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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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差异

1前言

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跨文化交际”一词最早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中出现，指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是国际间“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误解和冲突，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出发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一详细分析，并探寻有效解决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途径。

2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在对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内在的表现在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认识的模式上，中国素来重视“天人合一”，即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中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保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独立发展等西方观念体现出了西方的个体性思维。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有学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家庭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血脉观念，家庭内部长幼有序、辈分有别。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儿女18岁后就离开父母，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的职责。在对待个人隐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注重团结和坦诚，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问题，贸然问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龄，会引起西方女子的极大反感。

2.3法律观念的差异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开的鲜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法律观念的差异上。中国注重“以和为贵”和“家和万事兴”，打官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伤和气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法律的执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规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浓厚，法制精神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国家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场因建筑不恰当形成旋风致使老人摔倒，商场被告上法庭，老人获取了高额赔偿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

3.1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十分重视中西方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狗”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多用于贬义，影射坏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东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语言环境下，从“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与中国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如中西方在数字使用习俗的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偶数，例如“好事成双”“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国家了人们偏爱奇数，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数字。

3.2交往习惯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加深了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强调了把握中西方交往习惯的差异的重要性。首先在称呼上，中国重视“长幼有别”，所以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而在西方亲属之间直呼姓名是亲切和礼貌的表示。其次在见面问候时，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常常说“你去哪里？”或“你吃饭了吗？”，而面对西方人“你去哪里？”明显冒犯了他人的隐私，“你吃饭了吗？”西方人会误解为你要请他吃饭。最后再告别用语上，中国人注重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别时说“多谢您的指点，学生我受益匪浅！”，而西方在告别时多说“Happy talking to you ！”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欣赏之意和交往过程的评价。

3.3教育方式的差异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着眼于未来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这一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片面注重学生的成绩高低，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此外，中国孩子缺少必要的社会教育，造成社会使用能力比较低。目前，中国教育不断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上与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3饮食文化的差异

“民以食为天”，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对食物强调“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国人习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中国人的饮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饮食上追求简单和营养，十分重视进餐礼仪。西方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在进餐是实行分餐制，以“刀、叉、匙”为饮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沟通和了解，是在差异下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没有贵贱之分，跨文化交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最终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乡随俗”是跨文化交际过程避免出现误会和尴尬的有效方法，实现“入乡随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即通过交流和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效的语言交流要考虑特定的语境和交流环境，如见到中国朋友仍旧以“你吃饭了吗？”的形式打招呼，见到西方人则说：“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际者要汲取世界文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扫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碍。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往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养是扫除文化差异障碍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终也将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1]董芳.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J].理论观察，2012（4）

[2]邵彤.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黄耘.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南方论坛，2010（3）

[4]陈星伊.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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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商务谈判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对策

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业务日益频繁，各种类型的涉外谈判也越来越显示其重要地位。本文拟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探究国际商务谈判的内在规律，寻求涉外商务谈判的方法和策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对谈判活动的影响

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国家制度等影响下形成的谈判习惯及谈判作风，对于谈判活动的成败，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及其冲突十分必要。

一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往往体现在它的国民性上。国民性，即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特性。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观念的不同，在谈判过程中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产生误解。例如重“面子”是中国的国民性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如果要在“体面(面子）”和“利益”这二者中做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告诫读者在和中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国的这种国民性。很显然，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国民性的差异，才能有效地使我们正视自己的缺点，强化自身优势，并合理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在国际谈判的领域，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差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中国人有极强的爱国之心，这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偏见”――“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英国谈判学家比尔・斯科特曾说:“中国人极重面子，不要使他在让步中丢面子。”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有一定的共性。例如美国人的国民性在西方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他们崇尚奋斗和独立，性格外露，自信热情。在国际事务中，他们精于使用各种手段，配合外交谈判，从而谋得利益。美国人对表面的、仪式性的东西看得极淡，而对实质性的问题却非常敏感。

2.伦理和法制观念的差异。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中西方有着更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尽量回避从法律上解决问题，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西方人习惯用法律解决问题，由律师出面去处理纠纷。中国人平均主义倾向和“官本位”的思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使一些人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美国学者帕伊曾感慨地说：“许多美国工商业者已经学会，在中国人中间，只须用口头约定，或者握一下手，来决定协议或协议生效的可能。”综上所述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国际谈判中的一些体现，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差异对于交往和谈判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

二、应对谈判的对策

中西方文化各具优劣势，而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冲突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自我和了解对手。我们在涉外谈判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1.分权与集权。中西方在谈判过程中，都是既重集体又重个人的。相比而言，西方人较侧重于强调集体的权力，强调个人的责任，即“分权”。而中国人则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人的权力，即“集权”。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外行，那么谈判的结果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在谈判中，应当科学恰当地处理好“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2.原则与细节。中国人谈判时一般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在处理麻烦的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这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讨价还价中，处于有利地位。而西方恰恰相反，他们通常“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因为他们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因而愿意在细节问题上多动脑筋，而对原则性问题则显得比较松懈。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例如：我国政府在香港和等涉外谈判中，始终坚持“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因此，预先确立了细节谈判的基调和范围，赢得谈判优势。正是此谈判策略的应用，使上述外交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总之，了解中西方谈判作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有效地利用某些优势，克服某些方面的弱点，积极驾驭谈判过程，把握谈判的方向和进度，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Bell, David and Howard Raiffa:Marginal Value and Intrinsic Risk Aver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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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谈判 思维差异 对策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西部高山纵横、东部丘陵起伏。此外中国三面陆地，一面环海，北面多沙漠，西北、西南均为难以跨越的高原地带。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喜欢“以史为镜”。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易形成自大与自我满足的心理。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海洋环境的动荡不安，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具有冒险性和开放性，并且，还要求人们必须具有严守规则、默契配合同时又尊重权威的团队精神。

其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对于直观经验较为重视，但是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善于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判断，做出的决定有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容易忽视量的分析，只注重质的判断和其总体特征把握。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它强调的是不具任何价值色彩的事实，习惯于对事务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量的分析判断出某种决定“好”到何种程度，坏到何种程度。因此，西方人在谈判之前会准备好准确的数据，谈判过程中的分析和决策均以数据为准绳，他们对合同条款的措辞严密而精准，其目的是借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各种争端和意外事故的损害。

再次，中国人习惯从总体上观察事物，以全局观点开展工作。以与外国公司商谈建立合资企业为例，谈判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意向书的谈判，二是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谈判。在意向书谈判阶段，中方通常都是从总体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首先要尽快明确合资意向、投资主体、股权比例、经营范围、原料和技术来源等，以便尽快对外宣布，抢占盘子，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在合资合同和章程及其附件的谈判阶段再对诸如原料价格和技术许可费等具体细节进行讨论，习惯于把最困难，也是最实质的内容安排到谈判的最后阶段中解决。而西方人采用的谈判方式是局部取向，认为细节才是问题的本质，通常在第一阶段就要求确定原料价格、技术许可费等细节，一开始就想明确自己在合资企业中的利益所在。由于这些问题的谈判关系到双方各自的切身利益，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并且还会给潜在的竞争对手造成可乘之机，以致双方失去良好的战略机遇。

应对中西方思维差异的策略

（一）树立思维差异意识，力争

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征”。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决定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人员具有不同的思维或行为，也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谈判风格。所以为了使谈判顺利完成，我们必须加强思维差异意识，正确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在谈判期间，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或判断对方的思维方式，更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要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充分注意到对方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才能针对其中的差异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同时，要善于发现双方文化的共同点，取长补短，求大同，存小异，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努力实现双赢。

（二） 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在现代社会，许多类型的谈判都普遍受到法律体制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的法律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西方国家是法制国家，法制完善，法律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人受到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关系意识的影响，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导致了在谈判过程中注重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的处理方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已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涉及的法律事务将大量增加。运用法律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已成为我国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直接参加合资谈判的一线谈判者要努力健全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一旦发生纠纷，要争取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谈判环境。

（三）讲究诚信，切忌漫天要价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由中方提供一地到某地约40公里的火车运输服务谈判。开始时，中方有人提出80多元/吨的天价运费，当外方初表讶意，马上就60多元/吨、40多元/吨…的往下降。其实，这样不切实际的狮子大开口，任由砍一刀的做法，结果只能使报价者的诚信度随着运费的下降而快速下降。因此，笔者认为，谈判时要做到目标明确、准备充分、言必有信。在围绕目标向对方提出要价时，要学会用市场和经验数据来证明要价的合理性。既不能胡乱开价，也不能胡乱降价，否则自己的诚信度会下降的比价格还要快。另外，谈判中涉及投资、产品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要先请相关设计院做方案比较和可行性研究，充分运用准确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数据和事实说话，提高权威性以取得对方的信任。

结论

综上所述，思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商务谈判双方来自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谈判者的思维方式不同，谈判的模式和方法也会不同。要成功进行跨文化谈判就必须充分认识这些差异，学会观察异国思维，善于将他人的思维与自己的思维对比。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谈判者思维的差异，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才能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共同创造一个双方都能适应的经济文化环境。否则，忽视思维差异、乃至处理不当都会增加谈判难度，甚至无法达成协议，丧失商业机会。

参考书目：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敬南菲 美中外语 2004.7

《中西思维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邱国丹 商场现代化 2007.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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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历时性发展中西方差异随着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学前教育受到高度重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综合性非常强。学前教育主要是针对幼龄儿童，采取有效方法刺激其大脑，使其脑部功能逐渐完善。受年龄和身体特征限制，在教育的过程中，需遵循一定的原则，符合其心理规律，如采用游戏教育法、激励诱导等。除了智育，还要兼顾情感、价值观等多方面。经过大量实践，关于学前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多，在变化中日臻成熟。为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学前教育还应更加灵活、多样化。国内教育整体状况较为落后，不妨从西方借鉴一些有用的经验。

一、中西方学前教育历时性发展的对比

1.发展历史对比

人类学前教育出现很早，追本溯源，西方可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我国的学前教育则大致滥觞于战国时期。相比之下，西方在此方面具有良好的传承和丰富的积淀，从柏拉图到夸美纽斯，再到蒙台梭利，他们都遵循自然、自主、自由的教育原则，重视年龄和心理规律；我国古时，孔子有“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思想言论，颜之推则倡导“天性自然胎教说”。不过总体而言，国内的学前教育传承性较差，且缺少系统研究。此外，非主流和民间说也是我国传统学前教育的特点；而西方则较为系统，由专家研究引导，政府予以支持宣传，研究成果则通过名著传承，而且有法律的保障。

2.现代学前教育

在时间上，中西方的学前教育建制式均在19世纪兴起。西方将学前教育从普通教育中独立出来，逐渐建立起相关理论。班级幼儿教育迅速发展，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在1937年创建一所教育机构，主要是针对1～7岁的儿童，1840年改称幼儿园，并系统的论述了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及方法和内容。在他看来，幼儿园教育应建立在儿童自主活动的基础上，符合儿童心理。之后，杜威、蒙台梭利等在此方面都有很多进步表现。我国当时主要是康有为的倡导，之后陈鹤琴也提出了“四要”教育思想；陶行知创建了国内第一所乡村幼儿园。然而直至如今，国内的学前教育理论缺少系统性，与实际情况不符，缺乏类似西方学前教育历时发展的厚重与纵深。虽然近代有学者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借鉴，但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多为看护式，而不是自然引导，与西方差异显著。

3.法律保障对比

学前教育在20世纪受到高度重视，不但理论研究和派系增多，在法律上也开始有了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地位大幅提升。如英国先后颁布的《费舍法案》《巴特勒教育法》等，都对儿童教育有了明文规定。包括2～5岁儿童具有义务教育权、要以90%的比例保障入学率、教育内容要具有艺术闲适性、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等内容。美国也先后出台有《儿童保护法》《儿童早期教育法》等，对于4岁普通儿童的学前教育，应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如果是天才儿童，要保证其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加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对贫困儿童要予以各方面的补偿和支持，提高学前教育的地位，使其上升至战略层面。随着人口的增多，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力支持越来越大，美国每年大约要拨款80亿美元，英国每年则要拨款近25亿英镑。

相比之下，国内的立法本就不完善，在学前教育上同样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起，虽制定有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如《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系统。而且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难以真正发挥法律作用，起到实际性效果。主要表现为：局限于日常管理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内在关联性。由于教育模式不合理，重城市轻农村、数量多能力低、要求高管理差等矛盾越来越突出，与西方的差异更加明显。在西方国家，学前教育事业在法律的保障下，公益性水平不断提升；而我国法律落后，功利性重，公益水平不断降低。

二、如何促进国内学前教育的兼容性发展

儿童是人生的早期阶段，教育水平和素质能力对以后有着直接影响，必须加强在教育方面的重视。学前教育的开展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育环境、师资队伍、教育模式、教育思想体系、法制建设等。而且不能太过单一，要敢于从西方教育中借鉴经验，实现多元化发展。

1.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需进一步提升

教师是教学的引导者，其教育观念和自身能力与教学水平密切相关。在当前时代，应强化教师的人本意识，改变传统的教学思想，理解学前教育的内涵。只有走进儿童的内心世界，才能把握其心理规律，然后予以相应的教学。除了尊重儿童，还要体现其自主性，在此方面，教师应深入探究西方“无目的学前教学”。另外，随着学前教育的多元化日益突出，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一专多能”。即在专业技能之外，还应“多才多艺”，以便对儿童更好地管理。

2.采取中继进阶、分级认证制度加强教育队伍建设

美国专业团体实行三阶段进阶式、中继性学前教育资格认证制度值得借鉴。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以缓解人才“需求滞怠”的问题。教师的知识结构必须有“质的变化”，通过继续教育形成促进教师原有知识单元的顺应与同化，避免造成幼教人才在绝对量需基础上的质量缺失。同时制定多维度考察评价标准，从专业知识、工作态度等方面考察教师。

3.在未来发展中需推行前瞻性和保障性立法

学前教育立法化已成为国际性趋势，西方大国及部分亚洲强国相继实现了学前教育法制化，将国家儿童权益签约与学前教育法的制定紧密联系，形成了教育前、教育中和教育后三阶段的立法。国内在此方面必须加强重视，提高学前教育的法治水平。

三、结束语

学前教育对幼儿有着深远影响，在长期发展中，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需完善。中西方在此方面有着很大差异，我国总体水平与西方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今后发展中，不能固步自封，而应积极改革，吸取西方教育经验，化为己用。

参考文献：

[1]郭跃进.中西方学前教育经纬对比与优先发展思考[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24（12）：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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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语；英语；整体思维；个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4-0109-02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Thinking Differences//Li Nan

Abstract Language is a symbol system, is a product of the human mind, it is a thinking tool, to recognize the outcome of the store. Thinking ability is common to all mankind, nationality, has a national character, but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Chinese; English; overall thinking; personality thinking

Author’s address Qiqihar Medical College, Qiqihar, Heilongjiang, China 161000

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塑造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语言中有所体现。按语言谱系分类，汉语和英语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由于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各自用独特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形成各自独特的民族语言体系。

1 中西方文化基础的差异导致思维的差异

语言和思维方式都属于文化范畴，但又受到民族文化和哲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就文化本质而言，我国学者吴森教授在论及中西文化精神基本差异时指出，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科学、法律、宗教。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基石，一是道德，二是艺术。但中西文化最显著的差异是：中国文化是艺术，西方文化是科学。科学的精神是按着抽象的符号，利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从而对事物做理性的解释，目的在于寻求真理。艺术的精神是借着具体的意象，传神达意，画龙点睛地来表达感情或价值判断，目的是价值的欣赏和创造。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特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人要顺从自然规律。这种万物皆一的整体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整体具象思维，在语言上讲求整体、重直觉。西方人崇尚天人两分，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对立的，而且人处在支配改造的自然地位，故西方人看问题以个体为基点，习惯于解析抽象思维，在语言上求精确。

2 中西方传统哲学的差异影响思维模式

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念表现在思维范式上，中国人是重综合、重归纳、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发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对语言中的表现法影响极深。我国古代哲学家倡导一体思想，认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莫不存在于一体之中。《庄子·天下》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种整体思维观历千百年形成一种思维形态，同构对应于语言形态之中，对语言活动起一种支配、定势作用。西方哲学具有崇尚个体思维的习惯。从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提出整体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时起，即不断有哲学巨人提倡个体思维的价值。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提出：“每个人都应有自在的个性。”对英语的理性素质影响最深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重论证的主张与欧洲大陆笛卡尔唯理论的汇合，从思维上对莎士比亚后英语的理性规范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哲学中整体思维对汉英语的影响至少可举出3个方面。

1）用词语为事物命名的整体观照。汉语命名重统一观，具体表现为对事物的类属概念必须给予描写。如星球，汉语的命名首先是统称“星”，然后分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等。而英语命名时并不给予统称，则分别称为Venus、Jupiter、Mercury、Mars、Saturn、Uranus、 Neptune、Pluto。统称的目的就是为了顾及整体的统一感。

2）整体性重复的句子安排。汉语中经常出现周遍性重复，或叫做回环性复叠，这是中国式的整体思维风格的表现，如我国古诗中早就有：“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互戏莲叶北。”（《江南》）诗歌体以外的散文化叙述中，回环式铺叙法也很常见。在英语中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镇子坐落在一个峡谷里，东面是山，西面是山，南面是山，北面也是山。

The small town lies in a valley surrounded with mountains.

3）表现法的程式化综合性倾向。程式化叙述往往产生于力求全面的整体观要求，汉语常有这种表现。

*还有一些人相爱，一是通过长期在工作中的接触，二是性格相近，三是对工作和爱情的看法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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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文化；会计文化差异；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1

1986年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上首次提出了“会计文化”概念，与会学者围绕“会计与文化”的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此，会计文化的研究逐步扩展到美国、日本等世界诸多国家。我国会计界也从1990年开始展开了对会计文化的研究探讨。

一、会计文化的内涵

会计文化广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会计方面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目前国内许多学者用文化结构层来定义会计文化，分为表层――会计物质文化层，中间层――会计制度文化层，内层――会计精神文化层。狭义的会计文化把会计文化定义在精神层面，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毛柏林.关于会计文化若干问题的研究，1993）。

二、研究文化差异的理论基础

1980年霍夫斯蒂德（Hofstede）提出了区别于民族文化特征的四个层面：（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指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2）权距，指对组织的等级制度和权利的不公平分配的忍耐程度。（3）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指对不确定的未来采取激进还是保守的态度。（4）阳刚与阴柔，指对待生活态度和个人成就方面，是强调业绩还是人文关怀。

基于Hofstede的理论，1988年格雷（Gray）设计了一个连接文化和会计的理论框架， Gray又根据该框架提出了连接文化价值和会计价值的三个假设：（1）一个国家个人主义倾向越小，权距越大，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会计价值的统一性越强。相反，职业性越强。（2）一个国家个人主义倾向越小，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阴柔性倾向越高，会计价值的稳健性越强。（3）一个国家个人主义倾向越小，权距越大，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阴柔性倾向越高，其会计价值的保密性越高。（张云.中国会计文化研究，2007）

三、中西方国家会计文化的差异

根据Gray的理论研究，笔者接下来分析中西方会计文化的差异。

1.西方文化强调职业主义，个人主义倾向较大，权距较小，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低。他们倾向于较少的政府干预，注重权利平等，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专业导向，较少依赖法规。政府对会计管理的作用也有限，会计职业的社会地位较高，会计人员自我约束较强，从而能充分发挥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我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权距较大，对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较高，阴柔性倾向较高。而且我国的法律管制强于职业主义。会计人员普遍认同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准则和制度，职业化水平明显低于西方国家。

2.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灵活性较强，更加注重人的能动性，对会计实务的处理比较灵活，对会计差异的容忍度也较高。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统一性较强，强调全国高度统一而且详细到每一个细节上，虽然对会计制度和法规的执行力强，但是企业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空间很小。

3.西方国家倾向于激进主义，对风险的规避程度低，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较激进，大胆创新，强调会计处理结果上真实反映，对会计核算方法的关注度较低，比较乐观。我国会计文化具有高度稳健性。会计准则统一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比较谨慎、保守选择会计处理方法，对不确定的收益持保守态度，如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提减值，存货价值确认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等。

4.西方国家推崇业绩和优胜劣汰，阳刚之气较强，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强调真实反映，充分披露。我国更注重人际关系，人文关怀，阴柔胜于阳刚。不愿意对外公布企业的重大决策信息，年报中对财务数据的披露也较为简略。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倾向于业务数据的保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较低。

四、中西方会计文化的差异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从上述论述中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带来了巨大的会计文化差异。我们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会计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我国的文化特征，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

1.进行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业监管。坚持以政府监管为主，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管理为辅，两者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最大的效用，行业组织应借鉴西方经验，通过强化自身能力提高会计在企业管理上的职能。

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完善具有企业特色的会计制度，提高执行力，使制度落到实处，完善制度落实的责任制，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健全监督、反馈和考评机制，切实维护制度权威，形成会计文化“品牌制度”。

2.坚持以人为本，培养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力。会计工作的主体是人，会计人员的行为方式、行为力度与效率直接决定着会计工作的效率。所以，关注人，尊重人，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是构建我国会计文化的重要前提。建立相应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会计人员自觉参与企业会计决策的选择与实施中，充分发挥会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具有职业精神和进取精神的会计人才。

3.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可靠性。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决策使用者，应更多地面向利益相关者。加大对企业表外信息的披露，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可靠性、相关性，如企业的财务预测、全面收益等。对外公布信息坚持充分、公允的原则，避免因信息不对性产生管理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满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综上所述，进行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研究对新形势下会计工作的创新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会计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分析、扬弃和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吸收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国的会计文化应在继承民族会计文化精华的同时，加强与国际会计文化的交流，在会计理论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会计文化，做到兼收并蓄，中西融合。

参考文献：

[1]王希旗.浅谈建设以人为本的优秀会计文化[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

篇7

关键词：跨国公司；文化冲突；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08-03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涉足中国市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3年起，中国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展，与当地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日渐明显，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在华跨国企业的管理也逐渐被提升到一个令人关注的地位。对跨国公司来说，充分了解这种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其在华经营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

一、跨国公司在华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

荷兰比较管理学家霍夫斯坦特将文化定义为，在一个环境中的人的“共同心理程序”。他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人们心理程序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程序”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了不同的思维。从跨国公司角度看，文化意味着指导一个群体日常生活的普遍共享的信念、准则和价值观。文化的多元要素和多层次的差别，使跨文化冲突在所难免。具体来说，在华跨国公司的跨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方式不同。沟通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信息传递的过程，人们通常最重要的沟通方式为语言，因此沟通方式的不同最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不同。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个社会的文化，也蕴涵了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因而语言的不同也意味着思维模式的不同，而汉语和西方语系差别巨大，语言的不通不仅给日常交流带来障碍，在思维方式上也会产生差异。其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身体语言、表情、举止等方面所含意义不同也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企业在跨文化沟通中，采用同样的指令，会对中方员工和外方员工产生不同的效果，给企业带来管理上的麻烦。

2．价值观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对待自然、人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态度，会使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使企业管理、决策、执行方法复杂化。因此也容易产生内部冲突。中国文化一般采取直觉型思维，追求完美，稳妥为先，喜欢随大流，崇尚中庸之道，集体意识强，但时间观念差。而西方文化一般偏好理性思维，追求最优化原则，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强，怕束缚，喜标新立异。倘若语言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速成，价值观的了解却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深入接触才能逐渐理解。

3．管理方法的不同。西方文化明确主张将工作与个人情感分清界限，除工作外，下属与上级不需要有过多私交。西方文化重视人的权利，西方企业文化积极发动、倡导普通员工参与管理的分权式决策，能够更广泛地考虑员工的权益。此外，西方企业强调正规化、标准化的管理，注重准时性、紧迫感和利益关系，讲究原则。而中国文化却认同在工作中能获得友情，认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下属与上级的关系能够为将来个人的发展带来好处。中国文化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和匹配中往往更强调义务，更多倾向于上层领导的集体式决策，员工利益也更多掌握在领导手中。中国企业重人治，缺乏紧迫感，人情在工作中占有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4．民族性格及风俗的不同。东西方民族由于各自传统文化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深深融入民族性格之中，使各个民族表现出不同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不同往往构成跨文化沟通中最直接的冲突。此外，不同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因而会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偏好及禁忌。跨国公司在国外开辟新市场时，如果对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没有充分的了解，水土不服则在所难免。

二、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表现及负面影响

1．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研究表明，海外经理失败的比例一直较高，曼登霍尔与奥登认为这一比例为25％～40％；科利则指出，1／3的海外经理未能完成任务便提前回国。另有研究指出，海外经理的失败率与文化差异大小呈正相关关系。由此，文化差异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在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明显，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方面的问题亦不容忽视，这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为方式上，中方企业家一般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做决策时更为慎重，西方企业家则勇于冒险、敢于探索，尤其在应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建立新研发项目上更为积极。外方人员做事直率而中方人员含蓄，表达不同意见时，西方喜欢直截了当说明情况；而中方则更倾向于选择委婉的方式表达。外方人员的行为计划性强，而中方人员的行为缺乏计划性。

第二，管理方法上，西方企业习惯于在法律比较完善的环境下进行经营管理，会用法律条文作为行动依据。外方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是遵循“法、理、情”的事理顺序来开展工作，强调数字化、程序化、制度化，这往往让中方职员感到跨国公司的管理过于程序化、没有灵活性、不讲情面、重预算超过重控制等；中国管理讲究人伦，习惯以领导的意思和上级的指示为指导开展工作，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程序，管理过程中也不太重视数字的作用，主要依赖经验的判断。

第三，劳动人事方面，首先，在企业人员的工资待遇上，跨国公司多根据员工工作的性质和能力来确定，将工资调整与物价指数相结合；中方则更看重企业人员的资历、学历和职称。其次，在工资政策上，会把工资增长基数与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最后，在人才选拔上，中方在看重能力的同时，还注重政治素养、人际关系等方面，而西方管理者则更多地把能力放在第一位，量才而定。

第四，评价及激励体系上，最集中地体现在外方对员工的评价，“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而中方人员不但注重一个人的工作业绩和结果，而且还关心其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表现以及工作的过程。此外，中方的评估体系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而外方人员不认为“年长”就有特权，完全根据个人的业绩确定评价结果。在人员激励方面，外方比较注重物质奖励而忽视精神奖励，中方更注意把握两种奖励之间的平衡。

2．跨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

上述这些文化冲突若长期存在，势必对跨国公司在中国

的经营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据统计，在我国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有15％的企业比预定寿命短，其中由于外方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学习而造成企业不稳定是主要原因。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首先，增加沟通困难，降低管理效率。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与下属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他们彼此间不能达到有效的沟通和理解，会影响其彼此间的合作成效和关系上的稳定和谐，从而直接导致信息不能在组织结构层次上直接传递，致使管理者无法真实了解下情，对员工情绪思想了解不够充分，在采取决策时，势必会增加造成失误的可能性。同时，员工也不愿意或不能恰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久而久之，与上司关系疏远，工作积极性不高，双方矛盾冲突加剧。最终结果是企业收益不高，效率低下。

其次，对企业经营有消极影响。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跨国公司难以统一行动和决策，企业管理中混乱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使企业需要花大量的财力与精力来解决内部沟通协调的问题，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精力有所分散，无法全力关注外部市场变化和积极应对行业竞争。因此，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错失市场机会。

最后，产生信任危机，破坏目标统一性。管理者与下属职员之间缺乏沟通会使管理者认为下属懒散、缺乏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员工则认为上司呆板、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彼此的不信赖，会使误会越积越多，冲突愈演愈烈。本来价值观、工作方式态度就不同的管理者与员工，再加上彼此之间由于沟通障碍造成的信任危机，必然难以形成统一的企业目标和激发企业凝聚力，最终导致经营管理效率低下。

三、在华跨国公司可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个企业跨出国界经营，要实现商业目标必须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基于这个原则，针对所面临的中西跨文化管理问题，在华跨国公司可采取以下几点应对策略：

1．注重文化分析。置身于不熟悉的新文化环境中时，在华跨国公司可以对中西方文化分别进行分析，找到文化特质，整理发掘各种文化的优势与不足。识别并理解文化差异，不仅要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也要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强化自我意识。美国一位管理学家曾告诫说，跨国经营的成败，取决于跨国企业管理人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理解，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把美国文化观念当作超重行李一样留在美国。要将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区分开来，以便在管理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减少文化冲突和矛盾，发展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融合。

2．增强跨文化意识。对于在华跨国公司，若想解决好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要具备这样的素质，应该加强跨文化培训。文化敏感性训练、文化适应性训练，比如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员工集中在一起进行专门的文化培训、外语学习、冲突处理、实地考察，组织各种社交活动，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员工打破自己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减轻可能的文化冲突，培养文化移情能力和应变能力。此外，思想灵活，不守成规，倡导理解精神，学会尊重、理解异国文化亦很重要。全球500强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一些总裁就对中国的《孙子兵法》烂熟于心，并且还能运用到商业运作中去。

3．文化融合、创新。对于在华跨国公司而言，仅仅承认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或只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适应另一种文化并促进二者融合。文化融合是化解文化差异的必然途径。文化的融合是不同文化间在承认、尊重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进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文化。这样统一的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具有“杂交优势”。在华跨国公司应该在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战略需要和客观环境的要求，建立属于企业自己的独特文化，并以此产生文化协同效应，使中西方的不同文化群体产生相同文化意识、相同文化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新企业文化。

4．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公司文化。在华跨国公司应该建设具有协作精神的企业文化，超越多样性文化的差异性，消除文化偏见，吸收各种文化中相契合的优秀部分，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将其整合，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与公司总体跨国战略相一致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把企业的员工与经营战略和宗旨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了在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联系．增强了企业在不同国家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比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致力于寻找文化的共同点和互补性，增加相互沟通和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们的共同价值观是：每一辆大众汽车。都体现大众汽车品牌的卓越标准。在这一共同价值观指导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结语

篇8

关键词:十八世纪；陶瓷装饰；比较

中图分类号：J509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来被人们认为是陶瓷文化的发源地，因此，西方的陶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交流到了十八世纪尤为突出。根据专家的研究约在8世纪末，中国的瓷器开始西传，首先到达中、近东地区。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当西方能够自行制作硬质瓷之后，大量的瓷器工厂开始出现。在发展的历程中，西方瓷器制造商逐渐脱离中国传统的制瓷特色，运用自己的审美理念以及科学技术创造和发展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瓷器产业。

当然，在中西方瓷器制造逐渐分离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融合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也许恰好迎合了中西方共有的审美特点，但中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最终仍然导致中西瓷器装饰的巨大差别。

一、十八世纪中西陶瓷装饰纹样的界定

1、地域界定：由于本文研究的时间分区限定在十八世纪，因此在文中所涉及到的“中”指的是自清圣祖玄烨（康熙）三十九年至清仁宗J琰（嘉庆）四年之间的清代疆域图中所标识的统治领地。而“西”则指的主要是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国家。

2、“装饰”的范围：一方面，本文仅讨论瓷器的装饰，对于陶器装饰则暂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文中所说的“陶瓷装饰”主要是指所有绘制于坯体之上用来体现整体美感的装饰纹样，如青花、釉上彩装饰等，色釉装饰另行探讨，不在本文视野之内。

二、十八世纪中西陶瓷装饰与纹样的比较

由于中国及西方的地域差异、民族审美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中西陶瓷装饰必然在题材、构图、用色等方面存在较多区别。

1、十八世纪中西陶瓷装饰人物纹样的比较

十八世纪中国人物瓷画的装饰主要有两种表现技法：一种表现方法直接继承于中国的传统绘画。由于受到宣纸国画影响，风行不求形似而重神似的意笔表现方法，加之受到工艺条件的制约，这种表现方法中所画人物形象主要依靠线条的走向来表现，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意在笔先的表达方式，即这个人物究竟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构成人物形象的笔墨是否优美，具有韵律感（图1），且往往在表现过程中以山水景观与之配合体现出画面安排的整体性，如：携琴访友图、高士图，这些人物仅是用以辅助某一故事情节的阐述，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指定，他们的眉眼十分类似，衣着服饰相近；另一种表现方法则来自于对西方人物肖像绘画技法的学习。康熙皇帝由于受到西方瓷画的人物形体比例准确，五官面部栩栩如生，立体感强，色彩明艳和谐的绘画装饰的影响，借鉴铜胎珐琅技法，创造出瓷胎画珐琅的新手法，改变了传统陶瓷人物纹样装饰中长期流行的单线平涂技法，到了乾隆朝时西方透视画技法的引进，加上之前雍正时期创造的粉彩工艺，此时人物纹样中的五官、肌肤和血色、体态的动静变化，都能得到生动的再现。

同时期欧洲的陶瓷装饰中常见的人物纹样除去运用西方传统的透视技法表现，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绝大多数的人物纹样实际上都来自于当时的现实社会，有一些甚至于可以找到它的描摹原型，比如在1736年肯德烈制作的模制塑像中常取材于萨克森宫廷生活；直到1750年大约出现了十五种“裙装塑画”，其特征是贵妇穿着精致而宽广的绣花裙衬；1736年，以意大利的丑角为范本，肯德烈又模制了一些肖像，开始制作丑角哈勒葵英的肖像；1744年制作丑角皮埃洛茨、哥伦比尼斯和斯卡拉穆切斯的肖像；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宫廷主题减少，出现了工匠、矿工、农夫和乞丐像；另有部分宗教题材的人物装饰纹样，这些瓷器多为描写圣经内容，大部分题材来自《新约》，应用于宗教场合，主要绘制或半的女神、仙女像，作为社交礼品，在欧洲颇受欢迎，内容多是与表达有关的绘画题材，如新婚夫妇的纪念品、婚礼寓言、誓言等等。

2、十八世纪中西陶瓷装饰动物纹样的比较

十八世纪中西瓷器装饰纹样中动物题材的相似点最多，因为对于动物纹样的选择中西方大致相同，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动物都曾经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瓷器装饰中。不过两者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中国的瓷器装饰纹样中除真实存在的动物纹样外，还常见表示至高皇权的龙凤纹样（图2），表示祥瑞的麒麟纹样等，这些动物长期的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并且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是，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西方瓷器装饰纹样中除了极少数完全仿照中国瓷器纹样的产品之外，其他自主设计制造的瓷器装饰中没有出现过这些神话动物纹样。

3、十八世纪中西陶瓷装饰植物纹样的比较

对于植物种类的选择，中西瓷器装饰在十八世纪也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纹样的构图形式上。中国瓷器装饰纹样中常见植物纹样的表现方式是用缠枝骨架来构图，或者将植物形象穿插于写实小景的整体构图中，再者就是运用传统绘画中的折 枝形象，无论是哪种表现方式，这些植物形象的选取都秉承着“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原则（图3），比如莲花象征佛教，牡丹象征富贵，象征吉祥等。

西方瓷器装饰纹样中的植物形象则常以单枝或花丛景观的方式构图，这些植物形象多数是以写实手法来表现，与中国瓷器纹样不同的是，这些植物纹样不一定是为了表现某种吉祥的含义，而是在于对自然的真实再现，或是对异域风情的表达，体现植物的自然之美。

4、十八世纪中西陶瓷装饰风景纹样的比较

中国瓷器装饰中风景纹样多数与传统绘画的山水画面类似。中国的山水画布局讲究构图空灵，讲究五色用墨，讲究构图的虚实对比，这些景观主要表现的是山与水的自然交融，且并不是只注意山水景观的表面形态，这些画面真正的含义在于表现一部分人对于逃离俗世的渴望。但是西方瓷器上的风景描绘一般很写实，着重于对自然景观的摹写，其色彩表现十分艳丽，追求整体浓丽华贵的感觉，整体构图较满，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这种画面的描绘方法往往类似油画的写实技巧（图4）。

三、十八世纪中西陶瓷纹样装饰风格的研究

1、十八世纪中西陶瓷纹样装饰风格的差异

中国的瓷器装饰纹样往往从“雅”与“俗”两个方面来着手。“雅”包括与儒、道、释思想结合的中庸、无为、出世等思想内涵，在这种要求下，装饰纹样的主题往往有山水人物、历史故事等；“俗”则是与大众密切相关的祥瑞及生活题材，比如龙凤纹、婴戏纹、缠枝花卉纹样等。西方瓷器装饰纹样则可以看作大体是“宫廷”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宫廷艺术的奢华与夸张表现在装饰纹样中是那些写实的仕女人物、金银铜器，这些纹样满足了使用者对于高高在上的宫廷的憧憬与热爱，在这一需求上，西方瓷器的器物造型也讲究配件装饰的繁杂，如设计复杂的耳、层叠环绕的底座，并且用灿烂的金色来装饰；另一些比如植物、田园风光纹样所要反映的则是人们对于异域文化的想象。

除去纹样内容的差异，中西方瓷器装饰在构图等方面同样呈现了一定的区别。中国瓷器装饰纹样的构图形式分为：1、纯图案式：这种构图法则的装饰画面往往使用了中心构图法则，即以器物造型的中心为装饰纹样的中心，呈同心圆展开，在构图中讲究对称和均衡。2、国画式：这种构图追求画面空间的虚实呼应，常表现为山水小品或装饰性小景，以诗配画，内蕴深远。西方瓷器的构图形式总的来说可分为：1、纯欧式的，即宫廷样式，这种样式既有类似于中国装饰的“开窗”，也有同心圆格局，不过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主题图案外的部分多以金色装饰，呈现出金壁辉煌的效果。2、仿东方样式的，即模仿中国的传统纹样，但在配色上表现更纯，少见晕染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陶瓷装饰中还有一种区别较大的装饰题材，即铭章图案的使用。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时期还属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体系，官方陶瓷产品属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专有，因而无特别的铭章，民窑产品中少数定制器物，尤其是明器会根据定制者的要求标有使用者姓名，但没有图案式标志。在十八世纪的西方纹徽装饰却比较多见，这类瓷器一般是有社会地位的贵族定制，比如1737－1742年麦森瓷厂为萨克森宫廷一位有影响的大臣海因里希・温・布鲁赫尔伯爵制作的结婚用天鹅餐具，在2200件餐具部件上都彩饰有“布鲁赫尔－克洛拉特”（伯爵与夫人姓氏）的纹徽标识。

2、十八世纪中西陶瓷纹样装饰风格差异的成因

十八世纪中西方瓷器装饰纹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归根结底来自于两者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A、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

显而易见，中国和西方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社会体制：西方社会到了十八世纪已经进入了君主立宪制度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中讲究的是“法制”，即包括君主在内的任何人决断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此时中国的社会体制则是君主专制制度，与西方不同的是，这种制度往往表现为某些贵族能够脱离法律的制约，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更是表现出了“一言堂”的权利掌握。

2、神权与王权：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后，“神”的力量就被放到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地位上来。在西方尤其是到了中世纪时期，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甚至于能够独立于王权而存在，在有些国家，神权往往超过王权对社会的统治。不过中国人在对神的态度上则自始至终表现为将神权与王权结合讨论，“君权神授”“天子”这些传统语素都表现了这种社会观念。在中国，神降临到人间就是“王”，而人间的“王”就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对神权与王权的不同看法就决定了中西方在十八世纪社会观念的巨大差异。

3、传统思想：一方面，在宗教思想上，18世纪的欧洲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革命的出发点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估价人类的本性，从而改变人类生活的整个方向；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牛顿的自然法则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平民与贵族无贵贱之分，这种自由平等的思想经过启蒙运动的倡导日益深入人心，它使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人财富巨大、思想开放，他们更注重个人趣味和个人享乐，他们要求有一种符合他们审美趣味和享乐的艺术。因此可以说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的尊重，对人权平等的追求之上，特别是当文艺复兴运动展开以后，中世纪神权及王权的瓦解带来了人性的解放，艺术作品也由原先“为神的艺术”迅速转变为“为人的艺术”，所以，西方的艺术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人本身形象的写实刻画以及对人物内心精神的深刻表现。中国的传统思想则集中在儒家的“中庸”“入世”学说与道家“出世”“无为”观念的结合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学说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民族心理，所以，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就会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人们都希望与统治阶级近距离的接触以便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针对这种思想的瓷器装饰往往就表现出“教化”的功能，即以历史故事来作为装饰的主题，比如“萧何月下追韩信”“陈平称肉”等；另一方面，当“入世”的想法受到阻碍之后，人们又会追求远离统治阶级去过闲云野鹤的自由生活，这时一些高士图、采菊图就成为装饰的主题。

B、审美理念的不同

首先，西方自人性解放之后就提倡“人人平等”的观念，所以，表现在审美观念中就成为将自然与人类、贵族与平民都看作是平等共存的整体，不存在凌驾超越的关系，这种平行的关系就导致在西方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贵族还是乞丐、神灵还是蝼蚁都可以作为画面的主题，只要这些形象表现出独特的美感就可以。因此十八世纪的西方陶瓷设计家继承其文化传统，以再现客体的美感作为自己追逐的艺术目标，在这种审美理想支配下，西方陶瓷设计家在设计陶瓷装饰画面时，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其次，十八世纪的西方虽然从中世纪的宗教绝对统治之下挣脱出来，但是直到今天，基督教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面向大众的瓷器装饰艺术必须适应人民大众因受到基督文化影响的审美需求。

而十八世纪中国仍然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体制之中，人们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的认为“君贵民贱”，这种不平等的观念导致在艺术领域绝对不可以随意出现对宫廷及统治者的写实刻画，整个民族甚至于都以君主的审美观念作为自己的指导，再加上长久以来儒家学说及道家学说的综合影响，中国的传统审美理念就体现为以隐喻的手法来表现制作者或欣赏者的内心世界，加之主要供给宫廷贵族享用的官窑瓷器，由于这一阶层习惯于欣赏采用以传统艺术理念为指南而进行装饰的器面，往往把追求“再现”客体风韵的画面，斥之为“俗”，因而官窑的陶瓷设计家多为宫廷皇家画师，擅长写意传神，以“表现”客体的内在神韵为能事。而民窑艺术家由于受官窑瓷器艺术与传统绘画的综合影响，也以逸笔草草的写意画风作为常用的创作技法，当然这些技法表现之下的各个形象总是模糊的，无法像西方的艺术形象那样逼真写实。

C、工艺技术的差异

除了审美观念的差异之外，工艺技术的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陶瓷装饰的表现特点。早在中世纪，西方艺术家在“再现”审美理想驱使下，先后发明了透视法和晕染法。到了十八世纪，晕染法移植到工艺品之中（例如铜胎画珐琅），因而在技术上能保证“再现”式的立体画面的出现，独特的彩绘颜料也能够完美的表现出油画颜料的晕染混色效果。

中国绘画艺术虽然一度启用过晕染法，但是由于受到本身审美理念的制约，这种技法没有得到发展。特别是在陶瓷装饰中，由于受到绘画材料的限制，无论是釉上彩还是釉下

彩，在十八世纪初叶（康熙年间），尚无法使用晕染法，创作瓷画时只能进行单线平涂，无法使画面产生出立体感。

四、十八世纪中西方瓷器纹样装饰风格的融合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瓷器装饰纹样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16世纪，中法之间就开始了贸易交流。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宫廷生活所需的丝绸、陶瓷等，依靠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远东运来。18世纪中叶，在法国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西方的瓷器装饰纹样中有为 数不少的“中国式”装饰。不过在中西装饰文化的融合中，现在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洛可可风格了。这种融合我们同样可以在瓷器装饰纹样上找到。一位西方学者曾说过：“罗可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的契合，其全部秘密就在于瓷器所体现出来的纤细入微的情调”。德国著名学者利奇温评论中国陶瓷时就认为瓷器象征了罗可可时代特有的光彩、色调和纤美的质感。中国瓷器光洁莹润的质感，中国式的绘画图案造型，淡雅的色彩、流畅写意的装饰线条，恰是罗可可艺术纤巧、淡色，喜爱“S”形、“C”形曲线以及重自然逸趣的风格典范。当然，西方瓷器装饰对中国的学习不仅仅局限在洛可可风格之上，而且常常还表现出自己的装饰特点，比如1927年麦森窑生产的黄地多彩高瓶就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黄地彩瓷的模仿（图5）；塞弗尔窑生产的东方式装饰花瓶则是仿造中国的红绿彩装饰方法，不过在整体构图上则具有自己的特色（图6）；另一件麦森窑生产的彩绘堆雕盖罐在造型上模仿中国传统的三足香炉，不过纹样、色彩已与中国的陶瓷装饰截然不同了（图7）。

篇9

1.专制王权与宗教教权统治阶级的差异造成档案类型的单一与多样。

自然环境在中西方档案事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因素同样在档案事业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专制王权使中国档案的形成领域狭小单一，在中国三千年的档案工作史上档案主要形成于官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才是使用档案的唯一合法者。在中世纪，西方的政治制度较之中国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也是构成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在统治阶级上这种宗教教权和西方王权是分庭抗礼的，这就产生了为不同统治阶级服务的档案，进而增加了档案、档案馆的类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宗教文化始终处于专制王权的阴影之下，很难获得自由发展空间，无论何种宗教都难以操控主宰中国人信仰与精神活动的统治权。中国的宗教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被边缘化。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绝对的超越尺度，世俗的王权势力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不可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反而在世俗的统治中一再受到教会的制约和挑战”。在西方社会中就形成了王权与教权分庭的现象，作为同样具有统治权力的宗教势力自然会产生维护自身统治的档案。西方社会除了有为维护皇权而建立的皇帝档案馆外，教会档案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容小觑，主要包括教皇档案馆、主教档案馆和修道院档案馆，这些档案馆的出现增加了档案类型，扩大了利用档案人群的范围，尽管档案的利用还跳不出统治阶级的禁锢，但档案馆类型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档案来源的多样性。

2.农耕经济与商业经济的差异造成档案类型的单一与多样。

中西方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西方的商业文明，而两种文明不同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经济长期停留在以农业和依附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结合为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再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即使开展对外贸易其目的也不是为谋求经济利益，而多属于政治需要，这样的政策显然抑制了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而无法打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农耕经济对档案的依存程度小，再加之档案一直处于统治者专制保存状态，民众无法利用档案。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践中档案的价值没有显现出来，社会需要程度低，主动形成档案的意识未在社会中出现，民间形成不了有别于官府的档案，更无法形成大量档案的聚集地和一定规模的档案馆。在西方出现的相对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打破了家庭的传统体制，形成了以城邦为独立自治的共同体。这种模式成为后来城市形成的原始状态，到了封建社会中期，西欧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生产力的普遍增长促使手工业和农业分离。“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后，交换随之发展，在交通要道、关隘、渡口及城堡或教堂附近集市逐渐兴起。许多行商成为了坐商，手工业者也聚集其地。这样便出现商业和手工业日趋活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出现，城市档案馆也出现了”。从城市兴起之时起，为了避免外来的和内部的互相竞争，保证产品出售和不受封建主迫害，城市手工业者就联合组织了各种不同行业的行会，这些行会和商业公会在长期活动中，自然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和档案馆。

二、礼制与法治观念的差异导致档案利用的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典赋予了统治者最大的个人权力，他拥有全国的土地财产和人民，他可以任意地决定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人民的权利则在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中消亡，因此我们看不到封建法律对民众有任何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规定，也没有结社、言论甚至思想的自由权利。”与中国情况不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罗马在有限的民主政治中都公开宣称法律应体现公民的意志。法律效率的支持是推动公民利用档案的保障，而中国的法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从未出现过公民权这样的蛛丝马迹，大量的法典内容打压远远多于鼓励。西方法律对民权的认可为民众利用档案提供了合法性，不管档案的公开程度如何，利用程度如何，至少在法律保障范围内可以促成利用档案的动机。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体制是以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百姓使用档案得不到任何的理由和依据，而宗法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又进一步阻碍了档案的利用。中国历来奉行家长制，对家中长者之言言听计从，家长的话就是真理，祖宗的祖训就是法律，而国家的统治者皇帝就是对这种礼制的最高监管者。在整个社会中对于违反了纲常伦理的事无需求助于官府就可在乡里族长的主持下依照所谓的“礼制”即国家道德解决，而不是依靠国家机关的强制保障执行，即“民不举，官不纠”，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约定俗成的文化继承，削弱了官府中文书档案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大挤压了档案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致使百姓对档案证据性价值的忽视。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律原则的确立为档案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民众在利用档案时就有了社会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西方社会早期就已经利用档案审理案件。例如“，在埃及人（严格地说埃及不属于西方，但地中海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麦斯的墓里发现有诉讼铭文。麦斯幼年丧父，由母亲管理他的财产，亲属们想瓜分这份财产，寡妇为了证实儿子的财产权，要求查看档案，档案证实了麦斯的财产权。”档案证据性价值是档案利用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制观念阻碍了档案在社会法律范围内价值的实现，档案的价值仅仅体现为“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多用于文献编纂、编史修志、教化民众，档案的政治性价值空前。社会大众既没有民权，又在礼制的约束下丧失了与档案接触的机会，导致整个社会档案意识淡薄，档案的社会性价值缺失严重。而西方个人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护，其利用档案的合理、合法性毋庸置疑，进而加深了对档案的认识和利用，围绕档案工作、档案理论活动的展开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在西方国家掀起一系列档案工作改革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推进到今天带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无论中西，世界各地的档案事业都在经历着科技浪潮的洗礼。档案事业在科技文化的作用下中西差异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中国与西方站在了一个共同的档案现代化的起跑线上。

三、总结

篇10

关键词：中西政法文化;法治

一、从“法”看中西法律观念

法，在中西文化传统中，都具有社会规约、政治效用的内涵，但在具体语境中又拥有不同的文化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法”等于“刑”，也有规范、方法之义;在古代政治中，执政者用“刑”来铲除恶行来维护法，进而达到“天下之平”的社会理想。法，在汉字中原为“”。

许慎解“”：“刑?者、Pf也。易曰。利用?人。以正法也。引伸凡模之”。《尔雅・释估》：“律，法也”[2]。

从西周的《吕刑》到《大清律例》等，尽管法的名称有变，但所有语境中，“法”仍是指以刑法为手段，维护政治安定之用的工具，等同“刑”，所以我们有“律学”而无“法学”。[1][P254]

在西方政法传统语境中，“法”不仅容纳了“刑”的制度内涵，还具有更丰富的形式，及超验文化的寄托。

西方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具有了多元的法律：氏族法与城邦法，公法与私法，自然法、万民法与市民法等等――从类别上已经超出了刑法。此外，西方古代学者对于“法”的思考不止于实践形式，还探索法律的本质，并以此论证实在法或制定法[2][P42]。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法律的本质，而这个本质需要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2][P41]许多西方学者都对其本质进行思考，由此孕育了法学。

从中西方各自的语境中看“法”的内涵，中西的“法”是不能完全对应的。中国的“法”没有超越实用功利，而西方的“法”具有了政治的超越性追求。

二、从“正义”看中西政治理想

正义是西方政法文化的核心词语。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正义”被定义为“乃是使每个人取得他的权利的一个固定而永恒的力量”[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是一种辨别善恶的德行，也体现一种完成正确行为的品;而法律应是正义的体现[4][P231]。

在西方语境中，“正义”（justice）一词常与“法”、“权利”有关。Justice有许多同根词[5]：在西方，罗马神话中“正义女神”（Justitia）是公正的象征，也是近现代法律的象征;德语有justiz（司法）、justiz（司法部）等词，英语也有juridic（司法、司法的）、juristal（法理学的）等词。此外，英语中right（权利）的同根词righteous、rightfulness、righteousness表达了公正、正义之义;在德语中，recht（right）具有正当权利之义，相关同根词有： rechtsanwalt （律师）、rechtssystem（法制）等[5]。“正义”、“法”、“权利”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在不可分割的关系。

正义并非天然与“法”和“权利”相连。在古希腊人那里，正义还只是一种永恒宇宙秩序，尚未达到以上理想秩序的规约[6]。

正义的“权利”之意在伊壁鸠鲁那里得以点亮，他认为“正义乃是引导人们避免彼此伤害和受害的互利的约定” [6]。西塞罗进一步肯定了正义权利的永恒价值：“根据自然法，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我们都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4][P233]。可见，在西方政法传统中，政治权力应来自于“法”，而“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核心价值“正义”，也维护先验的自由权利。自由权利是正义所体现的精神诉求，也是西方政治理想的追求。

“正义”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意义完全能够对应的词语。除了解释古典经传的“正义”之义，“正”“义”很少联系使用;当“正义”作为复合词出现时，则是动宾结构，“正”是使行为和事物符合秩序或规范，而“义”，亦“仪”：义，不仅是“羞恶之心”和宜于他人的行为，在儒学中它还是一种被列入“五常”价值典范，常与“仁”并列，是对个人品格的道德要求。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 ，“利”是一种与“义”相对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7.

[2]严存生.探索法的人性基础――西方自然法学的真谛[J].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7.

[3]黄克剑.正、义与-正义――中西人文价值趣求之一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4]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礼治与法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