尺度，完善纵横信息联动机制，对金融贪贿案件侦查、审理中发现的类型性、苗头性案件及时进行研究，以达成共识。尤其要对金融贪贿犯罪的信息资料予以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典型金融贪贿案件，及时掌握金融贪贿犯罪基本动态，了解金融贪贿犯罪的手段、方法、特点及趋势，查找管理漏洞，解决打击金融系统贪贿犯罪的法律难点，对犯罪规律、法律适用、立案条件、证据标准等问题进行调研，用以指导侦查实践。建立检察巡视制度和检察辅导制度，将办理金融贪贿犯罪的侦查员派驻金融机构，以及时发现金融贪贿犯罪线索，并对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机构报告金融贪贿犯罪案件的信息予以监督和指导。加强检察机关与金融管理机构的联系，建立联系合作制度，使金融管理机构能向检察机关及时通报金融贪贿犯罪线索，向金融监管机构提示相应的金融风险，突出侦办金融贪贿案件纵横机制建设专业化。

（三）情报获取专业化

金融贪贿案件的智能化、网络化、虚拟化特点决定了对金融贪贿犯罪的治理需要有更为及时、丰富的信息来源。检察机关应加强专业化的金融情报机构的建设，由专业化的人才组成，负责金融情报的收集、保存、整理、分析、移交，专门服务于金融贪贿犯罪侦查。将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的数据库进行联网，达成信息共享和交流，为金融贪贿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只有在充足的信息支持下，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机构才能及时发现和掌握金融贪贿犯罪的相关线索，重点打击金融贪贿犯罪，突出侦办金融贪贿犯罪情报机构专业化。

（四）侦查手段专业化

通过专业的制度设计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能在侦办金融贪贿案件中实行专业化分工，充分发挥其在惩治金融贪贿犯罪以及参与金融市场综合治理中的能动作用。通过“由上级院统一组织部署，调集一定数量的侦查力量，集中进行攻坚战；由上级院派出业务骨干，带领下级侦查人员办案；由上级院将本院管辖的案件交下级院侦查；由上级院认为有必要将下级院正在侦办的案件提到本院办理；由上级院指定下级院办理其他院管辖的案件”等侦查策略的实施，结合惩治金融贪贿犯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调整金融贪贿犯罪侦查工作思路，提升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水平，完善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机制，实现金融贪贿犯罪侦查精细化，使金融贪贿犯罪侦查工作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突出侦办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手段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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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功能观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默顿以金融系统基本功能为出发点，在分析和观察金融系统的领域中引入了“金融功能观”的观点，使金融系统功能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发展，“金融功能观”的启示在于：首先，金融系统的功能观有利于政府金融管制，是适应经济发展快速变化的时代要求的；其次，作为实现金融基本功能的载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三者之间存在竞争性，直接导致了金融系统的结构变化，使得最终提供金融功能的主体一定成本最低；第三，随着企业集团的发展愈发成熟，外部金融市场并不能完全满足其发展需要，因此成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必然要求。

二、我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金融功能

（一）支付结算功能

财务公司的支付结算功能是其金融功能中最基础的。第一，通过财务公司结算平台统一划拨资金，减少资金在途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第二，通过财务公司内部转账结算，第一时间了解资金余缺，实现统一调剂，提高资金运作效率。第三，通过财务公司进行集中结算，是企业集团实现资金集中管理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有利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从资金管理角度上升为资本运营高度。

（二）筹融资功能

财务公司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企业集团的筹资需求：同业拆借业务。财务公司利用同业拆借市场广泛的资金来源可以满足企业集团临时性的资金余缺调剂。票据转贴现及再贴现业务。财务公司可以将其持有的贴现资产，即商业票据在同业市场上进行交易，或向央行办理再贴现，通过卖断式票据转贴现或回购式票据转贴现盘活企业集团的票据池，利用票据的灵活性为企业集团筹集到低于同期贷款利率的资金。

财务公司在资金融通上充分体现出自身金融牌照的优势和资金规模的优势。当财务公司的资金归集率达到一定水平时，资金的规模效应得以体现，通过合理的资金配置以及对内部资源的了解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率。比如：财务公司向成员单位发放贷款，出于对其经营情况的了解和内部风险的有效控制，可以在流程上提供优于商业银行的高效快捷服务。比如：财务公司可以借助企业集团的供应链模式，开展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这样既能减少企业集团整体的资金占用，也能为财务公司增加新的利润点。

（三）信息咨询功能

财务公司的信息咨询功能相比于其他金融机构有着自身的优势。首先，财务公司了解企业集团所属行业的信息，知晓企业集团旗下各成员单位的经营情况；其次，财务公司的企业与金融的双重角色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政策走向，分析市场形势。第一，通过专业化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为企业集团提供决策参考；第二，借助专业平台对企业集团面临的风险进行预警、评估、监控和化解；第三，便于成员单位进行资信调查。

（四）资金管理功能

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功能体现在当企业集团的资金归集到财务公司后，如何配置、使用和管理。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既要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风险；又要在保障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化的盈利。

在流动性管理中，财务公司首先要满足集团的资金支付需求，因此资金头寸管理愈加重要。在安全性管理中，财务公司对委托投资、理财业务、账户管理等方面都要严格控制风险，保证资金安全。在盈利性管理中，财务公司应在满足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争取资金的最大化收益，提升资金的运作效率。

三、发挥财务公司金融功能的建议

（一）加强风险防范和控制

首先，建立内部信用评价体系，动态管理风险预警，信用风险转移、补偿机制。其次，对于市场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实施限额管理。第三，完善操作风险规章制度，加强稽核，加快信息系统建设和开发。第四，重视监管指标监测，制定应对流动性风险发生的有效措施。

（二）加强金融创新

基于传统业务，应在融资、金融同业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中间业务等方面着力拓展。如：银团贷款体现“强强结合”，信贷资产转让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资产证券化业务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销售融资业务将金融服务充分融入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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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调；金融协调；金融地理学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5-0051-06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是一种整体优化状态，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稳定性、功能优化性的稳态。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协调是系统整体性的内在要求。系统通过各组成部分的协同、整合，使其在运动演化中不断保持良性循环。

国外学者对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与技术层面。

宏观层面致力于探讨国际范畴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如何克服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应对金融危机成为研究焦点，如Gautier P A(2009)对协调摩擦(C00rdination Friction)与金融危机关联的论述；Marshall D A.(2002)剖析如何通过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观经济、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而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协调失败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Manz M.(2002)则重点研究由于缺乏准确信息而导致协调失败进而引发的金融传染(Fi－nancial Contagion)问题。

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某一具体组织或机构(Organization)内部的协调失败问题。如Brandts J与Cooper D.J.(2006)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协调失败的观测。微观协调通常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现实世界，探寻内部机理。如Davis D等人(2009)对求过于供市场的信号、类型及暗中串谋的考察，即Cooperafion Without Coordination；De－vetag G，(2003)对临界量博弈(Cfitical Mass Games)过程中合作和信息的实验模拟。

技术层面则完全是从协调技术(coordinationtechnology)角度探讨如何确立和完善合作过程中高效率协调所必需的技术手段。合作(CooperativeWork)需要三个层面的支持：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与协调(Coordination)，后者依赖于前两者的充分实现。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较少对某一国家内部各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展开论述，缺乏空间维度的考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区域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因而中国学者针对该领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

孔祥毅(1998)最早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新的理论和范式为进一步深入探析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昭示了新的研究路径。

然而，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学者意识到金融系统的内外协调决定了金融的安全与效率，也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但是很多学者未对金融协调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或者不同学者界定的内涵外延存在交叉和冲突，导致金融协调的诸多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其理论体系还比较杂乱。

此外，相关文献多致力于全国视角，对中观区域视角的研究还很不够。笔者将采用金融地理学理论，对区域协调发展做一个全新的阐释，通过金融协调理论溯源、内涵、外延、分歧及共识探析，对金融协调理论进行梳理，框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的研究主体与内容，同时凸显其实际应用价值。

二、理论溯源

一些学者认为，早期关于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理论没有明确的归纳总结，更多地隐含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如王原声(2004)指出，西方有关金融协调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麦金农(1991)的《经济市场化的秩序一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前者通过系统分析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后者通过分析一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状态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两者均主张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前提下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这实质上渗透着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金融的内外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刘刚(2006)则明确指出，金融协调论的理论渊源就是金融发展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金融协调理论预示着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沈军与刘莎(2001)认为金融协调理论与可持续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较高阶段，与刘刚观点一致。

更多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是金融发展理论只是协调理论渊源的一个分支，如王爱俭(2005)、祁敬宇(2002)等，将金融内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概括为系统论、制度学派、信息不对称、金融发展理论，加之中国古代哲学――协调性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不仅如此，笔者认为，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也蕴含了金融协调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的发展，区域金融的分析方法将会越来越多地涉及演化经济学、金融地理学、博弈论等多学科，学科间不断发生碰撞与融合，为更深入地研究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论的观点

依据系统论的思想，金融系统可以是一个广义的金融系统，即一个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内的综合系统。金融的协调发展是一种针对系统内众多要素的综合协调、整体协调，同时也是一种动态长远的协调及优化的协调，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各个要素之间达到相对平衡，更重要的是要优化要素间的组合，使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子系统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和谐与否是关键所在，也是衡量系统协调度的重要指标。白钦先教授、孔祥毅教授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思想中，已经带有越来越浓厚的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思想。

(二)制度学派观点

新制度经济学集中解决了四个研究领域的问题：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制度学派认为，协调的制度能够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反之，亦反之。金融制度的演化、变迁也遵循此规律。通常情况下，由于存在惯性，随着环境变化的制度进化比较缓慢。然而通过研究金融协调的实施机制与外在环境，可以对导致金融失调的关键性制度进行变革，从而带动补充性制度的演化，最终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协调发展。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中金融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企网络的建立过程中，银行家与企业家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为了寻求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有效制度，促进企业之间与银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金融的协调机制，通过融资过程中的学习交流与协调，构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稳固的链接和较高的相互适应性，完善金融功能和提高金融效率。

(四)金融发展理论

刘刚(2006)把近40年演变的金融发展理论，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论；

第二是1973年麦金农一肖提出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第三是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

第四是在世纪之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包括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论的理论渊源是金融发展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

(五)金融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

金融地理学不仅关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且强调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强调事物发展的大环境，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而自组织为复杂系统理论的核心和关键；演化经济学又是探讨复杂经济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规律的，因此金融地理学、自组织、演化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金融地理学突出了非经济因素对金融发展的作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素众多、目标多样、情况复杂、彼此紧密相关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当中，人类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因此经济、社会和金融这三太子系统存在关联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过程，都会与同样处于动态过程中的相关要素存在动态关联性(崔满红，2002)。社会、经济、金融三者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考虑金融问题必须结合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考察，并充分考察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

此外，金融地理学的“信息腹地论”考察了区域间金融资源流动和金融中心的变迁，而区际金融协调始终是协调发展研究的薄弱点，因而该理论拓展了讨论空间，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金融协调内涵、外延、分歧与共识

不同学者对金融协调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同，研究焦点也存在很大差别。如武巧珍(2004)重点分析货币制度与经济金融的协调，将其分为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两部分，其理论关注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经济金融的动态协调。窦尔翔、何炼成(2004)的研究则指出，金融协调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协调，另一方面是金融对经济的协调，从协调的对象上来看，前者是金融“本体因素”，后者是金融的“指向性因素”。王爱俭(2005)则解释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涵义，将金融协调稳定机制分为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协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其理论强调了机构协调层面。祁敬宇(2002)探讨了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将欧盟作为金融发展内外协调运行中的典型形态。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通过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协调，采取互相配合的、同金融发展有关的各种政策措施，达到既发展本国金融，又对世界金融产生整体良好态势的目的，其研究着眼于国际视角。王原声(2004)同样研究了基于国际视角的金融协调：金融发展内外协调的构成分为国际贸易协调、国际金融协调和国际投资协调等机制运作，是一个动态过程。事实上，金融协调的内涵丰富多元，其研究范畴也很广阔，既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在内的宏观方面的问题，也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资产结构、银企关系、收益与风险”等微观方面的问题(孔祥毅，2002)。尽管在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很多学者对金融协调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和健康发展(刘刚，2006)。

就金融协调的层次而言，学者倾向于采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的划分方式，但是其意指却大相径庭。如祁敬宇(2002)与王原声(2004)是以国别为界划分内部与外部。郭金龙(2006)则认为金融内部协调应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协调包括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显然其分类标准是从金融系统本身出发。其与杨大鹏(2004)对金融体系协调层次的划分不谋而合，即至少包括对社会、经济以及内部协调三个层次。窦尔翔(2004)则采用“金融本体因素”和“金融指向性因素”分别代指金融系统内部和外部。前者是指金融作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各个因素：金融体制结构、金融总量结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后者是指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赖以借助的渠道、途径或中介目标：体制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因素、实体资本等。邵国华(2006)将金融系统的外部协调分为四个方面：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金融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协调、金融系统与金融国际化的协调。内部协调则涵盖两个层面，内部协调Ⅰ与内部协调Ⅱ。前者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现有金融监管机构，银行业与证券业，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与保险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等分系统的协调。后者专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子系统的内部协调。蔡则祥(2005)将协调机制细分为“内部协调、外部协调、内外协调、综合协调”：“内部协调”是指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融资形式、对外开放等结构之间及其构成之间协调配合。“外部协调”主要是指在中国金融结构中，外资机构的引入与中资机构的输出的有机协调。“内外协调”主要是指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遵循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综合协调”是指金融环境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统及整体制度框架相协调。“四个协调”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尹优平(2007)则对区域金融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从机构、监管、区际、政策四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基础环节是区域内外金融各自协调发展，关键保障是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和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可见，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

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而非区域角度出发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

金融协调的内容也通常被划分为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面，然而不同学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理解和界定亦有所不同。如孔祥毅(2002)认为金融、经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个宏观的金融协调关系，而金融内部，如在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间，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则构成金融内部的微观协调关系。王爱俭(2005)将总量协调、结构协调、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归结为宏观方面，而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被归类为微观方面。郭金龙(2006)则将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都纳入宏观范畴。杨大鹏(2004)专门研究了金融体系协调的中观层面，即有关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问题。主要观点是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是“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它可以在产业组织的层面上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王威(2007)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问题，将其分为微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宏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三个层次，微观协调是基础，中观协调是衔接，宏观协调是关键。微观金融资源指广义的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金融制度资源和金融工具资源构成了金融资源的中观层次。宏观金融资源体现的是金融资源各层次的整合效应，而不是某一具体“硬件”层次的功能。由上述分析可见，不同学者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定位各不相同，微观协调和中观协调存在交叉和分类模糊的问题，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明确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的整体来研究金融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很难有效贯彻该理念。如蔡则祥(2005)明确指出了区域协调主要指金融结构在空间上的协调，但是其分析仍主要着眼于整个中国；其中观协调意指金融机构的协调，而非区域视角，没有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来考察协调。尹优平(2007)厘清了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既意味着区域金融业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金融发展上的合理分工。只有通过对空间上客观分布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配置，才能实现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然而其金融产业分析和监管层面协调仍然主要地着眼于全国视角。综上所述，对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整体宏观层面，必须深入到中观层面才能得出符合各地实际的研究结论。区域金融中观协调作为一项相对前沿和边缘性的研究工作，中国案例的研究将丰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

区域金融学者普遍持这样的观点，即协调是一种动态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中追求其效率，是一种协调中的效率(杨大鹏，2004)，即金融协调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协调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实现制度和系统环境的改善，实现系统的优化和系统效率的提高(尹优平，2007)。此外，学者们对金融协调的方式，亦基本达成共识，分为三个方面：市场机制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以及网络协调。市场机制协调主要指经济运行行为主体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一种协调发展；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作为市场机制协调的补充，这种协调主要依靠行政权威来进行；网络协调是指经济网络组织理论所强调的介于市场、企业或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的协调(王爱俭，2005；刘刚，2006)。尹优平(2007)对第二种协调方式存在异议：作为制度决定中的重要变量，政府往往在金融制度中发挥超强影响，但是其目前还远没建立起有效率金融制度所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精神；只有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或虽由政府部门推动但必须得到广大参与者认可的协调活动才能实现正的发展。显然，其论述蕴含了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自组织论点，即只有诱导式和限定边界式的他组织者才可以出现在自组织过程中。

四、研究构想与现实应用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为金融提供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表述。在研究对象的界定方面，金融地理学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学的先进分析工具。此时的金融不再是狭义的“小金融”，而是广义的“大金融”，即一个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内的综合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和谐与否是关键所在，也是衡量系统是否协调的重要参照指标。区域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区域可以是诸如欧盟、东盟的跨国界区域，狭义的区域则指一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笔者将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定位于一国中观区域，而非国际协调视角。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协调问题，如以美国经济学家福兰克尔(J.A.Frenkel)为代表的“溢出效应”学说，以美国经济学家库柏(R.Cooper)为代表的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国内外学者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空间维度研究的严重缺乏及国内外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忽视地理空间效应的倾向。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是区域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

所谓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各区域自身的协调发展，既包括区域自身的微观金融协调，也涵盖了其金融、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第二，各个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要协调，即长期被忽视的区际协调问题，孔祥毅(2006)提出的区域金融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以及郭金龙(2006)阐释的外延开放性，意指区际协调层面，遗憾的是，始终缺乏该层面的深层次分析；

第三，城乡金融协调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学者只是浅尝辄止。这同时也为金融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突破点。

按照金融地理学的研究逻辑，可以把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分为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逐次展开。金融地域运动起始于各经济地域的金融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因而空间差异的比较分析自然成为协调发展研究的出发点。金融产业是地域运动的物质载体，成为考察的关键内容之一。此外，由于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实质是金融资源在区域协调配置的效率与程度，即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与效率。因此可通过金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综合全面反映区域金融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金融地域理论认为，金融产业的中级成长阶段以集聚效应为主导效应，而在其高级成长阶段则以扩散效应为主导效应，它直接决定了金融地域运动的方向，造就了金融体系的空间运动格局。那么我国区域金融地域系统的发展是否遵循集中――分散规律，区

域金融成长是否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曲线，其金融成长差异是否最终会自发趋于收敛(σ趋同、B趋同、俱乐部趋同等)，金融系统的空间结构如何演变，金融中心如何定位，其演变规律和机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构成空间过程的分析主体；空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区际之间的互动和耦合，通过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动，带动其金融产业成长水平提升，最终实现金融地域系统的效率改进和协调发展。城乡金融地域系统长期以来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这是由于按照传统理论，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是金融核心、金融腹地与金融网络体系的空间排列与组合，其严格遵循金融中心的“国际性”门槛，站在城市角度分析问题，没有认识到金融中心的层次性(如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等)，其金融中心、金融支点和金融增长极也仅限于分析金融等别城市的空间相互作用，这将导致研究过程中将乡村地区和城乡边缘区排斥在直接腹地和扩展腹地之外以及城乡金融网络的缺失。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金融协同、协调发展成为金融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

区际只有高效金融合作，才能实现协调发展，实现系统优化。要重视区域金融发展的拓扑结构。所谓拓扑结构，它概括了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联系。金融体系是由许多功能模块组成的，当采用拆解金融体系的方法来审视区域金融体系效率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协调问题。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都可以视为独立的系统，只有充分利用相邻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实现同质区域以及异质区域的金融合作，才能达到模块的融合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合作能够充分利用各区域在资金使用方面的时间差或空间差，通过各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沟通信息，融通资金，发展区域金融市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实现整体金融系统效率的优化。长三角以推进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着力打造开放型金融、创新型金融、集约型金融与生态型金融，其金融合作区的构建已为其他区域提供了现实操作的成功范本。长期以来，中部六省金融行业的发展存在着内部发展不协调和外部金融分割的现状，并不能有效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可考虑通过信息生产功能、风险管理功能、储蓄动员功能影响六省的区域经济增长。中部六省在机构、业务以及行业之间都存在着共生界面，其金融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为六省金融联动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六省特别是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的金融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河南拥有全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之一的郑州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发展独具优势，而且银行业法人机构数量居中部首位；湖北金融业体系完备，金融综合实力较强；湖南证券业发达，券商实力在中部领先。由于金融特点不同，发展优势各异，如果能积极合作、相互渗透，中部地区将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的金融合作体系。

篇9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 微观审慎监管资本要求金融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17-05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因为微观审慎监管将经济波动视为外生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行为本身的系统性内涵，因而，应当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Lo, 2009）。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建议和立法草案，也纷纷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大都要求设立或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行使者，建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从而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实现方式及其作用限度加以分析。

一、微观审慎监管缘何失败

（一）监管目标与监管实践脱节，宏观目标形同虚设

纵观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史，在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非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是监管者的主要价值取向。相关国际组织的典型文件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2006年修订版）别指出，有效的银行监管并不要求单个银行不能倒闭，而是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系统性稳定本身就应当是金融监管题中应有之义（参见表1）。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监管立法中，保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始终是监管目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就目标而言，传统监管模式（至少在立法条文中）并没有否认或忽视宏观目标即系统性稳定的重要性。

尽管监管目标中不乏宏观考量，但在过去几十年的监管实践中，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单个机构稳健状况的关注，微观实体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地等同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忽略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大国博弈而片面从技术性环节对单个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过分强调。（周仲飞，2009、2010）。

（二）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行为模式雷同，使金融系统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下降

微观审慎监管以安全性和稳定性为重心，以商业银行为重点，主要关注信用违约概率（PD）以及违约损失率，参见图1所示矩阵。在监管者看来，金融机构应当以由此二者组成的矩阵来比照分析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和消除矩阵中右上角资产，而努力增加左下角资产。微观审慎监管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合成谬误。具体又存在两种情形：(1)同样或类似的监管规定使得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趋于同质化，从而在整体上助涨杀跌，客观上成为宏观经济周期的放大器和助推器；(2)忽视系统风险的积累。假设一个银行获得为期一周的存款，然后向其他银行发放为期两周的贷款，后者又向第三家银行发放为期三周的贷款并按此模式周而复始继续下去……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就难以发现这个漫长的资产链条最终系于一笔短期存款上，从而忽视了期限错配给整个系统带来的风险。二是导致金融机构的分散化投资策略效果减弱。一个机构的分散化策略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机构的相关策略。由于微观审慎监管者对“风险”存在着较为狭隘甚至僵化的理解，忽视了风险与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就类似于投资管理中的单一资产管理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的区别。

因而，传统上对微观审慎监管的过度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增加了系统的整体风险，内生性地削弱了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三）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单个金融机构对负外部性不负责任，导致“公地悲剧”

在微观审慎监管体系下，每个机构都承担着风险，但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效地管理这种风险，由此带来了金融系统显著的负外部性。这些溢出效应不仅随着机构自身的膨胀而加剧，而且机构间的相互传播也趋于频密，并在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形下带来社会福利的重大损失，从而导致“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或“联系太紧密而不能倒”，形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

在金融创新、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科技进步等多因素复合作用下，各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增强和交易复杂程度的提升，使得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对单个机构的稳定状况十分敏感，任何一个小的扰动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类似“蝴蝶效应”的后果，这导致整个系统变得十分脆弱。比如，2008年AIG、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的重组与破产就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IMF, 2009）。

在联系日趋复杂和紧密的网络结构下，假定单个机构风险状况的简单加总就是系统风险的这种线性监管思路面临着根本性挑战，在这种框架下，推行市场自律和基于原则的监管反倒会加剧系统风险的形成，增强系统的脆弱性。

二、寻找“宏观审慎”的边界

金融稳定政策的目标是保证金融业对宏观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供给，比如支付服务、信用媒介和风险转移等，这就要求减少信用和流动性供给过程中产生大的波动（Bank of England, 2009）。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就是保证金融服务实际供给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既要避免因为金融服务供给的波动引起实体经济的动荡，也要防范实体经济对信用和信贷需求的变化对金融业构成剧烈冲击。然而，“宏观”意味着一个宏大的概念，其范围最终确定需考虑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反映了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间的紧密关联，但是在对具体存在着何种关联的问题上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应当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其延伸的范围边界。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实体经济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危机。持前说者进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使命就在于保证金融系统免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其弹性和活力；持后说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当定位于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有效的信用供给，保证实体经济免受金融业波动的影响（FSA, 2009）。在我们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孰先孰后的关系，一定要鉴别出先后顺序意义不大，事实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关系也存在着差异。比如，在经济增长阶段，适当收紧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熨平信用周期就有利于保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平稳增长，从而增加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持续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稳定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用供给目标就可能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相冲突。此时，如果监管者只是关注单个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就很可能导致信用紧缩，从而客观上加剧实体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利用在繁荣时期储备的资本维持信用的平稳供给。

（二）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

尽管微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叠之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别：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宏观审慎旨在确保金融系统在整体上保持活力，从而保证金融服务的稳定供应。

比如，在过去20年中，英国名义需求的增长与经济的供给能力大体上相一致，商品价格相对稳定。但是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和海外银行资产增长迅速，从而出现了“不影响通胀目标实现的金融失衡”，货币政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参见图2。那些认为中央银行应当对资产价格的变动或经济失衡负起更大作用的看法，会在操作中遭遇很多障碍：（1）短期无风险利率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承担倾向的影响尚不明确。尽管在通常情形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当风险利差迅速调整时，这种影响的大小就很难确定，也就使得无风险利率对风险行为及风险利差的影响能力大大削弱。（2）仅仅依赖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防范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成本巨大，甚至可能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并使得物价稳定目标形同虚设（IMF, 2009）。（3）利用利率工具来防范资产泡沫风险会动摇市场的价格预期，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我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处于微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并居间发挥纽带作用：（1）要保证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的总量要求，就必须考虑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2）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实现又不同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以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为基础实现其目标。总体上看，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就要求在经济上升通道中稳定信用供给的数量和成本，而在下行通道时，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作用就需要利用和调整监管资本来保证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借贷不过分缩减。

（三）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其他限制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1）在资本自由流动、跨境借贷日益便捷和各经济体相互依赖深化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来严格控制国内市场的信用总量很难实现。（2）尽管信用供给主要与银行有关，因而监管银行对抑制资产泡沫、防止金融失衡有一定的作用，但一方面有时泡沫和失衡与银行的信用供给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最近十几年来“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速，这就会使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难以见效。比如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的爆发就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推动起来，银行信用并不是它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网络股灾难对传统金融系统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后果，反倒是紧随其后的电信泡沫破灭引发的违约潮对银行业的系统稳定造成了很大冲击（Bank of England, 2000）。（3）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不应当偏离或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信用效应。比如，在全球实际利率降低时，信用就倾向于扩张；由于全球资金成本的降低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亚洲国家的高额储蓄），这时就不能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平衡这种信用扩张效果，这也同样适用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资本需求膨胀。但是，在经济基本面导致负债率过度上升时，就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此做出反应。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现：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分析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危机爆发后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思路，比如加强对银行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提高资本质量，引入杠杆率指标，设计国际流动性标准等。我们认为，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监管工具可以成为完善监管改革的重要突破点和便捷方式，理由是：（1）金融机构的资本是联系风险与资产的枢纽，以资本金为基础进行杠杆化操作，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期和跨境配置是金融业区别于实体经济的重要特征。对资本的定量和定性要求的松紧程度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杠杆率和价格，从而事倍功半地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与风险偏好，进而影响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2）资本监管历史悠久，监管者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通过对传统资本监管加以修正，完全有可能藉此实现宏观审慎目标。

（一）动态准备金制度（Dynamic Provisioning）

危机爆发后，最先于2000年在西班牙实施的动态准备金制度引起了监管界的极大兴趣。传统准备金制度仅对已出现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是对风险的事后估计，提取比例的差异反映损失程度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银行的利润和清偿能力。20世纪七八十年生的银行危机，促使西班牙监管当局重新审视对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并自2000年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即在传统的一般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准备，以反映对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经济扩张时期，不良贷款比例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银行应建立动态准备金；经济衰退时，不良贷款比例高，专项准备不足以覆盖贷款损失，动用事前提取的动态准备金补齐差额。动态准备金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潜在风险可以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法估计，也可采用监管当局规定的标准法算出；实际风险值就是当期准备金。动态准备每季从损益账户中提取，有助于熨平传统准备金的亲周期波动。参见图3。该制度所蕴含的动态性、前瞻性和逆周期性特征，对增强银行业的弹性，促使银行针对特定类型贷款提取准备金很有帮助，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Bank of England, 2009）。

（二）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Systemic Capital Surcharge）

由于现有的监管制度仅仅关注单个机构的风险，而对系统风险疏于监管，这变相地鼓励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加剧了道德风险和公地悲剧，并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隐性政府担保。为此，BIS(2009)提出，在微观审慎监管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基础上，应当对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的机构甚至整个行业征收资本附加费，这种资本要求关注的重心是整个系统的风险承担与信用状况。类似于“谁污染谁付费”原则，避免由全体纳税人为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负责。

和动态准备金制度类似，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同样应当具有逆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时征收防止信用滥用，在经济萧条时减少对信用供给的阻碍（Tucker, 2009）。附加费的征收应当包含两个主要部分：（1）行业集中度附加费，即针对不同行业的发展走势和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设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并据此收取附加费，以实现在宏观上调控金融机构对不同行业授信的边际成本，从而有助于监管者提早预防危机的爆发。（2）机构重要性附加费，即针对那些对可能构成系统性威胁的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不同于前者，这种附加费并不是根据机构本身的风险状况来征收的，而是根据机构可能导致的负外部性加以收取，其目的是降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经营失败的概率，促使金融机构调整资产负债表，比如缩小规模或者减少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以避免产生可能危及系统稳定性的损失。

确定系统性资本附加费的具体标准需要对收费基准、行业风险参数、系统重要性参数、可能的违约损失、具体行业或机构的额外资本等一系列标准加以确定。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定量依据，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定性判断；不仅需要单一指标，常常需要根据多个目标综合决策；不仅需要做出静态的收费指标，而且要根据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动态调整。

（三）监管资本评估制度（Supervisory Capital Assessment Program, SCAP）

SCAP即通常所谓的“压力测试”，是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9年2月至5月期间对辖下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BHCs）实施的监管举措。该制度假设了一个比预期走势更为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而考察BHCs的资本能否支持其继续向具有信用能力的贷款人发放贷款。那些在评估中被监管者认为资本不足的机构，需要在公开市场或通过财政部的资本援助项目发行强制转换债券凑集并补足。

SCAP的实施过程是：（1）监管机构给定基本环境假设和恶劣环境假设，前者为2009年2月对经济发展预期所达成的共识，后者设定为比基本环境恶劣得多的宏观经济；在这两种假定下，金融机构分别预测自身的损失、收入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情况。（2）监管机构获得初始预测值后，对其加以审查和调整，并从金融机构收集大量有关其贷款与证券组合、交易账户、衍生品头寸等数据，监管者据此对金融机构的未来收支以及准备金做出独立预测；之后，由150多名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对最后预测值进行审查和分析。（3）监管者把2010年设定为更为恶劣的经济环境，在此环境下利用最终预测值比较和计算金融机构的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凡是一级资本总值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6%或者一级资本中的普通权益资本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4%的机构都需要额外补充资本金。参见图4（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09）。

SCAP通过设定经济环境，最终将资本要求落实到金融机构，将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熔于一炉，兼顾总体信用供给的宏观目标和单个机构稳健运行的目标，实现了对单个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此外，这种监管工具和手段具有覆盖范围的全面性、监管执行的一致性、评估过程的独立性和评估角度的多元性、目标与行动的清晰和可预测性、过程与结果的透明性等诸多鲜明特征。

四、启示与借鉴

（一）对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要有清楚的认识，避免不加具体分析地实施“别人感冒我吃药”的“跟风式”改革

如前所述，宏观审慎监管与其说是一种监管模式，不如说是一种监管理念，而这种理念已经很清楚地体现在金融监管立法目标中。这次金融危机反映的不是整个监管体系的失败，而是忽视宏观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措施本身具

有的内生缺陷及其不可持续性。因此，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立足国情，分析宏观监管目标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

（二）提高金融监管政策工具的宏观取向，将宏观目标嵌入微观监管措施

目前，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架构的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所采取的政策工具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做法并无根本差异，同样面临在微观措施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缺乏对宏观考量的弊病，比如套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客观上导致经济的顺周期性等。为此，我国应未雨绸缪，将国外成功的监管改革措施融入到我国的监管实践中，尤其是要避免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导致的内生性风险，比如，考虑引入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从而通过融资成本工具实现对过热经济部门的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考虑引入杠杆率监管制度和逆周期资本附加制度，控制监管套利行为的实施，努力熨平或缓解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顺周期性。

(三）加强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宏观经济部门与一行三会的信息共享和共同分析机制，探索建立宏观金融监控指标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负责对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财政部负责实施财政政策，发改委负责国家宏观投资计划的审批，上述工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支撑性作用。金融监管机构应当与前述宏观调控部门积极合作，充分利用后者的信息优势，积极甄别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控制变量，探索我国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合作机制和研究是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体系的基石，也是有效改造现有微观审慎监管措施的必然要求。

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出于学术探讨目的，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特此声明。

参考文献：

1.陈文君，2008，逆向倾斜下的金融监管研究[J]，上海金融，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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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仲飞，2010，银行法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4.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9, 79th Annual Report.

5. Bank of England, 2000,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June.

作者简介：

篇10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顺周期性；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工具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3-0011-04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

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BIS）就开始使用“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的概念。1986年BIS的报告中也涉及到了“宏观审慎监管”。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的文献并不丰富，直至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又重新审视对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周小川（2010）在《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指出，为了避免各种歧义，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简单理解为资本要求、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等，首先需要明确澄清其核心含义、框架结构和包含的具体政策要素。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宏观审慎政策首先是逆周期政策；其次是应对羊群效应等市场失效现象，使整个金融市场更加稳健、金融市场参与者更加谨慎；第三是全球化下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产品和交易日趋复杂，需要制定和实施更广泛的国际标准。

目前，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文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工具及其使用、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工具的具体运用及效果等几个方面（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CGFS，2010）。但总体说来，与货币政策方面的丰富文献相比，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些研究还远不能够为政策框架的实施提供一个有力且合理的支撑。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对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此前的微观审慎监管思路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能保证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资本和流动性应对外来的冲击（CGFS，2010）。因为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认为，只要确保了单家机构的审慎经营，就能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这使得长期以来，各国监管机构都将工作重心放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单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使得风险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很少发生，期间出现的历次危机，基本都源于在信贷和资产价格高增长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高度相似并集中于相同的领域，导致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李文泓，2009）。这表明，仅仅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而忽视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已经远远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G20，2009；IMF，2009；FSA，2009a；De Larosiere et al.，2009；Brunnermerier et al.，2009；Borio and Shim，2007；White，2006）。

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在五个方面（表1）有所差别（Claudio Borio，2003）。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从整体上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而避免经济体实际产出的重大损失。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作为个体金融机构的危机事件，而并不考虑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产出水平的下降；微观审慎监管的最终目标就是对消费者（储蓄者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不考虑给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在风险模型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强调，从金融系统整体行为的角度来看，风险是部分内生的；而微观审慎监管认为风险是外生的。在相关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资产负债表相互关联，存在共同的风险暴露，而微观审慎监管则认为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相互关联和影响。总的来说，宏观审慎监管针对的是系统性风险，而微观审慎监管针对的是个体风险（谢平、邹传伟，2010）。在校准目标和方式上，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是防范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因而采取的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校准方式；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是防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因而采取的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校准方式。

基于上述区别，微观审慎监管认为，只要单个金融机构是稳健的，则整个金融体系就不会出现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则认为，如果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那么以风险资本要求为基础的微观审慎监管体制就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才能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苗永旺、王亮亮，2010）。换句话说，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看，尽管每个金融机构都是安全正常的，但整个金融体系却可能出现问题。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维度

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时间维度（Time Dimension）和跨行业维度（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一）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主要关注风险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因此，在时间维度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系统性风险是如何被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放大的，这就是所谓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BIS，2001；Borio et al.，2001；Brunnermeier et al.，2009）。谢平、邹传伟（2010）指出，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第二，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两者都体现为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在经济上行期增加，在经济下行期减少，放大了经济的短期波动；第三，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体现为金融系统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放大。这种顺周期性被视为金融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Claudio Borio，2009），因此，有效克服资本监管框架中的顺周期因素就成为防止严重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之一（周小川，2009；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09）。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始于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启动新资本协议的制定工作。在谈到巴塞尔协议Ⅱ时，有相当多的文献聚焦于讨论巴塞尔协议Ⅱ的顺周期性。Rafael Repullo et al.（2009）针对Kashyap and Stein（2004）提出的关于风险敏感型银行的资本监管可能有助于熨平贷款和商业的周期性的观点，分析了西班牙1986～2006年工商业贷款的数据，提出了一种关于哪种方法能够更好地减少巴塞尔协议Ⅱ顺周期性的判断标准。他们认为，在新协议内评法的输入端，用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的逆周期乘数对所得出的监管资本进行调整，这种方法更可取；具体而言，将新协议下由时点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参数导出的资本要求，乘以根据GDP增长率对其长期均值的偏离度所确定的逆周期乘数，在这一算法下，GDP增长每偏离一个标准差，资本要求将增加或减少7.2%。类似的，Jesús Saurina and Carlos Trucharte（2007）对1991～2004年西班牙中央银行信贷登记系统中三百多万笔住房抵押贷款数据进行整理，计算了不同类型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PD），结果表明，运用时点评级法（point in time，PIT）比跨周期评级法（through the cycle，TTC）所计量的PD以及由此所计算的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要显著得多。新协议允许银行在设计评级体系时自行选用PIT或TTC，而运用PIT所计算的资本要求比TTC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对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有三个改革方向。第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通过引入针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具有逆周期特征的资本要求，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增加资本，建立缓冲，供其在经济下滑、贷款损失增加时使用（G20，2009；FSF，2009；IMF，2009；FSA，2009）。第二，建立前瞻性和逆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通过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G20，2009；IMF，2009；FSF，2009；FSA，2009；Panetta et al．，2009；Borio et al．，2001）。第三，改革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虽然公允价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了顺周期性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恰当的资产计价方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在不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原则的指引，限制其在不活跃市场中的运用，防止由于市场的低流动状态而出现的低价出售行为作为估值的基础。同时，也应当对这些使用公允价值存在困难的金融工具建立估值储备或进行估值调整，增强信息披露透明度（李文泓，2009）。

（二）跨行业维度

跨行业维度关注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点上，风险是怎样在特定金融体系中分布的，特别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关联性所导致的共同风险暴露、相似风险暴露及相关的行为反应。换句话说，这些风险暴露既可能是金融机构在相同或相似资产类别下的直接风险暴露，也可能是它们之间业务交叉而导致的间接风险暴露。从这个角度看，必须特别关注各家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风险之间的关联性（白川方明，2010），虽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引起系统性风险，但宏观审慎监管却是针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跨行业维度就意味着对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行为给予更严格的监管――例如对金融性房地产的借贷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是因为当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金融性房地产会使得借款人与银行都遭受惨重损失（谢亚，2010）。因此，跨行业维度的主要政策问题就是如何制定审慎监管框架，将整个金融体系风险损失控制在局部，从而控制系统性的“尾部风险（Tail Risk）”（巴曙松等，2010）。

在分析金融体系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时，可以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分析因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市场的问题而产生的系统性影响。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文献构建的模型将金融系统视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并将观察的重点放在其互连性、非线性和不可预测性上（Haldane，2009；Hommes，2006、2008；LeBaron and Tesfatsion，2008）。第二，构建了一种系统性风险的度量方法，在此基础上确定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分配状况。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是在金融体系层面上保障金融稳定，但具体的政策工具又体现在单个被监管的机构中，因此就需要一种符合系统重要性的能够在单个机构中分配系统性风险的方法。Nikola Tarashev et al.（2009a、2009b）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通用和灵活的在机构间分配系统性风险的方法，同时认为，不同分配方法的应用需要使用不同的宏观审慎目标。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一）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及其目标

为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有必要为监管当局提供一系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但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国际上尚未形成一致（巴曙松等，2010）。因此，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和易于理解的，但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和工具就众说纷纭了（谢平、邹传伟，2010）。Jean-Pierre Landau（2009）指出宏观审慎监管（系统和宏观经济）与两种方法（自动机制（Automatic）和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的结合产生了对监管工具的分类（表2），并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具是对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要求。

CGFS（2010）认为，宏观审慎工具的发展应适应现有的微观审慎工具（如严格的审慎性标准以及限制那些可能增加系统性波动和风险的活动）。这些标准和限制可能不时地变化，或针对金融周期进行逆周期的调整。在实践中，一些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可能会同时实现不同的目标。例如，LTV（贷款价值比率）的上限可能被设定成一个固定的值（如80%）并保持不变，这样不仅能加强金融体系的弹性，而且能够起到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ser）的作用以缓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并且，监管当局还可以通过对该比率在一定基准内进行动态地逆周期调整来强化这种自动稳定器效应。

另外，在FSA（2009）看来，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拨备、流动性和杠杆率等监管要求。他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信贷定价、借款人的杠杆程度以及借贷双方承担的风险；第二，期限转化的形式以及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比如银行期限错配的程度以及对批发性融资的依赖程度；第三，住房、股票和信用证券化等市场的资产价格与其长期均衡水平的关系；第四，金融系统的杠杆率水平；第五，一些尚未受到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如对冲基金）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是整个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部分。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将系统性风险纳入审慎监管视野，不仅关注金融机构面临的个体风险，而且关注系统性风险的水平和趋势。因此，宏观审慎监管仍然属于审慎监管范畴，与着眼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存在本质区别（李文泓，2010）。但是，在设定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时，必须考虑与具有同样目的――保障金融及宏观经济的稳定――的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这种协调取决于货币政策是否将金融失衡纳入其框架之内。危机前，人们关于货币政策的新共识是，货币政策只应保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如果有双重目标的话，也应同时保证可持续的充分就业。只有很少的文献认为，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金融失衡问题（Borio and White，2004；Gruen et al.，2003）。

N’Diaye（2009）发现，逆周期的审慎监管有助于减少产出的波动，降低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同时指出，诸如资本充足率之类的逆周期政策，可以使得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的更小幅调整来达到同样的保持产出水平和通胀水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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