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文化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旅游市场促进作用

旅游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旅游业的表面看，其发展历程带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从需求上讲，旅游业主要源于旅游者精神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任何旅游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形式和内涵。就无法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就不可能产生旅游活动。

旅游既然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在旅游市场的开发过程中，文化传播就显得至关重要，旅游市场开拓的过程实质是旅游文化的传播的过程，旅游市场的开拓离不开文化的传播。旅游市场的开发，正是通过传媒广泛的传播旅游景区、景点的文化信息，促进受众了解这些景区或景点，选择这些景区或景点作为旅游目的地。

旅游市场开拓过程中的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它有其特殊性。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旅游的时间性，旅游是旅游者在异地的短期生活行为。二是文化的差异性，旅游是旅游者在感受和体验另一种文化和生活。

正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才促成旅游的发生。这种差异是由人类聚居的地域差异导致的，也就是说，人类聚居空间上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空间上的差异，这种区域文化差异构成的恰恰是区域问旅游行为产生的巨大动力。为了更有效的分析文化传播在旅游市场开发中的作用，我们用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1)文化传播“5W”模型来作为工具。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人类的传播活动是由：谁(who)——说了什么(sav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ichchan—ne1)——对谁说(to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whichef-fect)——五要素组成。这即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型”。

“拉斯韦尔5W模型”总结了人类基本的传播现象，说明了传播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概括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的几个环节。进一步，演绎出“拉斯韦尔分析模型”。(图1)

根据“五w模型”，我们从控制、内容、媒体、对象、效果五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指导旅游市场开发中的文化传播，以增强其传播效果，促进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通过控制分析。解决文化传播由谁组织的问题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是由开发商为组织者还是以政府为组织者来进行，这是一个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在我国各地的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由于政府资金的不足，大都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开发模式，引进了民间资金进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民营开发商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中，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商业炒作，在开发商的宣传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负责效应。因此，在旅游开发的文化传播中，政府应起组织者的作用。从资源角度讲，旅游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旅游资源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性的文化积累，政府在其开发和利用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应该体现在宏观层面。在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不是包办一切，指挥一切，而是侧重于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引导。具体地讲，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政府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者。

旅游市场的开发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任何保护、开发、利用都是一句空话。应该说，这几年，中国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产业的兴起，出现这么速度的效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倡导，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组织和领导，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范。

第二，政府是实际工作的指导者。

在具体旅客市场开发过程中，政府对其文化传播在规划、政策、法律等方面给予着具体的指导。政府承担着文化传播“守门人”的作用，必须要考虑开发什么?保护什么?用什么样的战略和速度进行开发?用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一致?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要进行正面引导和指导的。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文化，这样势必使文化沦为单纯赚钱的工具，失去了文化价值，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也就毫无价值。

第三，政府是各方利益的协调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从大的方面讲是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但从其产生和使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是有其区域性、个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旅游市场的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旅游景区或景点有自己的利益、开发企业有自己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应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文化传播中要了解各方面的诉求，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使各方在旅游市场开发中，既使各方的利益得到照顾，又使旅游景区或景点在开发过程中得到应有的保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通过内容分析，解决文化传播讯息内容的问题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不可能是对旅游景区或景点的镜像似的全面反映，而是经过了一定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传播的重要作用的体现。“当一个信息被‘放大’时，就意味着它引起了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它因此产生了～种新的意义：成为大众心理归宿的符号。”怛是。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才能使文化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

1．要注意内容选择的真实性

内容的真实性是传播学的最基本原则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也不例外。旅游市场的发展，对文化传播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机会是带来对旅游文化的重视，危机是为了追求商业价值，可能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不惜扭曲和改革原有的文化面貌，使其向某个方面或方向极端发展。如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与历史遗迹、神话传说、宗教寺庙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注意引导，就可能成了宣传和扩散封建迷信内容。一些地方为迎合旅游者的需要，不惜歪曲历史或虚构历史，大量制造“文化赝品”。一些地方以保持和恢复传统文化的本原面目的名义，不顾当地社会文明进化的事实现实发达的状态，硬是保留甚至制造一些原始部落来，还煞有介事地标上正宗传统文化的标签，冠以“人类学的活博物馆”的美名供人观赏。

2．要注意内容选择的层次性

旅游市场的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奇”、“怪”等表面层次，必须要注意深层次的文化传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遗产旅游将成为一个热点，文化内涵深厚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将受到青睐。高层的旅游活动应该“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上的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仅仅只限于直接的感观刺激，带给旅游者的是低层次的浅薄的审美体验，只有通过文化因素的加入，才能不断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才能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真正达到赏心悦目的审美境界。所以，对于旅游市场深层次的文化传播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要加大对旅游景区或景点中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民俗文化等等的宣传和传播，以提高旅游的档次和水平。打造出叫得响的旅游品牌，增强其旅游业的竞争力。

3．要注意内容选择的认同性。

从内容上讲．旅游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其接受面往往会受到区域文化、民族传统的限制，在甲地非常受欢迎的文化可能在乙地无人问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一方面可能对旅游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使旅游者在感知和经历这种差异时感到无所更从。难以接受。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文化传播去寻求传播者与受信者之间的含义认同，即传播者与受信者对含义的共同感受。

“旅游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没有文化认同，旅游就失去了意义。旅游文化是文化求异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平衡，是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所以发展旅游既不能不求民族和地域特色．又不能片面强调民族、地域特色，而是要慎重考虑古今中外文化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间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只有这样，旅游业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通过媒介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实施渠道的问题

文化传播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介。从现有的媒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纸质媒介(报纸、期刊、书籍等)，又有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还有新型媒介(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媒介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旅游市场开发的文化传播中，要根据媒介的特点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媒介的优势，选择正确的媒介形式，来促进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传播。

1．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媒介

受众作为受信者是为了达到某种满足和需求而使用媒介的，而受信者的这种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需求和兴趣来决定的。受信者受其民族习惯、文化水平、职业、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对不同媒介的形式喜爱程度不同，对不同媒介内容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不同媒介在进行文化传播中其讯息所能送达的顾客类型必然是不同的。电视、广播、报纸及其各节目时段或栏目通常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一部分观众、听众和读者。因此，旅游文化传播要针对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受信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使文化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试想：如果用互联网去传播旅游文化，有几个农民能够知晓。在中国农村，电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电视来获得讯息的，因而，在农村通过电视加强对旅游的文化传播应该是更有效。更能获得这些居住区的人大多数人的接受、承认和信赖。

2．要根据不同的特性选择媒介

各类媒介的特性是很明显的，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而任何景区或景点的文化内容和样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中，应该把某景区或景点的文化特和媒介特性结合起来，有目的地选择媒介。需要展示其文化样式的形状或动态，就尽量不采用普通黑白报纸和广播来作为传播媒介，而是尽量使用电视或网络媒介乃至电影。电影《少林寺》生动形象去展示了少林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让人们知道了“十八罗汉”、“梅花桩”、“易筋经”、“双节棍”等少林武术文化的精化，促进了中岳嵩山的旅游业的兴旺和发展。需要展示其深刻的文化理念，在使用电子媒介的基础上，还应加上一些纸质媒介，更能增加其效果。如对中医文化的宣传，在其电子媒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纸质媒介(特别是医学报纸、期刊)更能增加受众的理性认识。

3．要根据技术的发展选择媒介

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媒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对于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文化传播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互联网的超大容量，使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的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的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可以使旅游文化的传播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通过对象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向谁传播的问题

确定了传播组织者，弄清了传播的内容，选择了传播的渠道，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向谁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要明确旅游文化的传播面临的对象是谁?这里可以确定的回答．就是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与一般的文化传播是有区别的，它在进行普通人群传播文化的同时，更侧重于对特定受众一旅游者的传播。从这个角度讲，在旅游市场文化传播对象的选择过程中，选择哪些人比简单地选择人数多少更为重要，也即使是说，选择哪些人最终可能成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才是最重要。

第一，以提高旅游者素质为目的，确定对象。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对象就是旅游者，通过加大旅游文化的传播，提高旅游者的素质，提升对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文化内涵的认识，不仅可以提高旅游参与的人数，而且有利于旅游品质的提高。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特色越突出、鲜明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将受到青睐。

第二，以细分客源市场为目标，确定对象。

旅游文化的传播要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经历下的旅游细分市场，确定对象，传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从地域角度出发可以把旅游的客源市场分为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海外客源又可细分为以日本、台湾、港澳、东南亚、韩国等东方文化圈客源市场和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圈客源市场。因此，在进行旅游市场文化传播时，对于东方文化圈市场的游客可以进行一些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的文化内容和样式的宣传和传播，而对于西方文化圈市场的游客就以介绍一些简单的东方文化内容和样式的宣传和传播。就国内市场而言可以以年龄把文化传播的对象分为处于不断成长的青年人市场、数量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市场、活跃在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年人市场，文化传播要根据这三个市场客源的不同文化经历，分析他们的旅游消费心理，分别针对层次、不同年龄乃至不同国籍的人、因时、因地。灵活的的需要，传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第三，以客源组成形式为目标，确定对象。

从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组织形式来看，我们一般把它分为团体市场和散客市场。对于团队市场，旅游文化传播的对象重点是它的组织者一旅行商。旅游文化的传播要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旅游商，由他们去对游客进行再传播。对于散客市场，旅游文化传播的复点就是有可能接受某种旅游产品或服务的潜在游客受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基本设施的改善，自备交通工具的普及．旅游市场越来越向个性化发展，旅游者开始由团队组织方式向自助组织方式转化，自助方式已成为一种时尚。所以在旅游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应该更加重点观注散客市场，针对散客市场，组织和开展有效的旅游文化传播，开发散客旅游市场。

五、通过效果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完成好坏的问题

拉斯韦尔模型主要注重对传播过程的描述和控制。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是一种目的行为。因此，拉斯韦尔模型对其传播效果非常重视。对于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而言．“成功的旅游市场的意识传播，就是对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传播、利用各种媒体优势、针对不同兴趣的受信者、以统一鲜明的形象、积极主动的文化旅游文化传播，达到长期的效果，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它所取得的效果主要看以下几方面：

第一，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组织者是否明确。

第二，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内容是否在真实的情况下吸引受众。

第三，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传播媒介是否充分利用了各种媒介的优势。

第四，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否明确和具有针对性。

第五，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是否提高了旅游者的素质。对旅游文化的认识是否有提高。

篇2

关键词：旅游文化产业；就业弹性；就业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2.7，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0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8-04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并研究制定增加就业的方法。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提出以旅游文化业来促进就业。

旅游就业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全球性旅游大发展，使得旅游对接待地的各种影响表现出来，于是“旅游的影响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动向而兴起。Laurence(1980)指出增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解决就业的有效方法之一。而旅游业作为最大的服务产业，在吸纳无工作阅历的年轻人就业(Ross，1992）、妇女就业(Ireland，1993)方面有着显著的能力和优势(Rex，1997)，尤其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石培华，2003)方面更是如此。旅游业具有投资小、见效快、就业容量大、就业岗位层次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以及对相关行业的就业推动大等特点(孙玉波，2004)，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加快发展旅游业将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钱春贤，2004)。主要表现在，就业容量大、就业门槛低且包容性强、关联带动性强,就业方式灵活(依绍华，2005）。但由于大多数地区旅游业都有明显的淡旺季，季节性波动对旅游就业的存量增长会起到一定阻碍作用 (Ashworth， 1999)。再者，高端旅游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将造成旅游经济和旅游就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Authors和Aguilar，2002)。然而，由于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对旅游的社会功能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旅游学术界对旅游就业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厉新建，2006)。近几年，为了促进旅游业更好的发展，开始重视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2011）提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研究旅游文化产业，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寻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以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就业，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积极寻求妥善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已有的研究忽略了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缺点。

二、旅游文化产业就业效应的评估

旅游文化产业对就业的作用，可以用一下几个指标进行衡量：

1、人数指标

人数指标是衡量就业效应最基本的一类指标，不仅可以运用在旅游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的评估上，也可以广泛地运用在其他行业的就业效应评估上。人数指标包括总人数、比例和从业人员增长率。总人数指吸纳从业人员的总人数，通常取各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总人数指标反映产业、行业、部门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总体容量，用以数量规模上宏观把握劳动力在各产业、各行业、各部门的分布状况；比例指标建立在总人数指标的基础上，反映各类别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用以比较各行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地位；从业人员增长率，由总人数指标和比例指标计算而得，用以反映产业、行业当年对劳动力的吸收效应或挤出效应，以及吸收和挤出的快慢程度。增长比例和所占比例使用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增长比例=当年总就业人员数-前一年总就业人员数）/前一年总就业人员数×100%

所占比例=各产业从业人员数/当年三大产业总就业人员数×100%

2、乘数指标

“乘数”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描述的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个变量增加值所直接和间接诱发的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幅度。旅游乘数是用来测定单位旅游消费者对旅游接待地区各种经济现象的影响程度的系数，对于区域性旅游经济研究而言，常见的有旅游投资乘数、旅游产出乘数、旅游就业乘数等。旅游就业乘数用于说明单位旅游消费所引起的全日制就业机会的数量变化，这一乘数有两种用法：?譹?訛单位旅游消费所带来的全部就业人数（直接就业人数+间接就业人数）；?譺?訛由单位旅游消费所带来的全部就业人数同直接就业人数之比。计算公式为：

旅游就业乘数=直接就业/旅游拉动的全部就业

3、综合就业系数指标

旅游的综合就业系数表示旅游业每进行1单位增加的生产，直接需要本部门的就业人数和间接需要其他部门的就业人数，这个指标是在旅游就业乘数效应计算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综合就业系数的计算根据以下两个公式：

旅游业的就业系数=旅游业就业人数/旅游业增加值

综合就业系数=就业系数×逆矩阵中相应的系数

4、劳动就业贡献率

这一指标是李竹宁提出来的。用这个指标来反映劳动就业率的变化趋势。他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的简化模型得到旅游业增长过程中旅游业对劳动的贡献率：

式中y为旅游业增加值增长率，n为劳动就业增长率， ?兹为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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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旅游市场 促进作用

旅游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旅游业的表面看，其发展历程带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从需求上讲，旅游业主要源于旅游者精神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任何旅游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形式和内涵。就无法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就不可能产生旅游活动。

旅游既然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在旅游市场的开发过程中，文化传播就显得至关重要，旅游市场开拓的过程实质是旅游文化的传播的过程，旅游市场的开拓离不开文化的传播。旅游市场的开发，正是通过传媒广泛的传播旅游景区、景点的文化信息，促进受众了解这些景区或景点，选择这些景区或景点作为旅游目的地。

旅游市场开拓过程中的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它有其特殊性。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旅游的时间性，旅游是旅游者在异地的短期生活行为。二是文化的差异性，旅游是旅游者在感受和体验另一种文化和生活。

正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才促成旅游的发生。这种差异是由人类聚居的地域差异导致的，也就是说，人类聚居空间上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空间上的差异，这种区域文化差异构成的恰恰是区域问旅游行为产生的巨大动力。为了更有效的分析文化传播在旅游市场开发中的作用，我们用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1)文化传播“5W”模型来作为工具。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人类的传播活动是由：谁(who)——说了什么(sav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ichchan—ne1)——对谁说(to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whichef-fect)——五要素组成。这即是着名的“拉斯韦尔5W模型”。

“拉斯韦尔5W模型”总结了人类基本的传播现象，说明了传播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概括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的几个环节。进一步，演绎出“拉斯韦尔分析模型”。(图1)

根据“五w模型”，我们从控制、内容、媒体、对象、效果五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指导旅游市场开发中的文化传播，以增强其传播效果，促进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通过控制分析。解决文化传播由谁组织的问题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是由开发商为组织者还是以政府为组织者来进行，这是一个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在我国各地的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由于政府资金的不足，大都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开发模式，引进了民间资金进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民营开发商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中，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商业炒作，在开发商的宣传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负责效应。因此，在旅游开发的文化传播中，政府应起组织者的作用。从资源角度讲，旅游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旅游资源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性的文化积累，政府在其开发和利用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应该体现在宏观层面。在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不是包办一切，指挥一切，而是侧重于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引导。具体地讲，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政府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者。

旅游市场的开发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任何保护、开发、利用都是一句空话。应该说，这几年，中国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产业的兴起，出现这么速度的效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倡导，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组织和领导，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范。

第二，政府是实际工作的指导者。

在具体旅客市场开发过程中，政府对其文化传播在规划、政策、法律等方面给予着具体的指导。政府承担着文化传播“守门人”的作用，必须要考虑开发什么?保护什么?用什么样的战略和速度进行开发?用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一致?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要进行正面引导和指导的。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文化，这样势必使文化沦为单纯赚钱的工具，失去了文化价值，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也就毫无价值。

第三，政府是各方利益的协调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从大的方面讲是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但从其产生和使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是有其区域性、个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旅游市场的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旅游景区或景点有自己的利益、开发企业有自己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应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文化传播中要了解各方面的诉求，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使各方在旅游市场开发中，既使各方的利益得到照顾，又使旅游景区或景点在开发过程中得到应有的保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通过内容分析，解决文化传播讯息内容的问题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不可能是对旅游景区或景点的镜像似的全面反映，而是经过了一定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传播的重要作用的体现。“当一个信息被‘放大’时，就意味着它引起了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它因此产生了～种新的意义：成为大众心理归宿的符号。”怛是。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才能使文化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

1．要注意内容选择的真实性

内容的真实性是传播学的最基本原则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也不例外。旅游市场的发展，对文化传播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机会是带来对旅游文化的重视，危机是为了追求商业价值，可能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不惜扭曲和改革原有的文化面貌，使其向某个方面或方向极端发展。如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与历史遗迹、神话传说、宗教寺庙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注意引导，就可能成了宣传和扩散封建迷信内容。一些地方为迎合旅游者的需要，不惜歪曲历史或虚构历史，大量制造“文化赝品”。一些地方以保持和恢复传统文化的本原面目的名义，不顾当地社会文明进化的事实现实发达的状态，硬是保留甚至制造一些原始部落来，还煞有介事地标上正宗传统文化的标签，冠以“人类学的活博物馆”的美名供人观赏。

2．要注意内容选择的层次性

旅游市场的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奇”、“怪”等表面层次，必须要注意深层次的文化传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遗产旅游将成为一个热点，文化内涵深厚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将受到青睐。高层的旅游活动应该“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上的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仅仅只限于直接的感观刺激，带给旅游者的是低层次的浅薄的审美体验，只有通过文化因素的加入，才能不断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才能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真正达到赏心悦目的审美境界。所以，对于旅游市场深层次的文化传播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要加大对旅游景区或景点中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民俗文化等等的宣传和传播，以提高旅游的档次和水平。打造出叫得响的旅游品牌，增强其旅游业的竞争力。

3．要注意内容选择的认同性。

从内容上讲．旅游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其接受面往往会受到区域文化、民族传统的限制，在甲地非常受欢迎的文化可能在乙地无人问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一方面可能对旅游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使旅游者在感知和经历这种差异时感到无所更从。难以接受。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文化传播去寻求传播者与受信者之间的含义认同，即传播者与受信者对含义的共同感受。

“旅游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没有文化认同，旅游就失去了意义。旅游文化是文化求异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平衡，是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所以发展旅游既不能不求民族和地域特色．又不能片面强调民族、地域特色，而是要慎重考虑古今中外文化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间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只有这样，旅游业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通过媒介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实施渠道的问题

文化传播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介。从现有的媒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纸质媒介(报纸、期刊、书籍等)，又有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还有新型媒介(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媒介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旅游市场开发的文化传播中，要根据媒介的特点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媒介的优势，选择正确的媒介形式，来促进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传播。

1．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媒介

受众作为受信者是为了达到某种满足和需求而使用媒介的，而受信者的这种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需求和兴趣来决定的。受信者受其民族习惯、文化水平、职业、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对不同媒介的形式喜爱程度不同，对不同媒介内容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不同媒介在进行文化传播中其讯息所能送达的顾客类型必然是不同的。电视、广播、报纸及其各节目时段或栏目通常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一部分观众、听众和读者。因此，旅游文化传播要针对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受信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使文化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试想：如果用互联网去传播旅游文化，有几个农民能够知晓。在中国农村，电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电视来获得讯息的，因而，在农村通过电视加强对旅游的文化传播应该是更有效。更能获得这些居住区的人大多数人的接受、承认和信赖。

2．要根据不同的特性选择媒介

各类媒介的特性是很明显的，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而任何景区或景点的文化内容和样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中，应该把某景区或景点的文化特和媒介特性结合起来，有目的地选择媒介。需要展示其文化样式的形状或动态，就尽量不采用普通黑白报纸和广播来作为传播媒介，而是尽量使用电视或网络媒介乃至电影。电影《少林寺》生动形象去展示了少林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让人们知道了“十八罗汉”、“梅花桩”、“易筋经”、“双节棍”等少林武术文化的精化，促进了中岳嵩山的旅游业的兴旺和发展。需要展示其深刻的文化理念，在使用电子媒介的基础上，还应加上一些纸质媒介，更能增加其效果。如对中医文化的宣传，在其电子媒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纸质媒介(特别是医学报纸、期刊)更能增加受众的理性认识。

3．要根据技术的发展选择媒介

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媒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对于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文化传播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互联网的超大容量，使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的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的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可以使旅游文化的传播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通过对象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向谁传播的问题

确定了传播组织者，弄清了传播的内容，选择了传播的渠道，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向谁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要明确旅游文化的传播面临的对象是谁?这里可以确定的回答．就是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与一般的文化传播是有区别的，它在进行普通人群传播文化的同时，更侧重于对特定受众一旅游者的传播。从这个角度讲，在旅游市场文化传播对象的选择过程中，选择哪些人比简单地选择人数多少更为重要，也即使是说，选择哪些人最终可能成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才是最重要。

第一，以提高旅游者素质为目的，确定对象。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对象就是旅游者，通过加大旅游文化的传播，提高旅游者的素质，提升对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文化内涵的认识，不仅可以提高旅游参与的人数，而且有利于旅游品质的提高。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特色越突出、鲜明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将受到青睐。

第二，以细分客源市场为目标，确定对象

旅游文化的传播要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经历下的旅游细分市场，确定对象，传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从地域角度出发可以把旅游的客源市场分为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海外客源又可细分为以日本、台湾、港澳、东南亚、韩国等东方文化圈客源市场和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圈客源市场。因此，在进行旅游市场文化传播时，对于东方文化圈市场的游客可以进行一些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的文化内容和样式的宣传和传播，而对于西方文化圈市场的游客就以介绍一些简单的东方文化内容和样式的宣传和传播。就国内市场而言可以以年龄把文化传播的对象分为处于不断成长的青年人市场、数量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市场、活跃在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年人市场，文化传播要根据这三个市场客源的不同文化经历，分析他们的旅游消费心理，分别针对层次、不同年龄乃至不同国籍的人、因时、因地。灵活的的需要，传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第三，以客源组成形式为目标，确定对象。

从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组织形式来看，我们一般把它分为团体市场和散客市场。对于团队市场，旅游文化传播的对象重点是它的组织者一旅行商。旅游文化的传播要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旅游商，由他们去对游客进行再传播。对于散客市场，旅游文化传播的复点就是有可能接受某种旅游产品或服务的潜在游客受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基本设施的改善，自备交通工具的普及．旅游市场越来越向个性化发展，旅游者开始由团队组织方式向自助组织方式转化，自助方式已成为一种时尚。所以在旅游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应该更加重点观注散客市场，针对散客市场，组织和开展有效的旅游文化传播，开发散客旅游市场。

五、通过效果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完成好坏的问题

拉斯韦尔模型主要注重对传播过程的描述和控制。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是一种目的行为。因此，拉斯韦尔模型对其传播效果非常重视。对于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而言．“成功的旅游市场的意识传播，就是对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传播、利用各种媒体优势、针对不同兴趣的受信者、以统一鲜明的形象、积极主动的文化旅游文化传播，达到长期的效果，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它所取得的效果主要看以下几方面：

第一，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组织者是否明确。

第二，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内容是否在真实的情况下吸引受众。

第三，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传播媒介是否充分利用了各种媒介的优势。

第四，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否明确和具有针对性。

第五，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是否提高了旅游者的素质。对旅游文化的认识是否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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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文化 商事信用制度 现代性

一、价值形态的法律文化

1969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与社会文化》一书中指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他首创了“法律文化”的概念。后来的人们综合对法律文化的认识，总结起来主要有：（一）法律文化是观念之法；（二）法律文化即法律传统；（三）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四）法律文化为一种解释方法。我们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植根于历史与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比较法学家潘汉典教授翻译了《论美国的法律文化》这本书，这本书的原作者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教授李·S.温伯格和朱迪·W.温伯格。就这样，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和课题第一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从此之后，我国法学界开始对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并一直延续至今。

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包括制度法和观念法，法律文化就是指观念法，它代表人们对法律的价值与态度。另外，弗里德曼对“活法”在生活中的作用更为看重。他认为社会中具有实效的法律包括正式法律制度和非正式法律制度。而往往后者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前者大得多。同时，这些非正式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存在紧密的关系，常表现为法律文化。

二、关于现代法律文化

现代法律文化始于西方，它包含了人类的许多共同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尊重价值多元等等，它实际上为人类所共享。如果我们把现代法律文化看做是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而一概加以排斥，那无疑是因噎废食；但如果我们不顾实情而强行推行西方的法律文化，那必然会陷入迷途。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法律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追捧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败。其结果势必造成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由于它们是以非理性或者价值理性为基础的。最终，他们被工具理性取代了，法律之治替代了它们。

不同的法学流派对于法律的这种趋势有着不同的看法。实证法学派鼻祖奥斯汀认为，法律是者的命令，它的背后蕴含了制裁作为后盾，它与文化和其价值没有直接的关联。凯尔森认为，法律实质上是个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自治系统，其表现为法律中的基础规范系统。而新自然法学派代表德沃金指出，现代法律实证化会导致“恶法之治”，要重视“道德权利”的作用方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当代“沟通理性”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实证化的现代法律的过于迷信“目的理性”，由于这种规范具有结构上的强制性，法律开始脱离包括文化在内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一个自我运动的系统。

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文化渐行渐远，法律远离了道德、宗教与信仰，法律离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法律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有着强制外表的功利主义“怪兽”。面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前车之鉴，如何让法律与一般文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协调共存，并发挥其独到的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三、“信用”的内涵

“诚信”在西方传统的理解就是要求“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也就是说，“诚”就是“integrity”，意思是“诚实和完整”。主要是指个人的诚实品质，要求对事件、信息做完全的披露。“信”就是“faith”、“trust”，意思是“信仰、信赖、相信。”西方的诚信不仅指个体主观上有诚实守信的高尚品德，而且在客观上指生产能力、资本状况等方面的因素，是社会对其履约能力的正面评价。

中国的“诚”，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是指：“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是指“诚实、不自我欺人，它是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标准。孔子所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认为“朋友有信”。表明“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指人们交往要遵守诺言、言行一致。所谓诚信，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诚实、不自我欺人，与人交往遵守诺言、言行一致。由此可见，东西方关于诚信的观念看起来基本一致。

“信用”基本的价值离不开“义”与“利”。我国传统对于“义”和“利”的理解，以儒家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公利通常指天下之利，私利指一己之力。儒家认为，人们在求利过程中，凡符合民利优先。家庭家族优先、社会优先、长远利益优先、互尊互利原则的为“义”，反之则为“利”；合于这些原则者“君子”，背于这些原则者为小人。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至今的经济生活和传统民商法，它在规范社会经济行为时，总是力图使追求实际物质利益的经济行为和财产关系都能成为一种合乎精神伦理的道义行为。它对清末晋商的信用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晋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以亲缘、乡土关系之间的信用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构成了晋商信用模式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晋商经营靠的是严格的自律和大量的隐含契约，后者主要是靠签约人的信誉来维持。因为隐含契约没有第三方（国家）强制性要求签约各方履行契约条款，因此排他性成为隐含契约中对于失去信誉者（或无信誉者）最重要的惩戒机制。在此基础上，晋商信用乃至信用制度必然是自发生成且自我实施的。”在商品经济阶段，诚信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交往之中，可以说，“信用”是诚信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是诚信这一概念的外延和扩展。在商法领域内，此原则被扩展成为商事信用。

四、清末晋商商事信用制度的借鉴意义

“在疆域辽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清朝，习惯法的类别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地方习惯、乡规民约、家法族规、行会规约礼俗、与个别判例等。有些是成文的，有些具有自治法规的性质。就适用的范围而言，或全国，或部分地区，或部分民族、家族。”1904年左右，《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商人通例》等法律文件相继由清政府立法机关颁布。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和立法缺陷的影响，商品交易及参与者的利益尚缺乏全面、有效的法律规范保护，而交易习惯或惯例，则起到了填充立法缺失、消弭法律缺憾的作用。

清末的商事信用制度与当代商事信用制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清末初期的法律依旧是“礼法”结合的社会，而到了后期则成为混合型的法律文化，外来的法律制度被生硬地移植过来，尽管看起来很完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必然由于背离当时的法律文化而不会产生实效。我们当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混合法，在中国传统法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法系等因素，融合了更多的法律文化因素。

与此同时，清末的商事信用制度与当代商事信用制度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清末法律的发展为现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的法律制度大致上是对清末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但是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清末晋商的信用制度这一习惯法在实际生活当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充当了法律的作用。这恰恰印证了只有建立在本民族法律上的制度才有生命力，外来法律的移植如果仅仅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移植，而没有在法律文化上转化，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要建立现代商事信用法律制度，就是要建立具有现代法律价值和态度的法律文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发展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就促使我们要建立符合我们国家现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解决途径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对“活法”的借鉴和承认。清末晋商的成功证明了商事信用习惯法适应了当时的法律秩序，其实施机制值得我们观察其背后所体现的法律价值与态度。

五、当代商事信用制度及其法律文化

商事信用是商主体根据其本身具有的人格与财产作为保证，通过履行行为作为保障，对当事人商行为过程的综合性的法律评价。晋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与人格权和财产权具有深刻的联系。自我实施机制所反映出对人格权本身的重视，而集体惩戒机制又与财产权密不可分。因此，晋商商事信用不但具有人格上的无形财产的性质，而且具有隐含在人格信用背后的财产信用，均具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存在于其中，只是当时的法律发展程度尚无法抽象出人格权和财产权而已。

“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和谐的最高境界乃是人、物、自然、宇宙的交融于一。这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而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同时，这种和谐观念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正是我们全部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平心而论，一群人之所以能组成一个社会，一个先决条件是他们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用社会契约来说明这些规则的起源”。但是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一直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解释这些规则。也就是说，同样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仅就此而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中国社会的法律规则，而又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特质有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重视从另一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在中国人看来是短视的行为。这也就是表明中国法律文化反映出的价值内涵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法律价值除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外，还应当有追求和谐、追求共赢作为补充。

同样的，由于法律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反映在对商事信用的概念和制度上，也必然有所不同。如果能够以当代商人习惯法为基础建立上是商事信用制度，应该能够避免当代法律制度的“水土不服”问题。另外，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法律制度不但能够承载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具有现代的功能，其精神气质就能够与现代和基本人权为理念的现代法律文化相贯通了。

六、商事信用制度的现代性

清末的晋商商事信用制度有以下特征：（一）伦理道德性。（二）“熟人社会”性。（三）自我约束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相结合性。这体现了清末商事习惯法调整利益冲突的方式。它集中反映了儒家“义利观”在商事信用制度背后的影响。

当代中国要建立现代的商事信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有对法律的信仰。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容虚设。”鉴于中国社会的法律从来就是世俗性的，人们对法律缺乏“神圣性”的信仰。所以我们法治之路需要时间。

中国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由于熟人社会属性的存在，并且具有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随着商会与行会的发展，作为内部的交易习惯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并且在诉讼上更加凸显其意义。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涉及交易习惯的14个案例发现，当事人成功举证的大部分都属于前者，都是涉及证券交易行业、医疗行业、交通行业、国际贸易等封闭系统的的交易习惯举证。可见，当代商事习惯法事实上正在发挥着作用。基于此，借鉴清末的商事信用习惯法来建立当代的商事信用制度在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实现。当然，我国的传统法律有一些局限，弱者常常得不到保护，法律的权威难以确立。因此，建构商事信用制度必须要克服我们传统法律局限性的影响。

要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商事信用制度，应当首先设立信用基本法，建立一部信用基本法可以整合法律资源，避免分散立法的弊端。其次，应当建立完备的商事登记与产权制度，从商事活动的初始阶段就规范商事主体。再次，应当建立信用中介机构和档案制度。最后，应当建立商事惩戒制度。

在这些信用制度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商事档案制度和商事惩戒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应当体现背后的法律文化，当前的中国商事信用制度除了要建立适应现代法治的价值外，还应当建立一套制度，使之适应中国依旧没有改变的“熟人社会”的特质。让个别人的失信行为在其“熟人”中产生的约束作用有时候比法律规范更加有效。这一点，完全可以借鉴清末晋商的集体惩罚机制来建立规范的制度。同时，我们又要将商主体的商事行为约束在法律的框架内，避免传统法律文化的局限，让现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精神依旧发挥作用。我们相信，只有信用真正内化成为一种“内心”的约束机制，才能在制度的配合下发挥实际效用，才能真正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事信用制度”。

信用制度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要建立一个诚信有序，追求社会民主与和谐的有公信力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遵循契约自由、诚信守约的商人习惯法的信用制度，必然能够丰富信用制度的现代性。毕竟，世纪的钟声并没有宣告现代性已经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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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企业法律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的总和。[1]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法律文化的构成要素有三，[2]即物质表现层、制度行为层以及精神理念层。物质表现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外在表现和重要载体，表现为可观察到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过程；制度行为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中间层和支持保障层，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依法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精神理念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内核，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信仰等。

企业法律文化的三个构成要素既相互独立又高度统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三者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法律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二、我国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企业法律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但不容忽视的是企业在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一）物质表现层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从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建议企业设立总法律顾问、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并配备法律工作人员。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更是规定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应当设立总法律顾问、设置法律事务机构、配备法律工作人员。然而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一些中央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都没有达到国资委规定的要求，更不用说地方国有企业和大量的民营私营企业了，同时很多企业即使招聘了法务人员或聘请了法律顾问，也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将法律工作停留在企业管理的表面层次上，没有真正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3]法律事务组织机构的缺失和总法律顾问、法律工作人员的缺位使得企业法律工作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和智力支撑，更使法律文化建设缺少了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企业法律文化建设自然不能得到有效开展。

（二）制度行为层

一方面，制度建设有待提高。首先，很多企业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除了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规范之外，其自身缺乏基础性内控制度，企业的很多内部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其次，一些企业虽然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但制度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和衔接，内部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有时大相径庭，同时有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难以执行和操作，使许多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再次，不少企业的制度执行力不强，虽然制定了许多完善可行的规章制度，但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造成了虽有制度但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另一方面，行为建设有待改善。首先，目前很多企业的决策及经济行为中缺少法律审核环节，忽视了法律审核在企业重大决策、规章制度制定及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重大作用，极大削弱了法律的保驾护航能力。其次，很多企业没有将法律管理纳入到企业管理之中，仅将法律的作用定位在纠纷案件处理上，法律被排斥在合同管理、授权管理、风险管理等日常的企业管理门槛之外，成了企业管理的看客。规章制度的漏洞和法律行为的缺失使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缺少了制度保障和行动落实，仅成了一种口号。

（三）精神理念层

首先，一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法律意识还不强，对企业法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略了法律的事前防范功能，缺乏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传统的人治思想较为严重，依法治企能力较弱，市场法制规则意识薄弱，遇事沿袭习惯做法，靠关系，讲摆平，不能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先天缺失。其次，一些企业对普法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忽视了普法宣传在法律意识培养上的重要作用，普法投入不足、手段单一、全员参与程度较低等，难以有效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环境氛围后天不足。

三、我国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提高思想意识，充分认识企业法律工作的重要性

1.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严格公司治理，真正形成有效制衡机制，关键是严格依法办事。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有利于企业依法规范行为，使公司治理名符其实，发挥效率，保证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层之间的制衡到位，有利于提高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依法开展各种经济活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依法经营必然造成市场风险的放大，一旦法律风险发生，企业自身难以控制，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迫切需要企业强化法律意识，加强企业法制建设，不断提升企业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3.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深化企业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实现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要做到科学、有序、高效，就必须摒弃人治思想，积极推行依法治企。企业内部决策，要从经验决策、个人决策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转变；企业内部管理，要从粗放管理向依法管理、规范管理、精细管理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适应这一内在要求，需要提高企业领导和全体员工的法律素质，促进企业依法治理，推进企业民主法制建设。

（二）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治企能力

普法教育是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全员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企业上下应当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普法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做好普法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形成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要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推动企业普法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现企业普法工作的常态化局面。要围绕重点，狠抓落实，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各级领导和关键岗位员工作为重点普法对象，把实施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作为重点普法内容，把企业法律管理的成功经验、做法和典型教训作为普法案例，促进普法工作取得实效。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企业普法教育，增强全员的法制意识，提高依法治企能力，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运用法律”的良好氛围，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

（三）加强组织建设，夯实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组织基础

组织建设是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结合自身实际，设立总法律顾问，明确总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逐步推动总法律顾问专职化、专业化，充分发挥总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要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明确职能和工作流程，确定分管领导和机构负责人，切实加强法制工作的组织领导。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律工作人员，明确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权限、程序和职责等，逐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同时企业应该加强法律顾问后备人才培养，营造优秀法律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做好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取证工作，实现法律顾问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四）加强制度建设，筑牢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撑

加强基础性内控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工作制度体系，是规范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也是衡量企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企业应当根据实际，建立健全各项内控管理制度，强化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减少原则性与抽象性规定，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使企业的各项内部管理行为有规可依。同时，要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加大对规章制度的宣贯力度，强化监督检查，做到有规必依、依规必严，促进企业管理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五）加强法律审核，确保企业各项决策及行为合法合规

法律审核是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重要保证，更是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环节。企业要按照“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原则，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经济合同以及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一是要有制度保障，企业必须制定有关法律审核的规章制度，确保法律审核嵌入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流程；二是要覆盖全过程，从规章制度的制定到执行，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从重大项目的决策到运营，法律管理必须全程参与。通过法律审核，不断促进企业依法决策、依法行为，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合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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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困境:中国传统文化对推进民主法治的消极作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冬的政治和经济。本文在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仅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所内化而成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并表现为一种普遍、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思维与行为的方式。简言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同具有的观念与标准.即观念文化。

作为近代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体现出了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指导思想，经封建君主专制的固化长期沉淀而成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是“德治”或“人治”，这便成了在中国推行法治之艰难的社会心理因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法伦理导致了权力绝对化

宗法伦理是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公社成员之间的亲族血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交融的产物，其直接表现为等级制和礼教。根据宗法制原理，与国君血缘最近的、辈分最近的在政治上地位最高，相反则政治地位低。而礼教则把宗法人伦等级制度以文化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精神工具。“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法伦理，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存在，而否认个人可以独立于这种关系之外享有的民主权利，整个社会就分成尹命令和服从两个等级。个人毫无权利可言，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绝对的服从，权力由此而绝对化了。

宗法伦理形成的文化，导致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总是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使当权者的利益受损，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或是法律。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反过来必然导致对普通民众权利和法律规则的视而不见。权力的绝对化还会导致对权力的绝对崇拜。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中，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匾乏，不能形成追求正义、公平、权利、自由的行为模式。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致使对法律权威的信仰难以树立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法律权威信仰是民主法治社会人们普遍守法的情感基础。在西方文明中，这一信仰己凭借宗教对上帝权威的信仰而内化为每个成员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对上帝的忠实信仰，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得到巩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古往今来强烈的法律工具主义性质和意识，使得人们难以产生神圣的法律情感，而法律情感恰恰是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伦理”，而非“宗教伦理”，它的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实用，因政治而生，又被所利用，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本身缺乏对公平、正义与公正的追求。法律只是一种统治手段，不体现公平和正义，人们也只是敬畏法律而非信仰法律，法律权威的神圣性并不存在，因而社会心理中也就难以树立对法律权威的信仰了。

(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使人们长期意识不到对社会的独立性，不能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专制政治的目的是为专制统治的稳定和统治者利益的实现服务，强调整体为本位，把整体看做起点、核心和目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没有任何地位，个体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绝对整体主义的道德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整体，为整体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要求个体完全融于整体之中。个人不得有个性和人格，更谈不上独立、权利、价值和尊严。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建立个性主体观念走过了两个历程:一是人类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二是摆脱对社会(家庭、组织)的依赖。后者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而且其进程也是缓慢的。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关于文化的两对范畴:民主与法治论题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对推进民主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和一定程度的阻碍。但如何才能突破困境，找到由中国传统文化通向民主法治的出路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两对范畴:一是文化的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一是学术思潮与社会心理。

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是文化的两个基本层次。道德层面的文化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以一些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内核，来指导和制约着人们的个人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规范的作用。法律层面的文化与道德层面的文化不同，往往带有国家意志属性和广泛的约束力，调整的强度也要大于后者。但某些情况下，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些公认的社会道德也可能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层面的文化渊源之一。由此可见，法律与道德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前者体现的是国家强制的普遍性;后者体现的则是意志自由与自觉的个体性。二者调整的范围与方式均有所不同。

著名学者梁治平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法律隐含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即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法往往包括礼仪、伦常等的道德内容，刑罚制裁与道德礼教互为表里，道德的内在要求被赋予法律的形式而得以表现。这就形成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之一的泛道德主义”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表现，而泛道德主义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性格形成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使得法律与其本身所固有的确定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道德的理性化。道德产生于人的思想，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但“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的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困。因此，以执行法律的方式来强调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压制了道德，从而使得思想的自由没有发展的空间。

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是文化的两种静态划分，而学术思潮和社会心理则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密切相关而又各具特色的阶段。学术思潮是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内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而形成的思想潮流:而社会心理是指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性格、感情、爱好以及习惯等心理特质的总和。一般来说，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以学术思潮为先导，而变化发展的结果则体现在社会心理上。

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决定一个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是内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和外在环境的某种规律性。对文化所作的任何结构性解释，也是按照个体心理作出的解释，但他既依据心理学，也依赖历史。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决定一般并不是以所谓“文化”为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归。而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心理中凝聚，经过世代相传从而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社会心理，成为千百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因此，学术思潮本身与民族文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民族社会心理才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那么很明显，不管古代典籍中存在多少体现民主与法治的成分，不管其记载的学术思想有多么先进，如果它没能转化为社会心理，则仍旧不能说它是民族文化的体现。

三、出路:在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基于以上两对范畴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到民主法治的出路之时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为法律和道德正位，抑制泛道德主义的影响，推动法律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

法律与道德将人区分为外部行为与内在精神世界。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制是直接的、强制性的，制裁力度较大;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间接的，非强制性的，制裁力度与前者相比也较小，只能通过自我良心、社会舆论等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因此，法律的规制才是客观的、确定的，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约束效果明显优于道德。再次，道德的作用需要权威的支持。在其它一些形式的社会中，宗教组织、社会组织常作为支撑的力量。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法律是唯一的权威，道德规范对人的有效约束必须借助法律的权威方可建立。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是不能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求的，也不可能产生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新文化。实现民主法治的过程，必须完成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传统文化更新，而传统文化的更新和进步也并不意味着完全驱除道德对法律的作用。换言之，法律和道德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是两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方式，我们要做的只是摆正二者各自的地位和关系。由此，笔者提出“法主德辅”的思路，即以法治为价值目标，以法律和道德为共同手段，来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具体的现实途径主要有:

1．客观评价道德的规范作用，加强以法制为支撑的制度建设。不可否认，目前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有过分高估道德的规范作用的倾向。在某些领域，对个人行为依靠道德进行自律的方式寄望过高，实际效果也不尽人意。这实质上是传统“人治”遗留下来的影响。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人是“经济人”，不仅会作出“利己”的选择以实现个人福利和效应最大化，而且还会作出损人利己的“败德行为”。因此，必须重新客观评价道德约束的实际效果，改变过分倚重个人道德自律的现状，加强以法制为支撑的制度建设。该用法律规范的地方坚决壁律，该用制度规范的地方坚决用制度，这样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个人行为才能得到有效约束。

2.充分利用利益激励，正面引导遵纪守法的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动机“是指引起个人行为，维持该行为，并将此行为导向某一目标(个人需要的满足)的动力”。它体现着所需要的客观事物对人的行为的激励作用，并把人的行为引向一定的、满足其需要的具体目标。个体利益动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个体内在因素的作用，也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在我国，要使大多数人主动遵守客观上已经建立的法律制度，就要大力加强其对形成个体利益动机的内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对个体需要和个体价值观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来强化个体的法治观念。如此，个人在按法律规范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就能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利益。例如，国家为了鼓励人们消费之后索要发票而推出了有奖发票，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索要发票的人较之以前普遍增多，有效地减少了逃税漏税现象。这实际上是法律对是非的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向也个体传达了法律所体现的价值观。如果个体接受了这种观念，并反复实施法的规范要求，其价值观就在个体意识中逐渐得到强化。

(二)促进先进学术思潮向社会心理转化

事实上，不管社会心理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相一致，都与积极维护传统文化认识的努力基本上不相干，其原因在于从学术思潮到社会心理的过渡缺乏一种有效的转化机制。“认为西方与中国之‘精华’的结合将产生一种很好的新文化的看法将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能被现代人重新肯定的中国的传统价值，将依然是符合现代人各自的标准的价值，其中包括甚至对传统一无所知的人所肯定的价值。社会心理中所遗留的传统性糟粕与这种努力同样无关，而只是由于这些糟粕产生的外在条件目前还未彻底改变。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其形成和积淀只是果，而非因。文化在政治与经济的长期作用下自然形成，而不是由专家直接设计出来的。因此，即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给民主法治事业造成了影响，也不能(其实也不可能)通过就“文化”论“文化”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影响。要使得学术思潮向社会心理有效转化，笔者认为主要途径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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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移植沉默权证据规则陈述

一、法的惯性

法律移植指的是有意识地将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的某种法律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推行，并使其接受从而成为后者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活动〔1〕。法律移植是人类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彼此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分享社会成果的文化交流活动。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球，人们来来往往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人与人之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交往过程中，都会自觉和不自觉的比较各自国家的法律制度，发现国家之间法律制度的差异，然后会自然地思考彼此国家法律制度的有利性和合理性，对自己和其他国家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和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不管怎样，思考带来了人们对自我制度的分析、批判、反思，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也推动了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发展。

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的背后，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法律制度，每个国度的法律制度均调控各自国家的社会关系，法的规范指引功能和调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法律交流的过程中，社会关系是第一性，属于客观存在。社会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法律规范是对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规范。法律规范必须反映出所规范的社会关系，体现出社会关系的需要和需求，才能规范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进行调整之前，社会关系就存在于社会，存在于道德的约束和束缚之中，该关系是国家历史的沉积一页页地写入生活于社会的人的脑海里面，在不同时代的流金岁月中刻下各自的烙痕，留下深刻印记的复合体，或许我们可以换种说法称之为文化的沉淀。文化的沉积将不同文化的国度相对独立的分隔开，不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母体，孕育出不同的法律制度。人制定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法律关系必须体现出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文化决定制度，法律制度更是文化的条文反映。文化是社会法律制度和规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只有符合并反映出社会关系的原来属性才能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性调整，法律规范才能对社会结构起到整合作用。否则，制度将是社会关系的空中楼阁，虚拟出一副皮囊的空架子，与社会生活相脱节，起不到规范作用。离开了社会生活，法将失去他的权威，人们不去遵守，也就起不到实际的控制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

法的调整方向属于第二性，是法对社会的指引作用。法律规范具有不同于一般规范的特征，代表国家对社会关系的评价指引作用，即法的目的性和超前性。法是人制定的法，法的条文不仅仅反映出社会关系，而且反映出制定者对社会关系希望指引的方向，体现出人的目的。法的指引作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法制定的时候，制定者在目的的支配下希望将原来体现的社会关系适当的略有改变，既反映出制定者的立法目的，也反映出制定者赞成与反对的价值目标，因此法律规范具有目的性。法还要具有适当的超前性，法律规范必须反映出新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必须体现出制定者肯定和否定某种社会存在，具备一定的超前引导功能。只有适当的超前立法，才能对社会关系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有所预测，推动立法的不断完善，从而调整社会关系在新的轨道上面良性运行而不出现不能控制的变化的新社会关系冲突带来的危机。可以说法的制定是一个反映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列车预先铺设轨道的过程，有了要前进的方向才会铺设轨道，只有有轨道的地方列车才能运行并一直往下开，离开了法的轨道，社会列车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二、“沉默”的思想

沉默权来源于欧洲教会法的“忏悔”原则，即一个人只能对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物。“米兰达规则”标志沉默权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国家“寻求平等主义哲学的产物”。“米兰达”案例表明，国家有义务告知涉嫌犯罪的人在被刑事追诉过程中，陈述事实与不陈述事实法律将对他言辞的证据责任的相关规定，使涉嫌犯罪的人在充分自知的情况下作出陈述行为。创立者以沃伦大法官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希望通过这一制度保护贫穷人不因为贫穷请不起律师而法律知识缺乏处于与富人相比不利的不平等地位，是美国平等主义哲学在法律中的体现〔2〕。

对于涉嫌犯罪人的陈述问题，中美两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反映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所在。中国，没有教会和上帝的法律渊源，中国人也没有美国人普遍具备的很强的权利意识，现阶段也还没有富人、穷人法律平等的法律观念，更没有不得强迫他人说话的刑事政策氛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法伦理，坚持礼教中心，强调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传统观念中更多的是人民对犯罪分子深恶痛绝，人民憎恶犯罪，希望打击犯罪的社会文化心理。体现社会存在的法律条文的差异非常精确的反映出两国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是两国历史背景、政治环境、社会经济不同的法条体现。应该注意到，两国不同的两种制度都长久的规范调控了各自国家的社会关系，发挥了法的调整作用，解决了犯罪与刑罚，保护与打击的矛盾，使犯罪的追诉问题在法的调控下良性的正常运转，引导两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安定、冲突和利益得到解决的相对合理机制当中。对于涉嫌犯罪人的陈述问题，两种条文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均发挥了法的应有调控作用。

两国文化的交流互动，带来了人们对不同制度的了解，认识到彼此制度的差异。文化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人们对人自身以及对国家的制度开始思考，说话是权利吗？我有说的义务吗？一系列的问题的提出给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带来了自我反省的观念冲击。在商品经济的观念冲击中，在人的自我意识和国际社会人权保障日溢高涨的环境下，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也应该是先进的制度。

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避免片面化的因素，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法律制度，每个国度都有其历史的沉积，不同制度间也具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只是将整个制度中的某一块移植，移植到完全不同的大陆土壤上面，失去了培植他的文化根基，不同地域和风情的风风雨雨带来的只会是被移植花朵的凋谢和枯萎，而原有的法律制度也将失去他原有的机能，受益的只会是部分利益的希望获得者，失去的是整个国家宏观利益的损害，破坏掉原有的法律调整机能，整个社会关系处于不能被调控的失衡无序状态。

作为证据制度，两国法律的根基具有共同点，均主张严禁刑讯逼供，主张证人作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主张由刑事司法机关承担收集证据，用证据来证明犯罪者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证明责任，犯罪者不负自证其罪的举证责任。这些共同的原则和精神，都是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社会关系的本质的记载，所不同的是基于保护重点社会关系不同而表述条文上面的差异，其中有政治性的宣言，也有政策性的口号，还有人权性的宣言（无罪推定），但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价值观念具有共同点，表现出若隐若现的惊人相似，都是要惩罚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只是由于侧重的角度的不同造成具体制度的差异而已。部分差异过大是两国间历史、经济、文化因素造成。从目的比较当中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是人类共同需要的必备的东西，在同样的一个时代，刑事诉讼体现出了人类的时代精神，刑事诉讼法也因此具有相同的法律理论基础。

法律移植要避免理想化的因素。美国的“沉默权”制度下有诉辩交易制度、发达的律师制度、陪审团制度、证人伪证制度以及自由心证等许多相关配套制度相制约来保障施行，使整个刑事诉讼在美国的法律文化环境下得到良性运作，即使这样仍然也还有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是它一项“糟糕的制度”；7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也开始对沉默权进行一定的证据规则限制，“沉默权问题上一些保守者开始在美国最高法院占据了上风”〔2〕。

我国证据规则中同样含有沉默权的证据规则内容，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采取措施强迫人回答司法机关的讯问，也没有明文规定不如实回答的法律后果，相反法律规定了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笔者认为，沉默权问题实质上是证据规则的告知问题。沉默权解决证据规则中供述和辩解的自愿陈述问题，解决司法机关不得采用强迫讯问的方式获得证据的问题。作为证据规则，供述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到推定、内知证据、共同犯罪供述的认定，心证、还有《刑法》的举证责任倒置等一系列证据认知认证规则，口供规则仅是其中的一项，口供的证据制度不是“沉默权”三个字能够简单一句话所概括的。基于沉默权的立法目的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不宜规定有权“沉默”的法律条款，同时也应当删除“应当如实回答”的法律条款，该条款属于政策性的条文，没有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实际中难以掌握和把握，不利于人权保护，更容易受到国际非议。另外，笔者觉得，我国现阶段不应确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涉及国民整体的重大利益，属于宪法性权利，要等到时机成熟，在宪法条文中找到相应的依据后才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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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建设途径

【作者单位】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中图分类号】 C9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1-0054-03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2] 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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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把国家的法律法规交给广大公民和法人，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中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特别是在市场交易和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活动中，以法律规定的诚信处事，做到严格地恪守法律，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信念，就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全国虽然从“一五”到“六五”开展了近27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人们的法律是增强了，懂法的人多了，但无视法律、全线至上、舍弃诚信以身试法的人仍然存在。面对社会的转型期和经济发展期，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和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法制宣传教[1]育的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局越宽，社会的诚信度就会越宽。法制宣传教育对社会诚信具有良好的培育作用，接受法制宣传教育的次数多了、层次高了，守法的自觉性就会增强，法律学得深了，理解得透了，对法律的信仰就会增强，法制教育的社会面宽了，懂法守法的人就会增多，在一个学法守法国度里、都市里及地域里，社会诚信就会成为社会时尚，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制宣传教育不但对社会公民和法人树立诚信意识有培育和导向作用，对社会青少年学生更具有渗透和引导作用。对青少年学生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有助于从小就培养他们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从小就崇尚和信仰法律，在法律的框架下培育出讲诚信、讲信誉的一代新公民，为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培养出一代新人。因此，法制宣传教育的开展对社会诚信的培育、引领和导向都有着决定意义的作用。

法律的严肃性、威摄力一方面是通过强有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产生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开展依法打击、依法判决产生的。法制宣传教育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中，从采取学习宣传法律条文到以法释案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的，只有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人们获取了法律对民间事务、经济事务、纠纷事务、刑事犯罪的规定深刻了解了，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各项活动，做到依法经营和依法办事。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也直射出法律的威严和威慑力，法律会使绝大部分人守诚信、讲道德，对个别想以身试法，违反诚信原则、不讲道德的人在强有力的法制教育和强有力的依法打击下，也会有收敛和有胆怯的，明目张胆的违反法律、不讲诚信的人和事将会越来越少。

法制宣传教育虽然不是直击地依法打击，但它在宣传依法打击的声势中能直起到舆论上的高压态势，能起到弘扬依法经营、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主旋律。法律是社会诚信重要保障，在市场发展和竞争越来赵激烈的今天，社会诚信有所缺失，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无视法律，制假贩假，有的为了获取更大的私利，损害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害。因此，法制宣传教育不但要对广大公民和法人进行法律法规的正面教育，把打击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显得尤为重要。进行典型案例的宣传有助于唤醒无视法律的人敬畏法律、遵守法律，法在心中的人诚信就会在心中，不守法律就谈不上诚实守信，教育人们讲诚信，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教育人们守法律。因此，法制宣传教育对社会诚信的缺失有匡正作用，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对社会诚信能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法律的统一性原则是法律的最基本原则。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和地域，无论你是哪个民族，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法律明文规定公民和法人在市场经营、市场竞争、市场活动中都要做到诚实守信，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诚实守信，诚信也是统一性的。诚实守信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声誉和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法制宣传教育不但要宣传法律的统一性，也要宣传诚信在国度里的统一性。

法制宣传教育要把法律中提出的诚实守信的原则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突出抓。在教育的对象上要有所侧重，对企业生产的经营人员、管理人员、企业产品的销售人员要作为重点对象抓。企业经营人员的诚信度如何，决定着他们向社会提品和对社会服务的质量。企业法人的诚信度差，对社会服务的质量就差，有的甚至坑害社会和公民，特别是一些食品、药品、家电、服装电子等人们生产生活的产品企业，直接影响到广大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对这些企业法人的法律诚信教育就要一着不让的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这类人员的教育要采取谁管理谁教育、谁服务谁教育的原则。没有主管部门的企业，法律诚信就应有承担法制宣传教育的职能部门来承担。对企业法人的法律诚信不能挂完档，不能成为遗忘的角落，否则，这些企业就为成为滋长不诚信的温床和土壤，对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和后果。

法制宣传教育开展法律诚信教育中，要在宣传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的基础上，要讲究宣传方式方法，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设立社会法律诚信节目和栏目。宣传法律诚信的典型案例，广泛开展以案释法的教育。在小系统的教育中也可采取“让守法人讲诚信、让诚信人讲事迹”的教育形式，让法律诚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增加教育的效果，增加社会诚信的亲切感。

在法制宣传教育的不断发展中，法制文化教育的内容也不断发展和扩大，法制文化教育的开展把趣味性、感染性融为一体，对社会诚信建设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法制文化教育在现阶段规模大，范围广，覆盖面宽。法制文化公园建设在省会的大都市有、中等城市有，直到县及镇、村学校和企业都设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法制文化公园，法制文化公园把法律规定诚信原则和诚信内容刻在石碑上，形成了壮观的法治文化碑林以及法制文化长廊、法制文化大道等。法制文化公园社会诚信图文并茂地展示在公园里，给人以耳濡目染的作用，能起到比简单地说教、统一上大课的效果更好，社会让人们在闲静的欣赏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和启迪。

篇10

中国和西方的法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不同的。中国的法律文化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这是“无讼”的价值取向；西方法律文化倾向于追求正义与权利，这是“正义”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中西方法律文化；价值取向；无讼；正义

很长时间以来，中外法学家纷纷在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价值取向问题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在法治进程的过程中，它是本质性问题。如何对法律文化资源进行重组、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哪种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过程。在传统中国，法律主要是体现了一种工具作用，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控制，法律追求无讼、和谐的境界；在西方，公民普遍重视权利，追求公民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从而实现正义的价值取向。

一、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概述

在法律文化的系统中，价值取向是影响法律工作中的决策判断以及思想行为的指导思想及价值前提。中西方的法律都旨在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社会秩序的安定。表现在价值取向上，中国的法律是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无讼和谐的社会境界；西方的法律更加重视权利的实现，因而法律代表着正义也追求正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反应了它们所代表的法律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发挥的重要意义，是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二、中国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讼

何为“无讼”？“无讼”一词源自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意思是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最终的目的就是诉讼不再发生。无讼，就是人们在发生纠纷或者社会发生犯罪时不主张用诉讼、法律来调节矛盾、解决纠纷，法律不被重用或者虽有法律但被搁置不用。无讼演化成为古代法律文化的主导价值取向。对我国古代文化与思想发挥重要作用的诸子百家，也都以无讼为价值导向。他们中间的区别更多的体现在实现无讼的道路上。

（一）儒家“无讼”思想的内涵儒家经典《周易•讼卦》中，卦辞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3]这句话表达出来的观念是对诉讼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的。纷争是诉讼的来源，因为古代人对和谐的追求，所以表征和谐的无讼就成为了人们的愿望。中国古代人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礼运大同篇中所描述的和谐社会，即大同世界，和谐是大同世界的基本原则。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和儒家文化，他致力于提倡无讼思想，将无讼作为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无讼思想的奠基人就是孔子。从西周时期，“讼”、“狱”成为诉讼的两种形式。《周礼•秋官•大司寇》提到：“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孔子认为，能产生诉讼的就仅仅只有民事诉讼和轻微的刑事诉讼。他倡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主张用诉讼的手段来解决人民之间的纷争，相对于诉讼，他更加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只有通过道德教化才能让人们长时间的、心甘情愿的服从社会法令。通过以上对于儒家“无讼”思想的大概描述，我们可以将儒家“无讼”思想概括如下：1.中庸儒家学派认为中庸思想是规范人的思想、行为的占据最高位置的道德。中庸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从孔子长期追求的“和”思想就能体现出来。中庸思想憎恶争讼的行为。2.通过反省修身达成道德自觉儒家学派所提倡的“无讼”从本质上来说是要求人自我修养的提升，是对道德的限制约束与反省教化，是通过道德上的反省修身作一个中庸的人，这是“无讼”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其他学派的“无讼”思想儒家学派虽然最早提出了“无讼”思想，但诸子百家中的诸多学派都对无讼的境界有所追求。法家和道家的目的都是建立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虽然他们并无明确的提出“无讼”这一概念，但是“无讼”的理想境界却贯穿于思想始终。他们关于“无讼”思想与儒家学派的区别在于：1.法家的主要主张是“以刑去刑”法家的显著特征是严刑峻法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追求和谐，相反，追求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是法家的目的。不同于儒家的道德教化，法家采用的是以刑去刑的手段。法家通过严刑峻法、轻罪重刑的手段来减少后消除犯罪，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境界。2.道家的主要主张是“无为之治”道家倡导法自然和无为政治。道家认为，统治者不必有所作为就能实现政治统治。道家学派不认同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他们认为统治者如果推行有为政治必然会造成天下打乱；老子甚至公开鄙视法律，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制度制定的越多，偷盗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多。道家推崇的这种“法律虚无主义”抨击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抨击法律就会造成无讼，因此，道家学派的思想也透着无讼的内涵。儒家推行礼治，法家推行法治，道家推行无为而治，这三家学派选择了不同的国家治理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无任何相似之处，相反的，他们都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表征着和谐稳定的“无讼”就是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

三、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正义

西方法律的理想是实现正义。正义就是公正、善良、诚信，正义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方发展着的文明史和法律史对正义这样界定。

（一）古希腊的正义观古希腊时期，正义是作为一种作用、原则最先出现的，它注重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平衡。1.对正义最先做出思考的是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他讨论了正义的概念，他认为正义是作为一种品行和道德原则存在的，正义被分为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正义就是占据人们心中的欲望、理性等的妥善安置，而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正义是生存在社会中的人能够各司其职、平衡发展。2.亚里士多德将正义认同为道德，和道德一样，正义是超越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因而正义的实现是要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进行比较。通俗的说，正义就是做事要公正、守法。亚里士多德认同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观，他将正义和法律联系起来，认为正义的实现要靠法律来解决，这是法律存在的意义。3.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将“平等”的概念引入正义之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还是基于人类不平等的前提下提出的，斯多葛派则从自然的、平等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认得平等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因而作为人类制定的法律，就不得超越自然本性。

（二）古罗马的正义观古罗马的正义法律观是深受雅典时期法律文化影响的，因而是对雅典时期正义法律观的沿革和发展。古罗马时期，法的目的是实现正义，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是正义。作为当时非常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认为法律存在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是它们之间的界限，法是与自然相适应的，它作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契约，其本质是理性的，因此代表正义的法律就是普遍的和永恒的。

（三）中世纪的正义观中世纪时期是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古希腊、罗马形成的民主法治传统似乎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但是，此阶段仍然在缓慢的探索西方的自然法传统，这一段为西方古老的自然法的超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中世纪时期的法学家们建立的神学正义观是以上帝和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他们将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正义观念同神学思想联系起来，将正义视为上帝的意志和神的理性，这为法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四）16-18世纪西方社会的正义观1.16世纪开始，西方就开始了将自然法与世俗化想结合的发展趋势。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的将自然法和理性结合起来论述的人是格劳修斯，他不但吸收恶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自然法的精华，而且摒弃了中世纪时期神学自然法的限制，从而建立了近代的理性自然法。他认为，法是自然同人的理性结合的产物。2.16-18世纪时期，古典自然法思想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因此，自然法就等同于理性与正义。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纷纷把自然法看成是与人性一致的，是人类必须遵同的原则；作为自然法的基本和本质原则，正义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工具，因此法律就必须以正义为价值导向。如果违背了正义，那就是专制与人权，人民有权这样的制度，废除这样的法律[1]。3.18世纪末期，产生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理法学，他们提出“人是目的”的主张，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时贯穿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思想，体现了启蒙思想和古典自然法思想的精神。

（五）19世纪西方社会的正义观到了19世纪，功利论成为社会的主导思路。功利论的赞成者将社会公正的衡量标准建立在是否实现了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上，因此一个平等、公正计算社会成员利益、幸福的方式就成为了实现大多数人幸福的前提。满足人类的需要成为政府存在的基础。

四、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评说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形成和演进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中西方法律而文化价值取向生成与发展的轨迹，从而更好的把握法律文化的价值导向趋势、更快的实现法治化进程。

（一）对中国法律文化“无讼”价值取向的评说“无讼”的价值取向迎合了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属性和法自然属性特征，有着其突出的合理性，但从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无讼的价值取向也有着明显的消极性，具体体现在：1.无讼具有空想色彩无讼思想建立在传统中国的自然观上，注重阴阳结合和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的前期之上的，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是思想家们凭空臆想出来的，并非通过严密的科学认识与推理之上，因而具有空想色彩。2.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社会封闭，社会活力低下，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社会历史过程是变化发展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是其变化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但是，片面的强调和谐、稳定就造成社会的发展缺乏活力与动力，因而就具有封闭性，封闭性的社会结构阻碍了人们交往与思想的行动，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和进步。3.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我们都知道，生产生活方式同文化结构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此，无讼的价值取向符合并促进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农业生产，但是对于明末清初开始产生的带有资本性质的商品经济，却存在阻碍作用。实践证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能适应变化发展的中国社会，因此，无讼价值取向片面的对商品经济的阻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4.人们的权利意识薄弱在古代中国，解决人们之间纷争的方式是调解、调判，这是因为无讼价值取向以机构内化成人们内在的行为导向。人们普遍不重视法律，出了问题不会通过法律解决，法律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没有地位，人们的权利意识薄弱。

（二）对西方法律文化“正义”价值取向的评说1.正义必须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因而正义使得法律更有活力，引导着法律在开放中发展。2.正义在促进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正义观对整个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扎根于契约社会的正义观注重契约精神、公正、平等，因而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总结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的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深刻的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个体，具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存在于整个世界的大的法治环境之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取向和西方法律文化“正义”的价值取向，最后，我们认为，应该提出一种融合的机制，来实现这两种价值取向的融合和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83.

〔2〕程石泉.论语读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11.

〔3〕张善文译.周易[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2.

〔4〕宫宏祥，郭建兰.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