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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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4.059

Incentive Mechanism Study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Villages

ZHANG Yan， LI Wei-nan，YANG Qiao-fang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erzberg’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in view of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motivation and hygiene factors， the mechanism possibilities inspiring immigra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were explore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model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incentive factors would b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meet immigrants demand.

Key word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incentive mechanism；immigrant；social governance

水库移民是指因国家水利水电建设需要被迁离原居住地而重建家园者，它是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产物[1]。目前移民新村的保健因素较为齐全，而激励因素仍需进一步加以实现，急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内在动力，提高移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治理注入长久动力。

基于此，本文以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为理论基础，探寻移民激励机制的建立方式。激励机制模型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激励因素的实现进行阐述，强调在移民新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因素，善于应用保健因素消除移民对生存要素的不满意，同时通过激励因素来达到激发移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1 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激励管理主要问题分析

1.1 物质激励不足

目前，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新老条例中都规定了对水库移民实行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的政策[2]，移民新村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渐趋完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移民地区总体发展速度较慢，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逐年扩大，发展后劲不足；政府对移民发展缺乏指导，扶助停留在物质补助层面，没有以持续发展的眼光激励移民进行生产生活；移民增收乏力，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和奋斗目标，部分移民对国家补助的依赖程度较深，缺乏积极主动性。

1.2 精神激励欠缺

总体来看，移民对新环境下的生产生活方式条件基本满意，对新环境的心理适应状况较好，契合度较高[3]。但移民民主自治意识不强，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社会治理能力滞后；社会融入障碍较多，生存压力导致心理不适应，精神面貌有待改善；移民地区文化追求层次不高，缺乏先进文化对精神的有效激励。

2 双因素理论释义及激励因素对移民治理的意义

2.1 双因素理论释义

赫兹伯格认为，使职工感到满意的因素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产生的，这类因素若得到改善，职工就会满意，从而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称为激励因素；使职工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大多是由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等外部因素引起的，当这些因素恶化到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时，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意，称为保健因素[4]。但随着所处时代和国情的改变，双因素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作出适应时代特征的调整。

2.2 双因素理论对移民治理的意义

生活环境的变迁需要心理状态的积极调试。不同于过往生活的新变化伴随着移民居住地的改变而生，难以因基础条件等保健因素的改善而变。这要求我们在对移民进行治理时，一方面要实现移民对保健因素的诉求，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教学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移民对生存环境的硬性需求，消除不满因素；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激励因素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正视移民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参与度不足，欠缺归属感的现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寻求一条符合移民心理需求的治理道路，以激励因素的实现为移民带来生活的激情和希望，提升移民满意度。

移民治理区别于移民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移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而移民激励机制的建立正是推动移民治理的有力手段。纵观各个移民典型地区，移民激励机制的建设依旧有待加强，移民对未来生活和家园建设的积极性依旧欠缺。也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运用好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在移民地区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这一构想成为改善移民治理的可行方案。

3 激励机制模型及其在移民新村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3.1 基于激励因素建立的激励机制模型

在双因素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移民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发展需求，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激励机制模型。以医疗社保、教育、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保健因素得到保障后，人们的不满情绪得以消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求激励因素的实现。激励因素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为物质，二为精神。对移民而言，要想在物质层面上实现激励因素，就需要有良好的生存环境，拓宽收入渠道，从而促进个人发展空间的延伸。而精神层面上则需要落实村民自治，帮助村民融入社会，提高文化追求层次，激励移民自主提升。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移民诉求得以实现，从而使满意度达到整体提升。

3.2 激励机制在物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3.2.1 促进生存环境发展，为移民提升满意度打下良好基础 生存环境的发展需要内外力共同作用。内力发挥作用一得益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积极招商引资，谋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二得益于以补助补偿政策多元化促移民情感独立，根据各地移民的补偿需求和移民生活适应情况，不同阶段予以移民不同力度的补偿，避免补偿费用一刀切。外力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借助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合作建立科学研究基地，为移民地区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和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发展速度较快的移民地区学习发展经验，与之建立长期合作互助关系，鼓励发展情况较好地区政府管理者定期在需帮助移民地区挂职指导，使学习借鉴更科学有效。

3.2.2 拓宽相对收入来源渠道，为移民提高经济成就感提供可能 在原有劳动需求总量难以提升的前提下，政府应对移入地主要生存手段和劳动力需求市场进行前期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批次对移民进行生存技能培训，使移民具备必要的劳动技能，更好地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以此相对拓宽收入渠道。此外，地方政府应发挥牵头作用，在当地企业做好移民就业宣传，鼓励企业创办，以增加就业机会，就业信息及时公布，使就业环境便捷化。

3.2.3 延伸个人发展空间，为生活树立奋斗目标 个人发展空间的延伸建立在生存环境改善、收入渠道相对拓宽的基础上。生存激励要素实现后，政府应以政策对移民的个人发展进行指引。以创业为例，政府应为移民创业提供贷款优惠，邀请专家进行创业指导，鼓励移民通过创业获得个人发展空间。政府还应鼓励发展情况较好的移民传授发展经验，以个体的成功案例予以其他移民延伸发展空间的启示，激励其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3.3 激励机制在精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3.3.1 健全民主自治，让移民成为移民地区的主人 正确处理移民利益与权利诉求，是促进和谐移民的关键所在[5]。政府应以民主决策尊重移民民意，建立健全民意反映制度，确保渠道畅通；主动走进移民生活，了解移民发展诉求；在政策出台前，统筹分析移民民意，以此为基础制定发展规划。政府应在科学规划、责任分片分区基础上，以民主管理突出移民主体地位，以此充分调动移民积极性。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片区责任负责人，通过“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使移民成为移民地区的主人，从而激励移民主动建设新家园。政府应以民主监督培养移民责任意识，做到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监督，保障移民的知情权。政府还应以宣传教育提高移民自治能力，引导移民参与民主自治，使移民具备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素养，为民主自治的有序开展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3.3.2 促进社会融入，让移民地区成为第二故乡 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提升需要三个主体共同努力――政府、移民和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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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路超限问题；治理；社会成本；降低

［中图分类号］F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1-0120-01

1 问题的提出

考察我国物流业不难发现,关于公路超限问题的普遍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我国物流运输成本的结构来看,车辆超限行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目的。即降低物流单位成本。然而,却从宏观层面造成了社会成本的居高不下。考察诸多反映公路超限治理的文献发现：其一般较少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公路超限问题的弊端。关于这一点,将对问题治理的货币评价带来缺失。本文所指的“社会成本”归因于：由公路超限问题使然,所导致的负外部性的出现。根据经济学原理不难理解：公路车辆所作出的超限行为,在产权封闭性的特征下,使得该行为所创造的租金由自身全部获得；而该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破坏性结果,却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由此可见,负外部性的持续出现便成为社会成本居高不下的诱因。

具体而言,上述社会成本可以归纳为：①由公路超限所引发的交通事故。这类型社会成本须通过间接测算来获取,如：为处理交通事故,路政方面所消耗的人力与物力的货币评价。②公路等一系列路政设施的损坏。这种社会成本的计量可以通过测算维护与维修受损路况所支出的费用获知。③生态环境的破坏。公路超限问题的出现,必然作用于自然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由此,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恢复与补偿支出,便构成了该类型社会成本的产生。

综上所述,本文以“公路超限问题治理对降低社会成本的机制认识”为主题,目的在于：通过对公路超限治理的实施,对降低社会成本的途径给予一定的探讨。为了行文需要,以下内容安排为：①降低社会成本的内在要求探究；②公路超限问题治理的机制认识；③小结。

2 降低社会成本的内在要求探究

上文已经指出：该社会成本的产生,应归因于公路超限行为所导致的负外部性的出现。并且,这种外部性的形成原理又表现为：此行为所产生的全部收益被当事人获得；所导致的破坏性结果却由全社会承担。因此,探究降低社会成本的内在要求时,就须围绕上述“原理”来进行。在庇古原理的分析框架下展开探究,不难知晓：对于负外部性的治理大凡通过收费的形成完成。其中,对于所收费用的组成应包括：①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费用；②治理外部性的费用。

具体如下所述：

2.1 针对该社会成本产生的干预要求

“干预要求”实则体现为一种激励要求。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激励兼容”原理,即对当事人实施的激励行为,应能使其与激励实施主体的目标函数相吻合。其中,当事人具体为公路车辆行驶者；激励实施主体具体为路政工作人员。

根据以上逻辑作出干预的要求则是：给予实施车辆正常装载量的人员进行正激励；反之亦然。其中,正激励的实施不应通过货币返还的形式来实现,原因为：①当事人按照规则合理确定装载量属于正常行为；②使用货币返还形式,容易滋生路政部门的失范行为。为此,可以引入积分的形式,在通道使用上获得优先权。这里还须注意一点,在展开负激励的时候一般通过罚没措施体现。如果将当事人所交纳的罚金,看做是其“购买”自身的违规成本；那么,该罚金的货币评价,能否达到消费者剩余上限则成为关键。

2.2 针对该社会成本产生的补偿要求

“补偿要求”可以被理解为：治理破坏性结果所需要的费用要求。由庇古原理可知：对于负外部性的治理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将外部性内部化、征收治理负外部性的费用。由此可见,这里的补偿要求就体现为后者。关于这个问题,路政部门通过划拨经营性与罚没性收入的形式,给予路政设施维护与维修。然而,在罚没性收入的构成上实则只体现了“购买自身违规成本”的要素，对于征收治理费用似乎力度还不够。为此,在今后的罚没收入数量设计上,还应考虑开展补偿要求所需费用。当然,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概率的发生进行估算。

3 公路超限问题治理的机制认识

通过对于降低社会成本内在要求探究的阐述,不难知晓：展开公路超限问题治理的机制认识,应围绕着上文两个方面展开。同时,在针对负激励所进行的货币评价测算时,须依托专门机构进行。

3.1 针对该社会成本产生的干预机制认识

通过货币评价建立社会成本的干预机制时,应把握这样几个方面：①合理确定当事人所需支付的费用。对这个方面的把握,主要在于控制物流成本的非合理增加。路政交通作为公共设施,支撑起了我国物流业的核心运作；而我国物流业的有效发展,将推动我国区域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物流在运作过程所形成的社会成本,实则将与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外部性相抵消。②科学确定当事人所需支付费用的种类。以企业物流为例,其本身的主营业务便是运输环节。可见,运输成本所占权重将成为该企业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由此,在对起收费开展货币评价时,还应在收费标准上给予调整。

3.2 针对该社会成本产生的补偿机制认识

正如上文指出,补偿机制属于庇古原理所阐述的第二个方面。在日常清理与减轻社会成本的工作中,资金投入来源于正常收费和罚没收入部分。为此,对于补偿费用的计算而言是个难题。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将补偿费用作为观念上的部分纳入到总费用中；只是在对总费用进行划分时,需明确补偿费用部分。

在开展货币评价测算的同时,还需要并行建构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予以辅助。具体来说,随着我国流通经济的不断发展,跨省际公路运输已成为常态。可以设想,通过对公路超限问题的连带责任处罚机制建立,按照当事人所在公司、公司所在县区、县区所在城市、城市所在省份的逻辑路径,给予行政处罚。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激励兼容”原理的作用下,形成逆逻辑路径的管控机制。

综上所述,在有效降低社会成本的要求下,须从经济与行政手段上给予公路超限问题治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则需要侧重于经济手段的开展。通过经济手段开展问题的治理,能相对灵活、及时地处理现实存在的公路超限问题。

4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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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大城市；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一、特大城市的界定和社会治理的内涵

1.特大城市的界定2011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定义的“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标准，中国目前的特大城市已达10个，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等。特大城市聚集了社会综合资源，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社会治理的内涵“治理”不同于“管理”，政府也区别于“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1)聚焦理念层面。社会治理奉行社会本位，主张公民社会的治理理念，强调政府与社会各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合作关系，是一种协商民主、协同治理的管理思想。(2)聚焦主体层面。对于社会治理的主体考量，不能狭隘的局限于政府单一角色的参与，更应该社会、公民等多重主体因素的协同参与。(3)聚焦手段层面。“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灵活的运用分权、民主以及柔等方式方法来推动法与德的良性互动。(4)聚焦权力运行过程层面。社会治理过程种平等化、多元化、协同化的权威来源为各多种权力的双向或多向互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每个社会主体均可以在法治保障的范围内，积极、自主、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权力。

二、社会风险与特大城市快速发展相伴而生

1.特大城市的结构激变第一，产业结构。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的成熟度落后于变化速度。各大城市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产业，但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其成熟度达到标准，核心技术仍无法掌握，各大产业的成熟度不足以支撑目前的经济结构。第二，社会结构。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分布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社会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状态中的一个标志。但特大城市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属性、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这种状况无疑增加了特大城市的治理难度。第四，空间结构。特大城市空间结构尚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人口规模的膨胀、城市的扩张没有与道路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而同步发展。2.政府治理模式建立但未有效社会治理的过程环节有很多要素组成，例如，表达、决策、生产以及问责等等，据现有情况来看，起重点及重心环节仍在于生产。而对于表达这一层级，利益表达机制发展尚不够成熟，无法给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来倾听其需求、意见，公众利益诉求渠道受阻。在决策环节，相关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已经建立，如听证会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公民参与受到法律保护，但公民参与决策的具体操作规范缺失，执行效果差强人意。评估与问责环节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后一重保障，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流于形式，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与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与变革。

三、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

1.重塑治理观念重塑治理理念，政府定位是首要问题。在应对特大城市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时，政府应摒弃旧有的理念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公共需求为导向，联合市场和社会两股力量，形成科学、民主、人本和服务的治理理念、促进治理主体多元、提高治理能力的协同。社会治理工作中，对于如何更好的减少对社会行动后果的接受阻碍，可以更多的考虑人民参与的有效因素。换句话说，当前的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仍是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引入人民的有效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事件的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未来政府的有效、科学决策提供宝贵经验。2.促进自主社会网络形成首先，确保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的平衡。政府的治理手段的单一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充当“裁判员”的角色，更需要市场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来进行社会治理，这三者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通过协商、合作、对话实现社会治理。其次，积极培育民间组织。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控、降低登记门槛；合理安排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转移职能；给予社会组织日常运行所需的各种支持。3.设计长远发展的治理机制第一，治理主体再造机制。首先，政府再造。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进一步确立起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双赢的目标与考核体系；重视公共财政民生方向的投入，促进社会医疗、体育、教育、文化和卫生的协同发展。其次，社会再造。构筑大城市非政府组织集群，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升基层社区自治能力。最后，市场再造。把市场培育成为可以与政府、社会形成势均力敌的一方，具体策略包括:放松民营资本对国家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大力提升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活力等。第二，利益表达机制。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第一，致力于一个平等化、公平性利益表达权利格局的形成，从而群体性，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有效的话语权；第二，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开辟形式多样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如：制度、利用新媒体传达民众呼声和电子政府等。第三，引导公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最后，特大城市应建立市民政治决策参与的制度性平台，如市民民意调查制度、市民代表听证会制度、官民协商谈判制度、市民投票表决制度、法制化“代言人”制度等。让各种利益群体代表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有话语权，保证政策的出台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与支持。

参考文献：

[1]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91-104.

[2]金太军.创新社会治理的焦点领域[N].新华日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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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安全；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64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2- 0103- 02

0 引 言

当前社会进入到一个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以及利益关系显性化的转型时期，社会的迅速变迁和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甚至“高风险”的社会，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社会公共安全预警机制是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突发性事件（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一个子系统。目前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公共安全的治理方面，大多偏向研究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缺乏专门针对社会公共安全的预警机制新设计。本文主要思想是设计一整套系统的公共安全预警机制，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预警机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有效地提高公共安全管理的水平。

1 社会公共安全预警机制的设计

社会安全预警管理必须高度重视预防工作[1]，传统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是由预警信息搜集子系统、预警信息分析和评估子系统、危机预测子系统、危机预警指标子系统、危机警报子系统、危机预控对策子系统等6个子系统构成[2]。由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殊性，本文对社会公共安全预警机制设计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1 风险源追溯机制

风险源追溯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可能发生的自然风险源、人为风险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风险源进行溯源分析。社会公共安全预警管理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社会组织联系本部门本单位本组织的工作和发展实际，及时准确地发现社会中公共安全隐患和风险源。同时进行信息收集以便准确及时地预测到可能发生危机的征兆，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规避和控制。

1.2 动员保障机制

政府的相关单位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畅通信息的渠道，成立国家门户网站，提供专门的信息服务：建设单一、便利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网站。最后实行预警信息制度，建立健全安全汇报制度，让广大公众参与风险防范工作，进行各种演练（如安保反恐演练、平安志愿者演练）和风险防范的宣传活动。

1.3 监测预警机制

对各种因素和安全问题的表象分级（风险等级）、分类（不同人群）、分区（不同区域）实施严密监测，及时掌握社会公共安全变化的一手材料。建立高度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测系统，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检测手段，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因素和表象进行监测，预测其演变、发展和趋势。加快交通、公共、气象、市政、环保、地震等专业部门的数字化监测基础设施建设，明确规定各层级汇报公共安全信息的时间期限，以及特大的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汇报方式和责任的追究机制。

1.4 分析评估机制

首先是环境评估，对可能或已经引发危机的经济社会环境进行评价和预测。其次是通过对监测信息的分析和评估，掌握客观环境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敏锐地察觉环境的各种变化，当出现不利因素时，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趋利避害，各部门及时识别评价组织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外界和内部的不确定性因素，观察、捕捉组织出现公共安全问题前的征兆性信号，及早进行必要的防范，也要确保组织的薄弱环节不会转变为危机。

1.5 会商决策机制

应急决策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先导[3]，会商决策在公共安全预警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涉及公安、消防、交通等各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各机构针对各类安全相关部门进行会商，讨论相互协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全面有序地展开社会风险防范和社会安保。横向的各部门之间以及纵向政府间直接的协调配合方面要做到衔接，以最优最有成效的会商决策来管理公共安全。

1.6 指挥处置机制

整合各部门各支应急处置力量，加强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开展实战演练，尽快建立应急与预警管理合一的常设机构，其主要的功能是社会安全预警和应急管理，在平时发挥预警预报、监测监控、专业咨询、安全教育和业务指导，制订危机应对方案，协调各部门、机构的应急处置，针对已经发生的安全事件权威的调配资源，在安全事件处理完后发挥协调相关部门的作用，

1.7 沟通监督机制

社会公共安全预警管理各相关部门分别就相关措施与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机构沟通与交流、提出预警和补救意见和建议，确保各种信息真实、及时、准确，并按时间节点向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机构送报相关材料。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并对每个部门是否履行职责相互监督，确保整个预警系统的活力，遇到险情能够快速做出反应，沟通监督机制是提效的机制，也是内部纠错机制之一。

1.8 反馈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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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管理机制，矛盾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就会演化为社会危机。在社会管理机制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强调行政主导的原则，以政府的力量加强社会管理，还是强调在民的原则，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政府的管理必不可少。但是，政府的管理应当主要体现在为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博弈提供公平规则方面。在一些矛盾多发地区或容易激化矛盾的领域，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办事，防止局部的利益纠葛演化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在普通的民商事纠纷中，政府应当主动地退避三合，鼓励公民或者团体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借助于司法的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不仅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而且可以分散矛盾、淡化冲突，避免激化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

强调在民的原则，首先就是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绵密的防护网。当利益冲突发生时，政府应当鼓励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参与调解工作，尽可能地把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当矛盾的性质发生变化，普通的民商事纠纷转化为当事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政府应当按照信息公开的原则，向当事人提供充分的信息。只有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才能逐渐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是强化条块分割的治理结构，还是建立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社会矛盾的积聚、经济纠纷的增加，绝大多数是由于政府条块分割的治理结构所造成的。必须彻底改革我国传统的条块分割治理结构，建立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在国家机关内部建立新型的传导系统，使国家机关各部门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联合行动快速解决问题。其次，当公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主动从管理机制上找问题，帮助公民找到解决问题的组织和机构，以真诚便捷的服务消除误解，取得公民谅解。

建立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知易行难。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奉行本位主义，在工作中实行教条主义，他们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将公民拒之于千里之外。这样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非但不能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建立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是健全社会管理的前提条件。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所谓“政务一站式服务”，只是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的雏形，真正要实现社会的网络化管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必须走出办事大厅，深入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主动性的管理机制，它是在问题尚未暴露之前，及时发现潜在的动因，并且以耐心细致的工作，化解各种积怨。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强调的是政府信息搜集的能力，考验的是国家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体现的是执政党的公信力。如果没有上下联动的网络服务管理机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仍然以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机制应对突发事件，那么，必然会将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社会管理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第三，是强调社会舆论一律，还是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元化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应当充分尊重不同的利益诉求，并且在宪法基本原则的引导下，鼓励公民畅所欲言。如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限制公民的表达权利。不仅会掩盖社会矛盾，而且会导致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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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综治工作思路

20__年全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平安斜桥”“法治斜桥”的工作部署，着力创新社会管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提高我镇综治工作水平，保持我镇社会的持续和谐稳定，为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着力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1、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工作。认真落实《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发挥基层综治工作站的作用>！

2、健全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以我镇实行的“三五”工作日制度完善定期排查、下访接访、领导包案等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和有效调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3、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重点加强部门的衔接，规范综治工作重心联合调解程序。构建部门协作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高效化解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交通事故、两新建设等突出矛盾和纠纷。

4、完善预防和处置机制。建立完善群听性事件苗头隐患排查、研判、报送、预警等制度；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提高预防，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二、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1、加强和改进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围绕“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实”的工作要求，完善落实“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实有人口管理模式。依法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2、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解决刑释解教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救助帮扶问题，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3、健全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控体系。落实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帮扶、教育管理。

4、严密高危人员管控。摸清精神疾患人员，吸毒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底数，有针对性的落实教育管理措施，加强服务救助。

三、加强社会治安打击防范工作，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严厉打击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财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深入开展打击“黄、赌、毒”的各项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传销，非法集资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2、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发挥视频监控技术在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稳妥的推进“技防进农家”工作。加强村级巡防队的建设，落实监督措施，充分发挥其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

3、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在深化平安镇、平安村（社区）、平安单位创建的基础上，要组织平安市场、平安铁路、平安医院、平安校园、平安家庭的创建活动。

四、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1、加强基层综治网络建设，抓好基层综治站及综治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人员，发挥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等职能作用。

2、深化镇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任务，规范制度机制，充实工作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巩固嘉兴市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争创省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

3、完善综治例会制度，坚持每月不少于一次的综治工作例会，分析综治工作形势，研究解决矛盾、问题办法。

4、完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对村、社区综治工作考核办法，充实考核内容，推动综治工作制度化、规划化建设。

5、严格执行责任查究、一票否决等制度。

五、加强（市长电话）办理工作加强（市长电话）

1、健全落实工作责任制，构建大格局，全面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

2、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工作双向规范，提升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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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合作治理 转型期 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

首先，政府在社会合作治理体系中的主导能力不断提升。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这表明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上将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逐步将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实现社会的共同治理，同时也提升了治理水平。近年来，我国在社会治理上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国政府为进一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还对社会治理机构进行改革，将职能相近或交叉的部门进行整合或合并，减少多头管理现象，这既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又提升了政府社会治理效率。

其次，市场机制在社会合作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组织也日益成熟，与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共同构成我国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市场组织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如果国有企业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公平，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则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也能创造大量工作岗位，这是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所没有的优势。而且市场组织内部的和谐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企业通过不断改善就业者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其各类合法权益等方式促进企业组织内部和谐，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最后，社会组织在社会合作治理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在不断提高，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这些社会组织通过优化结构、完善制度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如在固定资产、吸纳就业等方面都在逐步增长。社会组织数量与质量的提高，使之能够为社会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反映群众需求、管理社会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治理主体行政化。尽管我国开始尝试将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但长期以来的全能政府惯性还是让我国的社会治理呈现出行政化与单一化的特征，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依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政府长期在社会治理中扮演全能角色，负责一切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这必然会压缩其他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导致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但实质上，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是难以独当一面的，存在大量缺位和越位的情况，这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效率，也加大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负担。

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强势的政府导致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自身组织建设不足，也无法承担起社会治理的各项功能。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社会组织应朝独立方向发展，实现政社分开，但我国的社会组织独立性差，有浓厚的官办色彩，过于依附政府生存。而且社会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划分不明确。其次，我国缺乏社会共治理念，很多地方政府仅仅把社会组织看作是政府机构的附庸，有的甚至认为社会组织的存在会分割政府权力，影响社会稳定，这种错误认知导致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往往采取压制态度，而非与之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再次，我国社会组织在协同政府进行社会治理上的能力不足。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合作治理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专业服务能力不高，很难配合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最后，我国的政策和法律对社会组织发展支持不足。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层次不高，政策也不配套，这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规范发展。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足。首先，我国公众在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与官本位思想，公众在政治参与中往往是依附的，没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而且我国并没有训练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系统，公民素质又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民众并不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其次，我国缺乏公民参与机制。尽管我国出台了一些有关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但实际上公民的参与权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参与程序上也有较大的随意性，公民能否参与、以何种方式参与、参与程度如何等这些依然由政府决定。

当代中国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

深化政府改革为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形成提供空间。首先，政府应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政府要将自身能力不足的部分职能向非政府组织转移，解决政府越位和错位问题。政府应逐步向社会与市场放权，简化各项审批手续，树立以人为本、多方参与的服务理念。其次，政府还要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实现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改革主要要做好央地合理分权、大部门体制改革、地方政府改革等几个方面。再次，政府角色要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优化政府运行机制。政府要解决不同部门协调困难的问题，建立协调机制；在决策机制上要吸取各方意见，提高决策水平；政府还要建立完善监督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并完善问责制度，增强政府行政人员的责任感。最后，政府还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与管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能够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效率，也为民众提供更多便利。

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能力。首先，我国应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包括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责界限，改变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使之回归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其次，社会组织本身应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如社会组织应建设起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内部组织结构；社会组织还要不断提高包括社会治理能力在内的专业化水平，这样其才有能力参与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最后，还要建立社会组织的监督机制。我国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缺乏公信力，除了社会组织本身治理能力不足外，还因其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财产使用、盈利分配情况等，为此有必要建立社会组织监督机制，规范社会组织的运作与发展。

创建公众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平台。首先是要提升公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政府应利用各种大众媒介在社会进行参与社会治理宣传，提升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可以在教育系统中加入公民政治素养能力教育，提升公民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能力。其次，政府要为公众参与社会合作治理提供完善机制，如推动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落实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最后，政府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公众参与平台，如建设政府网站、开设政务论坛、开通微博平台等等，支持公民通过网络形式参与各种社会治理活动，实现政府与民众的网络互动。

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首先要改革当前的社区管理体制，恢复社区自治的独立，其应接受行政机构的指导而非领导，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应是社区与区政府之间的沟通平台，为此需要明确社区自治组织与行政机构的职能，实现分工合作。其次，要在社区内营造自治氛围，实施社区发展战略，同时还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让居民对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居民才能参与到社区自治中去。最后，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需要整合各类资源，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社区可整合各种治理资源，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社^矫正、救济等各方面的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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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风险;风险治理;复合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1-03

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也是转型的深水期，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社会难以适应，出现社会转型病症，结果便是风险共生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倒逼改革，从社会转型的国情出发，准确诊断我国转型风险的成因及特点，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概念界定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一次社会转型。因此，转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发生转型必将导致事物的运行方式、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过渡的过程。转型既包括事物结构的转换，也包括事物运动机制的转换。”[1]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型”[1]。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以看出，每一社会在发生深刻社会变迁时，都将面临社会转型。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1840年即已开始，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转型阶段，为快速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转型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第三阶段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转型风险，而当下正是风险变为现实问题的“矛盾凸显期”。

风险意味着损失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臆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相较风险而言，社会风险强调的是风险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是指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从国内外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面风险，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分析风险，通过建立复合式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模式，提高我国应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风险问题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内在的联系，转型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线和动力源。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各方面无不受到转型力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复杂性、两重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与风险并存，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社会风险。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起因及其风险问题。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开启的，是受“外扰动”刺激发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鸿章“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我国社会风险的总源泉。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会造成一种发展“不适应症”。植入“现代现象”需要中国本土对其适应，但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于是，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便是“不适症”的表现。这两种冲突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子，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次“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我国受到外在的“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制约，使转型风险更具复杂性。这种迟发展效应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赶超心理难以克服，无法按照自然的演进变迁过程制定政策。“迟发展”意味着只能通过“压缩”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这给我国带来的阵痛无法估量，潜在的风险无法预测。另外迟发展效应给中国发展构成了双重制约：一是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制约;二是话语建构形成的制约。这双重制约为中国在发展的向度上强设了一种规范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三个世界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现实未来”的现代世界和“话语未来”的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所以，中国的风险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复杂性和难预测性。最后植入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会造成三种转型风险。第一种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会使人们形成强烈反差，造成盲目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运行失控风险，由于转型中结构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失控;第三种是连锁反应风险，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一种全面的转型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点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和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和问题的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转型的风险。

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及其风险问题。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引发风险共生问题。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这种双重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协调的。旧的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剧。

二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及其风险问题。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是指“影响社会运行诸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行机制会随之改变，缺乏稳定性，同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会出现摩擦，进而产生风险。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之前，社会系统的一切归国家掌管，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所以缺少产生风险的制度环境，更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经济体制转轨带动社会结构转型，不同功能领域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出现新的动态。社会动力机制由转型前的靠国家动员、成员自觉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社会整合机制由原来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变为以利益为准，社会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社会控制机制在转型前主要是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人大于法，而在转型期，法理权威开始慢慢登上舞台，但是人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人治与法治共舞的局面，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经济体制的转轨由经济的核心区域深入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过程把全国人民抛向了市场，受益的大部分是体制内成员，造成现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风险问题。价值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社会转型以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初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已变化的价值观念会对社会转型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转型突出的表现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冲突，可谓是“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我国犹如一块“压缩饼干”，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一种复合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存在并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有伴随着现代化转型过程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同时更大的文化风险在于价值观念的真空，即新旧价值观念并非是无缝对接的，当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到破坏时，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出现价值真空。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这三种表现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成为当下文化风险的主要根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集体观念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多元化社会，而且这种自我观念更多的是自利观念，这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总之，植入式与外生性的转型起因、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加上转型社会自身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造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断裂、社会失控，是当下我国风险共生的源头，这为我们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提供了条件。

三、建构应对中国转型风险的复合治理模式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无法逃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型风险时刻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风险的普遍性和两重性，正确认识风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发展”。转风险为发展机会，科学的治理风险，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风险态度和意识方面;二是科学的风险管理方面;三是从社会转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化解转型风险。

首先，培养公众面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当对风险进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对风险的态度就成为治理风险的出发点，没有正确的风险态度和意识，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风险治理策略。面对风险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盲目乐观，很多专家系统持有这样的心态;另一种心态是极度悲观，不能认识风险的实质。上述两种心态都是不正确的，是对正确治理风险的威胁。所以应该加强对公众的风险知识普及，强化风险教育，进而使公众形成积极、健康的风险认知，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最终能够培养起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还会有一系列的“潜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话语权，培养公众共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等等。总之，正确的风险态度与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其次，认识和提升国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转型风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国情。中国式社会转型是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社会顺利转型的保障。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治理转型风险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治理风险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国家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分配中的作用，使风险分配更加公平，还应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合作，应对风险。

另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治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部门;风险管理部门;风险制度建设。对风险的治理我们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选择，所以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系统在治理风险中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成立风险管理部门并提高它们的抗御风险能力，一旦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做好“善后工作”，以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风险应该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发挥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为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第三，从社会转型过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从根本上减少风险。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被动开启的，是植入型的现代化过程。所以，从那时起，摆在中国眼前的任务是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赶超转型”，发展主义将主导中国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也使“发展”绝对化，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社会被拖着向前走。所以如若从根本上治理风险，就应该转变发展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弥合因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构断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中国“植入式”和“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决定了中国转型风险的共时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面对转型风险，应该避免盲目悲观和极度乐观的态度，认识其普遍性和双重性，通过转变“经济驱动型”的发展观念，在“社会驱动”的发展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转型，并辅以复合式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内外结合，从根本上化解转型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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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治理 检察机关 司法公正

当前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形势，对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虽然并不直接承担社会治理责任，但检察机关有责任加强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创新，主动应对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水平，以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促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坚持把执法办案作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首要任务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检察机关要通过执法办案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突出执法办案重点，要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严重刑事犯罪。重点打击侵犯民生利益和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案件。在办案过程中关注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对黑恶势力等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2. 加强惩防职务犯罪，规范社会治理权力运行。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这一重要职能，规范社会治理权力的有序运行。加大对社会治理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办社会关注的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全生产、食品医药等行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犯罪案件。通过依法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犯罪行为，净化社会治理环境，促进社会治理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正确履行管理职责，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坚持“惩防并举，预防为先”的方针，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围绕中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易发生职务犯罪的社会治理领域通过廉政教育讲座、重大工程专项预防、个案警示教育、法制宣讲等形式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使干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

3. 改进执法办案工作，着力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要求的执法方式、执法行为。着力提高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的执法公信力。在执法观念上，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在执法能力上，要在提高发现违法犯罪、侦查突破案件、收集固定审查证据，适用法律政策能力的同时，注重提高群众工作能力、信息化应用能力、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在执法管理上，要在细化工作流程，统一执法规范的同时，大力推进信息化办案，强化动态管理和定期监督;在执法作风上，要加强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的教育，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诉求，满腔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二、坚持以检察监督作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根本保证

坚持以检察监督推进社会治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目的是通过维护法制，保证和促使公民守法护法，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权力，促进廉政勤政。一是要善于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眼，结合执法办案和履行各项检察职能，积极推动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公共政策调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推进社会前端管理，促进公共政策的完善，努力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二是要充分发挥贴近群众的工作优势，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善于发现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民生诉求，并根据检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拿出方案，协助党委政府把住政策源头，促进完善社会治理。三是要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及时发现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向发案单位及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完善社会治理、服务。

三、坚持以拓宽服务领域作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要手段

要服务好社会治理创新，检察机关要把检察工作更好地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坚持依法参与的原则，在把握好角色定位的基础上，拓宽监督领域，做到不失位、不缺位、不越位，为社会治理创新服务。

1. 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促进特殊人群受益社会治理创新。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既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应依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加强对相对不捕、相对不诉的帮教考察监督工作，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有效开展。要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坚持教育挽救为先，不断延伸检察触角，参与社会治理，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促进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不断提高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质量，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

2. 要加强对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工作。与有关单位和部门密切配合，以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为载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维权工作机制;积极探索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处理制度。协助公安、教育、文化、工商、共青团等部门，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力度，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对不批准逮捕、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和心理矫治工作，并通过回访适时掌握情况。

3. 要加强对涉检舆情信息掌控管理工作。近些年来，网络检举成了反腐败的重阵。与此同时，网络虚拟社会因为各方面的监管不到位，出现了诸多混乱状况，检察机关对网络舆情、网络虚拟社会的关注和把握不够，这一定程度影响到检察职能的发挥，亦影响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所以检察机关应与法院、公安局等部门一道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同时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研判，提高处置能力和水平，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对网民反映较为强烈的司法问题作出回应，避免民众诉求的长期积压演化成或涉检问题。

四、坚持将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要途径

全面落实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充分认识风险评估预警对于有效防范、积极化解苗头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检矛盾纠纷的发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应当把释法说理、教育疏导、情绪舒缓和矛盾化解等工作做在前面，把握工作主动权。各办案部门和办案环节都要承担风险评估、预案制订、化解息诉的任务。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对风险评估预警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各部门抓好评估预警，大幅度提高评估率。控申部门要认真履行牵头、协调和督促职责，努力形成各地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对已经产生的涉检矛盾纠纷全力进行化解，对重信重访和积案加大化解力度，确保不扩大、不拖延、不发展。

五、坚持将检察工作站作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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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理水价；节水型社会；可持续开发

Establishing reasonable water price mechanism to promote water - sav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Meng Qing-li

（Wat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Zhangweinan Canal， Handan River BureauHandanHebei056001）

【Abstract】The current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e use of waste， to develop a reasonable price of water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solve this phenomen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saving societ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urrent water pricing policy，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reasonable water price policy and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saving society， and use the relevant economic theory to study the current water pricing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based society.

【Key words】Reasonable water price；Water-saving societ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更趋尖锐，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水资源的核心问题，并将是全球未来发展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的水资源短缺是资源性的短缺与使用上的的浪费并存，而合理水价应是节水的关键，有利于促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本文运用相关的经济的理论来研究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中的水价制定问题，为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建议。

2. 水价的基本概念

2.1水价的内涵。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国家，加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积极推进水价制度改革与完善，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是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全面保护、高效利用，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由之路。水价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手段。水价的形成既要反映价格形成的一般性，又要体现水价形成的特殊性，体现水资源价值，遵循价值规律和供需规律的要求，已价值为基础，体现水资源供需状况的变化，实行不同的价格。

2.2节水型社会的本质。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行制度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建立起自律式发展的节水模式，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节水型社会的节水，主要通过制度建设，注重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整个社会走上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道路。

3. 城市水价组成分析

水价可分为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三个组成部分。

3.1资源水价。

资源水价的内涵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产权、有用性和稀缺性，并且资源水价应按"同质同价"的原则来确定，即不论水资源的赋存形式如何，只要具有相同的质量，则其资源水价应相同，否则，不利于水权的建立与保护以及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资源水价是体现水资源价值的价格，包括对水资源耗费的补偿；对生态影响的补偿；为加强对短缺水资源的保护，促进技术开发。

3.2工程水价。

水利工程向用水户供应生产（工厂、农田）、生活、绿化用水而收取的供水费用，水利工程的水源可能是水库、泵站等。工程水价就是通过把资源水变成产品水，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3.3环境水价。

环境水价即用户排除污染物污染了公共水环境，为有效治理水环境保护所需要的代价，具体表象为污水处理费。

4. 水资源供需平衡关系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水的供需关系，即水资源实际供应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水资源拥有量有保证的前提下，实现供需平衡是水资源规划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水资源的可供量受某特定范围内水资源的数量、时空分布以及供水工程能力的制约。实际需水量则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产业结构和水的利用效率有关。不同时期的可供水量与实际需求量是可变的。在理论上，供需关系有三种情况：供大于需、供需平衡和供小于需。而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供小于需，即供水紧张问题。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在水资源调查、评价阶段应开展用水现状调查，对供水系统结构和需水系统结构的不适应情况进行分析，查明原因。出现供水缺口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工程设备能力不足；二是水源短缺。前者可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加以解决，后者应采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此外，为保证未来的需水要求，还需参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建设规划的目标，对水资源供需关系作出推断预测，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5. 建立节水型社会

5.1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必要性。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水利部门坚持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贯彻节约保护资源基本国策的战略措施，是坚持人与自然相和谐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的节水水平与严峻的水资源形势还很不相称，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已不适应形势的要求。积极推行节约用水措施，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1）第一，要充分认识到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干旱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使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第二，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准确把握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不同，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3）第三，建设水资源配置和节水工程，建立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体系；特别注意运用经济手段，发挥价格对促进节水的杠杆作用；通过制定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引导水资源实现以节水、高效为目标的优化配置。

（4）第四，无论是水资源短缺的地区，还是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都需要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水资源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应该得到合理、高效使用，浪费水资源不仅造成局部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污染加剧，也增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本，包括取水耗水成本和水污染处理成本等。要积极探索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

5.2建立节水型社会的主要措施。

（1）第一、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是节水型社会在体制上的本质特点。有利于推进节水技术开发，吸引节水投资，推广节水产品，促进自觉节水的机制。

（2）第二、促进水资源的高效率利用，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是节水型社会的内在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内在的节水机制的运行，可以实现水资源宏观优化配置和微观的高效率、高效益利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全面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需求。

（3）第三、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是节水型社会的基本目标。节水型社会通过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全面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的用水需求，从而能够实现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协调发展。即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4）第四、节水型社会是全民资源价值观念普遍确立，节水活动普遍参与的社会。节水是全民的事，节水型社会建设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一次社会观念的革命，只有社会的普遍参与才能形成。

参考文献

[1]吴季松 中国可以不缺水--资源系统工程管理学的十二年研究与实践[M].北京出版社，2005.

[2]王雪 以合理水价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