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机构对监管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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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评级机构,东南亚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金融监管,结构性融资产品

一、引言

信用评级源于美国，20世纪初，约翰·穆迪创办了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经历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评级机构征服了投资者，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中国的资信评估公司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展的，1987年成立的吉林省资信评估公司是中国的第一家资信评估公司。1997年有9家公司可以从事企业债券评级——大公、中诚信、北京长城等。1998年，中国的诚信证券评估公司与惠誉国际信贷评级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信用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现在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业务日趋复杂，多数公司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选择合作者，因此特别重视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评级的变化往往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对一个经济体的信心，因此评级结果对经济体至关重要。

二、从两次危机中分析评级机构的角色与作用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

1.东南亚金融危机简介

1997年危机爆发后，以穆迪公司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一直表现活跃，对金融危机的加深和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7年4月，穆迪降低泰国主权信贷等级后，又降低了泰国三家主要银行的信贷等级，并称此举是泰国经济和金融形势恶化的必然反映。穆迪的降级行动非常引人瞩目，成为投机者攻击泰铢的信号，最终引起了金融危机。其后的一年里，穆迪公司及标准-普尔公司又降低了韩国、日本等国的债信等级，严重损害了东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打击了经营者和投资者的信心。1998年7月至1998年9月，三大评级机构前后60~70次降级、“观察”或“负面”通告，多次下调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贷等级，引起区域性股市震荡有10多次，对具体国家（地区）股、汇市的负面冲击则更为显著，印尼、马来西亚和俄罗斯等国由于多数重要债信指标被降为“垃圾级”，陷入严重信贷危机，进出口受阻，加剧了经济的恶性循环。

2．评级机构对东南亚危机的影响

（1）消极方面

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政府都曾表示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评级结果不公正、不客观，指责这些评级机构忽视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差异。目前知名国际评级公司均是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等都是西方国家的。它们基本遵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思路，专注于债权人的风险，强调金融自由化和透明度。有些国家和地区若不照章办理，必然面临被降级的威胁或现实。在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对问题成堆的日本和俄罗斯网开一面，而严密监视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状况，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政治上的目的。即使从技术上看，国际评级机构的结论也往往有失明察。当穆迪宣布将香港的外汇信贷等级列入可能调低评级的观察名单时，遭到激烈评论，最终被迫检讨。东亚一些经济体金融状况的败坏早有征兆，但穆迪等在危机前并未充分重视，却赋予这些经济体较高的债信评级，鼓励了盲目放贷，扩张了金融泡沫。很多亚洲国家却将穆迪公司的信用评估与索罗斯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对各国造成了损失。事实上，不少国家表示在亚洲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之际，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批评。

（2）积极方面：

评级机构主要依赖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在当前缺乏统一的金融机构透明度标准，一些经济体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要求评级机构独具慧眼也很难。评级机构的不少降级举措，对一些国家造成较重的现实损害，其出发点和效果值得质疑，政治和道义形象欠佳，但评级公司在危机中作用的发挥，却有符合经济规律的成分，因为评级公司确实承担了强制纠偏的职能。评级机构大多数结论，如实反映了一些经济体的事实经济状况，有利于避免进一步的信贷危机，保证借贷人利益，有助于有关国家和经济体正视问题，加速金融整改。如印度核试验后，穆迪和标准-普尔随即对其主权信用评级进行降级，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辨证的看待评级机构。

（二）次贷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风暴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其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评级机构也因在次贷相关的结构性融资产品评级中的“次级”表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次贷问题在2006年下半年已经显现，尽管当时三大评级公司也发出了一些警示，但直到2007年7月，三大评级公司才开始调低部分次贷支持证券的评级。银行家们承认，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所投资产品的风险，并且过分相信分析师的推荐。银行盲目贷款是整个危机的源头，但如果贷款没有被重复证券化，风险会保留在银行体系内，正是由于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的介入，风险被引入到资本市场，而且成指数扩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扩大风险的催化剂角色。200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出现了违背法律和职业规范的行为。

1、次贷危机及其影响因素

触动机制：1.利率上升；2.住房价格下降；3.失业

第一层面影响因子：1.大量的次级按揭贷款；2.对住房价格的非理性预期导致的投机和低贷款信用评分要求；3.缺少有效的监管

第二层影响因子：1.将次级按揭贷款打包成MBS，风险被隐形化；2.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

第三层影响因子：1.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2.互动基金的杠杆投资；3.CDO以及其衍生产品形成较长的信用链

次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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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欧盟 监管团 跨境金融机构

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在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进展,突出体现在建立和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合作与协调上,其中包括对监管团(Supervisory College)制度的推进,即以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进行监管,以增强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促进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

一、欧盟新金融监管架构中的监管团制度

金融危机使欧盟金融稳定架构经历了严峻考验,同时意识到宏、微观金融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才能有效地维护欧盟的金融稳定。在《拉罗西埃尔报告》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5月27日了名为《关于欧盟金融监管》的通报(Communication),邀请有关各方对该通报拟进行的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发表意见和评论。该通报主要提出改革欧盟金融监管架构的两大系统:一个是建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SRC),另一个是建立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五月通报(The Five Communication)指出监管团是监管体制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们将确保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均衡的信息交流。

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德拉鲁西埃报告》(de Larosie Report) 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以此报告为基础形成的金融改革法案。自此,欧盟建立了泛欧金融监管体系,该体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量。从宏观层面上而言,成立了由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是依据欧共体条约第95条建立的一个全新且独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对欧盟的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涉及到整个欧洲市场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从微观层面层面而言,成立了由各成员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3个监管局,即升级危机前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EBC)、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监管委员会(EIOPC)、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ESC),成立欧盟银行监管当局(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当局(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欧盟保险及职业年金监管当局(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负责对欧洲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进行区别化监管。这就从监管环境及体制上为联合监管体制铺平了道路。

对于监管团制度,《德拉鲁西埃报告》(de Larosie Report)建议应该在所有主要的跨境机构建立监管团。《报告》指出,应该即刻改变监管团建立相对有限的局面,到2009年底,应该在欧盟境内的所有主要跨境机构建立由母国及东道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监管团。欧盟第三层级委员会(the Level 3 Committees)都应参与到协调监管机制中来,即确定监管团的行为和定位监管团的功能,并且其自身应参与到监管团中进行相应协调。显然,CEBS的权限得到了强化,其在监管方面具有更多的专有权力,且扩大了CRD所规定的有关监管团的相应任务。

二、欧盟对监管团制度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1月,欧洲银行业监督委员会(“CEBS”)更新了两部2007年颁布的关于监管团实施指引的文件,在执行方面更加细节化。欧盟委员会在提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建议时指出,监管团的建立将有利于加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合作。欧盟于2009年2月金融监理改革报告(Thede Larosie Group report),其中指出在针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工具中,监管团应该作为首要选择。同时,在其第18条建议中指出,监管团应该运用于所有主要的跨境金融机构,并建议这些机构于2009年底在欧盟境内全部设置监管团。2009年1月,欧盟委员会作出一个决定,即进一步加强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重构CEBS方面的监管合作作用。决定还要求委员会应该“在有关立法的具体规定或在监管当局的要求下,各监管当局之间应该进行协调或者便于相互间的协调。据此,CEBS具有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权。而在此之前,监管团成员达成一致就可以做出所有决定,除了协调和相互合作之外,没有任何机制用于化解冲突。至少对欧盟境内的监管当局而言,2009年的决定允许CEBS来协调这些争议。该决定还特别要求CEBS致力于确保监管团的有效和持续的运作,特别是通过设定监管团的运作指南,监测不同监管团的行动的一致性和分享最佳的监管方式。如今,CEBS享有确保监管团适用欧盟法的权力,对金融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并且确保跨境银行受到由不是成员组成的监管团的持续监管。

监管团是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用于合作与协调的永久论坛,其将有协议,以描述金融机构行为之间合作。对于银行集团,正如在修改的资本要求指令(CRD)中所定义的,应该启动合作进程。在运用监管团对跨境金融机构进行协调监管方面,修改的资本要求指令(CRD)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起到了引领作用。根据CRD修订版的规定,需要集中监管当局的力量以建立监管团。据此,监管团能够交流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主动执行监管任务、共同承担责任并且对所负的金融机构推动监管审查项目。监管团的成员都来自于成员国的监管当局,该国系金融机构的分公司或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地。对于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国,其按先前的规定是没有资格成为监管团的成员的。力量集中的监管者(theConsolidatingSupervisor)成为监管团的主席,其选择参与的监管团成员、向EBA告知监管团的行动以及遵循任何保密协议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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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欣 单位：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非公众金融机构的急速发展扩张，适应了当前市场经济的需求，但因时间过短、机制监管缺失、人员专业性不强、投资风险意识差等因素，致使非公众金融机构隐含了巨大的行业风险。具体表现如下：（一）从业人员专业性不强非公众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往往是从各个行业刚刚转入金融行业，往往依照工商企业的运作规律运行非公众金融机构，所以普遍从业人员的专业型不强。特别是非公众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往往可能就是房产开发商式的建筑包工头、煤老板等，对于非公众金融机构运行规律不是很清楚，大部分只看到了巨大的信贷利息收入，很少关心企业巨大的财务风险，还有很多人仍然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在进行非法的运作。比如债务人无法支付高额信贷利息，采用威胁、人身攻击等非法手段，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非公众金融机构的职员队伍不稳定，很多人只是觉得有力可图，从其他行业转入的，比如家电业务员就认为金融业务和家电业务一样，就进来做信贷业务了。同时大型的国有公众金融机构因待遇高、福利好、工作稳定、风险运作较好，致使很少有员工跳槽进入非公众金融机构，也是非公众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专业性不强的原因之一。

管理制度不完善非公众金融机构是在我国金融环境放开的前提下，私营资本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进入的结果。对于大部分公众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地方商业银行而言，有很多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持股，往往可以照搬国有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基本上带有半官方背景，稳健推进金融业务，加强金融管理制度的执行。然而，非公众金融机构的发展在本轮急速扩张前就存在先天性制度设计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健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干的类型。经过本轮的急速扩张，在巨大的市场利益的驱使下，经营者往往只关心未来的收益，更少有人等加强内部管理制度的修炼了。超范围经营现象普遍非公众金融机构的发展要符合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不得超范围经营。但事实是很多投资者设立非公众金融机构的初衷是先期取得进入金融行业的资格，拿到出生证，抱着侥幸心理，仍然在进行着民间借贷的信贷业务。比如，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以注册资本金进行放贷，一旦用完，只能定向从企业进行借贷或让股东追加投资，然后转放贷。但很多小额贷款公司仍然设法吸收居民存款进行放贷。典当行、信用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等无异于都在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实质，变相放贷的超范围经营现象普遍。投资风险意识较差在巨大的中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条件下，非公众金融机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以资本的逐利性进行信贷无可争议，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对于非公众金融机构而言是市场前景广阔，市场形势大好，所以非公众金融机构的投资收益还是很高的。但高收益就有高风险，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普遍投资风向较差，专业知识的匮乏、投资专业性不强，致使非公众金融机构在进行信贷风险管理方面存在巨大的风险。

加大金融人才培养力度，强化进修学习，引入流通机制建议金融学校和高等院校要根据市场变化加大金融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好梯队建设，以实践教学为主，从快从严培养金融人才。对于现有非公众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要强化政策性引导，强化进修学习，可以由金融主管部门牵头，定期或不定期开设金融相关课程，由非公众金融机构自主派员学习，颁发结业证书，强化实践操作和理论前沿；也可以由非公众金融机构和高等学校联系开设进修班，或定向在职培养金融人才；也可以由非公众金融机构出台激励政策让员工主动参加各种培训学习；还可以由金融主管部门牵头，让非公众金融机构主动派员到大型公众金融机构进行挂职锻炼和业务学习，管理制度学习等。同时建议引进金融人才流通机制，让公众金融机构和非公众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竞争，减少人才流通的障碍，促进市场人才竞争。完善管理制度非公众金融机构可以和专业金融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也可以和金融主管部门合作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也可以和金融高校和管理专家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完善机制；还可以和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外资商业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对本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完善。金融主管部门明确职责，加强协调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要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的要求，建议金融办承担主要监管责任。[1]各级地方政府要划分好各自部门职责，明确各自的任务，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责，对非公众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投资信贷业务的售后、内部管理制度都要加强监管，这也是服务中小微型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促使非公众金融机构在各自范围内经营各自业务，整理整顿金融市场秩序是金融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明确市场定位，加强自律管理，强化风险控制非公众金融机构不要想着做大企业、大银行，要沉下身来为小企业服务，重点定位为贷款零售业务。如小贷公司就应成为信贷市场的零售商，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是小贷公司的生存之道。非公众金融机构要认清自身历史使命，明确自身市场定位，制定企业长远规划，勿仅仅以企业的商业利益为出发点，更应从社会责任，国家政策角度，服务社会，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减少超范围经营，扰乱金融秩序的现象，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非公众金融机构还应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以自身的良好形象、纪律争取发展的空间。建议成立相应的民间协会，统筹学习相关的文件和精神，加强自我约束能力建设。非公众金融机构要系统学习金融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投资风险控制，建立严格的内部流程控制，制度控制和风险管控，减少投资业务的盲目性，提高风险投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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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滞留资金；监管实践；比较；借鉴

一、美欧支付机构客户滞留资金监管实践的比较

（一）美国的监管实践

美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法律法规，而是沿用现有法律对非银行机构支付业务实施行业性管理，此类业务被通称为“货币服务业务”，提供此类业务的机构被称为货币服务机构。美国对货币服务机构客户滞留资金的监管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进行：

1.政府行政监管。政府行政监管主要是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的存款延伸保险来实现。具体的监管方法是，FDIC将货币服务机构支付平台上的客户滞留资金（即客户资金）视为负债，而不是联邦银行法中定义的存款，FDIC规定每个货币服务机构必须在FDIC规定的银行中开立一个无息账户，货币服务机构支付平台上滞留资金必须及时存放在相应的账户中，并规定每个用户账户的保险上限为10万美元，保险费由这些滞留资金在银行产生的利息缴纳。这种做法既可避免货币服务机构人为延长资金的在途时间，又可解决货币服务机构和用户之间的利息分配问题。同时，当货币服务机构资金出现风险时，可以用保险金来降低客户损失。

事实证明，FDIC通过为全美包括货币服务机构在内的近万家独立注册的银行和储蓄信贷机构提供保险，在保护包括货币服务机构客户在内的存款人利益、保证支付体系安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行业自律监管。根据行业自律规则，货币服务机构须在用户协议中承诺对自有资金和客户备付资金进行严格分离，不会将客户备付金用于公司运营或其他目的，不会在破产程序或者破产还债程序启动的情况下，自主将客户资金归于债权人等。

3.实行特别的保证金制度。出于保护消费者以及金融安全考虑，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统一货币服务法》（Uniform Money Services Act）。该法案要求货币服务机构申请货币服务许可时必须向监管部门提交5万美元的保证金，如果申请者或者其授权代表人拟在一个以上的地点提供货币服务，则每增加一个地点需要额外提交1万美元保证金，保证金上限为25万美元。同时，监管部门有权在申请者或者持牌人出现不良财务状况、有证据表明资本净值减少、财务损失或者其他有关情形出现时，提高其保证金额度的要求，最高上限为100万美元。

（二）欧盟的监管实践

在欧盟，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提供商被界定为电子货币机构，欧盟将电子货币机构支付服务平台产生的沉淀资金纳入其电子货币监管体制。在沉淀资金是否可以进行投资的问题上采取了肯定态度，并按照银行业审慎监管的原则予以管理。为保障电子货币机构履约能力，加强沉淀资金监管，2000至2009年，欧盟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修改〈关于信用机构业务开办与经营的2000/12/EC指令〉的2000/28/EC指令》（以下简称2000/28/EC指令）、《关于电子货币机构业务开办、经营和审慎监管的2009/110/EC指令》（以下简称2009/110/EC指令）等多部法律法规。综合来看，监管措施主要如下：

1.严格投资限制。《2009/110/EC指令》规定，电子货币机构的投资应不少于未偿付电子货币总额，并只能投资于以下资产：（1）信用风险为零且具有充分流动性的资产；（2）欧盟《2000/28/EC指令》界定的“A区国家”信用机构的活期存款；（3）流动性充分、不在第一种情况之内、主管机关认为合格并且有关电子货币机构拥有合法股份或必须与之实行并表监管的企业债务工具。活期存款与债务工具不得超过电子货币机构自有资金的20倍。

2.加强投资风险管理。为规避因投资而产生的市场风险，电子货币机构可以运用流动性充分、且与利率和汇率相联系的表外工具，但前提必须是在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工具，并受每日持仓量限制，且外汇合同的原始到期日不得超过14天。同时，欧盟成员国应采取合适的限制措施，以应对电子货币机构投资所产生的市场风险。在资产价值计量上，采用成本与市场孰低法，如果资产价值低于未偿电子货币总额，主管机关应确保电子货币机构立即采取合适的补救措施。为此，主管机关有权临时允许以上述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来支持未偿电子货币总额，但不得超过债务或自有资金总额的5%，并以数量少者为准。

3.明确实行账户分离。出于对支付服务用户利益的保护，《2009/110/EC指令》明确规定，电子货币机构要确保通过发行电子货币所获得的客户资金的安全。电子货币机构要将其自有资金与未兑现的电子货币兑换资金完全分离，为电子货币兑换资金专门开立账户。

4.完善风险管理制度。鉴于电子货币机构面临技术等各种金融与非金融风险，监管指令明确要求电子货币机构必须具备稳健与审慎管理、行政管理和会计核算程序，以及适当的内部控制机制。

二、当前我国非金融机构客户备付金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2010年6月，我国《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总体来看，《管理办法》对非金融机构客户备付金的法律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备付金的性质明确界定为非非金融机构自有财产，禁止非金融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二是在备付金的持有形式上，要求非金融机构必须选择一个商业银行进行存管，专户存放客户备付金；三是强调了商业银行的协作监督责任，要求其应当对存放在本机构的客户备付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四是明确了人民银行的法定监管主体与职责。

但是，由于《管理办法》只是对客户备付金的管理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客户备付金动用规则与收益分配等问题仍未明确，导致实践中对客户备付金的监管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非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尚不完善

目前大部分非金融机构尚未单独设立专门的客户备付金管理部门，在岗位设置、人员配备、权限设置上没有明确规定，缺乏针对客户备付金管理的内控制度、相应的技术管理手段以及业务交易处理和资金清算的有效应急管理机制。

（二）存管银行很难对客户备付金进行有效监督

从目前实践看，存管银行与非金融机构在业务系统并未实现对接，存管银行对客户备付金监督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非金融机构报送的信息，如果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资料不够真实和准确，则存管银行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管理手段有限，加之客户备付金的实际控制权仍由非金融机构掌握，容易引发客户备付金被挪用等风险。

（三）没有对存管银行资格进行明确

《管理办法》明确界定了存管银行对客户备付金的协作监督责任，但是并未对客户备付金存管银行应具备的条件作出规定。由于风险管理水平不同，不同商业银行在客户备付金的管理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对客户备付金存管主体资格认定作出明确规定。

（四）客户备付金的沉淀利息如何处理不明确

从性质上看，客户备付金不属于非金融机构，而是客户的个人财产，但是实际上客户并不能取得相应的利息收入。目前非金融机构通常把客户备付金中的一部分存于银行获得利息收入，客户备付金的流动性成为非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客户备付金收益分配不明确，容易引起权益之争。

三、给我们的借鉴

（一）强化非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和外部监管

在内控制度建设方面，非金融机构应当着力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一是严格执行客户备付金与自有资金相分离的账户管理制度，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备账户开立情况。二是（下转第209页）（上接第207页）在非金融机构内部设立独立的专门管理部门，并在此基础建立分级审批制度，将客户备付金操作和管理岗位作为要害岗位进行管理，形成分工合理、相互制衡的内部组织架构和风险控制制度。

在加强非金融机构外部监管上，存管银行应切实履行客户备付金的监督责任，通过在技术上与非金融机构进行业务系统相连等措施，实现对非金融机构支付交易的实时监测，并建立与非金融机构间的客户备付金每日对账制度，确保客户备金的安全与合法使用。同时强调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或非检查，对非金融机构或存管银行客户备付金管理情况实施监督或再监督。

（二）建立和完善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充分发挥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管理职责，进一步夯实人民银行对客户备付金监管的主体地位，同时积极发挥支付清算协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作用，通过行业自律的力量促使非金融机构切实履行在客户备付金使用与管理中的责任与义务，最终实现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有机结合的监管格局。

（三）明确将客户备付金定义为负债

从性质上看，客户备付金主要指客户预存或留存在非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以及由非金融机构为客户代收或代付的货币资金。这些货币资金由非金融机构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非金融机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客户备付金符合会计要素中关于“负债”的特征。为此建议不妨借鉴美国的监管经验，将非金融机构客户备付金界定为负债，禁止其用于借贷、投资等其他金融活动。这一做法也与当前我国非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

（四）建立并实行存款延伸保险制度

建立并实行存款延伸保险制度，可以在非金融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将保险账户上资金的部分或全部用于提供财务救助，这有利于保障客户的权益。同时将客户备付金存放到监管银行规定无息账户中，既可以防止客户备付金被挪用的风险，也解决了客户备付金产生利息的归属分配问题。在具体做法上，建议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制要求经人民银行许可的非金融机构均须对存放在存管银行的客户备付金进行保险，并规定客户备付金存款所生利息仅用于客户权益保护和非金融机构的风险救助，如保险费支出等，不得为非金融机构所有。

（五）建立存管银行资格认定及退出制度

在存管银行具体的资格认定上，建议人民银行在综合存管银行应具备的业务规模、资产规模与质量、技术安全管理、风险防范水平、灾难恢复处理和应急处理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存管银行资格认定制度。同时根据存管银行对客户备付金监管的实际水平建立相应的资格退出机制，确保存管银行切实履行在客户备付金监督中的责任与义务。

（六）建立非金融机构风险保证金制度

为保证支付系统的稳定运行，建议在对非金融机构客户备付金规模进行科学合理估算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类似于存款准备金缴存的风险保证金缴存制度，要求非金融机构根据人民银行的监管要求，基于一定时期的历史数据和预定估算规则，按期向人民银行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防止其支付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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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352-02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大力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于2012年3月28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这次改革方案中确定的金融综合改革12项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推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新的发展。

一、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

所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指按照《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建议》（银监会[2006]90号）的要求，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内的三类农村金融机构。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三农”及个体工商户或中小企业临时短缺的资金需求，着力于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2006年以后迅速发展，网点数量增长幅度极大，其中村镇银行的发展最抢眼。据银监会2011年年报，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贷款公司10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0家；已开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316亿元，80%是用于“三农”和中小企业，其中农户贷款余额432亿元，小企业贷款余额620亿元。②大多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的中西部地区设立，毫无疑问，它的设立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覆盖率，为农户存贷款提供更多的便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支农主力军的作用，有效解决了农村的信贷供需矛盾，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时间短，基础薄弱，经验不足，在发展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资金来源不足，发展潜力受限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与发展的资金来源较少，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市场进入标准的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更显不充足，如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人民币，③远低于农村商业银行的标准（不低于5000万人民币），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注册资本通常也仅在20万左右；其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大部分运行时间只有6、7年，人们对其缺少了解，其安全性得不到公认，信誉度低，网点较少，导致其吸收存款困难，致使储蓄、放贷等多种业务发展受阻；最后，政策制度的严格限制，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融资渠道受阻。就村镇银行而言，尽管政策上允许民间资本参股村镇银行，对民间资本持股比例适当放宽，但是并没有准许民间资本作为主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民间资本无法作为控股股东，对银行没有实质的控制权，这无疑打击了民间资本参股村镇银行的积极性。

（二）市场定位模糊，金融产品不适合农村市场需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按政策规定，是独立法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仍属于商业性金融机构。④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运行机构，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因此会首先选择成本最低，风险最低的贷款对象。而农业、农村经济既面临自然风险，还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属于效益低、风险高的弱势经济。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会逐渐偏离“立足地方，服务村镇”的市场定位，寻求新的市场定位。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成立时间短，对农村地区的信贷需求情况了解不够，存在经营管理模式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等问题，还不能很好适应农户多层次、多元化、多结构的信贷需要。贷款品种单一，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较多但缺少中长期贷款，无法满足大农业的发展需要。

（三）监管模式存在严重问题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管模式，各监管机构分兵把守，没有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监管信息难以共享，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尽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地域逐渐分散，但承担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任务的监管办事处、人民银行县支行等监管人员数量有限，导致监管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多头管理，仅在注册登记方面，就出现不同类型组织分别在银监部门、工商部门、民政部门登记三种情况。

（四）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政府仅仅是通过行政压力，迫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农村，承担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但是并没有更多地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角度来考虑其生存与发展问题，对其缺乏有效激励措施。这将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了实现对农村贷款需要的满足承受较低的资本回报甚至亏损，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过于苛刻的准入政策、严格的金融牌照制度、复杂繁琐的审批手续也阻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二、实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长足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充足的资本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允许实力雄厚、财务状况良好地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机构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起人；同时，提高企业法人和自然人的持股比例，引导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二）强化支农理念，加强自身建设

在网点布局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继续强化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本着弥补市场空当的原则，以农村金融服务力量薄弱的贫困边远地区为重点。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经营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在决策上有较强的独立性强，在产品的开发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针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多样化需求，简化审批等程序，探索更加灵活、便利的服务模式；积极开发符合“三农”特点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制定合适的贷款还款期限，针对农户多样需求，开发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三）完善监管方式，防范金融风险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实现长足发展必须首先化解金融风险，高效合力的监管则是化解风险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在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对村镇银行要通过强制信息披露、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等方式实施全面的审慎监管，及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风险情况；对贷款公司要加强对投资人和对利率的监管，通过完善评级体系加强管理；对农村资金互助社主要实行社员自律管理，重点进行业务真实性监管，在允许的范围内赋予其更多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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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金融体系 安徽省 地方经济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安徽金融的发展速度明显提升，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日趋明显，地方金融业的发展为安徽金融业整体发展增加了生机与活力，地方金融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形成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有序发展的良好局面。“十二五”时期将是我省科学发展、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的关键时期。金融业发展，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将成为安徽经济发展助推器。构建更加有效的地方金融体系，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地方金融机构的作用将是经济稳定高效发展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间如何构建更加有效的地方金融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地方金融机构的作用，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将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一、地方金融体系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地方金融体系是指在一定行政范围内设立的、与地方政府职权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构成。就安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地方金融体系有了较快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层次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的地方金融体系。全省共有城市商业银行、城镇商业（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等各类地方性金融机构150多家。安徽省正迎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地方金融体系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效应正逐步显现。

地方金融机构存在的本质意义就是履行地方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相比全国性金融机构其对地方经济的支持作用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具体体现在：

（一）综合信贷支持方面

地方金融的服务范围集中于特定行政区域，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本地区的金融资源供给提供保障。同时地方金融机构对市政建设、政府融资平台、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的支持往往高于全国性金融机构。

（二）税收方面方面

地方金融机构由于总部设在本地，对地方税收的支持高于其他金融机构。

（三）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地方金融机构立足地方，服务市民是其永恒的宗旨，往往会根据本地区居民的实际需要提供更为细致的金融服务。如银行代缴费业务等。

（四）财富贡献方面

地方金融机构的股东通常是省属企业或本省的居民，因此其价值增长保障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居民收入的增加。

因此建立高效的地方金融体系，调动地方金融企业的积极性，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地方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安徽省地方金融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措施的不断加强，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客户的全面金融需求不断增加等因素，地方性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地方金融机构比较其他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规模、人才、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因此，构建有效的地方金融体系，提升地方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我省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地方金融机构实力不强

安徽省内地方金融机构大多具有成立时间短、起点较低、人员素质不高、金融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的特点。这直接造成地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品种单一，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从而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徽商银行虽然在经营规模上处于城商行序列的前列，但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竞争力还不强，差距还较大。另外在全国60多家证券公司中，国元证券、华安证券在同业中竞争力、影响力都处在中等水平，而其他非银行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更加滞后。龙头企业的缺乏，致使在安徽省内地方金融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各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缺乏对地方金融业的扶持政策

迄今为止，安徽省尚未系统出台对地方金融业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有一些文件中提到的政策在扶持力度和针对性还不够强。

(三)政府管理地方金融机构的方法和手段有待改进

目前安徽省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考核，还是按照一般国有企业的考核办法来操作的，金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确定和干部任用，也是按照国有企业的做法执行的，这对金融业这一特殊领域而言，是不利于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的，也不利于金融机构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善法人治理机构，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地方金融业区域分布和结构不够合理平衡

地方金融企业主要以银行为主，且主要集中在省会合肥，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匮乏。地方金融业增加值无论是占全省GDP还是占第三产业的份额均较小，对安徽省的经济影响力较弱。

三、对建设安徽省地方金融体系的相关措施建议

地方金融体系建设的内容既包括建立起多层次的地方金融机构，还包括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增强地方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使金融真正成为省委省政府加快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抓手。现对构建高效的地方金融体系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政府部门对地方金融的扶持和指导

地方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转向协调和服务，目的是为地方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创造环境，这种协调服务包括促进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经营单位的沟通交流，建立信息互通平台和机制，出台扶持政策，支持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善区域金融生态整体环境，为金融体系发展创造外部条件。首先，政府及主管部门要加大在政策扶持、协调服务、信息传递、社会信用环境创造等方面的工作力度，适时出台支持地方金融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形成推进地方金融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支持地方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做大做强。其次，要加大对地方金融机构金融创新和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奖励，可以考虑设立金融创新奖励基金，激励地方金融机构创新经营模式，开发金融新产品，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第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的要求，履行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使政府的战略意图通过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得以实现。第四，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协调和指导。帮助和督促地方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做好行业监管工作，帮助协调解决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二）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合理有效开展信贷投放

当前，稳健趋紧的货币政策带来了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收紧和信贷增速的放缓，而我省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自主创新试点省建设、与央企、知名民营企业合作的一批项目陆续落地，资金需求旺盛。众多中小企业生产成本持续加大，融资压力大增。大部分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受平台管控、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资金供求矛盾异常突出。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科学调度财政资源，用足用好本地资源，引导包括城商行、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有效规划信贷安排，合理有效的开展信贷投放，以保证我省经济发展资金需求与信贷供给的合理匹配。同时，建议加强和改进政银企对接的形式和力度，让地方金融机构提前介入到政府战略性重点项目中，争取早投放、快投放、早见效。

（三）推进地方金融资源有效整合

目前我省的地方金融资源分布广、规模小、质量参差不齐，致使在省内地方金融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各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建议可以先探索建立地方金融中介协调组织，统一协调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挥各自专长谋求共赢。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尝试组建以股权为纽带的地方金融控股公司。此举不仅有利于整合现有的安徽地方金融资源，完善金融体系，改变安徽省地方金融资源的现状，同时也可为完善地方性金融机构管理体制和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提供金融支撑。组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增强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渗透力和支持力。组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将成为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建设安徽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步骤，通过组建安徽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地方性金融力量，从而改善地方金融环境，增强区域内金融体系活力，提升安徽金融的市场化水平和辐射吸纳能力，对地方金融体系的重新形成起到催化作用。

（四)建立完善的金融人才引进培养管理机制

建立高效地方金融体系离不开专业人才，但是由于地域和金融发展状况的原因，目前安徽省的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的金融人才都相对缺乏。因此建议政府的主管部门着手建立完善的金融人才引进、培养、管理机制，以吸引有志之才、培育可塑之才、使用胜任之才。建立金融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优厚的待遇吸引更多金融人才来皖工作。建立优秀金融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把本省的金融工作者送到东部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的方式来培养优秀金融人才。建立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干部交流机制，安排金融机构的优秀人才到金融管理监管部门或各地市挂职，也可以安排政府的干部到金融机构挂职，打造一支熟悉经济和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1]郑兰祥.门志路.安徽省地方金融体系重构的难点与对策研究.中国集体经济.11年02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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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众多大多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但是也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遇。本文针对我国中小金融监管法律的现状，提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建议。

【关键词】

中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法律监管

中小金融机构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地方中小企业及私营企业发展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管理比较混乱，缺乏有效的金融与法律监管，存在众多现实问题。

1 我国关于中小金融机构法律监管的现状

中小金融机构监管规则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四个层次构成，法律、行政法规是基础和主干，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了实际监管工作中的依据和准绳。

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法律监管方面，由《商业银行法》、银监会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一系列规章对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监管。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出现的一些新形势和新变化，对着一系列法规提出了挑战。金融机构自身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 自身的问题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较短，本身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更是积累了不少问题。

（1） 市场定位没有与时俱进，经营方式日趋落后。中小金融结构最初的定位服务于地方的中小企业及私营企业，因为服务对象明确，方式灵活，所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定位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很多分支机构及管理人员被限制住，没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机构产权不清晰，机构不合理。很多中小机构最初不具备真正的法人资格，虽然后面经历改革建立了股份制，但是却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内部也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

1.2 外部问题

中小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甚至还遭遇一些歧视。典型的就是中小金融机构的网点设置受到大型金融机构的排挤，绝大部分被划定在县城范围内。国家在政策上的歧视待遇，成了制约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政府部门对中小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过多。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稳定出发，在规范性融资来源无法满足需求时，会倾向于干预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情况。过多的行政干预使得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很难建立起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严重影响了中小金融机构的结构优化和快速发展。

1.3 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于我国中小金融机构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在监管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和漏洞。由于没有一部完善的《金融监管法》，无法对其进行全面实时的监管，很多经营者利用法律的漏洞，违法违规操作，破坏金融秩序，现实的阻碍了中小金融机构的合法健康发展。

总之，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反映出许多空白和漏洞，如何对金融结构监管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2 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主要监管中小金融机构更难。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是较多，单一的监管人员数量不足，难以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区。同时，人才的基地，监管机构的缺乏，特别是缺乏能力的识别、分析和判断、金融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开发风险范计划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第二，缺乏完整有效的管理机制。对我国金融业的监管主要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完成。分块管理也它的好处，但是也存在问题，就是缺乏一个整体的监管机制，各方只负责自己的部门，中间地带无人监管，容易出现管理的漏洞。因此需要在分块，分业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监管机制，才能更有效的监管。

3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

第一、加强人才的培养

中小金融机构应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和引进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中小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其可以利用现有的条件，定向培养适应现代化金融管理的尖端人才，或者改善自身条件，吸引更多的人才。

第二、国家应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

为了给中小金融机构更多的发展契机，国家应给予中小金融机构更多的必要的政策优惠，这也是中小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承担和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服务的对象决定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其仍然存在着先天不足以及后天的发展缺陷，这都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支持，而不是政策上的歧视，为其营造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

第三、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中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较大，破产的风险也较大，但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破产的应对对策很少，目前只有《破产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的部分条款涉及到了中小金融机构破产的制度，没有体系化。我国应该参考其他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定相关法律。颁布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分类整理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落实。法律、法规不符合国际惯例进行整改，符合国际惯例。立法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制定具有前瞻性，可以指导未来的银行监管相关问题。相应的，一些适应的配套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实施确保法律可操作的细则。

4 结语

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特点，抵御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所以我们更需要安全有效的监管，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管机制，形成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维护其健康运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应与监管应该齐抓共管，保障其健康快速发展，使其更好的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筱清：《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博源基金会：《国际金融监管：问题·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

[3]史晋川等：《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以浙江温州、台州地区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巴曙松：中国分立的金融监管不能“各管一段”，《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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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 纠纷解决机制 消费者教育

    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以深刻教训。短短时间内,这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波及全球,给全球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大量金融行业巨头的破产倒闭引起了金融恐慌;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的疲软牵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开始审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缺失,着手对现有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就提出了“双峰”理论(Twin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双峰理论”明确的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一样,都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的稳定,依赖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良好维护。长期以来,各国均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最终导致了实践中对消费者的资产受到侵吞、滥用和欺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引发了金融危机。

    二、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趋势介绍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式公布实施,法案共有1279页,突出了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法案提出新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并赋予该机构规章制定权和监管权。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公布了《2009银行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职权;在《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阐述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加强消费者保护的全球合作。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日本的《消费者合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商品销售法》都体现了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设有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监管各个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首先通过《2010金融服务法》增强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职能,并提出赋予FSA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权;到2010年7月26日,英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新举措》,撤消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分别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设在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动态的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局(CPMA),负责具体的消费者投诉和教育;经济犯罪局,负责对经济犯罪进行监控。通过将FSA的职能分割为四个具体的机构来执行,加强了具体的监管力度。

    美国2010年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其作出的运作和决议不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干涉,其运作资金来自美联邦体系的转移支付。消费者保护局被授予广泛的职权来制止一切在金融消费者领域内的不公平、欺诈和滥用。这些领域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报告、抵押经纪和服务及其他领域。以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权和人员将转移到该机构。

    除了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美国、欧盟和英国都提出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美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欧盟成立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由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等组成,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人员组成。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控,风险预警提示等。

    (三)投诉处理和投诉信息披露机制

    美国在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立消费者投诉部门,开设免费800投诉电话,设立统一的服务网站,建立数据库以完成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收集和跟踪,协调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投诉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投诉处理部门可将投诉情况向各州传达。局长每年要向国会做关于消费者信息处理的汇报作为监督。日本金融监管厅专门设立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协会的“投资咨询窗口”,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于投诉要提交处理报告。

    (四)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选择成立专门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FOS),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这是一种独立于金融服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当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发生纠纷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FOS投诉,由FOS组织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作出裁判。FOS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也省去了消费者去司法机关诉讼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了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

    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首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混为一体。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需要,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申请购买信用卡、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上述的消费行为已经是当代人必不可少的金融生活需求,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不同,在资本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的信息分析能力,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实质上处于信息获取的弱势地位,因此也应当将其划入金融消费者的行列。

    其次,目前我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只有《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而这两部法律的设立均为保护实体领域的消费者,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金融消费的概念和权利尚未明确,在保护效果上更是收效甚微了。而金融领域的《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是一些概念和原则性的条文,例如银行领域只有“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仅仅限于对存款人的保护;在保险领域的“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限于规定保险机构的从信息披露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法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

    鉴于此种情形,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相对较高的法律,并将在法律条文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二)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设置便利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各个金融机构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纠纷通过金融机构内部的调节机制无法解决时,只能选择向监管机构投诉或者采取仲裁、诉讼解决。大多数监管机构在接受投诉建议时采取通知或者责令金融机构二次处理,并不能真正的起到解决纠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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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额贷款公司 现状问题 解决途径

当前,新农村建设正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支农资金的匮乏却成为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出于监管费用高和缺少抵押担保等多方面的考虑,缺乏对农放贷的热情;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繁杂且需充足的抵押,贷款难度也使农民望而却步。对此,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针对农民和中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且手续简单、担保宽松,极大地适应了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制约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现状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在我国发展势头良好,但其本身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突出问题表现在:

1、小额贷款后续资金匮乏

由于被套上了“只贷不存”的紧箍咒,小额贷款公司目前主要依靠自有资本金来开展业务。但是,单单依靠股东的注资并非长久之计,股东不可能向一个“无底洞”没完没了地投入资金。注入资本的严重不足和贷出资金回笼的缓慢性,致使小额贷款公司面对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以及自己做大做强的良好愿望显得力不从心,在贷尽资金后往往因无资金可贷只得暂停业务。

2、小额贷款公司身份尴尬

在《小额贷款公司指导意见》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做了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在法律上只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银行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公众存款。由于被严格限定为“只贷不存”的公司,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既归《公司法》所规范,但又无法被《公司法》所涵盖,因为在现行《公司法》中,没有对涉及贷款类业务的公司规定。另外,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不经营存款,所以银监会又不认可其为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实践中扮演着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角色。这种尴尬的身份制约着小额贷款公司的持续发展,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难以获得像银行金融机构一样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难以像农村信用社所一样享受国家税收优惠。

3、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准入难

首先是设立程序复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发起人要向所在区(县)政府递交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申请材料,区(县)政府完成预审后上报市金融办复审。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人凭市金融办批准批文,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机关、银监局和人行分行报送相关资料。不仅仅是设立程序复杂,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也是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拦路虎”,《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要么是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的有限责任公司,要么是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其中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些规定都给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架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极大地打击了社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不利于对农村小额信贷的支持。

4、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难

就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状况而言,主要由当地政府下设的金融办公室对小额贷款公司负责宏观监管,日常监管工作则交由工商局履行,银监部门迄今为止尚未介入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然而,金融办公室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容易导致监管形式化、走过场;而基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专业性极强的特点,工商局作为日常监管主体也不适宜。

5、小额贷款公司转制难

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大力推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同时,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前景予以了一定考虑,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依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转制为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从而发展成为正规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融资渠道和经营项目。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转制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根据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东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股东条件更加严格,限定投资人必须为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从以上规定很明显的看出,国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转制还是严格控制的,希望通过大型商业银行的介入降低金融风险。小额贷款公司如果要转制成为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必须由商业银行控股或经营,这就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原始发起人和投资者们不得不让出控股权和经营权,而这对于那些视小额贷款公司为其心血的原始发起人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二、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现状问题的途径

1、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资金匮乏问题的途径

(1)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被限定为“只贷不存”的公司,那么增资扩股将是其融资的最好渠道。2008年,银监会和人民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人数:有限责任公司应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2至200个发起人。考虑到小额贷款公司支农功能的特殊性,笔者建议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人数的上限,充分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入股。

(2)允许商业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贷款

请求大型商业银行批发贷款其实一直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强烈要求,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贷款必须通过政府严格地行政审批。笔者建议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或法律将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贷款纳入到商业银行的正式业务之中,商业银行有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贷款的自和决定权,无须通过政府审批。与此同时,考虑到小额贷款公司获取贷款资金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进行支农服务,国家应当对商业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贷款规定较低利息,并对商业银行的每笔放贷予以利息补贴。

(3)逐步松开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的紧箍咒

国家出于金融安全目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进行限制无可厚非,但这无形中又与国家所提倡的支农政策相冲突。要想最大限度的发挥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功能首先应当保证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资金的持续性,而存款业务的开展无疑是解决贷款资金来源的最重要渠道,能大大调动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笔者建议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先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存款业务试点,从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中挑选开办时间长、规模大、信誉好的公司开展存款业务,并在利率政策上进行扶持,允许其存款利率可在一定限度内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同期的利率水平。试点资格由银监会进行审批,日常经营由银监局监管。以试点作示范,逐渐放开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存款业务限制。

2、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身份尴尬问题的途径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尚处于摸索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这种法律、法规的欠缺使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尚不明确,由此面临着一定的法律风险。使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行为出现了法律监督的空白状态。笔者建议要尽快完善能覆盖小额贷款公司的配套法律法规,特别制定《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法》,使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法可依。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虽然目前《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将其定为一般的公司企业法人,但笔者认为将其视为“小型商业银行”更适合,因为它比一般的公司企业法人在业务上更具特殊性、专业性、审慎性。所以对小额贷款公司相关法律的制定应更多的参照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

3、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准入难问题的途径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投资者兴业创办小额贷款公司的热情,有效利用社会的大量闲置资金用于支农建设,笔者建议取消繁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准入实行“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强调对其的后端控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程序应采用一般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只要小额贷款公司符合了相关法律的设立条件并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就可以成立,无须政府行政机关的事先批准或核准。而针对小额贷款公司较高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笔者建议大幅下调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甚至是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因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实力是否雄厚并非光看注册时的资本,最重要的是公司运行时可用于放贷的资金,而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业信用度、与银行金融机构的良好关系等都是可以进行转化的无形资本。此外,还要取消单一股东持股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的限定条件,以及取消“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其中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的限定条件。

4、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难问题的途径

考虑到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业务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笔者认为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各监管者的职责,建议应由银监局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监管,由金融办公室负责宏观的政策引导。其中银监局应当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每笔业务进行记载并随机检查,特别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从商业银行获批的贷款的用途及流向进行监控,防范小额贷款公司出于非用于贷款业务目的从商业银行套取贷款。另外,银监局应强化对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的监督检查,防范高利贷违法行为,确保农民可以获得较低利息的贷款。为了鼓励创办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支农服务,国家应允许其贷款利率水平高于一般的金融机构,但不应超过太多,笔者认为不应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为宜,国家应当对低利率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抑或授意国有银行批给其更多的低息贷款从事支农放贷业务。

5、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转制难问题的途径

笔者认为金融风险的防范重在监管而不是在滥设门槛,只要监管部门在日常的监管工作中做到全面、细致、及时,小额贷款公司在转制后能够审慎经营,那么金融风险是可以被扼杀的。建议在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的问题上,应当充分照顾小额贷款公司原始发起人和投资者们的感情和创业热情,弘扬公司法的民主与自治精神。取消《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中的商业银行必须控股以及必须是最大股东的强行规定,是否吸纳商业银行入股应当由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是否由商业银行控股经营则应当按照公司法资本多数决原则来决定。

参考文献:

[1]丁红萍.小额贷款公司的新机遇[J].江苏农村经济,2008;9

[2]王学.小额贷款先天不足[J].管理与财富,2008;8

[3]曹凤岐,郭志文.我国小额信贷问题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08;9

[4]胡战勇,谢华模,谢文君.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制度缺陷与政策修正[J].武汉金融,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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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文秘站

一、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扩散。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国家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 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