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困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困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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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过渡型社区;社区治理;主体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20-02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型社区”是根据政府的需求、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建立起来的，其成立基础、运行资源和日常运作均受到政府的全面制约，加上政府职能部门对基层的管控意识强于服务意识，社区自治的理念和制度还远未形成，对这类新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过渡型社区的形成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了不同步现象。一方面在大城市农民工现象大量存在，他们在产业方式上脱离农业实现了非农化，而身份仍旧是农民。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追求高速的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将城市近郊的农民变为市民，形成了大量的“过渡型社区”。

本文的“过渡型社区”是指农村拆迁集中安置社区，在空间形态和文化特质上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形态的社区。为了城市空间发展和扩张的需要，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在城乡接合部通过征地开发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为节约失地农民的安置成本，政府一般采取统一规划修建安置点的办法，用较少的土地和空间集聚大量的失地农民。过渡型社区在空间形态上具有了城市社区特征，但其居民在生活状态、文化认同方面仍保留了农村社区的特征，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对立和冲突的现象，无疑给这类社区的治理带来了挑战，资金和资源的缺乏使治理问题更趋严峻。

二、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

过渡型社区脱胎于传统农村村落，基于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已经打破，无法回去。基于契约、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居民在被动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过渡型社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着困境和挑战。

（一）资源依赖性

地方政府在作为过渡型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搭建、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工作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社区的软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充实，为过渡型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演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过渡型社区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仍然值得关注，过渡型社区的居民是被动进入城市社区的，他们习惯于生活的低成本化，对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居民不愿对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进行投入。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背景下，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主要来源。失去土地对于那些缺乏非农技能的居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出租房屋维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无法实现非农就业的居民收入可能仅仅能够维持生活，有的甚至可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对于提升社区服务方面的投入他们根本无力承担。如果社区公共服务资源长期投入不足，必然导致社区治安状况恶化、卫生环境差的现象出现，过渡型社区很可能沦为贫民区。

（二）自治组织不健全

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承载着，在社区治理中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国家人、社区庇护者和服务提供者。在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的过渡型社区居委会在组织功能方面，已不能满足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对象上，村委会是按照户籍管理原则形成的，仅对集体经济组织内居民负责，为其提供服务。过渡性社区是在集中进行回迁安置基础上形成的，原来的村民可能被安置到了本社区以外的其他社区，有的社区则是安置了多个其他不同社区的居民，出现了大量“人户分离”社区。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一个住宅小区里有两个社区居委会相邻办公的现象，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很难给辖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另外，过渡型社区中大量的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必然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利影响。二是服务内容方面，村委会同时是集体经济组织，其服务内容主要是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其工作重心是沟渠疏通、塘坝维护，村民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过渡性社区形成后，农业集体经济已经解体，居民的服务需求主要体现在生活服务上，如社区环境卫生、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治安等。过渡型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重建、功能转型已成为社区实现良好治理的迫切需要。

（三）社区认同度不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凝聚力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至关重要，是衡量社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过渡型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度不高，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多数过渡性社区居民并不把自己当成是城市居民。过渡性社区典型地生活着两类居民：一类是失地农民。他们是由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转变而来，由于过渡性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并非居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存在着居民自我认知失调现象，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仍然是农民。对所居住生活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缺乏认同感，这严重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另一类是流动人口。过渡型社区位置离工业区相对较近，公共设施相对完善，房租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租住，这里已成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在大多数过渡型社区，其居住的外来人口数量已远超过本地人，有的甚至数倍于原住居民。但是，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社区服务之外，他们和原住居民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房东-租客”关系，难以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如何凝聚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成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共创的区域共同体成为过渡性社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利益相关者一词源自企业管理中形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以表示与一个组织的决策有利害或者利益关系的人。组织不仅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还需要给其他参与者相应的利益维护和行为暗示。这样才能在不断沟通互动中形成组织行动的基本契约，进而在治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维护组织的秩序，推动组织的发展。过渡型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与社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政府、居委会、个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冲突，正确认识和对待各自的利益和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摆脱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的前提。

（一）地方政府――资源注入的责任主体

地方政府是过渡型社区建设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是人口、治安、组织、党建、文教、环境等各方面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面对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先天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担负更多责任，保证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过渡型社区资源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比例进行资源配置，这显然已不能适应过渡型社区治理的需要。由于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大量过渡型社区社会治安差、环境卫生状况不佳等问题十分突出。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主体，政府应该将大量的外来人口纳入管理范围，逐步形成按照居住人口数量比例进行公共产品配置的新方式。在当前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社区资源投入主体仍然主要是政府。

（二）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的组织者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市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过渡型社区居委会都是从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行政色彩浓厚。这种以管理为取向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向以服务为取向转变。按照一定地域进行重新划定，对社区居委会进行重新组建。社区居委会可以根据治理需要，将社区居民重新组织起来，把管理权细化到小区、单元、楼栋，还权给小区业委会、单元管理委员会、楼栋自管小组等，使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教育的过程。

（三）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核心主体

社区发展本质上是对人的发展，面对人的发展在社区层面上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发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来实现。利益是促使人们走向一致的驱动机制，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在改善居住环境、服务设施等硬件上的功能，也包括在维护治安、秩序和化解矛盾等服务上的作用，它们影响居民的社区成就感和责任感。在调动过渡型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上，成都市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政府通过“惠民工程”，使公共财政为社区“民生项目”买单。财政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管理专项资金，解决了社区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专项资金的使用采取“问之于民”方式，开展什么项目由社区居民说了算。通过实施这些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民生项目”，直接改善了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通过政府给过渡型社区治理“输血”的方式，可以增进社区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社区意识的形成，推动社区的良好治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J].学习与实践，2008（7）.

[3]王生坤，薛婷婷.过渡型社区的概念、生成因素与存在的困境[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4]童芳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分析[J].学术探讨，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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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解决城市多民族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办法

为了解决城市多民族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必须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来指导如何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当追述到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既然集体行动困境是由于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某些理性个体不合作造成的，那么促成理性个体之间的合作不就可以了吗？社会资本正好起到了促成多元治理治理主体合作的作用。

首先，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信任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奠定了精神基石。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任有助于促进自发性的合作与协调，可以用来改善社会行动。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内部，基本上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利益诉求的主体，由于各民族文化差异大，各治理主体之间互不理解，导致了信任度低，表现出来将是各民族之间互相猜忌，合作无从谈起，所以，只有加强各民族，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合作才能展开。信任是一块基石，牢牢地奠基于合作的大厦之下，不易被发现，却默默的发挥着它的作用。

其次，社会资本为城市多民族社区合作提供了互惠规范。互惠规范是一种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带来普遍利益的非均衡规范。互惠规范不是合作者之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均衡互惠”，而是“现在给予人，将来人给予”的“普遍均衡”，一个良好的预期支持着大家遵守规范，等待着实惠的到来。[4]互惠规范虽不能给违反者法律上的惩罚，但会使违反者的长期利益受损。今天个体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利益，在未来必须支付出相应的成本给予其他个体。如果受益个体违约，将来在组织中不可能再得到合作的机会，更不可能获得利益。这就是互惠规范的长期性惩罚。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内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往往造成集体利益的最小化，造成长远利益的损失，而互惠规范能把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结合起来，不遵守的便给予长期性惩罚。

最后，社会资本为城市多民族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提供了社会网络。帕特南指出“如果说，横向的市民参与网络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那么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成制度的成功。”[5]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中存在着政府、社团组织和各民族居民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时，各治理主体之间由于缺乏一个合作的网络平台，往往各行其是，无法达成共识，造成工作重复，资源浪费，甚至可能产生摩擦。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特殊性和复杂性，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摩擦的几率很大，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间。于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过程中入陷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合作依赖于平行发展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三大要素之一，这说明社会资本理论所提供的社会网络是城市多民族社区多元主体治理之间合作的重要条件。综上所述，本文推导出了城市多民族社区集体行动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内在逻辑，如图所示：（略）。

城市多民族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及社会资本存在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传统的单位制开始逐步解体，新型的城市社区制正在建立，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在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元治理主体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关于产生的原因，本了以下两点概括：

首先，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状况不理想，没有达到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社区治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政府在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过程中仍处于绝对的权威和强势的地位，其他的治理主体都是“弱势群体”。政府是社区治理唯一的公共权力的中心，控制社区绝大部分资源，对社区实行自上而下的直线式管理。其他的治理主体无法与政府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这导致了其在治理过程中没有话语权，无法真正成为社区利益分配的决策者，更无法达成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各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和行使权力的热情不高，消极怠工，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的局面。

其次，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内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治理主体容易产生纠纷与冲突。社区内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产生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现象。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互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民族的融合。但是我们也该看到每一种文化的个性决定了文化的排他性，这导致不同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出现文化否定和碰撞。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便是不同民族群体间的纠纷与冲突。如本民族居民族对非本民族居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不尊重，甚至出现伤害民族间感情的过激行为。民族文化不同是社区治理集体行动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这导致了各民族间缺乏信任的基础，只靠单纯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合作无法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如何使社区内各民族之间共通互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才是城市多民族社区集体行动困境解决的关键所在。

关于城市多民族社区社会资本存在状况及问题，单菲菲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性研究。她认为“现阶段城市多民族社区中社会资本的显著特征表现在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她还认为“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局限信任’多于‘普遍信任’；第二，‘封闭性网络’多于‘开放型网络’；第三，互惠规范难以建立”。[6]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与总结。现阶段城市多民族社区中社会资本仍处于萌芽阶段，存量小，发展缓慢，同质性社会资本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总之，社会资本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36首先，社会网络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中，正式的社团组织很少，多民族参与的社团更是少之又少。在民族内部容易形成一些非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对其他民族具有强烈的排斥，是一种封闭的网络。社区组织成员的活动与宗教文娱活动密切相关，而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关注和兴趣。其次，互惠规范的约束力存在较大差别。互惠规范形成于社会网络成员的不断合作之中。宗教性组织的互惠规范往往是宗教教义，显然约束力较强。正式的社团组织互惠规范是社团规则章程，也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其他的社区互惠规范约束力约束力不强，不能起到规范成员的作用。这便削弱了组织的影响力，降低了组织在多元治理过程中的地位。最后，社区普遍信任尚未形成。信任产生于相互认同的个人和群体之中。同一民族的群体认同度高，容易产生信任。城市多民族社区内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了社区内各民族认同感低，不能形成普遍信任。普遍信任的培育任重道远。

培育社会资本，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困境

城市多民族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是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局，本文得出了“社会资本促成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走出集体行动困境”这一内在逻辑。通过研究城市多民族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存量发现，少量的社会资本不能发挥出在解决社区治理集体行动困境时应有的作用。只有培育社会资本，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才能发挥出社会资本的在解决集体行动方面的积极效用。要培育社会资本，必须从社会资本的三要素入手，使三者协调发展。

第一，培育信任，凝聚社会资本的精神。城市多民族社区信任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自组织、居民参与和制度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社区内自组织的长期互动促进治理主体之间信任的关系。在社会资本框架下，社区自组织和网络成为信任的重要载体。信任是合作互助的前提和基础，更是互助合作的结果。随着组织内部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协调和沟通的发生，彼此间有了许多互助合作的行为。因为互助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所以成员之间互助合作的行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彼此间的信任关系。

第二，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区互惠规范，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城市社区参与和治理的过程中，居民和社区自组织被赋予了管理公共事务的空间，其责任意识和参与热情被激发起来，可以投入较大的精力处理居民共同面对的问题。居民在参与和治理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协调人际关系、调解冲突，解决集体行动，规范成员行为，分配资源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社区规范产生和培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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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施社会组织进驻基层工程，加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推进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让社会组织在惠及百姓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家园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思路举措

（一）建立社会组织智库，推动基层治理专家把脉会诊

设立社会组织首席专家制，通过认定一批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专家、行家，建立社会组织专家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

1、评选一批社会组织首席专家。成立由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或管理人员，社会工作师、教师，优秀社区干部、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等构成的社会组织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由各业务主管单位、全县性社会组织、有关企事业单位等推荐，县委政法委、民政局等单位进行审核，并名单。

2、加强对首席专家的动态认定管理。严格社会组织专家考评，并根据个人表现、工作需要等，对专家库人员进行适时调整。

（二）引导社会组织进驻基层，推动社会服务专业化

通过引导社会组织进驻基层一线，深入社区家庭，参与社会服务，承接服务项目，推进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1、安排场所入驻。在县、乡镇、社区三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及各类便民服务中心，动员有关社会组织入驻，通过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站）等服务平台，配备心理辅导人员或专业社会工作者，及时有效参与社会心理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救助等工作。

2、开发服务项目。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开发适合社会组织参与的社会服务项目，并及时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积极参与、主动承接、发挥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工作者扎根社区，联合爱心企业、社区工作者、群众组织、志愿组织及其它社会力量主动开发项目，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精细运作服务项目，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工作水平。

3、开展宣传培训。推进社区心理知识普及，组织相关专业人才对重点人群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和心理疏导；对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进行心理学、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其沟通交流、心理疏导、危机干预、化解矛盾的能力。

（三）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推动社会组织能力提升

1、开展公益创投活动。扎实推进“福彩慈善•助力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以百姓知晓、百姓参与、百姓监督为目标，在前期动员、项目征集、项目评审、项目实施等多个阶段和环节寻求创新突破，全力打造一批特色品牌和标杆项目。

2、实施政府扶持项目。深入基层，广泛征集群众服务需求，年内实施民政理论研究、养老托老服务、困境儿童关爱、助力精准救助、矛盾纠纷调处等6个左右政府扶持项目。通过财政支持，推动一批成长型社会组织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培育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提升服务能力。

（四）开展社会组织公益采购，推动政府购买服务与职能转移

1、帮扶困境儿童。对困境儿童进行分类帮扶，为孤儿、重病重残儿童、贫困家庭儿童提供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为服刑或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子女提供监护支持、精神关爱、法律援助等；为心理缺陷儿童、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有违法犯罪倾向青少年等对象进行心理疏导、行为干预、法制教育等，促进他们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

3、参与防灾减灾。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常态减灾、应急救援、过渡安置、恢复重建等工作。积极参与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编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防灾减灾救灾课题研究和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推广应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灾害风险评估和必要的中小型应急救援和生活安置演练等活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责任体系。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放到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大局中谋划推进，作为平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狠抓落实。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目标、明确责任。切实加大力量投入，确保有人办事、有钱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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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对传统的社会群体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城市社区成为基础性的治理单位。同时，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现阶段，各种问题、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推进社会稳步发展。

1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区治理是将社区作为载体，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项的互动，是一种为不同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且各活动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通过对相应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满足适度开发、调试公共资源系统的需求。”因此，社区治理的实施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社会时能力不足的问题。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2.1 社区治理行政色彩浓厚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的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社区除了自治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的职能，导致社区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城市社区治理权力多来自上级需求，社区各组织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经济来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委员会多承担“政府代言人”的职责，通常根据政府的需求开展基础性公共服务，并未进行明确分工，未给居民谋取效益。居民选举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工作角色的错位，造成社区长期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于行政性事务的状态，基本无暇顾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行政色彩的浓厚，使社区治理出现角色错位、迷失的现象，表现为：从政策上看，国家主张城市社区自治，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但实际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却又不可控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因而在社区治理现实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和主要来源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冲突。

2.2 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困境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等是最为关键的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角色混乱等情况，间接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居民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组织，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但通常不会主动作为，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住房逐渐趋向于商品化，物业公司开始进入城市社区。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主要工作是为业主提供房屋保养、设施维修、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作为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组织机构，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驱使、监管机制的缺乏，物业公司通常因权力的不对称而凌驾于居民、业主之上，导致利益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权责不明确，最终造成角色定位处于混乱状态，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力量薄弱，相应工作的实施均在物业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而物业公司的经营目标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导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情况严重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会升级。城市社区各主体不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制衡机制，代表业力的委员会力量薄弱，无法制约物业公司，做不到真正维护业益，最终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降低了服务效益；而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及业主的需求，降低该组织机构的服务质量。

2.3 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整合基层、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也应当是表达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单位，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参与是保证社区问题有效治理的关键。居民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成员，通过监督作用的发挥、社区活动的参与，使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基本单元。但从实际工作上看，因受传统组织参与形式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性、责任意识差，未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状态。同时，个别居民还认为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区重大决策中不主动行使发言权。目前，社区居民参与较多的社区活动主要是文体性的健身活动，如广场舞等，参与人群为老年人、妇女，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所具备的监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区治理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阻碍了城市社区的发展。

3 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3.1 明确城市社区主体职权

政府需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确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职权、关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创新治理机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政府转变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理念，给予社区治理针对性的指导，将权力归还于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关系、工作职权和角色，强化居民委员会对业主、物业公司的监管作用。同时，还需适当扶持居民自治组织，以便于充分发挥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

目前，物业公司普遍存在不公开收支、居民上缴物业费未用到社区硬件维护方面等现象。并且，物业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认真处理居民、社区反映的问题。比如：居民上缴物业费后，物业公司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常见的有社区卫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业公司处理，也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应，总体服务质量低。针对这种情况，需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收费等程序实施公开、透明制度，强化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帮助下更好的维护居民权益。

3.3 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参与度是评估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目前，城市社区居民主要从以下途径参与社区活动：在居民委员会引导下参与、在社区党支部引导下参与、通过社区网站或是微信公众号参与、通过社区民间组织参与、通过听证会的开展参与等。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在不断进行创新。但从城市社区的实际参与情况上看，居民参与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并不是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因此，除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多样化的社区参与平台外，还要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重点是在参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发居民的兴趣，提高其参与自主性，并根据社区居民构成的特点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而达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较突出的问题，组织双方代表召开恳谈会，让物业公司明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让居民了解物业公司的实际困难，双方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在卫生环境差的社区，多组织“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集体活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共同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为老年人多组织休闲、娱乐性的活动；为小朋友多组织学习知识的活动等。

3.4 再造社区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在全面发展城市社区组织的基础上，保证社区组织真正服务于居民、彻底治理社区问题是创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论中的“再造”是对社会公共组织、公共体制的转变，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并且，还可通过对组织目标的改变，权力结构、组织激励的变革来完成该转型。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

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上讲，其主导思想是将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纳入社区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机构更好的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增强组织发展能力。曾有学者基于社区再造的基础提出了构建企业化的社区，也有学者在再造理论基础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这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治理内容的创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可以进行再造，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对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行为尝试采取积分制或是银行储蓄制管理模式，这都是很有益的创新。

3.5 将社区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处于统一机构的人通过互动、接触，能建立期望、义务，形成信任关系，能动员社会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当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以预防社区发展、资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人员，而社区又是组织居民生活时所形成的主要场所，社区资本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人员工作状况的认可和相关活动的参与上。而将社区资本运作进行公开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不但能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帮助社区治理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

4 结 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其治理效果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情况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主体关系不明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相关人员需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力度，明确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角色；居民委员会要认真处理行政权、自治权关系，加大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重视居民委员会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改革力度，增强社区居民活动参与性等。此外，物业公司还应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构建相对合适的治理机构，将社区治理作为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并将社区的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在发挥居民作用的情况下，进一步治理社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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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军.国家治理体系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创新[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3]肖林.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社区治理挑战下的国家应对策略[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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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义保，李宁.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J].思想战线，2016（1）.

[6]佘湘.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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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政策、引导舆论”的要求，坚决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全力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全省在册低保对象73.5万人，低保边缘家庭对象23.7万人；城乡平均月低保标准为585元和668元；全省直接救助困难群众就医267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7.86亿元；全面开展“救急难”工作，救助困难群众11.5万户21.5万人（次）。救助标准、补差力度、城乡均衡水平均达全国各省区前列。

提速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业。全省共有养老机构2297家，床位37.5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床位数达38张；护理型床位15.1万张，民办（民营）机构床位19.7万张；共建成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22356家，居家养老服务站9951个，有日间照料床位近16万张，老年食堂11200家，基本达到居家养老服务城乡全覆盖。编制完成《浙江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追加1.05亿元财政资金用于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

健全完善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目前全省近5万名困境儿童纳入儿童福利保障，共发放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1.3亿元（不含孤儿）。《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浙江儿童政策进步指数排名全国第一，困境儿童保障标准全国最高。

大力推进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以慈善法正式实施为契机，推进慈善信托备案，加快慈善行业组织建设，成立浙江省慈善联合会。组织开展第五届“浙江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举办第三届“西湖论善”和“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全省福利彩票预计销售150亿元，继续保持省内市场优势和全国领先地位。

深入实施水库移民创业致富工程。新增投资100万元以上产业基地80个，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88%。

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大局，推进“三社联动”发展，更好地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完成2020年城乡社区建设标准化研究，推动形成“r值共识、服务共享、文化共建、事务共治”的社区治理服务新格局。培育发展1.48万个社区社会组织，新建1941个社区社会工作室。全省有社区工作者12.89万人。全省首批100名优秀社区工作者纳入领军人才库。

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截至2016年11月，全省经各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6752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8.3个，社会组织数量和每万人数均居全国前列。2016年省本级投入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2000余万。

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水平。2016年全省共有20440人报考社会工作师， 6322人通过考试，报考人数和考出人数创历史新高。全省共有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22455人；新增民办社工机构159家；培训社会工作人员48745人；新增社工岗位3094个。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民政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深入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全省共有16个城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再次实现设区市“满堂红”，并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加强社会化拥军和基层双拥规范化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双拥服务。平稳推进安置改革，完成退役士兵安置工作。认真落实军休人员两个待遇，确保军休经费发放到位。率先开展军供保障管理体制改革，明确省军供站指导职能。

健全防灾减灾综合体系。2016年，全省受灾人口436.9万人次，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7.3亿元，先后启动预警响应3次、四级应急响应2次、三级响应2次。全省共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3.7万人次，下拨中央和省级财政各类救灾补助资金8500万元，安排冬春救助资金5500多万元，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省共建有避灾安置场所17456个，共推荐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91个、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154个。

强化区划地名管理。完成杭州、宁波2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报批工作，依法办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变更事项。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建立首批市县地名文化遗产分级分类保护名录，筹建全国首个地名文化博物馆。

篇6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治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问题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定位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社区有地域性，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2、社区是一定范围内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3、社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辖区内居民因居住于此而产生社会交往；4、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的公共服务具有同质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城市社区治理是指在是地域性社会实体一定地域范围内地方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在危机管理的意义上，社区是指同一范围内居住和生活，具有共同的危机风险和减灾目标，由一定人口和家庭组成的区域，与此社区对应的是社区治理指的是危机应对。综上，城市社区的“应然”定位应该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协商化，且社区满足各参与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公共利益，最终获得社区发展。这里的“多元”不仅指参与多元，还是指可以在多种解决冲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选择。

（二）城市社区的“实然”作用

在我国，城市发育状况不同，治理理念发展路径不同，实际制度环境不同，所面对的实际情形不同，导致城市社区治理程度不同，但又体现出共同的问题，举例说明：

西安市的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为例，高新区逐步向“城”的概念发展，所以社区的概念刚刚兴起。社区内同时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委员会方面，高新区已初步建立其辖区内社区的组织结构与人员配备体系，并逐步开展各项职能活动，初步形成了社区的雏形，开始履行部分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为居民的生活、工作提供了便捷。但简单来说，即居民认为社区的基本职能就只是盖章审批，即承担了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并不能承担其他职责。社区内的物业公司负责社区内部水电气等硬件设施维护及维持治安。业主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以上两个实例都说明一个问题，社区是一个基层性组织，它的职能发展有赖于政府职能的建设和发展，即政府主导的特性。社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服务大众，支撑着政府。但是，基层社区挂牌多，承接大小行政事务多，经受考核多，证明盖章多已是众多社区的形象缩影，本该是“对下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却成为“对上负责”的行政机关的延伸。

二、社区居民组织自主治理社区

现有的困境和解决路径不免显得悲剧色彩十足，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包含了很多方面，可是细数我们自己的却都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接着从政府主导的角色出发，提出来的建议就是：培育自治组织，形成政府、市场、自治组织多元治理体系。但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打破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唯一途径是实行完全的私人财产权或集权式的政府规制，这让人们意识到“非政府”“非市场”的巨大魅力。这种思想放到社区治理中来说，就是享受同质公共服务的社区居民，他们是有着地缘并且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由社区内部是有可能内生出一种有别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第三种选择。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的角色弱化，而作为一种社区治理的外部政治制度环境存在，而社区所有事物的责任承担者。其次，社区居民同时实现私人理性和公共精神相平衡的心理和行为才能实现现代社区治理的目标。换句话来说，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即没有由政府主动提供、完全提供公共服务，还充当居民冲突的协调者等一系列假设前提下），社区居民可以找到一条路实现社区治理发展的目标。

实践表明，在社区服务中，单纯的政府供给模式或是市场供给模式都无法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一端是单一的个人和家庭，另一端就是正式的政府机构，由于政府对居民分散而琐碎的需求信号反应很弱，政府面临公共服务持续供给的巨大压力，而且政府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行政供给模式也无法触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很多问题也无法得到迅速化解。市场供给模式由于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因此在抵偿或者无偿供给方面就显得有些林捉襟见肘，如有学者指出，坚持福利宗旨对于密切社区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①。只是，如何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如何在每个人都有搭便车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而不愿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来？解决社区治理中这些问题，主要需要分析的是作为特定社区环境特征的变量。

有研究指出，随着民主参与和社区服务的扩大，人们发现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中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服务站的参与认同，包括志愿服务队参与认同，却高于在职职工等社会主流群体②。我认为奥斯特罗姆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即人们对避免损失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潜在收益的重视程度，相对应的，人们对避免未来损害的预期收益大大胜过对生产未来产品的收益的重视③。社区居民虽然是生活在一个有边界的范围之内，但是有着不同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生活背景。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服务站可以使自己避免一些生活困境时参与的积极性就较高。而之所以在职职工等社会主流群体则没有意识到自己某个时刻生活质量变差等类似这种威胁的存在，他们认为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然而这个过程带来的显性收益微乎其微，所以这类群体的参与认同感将大大降低。假设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也就是说，社区自治得到政府鼓励而不受外部政治制度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一种将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转交由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承接，从而使其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制度法律制定和政策法规建设中。那么，在这种假设下，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如何来承接这样的职能，提升自治能力？

本文认为，原有的制度惯性会使得社区治理演变的过程较为漫长，假定以治理能力较弱的社区为基础，首先：应该从较容易引发居民共鸣、缩小居民潜在危机的角度培育社会组织，激发出社区的自我调节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例如，提升社区应急能力的社团组织构架，社区调解组织。由社区自生出的社团组织，虽然培育速度较慢，但是也有生命力强，根基稳的特点。倘若，社区居民能在某一方面的事务进行良好的组织，则可以实现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自治范围。其次，实行“居站分设”制度，即分别设立社区工作站和居民委员会。在短时间内，社区处于政府的行政末梢端的地位不能改变，则应该将行政事务严格划分出来，一部分政府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即社区工作站，方便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承担行政职能和责任以及自身工作的展开，增强了社区行政事务管理的执行力，保证工作人员的专业化。除去社区行政事务外，均作为居民委员会自治部分，有一定的自治空间和需要将是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 李迎生.对城市社区服务发展方向的思考[J].河北学刊，2009.1.136～137.

篇7

关键词：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现状；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D4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77-02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增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已日渐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而青年社会组织已渐成为社会组织中的创新主体，如国内较为成功的如徐州汉唐公益、成都爱思青年等社会组织。2016年，中央下拨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且地方政府及企业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因此，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培育与发展、相关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以及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已成为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但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对于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概况

在知网中，关于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到75篇，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其中，2010―2013年每年文献数量在1―7篇，2014年15篇，2015年24篇，2016年年初至6月为止有19篇。可见，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研究来自东部地区，少部分研究来自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尚未开展方面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仅有两篇文献使用了定量方法研究分析，剩余文献的多数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向、研究视角来看，主要由以下四个研究方向：一是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在新常态下关系发展应具备的特点，以及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作用，并指出目前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联动关系不够广泛深入这一确切问题（徐灿荣，2015）。二是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具备的社会功能以及如何良好地发挥该社会功能，具体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如何促进就业的研究（童潇，2015）。三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支持、扶持）研究：主要研究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的培育路径、支持体系、扶持政策、孵化平台等。并将主要目光集中于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培育与组织结构、制度的构建（刘鸿方，2016）。四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困境分析与对策建议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赵亚静、姜力丹，2016）。

二、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与建议

目前，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受外部、内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综述相关文献，可将此类研究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一是管理体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行政化色彩相对浓厚，使得准入前严格限制、审核检验多，而准入后则业务上的行政指导和服务较少。这样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青年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二是政策导向及社会认知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另一方面，政府对青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引导不够；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知低、公信力缺乏。三是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对接的枢纽力量急需发展。目前大多数枢纽型社会组织处于半官方半民间状态，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模糊；且专门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较为稀缺，青年社会组织缺乏与政府的交流的合适渠道。

内部治理影响因素如下：一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上面临着“四缺”问题，即欠缺资金、人才、场地和规模。青年社会组织有着与社会组织同样的发展困境，而因其成员较为年轻，更为缺乏社会资本，在资金与人才方面，受限更大。二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中缺乏现代社会组织理念，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效率不高。由于其成员因兴趣等原因结缘，青年社会组织人情味更浓，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或即使建立了规章制度，但执行度不高，导致其发展缓慢，人员流动性大。

（二）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探索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的探索主要有两类研究：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

关于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目前，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存在以下困境：制度缺失、孵化模式存在风险、资源支持不足、社会认知存在偏差。其中，旨在完善社会组织孵化而提出的对策有：提升社会组织孵化平台作用；创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有效整合资源；营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加强完善社会组织的组织建设。

关于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此类研究认为，社会公益活动可以成为基层团建的重要活动内容，支持与发展青年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体制内团建的创新型工作方式。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党团建设非常有帮助。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征与特点：童潇（2016）认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参与领域丰富多样；在资金来源上，自筹与外引兼具；参与态度较为积极并日趋火热；活动场所以一区县及社区为中心，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枢纽引领作用。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展的相关思路建议：（1）发育主体，即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社会主体。（2）释放空间，即推动社会治理领域向青年社会组织开放，能够给予青年社会组织相应机会，放宽青年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充分信任青年社会组织。（3）完善政策，主要可立足于下述四个方面：一是推进以孵化园、孵化器为支撑的青年社会组织基地建设；二是大力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建立相应的信息体制和机制，扎实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评估工作，开展提高组织能力的培训；三是加强外部监管体系建设；四是建立青年社会组织扶持基金。（4）完善平台，主要是可以推进青年公益创投平台、供求对接平台和众筹平台三项平台的搭建工作，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刘春蕾，2016）。

三、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一）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在概念界定方面，由于目前对青年社会组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时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将青年社会组织等同于社会组织。如黄科瑞、潘永弟对百色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青年社会组织是否是社会组织，而黄婷婷也只对青年社会组织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并未提出明确的界定。

在发展困境的研究方面，以往研究集中于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列举与描述性分析，缺乏对其内在因素的分析，且对于此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主要是定性分析，缺乏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对于主要的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在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探索上，虽然学界对已有的孵化模式的风险已有研究，但尚未提出完善的新型孵化模式，在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上，孵化器平台的发展并非唯一路径，更应培育与发挥青年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支持体系。

（二）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无论是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研究、困境及对策研究，还是对其功能的探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便是，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问题。既便是目前的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其生存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的扶持。实现社会组织的自盈利，即社会组织能够为创建或运营社会组织者提供工资支持并实现组织的自运行或转型为社会企业。而青年作为社会创业与创新的主体，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通过创建或运营青年社会组织来进行创业或就业具备较好的前景，其行为本身便实现了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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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婷婷.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趋向探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1）：81-86.

篇8

中国的冲突管理与官员问责

利用民用无人机实施犯罪的风险与管控

应急供应链中的“双盲—倍增—叠加”效应

基于危机管理视角心理援助的国内研究述评

2014年度中国社会典型分析报告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政府决策模式构建——基于公众行为的解析

重大项目:从“社会影响评价”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妇女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与局限

移动互联时代的网络动员演化机制及对策

大学生的演化过程及治理

区隔式的融合:上海第二代农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网络公共危机管理:政府与数字服务业者之间的合作机制

依法治理宗教与去宗教极端化问题刍议——基于新疆地区的考察

“创收式监管”: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分析逻辑

韩国公共冲突管理制度的经验借鉴

公共安全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社交媒体及其利用

2013年度中国社会典型分析报告

基于全面风险治理视角的我国事件处置分析

环境类的政策网络探析

医患纠纷暴力事件:问题形成与对策思考

风险型环境的生发机制及其治理策略

环境为何暴力化抗争——对三起环境的分析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综合式风险评估与管理:伦理学的视角

我国反恐政策体系优化研究——以恐怖活动决策过程为视角

社会排斥下的社会整合难局——对2011年伦敦骚乱的个案剖析

中国PX项目的出路——基于广东茂名PX事件的启示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机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抗争控制的中国式图景关于中国政府“维稳”策略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检验检疫”与口岸公共安全新挑战——基于非传统安全的分析

“微政务”发展的轨迹、挑战与趋势

与官民矛盾:死结还是活结——基于百度文库32个讲座课件的分析

公共安全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类型及其风险防范

中国生态移民风险:关于类型、特征与治理的思考

中心工作与边缘性治理: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的政策变迁研究

与模式化抗争——基于政治过程视角的分析

“以稳要挟”下的“人民币维稳”:基于F矿区的个案研究

大规模人口流动与高密度集聚下的开放式城市治理结构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纠纷解决体系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研

城市化中的自行车黑市的现状、困境与治理——以上海市为例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多维度视角:问题、理论以及趋势

政策类的危机应对与风险治理——基于重庆医改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现状、成因与对策

城市环境风险动员机制探析及政府治理启示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个案研究——以湖州吴兴区为例

多元治理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上海松江国轩电池厂争议事件为例

从“社会中心范式”到“国家中心范式”——评《治理基层中国》的理论创新

篇9

民间组织、动员网络与中国民间救灾部门的发展

中国智库:发展、问题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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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解读与评论

从公民参与角度考察台湾社区治理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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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环境的演变与防艾NGO的合法化——以四川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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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关于发展中国家中公民社会组织之作用的宏观理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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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教育在日本——同志社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掠影

非营利组织推动社区产业发展之社会资本与协力治理:以阿里山有机部落为例

社会组织集聚发展中的政府干预:以国际工商经济类社会组织为例

公益旅游:一种慈善商业模式创新形式——以上海百姓义工“校园变形”项目为研究个案

权利与发展:中国慈善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2014年慈善立法(专家意见稿)比较研究

非营利组织的理论探索:在台湾寻找世界——评《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

让媒体带动环保公益,让公益大众化——访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

公益组织的使命与愿景——访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创始人黄如方

国家和社会的建构:相互在场的支配逻辑——评《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美丽中国:跨越国界的教育实践——访“美丽中国”中国招募与大学关系总监魏杰彪

篇10

“扫黄打非”运动式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文化艺术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模式和效应

文化视角下的儒家思想持久性与边缘化

战略协同型政府模式的缘起、途径和特征

层级视角下的低碳政治

国外政绩评价的兴起、价值及启示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

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两种社区自治机制的比较——基于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的视角

非典型税收国家:当代中国的表现与陷阱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清末自由权样态分析

美国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及应对

现职公务员为何不得作为听证代表

行业协会自治权基本法律问题浅议

制造业结构变动与大学生就业关联性分析

大学精神的“本土化”资源——以省思书院精神为视角

促进广东现代产业发展的金融模式探析

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简述

改进社会管理重构四个机制

公民身份视阈下的社会排斥与公共治理

执政环境与地方政府涉政公共事件分析

我国政府微观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突发事件中的危机修复——以9·10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为例

建立农村基层民主绩效的测量指标探讨

政治信任的研究缘起、逻辑基础及分析范式

论网络政治动员及其功能与趋向

美国的利益集团规制:理论、经验及启示

对我国执行公开的思考

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中合理性标准的运用

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悖论与完善

广东特色农业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转型发展策略探析

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广州商务服务业区位布局分析

以文化共识为基础建设幸福广州

职能分工:我国市区政府间关系再造的新思路

地方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实践探索

官僚制批判研究:起点、进程与归宿

公共政策的代际负外部性:发生机理、影响及其内在化

政策监控视域中公共政策滞后之防范

县级政府执行力纠偏问题探讨

论公共性的特质——兼论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弱势群体正义与协商民主

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及面临的责难

自卫权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可能趋向——围绕美国“先发制人”口号的分析

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之解释

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建构:从规范到制度

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适用关系立法模式选择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生产业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效应分析——兼析珠三角的相应对策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与对策

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路径探析

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