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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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竞争能力 探讨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龙头。高职教育要想既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又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使两者有效融合,就必须更新办学观念,坚持以“成人成才”为培养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办学方向,以“企业满意”为质量标准,以“实用性、复合型、国际化”为培养特色。努力践行项目实训、能力培养融合一体的发展模式。从高职院校目前发展来看,如何在实践中塑造与传播良好形象,提高与增强社会竞争能力,其有效途经思考如下。

一、在办学理念上坚持“以育人为根本”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育人。所以高职院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提高高职院校社会竞争力的关键就是要育好人,育能人,育社会需要的人;始终把“以育人为根本”的理念贯穿于高职院校管理、教学的全过程。

“教育的核心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要学会做人。”因此,学校里任何一位教职员工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教育学生如何做人。“以人为本”教育观的根本目的就是广泛调动所有老师的积极因素,充分激发老师的创造能力,最大发挥老师的主观能动性。“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是每一个德国人的育人观念。而在高职院校更要强调这个观念,要求所有的老师胸怀全局,把“所有学生当成自己的儿女、弟妹”,牢固树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意识,做到不是儿女胜似儿女,不是弟妹胜似弟妹;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无论是否是你系的学生,只要你碰到学生出现问题时,就要确保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真正保证“育人”工作的实效性和时效性,真正做到人人育人,处处育人,事事育人,时时育人。以全体老师的良好行为来教育学生、感动学生、培养学生。

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越好,用人单位就越欢迎,高职院校的美誉度与知名度就越高,高职院校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就越佳,高职院校的发展和提升就越快;反之亦然。高职院校只有通过长期坚持“以育人为根本”的理念来塑造学校形象,推动学校的快速发展,努力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二、在学生管理上坚持“以感情为纽带”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给传统学生管理带来新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网络正极大地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甚至是语言习惯。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工程,也是提高高职自身竞争力,实现教学目标和体现教学效果的重要方面。“以感情为纽带”就是用“爱心”贯穿教育的全过程。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直接导致进入大学的新生无法快速适应大学生活,特别是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在中学可能就是不被学校看好,被经常冷落和批评的对象。如何在他们进入高职院校后进行有效的管理?如果还沿用中学的眼光和办法,只会把学生推向反面;如果采取简单的“管”或以“加强管理”为名的“堵”,还会引发意想不到问题的发生;所以在管理上要用爱心和尊重去融化学生的自卑,用成功去激励学生的自信。从学生的切身利益出发有适度地加以疏导,变管理为服务,变管理为关心,用爱心去关怀学生,用情感去打动学生,缩短学生和老师的心理距离,消除部分学生过去养成的对老师的戒备、抵触心理,强调“赏识激励”,寻找学生身上哪怕是与学习毫不相关的优点,把它作为药引子、作为催化剂,来实现学生的转化和进步。

对学生的管理也要有的放矢,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将严格要求与真诚关心有效融合,不放过任何教育学生的机会。让学生在高职院校“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学有信心”,也就是以课程教学为载体,既令学生学业提高,更令他们精神面貌振奋,积极向上,使学生在高职院校的学习生活成为他们一生前进、成功的转折和起点。

三、在学校经营上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要在“以服务为宗旨”中塑造高职院校良好形象,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学校当作企业来经营。通过经营学校,使学校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来使高职院校吸引更多的人才;通过经营教师,使教师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来使老师获得学生的信任;通过经营学生,使学生更好地为用人单位服务来使学校得到社会的认可。要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努力为社会培养、输送急需的高技能技术人才,以体现高职院校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其主要做法如下。

第一,学校通过“订单培养”,为企业和用人单位输送急需人才。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主动走访企业,加强校企合作,了解企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对人才层次的需求,对人才技能的需求,针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对部分学生进行“订单培养”,这样既增加的学生们的实际技能,又节省了用人单位岗前培养的费用,促进学生一进入企业就能很快适应,很快上手,使得学校和企业双收益。

第二,学校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打造一个开放、灵活、可选择的职业教育“培训超市”。学院可利用已有的人才资源和设备资源,积极面向企业和用人单位开展社会培训,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职工短期培训和职工继续教育,这样既可得到企业和社会的好评,又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推行灵活的弹性学制,适应部分学生的培养需求。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必将对各级各类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刚性”的学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实现弹性学制就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未来的学习计划进行不同的设计,通过分阶段学习达到最后完成学业。即允许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在保留学籍的基础上去创业、打工和实践,实行课堂教学与就业市场互补的运作机制。

四、在教学上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大学生就业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稳定、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学校生存发展的大事;是每一所学校都高度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也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高职院校就业好不好,已经成为考生和家长选择就读学校最主要、最现实标准,也成为教育主管部门检验高职院校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因此,把高职院校教学的重点放在推进就业上将是高职院校提高社会声誉、增强竞争能力、加速学校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教学计划的制定上、培养模式的创新上、教学质量管理上要适应社会需求、促进学生就业,应努力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在教学组织上进行分层分类。职业院校的生源相对质量较低,且实际的学习起点很不整齐,有相当多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缺漏;一部分学生运用原有基础难以接受新的知识,给教学计划整体推进带来了困难。所以要根据社会对学生技能的不同需求,对低年级学生按基础进行分层、高年级按专业进行分类组织教学,因材施教,综合培养。

第二,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务实心态”的培养。很多企业对学生就业时的技能要求并不高,可以通过短期集训达到,但学生综合素质和良好心态的培养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所以学校要通过每一门课、每一个教学环节来培养学生们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培养学生们眼睛向下的务实心态;培养学生们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团队精神,以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第三,有效推行“多证书”培养,实现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微软、思科等认证证书的合一,以加大毕业生的就业筹码,不断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底气。

从以上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理论去指导实践,以“以生为本”为教育的出发点,以社会需求为实践准则,就能不断增强高职院校社会竞争能力,就能快速提升高职院校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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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智慧治理；政府角色；路径

一、 “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新内涵

2016 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互联网 + 政务服务”。以“互联网 +”创新和优化政务服务，推行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这是民之所望，也是施政所向。在“互联网 + 时代”，政务服务与时俱进，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也将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标准。“互联网+”思维作为一种创新思维方式，一种经济发展业态，一种价值理念，因此政府如何把“互联网”思维应用到智慧治理中，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政务，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智慧治理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经济、人、管理、流通、环境和生活都是智慧治理的内容，梅杰和罗德里格兹 - 玻利瓦尔（Meijer & RodríguezBolívar）对近年来智慧城市的主要文献梳理后发现，智慧治理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即智慧城市的政府、智慧决策、智慧管理以及智慧的城市合作。“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中，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成为我们当前需关注的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城市智慧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互联网+”时代，城市智慧治理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政府不再是单一治理主体，政府通过“互联网+”等技术，高效率地实现智慧治理。在智慧治理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已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协调者、网络治理的监督者、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一）多元主体的协调者

传统的治理结构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主体，政府一揽独大。“互联网+”时代，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信息透明壁垒、信息垄断，企业、公众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及时了解政府最新的相关的政策规定动态，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参与政府活动的监督，拓宽了参与渠道，形成政府为主体，企业、公众相互协调智慧治理的新局面。

（二）网络治理的监督者

“互联网+”时代，政府进行网络治理主要依托网络平台，然而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网络诈骗、黑客攻击、传播恐怖信息、窃取个人数据、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使得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网上政务服务的办事效率并未达到预计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加强监督，重点监测热门网站和互联网企业，给予相关业务指导，提高其安全管理防范能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实现网络治理的安全、高效、便民。

（三）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目前，虽然2016年政府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大“互联网+”力度，但具体实施的法律法规还不明确，没有统一的实施办法，与现实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立法层次低、立法分散、立法滞后等不足，因此政府应全面落实网络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任务、职责和权限，必须进一步加强网络立法建设。借鉴国际先进的网络立法经验，“加快推动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互联网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实现智慧治理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三、“互联网+”时代政府进行城市智慧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由于政府、企业的信息数据整合度低、分散杂乱，各级政府、各部门不能有效利用其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由于信息链的冗长，上下级信息传递延长，延误了决策的及时制定，必然也增加了治理成本。而“互联网+” 时代，智慧治理通过新社交如微信、微博、云计算等，使我们步入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它能挖掘城市治理中深层次的因果关联问题，主动发现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难题的思路，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精准地从源头解决问题，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

（二）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

政府公共服务“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垄断性”，使公众对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及时不满意，也别无选择，公众不能“货比三家”，无法形成政府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外部竞争压力。“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推动线上线下互相融合，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简化政府办事流程，便利公众，让群众少跑路，数据多跑路。

（三）有利于提供精准化的个

“互联网+”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个性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如何提供符合居民个性化需求的服务务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新问题。“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中，政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服务对象，其公共服务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政府应通过线上线下服务，公众的网上渠道反馈，及时获取公众的公共服务的要求，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智慧提供精准化的个。

四、“互联网+”时代政府智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树立协同合作的智慧治理理念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信息界限，促进了信息的高度融合，在智慧治理中，社会需要的不是主导一切的政府，而是一个倡导、动员和推动跨政府组织边界和跨政府、社会与市场边界开展合作的政府。安提洛克（Anttiroiko）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未来趋向的智慧治理，它有潜力把新技术、社会系统和生态关怀整合起来，但是，智慧治理若要成为现实，还需要一个整合的或整体的视野与路径（Anttiroiko，et al.，2014：323）。只有树立协同合作的观念，改造政府原有行政流程，才能促使政府、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相互形成协同、便捷、高效的服务局面。

（二）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智慧治理

“互联网+”时代，借助计算机、网络、APP等信息技术手段，政务服务能实现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等分隔的限制，政府应积极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改善，增加政府移动数据接口，公众通过微信、微博、政务APP等移动设备，多渠道的通过文字和图片进行信息传递，还可通过语音进行业务咨询，及时反馈政务意见与建议，促使政府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便捷、人性化的服务，实现智慧性治理。

（三）加强培养“互联网+”高端人才的开发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下，政府应大力培养“互联网+”高端人才。建立专门的“互联网+”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研究制度，协调和推进“互联网+”工作小组。政府要加强对大数据相关产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互联网+”产业。实行鼓励机制，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联合开展创新产业技术的研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智能产品。

参考文献：

[1]童楠楠，窦悦，王建冬. 当前中国互联网治理应坚持的八条原则[J]. 电子政务，2016，160（4）.

[2]龙双喜，周四平. 网络政府治理模式构建路径分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2）.

[3]蔡旭. 网络强国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的探索[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5，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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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改革

[作者简介]王英姿（1966- ），女，满族，新疆艺术学院思政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7-0131-02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校应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帮助学生把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增强学生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年来，各高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教学实效性的增强仍有很大空间。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到位，实践教学观念比较落后。绝大部分教师仍沿用旧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比较单一，照本宣科，甚至认为理论课没必要参与实践活动，失去了理论课应有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时代感。对大学生而言，尤其对于非本专业的学生来说，往往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空洞的说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为考试而学习，不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实践教学活动，从而达不到实践教学效果。

2.实践教学管理不规范，师资力量不足。有些高校尚未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安排，而是在思政部下设置教研室，甚至是在基础部下设置教研室这样的三级机构；有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由各个部门分头管理，没有明确统一的院级领导负责，虽然有明确分工，但大家普遍不重视，致使工作未能落实。由于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或分工不够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边缘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一些分散在机关和系部的兼职教师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相对落后，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

3.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大多数时间需要在校外开展教学活动，如组织学生在校外开展社会调查或志愿服务活动等，外出实践教学活动需要一定的教学活动经费。由于各高校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加之办学经费不足，没有设置实践教学专项活动经费，导致实践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开展。同时，社会上具有一定规模接待能力、能够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地比较难落实，每年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社会实践的效果未能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要求。

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已摆在各高校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它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高质素人才的培养，同时有利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因此，各高校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尤为重要，具体来说：

1.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差别很大，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课堂灌输式教学，教学内容比较呆板，教学形式比较单一，由于教学生硬枯燥，课堂不活跃，导致学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完全是为了考试而学习，根本无法达到教书育人的功能。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生动性和多样性的教学特点，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可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最终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同时，教师在实践中又可以强化理论、丰富理论，实践出理论，以便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走出课堂，走到社会，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不断地锤炼自己，提升自己的社会阅历，从而能增强信心和增长知识，以便更好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2.有利于高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高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广博的学识，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做到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过渡、升华和内化，从而创新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塑造良好的思想情怀，完善人格。高校还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特点，设置多元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和认知规律从思想教育、社会服务能力、专业素养等方面加以培养，从而达到全方位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3.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因此，教师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应该考虑如何使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探索未知、创造新知，达到解惑的目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客观上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全面的综合知识，掌控、驾驭学生的能力，通过探究、体验、内化、反馈，引导学生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大大提升教学实践的能力和水平。

三、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

1.提高思想认识，创新实践教学理念。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是在新形势下高校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社会实践和日常活动，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实践活动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形式。因此，要严格规范实践教学环节，树立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理念。

2.建立健全教学组织，创新实践教学管理。改革必须要有制度保障，为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健康、有序开展，各高校要建立职责清晰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文件，规范实践教学管理。要进一步创新教学管理机制，如建立定期检查汇报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建立实践教学监督制度，促进学生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制定实践教学效果测评问卷，建立学生评教制度，保证实践教学的质量。

3.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实践教学经费。为了保证实践教学的持续发展，高校要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纳入学校财务预算，保证实践教学经费规范、合理使用。同时，要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支持和帮助，加强与社会各行各业的联系，依托相关行业企业，发挥高校自身科研、人才优势，本着合作共建、共享双赢的原则，建立稳定长久的实践教学基地。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高校教学改革离不开队伍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亦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践活动能力。所以，各高校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首先应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师资培训，鼓励教师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师资业务素质，从而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姜淑兰，张燕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认识局限及对策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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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课标;政治;教学

中图分类号: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1-0067-01

新课程的改革在江苏、广东、山东等地区已经试行已经几年时间了,新课程的理念也逐渐为广大师生所接受,高中政治新课程注重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这在提升学生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树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考试的评价机制单一,课程指导方法欠缺、学生参与热情不高等原因,导致探究性学习的内容多而教学效果一般。本文试从个案分析的角度,探讨高中政治教材中综合探究的教学实践,引导学生理性地思考,主动地学习,深切地感悟,笃定地践行,努力实现教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一、理论探究的科学性

本文以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经济生活》第一单元综合探究为例,本探究的主题是――正确对待金钱。教材综合探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探究活动的目标,二是探究活动的建议,三是探究路径的参考。教材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对于金钱要取之有道,用之有益,用之有度。教材给出了多个具体的材料,使学生获得直接的感受,但无法获得理性的思考,如何拓展教材的探究内容,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必须深入理论的探究。以货币的起源为例,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探究式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多种途径获取相关资料,对货币的起源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探究以下问题,“货币何时产生,如何产生?”、“货币产生之前哪些物品曾经作为一般等价物,为什么?”、“不同地区的货币产生过程是否有所不同,为何金银最终成为固定的一般等价物?”“市场交易与货币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分工协作中不断积累知识,在讨论和研究过程中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当深入理论的层次,经历探究的过程,学生既科学把握了具体的知识,同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感悟进入哲学的境地。

二、主题探究的人文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于探究获得金钱的途径,教材选取了袁隆平、王选的事迹,也选取了一些腐败案例,如、等。但由于事例没有贴近学生的实际,走进学生的生活,学生从中获得的可能只是道德的说教,无法获得内心的体悟,也就很难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在课堂的探究过程中,可以大胆挖掘学生关心的话题,学生关注的才是教师最好的教材材料,以对待金钱的态度为例,学生通过新闻报道,关注的相关话题很多,比如说社会热议的“许霆案”。在了解了相关材料后,学生对该案有个人的看法,可以组织讨论或辩论,通过了解事实、分析原因、发表观点、综合思考等过程,学生对于如何获得金钱,如何抵挡金钱的诱惑,如何坚持遵守法律,如何认识程序正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等等,有了新的认识,从而真正在学生中培育法治理念,教育学生成为守法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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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环境变迁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

    我国目前GDP正处于这个区间,贫富不均、城乡二元、环境恶化、就业困难、公共服务不足等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环境变迁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就挑战而言,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风险期,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盘根错节,这些矛盾在社会上形成不同的认知,引发不同的论争。这些论争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助推下可以形成“蝴蝶效应”,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形成冲击。比如,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劳动力,但也无法吸纳、安置和消化,只能实施城乡二元管理,这样就形成“农民工”这个阶层。“农民工”阶层的存在,又产生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春运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深层次上是我国社会环境变迁造成的。但是,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对我国社会阶级的分析仍然停留于原来的分析上:剥削阶级已经消失,社会新阶级是由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组成。这些简单化的表达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新生阶层的存在。但是,新媒体却从反面异常关注社会环境变迁中的新阶层、新问题,热衷于暴露社会热点问题、热点难题,从而掌握了这些领域的话语权。当新媒体的某些观点在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中形成了先入为主的效应时,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传统权威就受到了冲击。从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新风险确实层出不穷,这既给大学生形成了压力,也给教师带来了困难。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所以,我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环境的变迁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正能量,只是,这些正能量并不是主动呈现出来的,而是需要老师积极地挖掘。从总体上来把握,我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在本质上是社会发展中呈现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倒退中引致的问题,这就有理由相信,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正能量总是比负能量多,机遇总是比挑战多。更具体一点来说,国家发展了,更有能力和实力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正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目前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以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问题,以和谐社会的建设解决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问题等等。针对新媒体出现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我们目前对网络信息的掌控,对网络文化的引导,对虚拟空间的利用等等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些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

    提高大学生自我调适能力,应对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

    无论我国社会环境如何变迁,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条件下所发生的变迁,我们并没有而且也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其次,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环境必然发生变迁,这不可逆转,也不可能超越,只能最大限度减少风险、防范危机、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让大学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会明白,在社会环境的正常变迁中,需要个体自我调适以适应变迁中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希冀社会停止变迁来适应个体的发展。第二,提高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必须借鉴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出现了对大环境心理适应状况与个体调适的研究,从成果来看,大体还属于“西学东渐”的阶段。对大学生自我调适的研究,主要借鉴和运用现代教育心理个体调适的丰硕成果,如马斯洛的基本需要五层次说。马斯洛认为,爱与尊重也是基本需要之一,人总是要有社会团体归属感,如果这种归属感不正常,需要会多方寻求满足,否则个体将丧失安全感。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将“发展咨询”逐渐代替“障碍咨询”。作为心理疾病预防咨询的主要途径,这些咨询内容广泛,涉及学习困扰、职业和学业选择困扰、社会生活困扰、人际交往障碍,以及学校生活的适应等等。与此相关,西方部分学者又将主体的适应性细分为认知适应性、交往适应性、社会角色适应性、职业适应性。这些认识和经验,都值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习和借鉴。第三,提高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必须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施方案为基础,实现立体性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主张探究式学习、研究式学习、主体性教学、体验式教学、开放式学习和专题式学习等教学模式,且鼓励专门教学研究,如高等技术和职业教育院校和二级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等等。从一门新课程的设置来看,其教学理论从一般性教学理论出发,到具体应用性教学研究,再回归到教学理论与教育理念的提升,这正是一种抽象—具体—抽象的思维过程。所以,对教学模式和方法的研究要走向实际教学,要回归课堂教学,要走进社会生活。也即是:实际教学的探索应该面向以社会大环境为条件的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多课程交叉教学,并以此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特色。由此可见,新课程已经重视对大学生个体调适问题。但是,具体方式、方法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尤其是如何面向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顺应这种变化,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等等,这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第四,提高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心理上的走偏在许多情况下首先是世界观、价值观的走偏。我国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呈现一种多元态势。因此,一元主导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党的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次作了概括,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教师若能及时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必然对提高他们的心理调适能力起到关键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环境的变迁会逐渐加快步伐。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对大学生形成心理和思想上的震荡。只要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科学地进行疏导,帮助他们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必将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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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来突破行政权力边界

《小康》：就目前来看，在我国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与政府的强势主导有关，那么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

冯俏彬：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增长模式，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模式。现在所说的政府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除中央政府之外，在下面要逐级落实到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等，这就说明行政权力就是有边界的。再怎么强势的政府，行政权力也是突不破行政边界的。

从另一个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区域，产业并未梯度发展，会存在“产业断崖”的现象。这种情况就跟我们的行政部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在经济发展同时自然成立一种互相之间的联系，要素、人员、资本，它流动本身比较配置，它可以按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配置的话，就比较容易形成像今天长三角这种状况，是比较成功的。

《小康》：发展地方产业时，政府首先要完成的就是提供公共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成都在打造国际大都市和物流中心的时候，为了提高其物流运输的能力，将铁路、航空等物流通道都打通了，吸引了许多企业都到此发展，怎么看待政府的这种作为？

冯俏彬：你刚才讲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政府和市场合作的例子。协作得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或是效果倍增的效果。像刚才讲的这个交通设施，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企业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另外比如说人才，一个地方长期积聚的人才，整体提高公民素质需要长年持续的投入，这就需要政府来做。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企业就可以在政府打造的平台上来做理性选择。

企业在选择时要考虑到交通条件，人才，还要考虑到市场，由此可以做出一个理性选择。企业是改变不了大环境的，例如，治安环境、行政环境、空气环境等等。经济学上讲，首先是有市场然后才有政府，但是现在大家发现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流程再造”是革命性举措

《小康》：对于成都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或者说协调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两只手的关系，您是如何理解的？

汪玉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块，成都市是融入到服务型政府建设里面去的，在一些改革措施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成效。也就是说通过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实现对政府限权。成都市先后十多次大规模清理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成为全国同类城市中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最少的城市。同时以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为平台，全面通过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得以规范。成都市的并联审批把事前监督改变为事后监督，优化了审批工作流程，找到了行政审批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比如武侯区通过改革，在实现了审管分离后，一级政府的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归集到一个政府机构，而且是只管审批，不管平时的监管，这就可能按照信息化的要求和规律，最大限度地简化审批环节，优化行政流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流程再造，从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审批效率，更好地发挥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作用，提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保证，进而实现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

《小康》：这次在成都市采访期间我们也了解到，政府部门会经常邀请企业代表参与座谈会，其中既有跨国企业巨头，也有创业型的小微企业，企业座谈会成为了成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品牌，这种变化带来了哪些效果？

汪玉凯：成都市的做法是一种主动导航式的服务，这是政务理念的一种变化。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企业参与政府，和政府一起来制定规则、落实规则，从而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而不是企业在破坏市场秩序、政府在制止企业。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职能转变。成都市非常强调政府服务于市场与社会，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求必应，而是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对老百姓来讲是“问需于民”，对企业来说是“问需于企业”、“问政于企业”。

这也是成都市进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把了解公众需求、适应公众需求、满足公众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本导向，初步形成公共需求导向的政府服务模式。

填补“未被满足的需要”

《小康》：那么如何来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呢？或者说让政府在某些方面闲下来。

冯俏彬：现在还要增加一级，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大家不在意这一块，但现在不管承认与否，它始终是存在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志愿者服务等方面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这三个主体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大家有时候普遍感觉就是政府这只手似乎闲不住，这样就相当于把市场空间挤压了，社会组织的空间就更被挤压了。

成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的。我这儿有一组数据就显示，2013年底，成都市登记社会组织总数已达到7160个，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去年一年，成都市共新登记社会组织597个，新登记增长率达到8.2%。

《小康》：那么如何形成三者相互的配合、协调？

冯俏彬：社会是一个多主体的存在形式，大的主体就是市场、政府、社会组织。但是三者各有利弊，要发挥彼此的长处，以一种合作的思维来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就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区多园”带动产业升级

《小康》：成都的“一区多园”在产业链打造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邓玲：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因此在产业方面创新势在必行，而工业园区是产业发展重要载体，单个园区已经难以承载大的产业集群发展，更加需要以园区为载体在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探索“一区多园”发展模式，是成都在本次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创新。这一次的创新能够让成都的工业园在空间分布上更加有序，在产业集群方面更加集中、集约，园区的专业性将更强，园区内将呈现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集聚，园区间则是专业分工明确，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

篇7

关键词：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监事会特征；公司治理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83-10

作者简介：石大林，男，吉林白山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金融机构管理；路文静，女，山东淄博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组织与行为、家族企业。

一、引言

近年来，如何改善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无疑是热门的话题，而董事会和股权结构早已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外关于监事会的研究相对较少，其原因主要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中没有监事会的设置，国内的相关研究也不多，但监事会也是公司治理一个重要内容。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受到非常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大多从单个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司绩效的角度入手，但是各个治理机制间不是彼此独立发挥作用的，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也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影响。这样，从单独分析得到的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从整体上来说却未必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这样有必要对公司治理机制以一个整体的角度对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国内关于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研究不少，但已有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从实证角度对公司治理效率的量化分析手段和测评指标。而且对公司绩效大多从收益能力和市场价值方面来单独衡量，这样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六、结论

本文以2006-2011年9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和监事会特征这三个方面选取了可能影响公司综合绩效的变量，通过这些变量与公司综合绩效间的回归结果，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了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研究了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综合绩效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综合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绩效；（2）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较高公司治理水平的公司相比之下其盈利能力更强；（3）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偿债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4）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成长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成长能力。

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不仅有利于公司综合绩效的提高，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因此，上市公司应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上市公司要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可以从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薪酬、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数量、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入手，通过适当的措施调整这些方面可以显著的改善公司治理效率，从而可以提高公司的综合绩效、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以提高公司总体价值。本文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综合绩效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的关系，研究结果为公司治理效率对于公司的经营与发展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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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大学治理；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

作者简介：宣勇(1965-)，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作者简介：钟伟军(1976-)，男，江西赣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毫无疑问地必须通过不断完善大学的治理体系、提升大学的治理能力来实现。然而，在我国特殊的制度框架体系中，在现阶段复杂的利益互锁网络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惯性逻辑下，如何寻找最为有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有效达成目标的同时规避剧烈的摩擦成本是一个核心问题。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管理专业化是大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而在中国特色的大学体制中，不管是外部治理结构中的政府与大学关系，还是内部治理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关系，校长都扮演着“结点”的角色，因此校长管理专业化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切入点。

一、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其困境

什么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现有管理体制、职能和行为中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过程。[1]具体到大学治理来说，就是大学在面临日益复杂和多元的经济社会环境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革除传统体制所遗留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逐渐建立一种新的对外界保持高度回应性的大学治理机制的过程。由于大学治理包含着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层面，因此，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自然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就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模式，强调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观点，强调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控制向个人和其他组织开放，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共同管理大学[2]；就内部治理来说，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指更加强调大学管理的专业化能力，更加强调治理方式的多元民主参与以及治理过程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对中国现阶段的大学治理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必须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就外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政府对大学和社会的合理分权，推进政校分开和“多中心”大学外部治理结构的建立；就内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内部民主和多元治理，也就是摒弃单一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专业权威替代行政权威、以民主协商替代命令指挥、以规章程序替代个人意志。

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阶段，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显得更加特殊和复杂。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现代大学这一概念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被提出来的，现代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机制是镶嵌在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之中的。大学正是在知识、文化和社会秩序领域中获得自己的空间，大学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来自于知识模式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化。[3]但是，我国的大学治理传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同时内嵌于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体系之中。而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我国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大学内部的治理也同样因为改革的深入面临着各种利益的交织，所有这些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并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管制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从未中断，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为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直都是改革的主线；尽管政府已经退出了大学内部的诸多具体治理过程，但过多的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支配大学的自主性权利依然是我国现阶段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要特征，依然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在我国现阶段，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政府的次级行政单位，政府垄断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稀缺性资源，并掌控着这些资源的占有权和分配权，大学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按照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规则运作，实现政府下达的计划和相关指标。[4]政府没有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分权，政府权力仍然以各种专项检查和评比等方式进入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活动，现代大学治理中管、评、办相分离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在单一化的政府权威框架之中。在这种外部治理结构中，大学的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权力所压抑，如不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

另一方面，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大学的行政化。从根本上说，大学的行政权力是建立在服务于学术这一合法性的身份基础上的，是从属于科学活动、真理探究活动的，当大学行政组织超出了其应有的从属性、服务性，越过了自己应有的边界，也就产生了过度行政化问题。[5]但是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行政系统依然扮演着支配性和主导性的角色，并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分明的行政权威体系。大学习惯于以行政化的方式实现内部的决策，以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教学和科研、获得并支配各种资源，以行政化的标准衡量大学内部的各项绩效，习惯于以权威的方式整合内部矛盾纠纷和不同意见。这种无所不在的行政触角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现代大学的理性和民主价值，异化了大学的基本功能，抑制了大学应有的创新活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大学的治理能力。如何有效地去除大学内部的行政化现象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外部的政府管制化和内部的行政化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政府管制化的问题，内部行政化问题的解决也就失去了外部制度环境，而不解决内部行政化问题，政府的去管制化也就无法找到有效的支撑点和落脚点。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现阶段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有效地破解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这两个层面的困局，这需要切实有效的切入口。

二、大学校长是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结点

对于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解决政府的管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而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正处于这两个复杂而又特殊层面的结点，所有关于中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都无法脱离大学校长这一关键性的角色。

首先，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校长是二者互动的交汇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我国特殊的体制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机制和缓冲地带，基本上属于一种直接的互动模式，大学校长显然处于这种直接互动的“第一层面”，一头联结着政府，一头联结着大学。校长代表大学接受来自政府的各种资源，有责任运用好这些资源，并接受政府的各种监督和检查。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大学组织是独立的法人，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校长同样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大学自身的利益，维护大学应有的自主权力，代表大学与政府进行互动和博弈，并争取更多的资源。可以看出，不管是作为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还是大学的法人代表，大学校长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其次，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校长不仅仅是大学的最高管理者，还是大学的形象代言人，更是大学精神和公共责任的体现者。大学所有的行为和表现在公众的眼里都会最终投射在大学校长身上，而校长的个人行为也会被公众与其所在的大学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现阶段，大学校长是公众头脑中关于现代大学最为具体的镜像，一方面承载着公众对大学的创新能力、高深知识生产和一流人才培养的期待，另一方面承载着公众对大学公共责任、大学精神的期待。因此，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不仅仅需要致力于大学内部事务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满足公众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校长是大学与社会之间连接互通的重要窗口，一头联结着大学内部的多元治理主体，一头联结着社会大众。公众透过这一“窗口”窥探大学的担当和责任，而大学也透过这一“窗口”回应公众的期待。当前我国大学校长的这种“窗口”角色并没有扮演好，社会大众对大学的观感普遍不够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校长在满足公众期待方面的落差有很大的关系。

再次，从大学党委与行政的关系来看，校长是两种权力的结合体。党委与行政的关系是中国大学治理中最为特殊且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中国特色大学制度的核心体现。党委和行政既分权分工、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共同负责。[6]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是对这种关系最简洁而准确的描述。在这对关系中，大学校长扮演着核心的纽带角色：一方面，校长是党委班子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和影响大学的改革、发展以及基本管理制度和重要决策；另一方面，校长是大学行政系统的领导者，有义务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并执行和落实党委的各项决定。校长依法享有大学行政事务的指挥权，并承担行政事务的首要责任，但是行政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必须向党委汇报，进行集体研究。校长一头联结着党委，另一头联结着行政系统，是两种不同权力的耦合体。正因为如此，校长的角色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两种权力的协调性和规范性，关系到党委如何更好地领导、校长如何更加有效地负责，更关系到这一中国特色治理机制的最终效能。但目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从而使得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难以达成。

最后，从大学内部主体关系来看，校长是各种利益的整合者。现代大学是多元巨型大学，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如何实现各种利益的整合，维护多元主体之间的平衡是校长非常重要的职能。尽管在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博弈机制和互动程序，但在出现利益冲突和对立的时候，校长总是成为整合者。大学校长要维护普遍利益，通过程序工作，就被摆到了中心地位。对自己的下属运用科层技术，这时他是头儿；对学术人员和管理同事使用协商技术，这时他是船长。[7]在我国现阶段，大学制度正处于转轨的过渡阶段，利益主体更加复杂多元，既包括一般治理结构意义上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包括由于大学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旧两种不同的利益格局，同时，由于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都会以各种形式在大学内部呈现出来，有时这种利益冲突甚至会非常激烈，如发生群体性事件等。校长作为行政系统的核心，维护大学的基本稳定、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是其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校长是我国大学治理中连接各种关系和主体的核心行动者，科学地定位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败。从西方大学治理变革的实践来看，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在日益复杂和多元的治理结构体系中充分发挥校长角色和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大学治理变革进程中的“结点”性问题。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着更加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临着要求变革的强烈的社会呼声，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学校长的能力，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进程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校长管理专业化与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必须依赖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和契合实际的具体路径，纵观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校长管理专业化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和路径选择。所谓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含义，即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和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8]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深刻把握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充分理解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责，从专业化分工的思维和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律审视和对待校长的权力，充分尊重校长在管理大学方面的权威性，授予校长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专门权力，并对这种权力进行刚性化的确认和规范化的保障，政府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制度供给者。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意味着校长必须具备胜任现代大学管理的专业素养，必须经过专门的历练，具有管理、经营大学及教育科研、开发大学的专业技能，能够深入了解大学治理的结构和过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以及整体的制度性，从而真正把握大学治理的真谛。可以看出，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两个层面正好对应着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个层面，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是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过程也是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内含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需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是大学治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内驱力，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过程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相伴相随。首先，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专门权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在所有主要的制度领域，角色分化和专门化成为重要的特征，个人扮演的各种角色呈现出专业化的分离趋势，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9]由于分工的差异和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应该摒弃大学是政府和政治领域延伸的信念。[10]提高政府在管理大学校长方面的专业化水平，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赋予校长治校的自主性权力，并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建立大学校长管理的专门化权力体系，这是各国在推进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做法。例如，德国和法国在20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打破过去以政府官僚为中心、对大学校长全面控制的模式，通过诸如《大学自由与责任法》等重新定义大学校长的管理权限。[11]在大学自治传统浓厚的美国，政府不直接干涉大学的具体事务，由董事会替代州政府任命大学校长，并把许多权力委托于校长，而保留其余权力和最终的法律控制权。[12]而在日本，通过法人化改革，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大大削弱，校长的管理权限在选举方式和辅助体系改革后得到了明显的扩张和确认。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专门性权力保证了大学校长可以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按照自己的理念推动大学各个层面的有效治理。

其次，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具备治校的专业能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校长是大学治理中的核心行动者，决定着大学治理的成败。现代大学校长与传统大学校长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能力素养要求，现代大学治理面临的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要求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一流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结构。任何一所现代的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位一流的大学校长，一流的大学校长必须拥有一流的专业化治理能力。在早期，大学规模、功能和结构相对简单，正如博克所言，1900年以前“美国大学只是些刚刚具有现代雏形的小学校，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强调思想戒律、信仰虔诚和严格管理学生的大学教育”[13]，这使得大学的管理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突出的专门能力。而随着大学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扩大，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治理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难度可想而知。[14]这对大学校长在专业能力和素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校长必须拥有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现代的管理理念，掌握科学的管理手段，并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具备敏锐的辩证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力。

最后，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职业动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校长管理专业化离不开有效的动力机制，如何让大学校长有志于并乐于投身大学管理，并积极地提升自身的专业化能力，这是校长管理专业化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职业化的制度机制，通过利益诱导和市场化竞争让校长有充足的动力不断提升自己，彰显自身价值。大学则通过有效的遴选机制寻找经验丰富、能力突出，并符合本校基本治校理念的人作为大学校长，并以职业化的薪酬体系、有效的职业流动和保障性的退出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校长的积极性和潜能。可以看出，若无职业化的制度环境，校长管理专业化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最为有效的动力源泉。因此，离开校长的职业化来谈校长管理专业化是没有意义的，职业化是专业化的题中之义。

校长管理专业化对于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把科学管理的原则、学术的内在逻辑和市场的竞争机制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重新理顺了大学治理中纷繁复杂的多元主体关系，规范了大学治理的基本过程。正因为如此，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四、以校长管理专业化为切入点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根本上来说，要实现我国大学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外部治理中政府过度管制化和内部治理中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由于校长是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各种主体和关系的交汇点，因此，以校长管理专业化这一“点”作为我国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带动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以及大学内部关系这些“线”的改革，并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的各个“面”的革新，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要解决好中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框架，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重新理顺大学治理结构中与校长管理这一结点性问题息息相关的各种关系，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大学校长管理的权力、动力与能力问题。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明晰党委决策与行政执行的权职边界，让校长有负责任的权力。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前提是拥有边界清晰的不受干扰的专属性权力，就我国目前来说，要满足这一条前提，最重要的是建立有特色的大学校长权力规约体系。这种规约体系的建设要求我们重新梳理并规范两组重要的关系，也就是政府与大学以及学校党委与校长的关系。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必须适时更新对大学管理的思维逻辑，从高校独立法人代表的角度而不是准行政官员的角度理解校长的角色和功能。在此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把管理大学的权力还给校长，并建立更加刚性化的政府权力约束体制。因此，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厘清自身的权力范围，把自身的职能严格限制在宏观政策、外部监督和相关服务供给方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大学校长的专属权力，有必要把政府权力规范纳入大学章程中，通过更加严肃的立法形式规范政府的权力范围并确立大学校长不受侵犯的权力范畴。同时，政府应该积极改变高校的资源配置模式，斩断打着各种项目资助名号的政府“无形之手”，因为这种项目制的资源配置模式严重地削弱和干扰了校长在大学资源整合和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权力。因此，要减少并撤销大量不必要的各种专项项目，改为更多地以大学为主体、由校长统筹的资源配置形式。另外，有必要建立政府与大学的隔离机制，如成立类似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机构等，并不断完善政府权力的运行程序。就大学党委与校长的关系来说，必须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善党委的领导方式，让校长更好地负起学校管理的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效地规约党委书记的权力，更好地发挥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优势，通过完善党委的人员结构和议事程序，把党委职能定位在大学决策机构的层面。校长则对党委负责，扮演决策执行和落实的角色，拥有管理学校的各项具体权力，党委书记不干涉校长具体的行政事务。

其次，完善遴选机制，推动职业化进程，让校长有负责任的动力。

职业化是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最重要的制度诱因和动力，可以让校长把大学管理作为一项志业，并心甘情愿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牵引这种动力最重要的纽带就是有效的遴选机制。目前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方式把大学校长视为行政官员来看待，把校长选拔视为政府封闭体系内部的事情，从而使得校长与职业化的市场之间的有效连接纽带被剪断，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出来，这是我国大学校长管理僵化、被动以及不专心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来，教育部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改革，但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改革依然没有跳脱行政化的逻辑。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如何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制中不断完善校长遴选机制并建立职业化的动力体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显然，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移植西方大学的做法，关键是在现有的制度逻辑与职业化的逻辑之间找到均衡点，把政府和组织权威与民主化、竞争性的遴选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学校长的遴选必须坚持必要的组织权威，但是这种组织权威逻辑不能支配甚至替代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逻辑。就目前来说，政府应该打破大学校长为行政职务的观念，而应该视其为一种职业，并积极推动校长的遴选机制改革。在遴选过程中，政府应该把职能定位在资格条件和相关程序规范的制订、资格审查以及对大学自主遴选出来的校长人选的最终确认等环节，而具体的遴选过程则应该更好地交给大学自身。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大学校长的去行政化和职业化过程。

最后，提升校长素养，强化职业培训，让校长有负责任的能力。领导力和领导风格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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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伴随着政治民主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人们关注的事务的范围很狭隘，仅限于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而对于涉及多数人利益和社区长远发展的公共事务却很冷漠。这不仅有政治机制不健全的因素，还包括公民意识缺乏等，本文从政府回应的不足来引出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并阐述在服务型政府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模式如何有效的运行。

关键词：回应 合作治理 公民权 公民参与

问题提出

宪法明确的规定，公民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公民参与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行使权利的过程。政府对公民偏好的满足从以前单纯的政府回应走向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共治，地方政府的构建也从回应型政府向合作型政府过渡，这是解决公民政治参与冷漠的重要手段，也是公民参与常规化、程序化的保证，更是当前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

按照现代契约理论的观点，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是借助公共政策的媒介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它是指这样的一种政府形式，在它是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它伴随有最大数量有益后果，直接的和未来的（密尔，1982）。因此，从性质上看，理想的政府是最后的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政府，最后决定权在人民，是人民的政府；从政府的基础来看，理想的政府是公民参与的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中有公民的参与，公民是公共政策的主体之一；从政府的职能看，一个职能是充当公民的教育机关，另一职能是管理国家的社会事务机关，政府还有职责培育公共精神，公民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具备政治意识的现代公民。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政府仅仅依靠通过回应来管理社会事务是不够的，也是不足以让公民信服的，从政府单方的回应，公民被动的参与逐步走向政府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合作，是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理性路径。

回应性的内涵及不足分析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应对各种困难中，政府特别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基层群众意见，重视维护群众利益，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政府工作与人民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这里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政府在公共政策提供中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落。

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彰显了政府的弹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是快速的满足公民诉求的一种措施，但是在我国政府回应性制度发展还不成熟，而且当回应成为一种解决公民政治需求的主要路径时，那是整个社会的无奈。在当前，公民表达诉求的方式主要有几种：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写信或者打电话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网上领导信箱反映情况，上访等，但是当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受阻时，公民会采取后两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回应性就很少了，因为公民有能力反映到相关部门的诉求少。在我国的公共服务提供中仍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使得公共政策往往会偏离公民的偏好，加之政府回应的不足，使得公民的不满逐渐增加。

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回应机制，公民有利益需求也不敢或者不愿意提出来，政府没有完备的回应机制，对于公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有效的解决，久而久之公民就淡漠政治和参与，对政府不信任，转而寻求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严重激化了政府与公民的矛盾。政府回应的不足及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政府缺少完备的回应机制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相关的法律很少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于百姓的利益要求应该采取何种解决的措施？应该在多少期限内解决？解决的途径、依据和程序是什么？部门、热线电话、市长信箱或许是公民表达不满或者利益需求的公开途径。

二是政府现代契约观念淡薄。回应的长久有效的运行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没有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政府便不能随时积极的回应公民的需求。

三是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欠缺，导致公民对需求的诉求压制，凡事沉默、等待，缺乏向政府反映社会需求的意识和主动性。这不仅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也与公民社会发展处于不成熟阶段有关。

四是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单个的公民与政府对话或者向政府提出某种诉求，这种诉求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是如果公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来向政府部门提出诉求，那么这种诉求的声音就很强大了，而且有组织、有规则的组织不仅提高了政府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而且满足公民的需求度也大大的提高了。

总之，由于回应机制的不健全，沟通渠道的不畅通，导致公民很少向上提出意见或者需求，造成信息阻塞，官民关系不和谐。

解决现实政府回应失灵的路径―合作

（一）从回应到合作的必然性分析

合作治理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也是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障。合作治理模式天然的可以弥补政府的回应性治理模式的不足，它可以引起公民的积极性，通过合作决策的过程将公民的利益诉求涵盖在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内。这不仅缓解了官民矛盾，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也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也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

回应性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回应过程中的核心，同样，这种模式下的政府回应是被动、单向性、工具性的。服务型政府中的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则指在强烈的政府责任意识和服务宗旨下政府作为倡导者，与公民平等的、主动、及时采用互动的方式与公民沟通、协商、博弈，最终形成一个妥协的，包含公民利益的公共政策，其特征是政府与社会要互动合作、多元共治。

回应更多的被视为一种针对人民利益需求被动做出的反应；合作则代表了一类包含参与、两党（或者多党）力量走向融合等多种更为积极、多边交流的社会活动。此外，回应的基础理论来自市场，满足作为顾客和消费者的公民需要被看作是以统治合法性和管理绩效为目标的政府和公共行政的核心革命。合作强调政府和公共行政在与公民开展团队协作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在此类合作关系中，参与各方既不是公仆也不是技术专家，他们只是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主体（王巍、牛美丽，2009）。现实状况下政府回应的失灵和滞后，造成了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公共政策的不配合，进而形成政治冷漠。公平和效率对于政府来说，是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高新军，2005）。然而中国一直关注于政府工作的效率，言下之意，政府还没有将充分的注意力用在保持社会的公平上，在美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效率可以作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公平。

（二）合作治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分析

合作治理指的是治理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在志愿、平等的基础之上，相互合作，并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在治理过程中，公民要体现出其话语权。信任是合作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信任导致合作，合作也包含着信任。合作治理的各主体是多元的，并且是平等的，平等地运用公共权力，政府只不过是合作治理的主要主体之一，它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合作治理所追求的目的是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各行动主体的私利。合作治理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治理；第二个层次是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合作治理模式；第三个层次是公民社会的公民自治。我国当前是处于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的过渡阶段。

合作治理的特性是治理主体的互信性、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公开性；治理主体地位的相对平等性；治理目的的公共性。俞可平认为，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强调效率、法制、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当然，合作治理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有着合作规则的社会， 但是合作规则不会僵化成对合作过程中的创造性构成束缚。因而，合作的规则是从属于合作的需要的，有利于合作的稳定性（俞可平，2000）。和谐社会下社会治理的基础是信任平等，指导原则是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合作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在多样化的组织形态中找到自己发挥才智的位置，用自己自由自觉的行动去履行他对社会的责任， 通过自主的对话和协商去谋求社会共识，通过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所做出的贡献去增进合作社会中的和谐秩序（张康，2009）。

服务型政府从回应走向合作应采取的策略

服务型政府具有良好的公共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能力，政府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履行责任，实现提供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从回应到合作，服务型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一）塑造地方社区文化以增加公民归属感

地方社区是公民生活的主要地方，塑造有特色的地方社区文化，不仅可以增加公民的归属感，还可以提升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外还可以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方式让公民了解社区是做什么工作的，公民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二）培育公民能力且让年轻人参与治理

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有限是制约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公民培育，增加公民的参与能力，而且要鼓励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治理，这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对于政治民主的长远发展很重要。在鼓励公民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鼓励治理中利益不相关者的参与，如何解决公民由于工作忙碌而无法参加的问题，在实践和形式上都要有灵活的变通。

（三）增加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广度与深度

公民参与决策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公民参与的决策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可以加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增加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合作治理的核心是合作决策，公民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实施对象，也是决策评估主体，因此，政府行政决策优劣状况又与公民参与程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合作治理决策机制中引入公民积极、有序的适度参与，涉及社会福利方面的业务和公民共同决策，并逐渐从合作治理发展到公民治理。

（四）构建信任机制并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信任机制是构建合作治理机制的基础，而这种信任要具有长期的良性互动的关系。信任的建构不仅要有制度的保障，更要二者信息互通，协商有效和相互妥协，消除组织保护主义，凡事以事实和公益为最高标准，以求实现最好的决策。一直以来，政府对社会、对公民干预的过多，政府是社会治理的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需要政府创新管理理念，明确职能，健全职责体系。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强化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责任。在社会治理中要理顺政府与公平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职能和权力界限，二者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只有公民对政府加以信任，才能增加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公民才能信任地与政府展开合作，维持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农村公共产品公平分配中的政府职责[A].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C].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李永清，胡冰，卞苏徽，傅小随.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M].海天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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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连锁董事；技术创新；公司治理

一、引言

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创新经营一直备受众多企业家的追捧，在技术创新研究的道路上，很多学者专家也是竭尽全力寻求更多突破。连锁董事作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课题，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发现，连锁董事作为企业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于企业公司的治理水平，因此三者之间是否有必要的联系，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源于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连锁董事的重要性。Useem（1984）指出连锁董事的主要作用是在企业间进行信息传递。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企业信息为公司提供了关于其他企业行为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Yeoetal（.2003）发现，在法国企业中董事会之间常常通过共同的董事会成员相互分享CEO服务。而且在1999年，法国公司中就有1/2的公司存在这种连锁，超过50%的公司至少有一个连锁董事关系和80%的CEO兼任主席一职，这给CEO在董事会和高管团队中更大的管理权限，更积极地影响公司的业绩。LuciaBellenzier、RosannaGrass（i2014）通过意大利1998～2011年间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的演变，发现随着时间的转移，网络的稳定性是企业间兼任多个职位的董事即连锁董事维持的。卢昌宗和陈仕华（2009）发现超过80%的上市公司都有连锁董事，这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形成的网络。朱金菊、段海艳（2013）则从多个角度分析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连锁董事薪酬、连锁董事学历、连锁董事规模和连锁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连锁董事是因个体成员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董事会任职而形成的企业间网络关系。在企业集群当中，企业间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网络能够给企业提供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所需要的外界信息。通过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取得的信息能够为企业的战略计划及经营方针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提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以实现企业自身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功能。连锁董事为企业带来的外部信息还可以与企业拥有的关键技术相联系，创造出更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技术。同时，研究表明连锁董事的网络特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连锁董事的中心性特征，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所处位置越是趋近于中心位置，其获取网络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对其他相关联企业的影响力也就越强，所以说处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取为技术创新服务的优质资源。然而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研究较少，大多数为社会资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研究。而这些与连锁董事在概念上和实质区分中都有很大的重叠性，比如连锁董事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锁董事也占据了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大多数。

（一）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董事会社会资本是董事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的总和（Coleman，1990）。董事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其关键点在于社会资本带来的信息资源，因董事会社会网络扮演了信息联结、减弱社会风险以及外部不确定性角色，因此它在企业多样化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Baysinger、Butle（r1985）研究发现，能在其他企业兼职董事的董事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他们能够为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及经验等，这些资源能够为企业在制定关键性的决策时提供重要援助。良好的连锁董事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声望，还能提高企业资源共享的程度，从而为企业制定高质量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Hill－man（2005）等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多个角度分析，发现董事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绩效越高。董事会在政府机关拥有的资源可以帮助企业更迅速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信息，为董事会制定正确的研发投资决策做好铺垫。Wincent等（2010）在对53家中小型企业的董事会进行纵向研究时发现，董事会的一些特征能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且提出了董事会中存在的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且董事会的异质性、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国内关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周建等（2010）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将董事会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并从这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影响水平。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职业背景、异质性等特征都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支出呈正相关关系。段海燕（2014）将董事会社会资本分为董事会内部社会资本和董事会外部社会资本，并提出董事会外部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连锁董事。李垣（2004）提出企业创新活动（主要指创新决策），一般而言，董事将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企业创新的决策主体出现在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多数情况下是非程序化的。李永强（2011）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发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中，强连带关系有利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加强关系成员之间的信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自由。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决策自由度的降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而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创新思想束缚反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是社会资本的三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刘俊杰（2013）从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达高性、广泛性、异质性及关系强度等四大方面分析，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达高性、广泛性对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以上分析，董事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企业间知识类资源、资产类资源及社会资本等资源的集聚，这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源获取”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起到了中间转换作用，有助于高质量决策的产生。即董事会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研发投资决策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决策。

（二）外部董事与技术创新。Zahraetal（.2000），JohanBraet（2012）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的创新能力正相关，当数目达到11之后，呈现负相关。Zahra，S.A、Neubaum，D.O（2000）进一步提出外部董事的知识和经验也会与内部董事形成互补。扩展董事会的视野，提醒经营者抓住创新机会。因此，学者们推论，增加外部董事数量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Heralin、Weisbach（2000）两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外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在公司绩效下降面临重组等投资决策能较好地发挥作用。Wright.P、Ferris，S.P、SarinA（1996）提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监督和制约内部董事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出现的放弃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Adams、Harris等和Raheja认为外部董事发挥有效治理作用的一个重要理论条件就是要获取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在董事会集体决策的框架内，可以把外部董事当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代表出资人的利益，把内部董事当作另一个利益共同体，代表管理层的利益，并且内部董事相对于外部董事具有信息优势。Hoskissonetal.（2002），Zahra（1996），LiandSimerly（1998）等人通过对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研究结果证实，内部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有积极的影响。而SvenH.DeCleyn&JohanBraet（2012）的实证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外部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可在董事会的投资决策过程中有效制衡内部董事，并对投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当信息获取成本较低或者知情概率较大时，外部董事能更有效地发挥监督和咨询职能，这一点支持Duchin等的实证研究。杨建君、刘刃（2007）实证研究外部董事数量与企业创新决策关系后发现，外部董事数量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是由董事会结构和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董事的影响是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的。方伟（2014）在研究外部董事治理与公司投资决策效率的关系中得出以下结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起到监督制约内部董事的作用，通过对内部董事治理决策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其主要作用机理在于外部董事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关键在于其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发挥。综上所述，外部董事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董事的影响，其中外部董事的监督职能与咨询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外部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积极影响源于其对外界信息资源获取成本较低及对行业或者企业集群的概况知情概率较大，从而直接决定了外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和咨询作用的发挥。

（三）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Schoorman（1983）认为独立董事本身具备的特点就是其掌握信息的广泛性，这不仅可以为企业获取关键信息及资源提供便利渠道，同时也减少了企业间资源转换的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Yangmin.kim（2007）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同时独立董事本身所携带的外部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优质的社会网络关系。Yuva（l2007）在对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对独立董事的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就越多。赵旭峰和温军（2011）在对董事会运作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时，通过对2004～2008年5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比例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越多。通过以上研究可知，独立董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验证。而独立董事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哪些方面，此后也有很多学者给出相应的答案。王永明、宋艳伟（2010）运用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独立董事制度中规模、薪酬、年龄以及任期等特征要素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资活动的影响，验证了独立董事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独立董事薪酬激励、独立董事的任期、独立董事的年龄。陈运森、谢德仁（2011）发现，在独立董事构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企业的独立董事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就越高。独立董事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度代表了其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和高效的咨询、监督功能。网络中心度高的独立董事在企业中更有威望和说服力，因此他们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有很强的影响效应。高管团队也囊括了连锁董事。自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阶理论”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些学者也研究了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雷辉、刘鹏（2013）通过从多个角度分析高管团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高管团队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异质性与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学历、科学与工程专业背景以及输出型职能背景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任期与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当然，根据高管管理团队的概念划分，它囊括了企业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及正副总经理等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有发言权的高层领导者。分析与连锁董事相关的各种概念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社会资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它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其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因此，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影响要借助于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三、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

连锁董事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网络研究，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相关性联系也是在社会网络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和治理结构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社会网络形态存在的关键形式之一就是连锁董事。Pfeffer、Salancik（1978）提出连锁董事构成了企业间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承载了知识和信息并提供了这些知识和信息的传递的平台。WalkerReview（2009）提出连锁董事网络在构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还进一步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督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段海燕（2014）认为连锁董事关系网络有利于董事会资源提供职能的行使，进而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由于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直接影响董事声誉和非正式影响力的获取，因此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影响其监督动力Kraekhard（t1992）。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越能够获取有关治理行为的资源、信息和知识，进而积累的个人声誉及声誉价值越高。出于声誉考虑，声誉越高的董事越有动机对经理层实施监督Yermaek（2004）。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通过对“2010年上市公司十佳优秀独立董事”的网络关系的分析而发现董事网络对公司的治理行为和效果确实有着重要影响。陈运森（2013）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而连锁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任兵（2005）同样提出了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治理有一定的影响效力。他在文中指出企业拥有的连锁董事数量越多，企业嵌入连锁董事社会网络的程度就越深，影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应也就越大。同时他还指出，连锁董事在企业董事会中的比重越大，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也越大。这一比重较大，预示着企业受到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就越大，那么在这一社会网络中所承载的先进实践或创新就有可能被企业采用。这一观点也暗示了连锁董事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进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相关性关系。

四、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Fagerberg（2005）指出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先期投入，是否值得投入、投入多少资金等均是一定决策体系的产物，这种决策体系通常是由公司治理结构决定的，因此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Tylecote等（1998）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权、责、利配置必定是在公司框架内运作的，因此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利益分配和权力配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Belloc（2011）认为，从企业内部来看，创新取决于个体是否投资于创新项目，个体如何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整合到企业里，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体系来决定的。因此，董事会公司治理层面带来的创新信息和决策是企业投入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此后，学者们从公司治理的不同角度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Zahra（2000）考察了1991～1997年231家美国中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中等规模的董事会对创新活动最有利。Lane（2008）研究认为，两职兼任可以强化控制权，减少冗余程度，提高行政效率，两职兼任更有利于做出灵活的创新决策，与创新绩效正相关。Zahra（2000）认为两职兼任容易导致权力的过于集中，对管理层缺乏制约将造成决策的随意，因此说两职分离有利于决策理性化，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同时，BebchukandFried（2003，2004）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即CEO两职的分离，企业的投资效率会有明显提高。国外文献中关于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中，一致认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研究中，研究结论不一致。杨建君（2002）和魏峰（2004）认为，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投入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家的决策意识决定的。徐金发（2002）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水平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外部董事数量、CEO两职状态都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关系。饶育蕾、王建新（2013）在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过程中从CEO两职状态出发，研究CEO两职状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实：CEO在过度自信的情况下，CEO两职合一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效率。杨建君（2007）指出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明显的公司治理属性，对管理者的激励势必会影响其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渐分离，由此公司则代表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的需求产生，从公司董事会的执行监督到对高级经理制订激励计划等内容都属于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安排的范畴。作为上市公司自主性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优化信息在投资者中间的配置，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保证信息传递与沟通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合理采纳投资者的良好建议。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发挥监督权和建议权，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度，更有效地创造公司价值，减少信息不对称，理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选择逻辑和相互关系，有利于提高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监督的有效性，进而提高投资效率。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中，重点多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机制上，忽视了公司治理中“资源传递”的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上，对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效应很少触及，其资源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然有待深入探讨。

五、总结

总结归纳连锁董事相关研究成果后可知，已有的连锁董事研究多是围绕国外连锁董事成因和效果展开，从而为全面、深刻认识连锁董事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但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Dosi，1988），那么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影响产生的条件以及影响机理是什么？公司治理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引导企业通过理性建立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充分利用网络中所蕴涵的社会资本来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关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探讨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可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对于发展与完善连锁董事理论与实践，对于认识连锁董事在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对于帮助企业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樊利军 段海艳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4］.集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基于组织间网络的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13.8.

［5］盘江河.企业连锁董事内涵及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2.24.1.

［6］杨勇，达庆利，周勤.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28.11.

［7］陈运森，谢德仁，黄亮华.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J］.南方经济，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