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定向乡镇公务员和省考的考试内容存在一定区别。根据考试安排，乡镇公务员考查考生对基层治理与发展的认知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省考则考查考生对政府工作的认知、社会发展的理解与认知、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落实。

定向乡镇公务员考试只针对特定的人群进行招录，一般也会对基层工作经历或工作年限有所规定。定向招录的人群一般为大学生村官，村、社群干部，服务基层四项目人员等等，而且学历要求较低，一般来说要求大专即可，有时候也会放宽到高中（中专）。省考对考生的学历、专业、户籍等方面要求较多，学历一般要求本科以上，部分岗位要求考生具备统招大专学历即可。

乡镇考试一般都是基层的工作岗位，相对单一，报考人数少，竞争压力也相对较小。省考可报考的岗位涉及面比较广，报考人数大，竞争压力也相对比较强。

一般来说，乡镇公务员待遇没有省市单位公务员高。在省市单位工作的公务员晋升的空间相对较大，各方面的福利薪资等待遇相对来说比乡镇公务员要好，但考试难度和竞争难度较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

1、在城区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省、市、县关于加强综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综治、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执行方案。

2、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要求，制定本单位综治工作年度计划，对本单位治安突出的问题和工作的薄弱环节，作出一个时期的综治工作总体部署并监督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3、对本单位发生的重大刑事、治安火灾和灾害事故等要及时报告，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消防等有关部门及时破案、妥善处理、挽回损失。

4、与各基层单位签订综治工作责任书，积极开展各项创建活动，并组织检查考核和表彰奖励。

5、深入各基层单位进行检查、督促指导落实各项综治措施。

6、贯彻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度。

县城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

1、负责做好本单位综治委（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任务的具体组织和落实工作；

2、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及目标管理责任制、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等重大决定，抓住“打、防、教、管、建、改”等六个方面的工作，把各项综治措施真正在基层得到落实；

3、组织综合治理重要举措的“试点”工作，坚持以点带面、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狠抓落实；

4、组织实施综合治理宣传，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基层单位及有部门广泛深入开展综治宣传、法制教育等活动；

5、根据上级部署，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6、根据党工委、办事处和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关的要求，及时对本单位和各基层单位进行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组织协调各基层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

7、组织调查研究，综合情况，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有关部门、各基层单位提出奖励、处罚的建议；

8、组织检查、考核、总结、评比、表彰等工作；

9、负责材料印刷、会议通知、开会记录、文件起草等。

县城区办事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职责

1、对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面负责；

2、根据上级部署结合本单位实际、组织制定工作计划和布置工作任务；

3、组织协调各基层单位认真做好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

4、抓好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学习，经常进行思想和廉政教育，考核、督促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5、搞好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综合了解各方面情况，及时传递信息；做好表彰先进，推动后进的具体工作；

6、经常向主管综治工作的领导汇报综治工作开展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提出解决的办法。

工 作 制 度

1、分工明确。综治办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任务

建立自己的岗位责任制；

2、综治办公室根据工作任务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实施目标管理；

3、综治委员会、综治办公室、综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职责范围清楚；

4、定期例会、请示汇报、信息反馈；

5、各个时期、各项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安排、有措施、有检查、有总结、有评比、有奖惩；

6、总结经验、树立典型，用典型辐射来推动工作；

7、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动态、社会动向及综合反映；

8、经常深入基层进行指导、督促，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

9、密切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联系，坚持齐抓共管；

10、严格文档管理，收发、借阅、销毁文件有登记。

学 习 制 度

1、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2、每周综治办工作人员学习时间不少于半天（以自学或集

体组织学为主，时间自定）,如无特殊情况,学习由综治办办公室主任主持；

3、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广大工作人员对综治工作的认识，使之热爱本职工作，树立搞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能力；

4、参加学习人员建立学习笔记，年底由综治办统一组织评比。

例 会 制 度

1、每季度召开一次全委会，由综治委主任或副主任主持，

听取综治办的工作汇报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的传达并研究落实方案；

2、综治办每周召开一次人员例会， 由综治办主任结合

阶段性的工作小结，讲评工作开展情况，同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

汇 报 制 度

1、

综治办每季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所属基层单位分管综

治工作的同志或联络员会议，专门进行综治工作的汇报。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结合上级有关精神，研究影响综治工作开展的因素，探讨解决的办法；

2、综治办对于本单位综治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和上级有关精神应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取得领导支持，以采取正确决策。

情况报告制度

1、遇有紧急情况（或问题）应及时向分管领导报告，使主

要领导及时准确掌握情况，为正确做出决策提供依据；

2、在向分管领导报告，并取得认可的情况下，要同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以使上级有关部门及时掌握信息动态，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考评奖惩制度

为了促进各基层单位更好地开展工作，使综治的各面内容落到实处，各尽所能，特制定以下制度。

1、综治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辖区内基层单位的综治工作。

2、综治办公室每季度未组织综治办相关人员对各基层单位的综治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督促，半年进行一次考核，年终进行一次考核评比。

3、综治办公室严格依照每年签订的责任书，对各基层单位进行考核评比，对综治工作先进单位，按章奖励；对综治工作不合格的，建议党工委、办事处实行“一票否决”，并限期整改。

重点人口管理制度

1、各基层单位要建立健全本单位重点人口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2、做到“四知道”。即：㈠、知道姓名、年龄、性别、住址、职业、犯罪性质，处理情况；㈡、知道家中经济状况；㈢、知道平时经常交往的人员；㈣、知道现实表现情况。“六熟悉”即㈠熟悉体貌特征；㈡熟悉犯罪同伙；㈢熟悉姓名、外号；㈣熟悉作案手段；㈤熟悉活动规律；㈥熟悉着装的变化。

3、作好动态积累，发现可疑问题及时调查核实，并及时履行情况报告制度，以做好妥善处理。

4、建立重点人口公开帮教和秘密监控工作网络，对每一个重点人员要有专人监控，并随时掌握情况及时进行反馈。

5、经常对重点人员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不同重点人员采取不同的帮助和监控形式，力争达到好的效果。

帮 教 制 度

1、各基层单位要对本单位的帮教对象做到摸清底数，对实施帮教对象组织、人员、措施三落实。

2、对帮教对象定期组织谈话，并根据表现情况，该解除帮教的应及时解除，该继续帮教的应重新列订计划，继续帮教，直到改好为止。

3、依法保障刑释、解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生活、劳动和接受再教育创造必要的条件。

4、对假释保外人员要落实监控，进行跟踪帮教，并将表现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和反映。

5、建立帮教谈话记录。

6、经常对帮教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减少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

1、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城区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负责本单位的调解工作。

2、调解工作坚持：“防激化、创三无、争先进”为主要目标，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3、经常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职工自觉学法、懂法、用法、不违法。

4、调查了解并及时掌握每个家庭及其它不安全因素，做到经常分析、研究、及时进行教育，及时化解，使一般纠纷不出单位，重大纠纷及时报告。

5、建立调解登记薄，做到调解有登记，件件有着落，使调解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6、调解委员会要经常组织调解人员进行学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熟悉调解工作。

7、调解人员要经常深入群众，工作要扎实，方法要灵活，头脑要清醒，政策要明确。

外来人员登记制度

1、建立外来人员登记薄。

2、对外来人员实施严格的登记制度，不登记不准进入单位。

3、禁止各类贩卖小食品，收购废品等闲杂人员进入单位。

4、发现可疑人员及时向安全保卫人员报告，并及时与派出所联系。

安全防火制度

为确保本单位、辖区的防火安全工作，维护内部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消除隐患，增强人人防火的责任意识。特制定本制度：

一、各股室、居委会要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成立组织队伍，确定好防火安全第一责任人。

二、提高警惕，做到勤排查、勤巡逻，自己能解决的要及时、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报警处理。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人防火的安全意识。

四、对防范措施不得力，组织不健全的股室、居委会年底取消评优资格，并责令第一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

治安巡逻制度

1、加强巡逻队伍建设，提高治安防卫能力。

2、巡逻时间内，巡逻人员必须佩戴统一印制的袖标。上岗位后认真履行职责。

3、巡逻人员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和政策性及强烈的责任感。

4、发现可疑人员，应马上盘问，并及时报告。

5、按规定时间交接班并做好巡逻记录。

7、巡逻人员除进行正常巡逻外，还要定期抽查或不定期检查，发现漏洞要及时整改。

8、巡逻人员熟记火警、盗警和当地公安派出所的电话号码，一旦发生情况及时报警。

9、在巡逻期间不准办其它私事，如确有事要办，必须请假，经准假后方可离开岗位，否则，不准离开。

政务公开制度

一、政务公开内容：1、政策、办事程序公开；2、财务公开；3、计划生育工作公开；4、流动人口管理及各项收费的收支情况公开：5、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公开；6、社区居委会干部工作责任目标和工资待遇公开；7、居民群众对社区建设、居委会工作建议以及反馈情况公开；8、党工委、办事处审查确定公开的内容；9、其它居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重点事项的公开。

篇3

摘 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利益机制，基层电大的校企合作往往根据校企双方的短期利益需求形成，具有学历化、短期化的特点，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合作的稳定性、长期性比较差，合作的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建构多赢的合作体系，提升合作办学的治理能力，既关系到校企合作实效的达成，又关系到校企合作的持续发展。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奉化分校进行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初步形成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式，也形成了对合作办学理想路径的预见。

关键词： 治理视野 校企合作 多赢体系建构

理论界对于“治理”一词有形色不一的定义，但得到普遍认同的权威定义则是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提出的，他们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又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治理这个概念具备以下几点特质。

1.制度性。治理作为一种对共同事务的管理和对各方利益的调和，内在地寓含着一种制度性。因为无论是对共同事务的管理，或是对多方利益的调和，都离不开良好的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2.协商性。有别于管理的行政色彩和自上而下的垂直性，治理强调各个主体是平等的、合作的，它强调的是民主、协调、沟通，强调民主性、公开性和协商性，关注的是各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这也是治理之于管理的一种扬弃与超越。

3.多元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同，治理最突出的是要依法管理，表现为一种优化、良性、多元化、多角度的管理。治理的主体往往是多元的，即不仅重视政府的主体作用，还重视社会和民间的主体作用，不仅重视正式组织的作用，还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治理更加强调多方参与及各方利益的兼顾。

治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的新型管理方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倡导并逐渐流行，至今已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治理的视野审视当下的校企合作，其存在的问题是显见的。

其一，缺乏对合作制度的优化设计。纵观基层电大的校企合作，普遍存在一过性及短期性的特点，往往以一临时协议代替合作制度，缺乏对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进行顶层设计。其二，缺乏对运行机制的共同商定。基层电大的校企合作是在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行业协会引导情况下的独立行为。学校主动积极而企业被动应付，意愿不强，在操作过程中，合作双方对责、权、利的规定比较模糊，基本上就是学校在“唱独角戏”，双方无法建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其三，缺乏对主体利益的多方兼顾。现有的基层电大校企合作，更多的只是学历提升，没有根据企业的需求确立学校的培养目的，调整专业设置，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及评价体制。总体而言，现有的基层电大的校企合作既没有遵循企业的需求、互惠互利，又没有真正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缺乏共赢这一校企合作的核心动力。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利益机制，基层电大的校企合作往往根据校企双方的短期利益需求形成，具有学历化、短期化的特点，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合作的稳定性、长期性比较差，合作的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建构多赢的合作体系，提升合作办学的治理能力，既关系到校企合作的实效的达成，更关系到校企合作的持续发展。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奉化分校进行了多年实践与探索，初步形成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式，也形成了对合作办学理想路径的预见。

一、优化制度，完善合作办学的治理结构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基层电大的校企合作几乎都是在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的状态下开展的，因此，对校企合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形成目标一致、职责明晰又相互协调的组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评价系统，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共治共管的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是推动校企合作有序运作的基础。

在奉化电大的校企合作探索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与力邦社区的合作。力邦社区是由西坞街道与奉化力邦投资公司合作建设的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区，该社区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2800多名居民，推行市场化运作、社区化管理、企业化经营、人性化服务，已成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区建设的样板。在与该社区合作的初期，就做好了顶层制度的设计。

首先，建立了基地管理机构。从体制和机制上进一步保障校企合作，完善与企业合作办学的管理，对于提高校企合作质量起显著推进作用。为此，奉化电大主动出击，积极理顺政校关系、社校关系，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当地政府及相关社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市政府、教育局及西坞街道、力邦社区的支持下，落实了场地、设施、人员等基地的构成要素，并成立了组织机构--基地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基地的建设和实施。管委会由市教育局、西坞街道、奉化电大、社区相关负责同志和学员代表组成，下设培训部和学习部，培训部负责基地非学历培训工作，学习部负责对就读电大的力邦社区居民学习支持服务工作。

其次，健全了基地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是基地有序、高效\作的基础。基地管理委员会在经过调研及磋商后，制定了基地管理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是人员管理制度。基地根据外来务工人员集居区的特点，制定了《基地管理人员聘任制度》、《上门帮学制度》、《导师制度》等人员管理制度，明确了民主聘任、以人为本、注重绩效的原则，以充分调动管理人员、教师及学员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二是经费管理制度。规定了多功能电脑房建设和管理经费、教学资源开发经费、基地师资培训经费、优秀管理人员和优秀学生奖励经费使用细则等经费管理制度；明确了经费的来源及支付规程，有效保障了基地经费的开源节流、规范使用，以实现经费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三是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新市民”学习支持基地的硬件设施主要是多功能电脑房，内有30网电脑、多媒体投影仪和双向视频设备，内部设施比较贵重，为防止不必要的损坏，基地制定了电脑房使用规程，建立了完整的设备台账，制定了维护规程，在鼓励居民使用的同时，要求居民爱护设施设备，对正常性的损耗、损坏、教室维用由社区负责，网络设施设备的维修由电大负责。

最后，科学制订了基地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合作实践中，学校主动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并与社区企业的有关领导、专家和教授组成专业指导委员会，通过对社会需求、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大纲设置等教学链结构的重审与研究，从教学计划、专业选择、课程体系、实践环节、管理流程等方面制订科学的培养方案，形成企业学习计划书。共同审定并构建了比较科学、完整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学生学习实训实施有效的评价。

二、有效整合，建设合作办学的长效机制

校企合作是成人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基层电大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现有的合作办学由于缺乏政府有力的政策及财政支持，企业的短期行为，加之学校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使校企合作机制基本上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运行中。学校只有牢固确立治理的意识，在把握办学主动权的基础上，对外更好地理顺政校关系、社校关系及企校关系，保障社区、企业有效参与校企合作管理的权利，同时，有针对性地吸收各种社会资源，使之尽可能地达到合理状态；对内组织协调好学校内部的人财物及时间空间信息这些管理资源，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设计安排，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高效的校企合作机制，推动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

在奉化电大的合作办学实践中，充分践行了治理理念，旨在最大限度地整合校内外的教育资源，构建合作办学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高效健康运行。对外，形成“政府主导、电大主体、多方联合”的运行机制；“政府主导”指政府行为导向机制，市教育局在基地建设中起指导和引导作用，为基地建设提供政策、制度、组织和经费保障，负责统筹协调工作。“电大为主”即学校负责基地网络平台和教学资源的建设、基地师资的培训、培训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过程的管理与实施等基地运作的主要工作，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学历教学的学习支持服务工作；“多方联合”指学校与力邦社区、西坞街道成人学校、社区周边企业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整合这些单位的人力、信息、管理等资源，共同为新市民服务。健全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明晰了各主体的责任，有利于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保证基地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见图1）。

对内，积极打造基地新市民“3S”学习支持服务机制；“3S”（Study； Support； Service）体系中，Study，Support，Service分别指学习、支持、服务。“3S”机制由五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即机构、人员、平台、环境和对象。机构是体系的基础与保证，它是多层级的，机构的部门设置、岗位职责与人员配备直接影响机制功能的发挥；人员主要有三类教师、技术人员和教学服务管理人员；平台主要指为新市民自主学习提供的学习资源、条件；环境等服务环境包括社会、经济、人文和自然环境等服务；对象主要是力邦社区新市民学习支持服务基地教育的新市民群体。该机制由支持环境、学习者、支持者、支持内容、支持方式、支持策略等构成，实现了资源共享、教学互动、信息互通、多样服务的目标（见图2）。

三、因需施教，构建互利多赢的合作模式

针对我国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存在的“学校热，企业冷”问题，许文全认为高校应主动回应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利益需求，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尺构建并完善企I合作利益链。选择好校企合作的切入点，寻求共同发展的校企合作模式，互惠互利，相互支持与推动是校企合作教育的成功基础。

目前，奉化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扩大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其中，在要素结构别强调经济增长要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基地“3S”体系必须与奉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在新的起点上努力提高社区教育服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才能获得更多的来自政府政策方面的倾斜与支持。具体来讲，一是在需求结构方面，基地“3S”的构建与实施必须在做好电大学历教育的同时，把重点转移到学历后续教育，以满足奉化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要求；二是在供给结构调整方面，基地的未来发展要在继续发挥县级电大优势的同时，积极吸收各类教育资源，从单一的以课程资源为主的建设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实践和社区居民技能提升的教学资源建设；三是在要素结构转变方面，要关注基地支持服务的质量，建立更加科学的基地培训质量标准和考核监管体系，切实提高基地培训活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根据新市民的实际情况，站在学习者的角度设计学习策略、学习过程、方法等。为增强基地“3S”体系内容的针对性，基地管委会从学习内容的需求、不同年龄的需求、学习载体的需求三个方面对新市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不同结构人群居民的基本情况及学习需求，以确保基地提供的学习（Study）内容的有效性。一是职业技能学习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社区新市民工作岗位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增强社区新市民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地管委会根据奉化区经济发展特点及新市民的职业技能学习培训需求，安排学习培训的内容及课程。一方面推出了专业技能培训，主要提供电脑、家政服务、初级会计人员等专业技能证上岗培训。另一方面推出了双证制培训。参照中央电大开放教育专科“双证制改造计划”的做法，把高中学历教育班更名为“双证制高中文化培训班”，使学生在获得高中文凭的同时，还可获得一种职业资格证书，如家政服务证书、电脑初级证书等，增强新市民就业竞争力，深受社区居民欢迎。二是新市民素质学习培训。市民素养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市民素养是加快城市发展的灵魂。基地管委会结合力邦社区新市民的特点，筛选科学的内容，采用合适的方式，让新市民爱学、乐学、会学。首先，推出了奉化方言和奉化历史知识培训。通过培训解决了新市民与本地人的语言沟通问题，增强了对奉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加快了新市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其次，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讲座。针对新市民心理特点，开设了不同主题的心理健康讲座。例如《如何认识自己》《管理沟通的技巧》《如何排解工作与生活压力》《青春期心理压力化解》等。通过学习，帮助新市民了解心理健康的含义，提升情绪自控、压力化解及沟通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再次，加强了法律意识、安全教育学习培训。结合国家普法教育，对新市民开展《劳动合同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知识宣讲活动；开展针对性的法律案例教育活动，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联合司法等部门，深入力邦社区为新市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同时，利用讲座、知识竞赛、板报、手机短信等各种手段开展安全宣传教育，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现场参观以增强安全防护意识，有效强化了力邦社区新市民的安全生产意识。最后，提供文明道德修养培训。以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为主线，紧密结合国情、区情，深入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交礼仪等教育，引导新市民养成文明做人、规范做事的良好行为规范。三是学历教育学习。积极鼓励力邦社区新市民参加电大的开放教育，圆大学梦提高学历层次。由于送教上门，尽力为新市民提供周到贴心的学习支持服务，实行人本化服务，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新市民报读电大人数逐年增加，居民的学历层次得到快速提升（见图3）。

此外，基地管理委员会根据基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二三”培训模式，即“构建三类培训项目、实施三大培训策略。1.三类培训项目。“三类”培训项目是指企业基层管理人员培训、企业一线工人培训和创业人员培训；例如针对社区居民中企业基层管理人员队伍扩大，管理理论知识缺乏的现状，基地管委会主动与社区联合，开办多期企业基层管理人员培训班，为企业基层管理人员提供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和发展意识等方面的培训，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基层管理队伍素养的提高。2.三大培训策略。“三大”培训策略是指上挂式培训（同政府培训项目挂钩）、横联式培训（与社区、企业联合）、下辐式培训（自愿培训）。例如力邦社区所处的西坞街道亿元企业3家，5000万元规模企业4家，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65家。力邦社区居民大多在这些企业里工作，所以基地的培训坚持以力邦社区周边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居民的工作应用为目的，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基地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训场地。在西坞街道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基地管委会与社区周边企业进行了广泛沟通和磋商，至2012年底，确定宁波豪光服饰有限公司、奉化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奉化市西坞雁华电子厂分别为服装、机械和电子培训实训基地。例如2012年春季我校与宁波锐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作，采用“定单式培养”方式，送教上门，进企业办班。首次合作招收学员72名（95%学员为新市民），专业为开放教育专科“数控技术”和“物流管理”。此举得到市政府、教育局领У母叨戎厥蛹吧缁岣鹘绲某浞挚隙ǎ奉化日报、奉化电视台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

奉化电大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街道社区合作，共同为新市民服务，既有利于提高新奉化人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快速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奉化和谐社会的建设，推动了力邦社区学习型社区建设，较好地实现了社区教育的快速发展，又有力地助推了本地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奉化电大合作办学探索了新途径，为基层电大更为有效地参与社区教育，寻找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式。互利多赢的合作模式既保证了合作成效，又保证了合作长效，推动了合作办学的良性运行。

由管理转变为治理，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区别，更是思维方式及行动逻辑上的调整，有别于管理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及行政色彩，治理强调各个主体是平等的、合作的，强调的是民主、协调与沟通。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是相对于单一校园环境培养办学而言的，它是一种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在实施校企合作中必须处理许多关系，建立起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高效的运行机制，对各种主体的责、权、利进行明确的定位；同时，找到合作的结合点，互惠互利，实现共赢，才能更好地激发校企合作的意愿，推动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许文全.构建校企合作利益链的必要性及建议[J].职教论坛，2013（1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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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综治工作对象的管理职能的归属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对象的内容繁杂，有政治的、经济的，刑事的、治安的；有公共的、民间的，生产环节的、消费环节的；还有长期的、短期的等等。工作对象所涉及的社会管理的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涵盖的社会规范的权利义务也多有区别，如户籍管理、社区治安管理、治安技防管理、校园治安管理等。部门行业不同，管理功能不同，职责义务也不同。综治工作对其工作对象如何管，管到何种程度是当前要研究的问题。统管的力度大了，表面上看步调一致，整体联动形成了合力，实际上压缩了地方的、部门的、民间的、个体的开展综治工作积极性的空间，综治工作的交响乐变成了综治工作的独唱会，失去众人打柴火焰高的综治团队效应。统管的力度小了，会形成各自为战，重复作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整体合力不足，工作不能平衡发展。总之，产生问题的根源是社会综治工作对象的管理职能归属问题的决而末行。二是综治工作的网络建设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综治网络有了大发展，但发展的步履尚且不能适应社会新的形势的发展需求。网络建设有两种，一种是组织网络，也叫系统网络，它是物的东西，主要的要件是人和队伍；一种是职责制度网络，也叫功能网络，主要要件是制度规范，是保证上下贯通的规则管道。现存的问题，就是两大系统网络有而不全，或者叫上全下缺,或者是延而不周，表现为基层综治队伍缺额大，体系不健全，社会职能与队伍规模不匹配，现有的人员队伍中，还存在人员不固定、流动性大、人员变动频繁的问题。人员不到位，队伍不确定，岗位职责的落实自然“悬”于半空，结果势必造成功能网络的“残缺”。一方面工作流于形式，把走“样子”变成了一种状态效率，应付大于实效；另一方面短期工作行为，追求眼前效果的直接化、最大化，急功近利，结果“过而化之”，末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量基础。凡此种种，影响了综治工作整体长远发展的效能。

正确运用科学的发展观解决综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科学构置综治组织网络。一方面要有网络规模，规模是体系的前提，要在基层各级部门、组织、团体中建立综治机构，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综治机构网络，网络规模，说到底是队伍人员数量的规模，人员阵列就是网络，网路清晰，周延到边才具规模；另一方面综治队伍要精，建立综治网络重点解决的是综治网点问题，网点布局合理是关键，但综治网点上的人以精干为上，职能专一为良，既不滥设机构，也不滥增人员；再一方面注意综治队伍的梯次结构，从专业、文化、民族、年龄等要素上进行合理的搭配，既顾及眼前又虑其长远，从而保持综治队伍自身建设就具有可待续性发展的内在活力。

二是建立综治组织职责体系，实现综治体系职责定位清晰。首先要解决好综治体系中上下级部门间的岗位职责划分，使上下之间既管道畅通，又不出现岗位职责交叉、重叠的问题，上级部门的综治职能在内容上，尽量宏观一些，工作的位置始终要居位于导向的位置，收集的信息要精，分量要大，如果事无巨细，什么信息都要，信息的管道就容易堵塞，最终影响决策，对下指导出现混杂信号，也会影响下级的工作效能。其次解决好综治职能部门与综治成员单位的职责划分。综治职能部门对综治成员单位要统领不要统管，统领是指方向问题，是居于“帅”位，综治成员单位在“帅”旗的指挥下，按其职责和分工开展工作，合中有度，分中有则，最终实现职责的联动。其三解决好综治职能部门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岗位职能定位。一方面了解社会的安全动态，对社会治安状况做到心中有底；另一方面要把社会群体的党政组织做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基层综治组织、综治工作人员更多地是协调，或是“出谋划策”，当好问题所在单位、部门领导组织的参谋，把问题的解决纳入执法、执政部门的责任权限之中，从而保证问题能够依据政策“一次清”，不出反复。

三是建立综治工作的调研机制，保证综治工作与时俱进。综治工作是国家管理事物中的一项新的内容，经验不足是必然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建立综治工作调研机制，对综治工作自身的运行情况，不断进行动态分析。如机构的配置，人员的增减，职责职能的调整等，务使综治工作趋于灵活多变，与时俱进地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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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of prim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gnoring the law of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imply copying the mod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ffect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analyzes the current mis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prim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xplores how to grasp teaching law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nd tries to provide ideas for improving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the prim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关键词： 初级任职教育；政治理论；教学；误区

Key words： prim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political theory；teaching；misunderstanding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2-0220-02

与任职教育的典型要求相比较，政治理论课教学有其自有的规律和特征，这些规律和特征与任职教育的一般性要求并非完全兼容。然而，在当前初级任职教育班次的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存在忽视政治理论课程自身规律，罔顾政治理论课程与其它专业操作型课程的差异，以“一刀切”的简单思维，对任职教育模式生搬硬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理论教学偏离应有规律，影响教学效果。下面，就人们对初级任职教育班次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几种常见误区进行分析。

误区一：在政治理论教学中把政治工作能力简单等同于方法技能。

人们普遍认为，既然任职教育强调的是对岗位任职所需要的技能、能力的培养，所以任职教育班次的政治理论课程也应当重点培养学员开展政治工作的具体操作技能。在《军队基层政治工作》和《军队基层文化工作》的日常教学中，强调“教方法”较多。

固然，在《军队基层政治工作》和《军队基层文化工作》课程中的确包含传授具体工作技能的内容，但政治工作的具体技能是以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只有当政治工作者具备了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他在工作中运用的具体技能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培养学员的政治工作能力，首先是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其次才是让学员掌握一些具体技能，其中，前者是政治工作能力的根本和核心。以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思想工作为例，在思想引导的过程中，教育者选择何时作为谈话时机、运用何种谈话方式等技巧性因素，虽能起到一定帮助作用，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真诚的关心、爱护、尊重等情感因素，以及由这些情感因素凝结并散发出来的非权力影响力，才是打开被教育者心扉的真正力量。彬彬有礼的笑容、娓娓道来的语气、环环相扣的逻辑表达，或许可以为思想工作锦上添花，但是，如果没有对士兵真诚的爱，笑容再和蔼，在士兵看来也是虚伪的。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如果忽视正确情感价值观的塑造，而片面强调方法技能的训练，无疑是舍本逐末的。

误区二：任职教育班次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小品化”。

由于在认识上，把政治工作的能力简单等同于操作性技能，这就直接导致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效仿专业操作型课程的教学方法，大量开展“模拟教学法”。例如，为了锻炼学员开展谈心的能力，就组织“模拟谈心”；为了锻炼学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就组织“模拟授课”；为了锻炼学员开展党支部工作的能力，就组织“模拟支委会”……这种做法看似迎合了任职教育的需求，突出了技能训练，实则违背了政治理论课程自身的教学规律，导致学员对政治工作的理解流于表面化。

专业操作型课程之所以大量采用“模拟教学法”，是因为在这些课程中只需要模拟工作环境，而不用模拟工作对象。例如，装备操作课程上，学员模拟操作的装备是真实的；轻武器射击课程上，学员使用的武器是真实的；战术课程上，学员演练的战术动作是真实的。而政治理论教学则不同，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的思想，是人的情感和价值观，而这些都是无法模拟出来的。如果生搬硬套“模拟教学法”，那么，这种完全依赖预设脚本进行的“小品式”模拟，只能模拟出政治工作的表面形式或简单流程，无法将部队基层工作生活中矛盾或问题的冲突性完全真实地再现出来，学员无法真切感受到现实工作中矛盾冲突的剧烈程度，也就难以切实感受到解决利益纠葛的难度和解决思想矛盾的艺术性。任职教育的“实践需求性”特点，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让学员真实感受政治工作实践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艺术性，而这种“小品式”模拟，恰恰不具备这样的效果，也就无法提高学员的实际政治工作能力。

初级任职教育班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适应任职教育“实践需求性”特点，应当依托模拟连骨干岗位锻炼、部队见习、军民共建、执行重大任务等实践环节，让学员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真切体会政治工作的复杂性，从而增强政治工作能力。

误区三：用量化考核的方式来检验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任职教育的短期时效性特点，要求学员在培训结束时既具备某种特定的岗位技能，做到为用而学，学之既用，以实现培训与任职的无缝链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初级任职教育班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该在培训结束时，使学员具备开展政治工作的熟练技能，而且这种技能的强弱也要用量化考核来直观展示。因此，往往采取口头答辩、笔试答题的方式来考核学员的政治工作能力，用得分的高低来衡量学员政治素质的高低和政治工作能力的强弱。尽管有的教学单位也采取了平时实践成绩与课终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但平时实践的时间较短，在总成绩中的权重较低。

正如前文所分析，政治工作开展的好与坏，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工作者对待工作本身和工作对象的态度。同志也早就说过“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得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1]”。因而，任职教育班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点应当是端正学员对政治工作以及对部队官兵的根本态度。而这些“态度”，都存在于头脑当中，其真实情况，无法用一次量化考核的形式直观展示，只有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检验。简单的量化考核，只能检验学员是否记住了相关知识点，而检验不出学员是否真正认同这些理论观点。因此，初级任职教育班次政治理论课的考核环节中，既不能因为学员“考知识”的量化分数高，就一俊遮百丑，认为学员的政治觉悟高；也不能因为学员“考知识”的量化分数低，就武断地认为学员的政治觉悟低。而应当将学员对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程度与实际政治立场觉悟分离开来，区别考查。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可以通过量化考核的方式来检验，而实际政治立场觉悟的高低，只能由群众来评、由广大官兵来评、由实践来评。

走出误区的几点建议：

第一，在初级任职教育班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当摒弃“一刀切”的简单思维。既要适应任职教育需求，也要充分尊重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的客观规律，不能简单地用任职教育的模式来硬套政治理论课教学。

第二，摆正思想政治工作中“道”与“术”的关系。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学员在树立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和流程。拥有正确的态度，是政治工作的“道”，而具体方法是政治工作的“术”。“道”是“术”的根本，“术”必须以“道”为根基和本源。初级任职教育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当摆脱单纯强调技能训练的思维束缚，把教学重心放到培养和塑造端正的情感和价值观上来，使政治理论课教学回归其本来面貌。

第三，应当增加实践在教学考核中的比例，但这种实践不能停留在“小品式”模拟的浅层次上，而应当让学员在岗位实践、社会实践中去多体验、多磨砺、多锻炼，完成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内化，并升华成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价值追求，筑牢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素质。在考核形式上，应当将现有的“课终考核”改进为“全程考核”，由考查结果向考查过程转变。依托模拟连实际工作以及学员日常行为，对学员进行贯穿培训全程的观察考评。结合理论知识的量化考核结果，对学员的政治素质做出全面评价。

综上所述，在初级任职教育班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当摒弃“一刀切”的简单思维，既要适应任职教育需求，也要充分尊重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的客观规律，不能简单地用任职教育的模式来硬套政治理论课教学。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学员在树立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和流程。拥有正确的态度，是政治工作的“道”，而具体方法是政治工作的“术”，要摆正“道”与“术”的关系，摆脱单纯强调技能训练的思维束缚，使政治理论课教学回归其本来面貌。应当增加实践在教学、考核中的比例，但这种实践不能停留在“小品式”模拟的浅层次上，而应当让学员在岗位实践、社会实践中去多体验、多磨砺、多锻炼，完成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内化，并升华成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价值追求，筑牢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素质。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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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湖北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与公社体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经费仍然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的迅速增多和人员的增加，以各种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致达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抛荒”和“民怨沸腾”的程度。为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免除农业税。在这一过程中，还开展了以合并村组、合并乡镇、“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而展开的。这一改革同公社体制改革之初一样，又面临着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无人管的问题，即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组干部人数大量减少。在中部地区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规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许多村民小组的组长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农业税费以后，村组基本没有公用财力，也没有了从内部获取资源的体制性渠道。三是村组干部减少后，村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时间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报酬由县一级财政支付，具有“工资化”的倾向，从而更强化了村组干部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所以，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进一步向村组渗透，而大量基于乡村社区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却陷于无组织依托办理的困境。这实际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要解决这一“治理真空”问题，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组织体系，特别是注重内生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湖北省杨林桥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二、杨林桥镇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湖北省秭归县位于长江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杨林桥镇位于该县西南部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该镇利用兴建三峡大坝的机遇，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将长期封闭的山区农民与山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村庄外部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人们对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但是，该镇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很薄弱，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对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需求。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杨林桥镇贯彻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从!""&年下半年开始，取消了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劳项目以及以资代劳和道路、教育等集资项目，同时进行乡村机构配套改革。然而杨林桥镇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农村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建设、校舍改造等公益事业的办理出现了新的“空壳化”现象。

首先是无钱办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正在成为发展投入的一个“盲区”。一方面，取消和减免各种税费后，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数额有限，杨林桥镇各个村转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组干部的工资后，所剩无几，根本没钱办理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其次是无人理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组织机构管理协调的“治理真空”局面。杨林桥镇进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裁减和辞退富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保留30人左右，撤销和合并了各种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转并到了乡镇和县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公共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同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税费改革的要求，杨林桥镇将36个村304个村民小组合并成14个村84个村民小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户，一个小组97户，一个村的村干部不过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户。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特别是乡镇干部人数大大减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贯彻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根本无力和无暇顾及本地公益事业。

“危机孕育着生机”。当外部性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也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正当当地干部和村民面对“治理真空”一筹莫展时，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的活动得以出现，其初始动因便是道路修建。

杨林桥镇是典型的山区，离秭归县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盘绕九曲十八弯，平均海拔1000多米，农户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原先县乡道路没打通时，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农村的道路建设确实困扰了山区里许多代人的出行问题。修路可以说是山区人最为迫切的公共需要。该镇凤凰岭村4组，有个叫铁炉冲的小自然村，有11户42名村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仅有一条悬崖上开凿的小道与外界联系。两人相遇，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眼看山下的农民依靠种蔬菜、种烤烟脱贫致富，铁炉冲的村民却连喂养的猪都卖不出去。有胆大的请几个人下山卖猪，可连续有7头猪滚下悬崖，村民们心都凉了半截。以前由于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依赖思想，总是希望上级能拨付经费并组织修建道路。2002年，村组合并后，为数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顾该地，更无钱投入，该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失去依赖的村民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袁学商领头，连开五次会，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下修路计划，各户签名盖章，共同举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两年，总有一天要修通。22个劳动力，靠卖猪、鸡蛋凑起2万余元，连续3个冬春闲月，投工5600多个，1037天，终于在悬崖上开凿出一条2公里的山区公路。村民种的烤烟、野菜能运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受到铁炉冲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启发，2003年5月，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杨林桥镇正式开始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3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广泛听取社区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再付诸实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农民群众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群众当家作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组延续了时期生产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较浓厚。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以后，村民小组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从服务户数、事务范围、产生方式、工作方式、责任指向和报酬的有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杨林桥镇杨林桥村村支书王太富说：“以前当组长，是村委指派的，上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当理事长，是海选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来协商好，干的都是农民想干的。”“以前的村干部就是处乱子（解决民事纠纷）、收款子（收农业税）、刮娃子（抓计划生育），根本没有精力想发展。现在从小事中解放出来，能考虑大事了。”

表1：杨林镇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的区别

数量87个306个

户数97户/组30户/社区

产生方式村委会指派村民投票选举

报酬由村提留提取无报酬或项目奖励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协商肯谈方式

事务范围上级任务为主本社区事务

责任指向向上级负责对村民负责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但是，长期以来，自治的组织载体单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而村和组的行政功能较强，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必要的组织载体。杨林桥镇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村社区这一载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突出农民参与，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议”的活动机制。白鹤洞村25社区于!2004年6月10日就农网改造问题共同讨论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户集资15元，选一人负责经营（师傅吃饭每人一天一顿5元的标准，由集资中开支，烟在外，给师傅烟时，必须要有证人）。（2）不交钱的献出杆子一根（7米长、粗一尺二，大叶春木不要）。（3）不够用的钱大家补，用不完的退到农户，做到不存不挂。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自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过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农家生产的无公害蔬菜和粮食可以运出山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杨林桥镇各社区2004年兴办基础设施25个，集资12496元，投工51155个，维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时也减少了投入成本。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资和投工共花费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这个标准修路则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区的饮水、供电、通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了。

社区在为农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行为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农村社区发轫于当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区成员自愿投资投劳，没有感到这是额外的“负担”。社区自我整合机制的活动原则是商议共识和公共舆论。社区要办的事由社区成员共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事，虽然允许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愿参与这种情况出现，但这些“反对者”也面临着利益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当时讨论集资，规定“摩托车10元，拖拉机50元，自行车5元，人均3元”，集资方案拿出来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别人费钱费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说，后来这部分人也参与到集资建路中来，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补偿。

民间性的社区组织还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了开放性平台。现阶段的农村处于大流动和大变动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大量农村精英外流，但这并不意味农村组织资源完全枯竭。关键在于开发和利用。由公社体制沿袭下来的村组体制是与户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随的。行政化的村组体制只是将村组干部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他民间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传统的村组体制打破后，实行社区体制，则有助于将各种民间精英吸纳到社区组织中来，丰富农村组织资源。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致富能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成为主事者和社区致富的带头人。杨林桥社区理事会的会长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跑运输，种蔬菜、魔芋、烤烟的能人。以往，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进入社区组织中心以后，道德荣誉感促使他们考虑社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通过传授技术，带动社区成员种植经济作物，带来更大效益，实现社区整体“共赢”。二是由城镇返乡居住的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这部分人在村组体制下根本没有进入社区组织中心的可能。实行社区体制以后，他们以居住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并以其特有的见识、权威和资源在社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杨林桥镇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杨林桥镇以民间性的社区组织建设，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制，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传统的村组体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和外部性整合，成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对农民的外部性动员。这种动员式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农村社区和农民对外部力量的依从性和依赖性。一旦外部整合发生变化，农村社区内部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润在广大农村干部与村民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如新农村建设本来是为农民而建，但许多农民却无动于衷，认为只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政绩”。杨林桥社区建设的突出功能是将“政府要”变成“我自己要干”。社区事务来自农民需求，社区治理由农民讨论，农民通过社区组织平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在20世纪的外部性整合过程中，乡村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构和延伸的，这一组织体制是适应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改造的。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为支持农村发展，大量的资源将输入农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不可能穷尽农村所有事务，更不可能由政府包办一切。如在道路建设中，中央、省、市、县财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设，而农户与主干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关键的一公里”，却得由农村自我负责。在新农村建设中，会产生大量农村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需要相应的组织加以处理，传统的县、乡、村、组的行政一体化组织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杨林桥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为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要节省乡村治理成本。20世纪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过高。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财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单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有的的确是为农村发展谋取利益，但是，单向度的行政吸纳资源的方式将被吸纳者排斥在外，使他们将无论何种政府行为都视之为外在于自己的“负担”或者与自己无关的“公事”。杨林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构造农村微观组织的同时，重新构造着农民的治理成本意识。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财大家管，调动了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为修路，他们的集资集劳早已超出政府设定的限制，但是农民并没有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额外负担”。因为投资投劳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资投劳者对全过程的监督。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但长时间以来，由于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区的理念未能进入乡村。杨林桥镇率先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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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矿山 地质环境 治理

1 矿区地质环境现状

1.1 矿区地质环境概述 淮南矿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有矿井9座，截止2004年9月累计产煤5.262亿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淮南矿区位于淮河两岸，地跨淮南市的五区一县和阜阳市的颖上县。矿区处于淮河冲积平原之上，地形平坦，地面标高一般在20～26m之间。区域内水系均属淮河流域。天然河道流向一般沿区域地势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注入淮河。矿区内除淮河以外，主要河流有西淝河及其支流济河和港河、架河、泥河、黑河已经人工开挖的有高新河、永幸河、光辉河等。

矿区内淮河防洪与农田水利设施多，农田水系纵横交错，基本形成适宜农业耕作的水利网络。绝大多数耕地夏季种稻，冬季种小麦。

淮南煤田煤层赋存于淮河及其冲积平原之下，第四系松散层厚20～483.5m，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厚。属水体下开采的矿区。

矿区大气降水及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分布不均，浅层地下水水质良好，水源充沛，补给条件较好，目前矿区利用地下水不致引起地面沉降。

矿区开发引起地表塌陷下沉，扰乱水系，损坏耕地、村庄、河道、提防及其它建筑物受到破坏。矿区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地面塌陷、固体堆积占地与污染，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

1.2 地表塌陷 淮南矿业集团所属9座矿井、工业和生活居住等地面设施占地2624.2公顷（39363亩）。

9座矿井矿区总面积为301.12km2，截止2004年9月底开采塌陷面积达62.10km2，占矿区总面积20.59%。其中又有约17.7%为积水区，即积水累计总面积达10.97km2。积水范围随降雨量大小而变化。

随着煤矿开采的延深和规模扩大，塌陷范围逐渐扩大，据1997年以来的统计，1997年1月至2004年9月塌陷区增加了24.8 km2，年增长率为5.15%。 开采塌陷区尚有15个村庄正在或有待搬迁。

开采塌陷区内，地形、地貌改变破坏了水系，影响河堤长度为15.1km，灌溉渠道5.9km，影响铁路线长度7.41km。 1.3 固体堆积物

1.3.1 煤矿开采，每年要排放大量的煤矸石，选煤厂也有相当的矸石排放，电厂排放粉煤灰。造成固体堆积物占地和环境污染。

据初步统计，目前现存矸石山（场）23处，占地63.9公顷（906亩），固体堆积物总量为1898万m3。

1.3.2 淮河以南的矿区，煤层倾角较大，多煤层联合开采，全部煤层开采后下沉量大，一般在10m以上，最大下沉量达18m。塌陷盆地积水深浅不一，农民进行粗放式养鱼。可耕地的质量下降，造成农业减产减收。

淮河以北广大矿区，煤层倾角平缓，基本属单一煤层方式开采，回采后形成碟形塌陷区盆地，最大下沉量达4.5m，地下水埋深较浅。因此，盆地中间积水，积水范围大小受降雨量控制，变化比较大，盆地的边缘下沉量小呈缓坡地仍可耕种，但不宜种水稻，造成农业减产，盆地的边缘带与积水区之间，地面坡度大，水土易流失，基本上为弃耕绝收地带。1.4 地质环境改变对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1.4.1 对大气的影响 煤矿生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瓦斯，瓦斯气是一种有强烈温室效应的气体，瓦斯气向大气牌坊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给空气造成污染。

1.4.2 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煤矿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和矸石堆积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质量下降，农业减产，造成农村搬迁。

1.4.3 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煤矿开采造成地表塌陷，矸石成山，导致市容脏乱差，影响市民生活，制约城市发展。

1.4.4 对煤矿企业的影响 为了减少村庄和城镇搬迁，降低生产成本，煤矿企业不得不改变开拓布置方式，甚至放弃准备煤量，影响了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制约了企业自身发展。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原则

2.1以人为本、防灾减灾 所有的地质灾害，直接或间接的对矿山职工和矿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矿山环境治理首先要保证矿区免遭矿山开发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的危害，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2.2因害设防、综合治理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特点、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采取拦、排、护、整、填、植等方面的综合治理措施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

2.3注重效益、分期实施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应遵循生态社会效益优先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区别不同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同时根据资金情况、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危害大小、轻重缓急，分期、分阶段进行治理。

2.4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矿山环境治理只有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才能达到矿山环境治理的最终目标。各种工程措施只要配置合理，就能根治地质灾害。但其缺点是投资过大，而生物措施恰好弥补工程措施的缺点，其投资较小，能改善小气候的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矿山环境治理中。

3 矿区地质环境治理的基本设想

淮南矿区地处华东，是富饶的淮河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土地十分珍贵。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地质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法规制约。因此，煤矿开采地质环境的恢复引起了各级部门和煤炭企业的重视。塌陷区回填复垦是煤炭企业、地方政府和矿区农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不塌陷影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不良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淮南矿业集团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示范工程项目。

实施示范工程的指导思想：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变害为利，企业、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紧密合作，中和开发现代化生态企业，建设小康型农村。

“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煤矿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土地的破坏十分严重，是一个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

《环境保护法》、《土地法》和《矿产资源法》等国家法规，都要求矿山开采保护地质环境，实现治理恢复“占补平衡”的最终目标，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吸收有关兄弟单位回填复垦试验的成功经验，结合淮南矿区的具体地质环境，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技术政策，实施示范工程项目。主要项目有：谢李示范工程，塌陷区回填后作为城市绿化地、改善生态和小气候；张集示范工程，结合农村搬迁、小城镇建设、改变农业结构相结合，由单纯的种植，变为种植和水产养殖、农鱼产品加工相结合的农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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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县级审计机关在政策跟踪审计中的地位

俗话说“郡县治，天下安”。区县级审计部门在审计系统内是最前沿、最基层单位，凭借其特殊的微观视角一直以来都积极参与着区县级行政治理的促进和完善，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的，对于许多国家重大的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区县级审计部门能够比较方便地取得第一线的资料，而且对于这些资料，鉴于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基本上都在该区县域内生活工作，在许多数据资料的真实性以及政策执行效果的确定性等方面都较上级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政策跟踪审计上，从审计的可执行性、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审计结论的科学性等角度来说，县级审计机关理应发挥基础性、主体性的作用。

二、区县级审计机关开展政策跟踪审计的着眼点

1.立足自身，积极联动，确保审计质量。

加强政策措施贯彻执行，目的在于完善国家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区县级审计机关要正确认识自身在促进完善国家治理方面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人微言轻”的思想障碍，通过不断完善有效的审计方法，提升自身的审计质量。所谓质量是审计的生命线，在政策跟踪审计过程中，区县级审计机关必须立足自身将各项政策的不同内容与本县区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与自身情况契合的审计思路和审计方法，充分发挥审计的创新力，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区县级审计机关作为审计实施的主体，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其开展政策跟踪审计，最终必须能融入全国审计一盘棋，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面不是局部的，积极和兄弟区县审计机关保持沟通以及充分运用审计机关上下联动的有效机制，既能在审计方法上促进自身审计执行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全面性，也能提高自身在更高的视角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全局性认识。

2.以政策为主线，执行为抓手，效果为重点，推动政策跟踪审计微观化管理。

政策执行的评价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绩效性等，归根结底是以政策的执行效果来判断。政策跟踪审计应以实施效果的好坏来发现政策的配套措施、实施流程、监督办法等政策执行上的问题和不足。作为区县级行政单位，大部分政策除了一些配套的措施办法之外，许多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在基层都物化为一定量的项目和资金。将宏观的政策层面有意识地微观化为对若干项目的审计将大大推进区县级审计机关审计的效率。政策执行跟踪审计关注的重点也应当进行适当的微观化。例如在一般情况下，政策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于一项政策在当地的适应程度有好有坏，而区县级审计人员除了对政策的适应性进行恰当的评估外，还可以微观地分析影响当地政策适应性的各种因素的数量以及各因素对最终政策效果影响程度的大小，以便下一步实现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进一步优化。

三、区县级审计机关开展政策跟踪审计的策略

1.注重证据收集详尽度和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

不同的县区有着各自不同的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同一政策在不同地域的效果也必然千差万别。最终的政策执行宏观效果有时只有上级审计机关通过借助对下级审计机关层层汇总的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之后才好把握。政策是否需要微调以及是否采取配套措施和采取何种措施也只有之后才能更好的落实。区县级审计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微观地位以及自身工作对于全盘成果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导自身的政策跟踪审计工作。审计证据的采集务求详实、充分，审计表格的填列务求真实、完整。基层审计干部们需甘当审计蓝领，一季度一季度地跟踪下去，一级一级及时高质量地汇总上去，牢固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把谋全局与谋一役结合起来，保证审计系统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形成审计合力。

2.努力拓展“政策跟踪审计+”模式的运用。

区县级审计机关大多依照财经、经责、固投等机构标准进行人员分工，但随着近年来上审下，党政交办、全国全省大型联合审计项目的逐渐增多，股科室间交叉协作情况也日趋普遍，一定程度缓解了基层审计机关人少事多的困境。但是，政策跟踪审计这类专业要求强，涉猎范围广，牵扯部门多，投入时间长的新型审计仍然给基层审计机关在人员配置、计划安排、审计质量等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仅就今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来说，内容涵盖国务院出台的23个方面70余项具体政策，涉及20多个部门，全年按季度进行跟踪汇总，基层审计部门在完成既定年度审计计划的前提下，若要保证审计质量有必要创新审计思路和审计组织方式。“政策跟踪审计+”模式将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例如，将政策跟踪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重点关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将政策跟踪审计与财政收支审计相结合，密切关注财政资金、地方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将政策跟踪审计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相结合，围绕重大项目的建设情况检查稳增长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情况;将政策跟踪审计与计算机审计相结合，用数据说话，分析潜在的政策风险情况……通过“政策跟踪审计+”等新模式的不断拓展，可以充分突出审计重点，又与基层审计机关既定年度审计计划相辅相成。既缓解人员时间压力，又提高了审计质量;既保证了业务审计的专业性，又推动了综合型人才的成长。

3.不断加大政策执行效果定量分析的深度。

对于区县级审计机关来说，宏观上的数据较之上级审计部门无论从工作量还是便利程度上都有较大的优势，客观上也给区县级审计机关提供了将数据精细化分析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深入的数据挖掘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使得审计人员能有机会从不同角度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举例来说，中央大力推动的棚户区改造政策，棚户区改造建设任务的完成情况是最重要的数据之一。可是“何为棚户区？”很多地方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正是由于标准的不清晰，在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的老发展思路的引领下，棚户区政策在地方政府手中就有扩大化、泛滥化的趋势，只要是拆迁就全部执行棚户区改造政策，抵顶相关任务指标，出现棚户区改造越改越多的情况。区县审计机关可依据对当地实际情况的熟悉，选择当地的标准或其他合适的标准（比如居住条件、原始风貌等）定量分析把当地棚户区改造数据中的水分“挤干”。同时也可以利用跟踪审计的长效特点，对即将建设的项目区进行摸底调查，多管齐下，最终实现给偏离中央政策导向的地方措施进行纠偏的审计效果。这些工作需要也只能由区县级审计部门来主动承担。定量分析的思考维度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具有确定数字任务指标的前提下引入时间的维度就可以进一步审核行政效率。再者，根据凯恩斯西方经济学理论，政策措施特别是公共政策的实施在评估其最终效果时还应注重政策本身的外部性特征。理论来说，具有正外部性的政策最终的社会价值往往大于单纯在局部地域审核的结果。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等因素，外部性对区县级审计机关来说，长期被排除在审计评价体系之外。因此在定量分析时适当的引入空间维度以便进一步审核政策措施的外部性将显得非常有必要。另外，区县级审计机关进行政策跟踪审计的定量分析的思路也可以适度拓宽，针对政策的实施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是不是仍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都可以成为研究的课题。

4.勇于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定性分析的广度。

具体政策跟踪审计过程中，许多现象的发生若单纯依照以往财经、经责、政府投资等审计的要求，甚至都无法纳入审计内容，更勿谈进行效果分析。譬如中央喊了千百遍的简政放权，总理三令五申，许多地方都就相关内容有详实的工作成绩汇报材料，简了多少权，取消或合并了多少审批事项。这些内容看起来似乎都成绩斐然，可是老百姓仍面临着“证明你妈是你妈”、“证明未婚之前是单身”、“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等荒唐的要求。而以上情况的发生很明显与中央简政放权政策落实的愿景有明显冲突。此时若抛开定量的惯性思维，从定性着手，这些乱七八糟，让人啼笑皆非的“证明”实际上不仅暴露出行政人员极度匮乏的服务意识，严重懒政惰政的工作作风，而且也暴露出政府机关之间的行政壁垒仍然巨大，上下级之间、不同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络机制，令政府可以内部消化的数据流转工作外部化、社会化，令老百姓产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厌恶情绪，根子上还是简政放权的措施不到位。这类事情发生在基层、症结在基层，正是区县级审计机关发挥优势的所在。简政放权主要涉及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收费三大类。其具体政策贯彻落实效果的审计监督不应仅仅停留在是否做了、做了多少，更要着眼与做的怎么样、做的效果如何，百姓是否满意等方面。基层的审计人员可以就地综合应用问卷抽样、座谈、测评等形式，取得百姓对相关政策执行效果的直观感受，从中提炼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疑点或不足，区别出人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以期提出相应整改的对策和要求。用审计的方法倒逼基层政府的服务型政府改革，将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集中到老百姓身上来，这将是区县级审计机关在政策跟踪审计中可以大力发扬的闪光点之一。

5.多维度拓展审计力量的投入。

拓展审计力量的投入分为多个方面，首先应拓展审计力量投入的方向。审计人员在政策执行审计中应从传统的账务审计中“见表、见人、见账、见物”和“逐笔、逐项”的束缚中跳出来，在保证传统账实相符的基础上，将更多的审计资源投入到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的分析评价中。例如，中央针对地方配套的专项资金若资金出现了大量盈余，除了按照传统审计思路保证专款专用以及资金运用的具体标准合法合规，还要对其产生原因深挖细查，它们往往都与地方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滥作为、执行不力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区县级审计机关需正确认识到社会治理既有许多方面存在资金缺口，也同时存在一些方面资金闲置、损失浪费的客观现实，才能进一步从更高的视角来指导政策跟踪审计的组织实施，进而保证公共资金高效使用。其次，需要拓展审计力量投入的来源。面对审计知识涉及的越来越广，审计质量要求的越来越高，区县审计机关一方面必须采用多种途径，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建设高水平、综合型审计技术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许多政策具体内容涉及特定的专业知识，审计干部专业短板难免对审计的效果大打折扣，此时如需克服审计资源的不足就需要引入专家咨询以及引入专业部门的配合，同时也从侧面支持了中央鼓励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落实。

6.不断夯实政策跟踪审计的标准化、模块化基础。

政策跟踪审计是个系统性工程，目前的审计指标体系建设迫在眉睫。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运用往往是政策跟踪审计能否客观、科学、合理地进行审计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即政策跟踪审计成败的关键所在。单纯依靠审计人员自身的审计经验来促进各自审计评价体系完善的缓慢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审计提出的政策跟踪审计的迫切性之间矛盾比较突出。政策跟踪审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类似审计署专家经验库的区县级乃至各级别的审计经验系统，以审计信息化的最新发展推动有价值的审计经验、审计方法迅速推广。通过将个体经验优势转化为整体方法论，推动政策跟踪审计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不同方面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审计方法的标准化、模块化。这方面基层审计机关离不开上级审计机关的指导和支持，如果条件允许，可由审计署在制定大的方向前提下，由各省、市依据各自情况单独制定标准。

7.积极探索云审计技术助力政策跟踪审计。

随着审计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金审工程一期、二期顺利完成后，诸如数据库数据筛查分析技术之类的信息化审计技术助力各类审计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在全国性、多层次的大型审计中，成本、技术等问题仍一直制约着审计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云计算的审计技术（简称云审计）的出现将引领审计信息化发展走出这个困境。云审计的关键是依托互联网搭建的一个具备云数据处理能力的审计服务平台。在该平台上，与审计相关的硬件和软件以及最关键的审计数据都储存在“云”里。在云端，面对庞大的目标数据，整个平台仅需要为数不多的服务器维护人员及平台维护人员。在终端，广大的审计干部仅需要专注于审计分析，避免了许多重复而繁琐的类似数据存储、分类、维护的工作，从而大大的提升审计效率。另外，由于云审计的平台属性，很自然地会促进审计方法规范化、体系化、模块化、通用化的日趋完善。政策跟踪审计这样的大型审计项目亟需有效的组织分工、管理模式、审计计划等，而云审计很恰当的契合了这些需求。由基层人员短时间内将收集、整理大量的数据输入云端服务器，在省去大量的重复、低效的信息转换操作后，直接由各领域的专业人员从云端自行将各自领域的专业数据进行实时的审计分析，对于产生的审计疑点再通过云端联络系统交由各目标地域的基层审计人员进行实地落实。若以上措施能够落实，区县级审计机关在政策跟踪审计领域也将更有可为。

・・・・・・・・参考文献・・・・・・・・・・・・・・・・・・・・・・・

[1]刘家义.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 努力开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J].中国审计，2012，（2）.

[2]陈尘肇.关于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审计监督的思考[J].审计研究，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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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管理；更新；策略

传统的学校教学管理随着时代改变和教学理念的更新，已然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为培养出符合社会和时代需求的综合素质人才，必须对以往陈旧的教学管理模式予以改革，融入新的观念，实行新的管理机制才能实现新时代开放的学校教学管理。

一、新形势下学校教学管理的更新

1.从理念上实现转变，争取共同治理

传统学校教学管理中的主体是由学校科层，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单位实现学校教学管理任务，在明确的制度下实现自上而下的管理，其更为关注从属结构因此并不适用于目前新形势下的学校环境。传统的教学管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会导致管理者拥有较强的控制欲望和管理主义，与眼下学校的专业属性和变革理念并不匹配。学校教学管理并非一项简单的工程管理任务，在形势下应当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打破封闭式思维，与多方建立联系，全面、科学的考虑教学管理的特殊性，争取以整体性的管理实现教学管理目标。在理念上实现转变，将以往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转变为共同治理的想法，在多元化主体的共同管理下，能实现教学管理的和谐和互动。管理不仅是从上而下的，应当更为自由和灵活，以多角度的思维意识注重提升教师的能力，从而实现教学管理共同治理，协调学校其他系统，形成新形势下新管理模式。

2.发挥专业职能，转别为自主化的管理形式

在学校教学管理中，不同的岗位职能专业性均很强，为满足新课程标准，提升学校教学效果，应当对专业岗位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充分发挥专业职能的同时对工作加以创新。在新形势下不仅社会公众更追求自我和个性，对于学校教学管理而言，也应当认知到改革和自主的必要性，在教学管理中不能仅行使自身的权利，应当意识到学校的义务，并非只对学生单方面的要求，更应当倾听到学生的要求，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学生的需求，从而以人性化、自主化的管理形式不断创新。若仍坚持以往传统的管理形式，始终处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角色，而不与学生沟通和交流，很容易导致学生在长期紧张的被动状态下产生心理畏惧或者厌烦情绪，并不利于培养新时代综合素质人才。只有加快教学管理理念的更新，充分意识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在提升专业职能的基础之上，转变为自主化的管理形式，才能匹配学生的发展需求，调动其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以创新和人性化的管理形式，实现新时代的教学管理目的。

二、新形势下学校教学管理改革的策略

1.以教师多元化的评价系统，实现教学管理的创新

任何教育活动都脱离不了教师的参与，教师是学校知识传播的使者，是学生与之密切接触的对象，学校的教学管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自我管理。由于教师日常的行为、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教学态度都会都学生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对教师实施多元化的评价，从而实现教学管理的创新，完善教学管理的模式。在以多元化形式评价教师时，可充分考虑到教师个体的特征和差异性，避免用“一刀切”的形式对所有的教师评价，综合认知教师的年龄、性别、专业、工作背景、专业性质、学科区别等因素，以特色化的形式给予教师肯定和认可，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鼓励。在教师评价时，应当完善评级和考核机制，多角度的实施考核，不仅从精神上给予鼓励，还应当从物质上予以嘉奖，除了设立综合荣誉之外，还可以设立单项荣誉例如“课程开发奖”“理念创新奖”“专业技能优秀奖”等，在多元化的评级系统下，提升教师自我管理意识。此外，教师也可以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下，对自身有更深的了解，加以改革和弥补自身的不足，激发工作和学习的热情，从而提升实际教学效果。

2.管理中心逐渐下移，实现扁平化形式的教学管理

管理中心逐渐下移是满足新形势学校教学管理的必要措施，创新的改革了学校教学管理形式，方便了各个级别的人员沟通和交流的同时还加强了每个人员的责任意识。管理中心的下移实现了扁平化形式的教学管理，确定了各级责任人，将一个年级组或者一个教研组作为了管理核心，对应的强化了部门责任意识，有利于各个组织发挥其能力，展现其优势，在彼此互动之下提升教学管理效果，转变了以往单向管理的形式，让学校的各个阶层主动自觉的增强自身的责任和自主意识。扁平化形式的教学管理可提升基层人员在学校管理中的能力，依靠基层的力量为教学管理注入新的生命力，建立有机和谐的管理职权体系。管理中心的下移并不代表学校高层领导放弃了学校教学管理工作，而是以另外一种更好的形式帮助高层领导在实际中增强教学管理效果，权利的适当下方可方便人员调动学校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在有力的资源协调下，学校基层人员能更好调动起积极性，促进能力的发挥，同时站在最佳的执行管理位置上，依据现实具体情况，密切各个部门的沟通，及时发现管理问题再进行汇报和研究，从而不断改进管理模式。学校教学管理的改革应当本着理念和方式的更新，从建立多元化的教师评价体系和实现管理中心下移两个方面加以创新，从而在全面、科学、共同治理下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继广 单位:广西桂林恭城县龙虎乡中心校

参考文献：

[1]黄玲青,王博.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4,23:129-130.

[2]杜芳芳.当代学校教学管理的观念更新与策略转换[J].教育发展研究,2014,24: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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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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