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创建服务型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网络在便捷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高企业生产效益的同时，能够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基层政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引导者，自身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的高低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创建服务型政府为宗旨，围绕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做好顶层设计是目前政府的核心发展方向。一方面，当地基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需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充分结合“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建立符合现阶段农村群体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的激励评价机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机制，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还需加快对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信息平台整合，从而利用各项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一套科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而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2     整合农村信息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管理目标

经大量科研数据分析可知，目前在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整合农村信息资源，而后建立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是实现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综合化管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从目前来看，在当前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与服务综合信息网络，充分发挥农村网格化管理及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提高基层综合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主要举措。从目前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为满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劳动力纷纷前往城市地区，农村人口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社会的高效治理，基层政府机构需以常住、流动、“三留守”人员为主要对象，建立农村人口基础信息库和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加强对辖区内特殊人口的重点管理和重点帮助，达到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计算机网络应用普遍，人们对电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故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为有效提高农村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基层政府机构不仅可通过采取推行电子村务的方式对农村进行全方位、动态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以期在引导农民逐步适应电子信息技术某些功能的基础上，为后期政府人员开展网络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标上打下坚实基础。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过“一站式”服务实现农村治理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可知，基层政府受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响，内部工作人员在日常农村治理过程中，仍遵循传统的治理理念，采用传统的治理手段，极大地降低了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资金的极大浪费，对农村整体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基层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条深受农村人民群众欢迎的农村社会治理新途径，需多采取几种管理方式，然后对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进而选择出一条最适合的治理策略，为提高农村治理的整体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在当前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信息化产业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发展技术手段，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从根本实现农村合理化治理，基层政府机构必须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构建加快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管理人员需对管理网络进行细致化分析，在整合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各项基础数据的基础上，为信息录入渠道、沟通渠道以及畅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通过采取构建综合性、集成式社会治理服务信息平台的方式，对行政机构不同部门的信息数据库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在确保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情况下，通过使用有限的公共社会资源，确保政府充分发挥各项效能。同时，在当前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下，基层政府机构通过对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赋值结构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通过“一站式”服务模式，为农村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坚实基础，进而为农村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依托“互联网+”技术，推进网络问政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网络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和网络传播渠道，在提高基层政府“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目前来看，由于近几年农村产业建设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网络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层政府机构的管理难度，进而给农村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网络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双面性，因此，基层政府机构要从根本上实现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在管理过程中，切实保障信息化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覆盖农村各个环节，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首先，基层政府机构需推进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发展，在构建网络舆论建设的基础上，借助社会舆论力量对农村实施个性化、主动式公共服务的虚拟社会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层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社交平台，公开某些党政建设信息，拉近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从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最后，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基层政府机构要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全局服务的信息化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建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覆盖农村各个环节，为实现动态跟踪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5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构建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理信息高速流转，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农村社会治理策略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是当前基层政府机构的核心发展方向。同时，在城市一体化发展中，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质量，对城乡建设进行精细化管理是目前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赋予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变革的历史使命。简单来讲，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对其进行统筹谋划、综合研究，以期确保农村地区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进而为其整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规划。换句话讲，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基层政府机构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农村高效治理的目标，需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合适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为农村城乡一体综合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一方面，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机构需分别利用城市以及农村各自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促进两者之间进行优势互补的同时，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层次、形态、类型的城乡空间信息管理需求，基层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可通过对城乡事物的灵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调度，为实现统一管理和弹性扩容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充分有效解决当前信息管理过程中计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馈等技术难点，通过采取建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相关制度，为实施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打下坚实基础，进而为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创造良好条件。

6     结 语

篇2

一、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1）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与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中的社会组织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专业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优势。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农村社区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经济类、娱乐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数量较多，但教育类、环保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滞后。（2）参与领域拓宽，社会影响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并提供多样的社会服务。但随着新型农村社区中居民职业的多样化、需求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专业素质、组织运行等都不能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3）参与意识增强，社区信任度低。近年来，社会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如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员素质较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内外部监督，加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最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也影响了其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忽略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认识不到位，主管部门介入太深、干预过多，从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致使其功能发挥不佳。（2）农民认知不到位，弱化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群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日趋弱化，不愿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为判断，缺乏长远视角，容易对社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由于农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3）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责权利不明，导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评估缺乏落实，一些社会组织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不遵守职业准则，不注重社会信誉，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难以形成社区内民主公开的氛围，影响社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

篇3

关键词：农村社区；分化；村庄治理；困境；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对策研究”（114572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胜利（1970-），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农村社会发展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这给村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村庄治理机制,探索村庄治理新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科学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一、农村社区分化及其特点

1.农村社区的界定。社区是相对独立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地域性社会，是由一定数量、具有共同意识、相同习俗和规范的社会群体结合而成的生活共同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在我国，对农村社区的定位较为复杂，理论界还存在分歧，有的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农村社区定位为村庄、乡、集镇或乡镇、县城等。但是，根据我国现有的实践操作，不论是江西、青岛，还是湖北秭归，都将农村社区定位为自然村，看来不论如何争论，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自然村是最有实践操作性的。因为，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个基本单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一起生产、生活而形成的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的群体。这种形成过程具有自然和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个人为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团体，它的这种特征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考验和熏陶。所以，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1]

2.农村社区分化的特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区逐渐分化，这种分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村社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从同构性农村社区分离出的多种类型的村庄，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类村庄并存和发展的新型农村社会格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慧根据5大类31个指标，采用多层次空间聚类对全国农村地区进行地域类型划分，将全国农村社区分为6大类型：现代化农村、发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村、中等发达农村、欠发达农村、不发达农村。[2]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根据各地乡村工业化水平及社区集体化程度把农村社区分为4种类型，即高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江丽根据劳动力就业结构、村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农村社区分为经济发达的工业村、商业村、稳速前进的外出务工村和经济落后的资源依赖村4种类型。[3]卢福营以非农化的方式和水平为标准进行分类，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庄主要有城村、镇村、工业村和农业村。[4]二是农村社区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学师生2006年5月的社会调查报告表明：我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同质化极高的整体，而是出现了明显的村庄分化，其程度并不亚于城乡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调查组将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为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村庄，被划为“第三世界”。在这项调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20元，而陕西省的南泥湾仅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见，农村社区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村庄治理面临的困境

农村社区分化对村庄治理具有双重影响。判断社区分化是否有利于村庄治理，进而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其关键在于社区分化过程中，村庄治理模式是否越来越制度化、科学

化，落后社区的比重是否越来越小。应当说，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有利于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弥补了在工业主义发展相对不足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治理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分化的状况来看，分化速度越来越快，分化程度越来越大，已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

1.村庄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流动失序，加大了治理难度。村庄分化使人口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发达村庄流向发达村庄。这种单向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失序的社会流动，容易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村庄治理带来困难。一方面，对落后村庄而言，一是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流出，乡村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造成了村庄治理的困难。农村迁出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村庄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样的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不但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老人赡养、儿童教育等问题。二是单向的人口流动造成落后村庄人才流失严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庄人才更加匮乏。这种情况不利于落后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拉大了落后村庄与发达村庄的差距。三是单向流动造成了村庄自治弱化。由于大量党员外出务工，村党员对村党支部的监督更加弱化，支部的运作及对村级事务的管理主要取决于少数几个支部委员；村民外流对村委会的产生和运作也产生了类似的消极影响。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为年轻力壮、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留在家里的劳动力既要处理琐碎家务，又要负责农活，无暇关注、参与和监督村庄公共事务，致使村庄自治名存实亡。四是人地分离导致村治权力的运作难以达致治理对象。由于户口在家乡，流动的农民仍然属于家乡的村治对象。而农民流动使得家乡村治权力难以发挥作用，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困难。如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由于缺人、缺钱、协调不易等原因实施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对富裕村庄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随意性，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不适应。又由于一些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劳动技能，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加大了治理难度。化会影响村庄稳定，增大社会风险。其一，严重的农村社区分化会导致落后村庄不稳定。农村社区过度分化会使落后村庄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社会心理学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之物的心理状态。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这种剥夺因人们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因此是相对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在现实中，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庄“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庄在改革开放中脱贫致富，而一些村庄发展却相当迟缓，落后的经济、文化生活与富裕村庄相比差距明显，这必然会导致落后村庄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无人耕种，矿产无人开采，治安无人管理，人心不稳，并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引起社会不稳定，从而加大村庄治理难度。其二，严重的农村社区分化导致村庄之间隔阂。村庄间的非均衡发展虽可以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但当村庄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邻村之间的差距过于明显时，先进村庄就会产生优越感，落后村庄则极端消极低沉，从而直接加深富裕村庄与贫穷村庄的隔阂。特别是富裕村庄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落后村庄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当落后村庄面对巨大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富裕村庄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庄对贫穷村庄的鄙视，还是贫穷村庄由于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对富裕村庄的仇视，都会加剧人们对贫富分化现实的不满，进而会影响社区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农村社区分化对村庄治理模式创新提出了挑战。一是农村社区分化对国家的村庄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为政府农村治理制度创新设置了难度。农村社区分化表明村庄自主意识增强，民主觉悟不断提高，其对国家制度的选择更加积极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农村治理制度设计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对国家的村庄治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农村社区的过度分化导致村庄之间相互适应性越来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难以适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体性特征缺失而难以推广。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对政府的农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社区分化在本质上表现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对于国家政治发展来说，农村社区分化就是一个利益整合的过程。所以，国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得到保证，又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阳庆祖镇西辛庄村要建“村级市”，[6]希望能够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因此，农村社区分化对国家政治整合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二是农村社区分化使乡镇政府的村庄治理面临新的矛盾。随着农村社区分化，村庄治理模式也在由权力集中逐步向“乡政村治”模式转变。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的基层代表，对村庄治理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失去了对人、财、物的统一调控权，进而使其统一指挥失效，导致乡镇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渐失去了对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使村庄独立自主能力逐渐增强，民主意识不断强化，村庄自治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镇政府对村庄治理的控制力，对乡镇政府治理的稳定性产生了冲击。而乡镇政府也会在农村社区急剧分化的时候，出于对自身行动合法性基础的考虑，对村庄治理的控制逐渐减弱。鉴此，乡镇政府既要退出领导权，站在法律规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动员力和影响力弱化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村庄治理，保持农村社会的有序性，这就构成了乡镇政府村庄治理的矛盾。

三是农村社区分化成为乡村自治的障碍。尽管村庄自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来看，各农村社区分化现象明显，政治体制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决定了自治模式具体实施上的复杂性。自治本身是一个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的条件支持，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国家政治统治的情形，更多的则是地方或者社区本身的客观现实，比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观念习俗等。而我国的乡村社会现实情况十分复杂，当国家试图以统一标准规划治理结构或者是落后地区不顾本身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的治理选择建立在“理想国”上时，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预期效果。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例，一个村庄实施自治，其本身必须能够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质与文化条件，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社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村庄自治受到了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社区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村庄治理路径的选择也必须符合这样的现实，既要强调国家宏观层面的村庄治理，又要重视农村微观层面的村庄治理，只有加强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农村社区的合理分化与有效治理，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1.国家要从宏观上引导农村社区合理分化。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较大的村庄差距。因此，我国既不能像当今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发展后的公平型战略，也不能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那样实行效率型战略，国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则，既强调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为此，政府要从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农村社区分化问题，引导农村社区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发展差异问题。加大区域经济支持力度，对外出务工村、商品性农业村等发展较慢的村庄给予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缩小村庄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对贫困农村的帮扶力度，通过技术培训、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贫困村庄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缩小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二是正确协调流动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机制，形成一个公平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不断调整政策，促进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重视流动人口的

社会资本，鼓励农民精英参与村庄的治理。还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制度，防止土地荒芜，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庄内部治理制度的创新。对村庄治理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必须考虑宪法选择原则、村庄操作规则与村庄集体选择规则的综合运用，促进村庄治理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组织和村庄自治组织要以科学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认同的治理目标，通过协商与合作，实施对村庄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庄治理者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参与、决策、执行、管理和监督等权力的实施，并使村庄治理者之间的治理权力适当分离，互相约束，互相制衡。各村庄治理者都应是独立、平等的主体，是平等、自愿与合作的关系。要保障每一个村庄治理参与者的合法权利，实现它们之间的正常沟通与协调，形成科学、合理、和谐、发展的村庄治理理念与治理制度体系。一是培育多元村庄治理主体。积极培育村庄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与村庄自治组织、村民的合作。二是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改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建立政府、村庄正式组织、民间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多元互动运作模式。以村庄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形成充分调动村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机制。三是为村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健全村庄管理制度与组织体制，为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提供制度途径。四是在治理结构上，改变传统的治理结构，使村庄内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资源向村庄集中，突出村庄的主体作用。五是在治理主体上，村委会要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治理，村庄中的其他自治组织和普通村民也将参与治理。各治理主体要不断更新治理观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强化村庄管理转变为以服务村庄为主，更加注重通过契约和法律手段来履行权利和义务，实现在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各村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六是在治理内容上，划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庄治理中的权责关系，明确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村庄治理功能。[7]

3.不断探索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选择要结合各个村庄的传统和实际情况，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地区差异性区别对待，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不应强求同一。

一是先进村庄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进村庄从整体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内部利益结构分化和组织分化越来越充分，农民自治意识和素质不断提高，这都为农村自治提供了先决条件。村庄自治组织要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真正成为承担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自治性组织。政府与村庄自治组织共同为村庄提供资源，共同提高村庄吸收社会资源的能力。随着村庄的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村庄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逐渐成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选举、民主治理以及民主决策。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整个村庄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组织体系，在该体系内各种组织组成的资源不断进行互补同时信息互通。政府通过法律、制度为村庄组织的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是中间村庄采取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由于中间村庄自治能力相对较强，村庄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和作用体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村庄的民主政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能力，所以，中间村庄可以实行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是国家政权力量与村庄自我治理力量通过一定的制度体系，共同治理村庄的一种模式。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对村庄进行宏观和间接的干预，由政府、地方、村庄自治组织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组成村庄治理机构，村庄以自治为主。政府从宏观上负责对村庄事务和治理进行科学规划和指导，确保村庄治理方向的正确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进性。政府通过授权把权力移转给村庄自治组织，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对于村庄治理资源的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村庄各自治组织投入为辅，同时鼓励村民不断增加对村庄治理资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的实施是符合中间村庄实际情况的，“这种模式的治理主体由二元（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转变为多元（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村

区组织、其他非营利性组织、辖区单位、农村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治理体系由垂直结构转变为横向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逐步转变为信任与互惠关系。”[7]

三是落后村庄采取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在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中，基层政权组织是村庄治理的主体，承担治理的主要责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基层政权充分组织和协调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并通过有效控制村庄治理资源达到村庄合理治理与村庄和谐发展的目的。同时国家主导还可使科学、有效、合理的村庄治理模式迅速推广，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校正与创新。落后村庄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自主能力相对不足，民主政治发展相对滞后。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获得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并缩小与发达村庄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此类村庄治理过程中，要强调行政的主动性发挥与村庄自身的能动性创造。另外，落后村庄由于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同质性强，其治理还要依靠风俗、习惯、道德、社会舆论等非正式社会控制，如乡规民约等。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商务印书馆，2004.

[2]刘慧.我国农村发展地域差异及类型划分[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4).

[3]江丽.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6).

[4]卢福营.非农化与中国农村社会分化[db/ol].国公网,2008-07-21.

[5]李松涛,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组.乡土中国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n].中国青年报,2006-07-31.

篇4

内容摘要:农村土地流转是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宏观背景与微观实践合力推动的,农业土地用途和区域的不同产生了不同土地问题,土地流转在实践中强力表现出公平保障的多元理路流转。

关键词:土地流转 基本问题 理路反思

土地流转,是在农民大量流动背景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对此,学界展开了广泛探讨,期待土地流转“解放”农民。但是,学界的争论混淆了两类不同用途的土地性质,进而混淆了土地流转的实质问题。土地流转实践不仅仅是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路,而且是涉及农民公平保障等生产生活方式、农村社区管理的土地社会学和土地政治学问题。土地流转必须区分什么农村的什么农民的流转意愿,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理解土地功能和土地问题,需要适时的土地制度和应对各种问题的足够耐心。

土地流转的背景及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以户为单位、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经营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发展。与此同时,土地制度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一种表现。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必将还有大批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并将最终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土地流转进程。据农业部经管司统计,2006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是5551.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57%,比上年增加1.5%;2007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6372万亩,比上年增长14.8%,占耕地总面积的5.2%;2008年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1.06亿亩,比上年增长66%,占耕地总面积的8.7%。

近20年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农、林、牧、渔业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从66%下降至42%。我国农民正逐步摆脱土地和农业的束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操作空间。

农民流动的不同状况形成了差异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流转,需要考虑以下方面:土地流转后,基本生活是否能得到保障和提高,能否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土地的相对效益是否能够有所提高。现有的1.4亿流动农民工,绝大部分在城市没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倾向于转包、互换等临时性地协商,且分散、小规模的流转。少部分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的家户,临时性流转土地反倒是一种负担,倾向于一次性流转出去,以获得继续停留在城市的资本。

微观实践中,土地细碎化推动了自发的小块土地流转。土地细碎化通常指称农户拥有多块互不相邻的土地,地块平均面积过小以至于存在未实现的地块规模经济,地块的分割与地形无关,并且可以通过交换实现合并。中国土地细碎化的现象由来已久,无论是唐宋时期政府定期分配、收回土地,还是后来的土地家户经营,土地细碎化现象皆有加剧趋势。

土地细碎化对规模经济与粮食产出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农户收入又具有一定的正效应,具体表现在农户可以通过增加作物种植的种类来增加收益,通过充分利用劳动时间以及规避自然风险、市场价格风险来提高收入。但在纯粹农业性收入在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背景下,土地细碎化抵御风险的功能弱化,减少了单种作物(尤其是土地密集型作物)的规模化经营。作为土地细碎化的回应,土地的守望者们自发的相互交换土地或者流转土地、地块,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单种作物的生产率。土地细碎化的困境,推动着底层社会的土地流转实践。

土地流转的观点分歧

学界对土地流转的态度截然相反,甚至针锋相对。茅于轼指出每年的农村政策收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一根本核心问题。杨小凯认为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我国台湾就是一个典型。与此相反,温铁军认为照搬“私有化+市场化”教条而失败的经验比比皆是,而理论界的不少学者却依然对其深信不疑。

土地流转的观点分歧在于没有区分什么农村的什么农民的土地流转。中国农村存在两种不同用途的土地,非农使用的建设土地和农业用途的农地,而两种用途的土地收益差别甚大。土地的不同区位和用途,形成了不同的土地问题。农业型的农村,土地问题集中于农业型地区的发展、稳定和保障,经济发达或城郊型农村,土地问题集中于土地利益再分配问题。

农业型农村,土地对于不同农民群体仍旧具有十分重要的生存和保障作用,其土地流转是发生于农民内部的变更,是阶层分化群体的不同发展路径的自然呈现。丧失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群体可通常被称为失地农民。学界、媒体和政策部门目前集中关注大中城市郊区和沿海发达地区失地农民、中西部中小城市失地农民。被征用土地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出现了围绕土地的多方博弈。被动失地农民,涉及土地非农使用中的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和再分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等问题,这就与以农为生的农民在内部发生的土地流转截然不同了。

学界的争论混淆两种土地用途的差异,也就混淆了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的差别,并因此误解了中国的农村问题。区分出不同农村的不同农民,才能明确土地的具体时空下的意义。分析中国农村和农民时,才不会错置时空、混淆问题,才能避免情绪化、道德化地看待土地问题。

土地流转:效率追求还是公平保障

土地使用权的家庭承包制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基础。对于农产区的农民而言,土地是一种生存资源、经营手段和生活方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后保障。土地使用权的家庭承包,通常不论面积大小和土质肥瘦,一律按人头平均,实现着基本的公平保障。然而,这一方式仍属于小农经济,零碎、分散的土地难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稳定土地关系。从土地一轮承包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再延长30年不变和二轮确权,政策主题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提高农民投资、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困于村庄人口不断增长和变动的事实,农村土地一直处于间歇调整之中,以保障村庄变动人口的基本生存。土地制度陷入效率追求与公平保障的困境之中。

作为协调农村土地经营的效率追求和公平保障之间矛盾的方式,土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期待。近年来,宏观背景和微观实践合力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但并未大量出现预期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土地流转面积普遍偏小,即流转总面积占当地耕地总面积或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偏小。

土地流转规模较小成了地方政府认为需要支持和鼓励的一个问题。对土地流转,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有着一定的积极性,这与其长期追求的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等绩效追求密切相关。在效率追求和公平保障之间,尽管政府支持和鼓励土地流转以追求效率,农村社会的现实还是选择了后者。

土地流转的现状反映了当前的土地依然是大部分农业从业的农民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本依靠。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现实的选择。基数庞大的农民城市化是一个要持续多年的漫长进程。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且增长空间有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缓慢、农民非农就业不稳定等现实面前,农用土地承担的福利保障和就业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土地的生产功能。土地使用权的近乎平均的获得和保留,保障着农民抵御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风险,守卫着社会稳定的底线。土地流转对农民总体上缺乏吸引力。

土地流转:单一理路还是多元理路

农村土地流转,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地方试点为形式、以探索试验为特征的诸多实验,包括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南海实验、以两田制为特征的监利实验、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嘉兴实验、以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为特征的芜湖实验、以集资办社为特征的昆山实验、以农地直接入市为特征的广东实验、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成都实验等。其中以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从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较为普遍和成型。这种流转模式一般发生于经济比较发达或区域位置有利于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地区,以“龙头企业+农户”或“龙头企业+土地合作社+农户”等形式经营高附加值或高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农民土地入股或出租,获得土地的股息、红利、租金和务工收入。

这些方式是土地的第二次“两权分离”,即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现有的流转实验凸显了土地的经济理路,即强调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期待着有限的土地资源合理流动,能够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快土地使用规模化、集约化,从而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等效果。

但在微观实践中,土地流转并不局限于经济理路,占据主导的是以保有农地或方便耕作等为目的的流转行为。农村土地流转,出现了转包、互换、租赁、入股等多种流转形式,但临时性地、以口头协议为主的转包是最主要的流转形式。土地流转多在农户,尤其是同一村组的农户之间自发性流转,乡村组织大多远离土地流转实践。

自发的流转实践镶嵌入乡村社会的亲缘网络。在乡村社会中,动产和不动产交易是在不同性质行为,奉行的规则是对亲缘网络的回避与迎合。土地流转对象遵循了直系血亲、邻居、同族人和同一村组的圈层结构。为了保证持续性和稳定性,土地流转规则也加入了各种网络关系。

围绕着土地汇聚交往,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组织网络、村社文化等。土地作为治理资源被广泛应用于社区管理和整合之中。这种现象既在历史进程中租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分析得到了印证,也在集体制下重新塑造了围绕土地的村庄成员权,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土地流转不应单一化为经济理路,而是多元理路的功能再现。作为多元功能载体的土地,客观上具有除生产资料功能外的其他多项重要功能,从微观角度分析包括农民保障、农民就业、村社整合等。因此,土地流转应有多元流转思路,在乡村治理、村社文化、村庄认同等社会、文化层面可有作为。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农民不断从土地上剥离出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土地问题只有在现代化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只能去揭示而不是去代替。土地流转必须区分什么农村的什么农民的流转意愿,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理解土地功能和土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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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淑豪等.土地细碎化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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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锦清: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 还是土地私有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1)

5.杨小凯.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bbs.省略.cn/html/board 92523/topic3410.htm

6.胡建峰.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省略/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 ID=4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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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秉承“和谐、互助、温馨”的理念，以“建、管、用、育”为着力点，打造促进邻里互助交流、营造文明和谐乡风、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创新农村社区治理、锻造乡村振兴内生引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二、创建目标

农村社区睦邻中心建设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实现“547”目标。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5项创建原则，探索公益化、枢纽化、社会化、智慧化等4个创建路径，融合承载党建联盟引领、文明实践传播、邻里守望共治、居家养老互助、关爱留守驿站、乡贤议事平台、社区融入会所等7个平台功能。推动我区承担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的乡镇（村）先行先试，力争“十四五”末全区村（居）覆盖面达80%。

三、具体举措

（一）促进共建共享机制

贯彻落实区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工作方案要求，注重整合各类建设资源，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主体投入睦邻中心建设的合力。1.利用现存资源。为减轻基层投入，鼓励村（居）合理利用境内农民新村会所、富余办公场所、集体或国有闲置场所及收购闲置民房进行改建。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进行新建。2.推动资源共享。根据辖区内民宿业、田园综合体、养老旅游地产、农家乐等项目发展发展特点，探索利用民宿休闲会所、养老服务场所等资源进行共建。3.整合场所功能。注重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红白理事会服务场所、网格化管理场所、志愿服务阵地、“一约四会”活动场所、乡贤议事平台等功能布局，有机融入农村睦邻中心建设。

（二）探索多元管护机制

坚持建管并重，充分激发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经营主体参与睦邻中心管理的活力，创新运行多元管护机制。1.发挥理事会管理的主体作用。各乡镇要建立农村社区睦邻中心交流协作机制，广泛吸纳各村（居）党员干部、本村乡贤、文化骨干、“五老人员”等参与日常管理，建立睦邻中心理事会。2.引导各类组织参与管理。各乡镇要积极引导协会组织、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管理，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乡贤议事会、村（居）“帮客”的作用，因地制宜设置服务项目，推动各类组织服务管理经常化。3.探索购买社会服务管理。有条件的乡镇可探索向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购买服务项目的模式，推动睦邻中心社会工作和活动管理专业化。

（三）丰富内容供给机制

1.强化“菜单式”服务。整合各类宣讲服务团等服务资源，汇集形成“菜单”服务体系，推动法治宣传、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艺、科学普及、健康教育等进农村社区睦邻中心。2.推行“互联网+”服务。各睦邻中心要完善通信网络建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通过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录制推广睦邻活动微视频，提升农村社区睦邻中心的影响力。3.强化“红白理事会”服务。积极引导红白理事会进驻农村社区睦邻中心，鼓励有条件的村将红白事服务场所同步纳入建设，添置必备的服务设施，满足村群众节俭办理红白喜事的基本需求。鼓励采取与旅游餐饮企业、农家乐饭店合作或者托管运营等模式，为村民群众办理红白喜事提供便利。

（四）健全睦邻文化机制

1.以睦邻兴家风。以睦邻中心为载体，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家教，从家谱、故居、祠堂、牌坊、老物件、老照片中等挖掘家风家训资源，整理当地名人贤达、政商名流的嘉言懿行，组织开展寻家规、诵家训、讲家教等活动，讲好家风家训故事。2.以睦邻铸村魂。依托睦邻中心，结合实际修订特色“村规民约”，鼓励开展“树村规、立村训、唱村歌”等活动，组织开展各类道德模范、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选树宣传活动，弘扬凡人善举，展示村庄精神，树立村庄正气。3.以睦邻育礼仪。倡导利用睦邻中心开展儿童启蒙礼、成人礼、新年祈福礼、重阳敬老礼、入伍壮行礼、村干部就职礼等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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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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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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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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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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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与政府及个体的多元化，在经济的发展下，衍生出来的社会风险也逐渐在增加，我们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少社会的损失，增强个体的福利，维持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对社会系统的全面分析，在各种资源下，对社会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识别、评估和处理，运用多种控制手段，合理调配市场、个体及政府间的风险管理责任，建立动态的、可调控的风险管理制度。建立这样的框架体系，有效的解决社会风险，实现多渠道的协调发展。多元化的社会已然到来，社会风险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在的社会结构，农村社会风险的存在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区域性概念。农村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正是由于国家在农村管理方面相对薄弱，没有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我国正处在转型期，建立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多农村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的研究

1、风险的识别与分析

在社会发展多元化日益加剧下，我们人类自身实践发展所带来的副产品正逐渐日益突出。风险社会已经来临，我们需要重新的总结这种变化。中国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据多半，农民、农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很明显的影响着农村的社会结构。识别农村面临的社会风险，分析社会风险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研究建立社会风险防范的机制及其所需环境，这都将对农村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那么如何识别社会风险？现代社会风险巨多，外部风险由自然作物所产生，自然具有不变性和固定性。人物制造的风险是由于人类长期学习认识世界从而对世界的影响造成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条件没有多少历史经验。从改革开放至今，农村的社会结构逐渐的复杂多元化，社会化矛盾也慢慢的突出，风险在增加，我们已经不能的仅仅只从自然去分析社会风险是否加剧。角度不一样，对待风险的评估也就不一样，从个人看，从国家看，人类所面临的风险在扩大。如此看来，在国家这个大背景下，农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是与这些年来农村的改革体系有关，从传统农业走向工业的时代，风险也在转变加剧，随之而来，对策也需要作出调整。

2、风险的衡量与预警

农村社会风险是转型期农村向现代化发展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现代化社会必然会产生风险。农村在转型期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多的是在历史的变化下人为活动所带来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农业社会，其变化之快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前国家建立的风险衡量计算系统。在新的衡量标准尚未建立起来之时，这种危机随时会爆发，阻碍农村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仔细分析这种转变带来的风险，其还是具有一些本质特征的。与传统农业中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相比，现代化工业风险更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引发的，其产生的后果具有复杂和不确定性。转型期的农村社会风险正是在从单一的一个方面为整个风险社会提出预警，其本质特征也是表现在农村社会风险方面未知的意外已然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识别风险、衡量风险，据其特征做出防范的预警，构建出可行的方案应对农村社会风险已不容忽视。根据历史的变迁，我们总结出转型期农村主要存在的社会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失地风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正在向现代化城镇发展，越来越多的建筑商涌向农村，征用土地，建筑高层。在被征地的过程中，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被制度框架的局限性所制约，他们得不到相应的合理利益，这就造成了群体反对围攻建筑商维权事件的发生，接着就产生过程风险。没有了土地，农民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也被斩断，进而触发农民的生存风险。

（2）农村债务风险。这应该说是农民与乡政府之间存在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国家也相应的做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减少农民的负担。但是，农业税的改革，使得政府的收支矛盾加深，一直以来累积的农村债务风险也慢慢地凸显出来，乡政府陷入了农业税债务困境中。农村中的集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农村经济的不足，但是也使得乡村债务风险加剧，不利于农村的和谐发展。

（3）粮食生产安全风险。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十分重要。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日益变化的气候、水资源的不足等等各种原因制约了粮食生产，而正在飞速发展的城乡经济、人口增长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粮食的需求呈现增长趋势，对粮食的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粮食的供给长期处于紧缩状态。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粮食生产方面存在着风险安全问题，随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个问题还将更加的突出。

（4）市场社会风险。包括人口流动风险、贫富差距风险、经营市场化风险。转型期的市场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个体散户无法应对这样的转变，这会加剧农村与城市的矛盾，引起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5）农村社会保障风险。老龄化正在我国盛行，而农村大多都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对于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一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即使有，也只是保障低、政府扶持力度不大、法律法规问题缺失，引发诸如养老风险、医疗风险等一系列的风险。

三、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设计及政策建议

就目前的这种状况，无论是从学术界分析还是政府的高度关注，他们都已经达成共识，完善规章制度必须转变为政府的理念，深入解析农村社会风险的独特性，正确识别风险的结构特征，并作出相应的防范机制。风险的预警体系确立应遵循当下大盘的实践原则，在未出现风险之前，进行预测性的防范。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机制体系，因此我们有如下设计建议：

（1）建立农村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对转型期的农村发展存在的各类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各类风险发生的后果。风险评估机制正处于成长期，我们还应加快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网络，农民朋友可以及时的了解各类风险。

（2）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的维权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协调包括利益分配和利益引导农民在经济上处于弱势，我们应坚持公平公正的则，减小农民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之间的利益差距，健全利益引导协调机制，引导农民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减少社会矛盾冲突，必要的提高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决策影响力，进一步落实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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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村转居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农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夯实产业产权改革基础。制定了农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清产核资工作方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方案及意见，为农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探索理顺村社经济专业合作社与村社关系，解决村社不分，村集体“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本账”的管理模式，指导经济专业合作社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资产运营机制，提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带动力和市场竞争力。妥善处理好分配与积累，分配与发展的关系，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由福利分配，逐步向按股分红转变。积极协调将集体资产年度清查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实行村级财务委托第三方。

以培训宣传为抓手，提升业务服务水平。通过继续实施实施“昆仑英才”行动返乡创业5632计划、大学生创业试点、农业农村双创工作，指导经济实体建设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实训基地，将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一次性创业补贴范围，吸引社会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兴业。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省、州产权制度改革培训。截至目前，全县共抽调业务骨干分赴各乡镇，就改革工作流程、政策解答、报名表填写等方面举办培训班32期，召开产权制度改革联席会议4次。

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把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破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性举措，采取扎实措施强力推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完成全县7个乡镇122个村411个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工作，共确认成员身份24754户89607人。完成全县122个村的资清产核资清查核实工作，共清查核实村社集体资产33917.49万元。农村集体土地总面积510.63万亩，相关数据与已全部录入全国清产核资管理系统上报农业农村部审核，完成率为100%。完成全县122个村2017年、2018年及2019年财务建账工作和股份量化工作，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121家，共量化经营性资产23108万元，扎实开展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共发放登记证书120本，发放股权证书8956，涉及群众370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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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irect relation to the farmers' life qu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more dash forward sho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communiti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But the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protection of also make us thinking, the paper analysis the reason, in order to look for the rural communiti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trategic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 B84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尽管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目前来看,生态环境的基础仍然相当脆弱,农村社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在整体上尚未完全得到遏制。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

一、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是从农村社区的实际出发,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实现农村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加快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农村社区自然资源保护,合理开发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能够使农村社区自然资源得到合理保护, 同时也减轻对农村社区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

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是贯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着力改变“农村是落后社区”的状况，加快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促进农村社区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农村社区环境保护，使农村社区面貌有一个更大的改变,使农村社区居民素质有一个更快的提高,使农业发展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以便于更好的统筹城乡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 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是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

根据农村社区的实际,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进“绿色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作为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的必要举措。减少农业污染,整治农村社区环境,改善农村社区生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和谐社区与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任务。

(三) 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是建设和谐农村社区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三农”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工作的重点、难点，其集中表现就是农村社区的纠纷纷乱复杂，涉及农村社区的每个居民，直接影响其生存发展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和谐社会思想恰恰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的前景规划，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要从农村社区开始，只有个体的和谐才能更好的保证整体的和谐，在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各个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正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关键保证。

二、现阶段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当前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也取得了可喜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农村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也要看到，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社区已构成严重威胁。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农村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的恶习还在蔓延，导致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退化，尤其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面临生活生存与生态环境双重压力。矛盾加剧导致恶性循环，愈加影响农村环境质量。

2.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破坏越来越突出

对绿色植被的摧残,是对环境最大的破坏。以森林为例，重采轻育或只采不育,致使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现象日益加重,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加重,生态问题复杂化。

3.野生动植物数量锐减,部分种群濒临灭绝

农村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保存了大批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但随着人们对自然界长期掠夺和破坏,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部分珍稀动植物已经灭绝,现存的珍稀物种也受到很大威胁。

4.农村污染日益突出,对社区居民健康的危害日益明显生活垃圾点源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社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极大的威胁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农业资源污染是农业生产对环境产生的污染。

(二)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滞后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有诸多原因:

环境保护意识淡漠,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

环境保护意识是人们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和反应,是调节、引导和控制人们环境行为的内在原因。农村社区居民环境意识普遍薄弱, 过度砍伐等行为都与其环境意识淡漠有关。缺少环境保护意识是造成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

2.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现阶段虽然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但其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甚至牺牲生态环境导致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退化与自然资源短缺导致的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粗放型增长方式与有限的生态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与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尽快遏制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不仅对农村社区生态环境而且对全国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人口增长与环境资源恶性循环加剧

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当今农村社区面临的重大挑战,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对农村社区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和沉重压力。随着人口、物质等高度集中,将大规模改变土地、大气、水体、资源、能源的性质和分布,不同程度地带来农村社区环境污染问题,威胁农村社区居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空间,而目前农村基础设施相对发展缓慢,难以跟上环境保护的需要,导致农村社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不少污染物转移至城市周边的农村,影响当地的环境。

4.产业、能源结构,生产方式不合理,预期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压力

农村社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乡镇企业的基础比较薄弱,科学技术含量偏低,自然资源利用量大、利用程度低。农村生活能源中薪柴等生物资源占较大比重,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土壤肥力,加剧了对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这必然要加速利用各种资源,产生新的污染,并将对农村社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带来新一轮的压力。

5.环境保护资金严重匮乏，环境治理任务愈加艰巨

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匮乏十分突出。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没有彻底改善,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迫于生计往往急功近利,对自然资源采取粗放的、掠夺式的、不计后果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开发利用，无力有多余资金。加之破环多大于防预，治理程度低，治理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三、实现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性措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安全,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建设和保护。为此，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规划,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环境状况,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而不能空谈农村社区生态保护和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并重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社区经济、文化等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且这个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水平也大大低于城市。发展农村社区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我们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并重,遵循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尽量减少因发展社区经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社区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制定经济决策时审慎地考虑对环境产生的后果,才可能更好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并重，充分体现出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推进生态农村社区建设

生态农业是对传统农业的突破性发展，尤其体现在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也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农业建设,要按照建设生态经济区的发展要求,以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社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标,利用一系列的节水环保技术高效作业以及科学管理农业生产。进一步调整农业生态结构,大力发展规模农业,控制、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合理配置农业生物,防治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农业系统的建设，形成农业环保一体化生产,建立重点区域农业生态环境预防监测和保护体系,促进农村社区环境、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生态农村社区建设是和谐农村社区的基础性前提。做好生态村镇的示范试点工作，完善效益与环境评价。

(三)注重防治环境污染,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环保产业

加强农村社区的环境治理，做到预防结合。积极引导、组织企业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和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环保产业发展；从投资、管理、税收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给予倾斜,不断给环保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加速环保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建设中提高环保产品和环境工程质量,为保护和改善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提供物质和技术保障。改造、改进企业排污工艺流程,推广清洁生产技术。

(四)坚持以民为本,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农村社区文明发展道路

加强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要把增进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改善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要把富民与增加农村社区居民收入与加快现代化进程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富民为先,以民为本,切不可牺牲群众的利益来换取所谓的“政绩”。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开发和集约利用土地,加大农村社区水环境整治的力度,坚持配套建设,围绕村庄整治和环境建设,发挥集成优势,整体推进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设施的共享性和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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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况安轩.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机制初探[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56- 57.

[4]杨阳.农村环境问题的社区解决之道[J].理论科学，2009，（5）：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