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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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协调机制；城乡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利益

一、城乡社区治理与利益协调之间存在的关系

“利益”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价值的认同，或者说此客观事物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所以利益的内容客观，形式则反映的是主体的需求这样的主观要素。因此，城乡社区的管理其实就是不断的处理利益与矛盾，只有这样，各个管理的主体才会合作来治理公共事物，进而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

城乡社区治理的方式本源是利益协调机制，基础是各治理理论在治理中的应用。“为了可以贴近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社区治理的时代到来了”。在治理中，为达到最优的共同利益，就要用各种机制来协调各方利益，这个过程叫做善治，其中这些利益包括工作方法，构造、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等：而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益的构架、利益的协调原则、运用协调手段的方法，还有与别的协调系统间存在的关系。当很多主体的需求得到了很高程度的满足，或当个体之间的利益趋于平衡，这时就比较接近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各个主体的自觉性、协同性、有序性都将提高。

当今社会距离城乡与社区的善治还有一定距离，因为现实的社会情况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功能还是很薄弱，人们的管理意识模糊，管理结构和机制也不完备。但也要了解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建设与治理所接触的新领域日益增多，协调多方利益的难度也在加大。因此，仅用利益来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是不行的，因为当利益的分化越过了某个程度，将会使冲突进一步激化，所以要创立科学的利益协调的机制，以协调矛盾、规避冲突，促进社会公平，达到善治，这也是治理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点课题。

二、善治的利益协调机制

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一起参与各项公共事务，使公共资源得到最大的整合，这其中有关乎很多成员自身利益的领域。所以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也要为人们的切身利益考虑，统筹兼顾。

建立整个协调机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各方主体加入管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行动力、各种规则的制定等。它的权力实施是多维度的，即凭借商讨、协作等民主的方式来确认管理办法，它的执行与权威性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可度，所以它的治理也算是一种自我治理，治理参考的是各个参与者的意见，但只是参考，并不一定被采纳。只有这样的自主治理民主管理才可以使城乡社区治理有序、科学、文明。

三、优化各利益主体的内部结构

（一）加强基层政府在城乡社区治理管理中的各项能力

要考虑到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切身利益：优化政府职能，做好建设中的各项规划、决策、执行、监督工作，为城乡社区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帮助与支持；规范各项公共服务，明确职能权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行政透明、阳光，吸引社会与政府合作。

（二）要发展政府与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

社区非营利组织不管是在社会资源上还是在服务上都可以对政府的治理提供帮助，党的政策也鼓励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政府可以在这些组织刚成立时给予一定的支持帮助。

（三）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自治力

人民群众的自治力也是人民群众权力的一部分，人民的自治可以提升人民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升人民群众自治力的重点是健全相关的各种机制规定等。此外还要有目的对人们群众开展一系列的培训与教育，完善他们的知识体系，提高他们的执行能力以及对现代治理理念的认识。

在做到了以上几点之后，还要兼顾以上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性与互动性得以体现。

四、完善与创新城乡社区利益协调机制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从本质上调和各方的利益矛盾，在社会生产要素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中，要多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此外，还应完善冲突应对机制，以便及时应对各种冲突矛盾。尽可能做到预防为主、应对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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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把社区管理改革，建实基层治理网格作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工作取得了新突破。

一、建实网格，完善治理体系。一是科学整合，突破“条块分割”障碍。前期我们重新规划调整3大类20个社区网格，社区布局更加合理，组建以社区牵头总览，包保单位、驻区单位企业共荣共建、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打破以往分割管理的壁垒，社区为核，共同治理。依托党群综合服务大厅及各便民服务店，缩小服务半径，20个社区基本建立“15分钟服务圈”，精准快速解决各类疑难杂症，用'小网格'撑起社会治理的'大平安'。二是健实网络，强化单元长职能发挥。每个社区网格下完善了“社区—片区—楼院—楼栋—单元”五级网络，明确负责人，建立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做到“人员、职责、任务”三落实，特别是今年以来把单元长选配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广泛听取各项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切实把单元长选实选准，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务，把治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楼栋单元。三是抓好带头人，建立专业化基层队伍。按照职业化、专业化、年青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四支队伍建设，特别是着重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利用近期社区“两委换届”契机，选优配强，把基层“好班长”选出来，用起来。11个“以村为核”社区平移过渡社区“两委”成员，街道选派9名机关干部到社区担任书记，实行书记工作与“绩效工资”挂钩机制，激发社区书记干事创业动力。同时按照“工作在居住地社区”的原则，调整了52名社区工作人员，增强配齐了470余楼院长，签订正规劳务合同，把队伍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中间力量切实把作用发挥到位。

二、兜底管理，扩充治理覆盖面。一是统筹融合，成立综合治理办公室。为把社区网格内的基层治理工作做实做细，针对社区内执法力量分散、共同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促进中心要求每个城市社区设在党群服务中心大厅一楼附近设立社区综合治理办公室，配齐必须办公用品，整合社区工作人员、警务人员、城市执法中队、城市巡管等执法力量，形成基层治理合力，共同推进基层治理深入。目前来看，效果良好，对于一些单个部门无法协调解决的问题，在联合执法机制下，都能有效的化解矛盾，如店外经营、对抗执法等棘手问题。二是服务为本，主动承接治理职能。社区加快服务职能下沉，统一设置了“党建综合”、“民生服务”、“安全环保”、“社会秩序”四个服务窗口，全权负责事项受理和业务办理，精简机构、优化职能、提高效率，提升基层治理质效。严格落实各项监督职责，明确权限边界，制定监督细则，正在探索建立环卫、绿化、秩序化等外包服务保证金制度和物业公司服务保证金制度，规范监督流程，用好监督结果，充分发挥监督在落实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三是依托六化，着力化解矛盾纠纷。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引发大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矛盾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我们依托六化问题处理，逐步弱化分化矛盾，制定了“六化”管理工作细则、巡查人员工作职责和操作流程，建立400余人的巡查队伍，定人、定位、定责，盯靠片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目前累计督促解决居民关注、矛盾集中的“六化”问题1890条，同时注重长效机制，做到“小矛盾不出片区、大矛盾不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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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元，在减灾行动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1]15-601994年在日本横滨、2005年在日本兵库和2015年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三次世界减灾大会分别突出强调了推行开展社区灾害管理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明确提出了“社区减灾”的各项任务。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理念，突出强调以多元主体和协作网络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即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2]因此，在社区减灾中的参与主体即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间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对社区减灾的效果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社区减灾在各国实践的开展以及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对于社区减灾中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Louise K. Comfort（2006）[3]在对卡特里娜飓风社区减灾行动的研究中，得出社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应急过程中，急需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和共同应对；Simo，Bies（2007）[4]研究表明，跨越单一部门的应急协作在社区减灾中能够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弥补单一部门应对的缺陷，同时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Naim，Kapucu，Demiroz（2011）[5]在比较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和卡特里娜飓风两次事件中社区组织协作网络的差异后，提出了灾害发生之前组织间频繁的交互有利于强化应急响应的效果。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多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几年来，社区减灾在中国和美国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国家的应急管理机制上都提出了实践模式。2007年3月民政部印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自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地分八批累计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7727个。在美国，1997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开始创建“减灾型社区（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以及2011年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实施的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期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减少政府的行政负担。[6]基于此，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模式上各有特色。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模式的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美国的社区减灾经验，进一步强化我国社区减灾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互动关系。

二、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模式

自2008年起，由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发起，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选活动。截止到目前的7727个示范社区，时空格局的分布上经历了“先东部、后西部，东西共同迅速扩展”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高值区分布于首都圈、长三角、珠三角和沿长江经济带。并且示范社区个数分布与所在县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与灾害高发区域的空间对应相关性不显著。[7]《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8]明确规定了示范社区的建设内容和评价指标，包括10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组织管理机制、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减灾宣传教育培训、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居民减灾意识与技能、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管理考核制度、档案管理规范和社区减灾特色。其中关于示范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的考核指标主要涉及到第1个指标组织与管理机制和第7个指标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见表1），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表1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价指标1和指标7描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标准1.组织

管理机制11领导机构社区综合减灾运行、评估与改进领导机构健全12执行机构分工明确的专门工作小组：风险评估、宣传教育、灾害预警、灾害巡查、转移安置、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灾情上报等13工作制度领导工作制度、执行工作制度14减灾资金社区筹划

社区综合减灾项目7.社区减

灾动员与

参与71企事业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活动，主动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演练；对企业员工进行防灾减灾教育72学校社区内学校在日常教育中注重提高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利用学校资源为居民开展防灾减灾教育73医院社^内医院能积极承担医护工作，关注社区脆弱人群，提高社区救护能力74志愿者社区建立志愿者队伍，承担社区综合减灾建设的有关工作，如宣传、教育、义务培训，并配备了必要的装备75社会组织社区内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吸收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一，从评价标准的形式上看，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社区减灾工作。领导机构由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担任。在具体执行方面，由于社区居民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建设的需求，社区减灾动员和参与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均被要求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二，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仍为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被整合和吸纳入基层政府的社区减灾网络中，共同参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被整合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各类社会资源如企业项目资金、社会捐赠等都被纳入行政资源，由基层政府统一支配。如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街道在社区减灾的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由街道的政府部门创建综合减灾社区创建委员会；委员会整合辖区内的其他主体和资源如部队、企业和学校，创建了包括部队、街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城司在内的“军、政、校、企”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动员居民成立防灾减灾志愿者队伍，形成减灾的基层网络。因此，从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实践来看，政府是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发挥辅助作用。

三、美国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

（一）“减灾型社区”阶段

美国的减灾型社区建设是从1997开始，终于2001年。FEMA通过实施“影响工程”，致力于开展“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强调社区居民的参加、社区组织的建立和社区减灾制度的完善。[9]与美国以往的减灾模式相比，“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在治理层面更加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层面的灾前预防。FEMA在减灾示范性社区建设中，拨付基金资助了7个散布于全美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县（County），致力于建设“减灾型社区”。这笔资金的获得区别于联邦政府1988年《罗伯特・斯塔福灾害救济和紧急援助法案》（《Rober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of 1988》），相应的资金拨付的首要条件是该地区已经发生了自然灾害。相比较而言，“影响工程”项目更注重灾前的预防，因此资金的拨付在社区发生灾害之前。

第二，致力于培育多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政府资助20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并在建设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开展社区风险和脆弱性评估、确定减灾的优先权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方面对社区提出了要求。在减灾示范社区具体实施的几年中，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个社区的减灾资金中，高层级政府给予基层政府一定扶持之后，逐渐退出。例如，减灾型示范社区建设的3年中，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下降了772%和429%，县政府和都市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上升了4%和3%。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如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各类行业协会、宗教组织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1998年的6629%增长到1999年的7029%，2000年的7386%。“影响工程”终止时，很多社区通过多部门协同机制的建立，发展了长效的伙伴关系。

（二）“全社区模式”阶段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核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共同思考应该怎样应对类似的重大灾害事件。[10]随后，美国总统政策8号令“国家应急准备”（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PPD-8：National Preparedness）（以下简称PPD-8）由奥巴马总统签发实施，取代了《总统国土安全政策指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8，HSPD-8）》。基于此，2011年12月，时任FEMA行政长官的Craig Fugate针对美国应急管理的现状提出：政府仍然会是应急管理的主体。但是，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以政府为中心的应急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各类巨型灾害带来的挑战。因此，急需提高整个社会的应急能力。通过发起全国对话―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旨在集体学习与交流全美社区的防灾减灾经验、加强民众的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的恢复力。

FEMA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提出了3个原则（Principle）和六个战略主题（Strategic Theme）（见表2）。其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FEMA所继续强调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间的社区减灾伙伴关系的建立。从治理层面上看，全社区模式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资源的利用。包括社区的人力资源如社区领导者和社区物质资源的利用。社区内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者，对于社区具有全面的了解以及动员能力。例如，俄亥俄州（Ohio State）中部是美国第二大索马里族居民的聚集地，俄亥俄州中部区域规划委员会（Mid-Ohio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一直致力于获取索马里族居民的信息，如通信方式、传统、行为、习俗，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索马里族居民提出将索马里族居民社区领导者加入到该委员会，以便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其领导者得到可以信赖的信息与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应急管理者和社区民众通过建立可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受益。表2美国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原则与战略主题P1理解并满足社区的真实需求P2加强社区的多元参与并对参与主体赋权P3强化社区在常态下的管理活动ST1理解社区的多样性ST2认识社区的能力和需求ST3培育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ST4建立并保持多元参与的伙伴关系ST5授权地方的行动ST6利用和加强社区现有的设施、网络和物资

第二，注重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FEMA意识到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对社区减灾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提出在社区减灾中该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就私营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层面来看，客户的需求永远是首要需求，因此灾害发生时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才能真正解决私营部门自身的生存需求。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一大批商业部门，如IBM、沃尔玛（Walmart）、梅西百货（Macy Department）、UPS、美联航（United Airlines），动员商业部门众多的客户群体，并利用其广泛的运输和营销网络，按照市场的方式积极发挥作用。

第三，探索适应多元主体伙伴关系建立的协调配合的应急机制。如应急协调准备联盟（Be Ready Alliance Coordinating for Emergency，BRACE）和应急准备支持联盟（Support Alliance for Emergency Readiness，SAFER），是两个在伊凡飓风（Hurricane Ivan）之后建立起来的应急管理伙伴关系网络组织，前者服务于Escambia County，后者服务于Santa Rosa County。这两个组织均致力于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协调社区、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立和私营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来降低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带来的环境影响。图1为BRACE与SAFER的工作流程图，两个机构通过对各类组织的协调建立应急伙伴关系，在弗罗里达州（Florida State）ESF-18（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18）的指导下，来协调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行动，提供及时和短期的援助以满足灾后的需求，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图1BRACE与SAFER工作流程图

四、中美社区减灾模式的比较

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实践模式各有特色。开展实施的几年中，都起到了启发基层民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防灾减灾能力的作用。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差异，在社区减灾治理层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所参与社区减灾的方式、作用和互动关系也略有不同。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具体模式中，政府部门都充当了社区减灾的主体，但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社区中的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表现出“指令型”的关系模式。即社区减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凭借行政权威，要求辖区内的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减灾的网络中，如对私营企业、医院、学校以及志愿者团体下达指令，表现出吸纳和整合的方式，被动地将社区减灾网络扩大至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部门较多地承担社区减灾的资源供给，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充当社区减灾的辅助力量。从形式上看，这种模式形成了治理的网络，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鉴于政府的行政权威被动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长期来看不利于社区成员自救互救主体性的培育。

美国两个阶段的社区减灾模式中，在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模式上表现为减灾型社区阶段的“委托型”，到全社区模式阶段的“合作型”。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FEMA以委托合同的形式把减灾项目委托给社区。全社区模式中，FEMA通过对社区的主体赋权、建立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以及授权地方的行动上，在社区减灾中形成了多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由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的“委托型”逐步演化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横向上良性的合作关系。从以上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实践模式中政府部门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过多地承担了行政职能，缺少对其他部门的合理和有效的激励。

第二，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减灾中体现出政府主导模式，但这并不表明社区减灾中需要“政府包揽”，亲力亲为所有事项，而是需要借助社会多方的力量，共同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性需求。目前，中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私营部门即企业主要充当的是资源的捐赠者，在社区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大多数企业在社区减灾中成为政府部门监管、指导和动员的对象，少有企业以市场的方式，即通过等价、有偿的方式提供应急产品和服务。美国从减灾型社区到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逐步强调私营部门应该以市场行为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减灾过程中。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分担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风险和行政成本，成为全社区模式中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三，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组织已成为各国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区类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领域的宏观策略，表现为理念介入策略。[11]在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的理念介入策略背景下，在风险管理阶段，在微观层面，通过风险文化培育即通过对个人安全意识与责任教育来改善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在宏观发展理念层面，注重人与自然、发展与灾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广泛动员群众力量，以社区人员为重点建设社区志愿者队伍。[12]相比之下，美国的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以非营利性运营的方式参与社区减灾活动。其中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和宗教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启示

因此，我国在社区减灾中，如何真正发挥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

第一，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我国社区减灾的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然而政府部门在人才、物资和资金等资源的供给上，始终是作用有限的。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多数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满足社区减灾的基本需求，对于社区居民的异质化需求，如更高层次以及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以市场的方式供给。而私营部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能够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化需求，如政府的职责是对社区居民进行必要的防灾减灾宣传，而更高层次的技能的培训如果通过市场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提供则会更加高效。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目前，我国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多以志愿服务为主，然而公共管理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志愿失灵”现象在社区减灾中也有体现，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在社区减灾中的不可持续性。因此，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就应该转变社会组织的志愿参与模式，通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化参与，转变以往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而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调动社会组织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供特色服务。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在社区减灾所呈现出的多元参与趋势下，增加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势在必行。由于社区减灾中各类资源和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跨部门在社区减灾中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如信息无法共享、资源浪费等。因此，通过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促进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社区中的减灾和应急行动，才能有效解决跨部门社区减灾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

社区减灾中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的减灾模式，是近年来在西方合作治理理论和跨部门合作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需要建设性地跨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动员各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实施减灾策略。在西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边界比^清晰，因此比较容易跨越边界共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跨部门关系相对比较复杂，路径依赖导致长期存在于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等级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目前中国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边界模糊，政府部门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间明显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导致企业和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急协作中往往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挤出效应”。综上，抑制“挤出效应”，应从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方面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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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市以“40工程”为切入点，全力提升社区治理的承载力，到2020年11月10日成功赢得创文夺牌之战，全区社区治理水平已有大幅提升。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接续努力下，以“共建家园”为总抓手，以建党100周年为契机，掀起社区治理提档再升级的新。

党有所指，团有所向；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服务社区治理的行动中，经过前期走访调研，对现状情况进行摸排分析，发现仍存在与区委要求不匹配、与团市委要求有差距等问题。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层团组织服务社区治理之“状”

一是少数团支部责任担当“软化”。凡事跟着党建走，双手一举“事没有”。少数团支部书记将团的建设看作党的建设的附庸，缺乏主动性、独立性，习惯性在社区蹭党支部“共建家园”热度，拉横幅、齐摆拍，方案统筹事先不做，行动落实更无从谈起。

二是少数团支部整体功能“弱化”。软弱涣散问题在少数团支部依然存在。服务力、引领力、组织力作为团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服务社区治理中暴露出的“弱化”程度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应付式服务、签到式集合、随意式考核。

三是少数团支部服务内容“虚化”。“服务”作为体现团组织存在感的重要一环，当前在少数团组织中仍存在走过场，而不走心走实的问题。形式内容味同嚼蜡、简单复刻党建内容、参与热情调动不高、特色特点彰显不足等问题则是“虚化”的具体表现。

二、服务社区治理软化、弱化、虚化之“因”

一是思想“根子”不牢。思想建设作为团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团支部书记政治站位、思想认识高不高，直接决定团的建设的整体情况。在服务社区治理中，皆言“知之非艰，行之唯难”，但在基层团组织中，在“知”这一层面，仍未充分渗透入思想骨髓，少数团组织将团的建设当作党的建设的附庸，而不是参谋、助手，自我“降格”，思想底线不高，服务社区治理水平自然也高不起来。

二是基础“底子”不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服务社区治理水平不高侧面反映出团的建设基础“底子”不厚。在基层团组织中，团支部负责人多为兼任，且调动频繁，导致基层团组织建设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加之囿于自身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资源渠道有限，在服务社区治理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乏力甚至无力等症状。

三是发展“路子”不宽。不日新者必日退。创新是团组织的活力，更是推动团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长时间“亦步亦趋”，经验借鉴“学表”不“学里”，思维方式固化不灵活，遇到问题摆“客观”不谈“主观”，导致在服务社区治理中，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敢用，相较于其他先进团组织，更谈不上“快人一招”“先人一步”“胜人一筹”，最后导致一条路越走越窄、越黑。

四是承载“盘子”不大。未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当前社区治理，是基层团组织工作的一大短板弱项。长期将眼界局限于机关、学校、卫生院等“体制内”部门，既做小了自身的承载发展的“盘子”，也间接拒绝了外部资源的进入。有的团组织自视甚高，等着别人上门“求合作”；有的团组织畏首畏尾，担心上门合作“被拒绝”；有的团组织无动于衷，等着党的建设“带一程”，“吃饭”的盘子不大，如何“吃饱”。

三、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服务社区治理之“法”

一是将提高思想认识与紧跟思想潮流结合起来。要充分认识到团的建设对服务社区治理的指导作用，以及服务社区治理对团的建设的促进作用。从严治团、团结青年、服务社会、强化引领仍是团组织思想建设的“四梁八柱”，但要充分借鉴吸收社会进步的新思潮、新思想，用年轻人喜闻乐见、老人易于接受的理念思想，将广大青年号召团结在服务社区治理的行动之中。

二是将加强自身建设与整合多方资源结合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服务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定不移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自身坚强、团结而又富有活力的组织形象，吸引跨系统、跨行业、跨年龄的不同群体资源聚集在我们团组织中，从而更好更优地服务社区治理，让共商共建共享成为助推我们写好“自身建设”与“服务社会”结合文章的点睛之笔。

三是将严守政治属性与拓宽发展路径结合起来。讲政治，守规矩，是在加强团组织建设服务社区治理的第一原则。探索建立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审批机制，在形成团组织、审批机制、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闭环的前提下，实行权限下放，非禁即可，充分释放团与社会的交流活力，在服务社区治理中，碰撞出多彩的火花，建立起团组织发展的立体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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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前县（区）级以下的街道（乡镇）图书馆及社区（村）图书馆（室）等存在的法律地位依据、管理政策来源、管理现状，指出基层图书馆依存的政策不明确，各地运营管理形式传统与创新共存，探讨了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1-0014-04

收稿日期：2014-12-20

作者简介：李 英（1975―），宝安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1 街道、社区图书馆主体地位依存的政策逐渐清晰

1.1 2008年起国家政策、规范性文件中公共图书馆表述延伸到县（市）级以下

2008年前国家级政策、规范性文件中公共图书馆表述只延伸到县（市）级以上。“十一五”以来，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逐年增加，到2010年，我国共有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2，884个[1]。《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指出：“目前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分为国家级、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地（市）级和县（市）级4个等级。”[2]

2008年出台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中公共图书馆表述为“标准适用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图书馆。街道、乡镇、新建居民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参照本标准执行。”[3]

2011年出台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表述的延伸层级最具体，即“标准内容适用于县（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街道、乡镇级公共图书馆以及社区、乡村和社会力量办的各类公共图书馆基层服务点参照执行。”[4]

1.2 省、市级政策文件中公共图书馆表述延伸到街道、乡镇级

部分省市文件对公共图书馆层级概念没有延伸。如2002年出台的《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三条指出：“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有的省市文件对公共图书馆层级概念较为模糊。如2012年2月27日起执行的《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室）设备管理办法》中“第一章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指由政府出资兴建、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主管的并向公众开放的省、市、州及以下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活动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活动室）。”

大部分省、市文件对公共图书馆概念延伸到街道、乡镇一级。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图书馆条例》第九条指出：“本市鼓励和扶持在社区、村兴办图书馆（室）。 区、县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应当以区、县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公共图书馆（室）为基础，采取多种扶持措施，加强社区、村内图书馆（室）的建设。”

2002年11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8号修正的《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二条 （定义）指出：“本办法所称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馆。”

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八条指出：“公共图书馆按照行政区域分级设置。省、市、县（市、区）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乡镇、街道应当在文化站内设立图书室，有条件的也可单设公共图书馆。……鼓励在社区、村设立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室）。”

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中，“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需求和人口分布、地域特点以及交通、环境等因素设置公共图书馆，并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其他人口密集区域设置公共图书室或者公共图书站。”

2 各地陆续出台涉及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的政策文件

2.1 省级文件明确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层级、人员配备和经费来源

《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对运营管理的经费来源给予了明确，第二十四条（经费保证）指出：“街道（乡、镇）图书馆的经费，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予以保证，区（县）人民政府给予适当的支持。”

2011年9月出台的《浙江省文化厅关于推进全省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对运营管理主体、人员配备非常明确。“乡镇分馆由县图书馆负责管理，当地乡镇派人协助管理、维护，每个分馆配备工作人员不少于2人。村（社区）图书室由村（社区）派人进行管理，每个流通点应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统筹规划，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切实解决总分馆建设资金及日常运行经费。”

2012年2月执行的《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室）设备管理办法》对管理主体对应的行政分层进行了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中心）设备实行分级管理。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由所在地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2.2 地、市级文件明确基层图书馆运营体制、经费来源及人员管理

李英：街道、社区图书馆政策及运营管理机制研究

李英：街道、社区图书馆政策及运营管理机制研究

2011年9月出台的《苏州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运营管理的总分馆管理体制，界定了经费来源、员工管理的模式。“县级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运行管理方式：以各县级市图书馆为总馆，以镇（含撤并乡镇、管理区、办事处）图书馆为分馆、基层综合信息服务中心为服务点、流动图书车为补充。县级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购书经费及免费开放等所需经费由各县级市财政给予保障和统筹。图书馆分馆工作人员应由总馆统一管理。”

3 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的现状

3.1 层级对应的行政管理主体承担运营管理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一级政府对应一级图书馆”的建设体制，最低一级政府负责的是街道、乡镇图书馆，社区和乡村图书馆没有对应级别的地方政府，也缺少相应的公益性建设主体[5]。同理，层级对应的运营管理主体亦如此。

3.1.1 诸城模式为代表的乡镇政府管理模式。基层图书馆由市政府监督下的乡镇政府依托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建成后由乡镇政府维持运行，乡镇政府为每个社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专门承担公共文化，新增一定数据图书资源，可以通借通还，但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讲座、咨询、读者活动等）难以实行[6]。但难以承载公共空间职能，不能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其投入与服务效益产出也有待继续加强。

3.1.2 街道承担辖区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责任。2012年，深圳市宝安区创新了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新形态，由区政府出资，区图书馆负责建设，各街道提供场所，建成了30家社区阅读中心;统一的建设形态上采用了全区统一的服务标识、规范的建设标准。社区阅读中心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承担，其所在街道负责运营管理。区图书馆作为监管与考核单位出台相关管理规定和服务规范。

3.2 运营管理职责随建设主体上移到区级以上图书馆

东部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突破层级对应的行政级别框架，基层图书馆建设主体上移到县（区）级以上图书馆，随之管理主体上移，承担了相应的运营管理职能，出现了多种创新的运营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2.1 嘉兴市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嘉兴市政府主导、制定了全面的总分馆建设方案，包括资金投入模式、分馆布局、分馆建设标准和运行模式、分馆管理制度、效果监测等。由市、区、乡镇三级政府按比例投入， 资金由总馆支配， 基层图书馆部分人员编制划归市馆， 实现城乡基层图书馆一体化建设和管理。嘉兴模式的运营采用集中管理，是指任何一个分馆从立项论证到建设规划再到日常运行，全部由总馆统一操作和管理。[7]“嘉兴模式”的特点是由实施区域内的最高行政层级嘉兴市政府确认上述责任并产生了承担的意愿，由嘉兴图书馆完成制度和实施规程的设计，最后以市政府文件的形式责成予以实施。

3.2.2 市级图书馆与基层政府合作的全委托管理模式。苏州图书馆的总分馆是一种在合作基础上的全委托模式，即由建设分馆的合作方（各个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供分馆的馆舍、装修、设备以及开放中的水电等费用，并每年向苏州图书馆支付一定的人员和购书经费。苏州图书馆向分馆派遣工作人员，负责分馆的开放服务。[8]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层级对应的体制障碍，彰显了总分馆在服务上的方便快捷和经济高效，但“政府主导”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其后示范区的创建给苏州的总分馆实现政府主导和形成制度创造了条件，苏州进一步创新思路，设计了苏州总分馆的“新模式”，从政策文件制度上实现了政府主导。

3.2.3 区级以上图书馆派出基层分馆馆长的合作式管理。南山区图书馆众冠分馆，由合作共建的股份公司负责日常运转的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以及三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南山图书馆选拔业务骨干长驻分馆担任业务馆长。以合同约定形式有效解决了政府运营分馆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而总馆委派业务馆长，大大提高了业务管理的规范性，基本解决了因体制障碍而带来的经费不足、人员不专等问题。[9]

3.2.4 区级图书馆进行总分馆制管理。2006年8月出台的深圳市《福田区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由区财政对社区图书馆新建、日常运作进行补助，由福田区图书馆实行总分馆制管理。宝安区图书馆2008 年起进行了总分馆直接管理，分馆建成后其运营管理费用由区级财政直接纳入区图书馆的年度预算。由区图书馆统一管理人、财、物，统一选派和管理培训工作人员，统一规章制度，统一宣传标识，统一提供文献信息及服务资源（含数字资源、讲座资源），真正做到了向读者提供与区图书馆同等水平的服务。这种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基层分馆后续经费无来源及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保证了分馆建成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了街道、社区图书馆的专业化服务水平。[10]2005年起建设的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在后续管理上也是类似模式。

4 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4.1 法规文件明确基层图书馆的定位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启动了若干旨在覆盖全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站、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村文化室等。于良芝老师认为，其核心功能由典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构成。

综上，国家级的政策文件涉及县（区）级以下的街道、乡镇图书馆及社区、村图书馆（室）的公共图书馆的表述延伸还不及省、市级政策文件清晰，但是省、市级文件中又各自为政，表述不明确。因此，在现阶段，街道（乡镇）图书馆及社区（村）图书馆（室）的建设及运营管理，最迫切需要的是政策法规性文件的明确表述延伸，将最基层的公共图书馆基本功能定位清晰，提供哪些公益服务内容，辐射多大的服务范围。

4.2 出台管理层级清晰的运营管理文件

通过政策法规层面出台涉及明确运营责任主体，界定运营管理目标的政策，保证运营经费来源、使运营管理层级清晰、可操作，保持可持续发展，如苏州模式、嘉兴模式等。

公共图书馆的运营管理资金也可以多渠道筹集。管理主体联合多个部门切实出台鼓励单位、个人和公益基金等向公共图书馆捐资、捐书的可执行文件，如免税减税等措施。通过完善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治理制度，引进社会监督、社会资金和社会化运作，从而实现公益文化服务机构的独立运营管理。

4.3 总分馆制是一种有效运营管理模式

由于县级以下的基层政府或基层组织建设公共图书馆的能力普遍薄弱，其运营管理的能力更加薄弱，因此县级以下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11]苏州、东莞、佛山、深圳等的总分馆建设及管理，创新衍生出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同步上移，与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相适应。总分馆制管理在降低公共图书馆服务成本，规范和维持基层图书馆发展方面体现了专业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是一种有效的运营管理模式。

4.4 鼓励探索服务外包

以总分馆制的管理思路和模式，依托服务规范和考核办法，可以将基层图书馆在专业监管与指导下进行独立运营管理或者项目服务外包。

2013年，宝安区图书馆在总分馆运营管理成熟的基础上，从规范管理和业务监督角度，出台了《宝安社区阅读中心服务规范》、制订了《宝安30家社区阅读中心考核办法》，并于2014年初进行了全区社区阅读中心考核，这也是基层图书馆将总分馆专业化管理思路与较成熟的实践经验转移给街道、社区运营管理的有效尝试。

2013年7月1日起，深圳市南山区图书馆总馆尝试采用项目服务外包的购买服务式管理分馆，按项目外包给人力资源公司，南山区图书馆只负责业务考核。

4.5 建立并实施运营管理评估制度

建立并实施基层图书馆运营管理绩效评估制度。完善的运营绩效评估制度涉及评估组织设立、制定评估标准、建立统计体系、定期评估考核及制定奖惩措施制度等。评估考核包括：确定评估内容范畴、评估措施与频次、评估的后续发展及改进措施等。评估的主要手段包括：数据统计、建立数据通报及、数据分析与改进措施。评估

的内容主要包括：管理、服务、质量、效益等[12]。

参考文献：

[1] 于良芝.我国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改造――从全覆盖到可持续的战略转向[J].图书馆建设，2011（10）：7-1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

[5] 于良芝等.走进普遍均等服务时代：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31-40.

[6] 臧运平等.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诸城模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9）：5-15.

[7] 李超平.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模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11）：10-16.

[8] 邱冠华.示范区创建中深化“苏州模式”的制度设计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5）：20-25.

[9] 余子牛.图书馆总馆/分馆制的研究与实践[J].图书馆，2006（3）：16-20.

[10] 周英雄.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探索与未来发展[J].图书与情报，2011（1）：86-90.

[11] 于良芝等.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法律保障：法定建设主体及相关问题[J].图书情报工作，2008（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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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 社区治理 微信

一、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的基本情况

2013年呼伦街道率先创建了“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了党群、干群沟通的新途径，荣获了“第三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优秀奖”。目前，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由两部分组成，订阅号提供组织、技术支撑，微网提供应用信息和服务支撑。

二、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实际中发挥的作用

（一）充分发挥了政务公开的职能。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坚持向群众“讲实情、说真话、办实事”，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避免了虚假信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识和民众参与热情，确保公众有效监督。

（二）充分发挥了汇聚民意的职能。呼伦街道利用平台试图探索创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机制。如微信平台收到居民群众咨询、反映问题的意见及时回复，变“单向灌输”为“双向沟通”。针对辖区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个人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利用平台的自动回复系统，及时地、细致地给予解答，搭建了汇集民智新平台。

（三）充分发挥了便民的职能。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将一些社会谣言及时澄清，对居民关心的国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时，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谣言的扩散传播，避免群众产生心理恐慌而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做到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

1.传统治理方式的思维惯性。笔者曾在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经过对公众平台的实际运营及创建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还薄弱。微信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对新媒体的应用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2.推广应用滞后。基层干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和运用新媒体，还不能成为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制约了新媒体在基层政务上的运用和发展。

3.运营人才缺乏。虽然以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在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体运营的人才缺乏，运营人员缺少必备的知识体系和专业素质，没有开发能力，只能被动应用，不能适应形势和民众需求，成为制约新媒体发展的关键。

（二）原因分析

1.新媒体的覆盖小。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体产品代表，它的应用在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上还是问题重重，社区活动、交流方式、情感归属、科技自身的问题影响其应用。

2.新媒体的投入不够。在深化改革时期，对社会建设尤其是对基层社区治理还没有纳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层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社区治理方式，对于创新社区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财、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开放平台，推动不同主体间实现合作共治。公众权利的高效有序运行，需要建立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搭建诉求互动表达平台，通过各方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认真考虑他人的利益诉求，在平等协商和彼此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对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识①。所以，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搭建交流自治的开放平台，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提升决策的可行性，实现共治与善治。

（二）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建立双向权利运行模式，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制约。利用新媒体建设的互动、监督平台能够较为充分地实现在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的开放，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自由自愿参与进来，并不受任何歧视与阻碍，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实现有效监督，并通过新媒体传播的放大效应，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约机制。

（三）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形成多元冲突、矛盾激化的缓冲地带。目前社会转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发展的社会，增强社会的构建需要公共领域的培育，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而“公共领域”充当了这种张力的缓冲地带②。新媒体参与社区治理对于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平等平台，运用新媒体表达对社会的态度、观点与立场，政府通过新媒体利用大数据云计划，进行处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不断开发新媒体推送便民服务功能，创新社区治理服务路径。群众希望获得“一站式”且无间断24小时、零距离的服务，新媒体为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区治理中，互联网思维与“网络化基层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③。利用新媒体高效、便捷、传播网状等特点，打造为民服务平台，社区各项业务工作及服务流程，提供各类民生服务。新媒体可以通过一系列专门的、有针对性、细分群众的服务，对服务对象实现兴趣爱好、职业年龄等专业化细分，满足各类公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凝聚共识。

五、结语

本文对呼伦街道运用新媒体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以治理理论和调查研究为视角，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总结，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注释：

①金世斌：《公共权力运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页。

②宋瑞霞：《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缓冲地带》，《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2期，第9页。

③杨敏、杨玉宏：《“服务D治理D管理”新型P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第23页。

参考文献：

[1]Melvin Delgado，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inan Urbancontext： The Potentialofa Capacity Enhancement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0.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宋瑞霞.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缓冲地带[J].法制与社会，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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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北调工程实施。本文对石津渠渠水污染治理体会及设想展开了论述。

[关键词] 石津渠 污染治理 措施 状况

1.基本概况

石津灌区位于太行山东麓，属滹沱河冲击平原，地域开阔、平坦，西高东低，迫降均匀，适于发展灌溉。石津渠始建于1942年，1958年灌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设计灌溉面积16.67万hm?,是国家大型灌区之一。灌区属于半干旱地区，气候温和，水利工程配套完善，土地肥沃，适于小麦、棉花、晚玉米生长，产量高而稳。灌区的主要受益县（市）都已列入国有的重点粮棉、林果生产基地。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也十分严重。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城镇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与日俱增，水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给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防止污染，改善环境，是当前灌区实行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2.水污染状况

石津总干渠源于黄壁庄水库，自西向东流经石家庄、藁城、晋州、辛集、深州等城镇，

全场132km。近年来，沿渠城乡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垃圾应运而生，但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一些环保意识淡薄的单位和个人经常把垃圾倒入渠内，至使渠道堵塞，水流不畅，严重影响了农灌输入和城市行洪安全；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石津渠是导致水质污染的根本原因。1996年统计石津渠排水口共有95个，排放量达10000m?/d。特别是晋州市里至白滩段，由于晋州市里一个特大排污口常年往渠道排污，而且经过多次协商并没有停止排污，在非灌溉季节，大量污水长期滞留在渠道内，沿渠附近臭味难闻，大量污染物的涌入，加剧了水体污染，使沿途水环境迅速恶化，因此污染治理还清石津渠一直是灌区多年来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1995年至1998年，对石津渠放水期和非放水期水质共进行了14次监测，监测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①从1995年至1998年石津渠从黄壁庄桥至南张村，在上游黄壁庄水库放水期和非放水期各断面水质都在逐年变好。综合污染指数逐年降低，污染物浓度也逐年降低。②放水期，1997年有超《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5类水质标准现象，其原因是放水中泥沙含量较多，其它各项污染物均不超标。1997年至1998年水质均达标。③非灌溉期1995年至1996年水质属严重污染，1997年9月份以前有超标现象，1997年1月份至1998年10月份，石津渠从黄壁庄桥至南张村在上游黄壁庄水库放水期和非放水期，其水质均达到省政府办字[1996]97号《关于印发石津渠治理还清方案论证会纪要的通知》对石津渠的要求。

排污口的增加，排污量的增大，首先危及的是渠道的输水安全；污水不仅腐蚀、冻胀、损坏渠道和建筑物，缩短工程使用寿命，并且增加了管护难度和维修费用。据统计，1986年至1992年石津渠用于维修和改建被污水破坏的工程投资达132.4万元。近年来仅用净水冲污的损失就高达188万元。向渠内排放污水还直接影响到石津渠的灌溉水质，是早成家水污染事件的根源。1993年春灌期间，由于渠水收到污染，造成深州等地上千亩麦田受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万元左右；1999年春灌期间，由于治理不彻底，再次造成衡水等地两、三千亩小麦受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万元左右。污染事件的发生给灌区的名誉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农民宁愿不浇地也不愿用渠水，水费征收也相当困难，直接影响了灌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信誉。

3.污染治理措施

3.1加大宣传力度

彻底治理污染，还清石津渠，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然而仅仅依靠灌区自身的力量取得综合治理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关心和沿渠群众的理解配合，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此我们首先加大了宣传力度，印发大量有关《水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止办法》等法律、科普知识宣传材料，在社会上大力营造保护水利工程、珍惜有限水资源的强大环保氛围和声势。

3.2加大管理力度

我们对沿渠乱排、乱倒的小化工、小造纸、小漂染等环保措施未达标的企业，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封堵排污口战役，共封堵排污口70个，向灌渠排放污水的现象基本得到遏制，现有环保措施排污口26个。然而，向灌渠倾倒垃圾（主要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现象却愈加严重，由于渠道管护线长、乱倒垃圾的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性，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使综合治理工作有的放矢，抓出实效，灌区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专职水政执法队伍，利用设卡盘查、夜间蹲坑、沿渠巡逻等方式主动出击，抓获了一批倾倒垃圾车辆并责令当事人清运垃圾或收缴垃圾清运费。

3.3注重硬件建设，加大投入力度

灌区还加大了对垃圾治理的力度，投资100多万元用于修建沿渠垃圾防倒墙、制作环保宣传牌、治理垃圾死角等硬件设施；又投资100余万元对石郊土贤庄至良村10km渠段进行了以改善环境、提高形象为主的彻底整修。这些硬件的投入有效阻止了向灌渠倾倒垃圾现象。

在省市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石津渠的综合治理工作初见成效，但距省会人民希望的整洁美观的环境还有很大差距，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的治理工作开展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治理石津渠环境尤其是垃圾乱倒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仅仅依靠沿渠各级政府、各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依靠社会各界及沿渠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4.污染治理设想

4.1近期设想

石津渠沿线乱排、乱倒垃圾现象由来已久，尽管此前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效果维持不久便又旧貌重现；究其原因问题还是要从源头查起，垃圾成灾，很大原因是由于城郊结合部和沿渠乡村缺少公共卫生设施，固定的垃圾处理厂在数量和规模上不足，沿渠各村镇单位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缺少消化出路，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淡薄，陋习延续，至使垃圾乱倒，污水乱排，环境污染。因此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治理污染，必须实行标本兼治，治本为重的策略第一，希望上级部门继续增加资金投入，强化硬件管理设施，在重点渠段设置固定垃圾储运站和垃圾桶，并由各自村镇、单位派专人管理，从源头上遏止垃圾围渠上涨的势头；第二，由市政部门和灌区部门联合研讨雨污分流设施，使其纳入相应地下管道。以上两种设想投资少见效快，并且切实可行。

4.2远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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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青海西宁810000）

[摘要]自2012年2月15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以后，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开始在我国全面展开，如今已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现阶段，如何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加强城市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本文以西宁城中区为例，首先指出目前社区矫正存在的缺陷，同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针对我市社区矫正建设提出对策性建议及思考。

[

关键词 ]社区矫正；矫正人员；矫正制度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人”逐渐演变成了“社区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外来人口已开始大量进入社区，社区人口总量大大增加，人员结构也越来越复杂，违法犯罪现象也呈上升趋势。现阶段，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如何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是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加强城市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社区矫正工作概况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区志愿者的协助下，通过矫正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从2003年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0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的试行，再到2012年1月10日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加之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纳入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的规定，正式在我国刑事法典中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制度。通过近十年来的探索，各级政府和公检法司机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基层社区组织、志愿者等给予了积极地支持、配合，在改造和预防犯罪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工作初见成效，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现在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被确立之后，怎样依法进行社区矫正，就是一个亟待解决问题。

目前，西宁市城中区已建立了7所司法所，正式在编人员6名，协管员1名。从矫正工作在城中区开展以来，近五年接受矫正人员情况：2009年27人，2010年接受矫正人员38人，在2011年接受矫正人员88人，2012年接受矫正人员134人，2013年接受矫正人员144人。截止2013年10月底，全区累计接受社区矫正人员236余人，累计解除矫正92人，现社区矫正人员144人。

2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

社区矫正制度自实行后，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在工作开展中也遇到了较大的法律障碍和瓶颈问题。依《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也就是说社区矫正中必须发挥政府和社区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即既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同时亦要尊重社区的自治。如果在社区矫正中只有硬性的法律规定，没有社区一些相应的措施配合，此刑罚实施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也是难以落实的。

问题一：社区矫正工作繁重、而专业人员的极度缺乏，长此以往社区矫正工作将流于形式，监管对象将处于失控境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司法所应当与矫正小组签订矫正责任书，根据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项矫正措施落实。”据调研城中区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仅就所长一人，辖区矫正人员32人，“矫正责任书”签订后如何落实？

问题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社区矫正人员离开所居住市、县（旗）不得超过一个月。”据调研社区有的矫正人员的工作普遍带有季节性，夏季要外出打工数月，冬季回来，不让其去是断其生路，让其前往又不符合规定，请假、移交又不现实，监控无法实现，缺乏有效机制。

问题三：定位手机是社区矫正工作中用于实施定位监控和实现动态管理的专用通信工具，具有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化的作用。《西宁市社区矫正定位手机管理使用实施细则》中第2条第3款规定：“县（区）司法局必须按照规定要求各司法所及时启用，资费由县（区）司法局核定交纳。”第3条第1款规定：“凡是在西宁市区域内被判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可以配发gps定位监管手机。”定位手机是免费发放，因定位所产生的费用也由政府承担，在调研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反映，若是矫正人员不随身携带定位手机，如何定位？怎样监管？

3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建议

建议一：强化队伍建设，增加司法所工作人员人数的同时设专职矫正人员，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优化队伍结构，增强战斗力。切实提高司法所矫正工作者的待遇，有效解决矫正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矫正建设工作中来，充分调动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

建议二：司法所将有关矫正工作与所辖社区的综治工作，采取合约形式依靠社区进行。譬如：被矫正对象在向社区移交时采取签订合约方式，司法所与社区签订矫正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如司法所负责被矫正对象的资料、档案等文字工作，社区则要承诺，在司法所指定下，采取专人帮教，家庭帮扶，社区志愿者的教育、感化等矫正措施，以家庭安置、企业接受等安置形式，对被矫正人员进行日常走访、管理。在矫正期间，司法所随时可进行抽查，待矫正期限完毕进行验收，对未尽责者，可以追究其责任。同样，司法所对矫正中的某些事项，也可与志愿者采取合约形式进行协商，按照“权责统一，费用紧随”的原则进行操作，这样就可解决司法所工作人员严重不足问题。

建议三：矫正人员的移交体现人性化管理。建议针对矫正人员所剩矫正时间不足1年的，应由其司法所决定是否移交矫正权等内容的修订，进一步完善地方法规规章，让其更具可操作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因居所变化确需变更居住地的，应当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批……”社区矫正人员居所变化不论外出工作、学习，需搬离此地，变更居住地的，矫正权的移交不应作硬性规定，应当由司法所视矫正人员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移交矫正权。譬如：某矫正人员考上外省大学，所剩矫正时间仅剩半年，该矫正人员悔过态度积极，有上进心，无再次犯罪的可能，可否由其司法所决定是否移交矫正权较为人性。

建议四：将定位手机设置声纹识别系统，这样就可有效地克服定位手机监控系统“只认手机，不认人”的致命缺陷，能很好地阻止人机分离——金蝉脱壳现象。

综上所述，社区建设关系到每个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只有政府、社会、公民三方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才能不断推进社区自治建设。

参考资料：

[1]刘爱童.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探究——以城市社区为视角[J].法学评论，2012（06）.

[2]郭秀云.大城市外来外来人口管理模式探析——以上海为例[J].人口学刊，2009（05）.

[3]俞德鹏，柴小华.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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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企业伦理；社会责任；价值旨归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79-03

一、引言

社会转型时期是指构成社会发展的诸要素在社会形态之间发生的量变与质变过程，是社会整体性进步的重要发展时期。这里的社会转型时期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分期，而是对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更加深入，人们发现在社会保持总体向前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受到矛盾和风险影响的频度越来越高，社会发展环境充满了更加复杂的不确定性。

企业伦理是指在企业所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以及处理、平衡、协调、发展这些关系的伦理精神、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和方式、方法的总和。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企业伦理出现了更多的失范现象：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为追求短时经济利益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销售产品时对消费者进行欺诈，企业在灾害、风险爆发时哄抬物价，为了降低成本而导致环境污染的不负责任行为，忽视员工生命财产安全而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行业企业中多次出现的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等。

学者们对社会转型与企业伦理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许在荣对我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中的企业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其主要侧重于企业的诚信问题。[1]尹昱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企业伦理缺失现象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也影响了企业的自身利益，并提出应从文化、制度、专门机构和培训四个方面加强社会转型时期的企业伦理建设。[2]孙丰云从社会发展角度对中国企业伦理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伦理发展受到了价值观断裂、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非政府组织力量薄弱的三大挑战，并分析了中国企业伦理的必然“应当”态势。[3]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社会转型时期企业伦理建设的必然性及其目标的理论性分析还较少，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企业伦理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二、社会转型时期企业伦理建设的必然趋势

1.社会转型时期企业经营的限制性。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转型中既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也暗含着很多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经营必然受到合理的限制，其不良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必须使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标准和要求。首先，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循法制原则。要保证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必须有规范的企业行为和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保证，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这对于任何企业来讲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任何非理性和非道德的企业行为既不符合企业伦理的本质要求，也必将受到法律的监督、约束和制裁；其次，社会转型时期的资源优化配置特别重要，这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任何非法竞争、不正当竞争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约和严惩；最后，社会转型时期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持企业生机和活力的先决条件，任何欺诈行为和贪图短时利益的行为都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产生严重阻碍。

在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市场获得更多的开放性，企业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主体，但是它们的经营行为却不能是无序的自由化。经济发展并不能够自然地对企业行为进行优化，对于企业经营行为的合理限制，需要在法律约束的基础上，利用企业伦理进一步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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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规范执法、提高效能、优化环境、促进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标本兼治、教育监督并重的优化发展环境机制，不断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1、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工作领导机构，定期研究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单位内部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结合本局实际，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并认真抓好落实。（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3、建立健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并形成长效机制。（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4、组织开展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工作调查研究，查摆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整改。（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研室）

5、加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工作的宣传教育，选树培养先进典型，总结经验，按要求及时报送工作信息和有关材料。（局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6、严格执行行政审批政策规定，加强行政审批后续监管。对审批权限内的事项，精简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落实审批责任，保证审批质量。（行政服务大厅窗口、项目办）

7、严格落实一站式管理、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对外等制度，防止“两头办理”和“体外循环”现象发生。（行政服务大厅窗口）

8、涉及审批事项的服务承诺，要按承诺标准、时限要求落实到位，确保无“梗阻”现象和因落实不力而被投诉情况发生。（行政服务大厅窗口、项目办）

9、在办公场所显要位置设立公开栏，拜访人事部门统一核发的职责铭牌，工作人员持证并配带身份牌上岗。（局办公室）

10、依法向社会公开职责范围、管理权限、办事依据、办事程序、服务标准、办理时限、监督投诉渠道、维诺责任追究等；对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及公众关注事项，实行决策前预公开和实施过程的动态公开。（局办公室、政研室、项目办、服务业办公室、招商办、行政服务大厅窗口）

11、完善党务政务公开方式，保证党务政务公开效果，达到公正、便民、廉洁、高效的基本要求，不搞虚假公开。（局办公室）

12、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建立健全行政效能监察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政研室）

13、突出行政效率、行政效果和行政效益，重视决策目标、执行责任、考核监督体系建设，机关效能建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效果明显。（机关效能监督领导小组）

14、健全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同岗替代、限时办结等效能制度，严格监督检查，保证制度落实。（机关效能监督领导小组）

15、加强教育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业务熟练、服务热情、纪律严明，无“生、冷、硬、横、拖、推、顶”现象发生。（机关效能监督领导小组）

16、对违反机关效能及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政策规定的，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机关效能监督领导小组）

17、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全面落实市、区经济发展环境及招商引资政策规定，及时解决落实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局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办、政研室、招商办）

18、明确本单位联系、帮扶企业的人员及其职责，落实帮扶任务和措施，帮助企业解决筹建、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政研室）

19、服从服务全区大局，履行服务承诺，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为企业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行政服务大厅窗口）

20、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估机制，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服务业办公室）

三、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市区经济发展环境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六五”普法、“两评一树”活动及党务政务公开活动，统一四种意识，即统一抓环境就是抓发展、统一抓环境重在抓服务、统一抓环境应从自身做起、统一抓环境须立足长远，推进经济发展环境主体的社会化，全力打造一流的经济发展环境。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把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把提高效能、优化环境、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的政治责任，与中心工作相融并促、整体推进。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制，研究成立以单位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行政审批人员为具体责任人的领导小组，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并突出抓重点、抓难点，对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合力攻坚，完善考核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