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存在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存在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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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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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的目标计划

由青海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所决定，目前的青海存在着社会管理体制建设薄弱，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不突出且社会管理多方参与格局也并未成型。这都需要政府的密切关注，并从思想上对其发展进行战略性引导，由以往的单纯注重经济建设的体制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方向来转变。并通过树立创新型的社会管理理念，在各级州、县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中体现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同仁县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是在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基础上，强调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全县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体制。完成寺院社会化管理、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农牧区自治组织建设以及社会矛盾纠纷处理等任务。

2.创新工作开展前同仁县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

宏观上看，同仁县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大抵相似。如：基层民主法治不够完善；基层法制建设和规章制度存在落后和缺失；基层社会管理的行政主体责、权、利没有清晰界定和严格划分；社区服务开展不够、覆盖面狭窄、效果差强人意；基层社会组织主体发展不足等。微观上看同仁县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则必须从地区的特殊性入手：

2.1同仁县虽然在青海省属于中等经济水平，但相较全国来说仍然属于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基本依赖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社会事业的发展必然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产业结构基本以农牧业为主，较为单一，也影响了乡镇对劳动力的接纳能力。少数民族劳动者由于其自身原因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在就业上一直困难重重，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社会矛盾由此产生。当个人发展不顺，家庭生活条件无改善，所在地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很容易心理失衡，会引起社会矛盾加剧发生，从而导致群发性事件增多。

2.2由于全省开展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的实施，许多牧民离开牧区来到乡镇，他们没有经济基础、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新的生活出路，生活极不稳定，就医和子女求学成为两大难题。虽然政府加大了对这批社会成员的财政扶持，但政府自身财政能力有限，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2.3同仁县和青海大部分地区一样是多民族聚居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游牧文化、藏文化聚焦。民族问题是青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要如何保护、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并进一步推进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是巩固民族关系、强化民族认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黄南州同仁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化

在2011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社会管理及创新的专题研讨会上曾明确提出，要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必须紧紧围绕总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握一切和谐因素，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使其更加科学化，并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全社会参与的管理格局。在2004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更适合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这一系列会议上都强调了加强社会管理中法律的完善、体制的建立、能力的建设，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公平，保持整体社会秩序良好。

对于当前要重点抓好的8项工作之一的基层管理工作,明确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通过对基层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夯实基层组织的基础、整合基层组织的资源、壮大基层组织的力量、强化基础组织的工作，从而达到强化城乡社区自治的作用和服务功能，建立健全新型的完备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使得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体系更加明确，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力量健康快速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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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推进公正文明规范执法

1、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完善执法办案内部程序和流程管理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健全考评机制，努力推行网上办案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努力解决执法不规范、不公开、不文明等问题，提高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2、加强执法监督。加强政法委对政法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执法巡视、案件评查和执法评议制度，组织开展刑讯逼供、乱收费乱罚款、执行难等问题专项整治，及时清理涉法涉诉积案，开展听庭评审活动，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开展公正司法示范点创建活动。

3、深化依法行政工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重点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实现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和公共事业领域办事项目充分告知。加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和网络问政情况的督查，畅通监督渠道，实现阳光行政。开展依法行政示范点创建活动。

4、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大力推进说理式执法、执法考评、基层执法评议等工作，强化监督考核，全面提高依法管理各项行政事务的能力。认真执行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落实行政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切实解决“出庭不出声”问题，继续保持出庭应诉率100%。

二、着力提升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

5、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着力完善决策程序，建立决策跟踪、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努力实现“应评尽评”和“真评实评”。

6、推进基层民主管理。全面推行“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服务管理新框架，重点加强综治办规范化建设。认真总结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的新形式、新方法，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基层行业协会在基层社会建设、管理和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7、推进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健全依法处理群众工作机制，继续开展集中清理疑难积案活动。深化大调解工作，扩大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专业调解覆盖范围，坚持调解优先，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促进案结事了人和。完善行政争议多元化化解机制，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三、全面推进法治创建活动

8、深化法治乡创建活动。加快乡域法治化进程，按照提高质效、树立品牌的要求，完善考评内容、考评标准、考核程序，推动法治县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

9、深入开展基层法治系列创建活动。进一步推进法治机关（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居）、诚信守法企业等创建活动，积极拓展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的法治创建工作，努力建设覆盖城乡方方面面的民主法治实践平台。

四、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10、全面开展“六五”普法活动。强化法治文化引领作用，重点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注重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以及流动人口的法制教育。全面建立非人大任命干部任前法律考试和公务员任职法律资格考试制度，继续推进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进一步拓展“法律六进”及法制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用法、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

11、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开展法治文化示范点创建活动，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法治文化广场、街区、场馆等文化阵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积极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影视、书画、文艺、动漫等作品，促进法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五、积极实施法治惠民工程

12、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围绕便民服务、执法监督、权益保护、办事公开等方面，确定2012年法治惠民项目。注重抓好执法规范化、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等法治实事项目，坚持项目化管理，工程化推进，加强评估考核，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高法治惠民实效。

13、启动法治维权中心建设。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为切入点，紧扣维权主题，落实法治惠民举措，健全工作机制，实现法治惠民常态化。在卫生局、人社局等单位建立相应的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维权中心，保护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14、加强基层执法司法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动基层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从工作实际出发，以便民为根本，以服务为目标，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便民服务设施，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满意度。

六、切实加强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

15、加大领导力度。各村居、各部门要将法治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部署工作中强化依法治政理事的意识，并把法治建设纳入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承担起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分管领导具体抓好工作落实。人大要加强对法治建设工作的视察、检查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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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改居；快速城市化；农村社区；城乡统筹

Abstract: Changing Villages as a top-down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urbanization, is becoming in the villages, especially in urban fringe shift to the city an important model. But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 basic concept and content from Changing Villages, analyzes Changing Villages landless farmers to protect public infrastructure improve low low community leaders mechanism to coordinate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ow four key issues, and tackle the problem from landless peasants itself, government regulation, community leadership and coordination, improv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spect of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Keywords: Village changed ranking;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communities; urban and rural areas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1.前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高速时期，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数量日益增加，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村改居是促进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逐渐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但“村改居”不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它涵盖了包括道路、环境、活动场所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模式的转换，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过程中出现的、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居民主体意识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正视。

2.“村改居”概念分析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模式，通俗意义上来说，即农村村民委员会改城市居民委员会[1]。“村改居”也是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村民对于经济模式的转变，就业方式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发展到城镇化水平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发展形成的由农村管理模式向城市社区模式过渡的改革。其直接目标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加速城市化进程，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推动村改居的工作应该与解决村改制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步进行，处理好政府利益与居委会利益，居委会利益与村民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考虑村民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注重各阶层利益的和谐，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村改居”社区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村改居”社区覆盖，是实现“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途径，为建设经济发展、环境优美、政治民主、服务配套的新社区打下坚实基础。

3.“村改居”社区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3.1政府对于失地农民保障程度低

土地是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大部分失地农民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在市政设施使用、社会保障、就业政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一旦补偿用完，既没有了可耕作的土地，也没有相应的就业岗位，成了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状况自十七大以来有了很大的改观，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设施逐渐普及到农村，但这毕竟只是最基本的“低保”水平，而原本由村民和村集体承担的农村管理和建设费用转由政府负担，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承担能力有限，在改制过程中大量的管理和建设费用、原村民的福利开支等仍由集体经济承担，而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市场等，一时间也难以容纳所有 “村改居”人员，改制后的村民仍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

3.2规划建设水平低，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完善度低

“村改居”社区由农村发展过来，规划观念淡薄，重建设，轻规划的情况严重，上级政府对于转制社区发展目标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正确，影响了规划建设质量。

“村改居”社区基础设施费用主要经济来源于政府的资金资助和居委会自筹一部分资金。然而，政府财政负担有限，由农村专制而成的城市社区居民点本身基础设施建设就比不上城市地区，原本的村委会经营项目非常局限，收入不固定，社区服务的福利性特点决定了其利润较低，很难吸引到较为广泛的社会投资，政府的资金补助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已转为城市社区的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越来越广泛的要求，社区服务项目往往以低偿或无偿为主，自身积累能力较差，甚至难以维持现有设施正常功能的发挥[2]。贫困地区社区治理在资金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不论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作为一级组织发挥的作用在宏观上大同小异，贫困地区的村组织在进行社区建设时更加步履维艰。

3.3社区领导机制协调度低

在当前村改居社区建设进程中，由以往村委会转为居委会的社区自治主体角色定位尚未明确，村委会自治功能不断弱化，行政功能日趋加强，其工作运行过程更像一个政府组织，而非自治主体，以往的村委会不能适应城市居委会的领导方式，上级政府对于“村改居”形成的社区管理与城市社区管理方式不加区分，管理目标体系与社区领导协调机制尚未完善，多元化主体之间的自我调节机制尚未形成，这些社区公共管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村改居社区管理效率低，规划目标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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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管理需求的增长

自2005年至2013年，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7.86%,将近一半的人口实现了城镇化，年平均增长率达到0.044%，如表1所示。随着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区域———社区的数量也必然增加，对社区管理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社区信息化则是应对这一需求的有效手段，无论是原有的社区还是城市化进程中新建立的社区都倾向于接受对社区的信息化改造。从社区治理效率上来讲，信息化之前的社区由于需要承接大量上级政府的行政事务，缺乏对社区服务与自治的引导，导致社区治理缺乏人文关怀，治理效率偏低，再者政府与居民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也妨碍了政府透明度目标的实现。社区信息化建立以后，众多信息平台的建立方便了居民对政策信息的查询、了解，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由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带来的效率红利也使得更多的资源能够下沉到社区服务与自治中去，从而带来社区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提升治理水平

首先是从管理走向服务的治理方式的转变。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服务型政府。社区信息化通过将向上承接行政职能的电子政务和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社区信息平台融为一体而后加以流程再造的方式，使得社区事务办理流程化，方便居民的同时提升了基层行政效能，而行政效能的提升使得社区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居民提供服务上。其次，从被管理到自我管理的转变，社区信息化注重居民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如黄山市通过完善金融社保卡在社区的使用环境，以及对居民应用信息化能力的培训，让社区居民通过终端查询自己的社保信息以及办理相关业务。再者，社区信息化也有力地提升了社区管理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尤其体现在社区治安上，社区警务通过采集“人、地、物、事、组织”等的基本信息，建成网格化信息平台，并通过信息的动态更新实时掌控社区的基本情况，使得破案率大幅度提升，社区信息渠道的畅通还使得社区能够建立矛盾基层化解机制，通过将居民之间的矛盾化解在基层、消融在基层，形成危机管理的有效手段。

（三）政府购买服务助推经济增长

社区信息化是应用现代通信技术ICT，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构筑社区政务、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小区及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平台和通道，并与现实社区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与社区有关的各个成员在沟通信息时更加充分有效地开发、共享和利用社区信息资源。[1]1-3社区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社区层面的应用，因此必然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无论从财政支持还是总体规划上看，政府都是当前社区信息化建设的主导者，但由于实践中政府缺乏信息技术以及信息人才的局限性使得政府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与企业合作，这就无形中使得政府成为企业的顾客，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与企业合作推动社区信息化建设产业化，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与就业。

二、社区信息化建设的问题分析

社区信息化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长久有效的财政支持、高效率的信息采集与共享机制、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以及配套实施的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都是信息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安徽省在社区信息化的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与教训，对其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化建设，同时还能获取一些借鉴性意义。

（一）顶层设计不足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各信息化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对社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一，有的甚至阻挠信息化的建设工作，给具体建设工作增添了阻力；其次，权力配置不够清晰，体现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主体上，建设主体应该全权负责信息化建设并且承担信息化建设的责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信息化建设的主体并不明朗，从安徽省来看，各地的建设主体分别有综合治理委员会、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民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建设主体不一不仅带来建设风格差异而且也不利于后期的行政问责；再者，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要做到公平地实现各市、各社区的信息化建设，首先就要在资源分配上做到公允、公正，目前来看，政府对于各地区信息化建设的财力与物力分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文件，这就有可能导致信息化建设各地区良莠不齐的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二）财政支持机制不够完善

科学的财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长效的财力支持是社区信息化建设与有效运作的保障，目前安徽省的社区信息化建设投入几乎是由政府包办，资金主要来自省市以及区的统筹供给。但是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持续性运作，让建设的成果真正惠及全社区的居民，其运作资本不能单靠财政的转移支付，依照国外来看，虽然在建设初期主要由政府出资进行倡导并支持，但建成以后的运作主要靠企业与社区力量的参与。目前，国内的社区信息化在运行上还缺乏企业与社区力量的参与，急需改善。

（三）信息难以共享

信息不能共享，也就失去了信息的价值，完善的信息采集与共享机制是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有效保障。社区信息化一般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它是采用城市网格化管理理念，划分社区网格单元，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实现对社区“人、地、物、事”等要素的精细化、主动式管理。如图1所示，阻碍信息共享的因素来自于各个方面，但各单位应用系统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不同的系统开发技术、接口标准、兼容度都不一致，阻碍了信息的采集与共享。省市之间，部门之间的条条框框是导致信息不能共享的另一重要因素，特别是涉及到企业办事项的工商、税务、国土、人口、计生等部门的信息库都集中在省里，导致省市之间信息共享不足，有的县区、部门甚至提出构建自己的信息中心，这又将加剧信息共享的难度。另外，信息安全与信息法治环境的缺乏也是信息缺乏共享的原因，各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担心公开信息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或责任，不愿意主动公开信息。社区数据中心的建立要求收集到每一住户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身份特征以及社区的人员流动、甚至是社会关系等状况，对个人隐私来说带来很大的挑战。

（四）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

社区信息化的运作不仅需要资金上的支持而且需要人力资源的配套，社区信息化产生了对信息技术人才及社区管理服务人才的极大需求，但是原有社区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和结构上均与社区的需求相矛盾。社区工作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撤销街道办过后部分人员下沉到社区，如安徽黄山市、铜陵市的做法；二是原两委成员到社区兼职，如宿州市由两委成员兼任网格员的做法。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人力资源的成本，但由于原有管理人员缺乏信息化的意识、能力以及从管理转变为服务的意识，难以做好社区信息化工作，导致人力冗余而无所用的结构性困境。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又从属于基层的缘故，导致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工资不高，福利短缺，省市政府每年招录到社区工作的大学生，只是把社区当作进一步晋升的跳板，很多人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就会通过报考公务员、研究生、进企业的方式离开工作岗位，人才流失使得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成为摆设。

（五）行政任务挤占社区自治空间

朱健刚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层已逐渐形成政社分离的趋势，他认为：“社区自组织的蓬勃发展以及基层社区中公民行动主体的积极参与构成了当代基层社会政社分离的趋势,但是基层行政体制还尚未有完善的制度来应对这一趋势[2]39-42”。可见基层的政社分离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政府行政职能的行使严重依赖社区的现状便是当前阻碍社区自治的一大诟病，由于社区资源的有限性，社区自治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渗透必然挤占社区自治的空间，如图2所示。社区信息化在两个方面增加了社区自治的空间，一是信息化带来了行政效能的提升；二是信息化带来组织结构形式从垂直性到扁平化的变迁，这就使得区里的资源可以直接下放到社区，为社区自治空间的培育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以上两者的实现依赖于社区职能的科学合理定位，即社区行政任务与自我管理应严格划分，行政任务不可占用社区的资源与人力，如此社区才能致力于自治。目前，安徽省各地对街道和社区的职能尚缺乏合理科学划分，社区工作任务过于繁重，许多部门为图自我方便，将大部分工作下放社区，极大地占用了社区的人力与物力，使得社区角色错位，无暇开展自治活动。

（六）体制改革滞后

何颖在其对政府职能转变原因的分析中指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是政府职能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3]327”。社区的信息化要求社区管理体制变革范围和程度要与社区的信息化建设相匹配。信息化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若没有社区管理体制变革的配套实施，信息化便只能体现工具性价值，而不能展现其以人为本的自我服务与自我治理的公共价值。就安徽省信息化建设情况来看，如何处理街道与社区的关系，如何解决8小时之外的居民服务需求，部门间相互扯皮、推诿如何解决，干部懒政、惰政等这些行政缺位、越位、错位问题，都急需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来解决。安徽省各地大多把社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放在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信息化平台搭建上，对于社区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对安徽省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安徽省社区信息化建设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社区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需从顶层设计做起，统筹推进完善与社区信息化建设相关的各项工作，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顶层设计

社区信息化的运作是一个由财政支持机制、人力资源保障机制、信息采集共享机制以及后期的绩效评估共同组成的一个协作系统，只有系统的各要素相互合作，相辅相成，才能形成社区信息化的合力。因此，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如图3所示，政府应以顶层设计环节为契机，统筹好与信息化建设有关的资金、人才、信息共享、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具体来看，在信息化建设的初期，应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宣传力度，统一意见，消除观念上的障碍。全省应做好统一规划，确定好各部门的权责体系，确定好信息化建设的主体及其承担的责任，在权力配置、人力配置以及资金配给上做好统一安排。另外，资源的分配要做到公平、公正，实现全省均衡发展。针对落后地区，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与资源配置，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让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公平地惠及到每一个人。

（二）充分调动多主体资源

社区是一个蕴含无限商机的地方，尤其是家政服务这一块。社区信息化产业链非常丰富，对于软件开发商、设备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系统开发单位以及系统建设与运营单位等主体来说，社区信息化建设都是一次机遇。孙宇、王金祥从三维视角透析社区信息化建设，认为“政府组织是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的主导者,企业组织是社区商业服务信息化的提供商,自治组织是社区自治服务信息化的生力军。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和自治服务的信息化构成社区信息化建设的三大支柱”[4]58-60。因此，安徽省信息化建设，完全可以采取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的方式，通过系统招标、服务外包等方式引入企业的竞争机制，只要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交予企业来运作，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效率，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社会组织是指政府之外的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实体，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自治性等特征，其基本特性决定了其可以弥补政府与企业的缺陷，据统计，安徽省青年社会组织共有337个，其中就有260多个青年组织活跃在社区，极大地促进了社区服务与管理水平的提升。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已经被理论与实践证明，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应通过建立准入机制，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化运作或者引导除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组织等社会力量来兴办诸如社区教育、养老、休闲、娱乐、日常管理等服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特别是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功效，减轻信息化建设的负担，以此来保证社区信息化的长久运作。

（三）依托法律破除信息共享障碍

信息共享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居民担心公开信息对自己不安全，不愿配合信息的采集，政府部门条块分割严重，担心给本部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又没有外部的硬性制约，自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通过加强立法与执法，对上下级部门与同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实行硬性约束，对公开信息和非公开信息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保障公民的合法隐私权，另外还要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宣传，减轻部门与居民对于信息公开的心理负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信息共享机制，使信息共享得以规范化运作则是当前的主要目标，可以逐步借鉴推广实施效果好的地区的做法，比如芜湖市通过在省辖市建一个综合数据中心，搭建一个信息化平台，然后各部门、各县、各乡镇、各乡村配套建设自己的平台来共享省辖市的数据，这种做法不仅避免了“信息孤岛”现象的形成，而且避免了下级各单位的重复建设。

（四）加大引进人才力度

解决好此类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公开招聘，引进信息化专业人才。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的薪酬制度，逐步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将人力资源保障机制纳入财政预算，吸引专业人才的加盟。二是加强对原有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增强他们的信息应用能力。三是要加强对社区公益性组织与社区志愿者的培育，如黄山市通过降低门槛，实施备案制度、提供服务场所的方式积极鼓励社区组织到社区开展活动，宿州市通过建立志愿者服务工作站，吸引大批志愿者投入到对社区弱势群体的照顾以及信息采集工作中等，这样既培育了社区组织的自治能力，而且为社区输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极大地助推了社区的信息化建设。最后要合理划分网格，再造政府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避免人浮于事。

（五）协调社区行政与自治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大背景下，社区自治并不是对政府的排斥，两者之间应是新型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社区行政与社区自治应该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我国目前政府职能转型不能跟上社区自治的步伐依然是长期的阶段性特征，政府行政对社区依然有一定的依赖性，完全撇开政府行政，单纯搞社区自治还不太现实，因此当前应当明确疏堵结合的主导思想，对于政府管不过来、需要社区协助的行政事务，比如对社区花草树木、基础设施的养护、协助城管、环卫部门对社区环境卫生的管理等，可以交予社区社会组织或居民帮助施行，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行政负担，还可以间接培养社会组织与居民的自治能力。另外，过多的行政任务必然会损害社区的自治，需要建立并且严格执行社区行政工作准入制度，严禁政府部门的随意摊派。

（六）配套创制新型社区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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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管理；社区服务；政府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现状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至此各地区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具体而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基本经验可归纳如下：

1、初步实现了城市公共部门依法治理与城市社区依法自治的衔接与互动。自2011年以来，我国很多城市进行了街居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力图规范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角色职能，让社区自治组织从行政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全力做好居民自治工作街道办事处集中做好行政工作。

2、突出了民生导向加快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的突破口。近年来，我国城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以街居公共服务改革为突破口，城市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和下沉加快。当前，我国城市区和街办两级在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设立区、街办、社区三级公共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站，加快了行政和其他便民服务下沉社区的广度和力度。

3、高度重视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社区公共文化是社区治理的软实力之一，是社区发展的动力基础，是一个社区区别他社区的本质表现。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在大力打造社区环境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通过开展一系列居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增强社区发展的软实力。

二、当前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转型时期，承担着社会治理使命的我国城市社区，受传统街居管理路径和居民素质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还需要我们以与时俱进的实践精神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1、社区承担了太多社会事务职责，但管理权力却未得到相应调整。各条线在社区各设一套班子，对社区服务建设总量不少，但因是“小而全”，相互之间没有实现充分整合。如民政部门重视对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服务，卫生部门大力推进社区卫生康复治疗服务；文化部门提倡社区文化设施的充分使用，教育部门要求发挥社区教育功能等等。这些社区服务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和重复性，这其实是旧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矛盾在社区管理体制未得到充分完善时期的表现。对社区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问题。

2、政府部门在社区管理中存在“越位”问题。有些政府部门仍在行使本应由社区企业行使的职能，有些政府部门承揽和包办了许多本应由社会自治组织办理的事物，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和管理居民委员会工作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的存在，街道办事处还时常干预社会中介组织行使社会职能。

3、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完善。社区治理要发挥合力功能，必须有一系列的规范、制度、秩序与运行机制。既要确定各组织及其成员相互交往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又要规范对越轨者宽容的限度。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制度设计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对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还没有明确界定其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二是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受各自条条的领导，按条条的指令行事，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在社区事务上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行为规范，让社区成员来共同遵守。对于社区行为越轨者，社区组织也缺乏行政上或法律上适当而有效的惩罚；四是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条块结合的监督机制，有关专业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对它们的工作质量和一些不正之风难以进行监督与制约。

4、社区管理工作人员队伍薄弱，整体专业化程度偏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力资源“下沉”基层社区的动力基础与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我国社区社会工作者严重不足，社区人才总量缺乏。一方面，城市社区依然存在着不少街居干部由老、弱、妇组成的状况，已不能适应社区治理的新需要，迫切需要文化层次较高，经过专业培训，懂得现代社区治理，熟悉市场经济的社会工作者等各类人才来充实城市的社区治理工作。另一方面许多青年人不愿意到社区工作，即使是那些通过“一居一大”等方式到社区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只不过把社区作为自己的“跳板”，很少有安心社区工作的。

三、解决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城市社区治理工作的必然要求。我认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深化社区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认真转变职能，真正做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理清和街道办事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治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辖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使街道办事处对社区是工作上的指导和监督、资金上的支持和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废除街道办事处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社区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真正落到实处。

2、转变政府职能。要进行社区治理首先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下改上不改”的现象，社区治理才能取得成效。就马村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实践来看，各个职能部门还是把街道办事处看做是自己的下一级政府，想方设法的推卸责任但是却要揽权。而街道办事处自己的人员配置都有限，最后就把工作又压给社区。所以社区治理的头等大事就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这也是最关键、最困难的一环。

3、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模式。在下放工作职能的同时，要明确社区工作经费拨付标准，社区为有关职能部门代办业务时，可以按规定向服务对象开展有偿服务。总的看来，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存在四种方式：一是政府部门只出人不出钱，政府部门向社区派驻人员完成部门职能。二是政府部门只出钱不出人，政府部门筹资向社区居委会“购买服务”，社区居委会招聘人员完成。三是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放权，社区居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委会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

4、组建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社区的需求也出现了多样化。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工作纳入到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刁‘投身到城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者的学历教育、岗前培训、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使社区工作者队伍尽快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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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县联社领导班子围绕供销社供销社经过股金清整和企业全面改革，供销社面临新的形势，需要不得地总结和探索，一年来，个人坚持不断学习供销社的业务知识，法律知识，市场营销等，特别是在发展专合组织中，个人通过学习，借鉴外地经验，提出大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取得明显效果。2004年还先后参加了县委组织部举办的为期1周的干部轮训班的学习，公务员知识培训和考试，四五普法知识考试，通过学习，使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工作思维都发生变化，为全盘掌握指导供销社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转变职能，强化服务，狠抓发展，强力推进供销社工作再上台阶

（一）理清思路，转变职能，落实任务，增强系统员工工作的主动性与责任感

在供销社股金基本兑付完毕，企业和人员进行改革后，全系统干部职工集思广益，认真分析研究供销社继续改革与发展的问题，通过职工会议，集体献言献策，明确确立了供销社必须坚持为农服务的宗旨，立足“三农”，从建立专合组织入手，以产业化经营为纽带，全面发挥供销社长期从事流通，网络健全的优势，推进大英优势农业项目的建立和快速发展，体现供销社的地位和作用。

在年初，县联社根据全系统的工作实际，结合上面的安排，制定了全年工作目标与措施，为了保证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实行目标责任制，县联社主要领导与企业负责人签订了年度目标责任书，并交纳了年底工作责任金。对县联社机关分科室和人员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签订机关科室目标责任书，企业和科室人员的年终考核与年终奖励挂钩。通过目标责任制管理，使企业与科室目标任务更明确，工作责任感更加增强。

（二）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强力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

2004年，是大英供销社系统专合组织发展年，全系统围绕这一中心工作，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县发展各类专合组织8个，入社农户1140户，集中资金300元，专合组织人均增收元。在发展专合组织中：一是充分发挥供销社的组织优势，县联社专门成立了五个工作组，组建了合作经济办公室，落实专职工作人员，明确了职责和任务，深入全县乡镇，进行分类指导，引导，同时，县联社印发各类宣传资料2000份，制发合作经济简报10期，直接到乡镇村社举办专合组织培训8次，免费赠送合作经济组织示范章程50份，在大英电视台制作播放选择合作经济专题电视节目4期，使专合组织思想认识逐渐深入人心，为专合组织发展推广奠定了基础；二是发挥供销社网络人才优势，为农村专合组织发展提供助推剂。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棉花，农资和其它农副产品营销网络，为专合组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场地条件，解决专合组织运行之初的诸多问题，全年为专合组织优惠提供棉种，化肥，农药等物质40吨，让利8万元，安排生产技术人员70余人次为农民提供配方施肥，科学用药，病虫害防治，解决专合组织生产技术问题；三是多种形式组建专合组织，根据当地产业实际情况，县联社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棉花为主的科技服务性棉花专业合作社，以隆盛犀牛石村养兔为主的大户带动型养兔专业合作社，以河边马尖坡村优质柚子，柠檬为主的流通引导型的水果专业合作社，以金元永镇桥村玉米制种为主的产业开发型的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四是产销互动，发挥供销社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对组建的专合组织，供销社利用多年从事经营的优势，实行内引外联，供销社组织专业合作社走出去，了解市场，引进外地客商到大英实地考察水果，花椒，花木以及优质水果项目10次。同时，供销社利用所属企业积极参与专合组织的产品销售。2004年，县联社先后组织专合组织负责人6次到金堂，德阳，重庆新津等地开拓市场，解决大英县水果，食用菌，兔子的品种改良和市场营销问题；引进四川省棉麻公司到大英直接与专合组织联结，2004年，除专合组织自身能够销售的外，通过供销社的渠道销售已经占到％。

（三）适应市场，转变观念，恢复和发展供销社传统购销业务网络体系；

传统业务既是供销社为农服务的依托和基础，也是供销社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积极发展专合组织的同时，供销社系统转变观念，整合资源，理顺渠道，实行开门开放办社，使传统业务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是抓住棉花产业不放，从改进品种入手，通过引进山东标杂1号棉花新品种，对大英棉花进行品种更新换代，在河边试种取得可喜的成果，解决了原品种病虫害多，劳力代价大的缺点；引进省棉麻公司共同制定发展大英棉花生产的长远规划，实行分片区发展，以专合组织为载体，精心指导，产前，产中全方位服务，有力地推动了我县棉花生产的发展。在收购中，方便棉农，广布网点，实行预约收购，订单收购棉花，在金融部门没有贷款的情况下，供销社多方筹集资金，保证了棉花收购。以开门开放办社，重新整合农资经营。以供销社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为载体，以联合，连锁，承包等形式，积极开展农资经营，全县供销社农资经营网点达33个，农资经营份额已占全县的90％，玉丰，天保等乡镇已占100％。在开展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供销社实行联合合作，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参与粮食收购600吨。

（四）全员发动，落实责任实现招商引资再上台阶。

按照县委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供销社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招商引资纳入企业和机关科室年度目标责任制，并作为考核内容，同时结合供销社实际，立足三农把招商引资同大英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发动全系统员工利用各种关系，坚持内引外联主动出击，广泛向外宣传，介绍大英，通过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引进了亿家能饲料生产企业，四川省棉麻公司在大英设立分公司等3家企业，超额完成了任务。积极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对棉花，花椒生产积极进行项目包装，争取资金，再扩规模。对引进的企业认真做好服务促进引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县联社领导和客商深入企业，为企业解决，协调资金，技术，市场等问题，保障引进企业再大英健康发展。

（五）立足社情，强化管理，保障供销社工作的正常有序运转。

在既要解决供销社遗留问题，又要加快发展的情形下，加强供销社管理是保证科学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1，进一步强化资产资金管理，设立基层社管理办公室，对基层社的资产实施统一管理，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处置社有集体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不流失；对资金实行一支笔管理，统收统支，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供销社发展和改革遗留问题的处理；2，厉行节约，严格费用开支，一切从节约出发。招待费实行先请示，并办理就餐手续后就餐，坚决控制接待标准，全年招待费大幅度下降。3，积极做好剩余股金的经常性兑付，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股金的兑付；4，加强县联社机关日常事务管理，对档案，计生，卫生，安全保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明小区建设工作做到制度健全，规划合理，日常工作到位。

三，加强三个文明建设，促进供销社各项工作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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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着眼于服务第一要务，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努力提供优质服务。

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法律服务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职能作用。一是围绕“重点”工作，承担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整合律师、公证、调解等资源，积极宣传城市建设和拆迁安置工作的政策，规范拆迁行为，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拆迁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今年以来，共参与县领导接待12次，参与解决政府重点工程建设和社会治安突发事件4起。二是积极办理各类公证案件，有效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今年以来，共办理公证案件587件，其中涉外公证168件、涉港澳台公证8件。三是积极推进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今年2月，我局整合资源，建立了法律服务中心，采用“窗口化、综合性一站式”服务模式，开设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服务等窗口，建立残疾人无障碍通道，服务群众办事。推行各项便民利民服务新举措，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使法律服务中心成为司法行政更好地服务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服务重要窗口阵地。我局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运行迄今已有九个来月了，据统计，日前分流人民调解纠纷案件54件，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17件（其中刑事辩护41件、民事158件，公证援助18件），接待法律咨询579人次，咨询引导有偿法律服务200件（其中律师法律服务109件、公证服务87件、司法鉴定4件），发放法制宣传资料178份，接待社区矫正咨询服务37人次、安置帮教咨询服务33人次。法律服务中心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为全县169个行政村和7个社区配备法律顾问，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实现关口前移，降低法律风险。五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积极推行“一站式”法律援助模式，发展完善法律援助“一小时服务圈”。规范法律援助申请制度，简化审查程序，将特困企业职工、返乡农民工、生活困难的被征地农民以及新失业人员等纳入重点援助范围。继续关注玩具企业民工讨薪讨债以及企业向公民个人借款引发的纠纷，及时给予群众最大限度的法律帮助。今年以来，共承办案件217件，其中民事176件，刑事41件，公证援助18件。

2.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加强人民调解和星级司法所创建工作，夯实“第一道防线”根基。一是抓好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结合“两排查一促进”活动，以开展“十佳人民调解能手”和人民调解“十大”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今年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552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0.9%，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530件，调解成功率为98.6％；涉及当事人3489人，协议涉及金额1776.39万元，预防纠纷829件，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1件1人，防止民转刑12件30人，防止群体性上访10件112人，防止群体性械斗4件29人。二是全力做好人民调解员的分级培训工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我局自5月11日举办的人民调解业务知识培训班开始到10月底，全县各行业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及10个乡镇（街道）、村居（社区）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763人都进行了分级培训，培训班全部由经验丰富的法官、律师、基层科工作人员讲解。授课内容分别为《人民调解法》和贴近农村、农民生活的常用法律法规，以及《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制作，同时深入细致地培训了调解的原则、方法、程序、步骤、技巧及注意事项等几个方面内容。今年的培训班打破了以往的纯理论教育形式，注重联系人民调解的工作实际，抓住薄弱环节重点讲解。培训内容深入浅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案例分析及讲解贴近实际，操作运用性强。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先后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三是开展星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根据上级要求，明确司法所组织、队伍、业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内部管理工作目标任务，明确责任，整合资源，加强协作，多沟通，多汇报，多争取，实现司法所基础设施标准化、队伍建设专业化、业务工作法制化、所务管理正规化。今年，司法所被省厅评为四星级司法所。

3.着眼于维护社会稳定，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降低重新犯罪率。截止目前，全年共接收72名，解矫65名，现在册社区服刑人员149名，其中缓刑120名，假释11名，暂予监外执行3名，剥夺政治权利15名。重新犯罪1人，重新犯罪率0.46%，在册刑释解教人员549人，重新犯罪7人，重新犯罪率1.3%。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做好此项工作：一是全面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矫正对象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全过程监管措施，使日常监管和服务机制更加到位，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成效。同时要全面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学习，提高社区矫正对象在今后改造中的思想觉悟和法律素质，端正矫正态度。二是开展“社区矫正基层组织队伍建设年”活动，狠抓执法队伍、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志愿者三支队伍建设，按照20：1配备协管员，1：1配备志愿者，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小组不少于3名成员的要求落实队伍，提升队伍工作能力和素质。三是切实加强行政村、社区、企业社区矫正工作站的建设。积极依托和整合“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等社会管理创新载体，以及村（社区）综治工作站、治保调解组织和乡村（社区）法律顾问等各类资源，扎实推进村（社区）帮教工作站建设，努力将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社会适应性帮扶等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基层第一线，协助司法所做好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减少社区矫正人员脱管失控和再犯罪。四是全面排查社区矫正对象。以开展“六查五包四化解”活动为载体，结合5.22事件，加强重点对象、危险分子的排摸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拿的出；落实重点对象的管控措施，内紧外松，不离视线，把责任分级落实到村、到点、到人，因人设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通过“读心教育”，确保再犯罪现象控制在可控范围；要宽严相济，温暖帮矫，更多关心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生产生活情况，增进感情联络，通过帮助解决子女就学、就业安置、落实低保、民政救济等形式开展“感化式”帮教；强化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的“无缝对接”，避免在人员交接的重要环节出现“脱漏管”；重视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的“一人一档”规范管理工作，全面记录、更新各项管教措施，做到有卷可查。五是为了做好刑释解教安置帮教工作，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及时出台了《县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实施细则》。

4.着眼于推进依法治县，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化法制宣传效果。一是深化“法律六进”，创新载体，全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项主题活动。我局成立的普法小分队，积极深入机关、企业、学校、乡村，为他们送去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在今年3月，我县在全市建立了首家纳税人学校，县160多名企业法人代表、财务负责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代表等走进县国税局接受了“国税抵扣”、“税收法规”、“电子申报缴税”等方面的税务、法律知识培训，并面对面与国税干部进行咨询和交流；4月份，我县举办了全县人民调解员培训班，有针对性地宣讲调解法，提高了调解人员面对各种复杂、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方法和技巧；5月份，组织全县中小学开展以创“平安校园”为主题教育的演讲比赛，提高了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使他们掌握了必要的交通安全、饮食安全、消防安全和防范意外伤害等方面的技能，增强了学生自救互救的能力，为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份，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法学讲座，邀请大学夏立安教授讲授《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制保障》，县、部门、乡镇、街道领导共200余人听取了讲座。同时今年还积极部署开展了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省《统计法》和《省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知识竞赛、金融法律知识竞赛、“开展普法宣传，推进法治”摄影书画比赛等活动。在“开展普法宣传，推进法治”摄影书画比赛活动中我县选送50余张（幅）书画、照片参加比赛并取得优良成绩，获得优秀组织奖，获摄影类三等奖一人、优胜奖一人，获书法类优胜奖一人，获绘画类三等奖一人、优胜奖六人。二是“民主法治村（社区）”、“诚信守法企业”创建工作取得新成效。加强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指导，提升创建工作质量，做好省级、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推荐申报工作。现凤凰山街道柘园村被新命名为市级民主法治村，紧水滩镇金水坑村推荐申报省级民主法治村。11月，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考核组莅临该村检查考核后予以高度肯定。积极部署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建工作，促进企业依法管理、依法经营、诚信守法，优化市场经济环境，有效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今年，我县衡大木业有限公司被评为为市“诚信守法企业”创建工作先进单位。截止目前，全县共创建县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29个，达标率73.71%，创建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28个，省级民主法治村5个。创建市级“诚信守法企业”3个。三是积极开展“普法农家院”创建试点工作，营造浓厚的法律氛围。今年我局认真按照《关于开展市“普法农家院”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开展“普法农家院”创建有关工作，充分利用和整合农村文化示范户、农家书屋、农家乐、村级组织现有办公活动场所等资源，配置书报架、书桌、电视、多媒体、法制宣传栏等必要的普法设施，在农村建立自主管理，以普及法律为目的的公益性法律服务设施，努力改善农村法治环境，努力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法律需求，使人们在休闲娱乐中感受法治的氛围，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现已初步完成了枫树湾等三家“普法农家院”创建工作。

5.着眼于规范执法行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建立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机关建设，提高行政效能，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组织律师为县委、县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提供法律意见，促进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法制化。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对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相关配套制度，严格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全年无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件发生。

6.着眼于队伍建设，全方位开展三项活动。

一是全方位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谋求司法行政工作新突破。为落实县“思变思进思发展，创业创新创一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今年3月份，组织局中层干部赴长兴学习考察，在学习考察中开阔眼界，以长兴司法局为标杆，全方位查找自身思想观念、作风状态、方法措施、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差距，深刻认识自身不足与差距，通过召开中心组学习会、干部学习会、座谈会和讨论会等多种形式，明确学习的目标和方向，明确改进的方向、方式、方法。出台了《县关于司法行政服务“奋战之年”的若干意见》，弘扬“冲、拼、抢、闯”的精神，把大讨论活动的成效落实到更好地为促进民生问题解决服务上。

二是全方位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增强司法行政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出台了《县司法局关于深入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及时进行了动员部署，重点抓好干警集中开展大学习活动，组织广大干警进行集中系统学习，深刻领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通过开展扎实有效的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干警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能力、纪律作风。

三是全方位开展“进村入企”大走访活动，密切党群关系。按照《“进村入户大走访”活动》实施方案（云农办【2013】4号）和《组织开展“两排查一促进”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云综委【2013】2号）两份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情况，我局广泛深系点紧水滩镇乌弄坑村、渡蛟村进行走访。通过采取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方针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职能职责，下发《农户基本情况反馈表》了解民情民意。积极为村集体项目联系部门争取项目支持，为渡蛟村解决了几年来村干部想解决而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村民自来水管网整体改造工程以及茶叶基地水利喷灌工程项目的资金问题；帮助乌弄坑村解决B类灾害区避灾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帮助解决了该村归正人员暴力精神病患者叶宗呈困难户的司法救助资金，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心，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同时我们还开展“两排查一促进”活动，结合司法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把走访与排查矛盾纠纷结合起来，与刑释解教及社区矫正对象调查摸底工作结合起来，与完善村级民调组织、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组织等结合起来，逐户走访，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共排查矛盾纠纷869件，成功调处848件。通过活动，不仅排查了一批农村不稳定因素，化解了一批社会矛盾纠纷，而且推动了当前农业农村各项工作的落实，转变了机关工作方式，密切了党群关系。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1．社区矫正监管基础工作比较薄弱。虽然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公、检、法、司情况通报、矫正工作站与乡镇司法所情况通报、矫正工作站与派出所核查核对等制度，但在具体工作还存在制度执行难到位、衔接不及时等问题。社区矫正中心和4个直属所承担了全县4个街道6个乡镇乡镇矫正对象的监管任务，工作压力大。

2．调解工作面临更多更大的考验和挑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力量薄弱，农村调解员普遍存在年龄老化、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难以保证矛盾纠纷得到及时高效的调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调机制还不够完善，调解衔接面过窄、信息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依然存在。指导协作机制不够健全，调解经费保障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3．司法行政队伍的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几年，我局人员调动频繁，专业人员紧缺局面尚未得以解决。县公证处、县法律援助中心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公务员、法援律师均为1人，其余为临时聘用人员。我县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2003年成立时，合伙人三人，2006年一合伙人退伙，即将导致律所不符合设立条件，只得到外县邀请一执业律师参加合伙，才予以维持。几年来，执业律师总数只增加一人，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一直还限于传统的诉讼业务。现有人员状况不利于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不足以保证所有案件得到及时高效的办理，也不能满足建立乡村、企业法律顾问的需要。

4.经费紧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作的开展。

（三）2013年工作要点

1.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重点加强人民调解能力建设，充实调解员队伍。加强与卫生、环保、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加快专业调委会建设，有效化解劳资、医患、交通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做好诉调衔接工作，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避免和减少群众集体上访。

2.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建立有效的社区矫正社会监督、管理、教育、矫治机制，强化社会教育改造罪犯的功能。加大走访力度，通过教育学习、心理咨询等方式增强矫正效果。逐步建立完善罪犯劳教人员刑释解教时狱（所）内外“无缝连接”机制和帮教机制，切实做好归正人员帮教延伸工作，适时组织探监，最大限度减少重新犯罪。

篇9

关键词：看病难看病贵；影响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7-0084-04

切实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这一症结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是有针对性地破解难题的起始环节。

1.医德失位是首要因素

目前，80%以上的医患纠纷是因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引起的。由服务态度引发医患纠纷，深层原因是医务人员没有能正确认知和履行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医德“失位”，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客观上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利益矛盾大量涌现，现存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明显减弱，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之中，二是主观上由于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和现实的医院生存发展问题，医务工作在注入经营理念，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削弱甚至忽视了医疗卫生的社会福利性和服务性。因而，伴随医疗卫生事业“转型”的是医德的“失位”，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务工作是否要坚持和恪守医德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出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德如何定位的问题。

医务工作注入经营理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但注入经营理念不能淡忘甚至忽视医务工作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务工作的效率效益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医务工作的良好服务和医疗质量为前提条件的。医疗服务利润链表明，医疗服务的利润增长与病人对医院的信任度相关，当病人的信任度上升5%，医院的利润将会上升25%以上［1］。因此，在医院经营理念中最重要的应当是如何赢得病人的信任，这是保持医疗市场份额，取得经营效益的最重要环节。而病人的信任度与病人对医疗结果的满意度相关，只有病人对医疗结果以及医疗服务、医疗价格感到满意，才会产生信任度。并且这种信任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不断地波动。因此，医务工作中注入经营理念，不但不应动摇医德观念，相反应当强化“无德不医”，在忠实承担和履行医务工作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通过提高医疗质量，赢得病人的满意和信任，获得真正的效益。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首先必须从提高医德水平着眼，始终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树立良好医德，规范医疗服务，既要为患者提供方便快捷适宜的医疗服务流程，及时消除或减少患者在获得医疗服务时心理和经济上的压力，又要直接参与协调和解决患者从门诊到住院、会诊、转院等就诊环节，保证患者的医疗护理信息能及时随着患者的转移而转移，保持对患者热情而周到的连续性医疗服务。

2.医技欠缺是重要因素

医技水平与医疗效果直接相关，医技水平高，医疗效果好，患者信得过，医务人员自然有威信。如果学业不专，医技不佳，即使出于良好动机，也会给医疗效果带来副作用，使病人承受更多痛苦和经济负担。而医生因责任心欠缺造成的医技事故，对患者的伤害则无异于谋财害命。

对由医技原因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要作具体分析，有些是由于对医技钻研不够或责任心不强等主观原因造成对患者疾病的误诊，丧失治疗时机；有些是由于医疗行为本身存在未知性和风险性等客观原因造成疾病诊断困难，医治无术甚至误诊。从患者来说，常常对医技和医疗效果抱有较高期望，甚至产生一些误区：医技已高度发达，进了医院也就进了生命保险箱；医技再高也能花钱买，只要肯花钱就能治好病，这从根本上忽视了医疗行为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医患双方都要理性对待“看病难看病贵”，善于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分析和处理医患矛盾问题。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从提高医技水平着眼，直接影响医技水平的深层原因是医学人才资源问题，不仅存在数量不足的问题，而且存在人才结构性矛盾。要从地域卫生发展考虑医卫人才的层次分布和年龄、学历结构，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着农村医学人才匮乏，预防医学专业人才不足，卫生管理人才素质不高的问题。同时，加大医卫人才的培养要根据医卫人才的配置标准，利用现有医技人才优势和医学教育资源，并通过调整、分流、在职教育、业务培训等方式更好地提高和发挥医卫人才的医技水平，从而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3.医价偏高是直接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对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投入机制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全额拨款变为差额拨款，大部分医疗机构逐渐实行自收自支，自负赢亏。而医疗服务走向市场直接带来的是医疗服务价格的不断攀升，医疗服务总费用增长异常迅速。198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14⒊2亿元，2004年达到7590亿元，200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比1980年增长53倍。同时，个人支付比例逐年大幅递增，1980年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4.51元；2004年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583.9元，比1980年增长40.24倍，［2］老百姓对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另外，在医疗服务费用支出构成上存在着药品与检查费用过大的问题，患者及其家属在支出检查和治疗费用后，如果没有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甚至没有能挽救生命时，常常会因对医疗服务质量不满而迁怒于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再加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着医疗改革而转变，仍摆脱不了医疗卫生事业具有“福利性”享有“全额拨款”的影响，对医疗服务收费产生了许多误解，埋怨看病难看病贵。

合理控制医疗服务价格，直接关系到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解决老百姓“看病贵”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靠福利政策的支撑和国家财政的补贴，长期维持较低水平的医疗服务价格，抑制了医院和医护人员改进医疗服务的积极性，导致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成为顽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理念渗入医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成为调节医疗服务需求和质量的杠杆。但是，由于我国医疗服务价格体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仍然存在既不反映医疗服务价值，也不反映医疗服务供需关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医疗服务总费用上涨过快和医技服务价格偏低并存；国家财政补贴不足、医疗单位收入补偿机制不健全与卫生医疗资源浪费并存；医疗服务价格趋向合理成本与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高低不一并存。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自1997年以来连续21次降低政府定价药品价格，总额达到数百亿元。同时，进一步规范企业自主定价药品和医用耗材的价格行为，加强医生用药管理，健全医院内部药品价格管理制度等，并倡导“以技养医”，取消药品加价，让“以药养医”走向终结。但在医疗服务价格控制上，完全依靠政府行政管理将会造成医疗服务费用该降的降不下来，该升的升不上去，市场失灵，比价失衡现象长期存在。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从调控医疗服务价格着眼，适应市场经济，尊重价值规律，顺应小康社会建设和医学科技发展而导致的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的“刚性趋势”，分阶段对医价实施合理调控，逐步达到按医疗服务平均成本收费；努力控制医疗服务总费用，合理分担医疗卫生财务，减少医疗服务支出的浪费；逐步调整医疗服务收入结构，提高医技劳务收费标准，体现医疗服务中的技术价值；引导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逐步分等定价，形成合理的等级差价和质量差价；规范特殊医疗服务行为，满足特殊医疗服务需求，发挥医疗机构的主体作用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益，从而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4.医改滞后是复杂因素

国务院课题组关于医改总体上是“不成功”的结论给人以深刻启示，使令人困惑的“看病难看病贵”社会问题有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国家发改委《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在回顾“十五”期间存在问题时，毫不避讳地指出：“目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事实上，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大改革改到今天，医疗卫生行业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仍然具有垄断特征，仍然难以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同时，医改的深入必然涉及医保部门、医疗机构以及患者之间利益的再分配，势必会增加医患之间、医患与医保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磨擦，转嫁给老百姓的则是“看病难看病贵”。“难”与“贵”是患者需求与医疗资源有限矛盾的反应，是主体的医疗需求一时难以满足，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的外在表现，也是医患利益得不到有效整合的结果。“看病难看病贵”的背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利益冲突问题。因此，必须正视“看病难看病贵”中医患双方的利益问题，探究在看病上聚焦为“难”与“贵”的原由，通过医疗体制改革的正确举措，化解利益冲突，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近年来，医疗体制改革举措层出不穷：病人选医生、单病种限价、医疗价格全面调整、药品21次降价、反商业贿赂等，但收效甚微，至今仍然没有走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泥潭。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缺乏正确认识，没有能合理配置和使用医疗卫生资源。在现代社会中，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服务性，同时也体现了集福利性质和经济性质于一体的特点。早在1996年国家就将医疗卫生事业定性为给予一定优惠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再也不是纯福利性质。将医院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客观上加剧了医院间的竞争，医院和医务人员不得不接受在医疗市场竞争中自己养活自己的事实。现在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到医院开支的5－10%,［3］90%以上要靠医院自己挣，“以药养医”成为无奈的选择，这难免会导致医疗费用上涨，而付费的压力则直接降临在患者头上。原来看病享有劳保和公费医疗的患者，现在面临“大病统筹”、“自己承担部分或全部医疗费”，凡是特需医疗费用全部自行负担，从内心深处难以消除卫生事业具有福利性，看病无需自己掏腰包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很快，从1980年占卫生总费用的1/5一直攀升到目前的3/5左右。由于医疗消费具有或然性，决定了医疗消费的非自愿性。在现实中，国家财政投入不足与卫生资源使用不合理并存。2003年卫生总费用达6623.3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5.65%，而同期，政府的卫生支出却从36.2%下降到17.2%，平均每年降低约1个百分点。［4］

二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医院至今仍没有摆脱在历史福利性和现实经营性形成的夹缝中生存的窘境。医疗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各方从自身利益考虑，对医改抱有过高期望。在实际进程中碰到了重重阻力，在卫生资源配置上，市场经济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医院分类管理目标由于私立医院和社会团体医院没有形成气候，对公立医院难以形成竞争局面而无法落到实处；在国家财政补助减少，医院运营成本增加，高提现象严重，逼迫卫生组织市场化的情况下，要切断药品与医院在经济利益上的联系非常困难。医、药、保三方联动改革的设想，在具体操作和协调上显得主次不清，疏堵失当，客观上形成了“三驾骑分头拉车”的尴尬局面。

三是没有能建立合理的利益运行机制。应承认和保护医务人员合理的利益追求，并建立合理的利益获取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不仅要保证医务人员与他人一样有获取利益的平等机会，而且要充分考虑医务工作高技术、高风险的职业特征，享有相应的待遇和报酬。同时，还应有必要的手段，不断激发医务人员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形成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但人们习惯于从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以社会效益、服务至上的思路考虑医务人员的利益问题，使医务人员的待遇与他们的付出相比不太相称，与其他高收入阶层反差较大，客观上受到利益失衡的困扰。从事医务工作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强度，而医务人员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利益失衡的矛盾中，道德约束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要打折扣。少数医护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对待病人态度冷漠、语言生硬；开大处方、拿回扣、收红包等医疗行业不正之风如毒瘤一样顽强存在，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四是卫生财务负担不公，老百姓缺乏应有的医疗保障。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医疗保障机制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内因。在2006年初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特别是源于经济原因，导致48.9%的群众有病不敢上医院，城镇有29.6%、农村有65%应住院的患者不能住院。［5］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查结果显示：近3年内农民因看不起病，在家死亡的占到了78.6%。［6］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解决，将使全面建设和谐、富裕、公平的小康社会成为一句空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变得渺茫，并且容易埋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应重视提高老百姓医疗保障水平。目前，医保水平和管理能力比较低下，一是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较小，仅限于城镇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职工家属、在校学生和非城镇职工人群没有被纳入医疗保障制度之中，农村合作医疗刚刚起步。二是医疗保险金额过低，参加医保的城镇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每年仅有几百元，住院病人个人一般要承担30%－50%，农村合作医疗标准更低，每人每年仅几十元，广大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极其沉重。农村贫困人口中有两个50%：50%的贫困是因病致贫和返贫；50%的农民因贫困而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三是医保制度的设计本身有不合理之处。目前，实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是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筹集保险金。“以收定支”和低工资制度决定了医保资金的筹集与支出的矛盾将日益严重。因此，医保资金筹集量要与医疗费用增长幅度相匹配。医疗费用每年至少是以11%的比例递增，医保资金的筹集量也应相应增加，否则就会入不敷出。同时，要加强对医保资金的监管，防止老百姓“活命钱”的流失。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府要加大财政对卫生的投入，解决医疗机构的收入补偿问题。要合理配置和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建立合理的利益运行和激励机制，有效缓和现实中医、患、保之间的利益矛盾。要借鉴国外医保实践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加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进一步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在逐步达到全民医保和提高老百姓医疗保障水平的同时，促进基层社区和乡村医疗服务协同发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世胜．现代医院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创新［J］.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0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