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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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治理；公民参与；参与现状

一、问题背景

十之后全国各地以社区为突破口，纷纷进行创新社区治理的社区改革，要破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优化社区治理能力，就必须更深入准确的把握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我国社会学者潘小娟将“社区”定义为：“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组成的、具有相关利益和内在互动关系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层的单元，很多资源、问题、矛盾都积聚在此。在社区治理改革的背景之下，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究竟如何，这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实地调研才能深化认识，从而更好地以改革促动成效。

二、秦淮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概况问卷调查

（一）秦淮区概况

秦淮区地处南京主城东南，是南京市四个主城区之一，区域面积49.11平方公里，区域户籍人口71.62万人，常住人口103.2万人，辖五老村、洪武路、大光路等12个街道，106个社区、6个行政村，1个省级开发区――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012年3月，南京市秦淮区被民政部批准确定为首批“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秦淮区打造的“中心制―耦合型”社区治理模式，以主体重塑、多元互动、共建分享为目标积极推动了街道社区综合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形成了社区治理的“秦淮模式”。秦淮区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视角下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构建了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和提倡，但是社区治理的改革究竟对社区中公民参与产生了多少影响，仍未可知，因此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对秦淮区社区公民参与现状进行深入调研。

（二）秦淮区的调查问卷及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共计200份，回收率100%。对回收问卷进行初步筛选并去除废卷9份，有效问卷191份，有效回收率为95.5%。经过问卷数据的初步统计和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了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191），从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数据统计得知，被调查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占总人数的50%，18-24岁的被调查者占10%，44-55岁的被调查者占16.7%，55岁以上的占23.3%。在选取被调查对象时，倾向于男女数量相近，女性占总数的53.3%，男性公民占46.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和中专或高中占被调查对象的多数，46.7%的被调查对象受过本科教育，这也是与被调查对象趋向高知化、年轻化的现象相符的。本调查对象中66.7%是本地人口，另外居住在本地超过5年的比例是53.3%，这与本小区地理位置、周边企业、学校环境有关，不少住户是租住于此，或因拆迁在此过渡住家。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体制了解情况（N=191），在针对社区居民对我国现在社区治理体制相关情况的调查中发现认为社区居委会不是自治组织的被调查对象比例竟然高达56.7%，另外有30%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并且被调查对象中的70%居民表示自己没有参加过选举，这与我国历来社区选举出现的高投票现象相违背，其中有过投票经历的受访者中有仍有55.5%的人表示是在社区居民的要求下或社区邻居和他人的带领下参与的投票。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测量（N=191），在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测量中，26.7%的受访者表示在社区联名反映和自身利益无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会参加，60%的受访者表示会视情况而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当自身不是直接利益主体。在社区举办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上，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83.3的居民只有在宣传动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参与社区活动，常常积极主动参加的只占6.7%，甚至有1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动员自己也不会参加。关于您希望在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吗？这一问题，有66.7%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说明居民希望在社区事务中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大家知晓，甚至得以采纳，但仍有33.3%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三、秦淮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从问卷调查及社区访谈的反馈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的缩影：（一）社区治理理念的宣传不够，动员不足[3]。从维度一、维度二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受访对象有60%受过高等教育，但这60%的受访对象并未体现出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并且他们对社区治理的体制及现状并不了解，其中高达81%的人不知道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可见社区治理中居民对社区性质认识不清。即使在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在学界、政界都有大篇幅的宣传，但在社区居民中对此的感受度并不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该加强理念和基本概念的深化，从意识上和实践上同步提升。（二）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信心不足。从维度一、维度三的调查结果可知，60%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在谈及不参加社区活动的原因时有31%的人表示没有时间，15%的人认为自己的参与与否对社区治理影响不大，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并且参与信心不足，造成参与广度不够。在社区治理存在两种消极的现象：一是部分民众在前期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但在参与行为受阻或维权失败后变趋向于消极被动参与；另一种是本身就没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在被动的参与氛围中越来越消极。目前在社区治理中应充分调动维护这两部分群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三）公民参与机制的联动性不足。民生工作站机制的创建已三年，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是民众的知晓率不高，只有5%的受访群众表示非常熟悉。同时在社区治理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各个社区、街道在进行创新组织设置的探索中，并不断有新的创新项目上马，便会形成新的组织资源的倾斜。在社区治理中因工作人员有限、工作精力有限、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等诸多原因，多项参与机制的联动存在困难，也就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渠道化带来困境。

四、结语

新时期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民自身和参与环境的因素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大的治理改革背景需要公民参与的提高，同时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现有参与水平的限制也触动了公民参与模式的改革，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要从多个方面来提升社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为国家整体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就必须深化了解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从而对症下药，才能破解参与困境。

参考文献

[1]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一社区治理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夏晓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山东大学政治学理论，2011

[3]颜晓峰.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治理价值[J].决策与信息，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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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型糖尿病 血脂 控制 社区管理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02-0027-04

Analysis of blood lipids in 214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in community

WANG Jingli， GAO Junling， ZHOU Chen， ZHU Yaocheng， DAI Junming， FU Hua

（1.Dacha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20044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blood lipids control levels of diabetes patients in community. Methods： Four indicators of blood lipids in 214 diabetes patients selected in community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were tested， such as total cholesterol（TC）， triglyceride （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and the blood lipids control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In 214 patients， high TG was 48.1%， and TC 40.1%. Low HDL-C was 17.5%， and high LDL-C， 10.3 %. The attained rates of TG， HDL-C， and LDL-C were 51.9%， 60.3%， 29.9% respectively. Three indicators of all rates attained were 11.2%. Conclusion： The rates attained in blood lipids in the community diabetes management were low. I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he blood lipi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testing and evaluate risk factors. The education for doctors and pati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will be improved. The lipid-lowering drugs are chosen reasonably to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blood lipids； control； community management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统计，目前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2.85亿，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达9 240万。按目前的增长速度，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近5亿人患糖尿病[1]。糖尿病是一组以慢性血糖水平升高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高血糖和血脂代谢紊乱可进一步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和损伤胰岛β细胞功能，分别被称为“葡萄糖毒性”和“脂毒性”，是糖尿病发病机制中最重要的获得性因素，脂毒性还可能是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中的原发因素。糖尿病患者的血脂紊乱是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如冠心病、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病等慢性并发症的重要原因[1]。袁庆新等[2]对326例糖尿病患者进行血脂检查，48.8%的患者血脂异常；仅14.7%的患者服用降脂药。2005年起糖尿病纳入上海社区慢性病管理，血糖控制有所改善，但血脂控制如何尚不清楚，故本文对社区糖尿病管理中患者的血脂控制水平进行描述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2年上海大华地区管理的糖尿病患者214例。纳入标准：年龄在35～75岁且符合2010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诊断标准；居住在本社区半年以上并参加社区糖尿病规范管理；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型糖尿病；行动不便无法参加体检和调查。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所有患者在约定日来到调查中心，由通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式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既往病史和家族史、行为习惯等。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血压和腰臀围。并留取血、尿标本检测。

1.2.2 检测指标

患者禁食12 h，清晨采空腹静脉血5 ml，血糖采用己糖激酶法，血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采用酶法；血高、低密度脂蛋白（HDL-C、LDL-C）选择遮蔽均相法；糖化血红蛋白（HbA1c）采用低压液相法。仪器使用日立708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采用日本Wako试剂。

1.3 诊断标准

糖尿病根据2010年《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空腹静脉血糖（FBG）≥7.0 mmol/L和（或）随机血糖≥11.1 mmol/L，或正在服用降糖药物者。糖尿病的血脂控制目标：血清LDL-C1.25 mmol/L，血清TG

根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07年）》，中国人血清TC的合适范围为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由专人双份录入计算机，并经过逻辑查错和一致性检验。应用SPSS 15.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依据资料类型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进行分析，以P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14例糖尿病患者中，男84例，女130例（男女比例为1：1.4）；平均年龄（65.1±6.2）岁；在婚198人，占92.5%；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82人，占38.3%；91.0%的患者人均月收入

2.2 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患病情况

血TC≥5.2 mmol/L男26例（31.0%），女60例（46.1%）；血TG≥1.7 mmol/L男42例（50.0%），女61例（46.9%）；血清HDL-C

2.3 糖尿病患者血脂控制达标情况

214例糖尿病患者的达标率TG、HDL-C、LDL-C分别为51.9%、60.3%、29.9%。以LDL-C达标率最低，三项全部达标者仅24例，占11.2%。不同体重指数、腰围、血糖控制水平的甘油三酯达标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密度脂蛋白达标率与血糖控制水平成正比（表3）。

3 讨论

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缺乏和（或）抵抗，使得机体的脂肪分解作用受到抑制或减弱，游离脂肪酸生成增多，甘油三酯合成增加。血循环中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以及非脂肪细胞内脂质含量过多，可通过各种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发生、胰岛β细胞脂性凋亡和胰岛素分泌功能缺陷。本调查显示：214例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患病率：TC为40.1%、TG为48.1%、HDL-C为10.3%、LDL-C为17.5%，与Cook等[4]报道美国2型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超过50.0%，许樟荣等[5]报道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患病率为50.0%相似，略低于敬华等[6]报道的2 545例糖尿病患者中血脂异常患病率65.0%。

血脂异常在糖尿病促进动脉粥样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2型糖尿病血脂改善程度与冠心病事件下降程度成正比。本调查显示血TG、HDL-C、LDL-C的达标率分别为51.9%、60.3%、29.9%，以LDL-C达标率最低，且三项全部达标者仅24例，占11.2%。调查发现血甘油三酯在不同体重指数和血糖组别呈现“U”型趋势，即体重指数超重和血糖控制一般的达标率最低，这可能与肥胖和血糖控制不良的患者进行了调脂治疗，而超重和血糖控制一般的患者血脂往往处于正常偏高，未引起医生足够重视，未按照指南要求进行调脂治疗有关。调查中发现患者对调脂药物普遍不熟悉，故未对调脂药物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糖尿病的血脂控制任重而道远，在社区糖尿病管理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3.1 加强血脂检测，评估危险因素

袁庆新等[2]在调查了326例糖尿病患者的血脂后指出，2型糖尿病患者在被确诊时就应该检测血脂水平，若血脂谱位于正常范围以后每年检测1次，如有多个心血管危险因素，应每3个月检测1次血脂。对血脂谱异常的2型糖尿病患者，若仅通过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调脂，则需6～8周后复查血脂；如通过药物治疗，则需在干预4周后检测血脂水平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治疗方案；对于血脂控制达标的患者，建议每半年检测1次血脂谱。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代谢紊乱，糖尿病患者血脂紊乱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因此在糖尿病管理中除了检测血糖、血压外，务必重视血脂和其他危险因素。在常规监测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时合并检测血脂各项指标，了解血脂水平，综合评估危险程度，明确用药时机。

3.2 加强医患教育，改善依从性

要加强社区医生的循证医学教育，通过对《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和《中国2型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防治专家共识》的学习，使社区医生掌握糖尿病社区管理的的要求和技巧。目前患者对调脂药物的了解远不如降糖药、降压药，拒绝用药或擅自停药、改服保健品的比比皆是，所以加强患者健康教育刻不容缓。在初次服用调脂药时要说明服药的重要性、药物的作用和血脂复查周期，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随访时要告诉患者何时减少药量、停药的指征以及长期治疗带来的好处，规范服药以尽快达到理想为目标，尤其降低LDL-C，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3 合理选择降脂药物，减少并发症

常用的降脂药物有两类：HMG-CoA还原酶抑制剂（他汀类）与贝丁酸类（贝特类）。中国胆固醇教育项目指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在血脂治疗上，临床指南和临床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汀类药物用的太少、太晚、太短、达标率过低。并提出在强化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的基础上，合理和充分应用降脂药物，将对我国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起到巨大作用。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脂治疗的首要目标是降低LDL-C。高危患者首选他汀类药物治疗，LDL-C的目标为

总结：糖尿病需要综合治疗，指南对血脂的控制提出了明确指标。本调查显示社区糖尿病管理中血脂异常的患病率接近50.0%，LDL-C达标率为1/3，3项血脂全部达标率仅11.2%，故社区糖尿病管理中，要强调血脂检测并评估危险因素；加强医患教育，改善治疗依从性；合理选择降脂药物，减少并发症。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版[J]. 中国糖尿病杂志， 2012， 20（1）： 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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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ok CB， Erdman DM， Ryan GJ， et al. The pattern of dyslipidemia urban African-American with type 2 diabetes [J]. Diabetes Care， 2000， 23（3）： 319-324.

[5] 许樟荣， 王玉珍， 王先从， 等.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与糖尿病治疗的关系调查[J]. 中华医学杂志， 1997， 77（2）： 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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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人群；脑卒中；知识

中图分类号：R74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_816X（2014）04_0312_03

脑卒中是危害我国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已成为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第一位致残和死亡原因，且发病有逐年增多的趋势[1]。如何有效地控制脑卒中的发生，减少病死率和致残率，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为了解宁波市社区居民的脑血管病防治常识以及评估其对脑卒中的识别能力，为今后开展脑血管病的社区防治提供参考，我们对宁波市某社区18岁以上居民进行了脑血管病防治常识的问卷调查，现将问卷结果整理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13年1月至5月期间，我们把宁波市鄞州区联升社区居民纳入研究，根据居民楼门牌号随机抽样，对18岁以上居民进行脑卒中防治知识与院前卒中事件的问卷调查，完成问卷总计553份，其中有效问卷546份，总有效率98.73%。

1.2调查问卷的内容和评分标准：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吸烟、饮酒，健身习惯以及疾病史等。第二部分是高血压相关知识。第三部分是脑卒中防治知识。高血压、脑卒中知识采用Likert5级评分方式[2]，分为“非常不了解、不了解、无所谓、了解、非常了解”5个等级，分别计为1～5分，分数越高说明知识掌握得越好。对脑卒中的态度采用Likert5级评分方式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同意、非常同意”5个等级，分别评为1～5分，分数越高说明态度越积极。对脑卒中的行为采用Likert5级评分方式分为“从来不、偶尔、有时、经常、一直”5个等级，分别计为1～5分，分数越高说明相关行为越好。本研究所引用的“患者人群”系指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或脑卒中之一的人群。“健康人群”是指被调查时否认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或脑卒中的人群。

1.3问卷相关知识参考标准：高血压的参照标准为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所制定的诊断标准。脑卒中的知识参考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和2010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中国缺血性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指南》所制定的诊断预防知识[1，3，4]。

1.4质量控制：调查前进行问卷设计工作，在正式调查开始前对部分受访者进行预调查，修正问卷内容，使之内容全面，设计更合理，易操作，能较好地体现本次调查的目的。调查由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对当天完成的问卷进行核查，保证问卷的质量，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实行双重录入和检错。

1.5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20.0版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例（百分比）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用χ2检验，P

2结果

2.1人群一般情况：本次纳入的有效研究对象是546人，其中男259（47.44%）人，平均（46.27±11.72）岁，女287（52.56%）人，平均（44.35±9.36）岁；此次调查前已知患有高血压病58例（10.62%），患有糖尿病18例（3.29%），有脑卒中病史25例（4.58%），见表1。

在脑卒中的危险因素的识别上，社区人群对“高血压”的认知度最高，79.23%的人认为高血压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其他如“高血脂”为51.36%、“吸烟饮酒”为49.25%，“糖尿病”为48.74%，“冠心病”为46.72%，“年龄”为49.03%，“动脉硬化”为37.57%，认知度也相对较高；而对“性别”因素11.71%，“心理行为”因素11.74%，“天气环境”16.85%等危险因素认知度普遍较低。在脑卒中预防方面，控制高血压的认知度最高，控制血糖、血脂、吸烟饮酒的认知度其次，饮食、心理行为改变的认知度相对较低。关于脑梗死的预防药物，只有2.05%的被调查者知晓脑梗死一线预防药物“阿司匹林”。在脑卒中的后遗症问题上，68.05%的人认为得了脑卒中后会留下后遗症。

2.3院前卒中事件识别情况：让被调查人群根据问卷所设计的各种常见临床症状做出判断，完全正确识别脑卒中事件的为54.40%，部分正确识别的占37.36%，识别完全错误的为8.24%，提示大多数人对脑卒中事件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其中，各年龄组人群脑卒中事件识别正确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学历人群脑卒中事件识别正确率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患者人群与健康人群识别正确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脑血管病已成为危害我国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已上升至第一、二位，农村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脑血管病死亡列第三位，90年代后期升至第二位。全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约200万人，每年死于脑血管病约150万人，存活的患者数（包括已痊愈者）600～700万。目前，全国每年因本病支出接近200亿元人民币，给国家和众多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1]。本研究显示，18岁以上社区居民对高血压、脑卒中的防治知识普遍掌握不足，特别是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和脑卒中的含义认知度很低，对脑卒中的认识存在很大误区，不能正确理解脑卒中的含义，年轻人群尤为突出。大部分人群已经认识到遗传因素、饮食因素与高血压的相关性，以及高血压、吸烟饮酒等因素可以促进脑卒中的发生，但是对脑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如高血脂、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心理因素、环境、饮食等因素的认知度并不高，提示社区人群对高血压及脑卒中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还需进一步提高脑卒中认知力度。这与周成业等[5]研究报道基本一致。临床循证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脑卒中的发病与年龄、高血压病、糖尿病史、性格情绪、饮酒、高脂血症和职业等诸多危险因素相关，这些危险因素多数都是可以干预和预防的，减少这些危险因素对降低脑卒中的发病将有积极作用[1，3，6]。

本研究中大多数人群都认同测量血压及脑卒中早期预防的必要性，但对其相关危险因素的预防如戒烟、戒酒、控制血糖、血脂及心脏病等的得分较低，在日常行为和习惯上不够重视，发病才去咨询，不仅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还增加人力和物力负担。另外，曾经患病的人群，对高血压、脑卒中知识的得分相对比较高，在态度行为上也比较积极，这可能与其直接或间接受到医学知识的影响有关。本研究中，低龄组人群脑卒中知识平均得分并不比高龄组人群高，提示青年人群对脑卒中的认知也是不够的，更应该受到重视。我国青年人群脑卒中发病也在逐年增加，这与不良生活行为习惯等诸多因素相关[7]。刘士礼等研究发现，通过健康教育提高人群高血压知识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控制血压水平[8]。本研究中高血压、脑卒中知识得分越高的人群，对待高血压、脑卒中的态度就越积极，防治高血压、脑卒中的行为就越好。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高血压发病率的快速递增，脑血管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预计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亿以上，而脑血管病首次发病者约有2/3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多数人由于缺乏科学的预防保健知识，加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脑血管病呈逐年上升趋势，造成的危害也将日趋严重[3]。所以，加大脑血管病防治和宣传力度，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社区正是人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建立健全有效的社区预防模式和实施机制，全面开展社区预防，对于脑卒中的预防与控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会脑血管病学组.中国缺血性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指南2010[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0，43（2）：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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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饶明俐.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

[4]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1，19（8）：70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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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东波，邹长林.温州市鹿城区脑卒中危险因素调查分析[J].心脑血管病防治，2009，9（4）：291-291.

[7]张淑青，包颖颖.131例青年脑卒中患者发病危险因素分析[J].心脑血管病防治，2012，12（3）：218-220.

[8]刘士礼，冯玉军，吴士连，等.沂蒙山区高血压人群经健康教育改变生活方式控制血压效果的研究[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4，2（2）：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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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治理;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

一、引言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即政府在社区发展与建设中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即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开展。1党的十以来，我国对政府职能转变进程进行了深刻全面的战略部署，重视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全局性、整体性和递进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再定位也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范围和内容

就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现状而言，我国城市各级政府是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主体，承担社区治理中首要任务和工作。其职能范围与内容主要包括宏观调控与总体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法律保障与监督。宏观调控与规划主要是政府通过下发文件对社区发展进行规划引导、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是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最重要的职能。通过对社区经济、文化、教育、福利等领域发展状况的总体把握，当地政府确立社区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制定并推动符合社区实际的发展计划，引导社区发展方向。

政府在社区中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是现阶段政府所发挥的主要职能。服务型政府不同于管制型政府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宗旨，后者以控制社会、控制人民为己任。2近年来，对政府职能从“掌舵”到“划桨”再到“服务”的转变呼声愈演愈烈，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也成为社区治理中需要达成的目标之一。政府应着重于满足社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断改善社区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加大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鼓励支持社区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此更好地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

通过法律保障和监督社区发展，是政府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职能。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是指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而完全放弃政府的统治管理职能，“转变”并不等同于“替代”。3因为“任何一个管制型的政府都要为公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我们所说的服务型政府同样也需要一定的管制功能。”4政府通过立法对社区治理进行监督和保障是必要的，如在社区福利建设方面，《中华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具体条款明确了社区养老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社区养老的法律地位，保障社区养老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也可以通过法规建设扶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公民进行社区治理的条件，建立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渠道。此外，政府在法律保障前提下对社区治理中各组织及个人进行监督，包括掌控社区政策文件的执行情况、监督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活动运作情况等，努力实现社区治理法制化和规范化。

三、优化社区治理模式过程中政府职能发挥的若干问题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多元主体，即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的合作互动过程。从我国社区发展现状来看，各地出现的新型社区预示了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我国不断优化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发挥依旧存在许多矛盾与问题。第一，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对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范围的界定不够清晰明确，而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也没能彻底理清，这就导致了“越位”和“缺位”状况。一方面过度承担了社区组织本应承担的职能，对社区内的调解纠纷、治安管理、文体发展、组织公益等具体事务插手过多，导致社区独立自主活动的束手束脚，加大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对社区治理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不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社区发展规划。

第二，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程度高。社区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本应是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制度影响，居民委员会也呈现出较高的行政倾向。居委会的人事编制基本由政府掌控，虽然法律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委员是由民选产生，但是街道办事处掌握社区组织的人事任免权，难以充分表达民意。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资金拨款也是社区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第十七条，社区自治组织的运转经费由政府规定和拨付，这种对政府经费的依赖必然会直接导致政府与社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同时，政府还是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的审核和评估者，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社区严重缺乏自主独立性。

第三，政府促进社区内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参与治理的力度不足。一方面，政府对社区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不够，保障其合法权益和进行职责划分的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还未明晰确定其法律地位，会导致其社区治理的主体地位弱化。另一方面，政府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各项措施不够到位。不仅是在对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意识的培育工作欠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也不够畅通，而且在社区内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宣传工作也浮于表面，这样直接导致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足。

四、对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科学定位的启示

科学定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可以在符合国情和具体状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区治理的丰富经验，将政府角色定位为指导和规划者，在社区内部采取居民民主管理的方法，加大社区自治程度。明确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权责关系，鼓励社区居委会独立完成社区内公共事务，在必要状况下才由街道办事处提供协助，充分重视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治理主体地位，建立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居民等主体合作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进一步在政策、法制、财政上扶持社区非政府组织，填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空白。建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反馈机制和监督机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加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要接受社区民主监督，在进行有关社区利益的工作中，如确立社区近期发展方向和进行社区土地规划时，要进行民主评议和事务公开，不断吸纳社区居民的合理性建议，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监督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为社区发展创造良好健康的环境。（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注：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JSCX2015-072HLJU）资金资助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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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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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1）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与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中的社会组织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专业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优势。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农村社区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经济类、娱乐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数量较多，但教育类、环保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滞后。（2）参与领域拓宽，社会影响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并提供多样的社会服务。但随着新型农村社区中居民职业的多样化、需求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专业素质、组织运行等都不能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3）参与意识增强，社区信任度低。近年来，社会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如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员素质较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内外部监督，加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最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也影响了其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忽略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认识不到位，主管部门介入太深、干预过多，从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致使其功能发挥不佳。（2）农民认知不到位，弱化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群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日趋弱化，不愿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为判断，缺乏长远视角，容易对社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由于农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3）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责权利不明，导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评估缺乏落实，一些社会组织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不遵守职业准则，不注重社会信誉，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难以形成社区内民主公开的氛围，影响社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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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确保公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并且能够监督社区各种行为与活动，从而防止社区公共权力的滥用。同时，通过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来实施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的利益，从而促进社区生活的和谐稳定。

花溪区A社区（以下简称“A社区”）是2012年贵阳市推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花溪区成立的两个城市社区之一，社区服务中心相比于以前的办事处，能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内的城市居民，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治理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A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情况并不容乐观。花溪区A社区的公民参与情况在贵阳市城市社区中极具代表性，因此，探究A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所在，以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1.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的成效

A社区服务中心根据自身规模、管理体制以及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把公民参与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 社区参与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物质支持和硬件设施。A社区是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社区建设的资金预算每年由财政局、民政局、组织部共同编制，并且每年年底对使用的情况进行专项监督，这使得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了社区项目的顺利推进。

（2）公民参与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需求日益增加，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文艺活动、社区救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在社区文艺活动方面，创立了“社区出钱物，物管出场地，居民出节目”的运行模式，保障了活动的顺利开展；在社区救助方面，如果社区服务中心有非专业性的岗位空置，社区低保户则优先录用，等等。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服务的参与形成了社区的社会救助制度。

（3）公民参与形式日益多样化。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和进步，社区原有的公民参与形式已难以适应社区治理的需要。A社区服务中心创立了信息化值班快车、居民议事会快车和网络社工快车为主体的“三大快车”特色服务项目，其中居民议事会快车以电话、网络等工具为载体，通过在社区网站中设置“公民参与”专栏等方式，创新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

2.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基本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这与社区建设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参与率低。社区公民自愿参与社区活动或事务的程度，是社区开明程度、健全水平和活力效度的综合反映。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是一种社区服务中心动员、社区公民执行的状况，公民参与率总体偏低。

（2）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有限，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除选举外，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基本局限在非政治性事务上，所谓非政治性参与是指公民参与的社区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如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文体健身活动、环境整治活动、治安巡逻活动，等等。社区内的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到社区的政治性事务中去。

（3）社区治理中参与主体单一，社区精英主导社区重大事务。对于一般的社区事务，参与主体主要是退休老人。而社区内的重大事务，参与主体则主要是社区内的“精英分子”，即社区内各单位代表、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内的人大代表、区领导及少量的居民积极分子，这样既不能充分提高社区治理决策的科学民主性，也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督。

二、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意愿不强、参与内容有限、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受诸多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受传统思想观念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

一方面，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人们己经习惯了接受政府的大包大揽，对于社区治理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社区公民的意识薄弱，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的事情，只需要政府来管理就好，因此，不会积极参与到社区会议和社区监督等社区治理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学习、工作、娱乐活动等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时间，社区的很多公民就没有时间来参与社区治理，这导致了公民对社区的作用和功能认可度不大，尤其是占社区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更是缺乏社区意识，社区公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在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影响下，公民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薄弱，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不足。

2.参与理性不足，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人是利益与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会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自己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参与热情就高，反之则低。总之参与的功利性较强而理性不足，而且多数人都有“搭便车”的心理。

3.社区治理行政化程度过高，公民参与权被边缘化

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直接领导，社区治理依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政府并没有将公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而是将公民作为治理的对象，包揽了社区的大多数政治性事务，因此，政府依然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存在，以行政的方式对社区进行着管理。但社区公民仅仅作为一个旁听者与传答者的角色参与，较少拥有发言权，而发言权大多被掌控在政府和社区“精英分子”手里，因此，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被边缘化了。

4.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方式滞后， 宣传效果不佳

社区服务中心对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 ，对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数是以社区的告示板、社区网站的形式通知。但是大部分社区公民对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的内容关注度并不是太高，往往在规定的时间内忽视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通知的事项。此外，对于新创立的信息化参与方式，很多社区公民并不了解，这就使得社区现有的参与方式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增强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剖析，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解决：

1.培育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

社区公民有了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能自觉地将这种意识变成行动，提高自身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关于这两种意识的培育，首先，社区服务中心应该通过标语、宣传栏、培训会等形式，向社区公民宣传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并且要大力宣传有关社区建设的相关情况，加强公民对公民意识和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唤起公民的参与热情，而社区公民则应配合社区，积极学习和参与，实现自身两种意识和参与素质的提高。其次，要不断提高公民的社区满意度。社区服务中心在处理社区事务时，尤其是对于与社区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应同社区成员充分协商。最后，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注意日常工作的细节，热情服务群众，以提高群众满意度，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

2.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

政府服务社区并不是要包办所有的社区公共事务，更不是要指挥、干预社区的正常运作，而是要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社区资源，促使社区健康、顺利地发展，要做到“少干预、多服务、下社区、办实事”。一方面，政府应树立正确的社区治理观念，破除政府机构中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陈旧理念，要意识到行政机关本身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的授权就没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要实现权力的下放，政府机构要从本职工作开始，做好其行政服务工作，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把职、责、权、利四方面统筹起来，让社区来行使本该由社会行使的职能，加强公民参与权的落实，实现管理方式从传统的“掌舵”向新型的“服务”的转变，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

3.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促进公民参与的法制化

第一，政府要把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纳入相关的制度和法规，完善公民在参与的相关程序，使得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关政策的指导。第二，要完善社区公民参与的监督机制，社区政务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公民，便于公民监督的实施，要充分重视公民的建议和意见，并且政府要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社区绩效评估的一环，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激励社区服务中心对公民参与的重视。

4.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创新公民参与平台

现今网络和通信技术发达，除了电话、社区网站中的“公众参与”专栏等沟通交流渠道，社区还应该善加利用信息化交流工具，可以通过建立社区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时下比较流行的网络沟通平台的方式，加强与社区公民的沟通交流。这些方式比电话、社区网站参与平台等形式更加便捷，在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言献策的平台的同时，能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在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要注重社区治理活动宣传上的时效性，利用好社区告示板等传统的宣传方式，使公民能及时了解到社区治理活动的最新情况。

社区治理是实现“善治”最基础的途径，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降低社区治理成本，同时也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推动社区建设的协调发展。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政府和社区服务中心要充分重视公民的主体地位，积极推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不断拓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唐忠新.社区治理 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J].决策与信息（中旬刊），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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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社区治理；多样化；公民参与；网络；开放式；意义

社区是城市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运行、不同阶层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社区，而社区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加强社区治理，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生活素质，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日益表露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度增加。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以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为前提，只有采取社区治理的多样化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目标。

一、社区治理多样化问题的界定

就社区自身方面来说，社区在意义上是多样化的。这是由于居民的流动性，经济结构的调整，郊区的兴起，一个全新的多元文化社会已经摒弃了集体密度的社区。因此，社区已经成社区在意义上是多样化和多方面的。社区已经成为支离破碎的地方，也就是说人们共享相同的领土几乎消失了。如果人们的社交网络还存在的话，那它们可能成为一种结合的类型：其延伸出的领域未必涉及邻里之间了。其他的人则更为分散，则社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公共治理理论家博克斯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地方，我们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地方公共生活的主体。” 这一观点强调了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权利。

此外，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地方政府模式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我国就是采用这种多样性的地方政府模式使单一制完成了西方的联邦制的使命，同时，也维护了一个大国的统一和稳定。我国地方政府的多样性的具体表现为三种模式：普通集权模式、民族自治模式及特区复合模式，这三种模式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社区在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就能力和传统而言，每个地方的社区在解决问题和组织以及实施措施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地方政府模式的多样性使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区治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社区治理的多样化进行前瞻性的探讨。

二、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地方政府的不同模式要求社区治理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其原因为：

一是期望通过社区治理来抑制某些能够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资源。

另一个是希望通过社区治理来提高民主发展中的民主参与能力。社区在这两个方面可能扮演一个更为中心的角色：

第一，社区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以填补，尤其是在公共预算缩水的情况下；

第二，社区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服务而且也能够提供更好的政策。我国社区治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行政化”是“城市政府力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制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变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社区的各项活动不能在孤独和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它们必须联接成为有机的整体，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之得以在公众展现。

因此，基于这些原因，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网络式的社区治理以及开放式的社区治理。

1.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美国社区内的具体事务完全实行自主自治，与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和制度权利来提高美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度。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缺乏社区自治的“根基”：成熟的市场经济，长期酝酿的公民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主法治精神。而国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表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实现社区自治才是完善社区治理的必经之路。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治理主要可总结为三种模式，即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新加波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这三种不同的模式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因此，公民参与主要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 我们倡导采取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加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需增强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增强主要表现在对自身道德素养的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自身权利的维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事务也相对复杂起来，居民与社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对社区的各项需要也最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参与，邻里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就更易于调节，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此外，提高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还需加强公民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助。

为了保证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一些有效性的原则：首先，公民必须了解其所在社区的治理原则。就如公共治理论论家博格斯指出的观点：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地方，我们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共生活的共同体。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应遵循的规模是自下而上的选择过程；其次，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原则。这意味着公民拥有更多选择和决定社区未来的机会；再次，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原则。由于公民是社区的所有者，所以社区代议机构只能是公民的服务者而不是上级；最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表达清晰性。这个原则直接影响着社区决策。

总之，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是基于公民的政府功能的提高，而且是公民社会质量的改善。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几乎全部是政府启动，政府主导的，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完全由社区主体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区建设个案。 因此，通过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社区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网络式的社区治理

目前，我国社区的软件建设发展滞后，突出表现为社区自治能力弱，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全，社区公共设施居民使用率不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上升缓慢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社区建设模式产生的垂直结构制约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严重影响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全球网络化的发展，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减少了，而社区网络化发展逐渐成为当代社区治理的手段之一。采用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有利于缩小社区空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具有灵活性。因为其是通过网络和市场原则来自建的由网络来治理。此外，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网络通常能灵活的与公共组织，私人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安排。

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要摒弃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观念，逐步放权，引入多方主体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中。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效能。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协同性、整体性，优化政府结构，实施组织整合，纵向减少层级，横向加强协同。此外，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可以增强政府工作的灵活性和迅捷性，并建立在数字化网络技术支持下的地方或社区的工作协同机制。

总之，网络式的社区治理虽然在降低政府工作成本获得了理想成效，但是其只能反映社区的一个较小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其中可能存在不稳定或者不肯定的影响社区治理的因素。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其反面而达不到治理的理想目标。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优点，其缺点我们也不可忽视。我们相信，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能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3.开放式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基于社区自治来吸纳社区各类组织的参与过程。这种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的治理是不妥的。我国城市的封闭小区可能在围墙内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治理”形态。但是小区的“经济准入制”，围墙和保安就如同公民身价的间隔一般，这将是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社区发展的重大障碍。

社区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其和所有的组织一样，都不可能是与环境绝对割裂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社区治理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输入，而外部资源的输入过程则是外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制度的演化，在开放式社区治理模式下，外部主体的参与不是为了控制社区，而是致力于社区发展和提供社区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体对社区实施的是一种新的复合治理机制，也就是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更加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参与性。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所要强调的是社区治理主体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社区外的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创新来参与社区治理。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首先，明确社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从“二元对立”演化为“伙伴关系”，解决了社区治理的主体问题；其次，通过实施复合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创新机制问题；最后，通过帮助社区获得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解决了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

总之，在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这既为社区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为社区发展带来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风险。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始终需要关注的是防止内部主体过度依赖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的两个问题。伴随着社区治理的发展，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社区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三、社区治理多样化问题的研究意义

社会发展应该从社区治理开始，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的细胞。社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没有基层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一个健康、成熟的社区，应该是社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社会、社区与居民的互相合作的社区。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区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的方式需要采取相应地多样化来对应地方政府的模式的多样性，因此，社区治理的公民参与式、社区治理的网络式以及社区治理的开放式对目前或者未来的社区治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治理的民主性。社区治理的主体有政府主导变为公民主导，这样有助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也相应地加强了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网路式的社区治理有利于社区治理的局限性。网络现在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交流方式，网络是虚拟和多功能的，它可以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同时也打破了社区因地理局限使治理难以达到有效的目标的局限；

第三，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治理的优化性。社区治理需要外部主体的参与，只用通过外部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则可以依赖外部资源来优化治理的条件。

总而言之，社区治理多样化的问题研究对社区治理的发展具有可靠的参考依据和为未来社区治理的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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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锦（1988.11-），女，湖南泸溪人，苗族，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行政管理专业。

陈伟东，李雪萍. 社区行政化：不经济的社会重组机制[J].中州学刊，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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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本着“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战略，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着眼现实，立足长远”的原则，以警务进社区为突破口，以强化综合治理网络为依托，建立健全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集打击，防范，控制一体化的工作机制，从而使社区呈现出社会稳定，文明祥和，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景象。在xx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中，我们的具体做法

一.加强舆论宣传.组织工作到位

这半年里，为了使社区内综治工作能真正做到实处，也为了使居民能有一个安居乐业.文明祥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首先，我们调整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小组的组织机构，完善了调委会、中心户长、居民门店联防政度等六项制度。并分别与各驻地单位.中心户长.联防组长签订了和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责任书。从而做到了机构健全、人员落实、制度完善、责任明确。目前全区组建有治委会一个，调委会一个，中心户长15名，护校队三个，治安巡逻队五支，门店联防点20个，居民联防点327户，安全小区2个，单位内部联防12个。其次，我们利用社区街道悬挂宣传横幅2条，组织干部、中心户长、治安巡逻员上门宣讲13次，观看普法宣传电教片及文艺活动3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次1000余份。通过我们多方位、多形式、多视角的宣传，为居民营造出浓厚的综治氛围，教育居民知法、懂法、守法，增强了群众的防范意识，提高了群众的法制观念，净化了社会风气。

二.加强网络建设、运行机制到位

根据社区综治工作管理机制的特点和治安现状，我们在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强化了门店联防、居民联防和单位联防的管理措施，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制定了综治领导小组成员包建治安小区责任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切切实实把社区的综治工作纳入到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我们在每月的工作汇报会议上，与会人员都要汇报所包区域的综治工作，以便社区及时掌握了解社区动态，发现不良势头，立即进行预防控制。为了确保信息渠道的畅通和社会治安的稳定，我们把环卫工人、联防组长、中心户长确立为信息员和巡逻员，组成了社区巡逻队2个，在社区民警的带领下进行一周三次的值班巡逻，并做详细的巡逻记录。同时，我们将社区划分为四个安全小区。公路上：从城隍庙沟大桥（包括城隍庙沟）到信用联社巷道划分为永信安全小区，由信用联社负责；从联社巷到新华书店家属楼划分为军工安全小区，由县中队负责；公路下：从城隍庙沟大桥到工商局家属院划分为城建安全小区，由规划办负责；从工商局巷到西区家属楼划分为散居户安全小区，由xxx社区负责。经过社区干部、民警及各个组织的共同努力，目前社区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三.加强重点整治、工作措施到位

为确保社区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使创建“安全社区”真正得以落实，我们采取了上下联动，全面结合，重点整治的工作方法，落实专人，集中力量重点解决。特别是对违法青少年和吸毒人员制定了帮教计划和措施，有专人进行帮教，并定期回访。目前进展良好。

四.落实技防措施，防范措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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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到多数关于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意义和策略等议题上，较少涉猎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群体利益、行动逻辑和制度设计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

（一）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社区教育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推进发展始有今日之现状，覆盖社区居民的社区教育组织网络逐渐形成。一般认为，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为范围，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同社区民众利益和社区发展需要紧密相连，旨在建设和发展社区，消除社区的社会问题，全体提高社区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教育活动综合体。”作为特定空间内的教育活动综合体，社区教育基于满足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促进社区与人共同持续发展。即社区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尊重人的自主性选择，向人类提供最广泛而坚实的教育资源、教育条件。由于目标的多样性、对象的全纳性、内容的广泛性、质量的公平性，社区教育被纳入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内容中。尽管我国社区教育呈现普及发展趋势，然而仍处于实验探索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尤为突出的是社区教育经费投入保障问题，虽然政策上已经明确“政府拨一点，社会筹一点，单位拿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多元经费保障机制，但实际效果上，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多渠道投入格局尚未形成。就浙江省而言，省内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普遍做到按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划拨社区教育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但后续问题接踵而至———社区教育经费效益制约着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政策导向为我们解决现实性问题提供了路径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目前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成为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政策内容。政府购买教育服务，一般是指以支付费用或签订协议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购买高效、优质教育服务，满足了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的期待与需求。相较于当前社区教育经费直接行政划拨制度而言，“政府购买”政策设计比较契合发展初期的社区教育特点，即运用以“契约”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实现政府财政效益最大化，一定意义上拓展社区教育发展路径，也丰富了学习服务载体。

（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之现状

在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最先应用于教育以外的公共服务领域，近年来在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地实践与应用。我国学者已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索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本体问题、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形成了立足于本土化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研究范畴。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是“政府与营利、非营利组织或其他政府部门签订契约，由政府界定商品的种类及品质，向受托者支付费用以购买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务。”就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背景而言，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提高了政府服务水平，也缩减了政府行政规模。政府主要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购买方式，也可采用委托、承包等方式选择承接主体。综合起来，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具有下列特征，即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在于政府作为教育服务购买主体，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教育需求，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自身对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责任，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具备“生产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以“契约”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和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费用的三个本质内涵。我们看到，农民工培训、下岗职工继续教育等具体教育领域纷纷借鉴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理念，通过“完善运行机制、确保充足的培训经费投入与加强培训资金监管、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和探索市场化与社会化路径”等策略，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将“政府购买”理念具体植入到社区教育领域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对社区教育的投入，是盘活社会资源、增强社区教育社会参与度和宣传力的重要途径”，购买服务成为“社区教育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理性考察

引入政府购买服务理念，盘活社区教育文化资源，提高了社区教育财政经费利用效度，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教育发展能力。换言之，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有现实的合理性与路向的可行性。

（一）教育治理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宏观背景

教育治理强调的是治理几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谈判。对于社区教育而言，社区教育治理的主体是政府、社区教育提供者、居民之间确立一种新型关系。这被视为当前推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充分条件。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方式变革，公共服务理论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公共治理理论为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注入了新的价值因素，蕴含着当代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在教育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多条途径，积极鼓励公众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建立共同解决教育问题的组织网络，形成相互合作、共享资源的机制与组织结构，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提出“教育治理”概念，倡导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治理中的功能。教育治理理论冲击和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发展思路，将对社区教育未来路向选择产生积极影响。作为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的主要载体，社区教育亦是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社区教育向多元服务型的发展目标体系调整，实现全体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居民终身学习、社区和谐共同发展。同时，教育治理主张政府部门深入洞察社区教育发展需求，寻找社区教育制度设计以及政策的切入口。概言之，教育治理背景下社区教育要合理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不断拓展公共学习空间的范围和学习功能，处理好教育的主体与客体、教育的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关系，处理好学习需求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二）准公共产品属性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必要基础

一般依据共享程度的不同，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Good）“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只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中的一个特征，或同时具有两个特征但两个特征都不明显”，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如公路、教育等都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从生产和提供方式上看，准公共产品可由政府、市场生产和提供。“由于其存在于人的整个生活环境中，由民众居住、生活的社区提供，对社区成员具有促进素质全面提高的综合性，以及促进生存能力增强、生活质量改善的人文关怀”，社区教育与民生问题休戚相关。作为构成未来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动力之一①，社区教育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权威机构都认为，社区教育具有非功利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应以非功利性教育为主导和目的。理论上，准公共产品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供给的原则。为此，在经费投入不充足的发展初期，社区教育依托政府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和私营部门的经营技术优势，有效地满足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多样性要求，既满足公平价值，又满足效率价值，可减轻政府公共财政的支付压力，实现经费效益最优化。这是运用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理念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架构的必要条件。

（三）供求矛盾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内在逻辑

尽管我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持续多年，成效显著，然而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与社区教育的（教育）学习供给这一内在矛盾尚未得到合理地解决。具体而言，这一矛盾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尚不能满足，处于发展探索阶段的社区教育，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是社区教育发展的重点课题；其二，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尚未完全开发，随着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深入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成熟，人类自我学习意识将要求我们加快学习需求的开发与探究。叶忠海教授认为，“激发社区居民的学习动力，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开发和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已然成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永恒要义，终身学习需求的调适和满足成为了社区教育发展内在动力，是未来社区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在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尚不能达到很好满足时，引入具有市场竞争机制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能有效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平、优质、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与社会直接供给的优质社区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

三、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群体及其行动逻辑

基于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探索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对策建议，服务于社区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发展要求。

（一）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典型模式

目前，国内形成了两种较为成熟的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植入，创新社区教育发展形式，以招标采购或学习券等购买社区教育服务。

1．“终身教育券”运行模式

2004年2月，国内第一张“终身教育券”在杭州市上城区诞生，终身教育券借鉴“教育券”的实践思路与运作方法，以“教育机构设计学习菜单、政府及各行业部门购买”的形式鼓励和引导市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依托终身教育券各类工程，保障和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上城区将社区教育财政经费折算成“终身教育券”发放到居民手中，居民凭券自主选择参与各类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培训，培训机构回收“终身教育券”，接受政府考核，兑现经费。简单而言，政府向居民发放终身教育券，居民通过终身教育券选择性参加适合的社区教育活动项目，并向社区教育服务提供机构支付终身教育券，机构通过回收的终身教育券与政府部门实现费用兑换，完成了学习产品的交换与交易，实现了按需所教、按需所学。

2．“项目招标”运行模式

一般企事业为了解决技术工人总量不足、整体素质偏低、结构失调等问题，政府通过向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成人学校（社区学院）等单位公开招标，择优选择教育培训项目。此种运行模式的具体运作方式是：第一步，政府根据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和公布年度需要招标购买的教育服务；第二步，培训机构根据政府公布招标方案，结合自身教育特色，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第三步，根据招标规则，政府与培训机构达成契约合作，培训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第四步，政府根据契约和既定标准对培训机构提供教育服务考核评估；第五步，政府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兑现经费。根据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特点和先行探索的经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究其本质而言是政府运用自身的行政权力与各类社区教育提供者签订契约，依据社区居民学习满意和教育服务评估等以公共财政全部或部分支付其费用，已达成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可选择的社区教育服务。为此，我们可以认为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本质上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契约化模式在社区教育中的应用和深化，其优势在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使得社区居民在终身学习上从单项接受向多元选择转变，盘活和整合了社区内教育文化资源，提高了财政投入的有效性，以提供更适宜、贴近的学习服务。毋庸置疑，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充分体现了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蕴含。

（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相关者

同样，在把握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概念内涵的基础，明确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相关者，厘清各主体的参与形式及行动逻辑，是制定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政策保障的首要条件。政府、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和社区居民构成了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主体，具有“三角”关系的利益主体。其中，政府是整个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主导者，是教育服务的购买方，制约着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成功与否，是经费投入的支付者；目前而言，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主要是市———县———乡镇（街道）社区教育机构，同时亦可包括少数符合条件、能供给教育商品的社会组织，是教育服务的生产者，他们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售卖方；学习者，是社区教育服务的使用者，主要是有学习需求的社区居民。政府、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均基于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的满足，也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制约着整个教育服务“买卖”交易的发生与趋势。除此之外，整个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存在着利益不相关者———社会成员。一定程度上，社会成员对整个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负有监督职责。

（三）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人的行动逻辑

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纯粹“自然”状态下的人。面对社会环境所提供给社会中的人的各种“素材”，社会中的人必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和需求来对各种素材进行选择与剪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一项符合其行动目标的理性决定。梳理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内涵和主体参与过程，政府和教育服务提供者基于“契约”精神的商品交换合作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矛盾与冲突调试的干预行为，即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达成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细致考察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相关者内部的“交易”博弈和策略选择显得尤为必要，唯能准确剖析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策略，才能更好地促进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政府是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组织者、购买者，扮演着“购买交易”主导者身份，必须全程参与整个购买教育服务买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政府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行使制定规则，筹集资金、项目审核以及信息管理等职能，旨在达成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实现教育治理目标。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产品的生产者与提供者，开发教育服务产品，达到资质要求后与政府签订契约，及时向社会公布教育服务产品，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从而达成合理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满足是政府考核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核心要素。学习者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教育产品”的选择者和使用者，通过约定规则实现自身学习权的享用，选择、使用契合自己学习需求的教育服务是其追求目标。社会成员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非直接参与者，通过行使自身的监督权达成社会制衡功效，从而达成教育公平目标。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主体及行动向度具体内容，不难发现四类利益主体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耦合共生关系。厘清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主体及其行动导向，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与回应，为策划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提供的本源性分析和基础。

四、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价值取向与操作策略

已有的实践经验表明，制度设计和政策保障的滞后性，制约着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教育中运用的实际效果。本文从价值取向、利益主体的策略选择等方面研究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以期达成预期目标。

（一）确立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价值取向

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旨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性学习需求，价值目标的确立是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不可逾越的前提。即将社区教育发展路径思考纳入到政府购买教育服务视野中，意在拓宽社区教育发展路向选择，要符合社区教育发展内在规律，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我国社区教育，一般是由“地区住民自发产生的，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及对终身学习的需求，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以提升地区居民精神与文化素养、满足他们自我完善的要求、切实保障居民自主学习权利为宗旨的。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符合社区居民日益高涨的终身学习期盼和要求。社区教育不仅仅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终身需求的属性，更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的特征，拥有强大的外部效应，能为社区各阶层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故此，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要坚持教育公共服务性，遵循公益性为主的原则，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多元参与的社区教育发展质量体系，合理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为居民开展终身学习和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提高社区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应在终身教育框架体系下，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学习自、学习条件保障权和自身个性发展，促进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

（二）架构设计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政策环境

在上述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的权利形式和行动逻辑分析中，我们发现政府是整个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流程的主导者和决策者，故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自身公权力架构，购买社区教育的政策环境。在我国，推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尚缺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与政策环境。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在国家层面上尚无政策法规依据，各地在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实践中提炼形成了一些政策，如浙江宁波市《关于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实行政策采购的工作意见》中已将教科文体、社会保障纳入到政府采购范围内，另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从地方性政策文件来看，各级政府对购买教育服务中“购买程序、教育服务内容、经费来源以及评估监管”等基本问题予以明确，这对于制定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政策具有借鉴参考价值。今后，必须加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完成制定系统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运行程序，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教服务的质量标准、招标购买机制、服务考核及财政保障制度，落实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评价评估和风险防范机制，以制度规范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制度，规约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服务生产与提供中的运作职能和过程程序等。

（三）激发引导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

客观而言，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能否实现得益于良好终身学习氛围的形成，也是决定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决定性条件。换言之，积极营造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新学习文化，激发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是推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首要条件。终身学习已成为21世纪人类生存的重要概念，以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新学习文化的形成，是学习型社会建设基础，终身学习文化影响着民众自觉主动地终身学习。一是社区教育要充分凭借区域环境的文化条件、文化优势，从积淀丰厚的文化实践土壤中汲取营养，构建良好的终身学习文化环境；二是强化终身学习理念的宣传，认真研究和充分发展各类新学习文化，重点推进终身学习物质文化和终身学习制度文化，培育终身学习精神文化等系列工作；三是建立社区教育资源整合机制深入推进资源共享，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创新社区教育服务载体，不断拓展社区公共学习空间范围。

（四）培育社会组织的交易契约精神

社会组织的契约精神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政府购买社区教育的基础之一。对社区教育发展现状而言，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更多是指各级社区教育机构，以及有能力提供教育服务的各社会团体。契约精神，一般是指契约自由的理念，并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在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利益相关者及行动逻辑分析中，不可否认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主要目标是追求其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此同时社区教育是特殊化的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着各类社区教育机构要履行公共服务责任，遵守契约精神，开发一批适合广大社区居民的教育服务。这也要求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其一，评估认定各类社区教育机构的准入资质；其二，监督各类社区教育机构的服务质量，这也是培育契约精神的重要环节。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