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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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平安中国 基层法治 创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在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成为和谐乡村建设的基础，同时基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桥头堡。但是基层法治无论是体制建设还是法治构建，都无法同其他基层系统建设工程相匹配，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基层法治建设创新势在必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基层法治建设中“知权难”“维权难”等难题，都是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的突破口。总之，基层法治的创新就是要攻克基层法治与治理难题，使法治成为基层社会生活的常态。

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的“四难”

一是群众知法难。基层法治建设不单是基层法治结构性的工程建设，更是使法治成为基层群体喜闻乐见的观念性内化与升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法治最直接的困难在于基层群众知法难。一方面，群众很难理性知法，法治体系在基层被道德束缚；另一方面，受基础性条件制约，基层群众难以迅速了解国家法治趋势特别是新法的实施，普法的滞后性造成群众法治观念的空白，反而成为基层法治建设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群众知法难，成为基层法治建设陷入困境的外在表现。

二是群众维权难。基层群众维权难是基层法治建设缺乏动力的关键，也是影响基层法治推进的核心问题。基层群众维权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法治机构不健全，群众维权找不到门，无处维权；其次是维权机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群众维权不到位，维权缺乏实效性；再次是基层群众将法治维权作为最后保障，先前基层组织的介入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捍卫，个别群众在乡约礼法中容易受到二次侵权伤害。此外，基层群众在维权时缺乏相应的法律评估，加之司法成本较高，即使想维权也在高额司法成本前退缩。

三是基层执法难。依宪执法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基层法治的精髓。然而基层执法难却是当前基层法治建设的难题之一。基层执法始终面临不同程度的乡约冲击，合理的执法在基层难以被认可。基层执法缺乏必要制度规范与监督，执法容易演变为暴力执法等不文明执法行为。使执法行为在阳光下运行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才是关键，然而基层执法在舆论的干预下缺乏定力，容易受外界舆论的影响。基层执法难还体现在基层法治建设不完善，特别是机构的建设难以满足社会运行的需求。

四是有效普法难。法治建设的重心在于有效普法的持续性推进，但是基层法治建设恰恰缺乏有效普法。一方面，基层普法缺乏实效性、灵活性，普法工作成为形式化的任务，实际工作流于表面；另一方面，普法缺乏专业人才，或者说基层普法队伍缺乏权威性，导致普法工作缺乏群众认可。

平安中国建设为基层法治创新提供驱动力

“平安中国、和谐基层”建设是基层法治建设创新的催化剂。特别是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注重法治建设的基调，为基层法治建设奠定了主题。也就是说，基层法治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不遗余力地应对基层法治新形势，使得基层社会建设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另外，平安中国建设推动着基层法治工程的系统性构建，法治成为基层平安社会建设的主旋律，平安中国建设既能够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致力于基层社会的法治，又能够规范基层社会管理，催生基层社会的法治化运行。总之，平安中国建设作为基层法治的驱动力，牵引着基层社会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

依宪治国成为基层法治创新的制度保障。基层法治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依宪治国框架下司法体制改革和依宪执法的双向保障，为基层法治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一是依宪治国框架下，基层社会法治成为必然，在法治化进程中实现法治的良性创新，特别是依宪执法机制中法治角色的社会定位与角色扮演，引领基层法治建设进行层次化、结构化创新。二是依宪执法框架下基层法治能够依托司法体制改革等切入点，充实基层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使基层法治创新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三是依宪治国机制下的司法体制等改革，能够弥补基层法治建设中的结构性缺陷。比如，依宪治国机制中法治人才的基层流入，能够有效缓解因人才匮乏而导致的法治瘫痪，实现智库型保障。此外，“平安中国、和谐基层”成为基层法治创新的动力。

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的创新

依托各种资源，注重普法工作的创新。群众知法是基层法治的基础，只有使法治知识在群众中普及，才能推动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新时期普法工作的创新，首先要依托基层联村联户的扶贫机制，实现公检法及律师等专业人才走进基层、服务基层，实现定期法律诊所权威性的面授服务。其次，要注重以案释法下基层，实现理论法的实际扎根，使普法同基层群众的生活密切关联。再次，基层司法机关巧妙利用流动法庭等形式，实现基层普法的震慑，实现普法的实效性。此外，基层普法还可以结合网络媒介资源和青年志愿者服务，实现义务普法的定期化常态化开展。

扎根基层治理，注重基层服务的创新。平安中国建设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基本格局，实现基层法治服务的创新是核心。一方面，法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准则，实现基层法治服务的创新，也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注重基层司法机关工作方式的创新，转变基层工作模式，倡导司法机关服务型工作方式的转变，使法治成为基层治理的标杆。另一方面，基层服务要处理好“法、理、情”三者的关系，防止僵硬式法治造成群体性冲突的扩大，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要注重礼法乡约的社会治理功能，实现法治的灵活构建，使其在成为基层社会建设准绳的同时，成为群众内心的依托。

规范基层乡约，强化群众守法的创新。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的灵魂在于基层乡约的整合。基层乡约作为引导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规范总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基层乡约作为基层法治的外延，在处理习俗道德事件中能够发挥出超越法律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基层乡约作为基层礼法的范畴，在社会法治洗礼中容易触底反弹，导致群众性守法建设步履维艰。群众作为基层法治的主体，群众守法始终是法治深入基层的重心，强化群众守法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健全社区监督与自我提升相结合的守法培养机制，还要强化基层社区的法治义务导航，使守法成为群众共同的心声。

依托司法改革，加强基层法治的建设。平安中国建设框架下，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在基层的辐射显得尤为突出，基层法治的创新，本质在于基层法治系统性的工程建设。司法改革在基层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基层机构改革。一方面，基层司法机构的改革，有利于内部权责的明确，能够有效地提升基层司法效率；另一方面，基层机构改革有助于健全机构，为基层乡土法治创新提供必要的基础，使基层法治建设成为应然趋势。二是基层法治人才的专业化。实现基层法治建设根基的突破，使专业化人才的法治参与成为基层法治创新的亮点。三是基层法治的创新型建设。基层法治的创新型建设，就是要与时俱进，在依托国家政策的同时，始终聚焦美丽基层的建设，使基层法治建设的创新成为常态。

（作者分别为喀什大学副教授；喀什大学法政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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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县委、县政府一直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为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招商引资的环境保障工程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治本工程来抓，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六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体系。我县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分管领导，以及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人武部部长任副组长，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六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并及时进行调整充实。各镇（街道）和县直各部门、单位也相应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六五”普法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2012年建立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原则，制定出台了《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检查考核办法（试行）》，明确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主体及奖惩措施，改变了过去普法工作中“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

二是科学规划，全面部署启动。研究制定了县“六五”普法规划和“五五”依法治县规划，经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作出了《关于在全县公民中深入开展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关于县2011—2015年依法治县规划的决议》，并以县委文件转发和印发了这两个“规划”，为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指导。2011年10月，召开了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对全县“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了总结表彰，对“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各镇（街道）、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县里要求，也迅速启动“六五”普法。及时组织开展了“六五”普法、“五五”依法治县启动宣传周活动，掀起了“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

三是专兼结合，壮大普法队伍。组织抽调司法及行政执法部门专业法律人才，成立“六五”普法讲师团，镇、村、学校设立法制宣讲员、法制辅导员，同时，大力加强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全县普法队伍不断壮大。采取举办培训班和以会代训等形式，加强对普法讲师团队伍、法制辅导员和骨干宣讲员的培训，“六五”以来，共举办各类培训班30多期，培训普法骨干5000多人。

四是明确职责，狠抓工作落实。县委、县政府定期听取主管部门的普法工作汇报，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全县工作重点和党委、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狠抓落实的工作合力。“六五”普法以来，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普法依法治理工作6次，召开普法领导小组会议10次，召开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工作会议3次，县人大先后20多次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审议，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县委、县政府把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普法经费由原来的2万元增长到目前的17万元，为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需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高起点推进

“六五”普法以来，我县按照规划要求，紧紧围绕全县工作中心和大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一是开展“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活动。深入开展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牢固树立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观念，教育和引导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二是加强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宣传，服务招商与转调创工作。组织全县各相关部门加强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加大对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流转、知识产权、对外贸易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组织全县相关职能部门深入企业，开展“送法”活动，帮助企业提高防范能力。“六五”以来，共举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讲座200余次，解答法律咨询6000余次，为企业办理诉讼法律事务3500余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依法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法律法规宣传。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宪法及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合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加强了《人民调解法》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依法办事、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六五”以来，共开展“平安之夏”、“严打整治”等维护社会稳定宣传活动20多次；举办调解员培训40多期次。

四是关注民生，认真开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法制宣传活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宣传与改善民生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针对征地拆迁和城镇建设，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有关房地产、土地转让、房屋拆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利用“消费者权益日”、“全国土地日”、“全国法制宣传日”等主题活动日大张旗鼓地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职业病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和校园安全等法律法规集中宣传活动50多次，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依法维权意识。

“六五”普法以来，全县共开展大规模法制宣传活动70多次，举办各类法制讲座、培训班500场次，法制文艺演出300多场次。组织各类宣传月（周、日）活动75次，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突出重点对象，坚持“分类施教”，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不断增强

我县把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和农民作为“六五”普法的重点对象，立足对象特点，坚持“分类施教”原则，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普法成效。

一是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单位”活动。我县积极发挥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龙头带动作用，建立健全了党委（组）中心组学习、法制讲座、普法考试和任前考试等一系列制度，坚持机关学习日集中学习制度，积极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培训，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县里重大决策出台前都要从法律角度进行科学论证，确保了我县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六五”以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法4次，举办法制讲座3次，以县委党校为主阵地举办县镇领导干部法制培训班17期，培训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2500多人次，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培训4000人次，农村干部参加法制培训班1700人次。利用“大讲堂”，邀请专家对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突发事件应对等法律知识培训2300人次，县普法办每年都组织全县干部进行普法考试，成绩及格率达100%。

二是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深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在全县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工程，村村设立法律顾问和法律援助联络员，宣传法律法规，解答农民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援助。充分发挥农村远程教育、普法一条街、农民夜校、法律图书室（角）作用，利用宣传栏、标语、编演普法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与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六五”以来，利用群众工作日、乡镇大集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110次，发放宣传材料10万多份；利用乡镇党校，对各村法制宣讲员和调委会成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36次，受训人员8000多人；组织农村庄户剧团自编自演法制文艺节目52块，演出350多场次。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提高了农村干部依法管理水平，广大农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自觉依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

三是以和谐社区建设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加强社区普法阵地建设，认真落实“六个一”工程（每处社区设立一个法制宣传橱窗，一个法律图书室，一个法制学校，一支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一套居民学法制度，每季度开展一次义务法制宣传活动）。每个社区都设立法律服务室，部分社区建立了法治文化广场，为村民学习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法律服务提供了便捷平台，完善了农村普法宣传网络。“六五”以来，共深入社区上法制课200场次，赠送法律书籍5000余本，解答法律咨询7000余人次，受教育群众达8万人。

四是以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把法制教育作为全县中小学必修课，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县综治办、普法办、教育局下发了《关于规范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管理工作的意见》，为全县227所学校全部配备了法制副校长，积极组织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县关工委深入校园组织举办“学法、懂法、守法，争做四有新人”专题报告会。“六五”以来，全县法制副校长上法制课500多场次，县关工委共组织学校法制报告会30多场次，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体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五是以诚信守法经营为重点，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全县企业普遍建立了法律培训和法律顾问制度，县普法办会同有关部门每年都聘请法律、经济专家举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班，组织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送法到企业，为企业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六五”以来，举办企业法制讲座400多场次，受教育人员达2万多人次，提高了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水平。

四、依托地域特色，创新宣传形式，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性日益凸显

“六五”普法开展以来，我县立足文化优势、地域特点，积极创新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宣传教育形式，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普法效果日益凸显。

一是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加强渗透宣传。注重挖掘我县“小戏之乡”、“书画之乡”的文化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创作编排了一批紧扣时代主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高质量法治文艺节目。组织开展了“县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创作展播法治宣传公益广告、举办法治文化摄影书画展，共征集书画、摄影作品500多幅，评出参展优秀作品150多件。组织优秀普法剧《东邻西舍》和《穿警服的亲兄弟》等进行巡演300多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治效果。“六五”以来，全县共举办法制书画展120余次，群众自编、自演的各种法治类题材文艺节目达450多个，参加调演、汇演100余场（次），基层群众在享受艺术审美的同时，法律素质、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二是在新闻媒体开设学法用法专栏，加强直观宣传。整合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资源，设立法治专栏、法制栏目，普及法律知识，协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涉法问题。县电视台开设的《民生在线》、《百姓茶馆》、《新闻女生组》栏目，现已播出300多期；方言栏目《百姓剧》由普通老百姓表演现实生活中的涉法小故事，现身说法，深受群众欢迎；“普法网”，传递法治动态，解答群众咨询，方便快捷。新闻媒体以其独特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成为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热点阵地。

三是深入开展调研活动，加强推介宣传。针对新时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我县组织广大普法工作人员围绕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等专题开展了调研活动，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开展。“六五”普法以来，共撰写上报调研文章60多篇，其中《搭文艺舞台唱普法大戏》、《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等，被全国普法办《普法依法治理通讯》等国家级刊物采用。《健全机制丰富载体推动法治文化蓬勃发展》、《新形势下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创新理念凸显特色扎实推进新时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等文章被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及有关新闻媒体采用刊载推广。此外，300多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信息、简报被国家、省、市普法部门、有关新闻单位采用。

五、全方位推进，“普、治、创”并举，“法治”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我县坚持以基层依法治理、区域依法治理、行业依法治理为主线，全面开展法治创建工作，不断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一）突出创建重点，注重示范引领，法治创建工作不断深化。

一是突出依法行政。实施依法行政五年规划，制定出台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意见，推行政务公开，实行持证上岗，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积极组织开展“行政程序年”活动，对行政权力进行梳理，共梳理执法单位50多个，梳理执法依据500多项，清理执法人员1600多人。加大行政执法检查力度，对全县50个行政执法部门履责进行全面检查，到目前，已开展执法检查活动300多次，有效地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六五”以来，全县未发生重大行政执法违法和徇私枉法案件。

二是突出公正司法。实行司法公开，政法和司法部门全部设立公开栏，将办案程序、收费处罚标准等张贴公示。执法司法部门普遍建立了执法质量考评制和首案负责制，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和案卷评查，规范司法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县人大定期听取“两院”工作报告和专项工作报告，先后组织23次部门法和行业法的视察检查工作。全县政法部门深入开展“三评三查”活动（“网评”评单位、“社评”评工作、“联评”评班子，执法行为抓督查、执法过错抓倒查、社会形象抓检查），从全县社会各界聘请监督员1000名，对司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监督。

三是突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组织开展了以“法德教育、综合整治、建章立制、双约管理、文明创建”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不断健全农村群众自治机制。完善以“四民主两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村级组织管理制度，开展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按程序撤销了原有的937个行政村（居），重新组建了345个中心村（居），设立村居法律顾问，村民依法办事和村级班子依法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村居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民主法治示范村。城关街道粟山村被司法部和民政部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辛寨镇大峪等9个村被评为“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依法治校示范校和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也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申报3个省级示范校，54个市级示范校。

四是突出全方位依法治理。围绕民本民生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社会、群众的需求为方向，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依法治理活动，巩固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果。每年围绕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依法治理活动50多次，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提高了群众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

（二）构建“一八三四一”工作模式，健全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着力提升社会管理依法治理水平。

积极落实上级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要求，依托县、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成立了县、镇两级人民调解中心和县、镇两级社会矛盾受理调处（指挥）中心，全面建立起了“三调联动、多调对接”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和“一八三四一”工作模式。围绕构建全覆盖大调解组织网络，实现定纷止争目标，建立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刑事和解、治安调解、交通事故调解、法律援助调解、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劳资纠纷调解八个对接联动机制，设立了办事窗口，建立了调委会和专兼职调解队伍，充分整合了各类调解资源优势，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矛盾化解效能。六五以来，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共排查调解各类民间纠纷近7000件，调解成功率达99%以上，重大群体性纠纷、“民转刑”、越级上访等重大案件明显减少，切实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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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防止志愿失灵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中产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要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目标，以调节社会矛盾和平衡利益为重点，以有效社会政策为手段，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健全责任明确、协调联动、快速反应、运转高效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基于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其关键在于法治化、公共化、信息化与服务化。在厘定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内涵边界的基础上，讨论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开放性：发展模式与体制适应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及其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39—09

一、引言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是当今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因而对作为社会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已提上日程。显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公民社会理念应运而生。然而，在政府面临着社会的特殊需求与过度需求问题的同时，市场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外部性的资源配置问题，公民社会要在夹缝中生存并不十分容易，志愿失灵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成为迫切的需求，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已刻不容缓。本文基于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概念厘定，对其发展模式与体制适应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及其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学理性思考（参见图1）。

二、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

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管理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结构中，分别处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且有不同的规定、特点和功能定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社会管理体制着重于社会管理的形式，社会管理机制着重于社会系统的运行（参见图2）。

（一）社会管理体制

在管理学视角下，学术界对“体制”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范围（最狭窄、中等、最宽泛）。本文采用中等范围的概念，即“与机制相并列，把管理体制理解为社会制度规则体系（包括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在非正式约束中，包含达到一定共识性的观念或理念）与组织机构体系的复合体”。社会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规范社会运行所采取的管理制度、管理组织、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总和”，强调社会系统运行的组织制度及其隶属关系。换言之，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容涉及社会制度（规则）与组织机构两个层面，具体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社会管理的主体。我国学术界认为社会管理主体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中心主体”。盛美娟认为，“开放式的社会管理之路，使社会管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丁元竹认为，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共参与一起构成公共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综合各项研究，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包括党政机关与公民社会组织（面向社会生活、社会事务）两大类。再细分大致可以包括：执政党、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另一种分析框架认为，在当今确立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通过政府来体现的。换言之，社会管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具有不同特征，发挥不同的功能（参见表1）。在政治、私人、公共等不同的领域中，政府、市场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会随之变化。

第二，社会管理的客体，即社会管理对象。当今中国在社会结构呈现出“倒丁字型”，即上下阶层比重失衡与阶层之间贫富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客体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是社会生活。社会变迁要求调整社会管理方式，即社会管理体制要防止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监督和规范社会生活行为。二是社会事务。社会事务的处理和解决涉及民政、财政、立法、公安等部门以及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主要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社会救助等来实现社会的第二、三次分配。三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面向国家机构时是社会管理客体，它在社会管理中初显独特优势，但其发展也存在突出的问题，最为迫切的是要以法律和政策支持其发展，规范其行为，同时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参见表2）。

第三，社会管理领域，即社会管理活动的范围。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相并列，它涵盖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客体以及社会管理过程。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包括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内容，其管理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公共财政体制、社会组织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利益协调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与社会工作体制，以及公共服务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