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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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国家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

一、若干概念之涵义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对本文的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内涵，这里主要有区域、法治发展以及区域法治发展等相关概念，以便确定本文的讨论范围，认识论题的时代意义。

“区域”亦可称之为“地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层次的范畴。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区域不仅仅意味着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更多地是指通过稳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协议所建立起来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跨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第八章专门设定了区域体系的法律框架，这样区域体系就成为介于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次级国际体系。“二战”以来，这种基于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态的乃至军事安全的诸种共同联系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区域一词则表征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个行政管辖层级所组成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形态，既有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机理，又有着各具特点的表达形式。比如，郡县制构成了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的一条主轴。秦帝国以来的各个王朝的行政统辖区域，大体上都按照郡县制的架构，结合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加以划分，进而形成一幅皇朝统治的疆域版图。而在不同的皇朝统治年代，郡县制的外在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辖驭四方、治理天下。在当代中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区域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诚然，郡县制这一传统中国行政辖区的基本主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建国之初曾经一度实行行政大区制度，但是，“省”和“县”依然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时下中国的行政统辖层次繁复多样，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市”或“较大的市”这一介于“省”和“县”之间独立的行政管辖层级。加之，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基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有效的边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区域以及行政管辖层次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彼此交错的非均衡格局开始形成，超越现行行政管辖层级的省份与省份之间、“大市”之间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机制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政府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各有侧重的发展目标，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因之，当代中国的区域概念的内涵与形式确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的看来，省域以及以特定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若干省域的结合根据我国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把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等。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区分，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等。市域（设区的市）以及同样一般以相邻的地缘为纽带的若干市域的结合，和县域这样的基本的地区单元，大体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多层面的区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多层面的区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础上，融入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便会相应地形成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政治、区域法律、区域历史、区域文化和区域地理等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从而给我们认识国家范围内（包括当下中国）的区域生活状况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法治发展，这个概念与法制现代化概念具有相通的意蕴。正如我们多年来不断论及的，法制现代化反映了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变革过程。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之，当下中国的国家法治发展，就是要致力于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制的历史性跃进，而这个时代进程的基本目标，乃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国家法治发展趋势和走向，意味着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到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进而确立与全球法治发展进程相协调而又充满浓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其生活准则系统。很显然，作为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在国家的特定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它所展示的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基础在特定地域中展开的具体生动的法治场景。所以，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在基本性质、主体内容与总体目标诸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绝不存在一个脱离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孤立的区域法治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于说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主要是指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能否成立，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在这方面，学界的认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大体上已经或正在形成共识，即：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要对这些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这里所要提出的原则性的看法是：尽管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起点、条件、过程、动力机制、实现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区域法治发展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法治发展与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及其互动过程，从而确证区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而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拟从法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样性统一”的命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反映在经济学产生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与此相反，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则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即：“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或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说，通过思维的抽象力，抽取一类对象的共同点，把握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片断的简单规定，构成思维或叙述的起点，进而从局部的、简单的规定，上升为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统或普遍的理论概念体系。很显然，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方法论原则。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论述通常“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初的认识对象，表现为无限丰富的现象，成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观和表象，进而“蒸发”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第二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则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那里开始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我们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混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样，通过理论思维，把作为思维的起点的那些抽象简单的规定，再现被认识对象的内容，使之不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和感性的直观，而是一具表现为必然的和综合起来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从而获得整体的具体规定。

由此，马克思强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乃至一切科学思维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或者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二者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对于形成和建立一个理论概念体系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且是科学思维“所专有的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科学理论思维所特有的、把直观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也就是说，把在经验上得到的直观和表象材料，放在应有的逻辑联系之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客观必然的相互联系。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可以在概念运动中反映、再现、复制所考察客体的自我发展的客观过程，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规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为“整体的具体规定”，就必须着力探讨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若干单方面的、比较简单的基本单元或要素，即以特定空间形态[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县域及其有机联结的相关地域]表现出来的法治发展状况为基础或出发点，考察这些基本单元的区域法治的一切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体的表象”。第二，如果说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亦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那么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则是对于这个“具体的总体”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说，区域法治发展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的若干单一的规定性，它不断地从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从而愈加丰富起来，最后重新返回到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普遍性的“具体总体”之中。第三，国家法治发展不应当是若干个区域法治发展的简单罗列，而是各个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都是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体系之网上的纽结，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就必须把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看待，揭示各个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而把握由若干个“局部的规定性”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的具体”或“具体总体”。因此，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辩证逻辑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如同整个法的现象以及国家法治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总要受到一定规律的支配，不是区域法治发展决定这些规律，而是这些规律决定区域法治发展。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和一定社会经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归根结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统摄。所以，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之所以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要从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系统中划分出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并且把它们当作决定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全貌的基本关系，进而把区域法治发展看作是一个受到一定规律支配的活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观性质。但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体从事区域法制实践的规律，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体活动的产物和条件。因而，区域法治发展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体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深刻而准确，从而有意识地把本区域社会经济关系法权要求转化为生动的区域法制实践；反之，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要求无法自觉地加以把握和转化，从而妨碍或延缓了本区域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性。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亦具有不容忽视的主观性。

更进一步地来看，区域法治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反映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如前所述，由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之，所谓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就是指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这里，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对排斥的状态，因而必定会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总体”；意味着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乃是一个法治的发展与命运的共同体，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统摄着区域法治发展这个具有丰富关系的“许多规定”，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为基本前提；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确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共同的必然的区域法治发展的运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努力探寻区域法治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

不仅如此，区域法治发展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从广泛的法律文化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径发展演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有差异，每个国家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习惯和民族传统特点，况且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等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势必会使法律文化的运动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历史特点。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来说，它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具体性。国家法治发展是由一定的国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及其法律实践、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所联结而成的运动之网。作为这面运动之网上的每一个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都独具个性，并且这种个性不是仅仅具有相对意义的特殊性，而是一种不可绝对重复的个体。尽管在区域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正因为不同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富有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当下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才呈现出这般的丰富多姿。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法治发展的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个性有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国家法治或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呆板划一的群体的堆积。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的时代进程，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容与方式只会愈来愈绚丽多姿。这是毋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区域法治的特殊的发展进程，进而深刻揭示多样性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

很显然，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就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上存在的和现实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区域法治现象，也就无法科学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只能使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另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形式。认识和考察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层面之上，而应当深入下去，从复杂多样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的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否则，我们就只会把区域法治发展的空间展开，看作是一个充满了一大堆偶然现象的杂乱无章的法治序列。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法治发展所赖以存在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差异性。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条件等关键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下，区域社会及其区域法治形成了经久相沿的空间差别。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面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从而展示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的特质。但是，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绝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的关系。一定的区域社会生活条件的诸因素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这是区域法治发展运动的多样性统一的最深刻的根据所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何以会产生那些不同点和相似点，也才能揭示各种特殊的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从中加深对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透彻把握。

三、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上）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这个命题的价值意义，有必要深入考察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丰富的“具体总体”的基本地域单元的区域法治现象这个生动的“许多规定和关系”。从法哲学意义上讲，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之所以构成统一性基础，是因为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并且通过个别来实现。这里的作为“一般”之载体与实现途径的“个别”，显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运用个别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有助于我们透视区域法治发展运动多样性的内在奥秘。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对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单纯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关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坚持其共同之点，其结果导致人们在情感上觉得这种概念是空疏的，只认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阴影。其实，概念是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东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或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性“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这里，“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而个体性或个别性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的东西，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独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须把真正的普遍性与单纯的共同之点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这三个环节是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概念的个体性或个别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个别就是从区别出发而在绝对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完全具体的东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殊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或个别性。而个体性或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了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当概念的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而发生的。因此，抽象是具体物的分离及其规定性的个别化。”概念作为具体的东西，乃是个别内容与抽象普遍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东西也是个别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说，个别的东西也同样是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所以，普遍和特殊一方面显现为个别之变的环节，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总体的概念，而“只是在个别中被建立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个体的即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在这种个体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区别开了的，但同时又是同一的。”

很显然，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个别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被包裹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外壳之中，在他那里，现实事物不过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体（个别）三个环节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后来的德国思想演进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所谓“世俗历史主义”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表达。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取代了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这种试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截然分开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了批评，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分析原则。实际上，这种“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历史观相抗衡，以便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正名。这一思潮在社会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社会学的发源地，它由威廉・狄尔泰所开启，经由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到马克斯・韦伯而集大成。作为“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理解的方法视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它的对象通过建立其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者关系之间的态度而与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属于人文科学。”狄尔泰极力强调个体或个别对总体或整体的价值意义，指出：“理解总是以个别物为其对象”，“但我们理解个体是借助它们彼此之相似性，它们内部的共同性。这一过程假定了普遍人性与个体化之关联，个体化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样性之中，而在这一关联中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上解决内心仿佛经历朝向个体化之提升的任务。”㈤正是通过理解，单一的个体性与总体性或普遍法则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的总体只有在种类的意义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在这里，对个体的理解有助于对总体的理解。所有其他类型都是如此。意义在于对类型的理解，只有通过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由此，狄尔泰对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认为客体化仅仅对个体化说来乃是异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和密码，在理解的主体与对个体的理解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介质或媒介物，这就是客观精神，理解的主体正是通过客观精神来把握个别的客体化，因为在客观精神中，客观化已经表现为属于共同的东西，即属于某种类型的客体化。通过客观精神，我们理解了“不同个体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观化而构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种形式”，“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形式直至这个社会所形成的最终的整个系统，包括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狄尔泰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文德尔班从方法论上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法则科学与个体科学，重复性、常规性与个体性、独特性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类，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思维总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在这里，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不赞同所谓的“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口号，指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必须坚持：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所有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全部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这是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历史学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提出所谓“形式的分类原则”，认为这种分类原则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科学加以分类，据此可以把文化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截然划分开来，而二者的区别体现了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对立。在这里，李凯尔特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对于方法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即：“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所有材料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相对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个原则具有形式的性质；这样一来，科学的‘形式’这个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因之，“科学方法的特点显然取决如何分开现实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的那种方式”，进而把现实的直观内容纳入概念的形式之中。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式。李凯尔特强调，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性特征，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意味着形成关于现实的绝对普遍的判断。“如果没有通过普遍化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简化，那就不能对世界进行计算和支配。在个别和特殊之物的无限多样性没有通过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这种多样性是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的。”而对于文化科学问题来说，则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详尽研究的。文化科学总是力图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旨在于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比如，历史总是“力求使它的叙述仅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世纪、一个社会运动或一个宗教运动，一个民族或其他等等，历史学借助于这种方法使听众或读者尽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个别事件。”当然，文化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对于科学的逻辑学的区分来说，文化科学使用的普遍概念，仅仅涉及它用以构成其个别化叙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的“精确性”。不论文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对文化科学构成奠基性的意义，因此，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所固有的思维目的、思维形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原则性的逻辑区别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凯尔特通过对“解释”与“理解”的涵义的辨析，力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作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释中，是将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理解中，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对于作为文化科学的历史学来说，历史理解通常意味着“既是对真实存在的个体性的‘再创造’，又是对那些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非真实意义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非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遵循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基础。李凯尔特进一步分析说，作为体现个别化方法的文化科学的历史学，它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则指导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文化现象以及那些被我们当作文化萌芽阶段或类似之物而与文化现象相联系的现象，与价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必须从与文化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现实。这一文化价值立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把对象看作整体，那么对象的文化意义就不是依据于它与其他现实的相同之处，而是依据于它与其它现实的相异之处。”这就是说，基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对特殊的个别之物及其一次性过程感兴趣，要求应用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去认识特殊和个别之物，认识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相异之处，进而把去观察的现实看作是特别的和个别的。因此，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联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够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借助于文化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这种“个别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义就在于，在价值联系原则的指导下，它能够从那些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李凯尔特关于选择性原则的先验判断带有显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色彩。但是，他坚持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个别化方法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客观而严格的科学，突出文化价值对于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导性原则地位，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强调个体的统一性基础来自独特性，证明个性统一性或独特个性的不可分割性（而这仅仅是和某种价值相关的个体的统一性）。这一思想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学者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准则称之为“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这是有道理的。面对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韦伯坚定地承继着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解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捍卫着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或个体性的方法论准则。但是，韦伯的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创意义，散发着炽烈的理性之光。与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与解释加以彼此对立的看法不同，韦伯强调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补充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解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意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给定的特殊行动者的具体情形中实际存在的意义；二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观意义都不是指某种客观上的“正确”意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而对这种主观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理解的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关于行动的经验科学的基本使命。因之，在韦伯看来，关于“理解”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对诸如此类的给定活动包括言词的表达的主观意义所作的直接观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释性的理解，对于关注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经验科学来说，说明需要被这样解释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现实途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解都牵涉到出现在下列情况之一中的意义的解释性把握：（a）历史研究中的情形，即对具体的个体行动的实际预期的定义；或（b）社会学的大众现象，即现实的预期意义的平均值或相似性；或（c）适合于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普通现象的意义。”社会科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进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行动”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讨行动着的个体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进行因果性的解释，就成为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对于此项工作，自然科学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它只局限于阐述自然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关系以及诸客体和事件中的因果统一性；而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主题，对作为社会的集体状态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作出主观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知识的特有性质与任务，这是在自然科学中绝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在这里的因果解释问题上，韦伯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片面的曲解，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在作出因果解释的公式，“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或者显现出）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一个历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相信经济‘因素’是‘真实的’因素，唯一‘真实的’因素，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韦伯在评析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歪曲时，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要区分“物质”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指出无论对哪个“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回溯，都会发现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会牵涉到政治、宗教、伦理、地理及其他条件，同样地，对政治现象的说明，也会牵涉到经济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这表明在韦伯那里，经济因素乃是对行动着的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释链条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归根结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韦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想类型”思想，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凡是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

总的看来，韦伯把旨在于把握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的理解，看作是个体性因果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而区分了致力于抽象规则的自然科学或法则性科学与追求特定具体知识的社会文化科学或现实实在的科学，强调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现实的独特性质”。正是从上述立场出发，韦伯对作为价值概念的文化给予高度关注，指出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成为“文化”，进而在赋予现实以意义的价值指导下，对现实的关注以及根据现象的文化意义对受价值影响的现象进行选择和分类。由此，韦伯建立了一个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文化科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想类型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并且把关于历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认识看作是这个“概念结构”的独一无二的终极目的。

四、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下）

通过扼要地回顾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个别化的分析原则之重要意义就在于：探讨包括法的现象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固然要注重揭示该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藉以探求社会生活的固有法则，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的个别的关系或结构，关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亦应如此。实际上，当下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日益显现出这种个别化的方法论取向。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在重视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研究的同时，区域研究日益兴盛，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慰成大观。这些年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时，一些学者把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到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为中心的较小的单位，力图反映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内容和幅度，这一方法论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又如，在中国法律史的学术领地，探讨特定地区的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诸如关于近代上海租界法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察，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档案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等等。再如，在法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地方法制或行业法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探讨还在不断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许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与史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同一个方法论层面，但是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确乎体现了重视历史的具体经验现实的独特性分析这一“个别化的方法”的本质性要求。那么，运用个别化的方法论准则分析区域法治发展问题，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个体性的普遍性”以及马克思关于“许多规定的总体”的论断，确证了整体性依存于个体性，个体性体现普遍性且为普遍性之基础的辩证关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精神，反映国家法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在各个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国家法治发展的准则是体现在区域法治发展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因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和动力，制约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贯彻个体性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国家法治发展通过区域法治发展的具体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不能把国家法治发展作为大写的符号同区域法治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也就会自然得出：不仅要重视国家法治发展，也要看到国家法治发展在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进而重视和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第二，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意揭示和概括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的关系和属性。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本质性的与非本质性的关系的区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着的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必须运用反思的观点，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本质性意义。在这里，一是要从逻辑上把握区域法治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之，区域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社会发展的制约。二是要深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区域法治发展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这里，不仅要考察区域法治发展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区域法治发展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认识到区域法治发展并不是同区域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它有时会先于或落后于区域社会发展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蕴藏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内部或背后的本质性关系，进而赋予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法学命题。

第三，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努力探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里深入追溯社会主体在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特定结果的实际过程，这是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所提出的个体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法的现象，都是建立相应的经济形式上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国家形式以及法权现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法哲学来说，要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影响社会主体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进程及其实现结果的原因和因素是多样复杂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唯一因素，而应当正视，承认和努力揭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四，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把特定的诸要素中从现实中加以升华而形成思维类型。韦伯的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找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联系的理解尺度，进而构造了一个以理想类型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学的概念工具系统。按照他的看法，运用这种理想类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对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变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理想类型的概念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的推断原因的能力：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所以，韦伯把理想类型概念和结构的盛行，看作是一门学科处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症状，强调就理想类型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者是一种类概念来说，“科学的成长总是意味着对理想类型的超越”。随着时光的流逝，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流淌过程中，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有必要从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把特定的诸要素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进程的现实中抽取出来，加以概念的升华，形成一定的思维类型或理想类型。进而，运用这一思维类型及其概念工具，考察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这样便具有发现的功能。面对着转型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的与时代的议题，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学”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对方式变项所组成的概念工具系统，以期形成新的“理想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时至今日，我感到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主体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区域性的变量因素和条件。这十一对方式变项运用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分析过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微、法治的兴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区域法治转型发展的基本评估概念工具。而在当下的中国，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并存的法律状态，提示我们在运用这套概念工具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考量这一进程及其结构的复杂的历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在19世纪晚期德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尖锐论战中，个别化方法的理论分析原则得到了突出和强化，进而成为世俗历史主义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学或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信条，并且被转化为由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理解社会学的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理论系统。所以，韦伯热情洋溢地说道，对于历史学科这一永远年青的科学中的一员来说，文化之河不断地向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工作的核心不仅在于超越一切理想类型，同时也在于新的理想类型的必然出现。”因之，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拟应意识到这一理论分析原则及其概念系统乃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规定性是从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从而对因果性地解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所有材料提供了思维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确立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点，即：“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证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证明区域法治现象从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历史逻辑。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去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在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区域法治现象的材料，阐明这些材料、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差异性，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当然，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材料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条，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把握那些影响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实或材料的影响。此外，在考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时，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如果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与范围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它一定历史时期中或发展阶段上特定的区域法治发展形态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评估它的应有的历史价值。并且，各个历史时代区域法治现象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的历史条件及其具体特点，那就根本无法揭示一定时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的文化价值属性。

第六，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结合李凯尔特、韦伯的相关论述，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实证主义否定价值的观点相反，李凯尔特把价值看作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进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形成的东西，把“价值联系”视为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导原则，认为“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历史学都不需要讨论价值的有效性问题，“价值的有效性并不是历史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也未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文化价值所应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仅在其形式方面是事实上被普遍承认的价值总和，而且就内容而言也是和这些价值的系统相联系”，“不管对这些文化价值的事实上的评价如何，这种有效性是这些文化价值所应有的。”由此，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客观性问题，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文化概念的客观性所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因而文化科学的客观性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于我们大家企图促进和支持的那种一般的普遍的文化价值。韦伯吸收了李凯尔特关于价值联系原则和文化科学客观性的思想（尽管他并不赞成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普遍文化价值的观点）。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属于主观性的范畴，乃是个人主观情感作用的产物，它不是经验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他想什么。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试图影响尚未被明确承认的科学观点。它们已经引起持续的混乱，甚至在决定各种事实之间简单的偶然相互联系的领域，它们也会根据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即是否有可能获得某物，而对科学论点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诚然，科学认识需要了解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这就必然涉及到价值问题，但是在这里，价值的本质并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其有效性。“不过，判断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探讨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思辨解释中得到解决。但是，关于价值有效性的判断肯定不属于现在人们所实际从事的经验科学的范围。这些终极目标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一经验上可证明的事实并不影响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这与人们经常认为的恰恰相反。”因此，韦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不要做出价值判断。应当看到，针对人们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即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把主观的评价作为它分析的论题），韦伯郑重地说道：“不管我过去说过什么，下述‘异议’是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科学致力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更进一步说，论题的选择起本身已经包含了‘评估’。”在我们看来，毋容讳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法学，固然要解决法和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致力于探讨法和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法律科学的学术使命之所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当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动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期性；法律也是对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形式问题，也要研究价值与价值评价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注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的“法治”，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多样，众说纷纭，但从本质意义上讲，“法治”乃是指谓一种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更加关注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愿望和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重视法律下的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因而强调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时代趋势，无疑大有裨益。

五、小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正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展开，这是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着区域法治的运动、变化、发展与转型。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确立更为扎实的基础，本文着重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三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般来说，区域既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又有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概念，后者主要涵盖以行政辖域层级为基础的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和县域三个层面的地区单元，以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相同行政辖域层级的地区共同体，由此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治发展反映了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有着相通的意蕴。而区域法治发展则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它是国家的国家法治发展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展开和实现，从而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篇2

本文将主要从行政文化所包含的协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其对电子政务绩效的影响。

1.协作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的影响。协作文化主要是指政府机关中部门与部门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意愿和主动性。在分析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所产生的碎片化治理以及协调、整合问题后，希克斯认为只有跨越组织边界的协调运作，才能真正解决职能交叉的问题以及提供综合性公共服务。［8］对外，协作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需求。在经济和信息化都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管理问题日益呈现出多元性，政府部门面对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仅仅靠某一个职能部门很难独立解决，需要多部门的协作、信息共享和联合办公。对内，协作是政府自身改革的需求。随着大部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化，重组后的政府部门流程需要进行重新的梳理和重组，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进行整合与共享，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跨部门的电子政务协作。政府部门的协作主要表现在跨部门成员协作、信息协作、流程协作。如果政府部门间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合作的意向，不仅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也严重损害了全局利益与社会公共的利益。［9］资源共享、协作工作不仅能更好的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综合协调与服务的职能，更是基于网络协作模式的电子政务最高水平。［10］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假设H1：协作文化对于电子政务绩效有影响

2.效率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的影响。效率文化是指在日常办公中，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或工作作风是否体现了效率的原则。对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而言，高效率就意味着做决策要及时与果断；对普通公务员而言，高效意味着工作主动与快速敏捷。新公共行政学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实用的或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找出下列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一，如何才能够利用可用资源来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二，如何才能够以更少的资金来保证我们的服务水平（经济）？”［11］效率文化是行政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效率反映了一个政府部门对资源的利用状况、管理水平和质量，高效率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企业化政府”的概念，认为政府行政在于通过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政府产品。可以考虑在政府部门中强调服务意识和效率观念。并引入竞争机制来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12］电子政务的实施带来的数据化、电子化以及政府文档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能够减少传统繁琐、重复的手工操作；同时电子政务所包含的流程重组在组织结构上删除了冗余流程、将传统的串联流程优化成并联流程、用电子化取代手工流程，使得政府部门处理业务更加快捷合理。这是电子政务带来的政府高效运作的技术基础，但如果政府机关中决策时优柔寡断、处理事务时扯皮推诿，行政文化中缺少效率文化，将会对电子政务带来效率的提升造成阻碍。低效率文化不但会直接产生政府运作的低效现象，同时还会增加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沉重包袱。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假设H2：效率文化对于电子政务绩效有影响

3.法治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的影响。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政府公务人员是否具有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13］法治文化是政府实现和谐管理的核心文化，［14］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充当着调节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必然要求公平与正义。只有严格执法，根据制度行事的行政过程才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正义与公平。电子政务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信息的公开与透明，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的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越来越大。如何公开？哪些可以公开？哪些必须公开？这些都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法治文化以价值观、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为表现形式对政府公务员执法观念、行为等产生影响，而公务员作为电子政务实施的主体，主体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影响到电子政务绩效的高低。通过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假设H3：法治文化对于电子政务绩效有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形成以下研究模型：

二、行政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影响的数据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问卷结构1.问卷结构。本次问卷设计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在职时间、职务、工作性质及单位名称；第二部分：行政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的影响。包括：协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和电子政务绩效的测量。2.样本基本情况分析。本研究根据便利抽样的原则，共回收调查问卷357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99份。调查对象分别来自长株潭地区各级政府部门，样本基本情况分析如下所示（表2）。

（二）问卷信度分析本论文采用的分析检验方法主要是PL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使用的软件是SPSS19.0以及结构方程软件SmartPLS2.0。一般说来，信度检验用Cronbach''''sAlpha和组成信度来检验。Alpha值一般要大于0.7，组成信度一般为0.7。本论文的Alpha最小值为0.6573，组成信度的值都大于0.84以上（表3），说明问卷有足够高的信度。

（三）问卷效度检验收敛效度检验，当测量题目对于它们所测量的概念之因子载荷大于0.5时，显示各题目与各潜在变量之间的关联是明显而稳定的，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本文的潜变量的因子载荷见表4。可以看出，各个概念题目之间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7的标准，说明测量项目对于潜在变量之间的有很强的相关性。区别效度检验，当两个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该概念的平均变异抽取量（AVE）的平方根时，显示测量模型中各个概念之间的问题的确彼此相异，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表5是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对角线为相应的潜变量的AVE的平方根。从表中可以看出问卷都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四）结构模型的检验对于PLS结构方程，一般我们考察的指标是AVE、R2、路径系数以及T值。其中路径系数是以Bootstrap法（1000Resample）来检验其显著性。原始模型的评价首先，AVE这个指标表示用潜变量的方差解释相应的显变量方差的百分比，一般认为AVE指标应至少大于0.5。本文中全部大于0.5（表6）。表明各个潜变量对于显变量的解释程度是至少达到了50%以上。其次，通过R2值可验证结构模型与实证数据的契合度，表明内部关系的预测能力。R2大于0.66是比较好的结果，0.35左右算是一般。本研究R2分别是电子政务绩效（0.2848）接近一般水平的0.35。说明了本论文的模型结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是很强。原始模型参数检验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协作文化（0.279），法治文化（0.232）说明模型整体解释能力还比较好。但“效率文化”对于“电子政务绩效”影响不显著，因为T值小于1.96。说明构建的理论模型中这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因此，本文的原假设中H1、H3得到验证，H2假设并不成立。模型的路径系数及T值见表7所示。综合上述模型分析，在协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与电子政务绩效三者之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协作文化对于电子政务绩效有显著影响法治文化于电子政务绩效有显著影响效率文化对于电子政务绩效影响不显著

三、结论解释及建议

（一）结论解释1.协作文化和法治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有显著影响。首先，协作意识的提升有助于增强电子政务的绩效。随着电子政务的普及和进一步深化，其业务范围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管辖范围，越来越需要跨部门之间的合作。部门间的协作使得政府工作实现立体沟通，打破了以往纵向层级和横向职能制的矩阵结构。部门间的并行协同工作，在本质上提升了电子政务协同效率。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在建设的“政务办事大厅”实际上就是典型的跨部门网上协同办公的案例，充分体现了协作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在发展电子政务的同时，不仅要在技术上实现变革，更要在管理制度、文化等软性层面融入分享和协作的理念，才能在政府的日常运作中提升在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其次，法治观念的提升有助于增强电子政务绩效。电子政务的实施能够从技术层面的保障电子文件的存档、信息的传输与共享、办事流程的优化、电子签名与认证等问题，但还需要从法律层面的支持。随着与电子政务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得政府信息化的网上许可、身份认定、信息公开等领域都有了明确的法律层面的说明和界定，从而保障了电子政务的正常运行。此外基层政府部门吸收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他们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大大促进了电子政务从实施到应用的顺利展开。法治文化要求法治观念与行为能够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既包括良好法律规范、文明法律机构、高尚职业律师等构成的法治物质文化；又包括法治心理、法治思维、法治精神等构成的法治精神文化。法治的真正核心就是要将这种精神深入人们心中，形成人们的内在的信仰，以影响人们的外在行为。这种由他律到自律的关键性转变对于提高政府部门日常行政效率，建设高效实用的电子政务也是具有深刻意义的。2.效率文化对电子政务绩效无影响。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效率文化与电子政务绩效无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行政文化中的效率更多的表现为与业务无关的事情上，缺少与信息化有关的效率文化导致的。首先，缺少效率意识。信息化时代的办公经常被扭曲为浏览无关网页、网络聊天、打游戏等与工作无关的事务中。网络信息不但没有提高人们的办公效率，反而消磨了大部分的办公时间，无法真正发挥电子政务的作用。其次，决策效率低。一言堂、拍脑子决策或者集体协商决策的传统行政文化阻碍了决策的科学化，很难发挥电子政务应有的信息系统、咨询系统、监督系统的作用。再次，执行效率低。政府办事流程繁琐，职能部门职责不清，导致了职能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等不良现象，也使得电子政务很难发挥其作用。因为电子政务彰显的是一种优化、精简后的流程。国内很多电子政务项目在实施之前，并没有进行政府业务流程的诊断和优化，仅仅是将原有的流程进行数据化、信息化，这就使得政府在日常管理中继续沿用旧的不合理流程，很难发挥电子政务的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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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现在正是第六个5年普法规划（2011～2015）的实施阶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众对法律的内容和作用有了广泛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公众在了解法律内容和相关知识基础上对法治理念的信仰更为重要。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社会意识的功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记者因职业的关系比一般公众更早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宣传法律知识与培养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己任。不能不说的是记者在进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记者自身的法律水平会随着各种类型的与法治相关的报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记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各政法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新闻媒体，参与到法治新闻的采访制作环节，法治新闻在法律知识和规范的传播方面越来越准确，作为社会法治意识基础的法律知识普及的工作已基本进入良性传播的阶段。关于法律的常识和基本规范的认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这部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法治意识的前提。对此，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意识上都是自觉和统一的。

但是公众法治理念的形成远比通过普法教育让其了解法律规范要困难得多，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认识水平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是由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整体。社会意识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总体关于法治的认识水平的体现。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塑造过程。这种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种渠道，学校教育、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都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可以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一定专业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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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是教育者依据课程标准中教育目标和受教育对象的心理、生理特征以及个体经历创设相关的情景，营造一种具体的教育环境，目的是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体验、感悟知识的概念和含义。体验式教学是通过反思体验和体验内化形成个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品质特点和图示建构，在反复的体验中积淀成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和养成道德习惯。体验是设身处地参与进去，使自己亲身经历，在各种体验中感受自己的存在，修正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式，体验式教学强调学生要回归生活，亲自参与，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内化，提高思想认识，促进道德行为的成长。体验就是亲历过程、经历感受，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提高道德品质，掌握技能。

一、法治精神含义的理解

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检验国家法治程度的指标。尤其我国现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在公民心中种下法治的理念尤为重要。公民具有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素养，没有法治精神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高中学生毕业后要进入大学学习，然后就要走入社会参与祖国的建设。在整个人生的成长阶段，都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中，从高中阶段甚至是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尤为重要。高中生活是一个人人生旅程的重要一环，关键阶段要进行关键的教育，所以高中教师的政治教育还应该保持育人、树人的强烈观念。

二、培养法治精神的意义

高中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法治精神也是这个时期要形成的主要道德素养。目前，我国高中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还存在一些问题，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学校教育跟不上，其中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也都在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影响着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和法治精神的存在。在高中政治教育中，因为旧有的教育模式因素，法治精神的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学生形成法治精神就会自觉成为法律的捍卫者，会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对构建法治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探讨。

三、法治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与环境有关，对于一个高中学生而言，他们的成长有三个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这三个环境对学生的成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造就人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那么高中教育培育法治精神，早已成为教学工作的重点。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我们依然看到一部分教师的法治意识很薄弱，他们的薄弱意识，势必影响他们的法治教学质量。教育部早已提出要依法治校的理念，但是在一些学校的管理者心中，法治意识淡漠，缺少法律精神，在日常教学工作的管理中表现出了法治意识不强，松散的校园环境和缺乏法治精神的校园文化，都影响着学生法治精神的建构和形成。学生轻视法律知识的掌握、教师轻视法律知识的教学，长此以往，学生的法治精神就会薄弱和淡漠。加之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导致高中生的法治精神淡漠，社会及家庭都过分重视经济发展，很少有忧患意识，更不用说具体的法治精神的塑造。今年，香港出现了学生警察团，这是个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值得我们去借鉴。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应和社会接轨，和中小学衔接起来。这样，才能使教育形成系列化和体系化，形成具有实效性和高效性的教学局面。

四、体验式教学在贯彻法治精神中的应用

实施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一种近似于真实的环境中建构知识体系、形成知识概念。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进行体验式法治精神教育，首先要有情境，情境的来源就是模拟一些具体的事件和场景，设计一些环节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进行角色模拟的体验式教学。

1.角色扮演的体验式教学

校园也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具有很多的法治知识和治安内容，尤其是目前校园犯罪和校园暴力都是热点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树立和形成法治精神，要让学生了解这些现实，然后择取最为典型的案例内容设计情景剧，让学生在剧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在角色中体验知识和观点。这种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最为印象鲜明。学生根据不同的案例内容，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角色中体会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这样进行的学习效果会超乎寻常。

比如，关于法律救助的这部分内容，首先，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法律救助、法律救助的对象、法律救助的形式、法律救助的手段。其次，教师设计一个需要法律救助的案例，让学生在模拟的情景剧中扮演角色，在充分的角色体验中，获得相关的法律知识，建构起法治精神。

2.模拟法庭进行法律道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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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和人权史上，世界性的格言是：在分权未确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宪法、没有法治。这是创立古典人权正文样板的立宪国家――法国留给全人类的警句和财富。走向法治，须从把握法律的至上性始；把握法律的至上性，须从肯定人的高贵性始。当人类的一切行为围绕着人二字展开时，人权与法治的理想便由远而近了。

一、人权与法治的基本含义概述

（一）人权的基本含义

讨论人权概念，首先要明确人权主体的范围。人权主体范围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地发展，这也表现在人权主体的理论领域当中。有学者认为，人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可以归纳为三个过程:(1)“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人权主体有限的古典人权理论至20世纪中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正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才孕育出了对普遍性人权的迫切需要和真切追求。（2）“从生命主体到人格主体”。新的理论认为，法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与自然人有同样活动能力的实体，作为法律拟制的人格与自然人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要素。所有法律上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待遇应该是同等的，不管这个人格是自然取得的还是法律拟制的。（3）“从个体到集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理论与实践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权主体不仅已从有限的某些人发展为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每个人，从生命扩展到人格，而且从个人发展到集体，这是人权主体理论的又一次革[1]。学者们所概括的上述过程实际上已经大致的将人权的主体范围勾画清楚了，即人权主体应该包括：（1）所有的自然人和法人；（2）集体，如少数人群体、民族、国家等。关于人权的基本含义，本文采取了英国学者米尔恩（A.J.Milne）关于最低限度人权的说法，并且为了将人权概念常识化、普及化，我们将人权定义为“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二）法治的基本含义

法治是一个内含非常丰富的概念。首先，它指的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其次，法治意味着人民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有效防范国家公共 权力的专横和滥用。第三,法治还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状态。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法律秩序,它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法律化、制度化。所有的法律主体依法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忠实履行法定义务,从而使整个社会在法律调控下有条不紊健康有序地运转。最后, 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于基本人权的承认。宪法和法律不是基本人权的渊源,而是其产物。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切实维护。

二、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一）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

法治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只能是保护人权。法治如果偏离了保护人权的目标，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做较好的裁断。”“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2]人权是对人治的根本否定。在人治体制下，人权是没有保障的。法治同人治的区别就在于有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在人治社会，虽说制订法律，但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确认国家的统治权 、等级制和家长制，首要功能是维护统治者需要的社会秩序。法是用来治民，民众的人权则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法治国家，法律则是确认人权和自由，而不是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因此，人权就会成为法律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 ,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3]法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是人权的根本保障。法治首先要求法律必须是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良法，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等特点，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其次，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机构都要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法治面前无特权。法律只有普遍遵守 ,才能得到切实的实现。

（二）人权法律化是现代法治的形象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说明人权法律化，在中国已深人人心，当然，它须具备一些条件。因为人权并不就是法律权利，并且，法律会消灭，而人权作为人的权利，会伴随人类始终。

首先，必要的、相应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次，必要的社会精神生活条件。人权既然由社会承认，就必须与该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准一致或大体一致。否则，人权就会成为某些人随心所欲的东西。再次，必须是一般主体所普遍具有的权利。至于特殊群体的权利也不应该超过一般主体所享有人权的平均水平，而只能保持一致或持平。最后，要有被一体遵行的现实可能性，否则，人权就不可能以法律的形态存在，而只能以道德的形态或习惯的形态存在。

第一、二两个条件即人权进人法律领域的社会物质、精神生活条件，表明的是人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性，也表明人权的发展特性。第三个条件则是人权自身的特性。第四个条件表明了人权与法律相契合的特性。四个条件缺一不可，是人权得以法律化的必要前提。它们共同促进人权的法律化，并将最终促进人权的实现。这也是人权进人法律领域，由法律来保障的 目的所在。

在当代，保护人权和建立法治已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权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标志；离开了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法治；离开了法治，再好的人权理念也不能实现。这些道理凝结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今天，认真思考人权与法治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显明、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J].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5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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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资源；法治

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254-02

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以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也有学者认为，法治很大程度上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外国的经验不一定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的法治道路应当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发掘。

1 法律移植的相关理念

1.1 法律移植的概念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或内容或形式或理论）吸纳到自己的法律体系之中，并予以贯彻实施的活动。

1.2 法律移植现象产生的原因

（1）法律移植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① 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看，事物包含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法律也不例外。不同国家的法律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法律的特殊性。但是，作为调整各国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法律又有普遍性。既然法律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那么，一国移植他国的法律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② 从社会学角度看，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大系统，国家也好，法律也好，都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系统而孤立地存在。因此法律移植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2）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

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虽然国与国之间的交通不甚方便，但法律移植已经非常普遍。 比如，古代腓尼基及地中海诸国，曾经较为系统地移植了古巴比伦的商法。还有古代罗马移植古希腊的法律，中世纪西欧各国移植罗马法，中世纪欧亚非国家移植伊斯兰教法律等。

近代以后，法律移植的现象更为普遍，如法国移植古代罗马的法律，近代德国移植法国的法律，近代美国移植英国的法律，近代日本移植法国和德国的法律，近代亚洲国家移植日本以及西欧的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移植美国的法律，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等等。

1.3 法律移植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以下几点：

（1）在研究、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移植。

在移植之前，有必要对输出国及输入国（本国）的法律进行研究，首先研究本国的法律在该领域的现状，是否需要移植，以及应该移植何种类型的法律；其次是研究输出国的法律形成过程及其社会环境及最终的社会效果；接着还要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进行比较，看某法律规则的原产地与移植地、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是否相似；最后才决定是否进行移植。因此，在法律移植问题上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2）选择适合的法律移植类型。

法律移植归纳起来有三类：第一类是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移植；第二类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法律移植；第三类是区域性法律统一运动和世界性法律统一运动。就其方式而言，第一类着重是“互补”，第二类着重于“完全采纳”，第三类是“同化或合成”。在我国，不同的部门法需要法律移植，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而第三种，则是在我国签订有关法律公约时所采用。

2 法治本土资源的相关理念

2.1 本土资源的概念

所谓本土资源就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民由于其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所形成的习惯、惯例,并由这些习惯、惯例上升形成的法律文化、法律意识等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与能力。

2.2 本土资源的深层含义

①“本土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还是仅涉及法的方面的资源，也可统称为法律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法律资源、法制资源、法治资源及法律技术资源等。苏力先生在《法治与本土资源》一书中说道“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②“本土资源”可以区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具有可消耗性，可再生性或不可再生性。对于物质资源来说，常常具有消耗性和不可再生性。而对于法律文化资源等其他非物质资源来说，其是否还具有可消耗性呢？由于其本身的无形性，使得我们感觉到此类非物质资源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具有不可消耗性，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冲突中，有些本土资源被异化了，一些本土资源在冲突中可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源，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力量的薄弱而被本土化，但不管怎样，本土资源都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原有纯粹性，被外来文化侵蚀，甚至吞并。

3 法律移植和法治本土资源的矛盾和互补

法律移植与法的本土资源，说的是外国法与本国法如何相处、结合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凡是法律移植都不可避免地要遇上这个问题。换言之，移植进来的法律，假如未能处理好与本国国情的关系，未能处理好与本国法的关系，未能与本国法融为一体，这种法律移植就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过程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3.1 法律移植和法治本土资源的矛盾

我们的本土资源主体是集体本位，重视集体利益，藐视个人权利；崇尚权威，仇视变革；崇尚和谐，压制分歧；诸法合一，重礼轻法。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法治思想由古希腊发源，其产生的社会文明基础是地中海海洋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法治建设从起步时就缺乏一个文化思想基础。同时由地中海文明所衍生出来并在以后的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巩固的崇尚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以及对人权的一种近乎执着的追求是西方法治由一种思想演变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理念的思想基础；私法至上，严格限制国家公权力、有限政府的观念以及支撑这些观念的一整套制度是法治的制度基础。

3.2 法律移植和法治本土资源的有效结合

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法治建构面对中西文化冲突应该注重本土特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建构是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巨大张力中进行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将继续承受着改造传统法律文化的任务。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我们应该保留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注重本土特色，借助本土资源!创造一种法制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各国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我们只有在文明锁链上前进，保持历史延续性，才能永葆中国法律的生命力。因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制应该在与全球法律文化相沟通的同时注重本土特色。

法治建构必须注重本土特色与法律国际化的协调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蕴含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准则，使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法律发展趋势。法律文明的共同性或相通性的因素是法律发展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另外，法律文明的交流和传播是法律发展国际化的主要媒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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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现状；权力；权利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经历了之后，从执政党到政府，莫不强调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其结果是直接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进程。此次法制进程的启动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它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始发，还是一种政策工具的单纯重现，抑或二者兼有？

要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至少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从清末开始传入的西方法治理念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后在中国社会生存现状；二是中国社会，特别是执政者和民众心中对以法律为表征的西方经验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以及其接受程度如何。第一个讨论要分析的问题是在此次法制进程中我们所拥有的资源问题；第二个讨论要分析的是作为主体即使用者和参与者对它的态度问题，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此次法制进程的最终走向和结果。其实包括前述在内的诸多有关法治的提问，从根本上就是要讨论对中国推行法治所拥有资源的认识和使用问题，也就是我们展开讨论的这两个问题。

二、当今中国法治现状

关于法治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论述颇多，通说认为不过是皇帝手中的器具罢了。但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在受西方法治观念影响下，学界普遍把人权、民主和法律至上的价值追求溶入到法治当中，以完成当代法治自我的价值实现，从而区别和摆脱旧时关于法治工具说的容貌。而这一举动，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建设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也被提上了议程。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美好画面呈现在人们眼前。

然而，一部部法律接连出台，法制不断完善的同时，法治作为一种承载价值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个崇高的信仰，它来到我们身边，却触碰不到我们的内心。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又开始寻找法律之外的原因：比如法律根基――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比如政治体制的掣肘之类，也有人从法律之内，比如法治文化的缺失着手分析，如此种种便带来了法治建设的艰难和民众心中信仰的难以成形。

这些分析都有其可取之处，从方法论上讲，都是可行可取的。然而，是否我们遵循这些思路就可以寻求到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法治的信仰缺失不是由于西方法治本身的问题或者西方法治承载的价值相斥和传播过程中肌体不全的原因，而是我们引进西方法治的设论出了毛病。西方法制作为一种制度，其生命力在于它所有的自身价值，而这些自身价值的形成，是发端于西方数千年来的社会文化之中，并成为西方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在引进西方法治的同时，势必会引入这些价值。但是，从一个社会整合的根基上讲，一种外来的文化观念要扎根发芽乃至成为主流文化是何等的艰难，它势必会对引入国的固有本土文化产生冲击，甚至是相互排斥，其结果就是本国民众在心理上的不认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西方文化伴随着其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强势，无疑取得了当今的话语主导权。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是既主动又被动地选择了西方法治的价值观念。围绕冲击无可避免的话题，当代学者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分为两大阵营：法治激进派和法治保守派。法治激进派的学者普遍坚信西方法治的神圣性，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面的；而法治保守派的学者在经历了大量的政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后，认为应当理解、同情与尊重中国的本土文化。当然，在激进与保守的过渡地带，还有一些“执两用中”的思路，例如以“新仁学”为思路的杜钢建先生和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蒋庆先生。

然而，学理界的争论并未明确给出当今中国法治发展方向的评断，当然也就不可能为当今中国法制进程中提供实质性的精神支持，即对民众的心理安抚，或者说是一种根植于心理的信仰。而且，不管学理界的讨论如何激烈，作为执政者更为关心的是可供使用的现有资源是为何物，哪些路线、方针、政策，乃至于此次法治发展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现有资源之上的。所以，对执政者而言，这才是法治的实质问题，这才是供给民众心理安抚的关键；对民众而言，这才是他们心中信仰构建的源泉。

其实，对这些资源，学界的讨论已经有所触及。影响民众心理信仰的，从结构上讲，无疑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外来文化为辅助。而本土文化所蕴载的法律信仰就是权力信仰，这与外来西方文化下权利信仰是不同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意识中的对权力的信仰并非是西方权利文化通过制度上的变动短期内就可以改弦更张的。但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又必须考虑其具有的影响力。激进派与保守派关于西方文化的争论本身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影响力的存在。简而言之，西方法理所代表的权利文化现今没有获得中国民众在心理上的普遍认同，虽然其通过强势的地位与本土文化建立某种关联而求得自身的存活。然而，这一求生存的过程，从制度的建立、学者的提倡，直至于官方一定程度的支持等诸多动作来看，并未对中国固有的权力文化带来实质改变。这是开始中国法制进程的基本现实，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法治国情。

三、中国法治视野下的权力与权利关系

就现今所拥有的资源来看，权力文化的主导性毋庸置疑，只是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政治心理中，通常是外儒内法式的思维方式，权力文化亦通常是作为一种隐性规则存在于社会文化中，颇有些垂帘听政的味道；而作为西方泊来的权利文化，如同水面的那层浮油，看似无处不在，实际上却是毫无根基可言，所以它在中国只是存在于那些引进的器物（制度）层面。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大致上是徒有其表而已。如果非要对当今中国的权力文化和权利文化的关系作出一种比喻，我们不妨给出如下假定：在当今中国文化中，权力文化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纵向属性，因其可深入到人的内心，是故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表现出类似于道德的功能，统摄着民众的内心；权利文化侧重于社会文化的横向属性，因其以解决冲突为始发目的，所以其规制的是人的行为，故体现了一种外在的约束力。

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浸染之后，我们在心中的跪拜，就是权力了。这种统治着我们内心的最具合法性的力量，常常让我们为解决纠纷而求诉于国家政府时，最终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就像秋菊说的那样：俺就是想讨个说法。而在此过程中，利益冲突的解决本身，最多也只是使心理平衡的手段及表征而已。同时，作为权力的拥有和行使的执政者，也完成了他与权力的真正融合，他的合法性基础也得以完全确立。所以，在此次法制进程中，执政者在面临选择时的倾向，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作为在整体层面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文化，权力文化因其触及到民众的内心深处，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和调控资源，它是极具功利性和可行性的选择。当然，这其中必然涉及到执政者某种程度上的私心，特别是当执政者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私心会有明显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学理界普遍倾向于应用法律制度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从而达到利益的平衡。在笔者看来，对于这种倾向的评判，实际上是在追问权利文化在当今法制进程中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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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开发建设企业;城市管理;依法治企

一、依法治企的内涵

（一）依法治企的重要性

法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而企业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城市建设企业由于其特有的属性，更是和法律的规定息息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法律规范企业的生产发展，而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依法治企已经成为政府职能部门和行业管理机构用来管理企业的基本政策。此外，积极的开展依法治企也是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无论是企业的内部管理还是外部交流，依法治企都能在这些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城市建设企业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我们城市建设企业在城市化建设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但是随之迎来的是市场内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如何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成为了首要问题。这要求我们要加强依法治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时调整企业管理的经营方略和管理理念。将企业的管理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结合，使经营活动变得更加规范和有序，从而取得最大的合法利益。确立依法治企的主导思想和治理方略，保障城市建设企业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更加快速的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城市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依法治企的定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转变，使得依法治企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要对依法治企这项政策的内容和定位等进行研究，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其进行了解和研究，从而了解依法治企的内涵，更好的发挥出它的作用。

在企业的依法治企工作中，经常会因为主体和对象的不同，对依法治企的理解也不同。从法律关系上来说，国家机关以企业为对象进行管理。最直观的就是税务管理部门依据税务法对企业进行管理，对偷税漏税现象进行处罚等措施。同理，城建，工商，环保等政府部门也和税务部门一样，是依法治企的责任主体，履行的是法定职责，依法行政，运用法律管理企业，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能依法有序的进行。这种情况是可以从外部进行依法管理，并也能够规范企业的行为，还可以管理与企业相关的各项活动，从而监督企业生产经营的合法性，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一方面企业的经营者根据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的各个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如对优秀的部门进行奖励，对于违反了企业规章制度的部门进行处罚等等，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重大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也属于依法治企的范畴。所以依法治企一方面是以各个管理企业的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在企业内部，针对生产经营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管理和修订等问题进行管理的企业经营者为企业内部依法治企的主体。

（三）依法治企的含义

依法治企简单来说，就是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就字面意思上来说很简单明了，但还是容易对依法治企的理解出现偏差。主要表现在依法治企理解成以法治企，一字之差就容易对其的理解出现极大的偏差。‘依’是依据和根据法律来进行管理，而‘以’则是完全用法律和制度来管理企业，前者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能适应企业各个阶段发展的变化，后者则不然。我们在进行依法治企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将法律作为工具和手段来进行企业治理，而是要把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管理的依据。对企业的依法治理，主要体现在对当前用来规范企业行为的各项法律法规的了解和使用，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在此期间，法律具有惩戒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法律法规还可以在思想上指引和教育企业的各项生产活动。在实行法律惩戒功能的同时，还要注重其他的功能，不能出现以罚代管的现象，注重评价、指导以及加强思想教育的功能的使用，这才是依法治企的精髓。

二、城市建设企业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在城市建设企业中，企业文化和企业经济一直是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中。企业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企业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城市建设企业的企业文化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文化积极向上可以推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企业经济的发展，利用文化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管理，则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各部门，各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只要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现象，就存在企业文化，它可以极大的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城市建设企业是城市建设工作的主体，所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推进城市建设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内容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管理方式，它要求重视人，以人为中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方式，它主要强调把企业建设成一种人人都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团体。企业文化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仰，比如说，我们城市建设企业的主要职能就是开发建设城市项目，促进城市建设的进程，所以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加快城市建设，围绕这一文化主题可以指导企业员工的思想和处世哲学，提高生产积极性，促进企业兴旺发达。此外，企业文化还是企业全体意识的载体，代表了企业全体员工的思想意识形态。企业文化也是衡量企业是否优秀，能否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一个标准。

三、推动企业文化在依法治企思想政治工作中中发挥作用

（一）转变文化发展方向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要想加强我们城市建设企业的依法治企的工作，就必须转变思想，转变我们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企业文化中加入依法治企的内容。当前企业对依法治企不够重视，没有把依法治企上升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我们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加强文化宣传与法制宣传，使依法治企贯穿企业的各项生产活动，贯穿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层次，从思想层面上加强对依法治企思想的重视程度。

（二）积极深化改革，依法规范经营管理

企业文化在每个阶段都不相同，需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企业加强依法治企，所以我们的企业文化就应当加入法制的内容，通过宣传新的企业文化，依法规范经营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的法，依法治企也要求重视企业内的规章制度，按照企业管理的时机需要和具体情况建立起完善的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做到企业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能有法可依。同时要求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违背，也不能与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产生矛盾和冲突，通过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增加新的企业文化内容，以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推动依法治企的工作建设。

四、总结

企业的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管理特点是比较缓和，能深入人心，而依法治企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我们城市建设企业在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需要对企业加强监督和管理，以确保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依法治企是加强城市建设企业管理水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此期间，加强城市建设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文化中增加新的内容，让企业文化潜移默化的转变员工对依法治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观念，使依法治企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促进企业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城市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加・H・沙因.企业文化生存指南[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约翰・科特等.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华夏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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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 法院文化 内容 功能 问题 建设

一、文化、法院文化的概念及内容

（一）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易经》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即由来于此。对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如《中国文化读本》（中国社科2000年版第125页）将文化定义为“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①；又如我国的《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各家所说本文认为文化就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期，通常是很长的一段时期，特定的区域和领域里形成的对外表现本群体的风貌、行为、道德、本质等，即将自己展现给外界，使本群体外的人或群体了解、认识、接受、肯定本群体；对内具有约束、激励、导向、遗传等作用的一种物质和精神形态的总和。“文化”本是名词，但文化必须经日积月累才能形成，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又带有动词的色彩。

（二）法院文化的含义

法院文化和普通文化一样，具有一般文化所具有的所有要素，只是将其群体界定为在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及其相关的人员。根据一般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把法院文化定义为就是以司法审判为职业及以司法审判相关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对外展现司法公正、程序合法、高效廉洁、超然中立的法院形象及对内起约束、导向、激励等作用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

（三）文化及法院文化的内容或者要素

文化是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文化一般包括物质、行为和观念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承载行为和观念，是最基础的部分；行为向外展示文化内涵，是最关键的部分；观念即心理，根据内因决定外因的哲学原理，观念对人的行为起着决定作用，因此观念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三个部分相互依存，互为整体，缺一不可。

法院文化同样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要素如司法文书、审判设施、制服着装等外在表现，它是法院文化另外两个方面的载体，没有了这些基础性的设施，法院就无从存在，法院文化也就无从谈起；行为则表现为司法审判人员的各种行为，如审判、内部管理、宣传教育、文体活动、社会交往等向外界展示法院工作本质、价值理念等的具体行为；观念即司法审判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管理理念、群体精神等反应法官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样，物质是法院文化的基础；行为是法院文化的外在表现，直接展现给社会和大众，最容易被外界评价和议论，是法院文化的关键部分；观念是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当人的道德观念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人就会在道德的指引下自觉的遵守法律，此时人的行为不再需要制度等外在约束，而全靠内在约束，因此观念是文化建设的核心。

法院文化可具体表现为：法律之上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廉洁高效的行为规范、超然中立的思维模式、司法为民的价值观念等。

二、法院文化的功能

文化的功能即文化作用，是指一种文化对本群体成员和对外界的作用。根据文化学的一般理论，文化对内通常有以下几种功能：导向、激励、约束、学习、遗传、凝聚等功能，对外则有形象、宣传、辐射等功能。

法院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后，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法院文化也就更加重要了。法院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在法院的日常审判工作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树立法院形象

基层法院的工作水平、整体形象、司法公信力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我国，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案件数量大约占全国总数的80%左右，基层法院的工作量大而且艰巨。司法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体现法院文化整合的一致性，并给外界一种亲情感，在视觉识别系统中，会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而被社会认同，接受。因此，科学先进的法院文化有助于向社会大众展示法院的工作风貌，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让他们在有争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用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其他渠道。这样法律在人们的心中才会有地位，进而法院在人们的心中也就有了地位。

（二）实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法治文化的核心，更是社会公众追求的理想和对司法活动的期望。在社会各界特别是老百姓的心中，法院是天平的守护者，打官司也是自己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在通过各种渠道如调解、协商等都解决不了争议的时候，他们相信法院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法律、法官在他们心中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因此，先进合理的法院文化有助于法律得到全面实施，有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树立权威，才会得到信任，也才能使法律得到全面公正的实施，从而加快法治建设的脚步。

（三）实现高效廉洁

在由人治向法治推进的转型时期，社会公众一方面期望和追求公正，另一方面，囿于个体或集团的利益又想方设法干扰阻挠公正，这就使得法院群体成员始终存在被腐蚀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审判人员个人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有可能直接影响法律的公正。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先进合理科学的法院文化来武装我们的大脑，使我们的审判行为自始至终在自己内因的作用下自觉地完成，保持司法的廉洁性与高效性。

（四）宣传法律

法院是由司法审判人员组成的特殊群体，法院文化中的群体精神一定程度上必须仰仗法官的具体行为加以表现。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只有法官的正义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渗透到社会意识的每一个角落，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当然如此”的认识时，法官才能获得崇高的权威和普遍的信任，因而法官的公正理念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乃至法官理应成为忠于法律、捍卫法律、遵守法律的模范，从而发挥尊崇法律，依法办事的宣传作用。

（五）宣扬法律程序的功能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实现实体的公正。法院在实施审判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的程序来实施，这样就向当事人展示了法律的程序性，使其相信法律程序的公正，进而相信法律实体的公正。

（六）学习功能

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各种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法律，每年都有许多新法颁布，要是不学习，就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司法审判工作。先进的法院文化需要具有学习能力，使学习成为建立先进法院文化的动力源泉。在法院文化形成一定的氛围后，让每个司法审判人员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时学习不但是法院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更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只有先进的法院文化才能培育出终身学习，百倍努力，发挥特长，体现个人价值的现代司法人。

三、法院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在解放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法院文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解放后，由于受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束缚，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法院文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法治建设正式进入了轨道。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法院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法院文化建设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

（一）经费不足

我国现在的体制是法院的经费靠地方财政保障。要提高审判效率，必然需要相应的物质装备予以保障。基层法院的区域化，客观造成了基层法院在经费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我们并不敢妄言现代法院建筑与法治建设具有某种联系，但至少可从政府在法院建筑上的投入中窥见政府对法制建设的重视程度。目前我国许多基层法院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许多基层法院没有资金购买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摄像机、视频设备等一些现代化办公的必需设备。据说有些基层法院甚至连工资都不能足额按时发放，更不用说其他的保障了。法院经费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渠道，一是法院自筹资金，二是政府拨款。法院毕竟不是经营性单位，自筹资金的最终来源也是地方财政，因此法院的经费大部分还得依赖政府和有关领导手中的行政权，这样审判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③。

（二）司法队伍素质总体水平不高

司法体制改革的道路艰难而漫长，但最大的问题也莫过于法官的素质普遍不高，而基层法院尤为突出。由于旧体制的原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司法者的任职未设置准入标准，法院的法官来源复杂，许多基层法院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调干、招干、复转军人进入的人员，这就造就了这支司法群体在知识结构和法学理论水平上的良莠不齐④。司法工作人员实行统一招考也是最近几年才实行起来的。但由于基层法院待遇低薄，地位低下，工作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法律人才，像基层法院里大多是本科，专科文凭，研究生学历的很少，博士生学历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这样就使得基层司法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以至于司法改革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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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之后，礼治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样从个人到国家、由点到面、家庭和顺、国家有序，达到天下和谐的状态。人们对“礼”的学习来自儒家经典，其中以《礼记》最为核心。《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著，有西汉学者戴德所作的八十五篇本和戴德侄子戴圣所编的四十九篇本，即所谓的大戴《礼》和小戴《礼》。虽然内容略有不同，但通观全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把人从出生到埋葬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应有什么礼仪动作详细的规定。如讲男女之别的有《内则》，讲长大成人开始担当社会责任的有《冠义》，讲人生信念、节操的有《儒行》，讲顺天应命不违农时的有《月令》，讲娱乐的有《投壶》，甚至连与人交谈时眼神该如何都讲到了，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可以说把人生的全部文化都与日常言行举止结合起来，单看这些繁琐的规定似乎不能理解礼为何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实际上深意就蕴含在这些繁琐的规定中：礼的精髓就是从日常人伦出发，扩大至朝廷、国家大事，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整套有利于文化社会统治秩序的行为规范，进而成为维护君主统治的精神工具。“礼”在儒家思想中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诸如仁、义、诚等均包含其中，所谓“礼仪三千”就是言其内容丰富。在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演变中，“礼”的内容也被不断扩充，如荀子将“礼”称为可以调天时，在宋明理学家的眼里，“礼”几乎可以同“天理”视为一体。也正是由于不断扩充“礼”的本来内涵，加入不少等级贵贱思想和“灭人欲、存天理”的内容，使得近代以来礼治思想饱受批判。从上述“礼”的历史渊源和本来内涵来看，礼治思想本身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

二、礼治与法治的区别联系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也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细想起来，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概念，从清末民初的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到今天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基本上都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西学东渐”，因而要渐进地进行这一过程，还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特点，将法治与自身文化特点相结合，以找到最优路径。我国历史上有秦采用法家思想来治国，最终扫灭群雄统一六国的范例，但其统治时间极短，让后世统治者对法家思想颇有戒备，原来在列强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吃香的礼治思想一致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1.礼治是内生的，法令是外在的。

礼治从每一个人的细小行为甚至心理活动来进行规范，深入到男女老幼的日常活动中，人人都离不开它，从而人人以遵从它作为正常伦理道德。而法令是强制人们遵守的，有了它动辄得咎，没有它，过的更好，老百姓对其没有内在需求。

2.礼治是益人的，对提升个人的内在修养大有裨益。

礼治思想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修养次第，鼓励人们遵之而行，使自己的品行层次逐步提升，进而在人际社会上获得美誉，因而礼治是益己的。法治是以刑罚为核心的，人们必然敬之畏之，不愿与之发生关系。

3.礼治的价值取向更切实。

礼治设计的行为规范切实周密，正所谓“君子以细行律身，不子以细行取人”，将个人修养结合人伦日用，在人民中能取得长久支持。而法家学说中的严刑峻法，是从统治者利益出发的、是为富国强兵服务的，在小农经济时代，人们会觉得“帝力于我何有哉？”把法律看做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

4.礼治是着眼长远的，法治则有急功近利之嫌。

古代秦孝公对商鞅说“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百年以成帝王乎”，而礼治着力点在日用生活方面，在慢节奏中演绎、提升人生境界，其出发点是在如何做人方面，看似与国家治乱兴衰并无多大关系，可以说是在长期的育人之后自然形成的国家大治，能取得长远的效果。

5.礼治的运行是靠传统来维系的

在一代代人的教育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中都会或多或少接触到礼治，因而从礼治出发会更容易切入，相比而言，法治则缺少这种先天优势，人们对国家权力始终存在些许隔膜。在进行法治建设的今天，礼治有着一种无可取代的优势，似乎可以说，在老百姓方面，信守礼的成分多，他们习惯于运用礼治思想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官员作出道德评判和要求，希望获得人性化的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法治要求自己遵守的，却远不如礼治深入人心，因而一味的批判甚至想抛弃礼治是武断的。

三、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社会现实

我国社会的主体部分在农村，而农村由于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染和积淀，形成了一套独立于法治之外的单独运行文化，起支配作用的乃是儒家的礼治思想，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社会称为“礼治社会”，指的就是在这一社会里，礼是大家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与法律无别。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先生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在“礼治”社会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深刻保留着“孔夫子的那一套”，这一套一代代、一年年维系着一个个小社会的运转，已经融入到了人们极深微级隐秘的潜意识中。尽管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接受了多种西方文化的渗入，但在广大中国农民的思想深处，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底层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并不深入，换句话说，传统礼治思想在农村经历代际传承，靠长辈训诲、亲友指点和自己领悟已经浇筑成思想文化的一块铁板，全新的思想体系很难震荡或敲击到它。这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必须要逾越的一大障碍，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单纯否定礼治或全盘照搬礼治都是不科学的，必须将礼治思想的精华同文化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在老百姓原有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变革，最终来完成文化建设的目标。文化建设是党全面执政的一个方面，就执政者来说，有的人往往感叹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太差，若是老百姓自动守法、慑服于法律的威力，很多工作就好开展的多了。而就其自身来说，有的人希望只有执法的权力而淡漠了守法的义务，可见，官和民两方面，都在以各取所需的不同态度来对文化建设加以定义。这种状况的背后有着十分深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原因，比如“统治工具思想”，其胎记从法律产生就被深深烙上，表现之一就是法律上要求被管理者如何做的条款多，要求管理者如何做的条款少；执行环节则是，老百姓违反了相关规定就要受追究，而管理者违反了则无人过问或处理从轻。著名行政法学家罗豪才先生曾经创立“平衡论”，以平衡官民间不对等的权力义务关系，如今30年过去了，在某些方面似乎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管理论”，不平衡的事情——主要是官之权重、民之权轻，仍有发生。强化官员的义务和责任意识，在官民之间达到真正的平衡，需要在思想意识方面加强教育，这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这种不平衡，单单从法律规章制度上硬性的限制官员是可以的，但并非是官员发自内心的去平衡和承担责任，要真正达到“治心”的目的，还要有赖于传统的礼治思想。当前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是崇尚科学的、发展的、进步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建设不断提高，落后的面貌迅速改观，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区急于摆脱落后和贫穷，因而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而忽视了文化现代化，经济发展遇到了文化沙漠的瓶颈，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媚俗、犯罪增加、权力腐化和畸形消费等。这些不和谐影响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往来，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迷失。目前的文化被形容为“多元文化”，有形形的价值取向，诸如剥削、压迫、贪污、腐化、奢侈、颓废、自私、欺诈、封建、迷信等弥漫了整个中国的现世文化。这些迷失和多元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是不利的，在多种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建设也步履维艰。相对来说，礼治思想治理下的古代社会要简单的多，尽管社会的大变化、大发展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但可以从礼治思想对社会的管理中借鉴经验，这当中最大的经验就是强化和简化核心价值，从国人内心深处发掘出和传统美德契合的价值观。

四、礼治思想对文化建设的借鉴

（一）以“仁”为基石推广核心价值观

中国古代的礼治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娃娃抓起、从细节抓起、从基础抓起，而且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这种行为以“仁”为基础而展开，仁是个道德概念，孔子说“唯仁人为能爱人”，礼治相对于仁来说是外在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很长时间，原因之一是统治者能持久地自上而下在全社会倡导仁，并在此基础上外在地施以礼治。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稳定和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今天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依然是用内在的道德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方面礼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典范，礼治是以“仁”为基础的，因而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应当重视“仁”的思想，将其融入到今天的时代观中，使这一传统的思想重新焕发魅力。

（二）以“和”为中心营造和谐文化氛围

“礼之用，和为贵”，这六个字是儒家“礼治”思想的精华，也是在人类社会的一条真理。因为只有在“和”的状态下，人们才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事业，社会才能进步。“和”是“礼治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们慨叹社会风气越来越坏的今天，各种稀奇古怪、伤风败俗及丧尽天良的行为都出现了，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可以说维护社会秩序这道藩篱已成为无法逃避的问题。“和为贵”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中国人不喜欢了了分明，而喜欢朦朦胧胧，万事留余地，日后好见面，矛盾解决了，大家又能和和气气，开始新的合作。其实“和”与“中庸”意思相近，并不是“和稀泥”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为人处世的境界，其要义是做人处事尤其是处理矛盾能恰到好处，从而达到各方都满意的程度，这比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思维方式要高明的多。“和”作为一种处世技巧更符合中国人的特性，应贯穿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和谐的氛围，使这种和谐氛围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益保障。

（三）以“礼”为规则触动基层民众

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千百年来，人们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人们习惯按照“礼”的规则去生活和交往，在开展法治建设的今天，虽然也宣传法制规则，但基层民众、农村群众对法制依然知之甚少，习惯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最大阻力。清末民初，梁启超曾写《新民说》，试图对普通百姓进行权利和义务、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方面的启蒙教育，文章颇有魅力但也只是停留在纸上，因为这样飘忽的说教远不如礼治思想在基层民众中有根基。今天的文化建设亦应当从《新民说》中汲取教训，文化因其自身的特性不可能是疾风暴雨式的，有必要在城乡基层进行深入的而不是浅表的、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细致的而不是走过场的公民权利义务和责任意识教育，这样的教育以传统的“礼”规则，结合现代意识对礼治思想加以发展，唯有此，才能更好地深入民心，文化建设亦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以“吏”为关键垂范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