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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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牌；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观察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表现在：区域品牌较好的地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也较好，反之，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往往落后。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强势品牌越多，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则所创造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品牌塑造是密切相关的［1］。

一、文献综述。

波特（1998）认为，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获得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的竞争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区域品牌效应凸现，提升区域品牌就势在必行了。波特（2002）又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簇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簇群，带动区域周边地区的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品牌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国内已有许多研究。孙宏杰（2002）认为，区域品牌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品牌效应，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产业产品的主体和形象，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夏曾玉（2003，2004）通过对“温州现象”的考察，分析了建设区域品牌的好处以及温州建设区域品牌的经验。陈方方（2005）强调，地域品牌有识别、搭载、聚集、刺激的经济效应。何铁（2005）指出，品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吴程或（2005）认为，区域品牌可以增强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能够形成地域分工与产业分工的有效结合，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武跃丽（2005）认为，区域品牌比单个企业品牌具有更持续的品牌效应，更强大的吸引力，在对外宣传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肖志明（2009）从品牌带动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通过晋江品牌带动经济增长模式，找到品牌带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品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尤其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品牌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应展开清晰、彻底的研究。所以实施品牌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时展和经济转型的紧迫要求，构建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振兴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

 

二、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机制”一词的含义为［2］：事物在内因与外力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原理及其表现形态。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机制是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产生的一些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共同起作用，以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区域品牌，使区域经济和区域品牌共同持续发展。

1.区域品牌的内在带动机制。

（1）外部规模带动机制。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首先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后经克鲁格曼等学者的完善而得到发展。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认为［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行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更有效率，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该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会导致某种行业及其辅助部门在同一或几个地点大规模高度集中，形成外部规模经济。通常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企业中，多数的企业规模比较小，内部规模经济难以观察，然而，由于分工的不断外部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深入，各个企业的生产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和特定的经济环节，产品和服务可以同时满足其他厂商的需求，区域品牌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就显现出来。相对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2）空间集聚带动机制。

大量中小企业在大城市的近郊区或中小城市（镇）集聚成群，空间上的接近使经济活动高度密集。从硅谷到中关村，从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到深圳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从娱乐业、金融业、酿酒业、冶炼业到高科技产业的集聚，都是因为有某种或某些优势资源的存在，这

些优势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农产品、矿产资源、水陆交通的便利）、人文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等，这些资源是企业集群在某地诞生的个性化条件。另外，空间集聚不仅带来生产上的外部经济性，而且还产生智力与管理外溢。例如：对于集聚的企业，即使自己不进行科研开发，也可以因久居此地而享受智力包括隐性知识外溢带来的好处，如：由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集聚使当地企业技术进步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更快，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使区域品牌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3）整体优化带动机制。

整体优化效应是指群体内各组织由于增长上的协调而产生的收益。区域品牌的特性表明，集群区域品牌是一个天然的区域创新系统，在某一区域的机构集中能够形成一个共享的文化与学习区域，产生一个学习与知识传播的网络，积淀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系统的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如作为高技术集群区域品牌的典范，硅谷因其知识密集、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鼓励冒险并容忍失败的氛围、开放的商业环境、产学研的互动、政企与非赢利机构的合作、专业化的商业服务机构、高质量的生活等特点而被誉为“技术进步的源泉”。

2.区域品牌的外在带动机制。

（1）关联带动机制。

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核心企业，通过该主导核心企业的衍生、裂变、创新与被模仿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一个区域有某个领域的产业或企业出现，随即与之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的原材料、零配件供应、产品制作、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就会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地趋向集中，汇集于区域的各企业，通过合作与交流，寻求规模经济，寻求互动式学习和创新，寻求在产业价值链上新的机会和更有影响力的竞争位置。

（2）扩散带动机制。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与区域外围之间通过双向联系来获取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料、燃料、劳动力和技术，同时也为其他区域提品和服务。区域品牌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形成对原材料、零部件及辅助产品等的较高需求，从而刺激相关部门的建立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4］。

3.不同类型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机制。

（1）由特色资源、技术工艺形成的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

地理气候、地貌条件和文化特质、传统工艺是很难移植和模仿的，有些区域品牌的形成在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或是因为悠久历史的特色技术工艺，如新疆哈密瓜、杭州龙井茶、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等。在特定区域内，基于当地独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人文环境或特色技术工艺，围绕某一主导产品或产业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步树立起来能代表本地区特色的品牌。这种具有特色竞争优势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它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5］。比如河南信阳毛尖、福建安溪“乌龙茶”和“铁观音”系列、浙江安吉白茶等。这些地方借助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发展，并通过区域品牌效应在市场上实现品牌对产品的增值作用。

（2）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的带动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区域内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形成区域品牌的特色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产业品牌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他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三、发挥品牌效应，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树立用品牌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品牌主导。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强国的了解和认识大都是从品牌开始的。

通过波音、通用、微软、可口可乐、沃尔玛，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强大的美国；通过奔驰、西门子，我们认识了德国；通过三星、现代，lg、了解了韩国。同样，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和市场的渗透、占有和垄断，也是通过这些品牌实现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品牌的好处，他们高度重视品牌战略，许多国家把品牌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始终把打造品牌作为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战略，坚持不懈地围绕自己的品牌来提升产品质量，培育企业文化，提供优质服务，推进自主创新，最后形成今天的世界性影响力，这一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产业龙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树立用品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2.搭建用品牌整合资源的平台。

品牌的基础是企业和产品，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重视品牌的培育和研发，加大品牌创新推广的投入，不断开发出掌握核心技术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适应市场需要的品牌产品；对于企业现有的品牌应该进一步巩固提高，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鼓励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的生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途径进行品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着力打造区域经济的旗帜品牌。

以知名品牌企业为龙头，以标准化生产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品牌规模效益，把现有品牌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品牌走出省门，争创中国名牌和世界名牌，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通过授权生产、授权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实现快速的品牌扩张、规模扩张、市场扩张。如吉林化纤“白山”牌商标被认定驰名商标后，大力推进商标许可使用，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因此，广泛深入地开展品牌建设研究和交流工作，搭建品牌建设的公共平台，为充分发挥优势品牌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奠定基础，继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整体优化区域资源，奠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基础。

区域品牌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定位的实质就是将区域品牌放在目标顾客心目中给它一个独特的位置，由此而形成区域鲜明的品牌个性。［6］由于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每个区域的禀赋是不同的，每个区域的优势也各有千秋，因此区域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准确定位。区域定位的基础是区域最具优势的资源，优势资源是区域品牌的成因之一。由于区域品牌的培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规模性、低消耗、可持续性的特有资源才是优势资源。在培育区域品牌选择重点产业时，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建立在可持续性的优势资源之上且具有发展潜力、竞争优势明显、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重点扶持。

4.发挥品牌效应，推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品牌之所以对任何企业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品牌效应。产品品牌的声誉一旦树立起来，就会通过消费和流通领域的传播，迅速扩大产品的影响力，赢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只要产品质量信誉不受损害，它的影响力及其经济效果就会长期持续下去，以至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品牌的信誉可以由一种产品放大到一组产品，产品的卓越形象可以放大为企业甚至地区的形象，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也起到了乘数作用。由于品牌产生的扩散、持续和放大效应机制，刺激市场需求，能给企业带来一连串的利益。市场营销学认为，当品牌被公众认可后，就成了一种载体，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品牌效应，将其做强做大，形成品牌企业和集群品牌，就形成了品牌经济。

总之，只有通过积极培育区域品牌、全国品牌乃至国际品牌，才能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占据国内外高端市场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发挥品牌市场带动作用是振兴经济，提高国力的必经之路［7］。

参考文献

［1］马志强。区域形象—现代区域发展的品牌和魅力［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5.

［2］孙日瑶。品牌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8.

［3］刘阳。中国品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156.

［4］熊爱华。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中的磁场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8，（8）∶176.

［5］王秀海，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d］。硕士论文，2007∶5.

［6］邵建平，任华亮。区域品牌形成机理及效用传导对西北地区区域品牌培育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8，（03）∶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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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三产业，衡水地区，动力机制

一、衡水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衡水地处冀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衡水地区充分开发内部资源和整介利用外部条件，地区经济增长迅速，2007年的地区GDP为536.09亿元，GDP指数103.6，2012年的GDP为1011.5亿元，GDP指数110.4。各项经济指标均保持一定增速。其中，从产业增加值和增速可知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产业贡献率最大约为60%，第三产业贡献率约为30%，第一产业贡献率约为10%。

根据衡水经济增长数据可知，衡水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过低。2010年，在GDP增速为13.6%的情况下，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9.6%、50.8%、29.6%。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中低收入国家印度低很多。根据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知，第二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快速增长依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这种产业模式在经济起飞阶段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因此，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为保证衡水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历史文化优势，应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构建以第三产业为发展动力的经济增长机制。

二、衡水地区发展第三产业的优势条件

1.区位优势有助于发展物流业。

衡水地处环渤海、环京津开放地带和京九经济增长带上，既是沿海开放区的腹地，又是内陆对外开放的前沿，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衡水北依首都北京和重要商埠天津，南接邢台、邯郸钢铁煤炭基地，西临省会石家庄，东靠山东德州、济南。在周围400公里区域内，分布着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石家庄、济南、太原、郑州四个省会城市以及几十个大中城市，是一个发展工业加工、辐射内销和出口外销的最佳区域。

2.旅游资源有助于发展旅游业。

衡水地区最大的旅游资源是衡水湖生态旅游资源。衡水湖属于内陆淡水湖泊，由草甸、沼泽、滩涂、水域、林地等多种生境组成天然湿地生态系统，景观独特，在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衡水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十分丰富，自然景观包括水域景观、芦苇荡景观、观鸟景观、河滩湿地景观、荷花景观等；人文景观包括冀州古城、竹林寺遗址等。随着衡水湖国际马拉松等国际性赛事的举办，衡水市旅游形象和知名度不断提升、旅游产品体系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综合作用，极大带动了衡水市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增长。

3.历史文化优势有助于发展文化产业。

衡水地区历史文明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既有候店毛笔、宫廷金鱼和内画鼻烟壶等传统文化产业，又有衡水老白干的酒文化产业，更有武强年画、乐器制造等新兴特色产业。文化产业使衡水的文化魅力提升，同时增强了衡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了衡水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衡水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构建

区域经济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区域内外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的产物。我国研究学者总结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和服务业主导型三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针对衡水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结合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势，衡水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可以概括为社会经济、第三产业和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三个子系统，而社会经济系统又可分为劳动力、资源、GDP、投资四个子系统，并以此构筑了动力机制模型（图1）。

由模型可知这三个子系统的因果关系如下：

1.社会经济与第三产业：（1） 第三产业子系统对社会经济子系统有GDP的直接贡献；（2） 社会经济子系统的投资结构影响第三产业子系统的资金投入。

2.第三产业与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1） 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子系统促进第三产业子系统生产能力的增加；（2） 第三产业子系统的服务供给能力满足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发展的服务需求。

3.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与社会经济：（1） 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子系统对社会经济子系统有GDP的直接贡献；（2） 社会经济子系统的投资结构影响依托第三产业的其它产业子系统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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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支出；区域差距；革新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0－0015-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扩大的区域差距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区域差距与非均衡的产生及其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传统要素的自然条件和初始起点是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因素，但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必然原因。政府的调控通过对传统要素的“渗透”，可以影响传统要素的禀赋结构和质量。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距状况的变动趋势时，承认造成中国区域非均衡扩大的人为原因比单纯运用自然条件解释区域差距的扩大更有说服力，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它说明，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

有关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著述颇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rrow、Kurz和Barro在政府直接干预模型的构造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认识到政府支出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生产性以及政府在很多方面支出的不可替代性之后，他们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Arrow & Kurz （1970）在公共支出是生产性的假设下，把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得出私人投资将从政府支出中获益。Barro （1990）假设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得出公共支出具有生产性，并证明了增长率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一致的，但是该模型把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忽略了，没有考虑政府的公平性目标。

国内理论界虽然十分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研究视野主要放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上，少有学者注意到财政政策对区域这一中观层次的调控问题。龚六堂（2002）将政府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将公共资本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得出各种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娄洪（2004）则分析了多个地区不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两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主要问题在于，研究往往将政府干预调控的某一方面（如公共投资资本、转移支付等）单独带入生产函数，得出经济增长与其的函数关系，没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更主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政策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

笔者旨在分析各种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二、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

Martin & Ottaviano（1999）将Romer（1990）创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Helpman & Krugman（1985）创立的经济地理模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定位和公共基础设施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作如下设定：

第一，存在两个区域：地区1和地区2。地区1和地区2都有固定数量的劳动（L），两地区除了初始收入水平外其余禀赋都相同，地区1比地区2更富裕。资本流动和企业定位在地区间都是自由的。

第二，经济由三个部门组成：一是典型的家庭部门。家庭拥有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消费获得效用。二是生产部门。生产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潜在利润的差异导致企业定位的改变。生产部门又分为存在地方外溢性的研发部门、规模报酬不变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三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在分析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时，不考虑政府部门。

第三，经济地理是两个地区的革新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地理由企业定位的均衡来描述。

第四，两个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都存在交易成本，而且公共基础设施会影响这两类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会改变经济地理，基础设施的变化将对企业定位、经济增长率以及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由于模型具有对称性，我们只考虑地区1（地区2的变量都用*表示）。

2.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2内部的基础设施，即?啄*D增加。根据方程（6），对于给定的?兹E，γ将减小，从而曲线γ（?兹E）向右移动（见图3）。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地区2的产品交易成本将下降，而有效需求会增加。由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异质产品的企业会移到地区2，γ减少。从地区1迁到地区2会使研发成本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由于更多的企业在地区2从事生产致使当地生产的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地区2的价格指数相对地区1减少，另一方面，名义收入差距增加，从而真实收入差距是不明确的。因此，这项政策使企业集中程度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而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

3.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即?啄I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地区1有比地区2更大的市场规模，那么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提高地区1的工业集中程度，所以，曲线γ（?兹E）将会向左移动（见图4）。此时，这项政策与图3所示的减少地区2内部交易成本的效应正好相反：随着企业集中程度γ增加，增长率g将提高，名义收入差距?兹E将减少，但真实收入差距的改变不明确。如Martin & Ottaviano（1999）所说，如果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已经足够低以至于价格指数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那么旨在减少地区间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减少地区间真实收入差距。

一项旨在减少地区1内部交易成本的政策将与此处所说的改善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政策具有相同的效应。

4.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减少经济中的革新成本，即η减少，比如通过对R&D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曲线g（γ）将会向左移动（见图5）。随着革新成本降低，更多的工厂进入市场削弱了已有工厂的垄断地位，从而减少地区1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样不仅减少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且也促使更多的企业重新定位在地区2。从方程（10）可知，革新成本的降低能弥补空间集中程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仍然增加②。而地区1空间集中程度降低且同时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减少使得真实收入差距减少。因此，旨在降低革新成本的公共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障公平。

上述分析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对贫困地区直接的货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政策能促进区域间平等，但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在贫困地区内部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政策提高了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经济增长不利；改善地区间或富裕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政策则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并减少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对减少革新成本的人力资本及研发等进行投资既能促进增长又能维护公平。

四、结论

我们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由内生增长框架和经济地理框架联合起来的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各种政府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转移支付或传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平等存在取舍，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完整，并且某些假定不符合事实，以至于结果可能对政府政策的描述不公平。但它有助于我们明白政府政策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有许多学者对不同的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晓昀等（2003）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角度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但同时还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王、汪三贵（2006）对中国分区域农村教育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高梦滔、姚洋（2006）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估计的结果表明，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资资本的回报。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对政府确定今后投资的优先次序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研究发现各种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效果有很大差异，重新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级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基于本研究结果，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资是促进农业增长、缩小地区差距的最有效措施。二是农业科研投资势在必行。农业科研投资不仅经济回报高，而且对农村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三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区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国家尤其应当重视对西部地区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于西部地区税基很小，应由东部富裕地区向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持西部开发，缩小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

［2］龚六堂，邹恒甫.最优税率、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

［3］刘晓昀，辛贤，毛学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3，（1）.

［4］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J］.经济研究，2004，（3）.

［5］王，汪三贵.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

［6］Arrow， K. & M.Kurz，1970，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John Hopkins Press.

［7］Barro， R.，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PP103-125.

［8］Martin， P. and Ottaviano， G.I.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PP28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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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寻求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努力，在宏观经济学中，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一条曲线，表现为一个在两者之间的替代抉择关系(英文中叫trade-off)。值得注意的是，温总理的这段话没有被翻译为“替代抉择”，而是被直译为“平衡”(balanee)。诚然，替代抉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译员未必习惯使用之，但是，选择平衡这个用语，实际上更反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不是要在非此即彼的条件下，选择到底是要多一点通货膨胀，少一点失业，还是多一点失业，少一点通货膨胀，而是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这个平衡有可能达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经济中既出现过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也出现过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同时存在的平衡。也就是说，不是非得进行替代抉择，而是能够取得平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平衡呢?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理论?

对于“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个政策目标，有人对其中“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含糊其辞，从而违背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至理名言(周其仁，2007)。这句名言出自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伦敦大学的一次演讲(Friedman，1970)，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最浓缩的概括，指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标志着对凯恩斯长期以来在通货膨胀成因和对策解释上统治地位的根本颠覆。

这个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通货膨胀现象的出发点。但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许多建议者认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不二法门就是运用货币政策，缩减货币供给，却未必是正确的推论。至少有若干理由使我们不能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看作是万应灵药，简单套用去理解和应对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撇开这种政策推论对于我们面对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否对症不说，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也往往导致对弗里德曼该理论本意的违背。

首先，该理论并不完全排斥通过结构性的分析，理解通货膨胀成因中的具体的但是重要的要素。事实上，就在弗里德曼旗帜鲜明地鼓吹和捍卫“货币数量理论”的同时，他也没有根本否定，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货币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弗里德曼，1991，第387-388页)。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弗里德曼实际上是一个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典范。例如，针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他将失业进行了结构性的区分，即与宏观经济周期性相联系的失业和与此无关的失业，后者即自然失业率或人们所称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英文简写为NAIRU)。弗里德曼认为：“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弗里德曼，1991，第454页)。由此，他有条件地承认了菲利普斯曲线。

其次，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例如，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经验指出：“平均来说，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大约早16个月；而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低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低潮早12个月以上。”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弗里德曼，1991，第396-397页)。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的经济问题，要解决的是通货膨胀可能造成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理论的彻底性。所以，我们在重温弗里德曼告诫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在短期内所存在的替代抉择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寻求不以减少就业为代价的手段，来有效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而避免在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同时，造成失业率提高从而使居民基本生活遭受另一方面的伤害。

二、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直接成因

在超过10年的过去时间里，即使不说是生活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我们的确远离了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直到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4.8％，200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价格上涨到一个新高度，使我们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说法，迄今为止的价格上涨，的确是主要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也就是说，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的提高中，食品价格提高的贡献率超过80％。而后者则是一些新的发展现象的结果。

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就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幅度减少，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明显降低(蔡，2007)。作为就业扩大的结果，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加快，收入分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蔡，2008a)。由于中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他们增加了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消费上，而这便成为食品价格上涨的需求因素。例如，2006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为35.8％，而收入最低20％人群的该比重为44.7％；城市居民食品支出中粮食和肉禽及制品的支出比重分别为7.9％和17.5％，而最低收入组人群的这两个比重，则分别为12.3％和21.5％。由此可以看到，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对消费特别是食品消费增加的影响，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却无法直接看到货币发行量的类似效果。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或不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特别是食品价格指数变动的因素。从广义货币(M2)上看，其变动在观察的时间内，与价格指数变化没有任何显著的关系，当我们计算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时，发现不仅不显著，甚至显示出是负数。但是，价格的变动，却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动密切相关。后者与滞后一年的食品价格之间，相关系数高达84.8％。可见，即使我们并不能断言，上述关系证明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之间，短期内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的结论，或者证明了任何人关于此轮价格上涨与货币发行无关的结论，然而，我们从可以观察到的关系看，却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短期内认识价格上涨，消

费的扩大比货币的扩张更为相关。

一旦我们确定，食品价格的上涨因素主要产生于国内，则加快人民币升值就不是一种恰当的政策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升值与通货膨胀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即升值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提高出口品的价格，从而对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Keidel，2007)。中国正处于一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平衡乃至结构性短缺的发展阶段，推进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做法不利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食品的生产和供给并不是问题所在，并不需要依靠进口来稳定价格，因此，从加快升值中，我们获得更多的是其负面效果，但对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却无济于事。

三、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选择

不过，上面的实证结果也有被滥用的危险性。由于是普通劳动者务工收入的增长导致能够引起食品价格上涨的消费增长，有人竟然把“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作为缓解通胀压力的政策手段之一(参见谭朝阳，2008)。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就业扩大是普通劳动者从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扩大的原因，是否应该把“适当放慢就业增长”也列入政策备选方案里呢?尽管近年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比以往有较快的提高，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下，并且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2007年中国制造业工资仍然远远低于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图2)。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治理通货膨胀的出发点是保障人民生活，则这种政策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作为前面分析的结论，把“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结论当作教条，简单地认为减少货币量、控制信贷，或者将人民币升值就能够治理通货膨胀，也是天真的愿望。不仅如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用货币手段压经济增长，则无异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的就业。这是因为，在银行系统存在大规模存差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收紧银根的信号和上级银行限制贷款规模的指令，都是与基层银行的激励相悖的。由此导致，它们在对货币政策信号做出反应或执行上级银行指令时，一定会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原则进行，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项目结构和企业结构，具有一种二元的性质，即一端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单位投资的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另一端则是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和小项目，是当前就业创造的主要力量。而在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面临的两难处境便是：由于货币政策信号的导向和上级银行的强制要求，贷款规模必须压缩；同时，由于庞大的存差规模的存在，又不能不贷，贷款质量必须绝对保证。“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压中小企业和小项目贷款，既满足政策要求，又保证贷款安全；另一方面给大型企业和项目更多的贷款，以相对安全的贷款实现“堤外损失堤内补”。

每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中央政府都会强调不要“一刀切”，要“有保有压”。但是，中央调控当局与基层银行激励不相容及其产生的目标不一致，最终必然导致压的是符合比较优势、有利于就业的小项目和中小企业，保的是投资周期长且处于产业链条上游的大项目和大企业，甚至是一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不良投资(mal-investment)或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项目和企业。宏观调控的结果最后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并非仅仅一种担忧，而是人们在历次宏观调控时期经常会观察到的实际情形(蔡，2008b)。

在面对食品拉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要避免调控目标与调控结果的脱离，必须走出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在货币发行量的认识误区，尤其要慎用单纯控制货币量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要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的良好平衡关系，应该从认识直接拉动农产品价格的几种因素人手，把目前政策重点放在以下方面。

推动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第一个因素，是由于原油价格攀升导致的一系列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的任务是通过各种财政手段刺激农产品供给。例如，通过现行的粮食直补和农用生产资料购置补贴的渠道，加大补贴力度，弥补因外部因素造成的成本上升。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能长期建立在这种补贴基础上面，所以，这类补贴手段的应用范围应该限于防止通货膨胀。或者说，它们属于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范畴。

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扬导致的国内粮食价格跟进，是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第二个因素。针对这个因素，短期内国家可以适当调整农产品的进出口政策和安排，把国际市场价格的提高变为国内供给的刺激因素，而不是增加出口的刺激因素。很长时间里，中国粮食等农产品缺乏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国际市场价格长期维持在低于国内价格的水平上。例如，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很多年里，国际粮食价格处于走低的态势。但是，这种状况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不久就逆转了。尽管中间出现过波动，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从2006年以来一直处于向上的趋势，并且上涨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按照有些人的预测，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今后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其实也为中国农业重新获得比较优势创造了条件。当前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利用国际市场居高价格，扩大和稳定国内农产品供给。长期来看，为了建立一个粮食供求的稳定平衡，根本解决务农收入问题，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应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最终出路。

篇5

［摘 要］随着品牌的发展，品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三大区域的品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各地区品牌发展的不同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区应重视品牌价值建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品牌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关键词］品牌价值；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品牌；品牌建设；资源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2)01009907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梯度推进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培育了众多的知名品牌。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发展却相对缓慢，品牌的发展也比较滞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各地区品牌发展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就要重视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把区域品牌价值建设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一个拳头项目，打造优势品牌行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然后通过产业间关联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二、 相关研究文献

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的多样化、买方市场的形成，品牌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关于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关系的探讨，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Porter指出国家的成功不是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族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族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1]。Johnson和Bruwer研究品牌的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对消费者的影响，他们认为消费者对不同区域的同一种产品的品质期望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品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过程[2]。Durst等人提出了跨区域品牌的概念，指出区域品牌研究的新发展方向，认为跨区域品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跨区域品牌发展的步伐[3]。Bhardwaj等人研究了在印度市场上美国全球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差异，他们认为区域品牌和全球品牌都能够影响品牌的资产价值[4]。国外对品牌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延伸；第二，多采用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国外从品牌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差异的相关文献却比较少，大部分只是从市场营销的品牌延伸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国内关于品牌与经济的相关性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夏曾玉通过考察“温州现象”来检验区域品牌建设的好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温州区域品牌建设的成功经验，不过他研究的只是一个微观的城市，并不具有宏观方面的代表性[5]。杨晓光提出品牌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规律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品牌的地区差异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有重要的影响，另外他还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品牌价值建设进行分析，对进一步的研究区域品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6]。高杰、彭红霞认为地域品牌是一定区域内众多企业品牌的精华浓缩和提炼，能够显著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重点分析了地域品牌的识别、搭载、集聚、刺激等经济效应[7]。肖志明以品牌带动为视角研究区域经济的增长问题，通过研究晋江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现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启示[8]。胡志刚、孙曰瑶提出了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并指出要积极发挥品牌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9]。

总体来说,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对品牌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但关于品牌对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这主要表现为缺乏从空间角度对区域品牌建设进行研究,且研究集中于理论层次；缺乏利用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品牌发展状况和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分析。

三、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因为模型中数据的考察期相对较短，相同地区的政策、文化和自然条件变化不会太大，差别也不会太大，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从截面和时间两个层面来体现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相对于只是利用截面数据或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来说，面板数据具有更多的优点。与截面数据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控制了不可观测的经济变量所导致的OLS估计的偏差，从而使得模型的设定更加合理，模型参数的样本估计量更加准确。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扩大了样本的信息量，降低了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提高了估计量的有限性[10]。同时，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综合使用能够显著降低缺省变量导致问题的可能性，而且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同时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间、不同截面的特性。因此，我们的分析采用基于线性回归的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为Yit=αi +Xitβi +μit ，i=1，2，…n，t=1，2，…T。其中，Xit为1×k向量，βi为k ×1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数目，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和等方差。

本文预期品牌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对这一预期进行实证检验。

PERGDPi,t=C+αBVi,t+ξi,t（1）

其中，下标i代表相应的省份，t代表年份，方程左边的PERGDP代表各省的人均GDP，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人均GDP可以消除各个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方程中BV代表各省区的品牌价值的总量，采用品牌价值可以将品牌量化，可以更好地测算品牌的经济绩效。ξ是误差项。

为了避免变量数据的剧烈波动，减少潜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上述公式进行自然对数的处理，得到以下的方程：

LN(PERGDPi,t)=C+αLN(BVi,t ) +ξi,t（2）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构建的方程中人均GDP的数据取自2005―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品牌价值（BV）的数据取自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04―2009年的中国最具价值的500个品牌。

对品牌的评估，世界品牌实验室采用的是目前通行的“经济适用法”。通过对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判断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通过运用EVA确定企业的盈利水平。 同时，世界品牌实验室运用具有世界领先性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品牌对收益的贡献程度，通过数理分析的方法客观地预测企业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盈利趋势以及品牌贡献在未来收入中的比例。最后通过对市场、行业竞争环境的风险分析，计算出品牌的当前价值。品牌价值＝E×BI×S，其中E为调整后的年业务收益，它是通过对包括当年在内的前三年的营业收益和未来两年的预测收益施以不同权重后，得出的平均收益；BI为品牌附加值指数，主要指用“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得出的品牌对当前收入的贡献程度，表现为品牌附加值占业务收益的比例，这其中包含了对品牌附加值在经济附加值中的比例计算； S为品牌强度系数。

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与品牌价值（BV）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分析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采用2004―2009年东部11个省份（包括直辖市）、中部7个省份和西部10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和品牌价值的数据，其中东部11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8个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由于和青海缺乏品牌价值的数据，因此未将其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下面三个图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品牌价值（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

图1 东部地区2004―2009年的品牌价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11个省市的品牌价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北京市品牌的发展最为迅猛，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北京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主要因为北京是许多垄断行业的总部所在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集团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北京，所以北京拥有的品牌数量就比较多。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的品牌发展虽然不如北京，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外资的带动作用下，自主品牌的发展非常迅猛。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发达的省市，而上海曾经是我国自主品牌发展最好的地区，但是由于遭到国外品牌和浙江、广东等地区的新生品牌的强有力的竞争，因此导致上海的自主品牌价值缩水。相对来说，天津、河北、辽宁、海南品牌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东部地区整体的增长态势。整个东部地区的品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雄厚的实力，截至2009年整个东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是31372.25亿元，年平均值2582.07亿元，品牌价值的基数是比较大的。

由图2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品牌发展比较迅速，但因为它们品牌的发展相对滞后，品牌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品牌价值总量仍然比较小。吉林省品牌的发展相对较早，基础相对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来说也比较雄厚，但是从2005年开始吉林省品牌价值的增速却明显放缓。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品牌价值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品牌建设基本没有太大的进展。2009年中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为2914.3亿元，年平均值为364.29亿元，品牌的发展远远小于东部地区。

由图3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云南的品牌发展态势良好，增速明显，其中四川的品牌增长速度最快，品牌价值也最高，远远超过中西部其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发展相当好。广西、重庆、贵州的发展在整个西部地区处于中等层次，而陕西、甘肃、宁夏、新疆2004―2009年品牌却几乎没有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9年整个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年均值达到295.37亿元。

综合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建设的整体情况可知：东部地区品牌的基数最大，品牌数量最多，品牌发展得最好，但区域内部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比较平衡，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基数太小，发展速度缓慢；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等省份的发展速度虽然比较快，但由于其他省份的发展比较滞后，且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致使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次。总体来说，东中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品牌价值量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

四、 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东部选取11个省市、中部选取8个省，西部选取10个省市自治区，对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为了克服单一的单位根检验所带来的偏差，本文采取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分别对LN(PERGDP)和LN(BV)进行单位根检验。

（一） 东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先对东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的水平值经过以上四种检验方法检验以后发现，数据是不平稳的。而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的一阶差分值经过以上四种方法检验以后，结果都表现为没有单位根，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数据是平稳的。

检验结果还表明，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都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选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以LN(PERGDP)为因变量对东部地区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见下页）所示。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55%。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品牌的创建方面已拥有雄厚的实力。东部地区品牌价值高，拥有众多的知名品牌，该地区品牌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品牌已经成为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品牌的价值和数量与该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二） 中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中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3的结果说明中部地区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也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显示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没有单位根，数据是平稳，可以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以LN(PERGDP)为因变量的中部地区回归结果见表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48%，这表明品牌可以带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发展要滞后于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品牌价值量相对比较低，这样就难以提高区域生产的集约化经营，也难以转变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导致新生的品牌发展也比较缓慢，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弱于东部发达地区。

（三） 西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西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见下页）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同，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是不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位根，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这表明数据是平稳的。因此，本文采用LN(PERGDP)为因变量对西部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见下页）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6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在5%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变动1%，人均GDP就变动0.40%。西部地区品牌对人均GDP的作用系数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是二者的相关性仍然比较显著。这是因为虽然西部地区整体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但是四川凭借白酒产业、内蒙古凭借乳制品创立了众多的知名品牌，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带动作用，进而对西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品牌发展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基本一致，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品牌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品牌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第一，对我国500强品牌的地区分布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了品牌价值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有较大的相关性。区域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与区域的竞争力紧密相关。一个区域拥有的知名品牌越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越能占据优势，所以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的竞争，而会更多地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品牌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二，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品牌无论是对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对东部的带动作用更是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的绝对值都比较小，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品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也就小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东中西部品牌价值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实施品牌战略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东部地区要保持目前的品牌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强品牌的建设，提升品牌的价值，凭借优势的品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树立品牌意识，在发展当前品牌的情况下，积极培育新的品牌，大力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品牌创建方面，企业要加大对品牌的创新投入，只有通过产品生产工艺的创新、设计开发的创新和在生产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才能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出能够迎合市场需要的新品牌产品；同时，企业要通过兼并、控股等多种方式对品牌进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增强名牌企业的实力从而打造区域经济的优势品牌。

其次，区域品牌的创建要突出区域的特色。每个区域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定位，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创建区域独特的优势品牌。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从而形成本地化的产业品牌，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效仿的，并且这种特色产业能够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由于不同的区域在空间、资源禀赋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各个区域所具有的优势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要利用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特点，依托高科技人才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继续利用外资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培育更多的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中西部地区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比较小，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要低于东部地区，但是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却非常丰富，因此中西部地区要依托本地区的特色，积极延伸资源性产业的产业链，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创建优势的区域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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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5.

An Empirical Study on Brand Value Cre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Growth Differences

LI Xingjiang, ZH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篇6

关键词：互联网普及率;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 引言

据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互联网+”成为时下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随着网络技术的繁荣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日益突出。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建设分布差异性，导致互联网发展存在较大区别。互联网技术能否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助力？这种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差异？这一问题值得研究与探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作为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重要主体和推动者，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实中，由于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而引起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的情况较为明显，并且考虑到不同性别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所差异，因此，探讨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寻找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基于以上现状，本文从互联网、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对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1990年，国外研究者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两者的关系。理论方面，已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互联网技术加速了市场竞争，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作用（Goel，2002）。实证方面，发现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普及率提高10%带动人均GDP提高0.49%～0.63%（Chu，2013;Pradhan，2014）。然而，也有研究提出互联网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网络基础条件等，互联网发展存在“数字隔离”（Forman，2012）。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建设对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但由于各地工业化水平发展差异，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胡鞍钢，2002）。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提出，后经贝克尔等人补充形成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等特征，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Romer，1986）。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大多数研究利用平均教育年限来反映宏观层面人力资本，发现其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贡献（Mincer，1984;Lucas，1988）。国内研究中，姚先国等（2008）发现劳动力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重要的贡献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教育基尼系数测算出人力资本结构，研究发现其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并且在不同区域间表现出一定差异（Birdsall，1997;Castelló，2002;李忠强，2005）。此外，由于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关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也有重要意义（潘锦棠，2003;陈建军，2014）。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丰富，然而结论存在一些争议;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按照互联网发展程度对各省市进行区域划分的研究较少。再者，分析互联网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时，要考虑人力资本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本文从互联网、人力资本视角出发，探讨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而丰富相关领域研究。

三、 我国各省市按互联网资源的聚类划分

参照已有研究，采用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法，对31省市进行划分（肖泽磊，2009）。本文选取2002年～2014年各省市的CN域名怠⑼站数量及互联网普及率3个指标来衡量互联网资源，同时综合考虑面板数据包含“时间”和“截面”维度信息，分别计算这3个指标的年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和年均增长量，并运用因子分析对其提取公因子。经检验可知，3个指标的年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和增长量的KMO值均大于0.65，并且Bartlett's球形度检验的Sig.均小于0.05，表明这些指标的相应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CN域名数量、网站数量以及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取度均超过75%，并且方差解释达到80%以上，包含了变量大部分信息。使用系统聚类分析法中离差平方和法以及欧式平方距离，对我国各省市区进行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划分。具体聚类结果如表2所示。

由聚类结果可知，第1类地区多属于沿海省市，经济较发达，资源较丰富，为“互联网资源发达区”;第2类地区主要包括部分东部以及发展较好的中西部省市，这些地区基础建设发展较快，多处于产业结构优化转型阶段，为“互联网发展中等区”;第3类地区多属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建设相对落后，为“互联网发展缓慢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即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互联网资源丰富，信息化水平比较高;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通信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投入有限，互联网发展相对缓慢。

四、 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

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等。变量说明如下：经济增长用人均GDP来衡量，并除以当年的CPI为进行价格调整，互联网普及率用各省市网民数除以年末总人数得到，来衡量该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用平均教育年限分性别计算各省市的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选取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比例作为教育年限权重;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参照已有文献，用各省市人力资本基尼系数来反映，其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分布越不均等;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地区的人口总数计算得出，并且用相应年份的CPI进行调整;劳动力比例用各省市16岁～65岁的劳动适龄人数除以该地区的年末总人数来衡量;产业结构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来衡量。

2. 变量基本描述。表3中列出按地区划分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示，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方面，地区1均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地区2与全国接近，而地区3要远低于全国标准。异质性人力资本方面，分性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均有明显差别，男性平均教育年限要高于女性，并且男性人力资本结构分布更均等。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地区1和地区2要高于全国平均，但其方差较大，而地区3要低于全国平均，但其方差较小。劳动力比例方面，地区1和地区2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地区3。产业结构方面，地区1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地区2与全国接近，而地区3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3.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

（1）面板数据模型设定。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运用2002～2014年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来控制不可观测个体异质性，并将涉及的变量取对数处理，模型形式如下：

在上述公式中，GDP表示人均GDP，Internet表示互联网普及率，Hc_male和Hc_female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Gini_male和Gini_female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结构，K表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L表示劳动力比例，IS表示产业结构。αi为相应变量的弹性系数，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

（2）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由于本文变量均为面板数据，在建模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通过ADF和LLC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一般用Hausman检验来识别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经检验各地区样本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较合适。之后，以人均GDP为因变量，以互联网普及率、异质性人力资本为自变量，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显示，各地区模型中互联网普及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互联网普及提高能促进人均收入增长。同时，互联网普及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有差异，对互联网发展缓慢区影响作用更大。在异质性人力资本方面，男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仅对互联网发展中等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引起全国、地区1和地区3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在分性别人力资本结构方面，男性系数为正，并且在全国样本作用显著;而女性系数为负，并且全国及地区1作用显著。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地区1和地区2的贡献作用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对地区3的作用相对较大。这是因为，由于资本投资的效用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王辉，2016），地区3由于资本不足，因此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劳动力比例和产业结构对地区1的影响作用不明显，但对其它地区的经济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从劳动力比例来看，地区1就业人口趋于饱和状态，而地区2和地区3仍存在一定劳动力缺口，通过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产业结构来看，地区1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已占据较大比重，因此作用并不明显，而地区2和地区3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最后，模型检验可知，各地区模型R方均大于0.85，拟合优度较高，且Wald检验也表明拟合效果较好。

五、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及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其贡献程度有所差异。具体结论和建议如下：

互联网普及率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对互联网发展缓慢区更大，互联网技术推广会带来较多红利。面对网络资源的差异，政府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策，统筹城乡信息化，重点推进互联网发展中等区和缓慢区的普及率。同时，要因地制宜平衡地区间的发展需求，引导地区间的技术转移，使不同地区信息化发展同步，都能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

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是导致经济差距的另一重要因素，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强化人才培养。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不能一概而论，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减少落后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此外，对于男性人力资本投资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高等教育培养，以满足经济发展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女性应侧重基础教育发展，加大初高中教育普及，重视落后地区的扫盲工作，提升平均水平。

此外，由于各地区基础建设不平衡，经济增长动力存在一定区别。互联网资源发达区应大力推广信息技术应用，积极优化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及地区间的分布;互联网发展中等区和缓慢区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对于互联网设施建设，加快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也要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需求为导向，加大高新技术的研发，以市场化手段来吸引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入，通过缩减区域间“数字鸿沟”来减小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周绍杰.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J].中国社会科学，2002，（3）：34-48.

[2] 李忠强，黄治华，高宇宁.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5，（S1）：105-110.

[3] 潘锦棠.性别人力资本理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7（3）：94-104.

[4] 肖泽磊，李帮义，刘思峰.基于多维面板数据的聚类方法探析及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28（5）：831-838.

[5] 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5）：47-57.

[6] 王辉.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J].现代管理科学，2016，（9）：60-62.

[7] Birdsall N， Londono J L.Asset Inequality Matters：A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32-3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收入差距研究”（项目号：714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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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衡阳市拥有我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共性:由于法治环境相对缺失和金融系统抵押品清偿价值的交易成本过高,导致金融系统高额的“存贷差”和较为严重的“信贷资金配给”事实的存在。金融系统存贷款差额伴随衡阳市经济的发展正在陷入逐年扩大的经济怪圈,而且信贷资金的分配正在向少数几个大型企业的聚集,而占衡阳经济总量和就业总量的70%以上的广大中小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拒之于银行的门外,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等形式实施资本的累积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如何借鉴信贷资金配给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衡阳市这一特定区域内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关系,为衡阳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合理金融制度安排非常必要,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衡阳市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现状分析

1.衡阳市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日趋合理。自1990年以来,衡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得到快速发展,从1990年73亿元快速增至2008年1000亿元,经济总量翻了15倍多。同时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也得到明显的改善,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由2000年的0.31:0.34:0.35转变为2007年的 0.25:0.41:0.35,传统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在快速上升,尤其是近年来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增长明显,接近2倍。

(2)经济增长速度高度依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单项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自2002年的98.8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227.90亿元,增长2倍多。通过统计分析,衡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衡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49。但投资效率并不高,GDP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即投资乘数始终维持在3.6至3.8之间,投资对当地经济的拉动还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究其原因,是由于衡阳市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关联程度不够,核心企业所需要的零配件基本上依赖外地供给,产业集群的凝聚力还不明显。

(3)衡阳市近年的工业发展较快,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工业集群化效应初步显现。工业增加值由1999年的100亿元快速增至2007年的246亿元,利润总额也由1999年的4.8亿元增至2007年的35亿元。工业正在向几大核心产业集群方向发展,目前衡阳市已形成以特变电工为龙头的输变电产业、以衡钢为核心的钢管及钢管深加工、以亚新科为核心的汽车零配件及以建滔化工为核心的精细化工等四大产业集群。而且围绕这几大核心产业所引发出来的关联上游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2.衡阳市银行信贷发展现状

(1)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为衡阳市信贷投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衡阳市银行存款自1990-2008年间增长迅速,自1990年的31亿元增至2008年的950亿元,增长近30倍。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衡阳市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过快,至2008年衡阳市储蓄存款已达770亿元,这反映了衡阳市居民收入增长很快,这为新的信贷决策提供了资金来源。

(2)银行信贷投放的增速趋缓导致银行体系存贷差日趋扩大。自1990年以来衡阳市信贷增长了近10倍,至2008年贷款总额为360亿元。但衡阳市目前银行与企业间陷入两难的融资困境,一方面银行存款增长高于贷款增长,导致存贷差余额日趋扩大,至2008年存贷差余额增至500亿元;另一方面是企业对资金十分渴求。

(3)银行信贷投放效率日趋提高。新增贷款主要集中在“三农”、工业制造以及水利、交通、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伴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农业类贷款继续大幅增长,至2008年12月末,全市农、林、牧、渔业贷款增加14.86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23.4%。但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很困难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

二、衡阳市区域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关系的实证分析

1. 样本经济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选取以下指标来分析衡阳市经济总量与信贷总量间的关系:

(1)银行信贷总量(DK),作为衡阳信贷发展的衡量。

(2)地区生产总值(GDP)来反映衡阳市实体经济的发展。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引入此控制变量。

为了更反映现实,对上述指标取对数。通过对上述金融指标的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用以证明衡阳市信贷总量与经济增长总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关联程度。

2.数据来源

3.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作协整检验之前,先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并确定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变量的平稳性是建立时间序列模型的重要前提。沃森(1989)证明当变量存在单位根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T值、W值和R值等)将出现偏差。Granger和Philips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将会造成虚假回归。检验单位根有几种方法,如ADF检验和PP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分别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期的选择根据AIC准则确定。

(2)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各序列都是平稳后(两个时间序列,只有它们同阶单整时,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各地区时间序列对的检验结果满足协整的前提条件),这一步的任务就是检验各时间序列对是否存在协整或者说长期均衡关系。为检验两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了两步检验法,称为EG检验。进行协整检验时,首先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进行回归,建立回归模型;然后对模型进行残差检验,看其是否平稳,如残差平稳,则认为两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方程有效,反之不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方程无效。

下面以LnGDP为因变量,LnDK和LnGD为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从表3看,R=0.994450 ,系数是显著,拟合优度较高,存在协整关系。用OLS估计法在序列间建立回归模型:

LnGDP = 1.726404+0.121061 LNDK +0.784300 LNGD

从模型可以看出,衡阳市GDP与贷款(DK)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反映了衡阳市银行信贷对衡阳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衡阳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GD)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反映了衡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促进作用。

(3)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从上文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衡阳市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内生增长理论,从而为衡阳实行信贷政策提供经济学理论依据。

A、信贷投放和经济增长具有相互促进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检验得知,衡阳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信贷投放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也可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信贷投放的规模和数量。在衡阳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恰当运用信贷政策,把握信贷投放的合理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B、从经济增长模型关系式来看,信贷投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121061,说明信贷投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影响不是很大,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信贷投放质量低下。

C、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通过计量分析可知滞后时间为2年,也就是说贷款对当期经济增长和后一年的影响较大,并存在第二年影响大于第一年,说明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性。

三、优化衡阳市信贷投放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

(1)加强衡阳市国有企业改制步伐,为其重新获得银行支持创造条件。衡阳市缺乏能够被金融企业所看好的好项目、好企业。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衡阳市存在大量未改制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导致目前衡阳市银行对这些企业不敢贷款,怕承担政策性风险而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因此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的改制既有利于国有企业重新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使其重获生机;也有利于培植衡阳市银行系统的服务对象,实现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2)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引进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的好项目。从衡阳市银行系统高速增长的贷存比可以看出,衡阳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身不缺资金,缺的是能被银行所看好的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发展前景的好项目,关于这一点从衡阳市银行业为争夺优质资源而激烈竞争的事实也可印证。因此通过引进一批好的高科技项目,有利于吸引衡阳市银行系统把目光更多地关注于当地,以便实现衡阳市信贷资金应用的当地化,减少存贷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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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型　浙商　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两次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含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笔者认为，过去30年浙江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3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工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经过两次转型，从体制上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也不断得到强化。这两次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二、当前浙江经济转型面临的新趋势新特征

“十一五”规划执行以来，浙江经济已跨过1.5万亿元生产总值关口，预计2009年将跨过2万亿元生产总值大关。但是。在“十一五”规划后半期，浙江经济可能会面临着发展势头减缓和发展动力减弱的问题。“十五”中期(2003年起)，消费结构的转变已呈现加速趋势。浙江的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不协调性问题从“九五”后期开始出现后，浙江的企业事实上在总体上并未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来对付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是采取了市场调整的策略，用大量的出口来维持企业经营及区域经济发展增速。同时。为增强出口竞争力，以产业向中西部生产要素洼地转移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实施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减轻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压力。

但是，从“十一五”规划执行的前半期来观察浙江区域经济，浙江经济发展中，以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有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国际经济增长的减缓，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已经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环境，对出口构成不利影响。降低了外需对区域经济的拉动力量。

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加快，同时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也开始变化，环渤海湾经济区域的迅速崛起。吸引了较大量的浙商投资，导致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4年起连续5年大幅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投资需求对区域经济的拉动力量。

从国内经济运行的环境来看，区域经济发展面临宏观调控的紧缩环境，大量中小企业产业层次较低，又面临土地、劳动力、资金的三重要素约束，且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运行环境趋紧。

综上所述，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来看，还是从需求拉动力量和供给支持条件来看，都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考验。“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后半期，浙江省应进一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大力贯彻“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才能促使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加快经济转型的对策

根据浙江发展的现实，要加快经济转型，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随着原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二)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

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是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提升浙江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从而为浙江省创业创新提供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三)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

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动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四)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公事的市场化改革。

(五)完善分配体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加城乡居民财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应该说，与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相比较，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在初次分配中能更充分地体现劳动的价值和贡献，公共财政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特别是要尽快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深化改革和宏观调节，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体制。

(六)进一步发展网络新经济

近几年，浙江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数字浙江”全面建设，使得浙江信息化总体水平和信息产业综合实力跃居全国前列，信息化发展水平居全国第四，已略超信息化发展中等水平国家信息化平均指数。新浙商代表的n’财界巨子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以其独特的创业创新神话，一改“草根浙商”的传统形象。与老一辈浙商们相比。起点更高、视野更广的新生代浙商演绎着与老浙商完全不同的创富神话，从而成为浙江创业创新的典范。网络新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浙江省经济转型的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加大对IT产业的资金投入，积极引导更多的IT企业家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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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主成分分析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我国能源战略要地。由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制约，新疆经济发展整体落后于我国内陆省份地区，新疆各地州市之间经济发展也存在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建立一套适合新疆经济发展实际，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现状，发现引起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

1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水平区别于经济增长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容纳14项指标，包括五大方面：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社会发展和资源状况，利用这四个方面共同评价了新疆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如表1。

2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

2.1 提取主成分公因子

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要求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SPSS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可行性检验，本文所使用数据全部来自新疆2012年统计年鉴。结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KMO检验值为0.5267，Bartlett s球体检验的Approx， Chi-Square为206.3496，x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0，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我们从原始数据中萃取了四个公共因子（四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这四个因子可以解释84.37%的总方差。经过6次旋转后得到公共因子荷载矩阵（见表3）。

注：因子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旋转方法：方差最大旋转法。本表经过6次旋转得到。

2.2 公因子的经济学命名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因子荷载矩阵，经过分析我们将E1定义为“经济增长与民生水平”、将E2定义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合理水平”、将E3定义为“教育水平”、将E4定义为“资源禀赋、能源消耗强度与外贸水平”。

2.3 新疆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略），可得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各公共因子原始变量的因子得分函数，并计算出这4个公共因子的具体得分。由E1、E2、E3、E4的权重（分别为：45.91%、16.98% 、12.61%、8.86%），对得到的因子得分进行加权计算可以得到新疆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其计算公式为：

各区域经济发展（E）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见表4。

3 结论分析

根据总方差分解表，公共因子E1“经济增长与民生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最大，高达45.91%，这表明区域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增长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其次分别为E2“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合理水平”、E3“教育水平”、E4“资源禀赋、能源消耗强度与外贸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弱，贡献率分别为16.98%、12.61%和8.86%。因此，新疆各地州市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要提高地区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地区居民住房难问题，在此基础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地方政府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利用“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该注意收入分配的合理公平，尤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州更要防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免社会动荡以致于制约经济发展；三是针对新疆各地州市师资力量薄弱，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稀缺的状况，地方政府需要扩大中等师范学校招生规模，并提高教师待遇水平，千方百计吸引和留住人才，同时，对口援疆的内地省市要把提高对接地区的教育水平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四是由于新疆各地州市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承载力也不一样，地方政府要结合地区实际，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此外具有地缘优势的地州市，可以利用对外口岸优势发展进出口贸易，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新疆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篇10

[关键词]地域文化； 区域经济； 增长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4-0090-0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地域文化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10240015。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着特定区域经济活动中的每个环节，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具体体现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与区域经济格局。本质上来讲，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特色资源，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此外，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易于特色区域技术的产生。由此看来，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加深刻，并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小视的因素。因此，探讨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对加快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黑龙江省地域文化的特色

（一）黑龙江文化表层结构

1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黑龙江省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其文化的鲜明特色。古往今来，黑龙江省这片沃土养育过众多的民族：肃慎、抱娄、勿吉、扶余、高句丽、秽貂、鲜卑、、契丹、女真、满、汉等，各民族都在黑龙江省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内地各省份无法比拟的。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借助黑龙江省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创造了其雄伟壮阔的历史，也为黑龙江省文化注入了精神内涵。

2流人文化。流人就是被流放的人，即流放者。流人文化就是指流放者带来的文化。古时的黑龙江省自然条件极差，冰天雪地，人迹罕至，被称为“绝域”，所以统治者将大部分不臣服自己或触犯自己利益的内地百姓、知识分子、文艺人才及小部分真正的刑事犯流放到黑龙江。流放者带来了内地优越的生产技术、高雅的生活方式。在教育、书籍传播、著书立说、文人结社、艺术、医药学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为黑龙江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并博得了当地人和后人的传颂。

3移民文化。这里是指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大量移民直接使黑龙江地区人口激增，使得广博、多元的文化在黑龙江省汇聚，并形成了文化交流、传播、融合的现象。移民文化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国移民文化，主要以俄、日、朝移民文化为主；另一种是解放前的“闯关东”移民，解放后为振兴东北而有意识进行的移民，以及“”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的移民。黑龙江省文化就是在承受着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不断地同化和整合各种移民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

（二）黑龙江文化的深层特性

1黑龙江文化的开拓性。近现代黑龙江长期处于远离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中心，是一个气候严寒、荒僻的原野。恶劣的自然条件迫使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必须以极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意志去战胜自然，在不断开拓中满足自身的需求。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条件下，黑龙江人形成了“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敢于开拓的价值取向。这不仅体现在开发原始黑龙江地区之中，也集中呈现在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拼搏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突破高寒精神”之中。黑龙江省文化的开拓性铸造了黑龙江的过去，延续了黑龙江的现在，也是黑龙江未来发展所必须依托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支柱。

2黑龙江省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自满清政权建立后，大量关内人士以“闯关东”的形式来到黑龙江省；伴随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侨民逐渐迁入黑龙江地区；十月革命后，白俄分子及其被裹胁的一部分群众来到黑龙江；《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许多苏联工作人员携家眷迁入黑龙江省；欧美各国在哈尔滨的争斗致使大量犹太人、美国人、德国人等定居黑龙江。可见，黑龙江的人口一直以来处于流动之中，长期的人口流动使祖国各地以及国外文化汇聚于黑龙江。对形态各异的文化充分吸收、整合，彰显出黑龙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二、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分析

从黑龙江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一方面，黑龙江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其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其地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对其地域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同时，黑龙江省地域文化的发展又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黑龙江地区的文化因素日趋成为该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这也是各地区的普遍现象，同一经济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的过程、绩效会有很大区别，这正是区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所致，而黑龙江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黑龙江省的文化模式决定其区域特色经济

黑龙江省的文化模式是指黑龙江地域文化在不同层面整合的方式，是生活在这里的社会群体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以黑龙江特有的方式影响着黑龙江地区人们的思维、行为、道德观及价值观等。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不但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也让黑龙江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彰显出十足的特色地域文化气息。黑龙江省的地域文化凸显在其区域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从而形成了黑龙江省区域特色经济。黑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包括特色资源（石油）、特色产品（原生态绿色食品）、特色技术（制药技术）。

（二）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决定其区域特色产业

产业状况标志着一个地区经济形态和后续经济发展潜力，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落后区域不单是经济统计数据上显示的落后，更是文化意识的落后。落后的文化意识导致人们固守陈规，创新意识与商品意识不足，是区域经济发展迟缓的内在原因，它不但导致落后区域暂时的经济发展迟缓，也是区域经济后续发展的重大隐患。而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积极作用则可以建立区域特色产业，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迅速提升。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对其区域特色产业的作用表现在：

1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黑龙江区域特色产业结构的发展。具有开放性文化的黑龙江省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将人文文化融入商品中，这种文化特性的加入使黑龙江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迅速壮大。同时，具有开拓性的黑龙江文化则十分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高新技术的研究，这使得黑龙江建立起了以高新技术、机电、现代医药、石化工业为主的产业集群。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黑龙江省区域特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2黑龙江省地域文化自身形成了重要的区域特色产业。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经济位置，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产业的“领头羊”。就黑龙江地区而言，黑龙江省的地域文化不但为其区域经济的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还发展成为黑龙江地区一项重要产业。黑龙江地区特有的 “哈夏会”、“哈尔滨啤酒节”、“雪博会”、“冰雪大世界”等，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中外游客来到黑龙江省观光游玩，极大地推动了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创新决定其区域经济创新

文化环境日趋成为经济发展中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地化”趋势的双重影响下，地域文化创新氛围的形成显得尤为重要。从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黑龙江省区域经济的发展由地域文化创新推动，而地域文化创新一定程度上又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创新体系包括黑龙江地区的市场创新、产业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人才创新等，也可以看成是黑龙江省区域发展模式的创新。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创新与经济创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黑龙江省带来了美好的发展前景。

三、打造具有黑龙江特色的商业文化对策

闻名遐迩的徽商、温商、晋商，是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商业文化，目前黑龙江省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造独具特色的“龙商文化”。龙商不同于“著名企业”，“杰出企业家”，“经济风云人物”等称谓，而是对市场上经商活动、经商人的社会学评价，是市场发展具有示范与带头作用的商业文化，是独具黑龙江特色的商业文化：

（一）遵守中华优秀商业道德要求

因为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所以“龙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不能偏离中华优秀文化特征。即要以济世为民为经商的责任，以诚实守信为经商的理念，以寻求创新为经商的精神，以实现共赢为经商的目标。

（二）要发扬黑龙江地域文化特色

刚健质朴、粗犷豪放的经商行为是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包容、接纳外来商业文化模式，打造“龙商”发展模式； 不断向中原市场开拓，努力获取中原市场份额，也是“龙商”不变的追求。黑龙江省要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发展外向型经济，谋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三）凸显资源性产业、制造业产业、贸易性产业为主的优势

黑龙江省物产、矿藏丰富，制药行业、乳品加工业及机器制造业十分发达，同时又地处东北亚国际通道核心。因此，发展“龙商文化”要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的地域优势，建立以生态农业、能源、制药业、乳品业、机器制造业为主的规模化产业集群，同时，大力发展对俄经贸。

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使黑龙江地区得以迅速发展，充分运用黑龙江省的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达到经济与文化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姜莉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理论探索[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