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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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城市管理体制；问题；思考

城市管理体制，是由城市管理机构、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管理队伍及管理约束机制诸多要素组合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是整个国家管理体制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通过城市政府行为进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整体联动，建立起集指挥、协调、管理于一体的超越部门利益的综合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

本文将以社区居委会为切入点来分析时下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

一、我市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现状

近年来，我市（唐山市）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社区管理的现状和客观需要来看，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角色错位，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社区居委会本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居委会却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承担了大量行政职能工作，来自各个层面、各个部门，经常性的、临时性的工作难以计算，可以说是“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条线”。目前，居委会的情况就是责任大、权利小、事情多、经费少、待遇低、力量弱，造成社区居委会的超负荷劳动。

2、社区群众参与意识不强。居委会的生命力在于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关系的最核心体现也是社区居民参与。可见社区居民参与非常重要，因为人是社区建设中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再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利用。更重要的是居民比居委会更了解自身需要，有他们的参与，社区问题解决会更有效率。

3、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不顺畅。在居委会到底是“居民自治组织”还是政府“腿”这样一个双重身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随着住房私有化，特别是新兴商品小区的迅速发展，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这两大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自治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社区管理体制中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1、对社区居委会认识模糊。由于实际工作中，政府职能部门各级干部对社区居委会的性质、职能、作用认识模糊，认为社区居委会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把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居民自治组织来对待，漠视了社区居委会的法律地位，把给居委会发号施令、派放任务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级一级往下“批发”工作任务，一些本不该由居委会办的事情也压到了社区，使社区居委会大部分时间花在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上，大量挤占了用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时间。

2、社区居委会和政府部门关系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还规定“不设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构对居委会工作予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居委会协助其开展工作。”所有这些法律条文都表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3、相关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现行的有关社区管理和居委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还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如社区居委会的法人资格问题，由于社区居委会的法人资格模糊不清，当遇到某些企业或团体侵害自己利益时，就不能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进而导致某些工作缺乏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致使居委会的工作经常处于两难的困窘境地。

三、加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新形势下，各地对社区管理体制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如上海、北京、沈阳、大连等地自1996年以来，就着手进行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实践表明，加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加快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要发展，需要改革和创新，同时要坚持立足实际，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革和实践，现结合唐山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笔者的看法和建议：

1、实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

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原则，落实“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的要求，规范各部门各单位对社区工作的指导。建议由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政府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凡拟将其组织机构、工作任务、评比考核（检查）、社区挂牌及设点服务等项目进驻区的，均实行社区工作申报准入审批。对准入的项目及匹配工作经费等内容以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对需要社区协管的事项，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相关部门下派其自身职能工作时，要向社区拨付工作经费，实行“有偿服务”。同时，严格规范准入程序，引入动态管理机制，每年年底对进驻情况进行检查，对情况变化需要撤出的，履行撤销手续。

2、加强社区组织建设

引导社会力量依靠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社区的良性格局。拓宽社区居委会参与社区自治的渠道，规范和引导社区居委会组织建设。完善社区工作者考核、奖惩制度工，加强社区居委会队伍建设。优化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年龄、文化、素质结构。

3、增强对居委会工作多方面的投入和帮助

多渠道解决居委会工作经费问题，把政府资助居委会的措施制度化，同时居委会的经费来源也应该多样化，培育居委会的“造血”功能，兴办一些经营项目，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应该进一步加强社区用房和服务设施建设，适当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和保险待遇。还应该进一步强化社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能力素质。

4、改进居委会的工作方式

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的服务功能，扩大居委会工作对象的覆盖范围，科学制定居委会的工作的方法，充分发挥居委会境内企事单位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提高居委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居委会的工作纷繁复杂，任务繁重，单纯运用传统的工作方式难以完成上级的要求和居民的需要，通过工作方式的改进和创新，一定会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提高满意度。

5、突出居委会“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

居委会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居民，应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发挥居民自身的潜力，并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关注居委会的建设，调整自治与完成政府交办工作的关系，才能把居委会建设成名副其实的居民自治组织。

【参考文献】

[1]赵勤.社区管理[M].中国劳动保障社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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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自收自支的事业试点单位和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京劳社养发〔2000〕64、67号文件和京劳社保发〔2000〕151、150号文件作了明确规定，相应的软件程序也修改完成，市、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此项业务。现将有关具体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凡按京劳社保发〔2000〕151号文件规定，填报了《试点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结算表》和《试点单位补缴补拨核定表》并经养老保险处审核盖章的试点单位，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已经发生的缴拨基金额，由市人事局基金管理部门统一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结算；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尚未发生的应缴应拨金额，由试点单位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直接办理补缴补拨手续：补缴基金由试点单位按养老保险处审核的应缴基金额通过支票结算，补拨基金由市社保中心依据养老保险处审核的应拨基金额直接拨付到试点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上或以支票形式结算。

    二、基金结算完后，市社保中心将书面通知试点单位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通知中下达的金额数，通过表二、表三为该单位职工补建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个人账户。试点单位填报的表三中的个人账户汇总数（加有汇总程序）不得大于通知中个人账户汇总数。建库工作一次性办理完毕，此后不再办理试点单位个人账户的补缴、补拨、补填工作。

    三、试点单位在填报表二时，“增加原因”栏填“其他”，“人员类别”栏填“事业2”；在填报表三时，“单位月人均缴费基数”和“职工月缴费基数”栏均不填数，由程序自动生成。

    四、试点单位从2000年1月起，按京劳社养发〔2000〕64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由于2000年缴费滞后，其应缴基金各区（县）可按现行管理办法通过表四、表五、表十六补缴、补拨到位。

    五、试点单位及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按全额缴拨方式收缴、支付养老保险基金。由于这部分基金需单独记账，正常缴拨后，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汇总月报和表五时，将这部分基金以“事业2”为基金性质汇总上报。在为其建立单位信息库填写《北京市养老保险参统单位登记表》时，“经济类型”栏亦填写“事业2”。试点单位及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正常缴拨后的个人账户管理、职工转移、退休清算等按本市养老保险现行规定执行。

    六、按京劳社保发〔2000〕150号文件规定，执行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的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将填写的《试点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结算表》和《试点单位补缴补拨核定表》审核后报市社保中心，市社保中心将依据表中应缴基金直接与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结算。基金结算完后，市社保中心将书面通知人才服务中心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通知中下达的金额数，通过表二、表三为按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补建1996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个人账户。人才服务中心填报的表三中的个人账户汇总数（加有汇总程序）不得大于通知中个人账户汇总数。建库工作一次性办理完毕，此后不再办理按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个人账户的补缴、补拨、补填工作。

    七、补缴金额的利息按现行程序中根据市政府1998年第2号令规定设定的计息规定执行。

    八、移交前调出的试点单位缴费人员和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可持原人才中心开出的个人账户转移单或原存档单位开出的缴费证明（样式附后），由现单位劳资人员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个人账户的认定和补记，其后缴费按2号令执行。

    九、建立离退休人员数据库，试点单位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职工退休后，试点单位和人才交流中心在填报《北京市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登记表》时：

    1．“退休前工资栏”数与“基本养老金”栏数一致。

    2．“比例”栏填“100％”。

    3．“基本养老金”栏含国发〔1978〕104号、国发〔1989〕82号、国发〔1993〕85号、京人工字〔1987〕第11号、京政发〔1985〕62号规定支付的金额。

    4．“基本养老金补贴”栏填其他栏未涉及的经审核应由统筹支付的金额数。

    5．“调整机制”栏填1996年至2000年离退休人员增加生活补贴的口头通知金额数。

    6．“统筹负担”栏填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由统筹支付的养老金。

    7．“生活补贴”栏数含京人工〔1988〕31号、人事局1992年8月11日口头通知、人事局1994年1月29日口头通知、京人退〔1995〕583号规定支付的金额。

    8．“困难补贴”、“企业负担”栏不填数。

    9．“价格补贴”栏填1985年工改前退休应支付的53元；1985年工改至1993年工改期间退休的填48元；1993年工改后退休的不填此栏数。

    10．“其他补贴”栏含洗理费、书报费及京国工改〔1994〕10号规定的50元。

    11．“建国前补贴”栏填按劳人险〔1983〕3号规定的金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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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兴海县社区建设工作情况作交流发言，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构建网格管理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是为发挥社区的服务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为进一步方便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管理，我县按照“区域相邻、居住相近、管理方便”的原则，从原来的单一管理体制，将县城4个社区合理划分为18个网格，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成立网格工作小组，分片管理、责任到人，形成了以“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工作格局，有力提高了网格化管理、心连心服务的社会效能。二是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平台”、社区调委会、治安联防队、志愿服务队等。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建立了“情系万家”便民服务微信群、QQ群，积极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等活动。

（二）理清社区职能职责，实现社区职能归位。以服务支撑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实规范社区职责任务，减轻基层组织工作负担，落实“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的要求，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主要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机构和牌子、压缩社区创建达标评比项目和台账等方面，进一步理顺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职能部门及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减少社区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促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共梳理出涉及县属和驻县17个单位，准入事项包括4项50个科目，精简取消社区公共管理、印章使用范围、达标评比、台账等事项目录共19个科目。

（三）开展阳光议事协商，实行社区民主决策。转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和《青海省城乡社区协商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指导全县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商委员会制度，规范协商程序，丰富协商形式，充分运用协商成果。充分做到了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解决群众的难事、难题，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

（四）推进社区居民公约，实行居民自我管理。完善社区民主监督制度，印发《关于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定完善工作的通知》，全面提高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依法制定和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议事决策规则，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能力，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各社区基本建立了完整配套的规章制度，建立“五必查、五必访”,“六必报”“六清五掌握”等工作机制。全县7个社区基本建立居民公约等相关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工作机制。 

（五）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参与社区治理。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做到精准“点穴”，开展扶贫救济、养老服务、妇女儿童福利关爱、文体活动、劳动就业等内容丰富的服务，提升基层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近期计划在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安多民俗文化村”依托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建设施优越资源，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把城镇社区服务延伸到了农村。该项工作于2016年起，在大米滩村开展实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培育发展了1个社区卫生整治协会，近50余名志愿者为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供志愿服务，加强了城乡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了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区建设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社区治理主体职责不清、社区自治机制不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改革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社区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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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社区；双山村；网格化治理

城镇化进程中，在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也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当下转型社区基层秩序的重建与家园归属感的重塑，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双重回应，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理想图景的有益探索。对此，国内外学界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这也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重建转型社区基层秩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倡导活私开公的资源整合，梅尔文・德尔加多（Melvin・Delgado）将公益支持与独立经营融为一体，重新打造社区服务体系。其次，强调社区的功能定位，沙凯（Sharkey）认为应当将社区建设成为中转机构，形成政府服务与居民需求的良性对接。最后，将社会组织作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力量，海恩波特（C・Heginbotham）动员由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合作和信用联盟及草根组织等形成联盟，为社区真正实现自治再造基础。

国内学术界从社区网格化模式入手探讨转型社区秩序重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寻求“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间的有效契合。田毅鹏教授指出，寻找网格管理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联结，调试好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构造，从而实现对基层秩序的重建。二是从具体运作机制的视角探讨网格化管理在城市基层秩序中的构建与完善。文军教授通过探讨网格化模式的构建，认为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在城市管理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的转变。三是从组织与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网格化建设的投入效益、资源匹配和最佳规模。刘君德教授认为，通过社区网格化模式可以实现社区服务组织的最优空间布局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最佳区域设置。

当下社会学界对于基层秩序重建与社区网格化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但仍有以下几点缺憾。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缺憾，以往研究大都在现有的社区运行机制的内部寻求突破，鲜见从网格化模式这一切入点来探讨社区转型社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层次的缺憾，对于转型社区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宏观层次上，当下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来对转型社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

二、转型社区的困境与网格化模式的应对

本文以c市双山村为例，针对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由村到城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社区进行深入研究，展现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需求，以此为基础，弥补以往的城镇化进程及社区治理问题，并尝试以带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为解决转型社区问题的工具。

（一）城镇化进程中社区转型关键期面对的困境与挑战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诸多乡村社区开始迈向城市社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C市双山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令人关注。一是村委会社区管理模式向街居社区管理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简单复制，这与城市社区要求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宗旨脱节，这需要我们探索社会管理的本土性与科层制两者的合理融合。二是社区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复杂变化，外来流动人口需要社区转换治理思路来应对社区流动性，协调相关政策与社区资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如何促进新建商品小区与回迁小区的沟通与交流，需要社区设计可操作的方案。四是公共精英的缺失，转型社区的公共事务急需要公共精英的重现培育，这也需要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寻找可行的方式激活社区能量，打造社区自治的精英基层。

（二）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对社区稳定秩序造成冲击，尤其是随着单位制的终结过程，社会原子化动向表现的愈来愈明显，社区承担着解决基层秩序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使命，这就需要创新社区治理模式，让社区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防护网络。另一方面，随着网格化治理模式由北京向各大城市的扩散与复制，原本适合临时性管理的应急手段变成一种长时段制度化与结构化的治理模式，这不仅带有制度泛化的色彩，更在行政末梢的延伸过程中对基层的自治方式有所影响。而本研究期望通过分析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缺陷，从而为其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的治理提供移植的契合性方案。

（三）创新与超越：网格化治理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中的移植

在调查双山村困境的表征与原因、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劣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探讨网格化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治理系统与治理问题的对接需要环环相扣的整体性设计，从而为基层实践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建议。笔者认为对于双山村的网格化管理与服务应当着重坚强以下六个方面工作。首先是合理划分网格，结合已有居住边界，依托原有路网，原则上按照每个网格200户，人口约600人，将6000人口的双山村划分10个网格。其次，明确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网格负责人，由每个网格居民公开选举，定期巡查，并建立健全网格工作流程，以网格信息库、基础台账、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报告、有人负责、有人解决、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机制，实现事在网中办。最后，严格考核问责，实行定期考核和通报、评比制度，实行责任倒查。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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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矫正对象遗漏管缘由

(一)交付环节联接不畅。因为交付机关与执行机关的联络与共同不够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缘由，交授予执行两大环节没有很好地联接上，形成执行机关“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皆不见”。首要显示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司法文书没有标准送达。交付执行机关不送达或许没有依照有关规则要求的时限、地址和方法送达司法文书，招致执行机关不能实时获知矫正对象状况，对矫正对象的底数把握不清，无法落实有用监管。另一方面，矫正对象没有依法交付。例如，依照有关规则，牢狱治理机关、公安机关决定矫正对象暂予监外执行的，交付执行的牢狱、看管所该当将矫正对象押送至寓居地，与矫正对象寓居地县级公安机关处理移交手续，并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等司法文书抄送矫正对象寓居地县级公安机关主管部分、县级人民审查院监所审查部分。而在实践中，有决定机关让暂予监外执行矫正对象持司法文书自行到执行机关报到，可有的矫正对象并没有在规则期限内报到，形成漏管。

(二)执行环节监管不力。一是有的法律人员受重打击、轻维护，严惩案、轻执行思想的影响，对当前社区矫正法律工作的主要性及面对的严肃情势不足准确的认识，没有从思想上高度注重这项工作。二是有的法律人员营业上不通晓，对本身的职责没有明晰、精确的掌握，法律随意性大。三是还有的法律人员法律方法比较单一，监管办法不到位。显示在：调查工作没有常常化、准则化，回访准则没有落实到位;外出告假等准则没有获得很好的执行，对不假外出的矫正对象未能实时开展批判教育和采取必然办法查找;法律力度不够，关于服刑矫正对象违背规则、该当撤销缓刑、假释的没有撤销，该当收监执行科罚的没有果断执行。四是基层力量单薄，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很多时分存在身兼数职的状况，较大水平上减弱了真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力量。五是因为协管人员多由村(居)委会干部构成，少量协管人员没有尽到协管职责，对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生活状况治理脆弱松散，关怀不够，没有收到应有的帮教结果。

(三)矫正对象躲避监管。有的社区矫正对象司法认识淡漠，没有坚持在刑认识，对执行机关的监管行为心存冲突，不顾全监管革新;有的矫正对象以为本人犯了罪，没有脸面继续在寓居地出头露面，想尽方法躲避监管;还有的矫正对象迫于生计，到外地打工，离开了执行机关的牵制，逐步放松对本人的要求，所以就没有严格依照执行机关的要求按时报到申报活动状况、数月不交思想汇报、甚至不假外出务工，私自离开监管，然后形成遗漏管。

(四)有关司法尚不完善。一是在立法层面存在规则纷歧致的景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则：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调查，地点单位予以共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则，关于被判处缓刑的矫正对象由公安机关交地点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调查。单从上述法条来看，施行调查的主体不明，责任不清。此外，我国自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详细从事调查工作的是司法行政机关，这与司法规则的公安机关存在必然收支。并且，本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批改案(八)》只明确规则对控制、缓刑和假释矫正对象依法执行社区矫正，没有对掠夺政治权益和暂予监外执行进行这样的规则，这些纷歧致的规则给实务工作带来了必然影响。二是我国还没有对社区矫正进行专门立法，关于这一领域的的司法很不健全，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类规则、方法、通知等标准性文件中。虽然，这些标准性文件填补了当前司法规则的欠缺，然则，它们自身没有上升为司法，合用效能明显不及司法，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扬。

二、避免监外矫正对象遗漏管的对策

(一)齐抓共管。预防和削减矫正对象遗漏管问题关于维护社会和谐不变，降低从新犯罪率有着极为主要的实际意义。因而，党委、县政府和政法部分都该当高度注重社区矫正工作，并依据分工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构成分工协作、权责清楚、环环相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式，着力将社区矫正工作抓紧抓好。一是县综治委要增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结合联会、季度检查、审核评价等方法增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和工作指导。二是审查机关作为司法监督机关，要经过审查建议、改正违法、监督收监等法律方法，切实增强对交付执行和监管活动的司法监督。三是政法部分应尽能够的完成信息共享。本县公检法司内部都各自构成了信息库，然则信息共享机制没有完全坚持。建议今后各政法部分间横向坚持社区矫正信息软件系统，在提高各政法部分工作效率的还，便于审查机关开展动态监督，预防和改正遗漏管问题，保证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标准交付。一是在司法分析尚未出台的状况下，严格依照对相关部分具有约束力的各类规则、方法、通知等标准性文件所确立的时限、方法、顺序严格做好交付执行工作。对上述标准性文件没有确立的事项，可以由相关部分一起研讨必然的处理方案，运用会签文件的方式进行标准。别的，本能机能部分在工作中要增强联络、协作共同，保证交付执行落实到位。二是在交付执行工作中尽量做到交付执行人员与执行机关采取人员晤面、执行机关采取人员与社区矫正对象晤面。三是高度注重异地交付执行工作，坚持司法文书与矫正对象均要交付到位，避免漏管。四是因为交付执行不到位招致交付执行环节脱节的，该当通报有关单位，实时查明是在哪个环节呈现问题。该当补齐相关手续的，迅速补齐相关手续;该当追查责任的，该当依法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保证监外矫正对象悉数纳入监管。

(三)增强监管。紧紧围绕教育矫正、监督治理、帮困扶持三大任务的要求，增强对各类矫正办法和办法的综合运用，从全体上提高矫正对象教育革新质量。

在教育矫正方面，在矫正对象入矫时，在深化分析矫正对象犯罪成因、性情特征、家庭状况等要素的状况下，设计特性化的矫正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结合公益劳动、心思引导等方式，协助社区矫正对象坚持在刑认识，保证社区矫正对象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落实到位。

在监督治理方面，一是调查小组采取常常性的开展调查工作、按期回访社区矫正对象等方式开展监督调查，特别是对新交付、思想不不变、生活坚苦、严重变故、显示差、思想顽固等六种景遇的社区矫正对象坚持“六必访、六必谈”，进一步摸清底数，把握状况，增强对社区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二是在严格执行社区矫正对象报到、迁居、外出请请假等监控制度的还，不断加大法律力度，特别是：关于暂予监外执行景遇曾经消逝的，缓刑、假释被撤销的，该当收监的果断收监;对暂予监外执行矫正对象未经同意私自分开所寓居的市、县，经正告拒不矫正，或许拒不申报行迹、下落不明的，被撤销缓刑、假释并决定收监执行的矫正对象下落不明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顺序上网追逃。社区矫正对象在执行期、考验期内，违背司法、行政法律或许国务院公安部分有关监督治理规则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治理处分法》第六十条的规则赐与治安治理处分。

在帮困扶持方面，社区矫正机构在施矫时，必然要高度注重和着力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困扶持工作。对没有经济起原的社区矫正对象，该当积极争夺在其家庭成员及亲朋的扶持，积极协调街道和社会力量，落实最低生活保证;对有必然学问或专业技能专长的矫正对象，该当经过协助联络单位和支持自谋出路等方法，努力发明就业前提;对曾经找到工作单位的矫正对象，要在支持和鼓舞他们就业的还，严格执行请请假准则、事前申报准则，避免他们借工作之故不认真承受教育矫正，而让他们在自给自足、服务与报答社会的还，坚持健康不变的心态，削减和消除消极、冲突心情，准确看待和共同矫正治理，保证矫正工作的司法结果和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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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社区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6-0079-02

关于什么是社区文化，马林洪斯基认为“文化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包括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及娱乐等八个方面”；桑佳斯论述的社区文化的外延更小，包括语言文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则与特定方式。本文认为社区文化以社区共享价值观、社区人际交往形式、社区生活方式等方面为主。

包容性发展始于经济学，该概念本意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包容性倡导机会平等、成果共享，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包容性视角下的社区文化，既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幸福感，又具有接纳本社区以外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开放性，最重要的是强调社区资源的共享性。

一、包容性视角下社区文化现状与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与物质文化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一）社区文化科学理论研究滞后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为社会建设提供指导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关于社区文化的科学理论目前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呈现一定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社区文化研究重点稍有偏倚，与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等研究相比，关于社区文化的研究从数量到质量都呈现严重不足。第二，关于社区文化研究的系统性不足，学界对于社区文化的研究都呈原子状态分布在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主题研究中，没有形成系统。第三，理论与实践两层皮，关于社区文化理论的研究，很多停留在经验操作层面，对社区文化建设宏观性的理论发展相对欠缺。

（二）社区共享价值观尚未形成

无论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共享价值观的形成都要经历一定时间的积累。然而，在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目前我国社区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尚未形成一定的共享价值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居民没有共同的信仰，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社区文化建设中，也存在于整个社会。另一方面，社区缺乏人际交往方面的价值认同，由于社会匿名性的增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大大降低。

（三）社区居民人际交往淡漠化

社区人际关系，即社区内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邻居关系、老少关系、男女关系以及兴趣共同体关系等。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以城市居民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网络社区作用在增强，而城市居民对以地域为基础的物理性城市社区的认同则趋于淡化。因此在很多社区中，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较少，兴趣共同体建设更是缺乏。

二、包容性是视角下社区文化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文化之所以存在一系列问题，原因是多方面。可以从社区居民性质、社区居委会管理、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加以分析。

（一）社区居民多元化

社区居民多元化是造成包容性社区文化较难实现的根本原因。所谓社区居民多元化，主要是居住在社区中的居民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职业和文化水平。由于二元制社会逐渐被打破，社会流动加快，同一个社区中的居民就具有了多元性。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社区居民，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在新的社区环境中，与新的邻居和圈子交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因此短期内社区内部很难建立具有典型特点的人际交往文化。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氛围的复杂化，极大地影响着社区文化建设。第一，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人们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也让那些不好的价值观念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流入我国的文化市场。第二，社会环境的虚拟化和匿名性加强，人们的很多需求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社会得到满足，而不再依赖现实的人际交往获得社会交往的满足。第三，近年来各类社会问题的滋生，对社会中的诚信造成了极大冲击，人们倾向于保护自己而阻隔与陌生人的交往。

（三）社会组织的缺位

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初级社会群体在很多方面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需要。完成特定目标和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大发展就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我国，第三部门和社会组织出现的时间较晚，所以承担社区文化建设功能的社会组织出现得也比较晚；即使出现了相关的社会组织或第三部门，但是由于其出现的时间较晚，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其目标和功能定位不清晰，所以也无法准确承担社区文化的建设功能。

三、包容性视角嵌入社区文化建设

建立共享的、开放的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是包容性视角嵌入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

（一）政府：做好文化环境的顶层设计

对于落后的或者不成熟的社区文化，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其改革，给予全方位的帮助。首先，政府要转变社区治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政府要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理念，多为社区文化的建设提供资源和服务，提供顶层设计及建议，少做针对社区建设方面强制性的管理。其次，帮助社区居委搭建文化发展平台。帮助社区做好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协助社区居委会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建立社区文化发展平台，为社区居民的参与提供空间和场所。再次，指导社区居民如何利用多种资源发展本社区的主流文化。政府要积极宣传建立社区文化的重要意义，引导社区居民形成对社区文化的共建意识。

（二）社会组织：做好文化发展的媒介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大政府小社会开始向大社会小政府转变，第三部门和社会组织也应运而生。社会组织在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建设职能。首先，社会组织要积极传播先进的文化理念。除了政府部门的宣传之外，社会组织也应该积极向社区居民传播社会上进步的文化理念，因为社会组织具有与政府完全不同的性质，所以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其行为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其次，社会组织进社区。社会组织要进入社区内部，将文化宣传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工作落到实处，积极开展与社区文化建设相关的活动，吸引社区居民的关注和参与。再次，社会组织要做好社会与社区文化的纽带。社会组织肩负着传播进步社会文化的责任，要做好主流社会文化和社区文化的连接，将进步的、主流的社会文化引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

（三）居民：做好文化发展的参与者

在社区文化建设和发展中，无论是社区管理文化、社区服务文化、社区大众文化，还是社区共享价值观、社区生活文化、社区人际交往文化，其对象和主体都是居民。社区居民首先要有主人翁意识，重视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首先，社区居民应该树立社区主人翁意识，要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建设先进的社区文化，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都是百利无害的，要从内心深处树立这一理念；其次，社区居民要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积极为社区文化建设献言献策，发挥宣传作用，在邻里和社区居民之间相互鼓励彼此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再次，社区居民要走出社区，积极学习社区外部的主流社会文化，将先进的文化引入社区，保持社区文化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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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工群体的自然代际交替，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了大家的视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活经历，而且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活期望，也要求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积极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现实中他们却面临着各种困境。城市社区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通过这一重要场域的完善来改善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关键词：社区融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

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劳动力要求的变化，农民工群体年龄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各自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其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活期望，也更突显对发展空间的要求，积极主动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当他们来到城市中，远离农村社会的文化群体时，一方面渴望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文化冲击、制度、人为隔阂等因素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很容易造成 “反叛亚文化”或游民化现象，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比如近年来的“杀马特”现象，还会形成边缘人群体，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城市社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转换场域，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离不开城市社区这个社会化组织载体。从目前来看，农民工社区融入状况不尽人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索如何改善社区融入来解决根本上的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二、文献回顾

关于对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的研究，从研究主体来看，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弱势群体上，尤其以农民工群体为主。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在城市生活中却面临着各种困境。在研究中，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民工的社区融入问题进行探索，一是以某一地区为例，对该地区农民工的社区融入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反映农民工社区融入存在的问题。比如田恬； 郝秋丽（2008）通过对北京石景山区Y小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的社区融合状况的调查，揭示了社区中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二是从社会支持理论入手，对农民工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社区支持不足以及社区文化排斥是造成农民工融入难的关键。比如张利军（2006）关于农民工社区融入和社区支持的研究中，认为只有通过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参与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才能最终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三是从文化建设的层面对农民工社区融入问题进行分析。文章多从文化适应、文化认同、文化交流及社会融合等不同层次出发，探索农民工 的社区融入问题。四是从制度层面对问题的解读。认为当前农民工出现“融城难”的现象，主要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户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缺位导致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身份的转化。五是综合各层面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多方位解读。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难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还存在生活方式、心理归属感的问题。

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一是关注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之间差异的比较。比如：李培林和田丰（2012），在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中，借助css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内卷化”的现象。即：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三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的研究，通过对出台的各种政策的解读以及实施情况的实际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出科学的政策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对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的评述，一是对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现状反映，多是通过建立一定的指标，根据某一地的实地调查来反映当地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其指标并没有统一标准。二是没有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分析。三是对社区融入困境分析多是从具体的社会支持或社会排斥理论入手，而如何结合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理论，来改善社区融入是本文思考的重点。

三、研究思路

在界定研究对象时，借鉴李培林和田丰（2011）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依据，相比于按流动的区域划分，通过代际来划分农民工的方式能更有效地凸显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融入问题上的发展变化。因此，本文按照年龄划分，以1980为标准，把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本文主要通过对比新旧两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探究在社会融入问题上，是否也存在着代际差异，并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问题上面临的新问题。并从社区建设的角度入手，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一方面促进社区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一些意见参考。

四、研究发现

借助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11年7-11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CASS2011）的数据发现，调查结果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76岁和25.5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97年和10.17年，两者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备更好的文化知识储备。

在对经济层面、社会日常生活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研究中，发现在经济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月收入和年消费上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社会日常生活层面的比较中，以社会互动的频率、强度为指标，调查显示，其老一代的农民工的互动频率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但这和所居住及流动的区域环境有关。在社会心理层面的研究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里人的接纳程度显然好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与城里人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亲密朋友。

五、结论及建议

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同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但在社会融入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并且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完善社区建设，改善社区治理情况，对三种类别的社区融入都有明显帮助。

首先，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其核心应该是“人”。作为社区建设主体之一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发展治理中，应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把他们的权益纳入到规划之中。在社区治理中，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问题，生活质量的问题。在治理中激发农民工的主体参与意识，突显社区自治性。同时社区也要通过技能培训、均等化服务等方式，营造公平参与的平台和条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融入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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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与绿色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编号：71173099）；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1-0228）

作者：梁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南京 210046

[摘 要]21世纪将是公民治理的时代，公民参与是公民治理的核心机制，在公民治理中处于主体和中心地位的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对公民治理成长之基本现状进行解析，接着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深入剖析影响社区中公民治理的重要因素。通过以上的分析本研究尝试探寻影响和制约社区中公民治理的真实图景及影响其发展的深层原因，期望可以为我国社区中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成长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公民治理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相当缓慢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公民治理模型和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更需要民主精神、民主观念和民主理念的培养，并使之深入人心。

[关键词]草根社区；公民治理；公民志愿精神；草根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054-06

“公民治理”一词在提出之后，在公共管理领域迅速传播。虽然对其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公民治理涉及选择与声音两个层面，选择即是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机会，而声音则重视地方主义与自我治理。[1]博克斯认为21世纪将是公民治理的时代，公民参与是公民治理的核心机制，在公民治理中处于主体和中心地位的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然而我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相当遥远和冗长的过程。期望本研究成果能够对目前我国城乡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的学术理论研究与草根民主的实践运行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研究背景与研究概况

（一）公民治理：公共参与及公民精神的强力复兴

未来社会的治理最终方向和目标就是公民治理，时下公民治理已然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流行词汇，许多学者都对公民治理的概念以及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非常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公民治理是什么这一概念并未达成根本性共识。一般认为公民治理中主要包含以下两个主要议题：第一是代表性（represent）；第二是掌舵（steer）。对于这两个议题的不同回答将形成公民治理的多种不同阐释。[2]福克斯所倡导的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如今成为公民治理发展的经典蓝本，“福克斯从其个人作为政府管理者的丰富经验出发，又结合其对于民主过程与公共行政的研究，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型，这种治理模型致力于服务公众，并且促进公共实务者的专业性发展。他承认自己所推崇的是一种地方政府管理的规范性设想，但是他坚持认为在全世界都逐渐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公民越来越愿意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3]

在公民治理实践中，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角色是确保公共政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为公民提供建议与技术支持，从而使公民成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成员之一。[4]在公民治理的过程中，普通公民不再是被动地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并且只是象征性地被公共部门咨询。相反，公民治理中的公民应该是一种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他们与政府享有同等重要的决策权力。[5]同时， 在公民治理过程中， 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 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的协调者， 充分促进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并且避免公共政策的破产。[6]

库珀等学者认为：“公共参与重新燃起学者们对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希望，其已经超越地区、民族、国家与网络社区的限制，当下的公民参与在不同的层次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而协商性与共同性的行为策略为达到公民为核心的公共管理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对于公民治理的实现，托克维尔曾对这种未来的治理发展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公民自发形成的志愿组织网络能够整合社会利益、表明个人需求与偏好、促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等。他将志愿组织视为公民身份与公共能力的训练场。[8]作为一种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抑或为了公民参与的切实实现，抑或为了公民精神的强力复兴，我们都有理由坚信，公民治理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实践积累，也唯有不断的组织性、自发性的自愿公共参与，公民治理的发展才能实现。

（二）我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正如博克斯――公民治理理论的倡导者所言，公民治理理论在基层社区层面上进行实践较为合适，原因在于其充分考虑了理论的现实可操作性。公民治理模型试图帮助我们创建真正的公民自治治理。公民治理理论受核心价值理念的深刻影响在当前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领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公民治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优势，与孕育与成长于目前我国城乡社区田野中的草根性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性民主的之间存在一定的契合与共性。社区治理理论随着公民治理的发展而小心翼翼地前行，其将公民治理传统价值的实现作为其最高责任，同时其也将公民参与和公民精神作为公民治理过程的重要部分。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 我国草根社区存在着公民治理的优势和实践空间， 但由于我国的悠久文化底蕴、政治传统和真实的草根社区治理模式同西方社会差异较大， 特别是在实现公民治理的主观基础方面（公民意识、公民能力、公民志愿精神等）和制度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因而我国草根社区实现真实的公民治理还面临诸多障碍和困境。本文即对中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的真实民主图景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并对深入影响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的深入主观因素进行深度剖析，挖掘和考量公民治理成长中重要的阻滞因素。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的三城市实证调查为基础考察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现状。在我国，随着民主政治改革的深入，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得到了较大地提升，公民治理开始从理论逐渐走向实践，尤其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长三角地区的诸多城市，如上海、杭州等，“公民治理”逐渐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三个城市社区中真实草根民主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深度考察，可以对中国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成长的真实图景窥见一斑。

（三）研究概况与研究设计

当前国内很多学者较为关注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成长之路径与方向，而对公民治理孕育、成长与发展的真实场域和公共空间的深入研究则相对较少；更多是囿于抽象思辨和极为宏观的理论预设与分析，或者对中国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之中的种种问题深表隐忧。对于在各方面都领先的长三角地区的这几个城市，在我们身边的民主意识、民主理念与草根民主建设是否就进行得彻底深入呢？当前我国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的成长现状距实现博克斯笔下理想的公民治理模型是否遥不可及？根据这两次延续性调查的数据和访谈资料，本文尝试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社区中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成长之现状进行深入解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先后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和杭州三个城市进行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首先从被调查城市中抽取区（县），然后从区（县）中抽取街道（乡镇），接下来再从街道（乡镇）中抽取居（村）委会。接着，在居（村）委会中抽取被调查的居民户样本时则主要采用系统（等距）抽样法。最后，从居民户中抽被调查人，抽取生日距8月1号最近的那个人作为调查对象。整个调查过程共发放2000份问卷，回收1611份问卷，达80.5%的回收率；经过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剔除46份废问卷，最后剩1565份有效问卷，达78.3%的有效回收率。 同时本文中少量的数据资料来自于2008年笔者在南京市进行的调查。2008年调查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抽样过程中结合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等距）抽样法、间隔随机抽样与户内抽样法。总共发放1000份问卷，最后回收776份，达77.6%的回收率；在此基础剔除68份废问卷，最后剩708份有效问卷，达70.8%的有效回收率。

二、草根社区中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

在社区中，创建公民自主治理需要关注公民参与的动力问题。那些批判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当社区存在不同利益时，公众常常不能意识到公共政策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他们生活的意涵，为了保证有关的政策议题决策的高质量，公民必须能够拥有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且参与审慎的、深思熟虑的决策，这个过程是公开的、公民是受欢迎的和充分知情的，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有价值，而不管其身份或地位如何。[9]公民治理的要素包括：公民协调委员会、公民理事会和帮助者。公民协调委员会即将民选管理局从“中心决策者”角色转变为“公民协调者”角色。重新界定管理当局的责任，从决定大多数政策议题到将政策议题委托给公民理事会，听取他们的建议，肯定或修正他们的工作，以适应社区发展的整体目标。[10]

在我国城乡社区中，与公民协调委员会和公民理事会这类自治组织比较接近的是居（村）委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然而，这些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治理模型中所描述的自治组织的角色仍然相差较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居（村）委会逐渐由建国之初的基层群众自我管理性质的自治组织向具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化色彩的基层“行政组织”转变。在公民治理的实践中，对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和居民自治的制度完善和健康发展而言，保持和激励居民参与社区选举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至关重要。本次调查中，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一说法，37.8%与15.6%的被调查的社区居民认为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将近一半的社区公民选择“无所谓”、“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这类情形很像博克斯所描述的，“只有决策到了至关重要，至少是直接影响公众自身利益时，社区居民才会参加此类会议。”[11]

在博克斯描述的公民治理模型中，公民理事会是指建立公民咨询委员会，来协助地方政府执行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能，如警务、消防、公共设施、公共工作、公园、娱乐设施和社会服务。在大型管辖区内，将这些广泛的功能分解为多个分支领域，并在每一个分支领域建立相应的公民理事会。[12] 在我国，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又一新的组织形式。随着住宅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是单位住房的租客，而是房屋物业的所有人，他们开始要求自主地决定社区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便应运而生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本次调查中，对于“如果社区要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讨论社区公共房产出租问题，我很愿意参加”这种说法，分别有6.8%和16.2%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3.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这表明，近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参加社区召开的业主委员会会议的意愿并不是很强，这与公民治理模型中的公民理事会所要求的积极公民治理精神似乎仍有较大差距。

博克斯指出，“提升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性，迫切需要民众与代议者和职业者一道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从讨论如何选择行动开始，到制定公共项目的政策，再到公共项目执行中的行政管理。最后在可见的绩效结果基础上进行改革。”[13]而社区中公民治理最为直接而具体的表征就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各类社会政策。当问到居民是否同意“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为社区尽一份力”这种说法时，居民表示“不太同意” 或“很不同意”占22.5%，选择“无所谓”的占19.1%，表示“非常同意” 与“比较同意”的分别是9.9%与48.5%。对于“我会主动关心社区的重大措施（如创建文明社区等）”这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的居民有13.1%，表示“不太同意”有14.2%，表示“无所谓”的有16.2%。而对于“我必须多了解社区的各项社会政策，参与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这一说法，选择“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 的比例达3.8%和18.3%，表示“无所谓”的居民占33.2%。

公民治理模型中积极参与者关心社区的发展，希望自己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持续的影响。而本次调查中对于“我对社区的民主改革提出的建议越多，对社区民主成长作用越大”这种说法，分别有16%和3.6%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2.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个问题，居民表示“很不同意”的有4.9%，表示“不太同意”有31.2%，表示“无所谓”的有12.1%。而对于“经过社区共同决定的事，我虽然不喜欢，但也应该遵守”这个问题，分别有18%与6.4%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22.2%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当问到居民对于“参与社区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支持社区建设”这一问题，18.4%的社区居民与2.2%的社区居民选择“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20.5%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表示“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居民分别有46.5%与12.3%。

King，Cheryl S.等学者指出，参与是公民个体成为人民一分子的必要机会，是对社会应尽义务的一部分。行政人员认识到参与的必要性，但未能找到使公众恰当地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方法。[14]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对公民治理中的各项事务部分公民缺乏积极参与的热情。尽管当前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正从动员型参与向自治型参与转变，然而部分社区公民的积极参与仍比较欠缺。就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被看做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民主参与的本质是自治，偏离了本质规定性的自治性，进而使得公民积极参与丧失了参与式民主的本性。20世纪以来，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改革，长三角地区的这三个城市的地方治理逐步由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向自治型治理转变，然而，以上的分析也同样显示，相当一部分社区居民仍然缺乏自治型参与意识，而且多数居民对于社区中的社会事务与社会政策的参与意识仍然十分缺乏，这种现实与公民治理的理论要求相差甚远。

三、公民志愿精神的孱弱：公民治理成长中重要的阻滞因素

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所谓公民文化消亡的时代，人们志愿的政治参与活动水平却没有下降。[15]一些研究甚至指出，每年有60%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公民治理与公民自治理念以及公民志愿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它寄期望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公共政策中更多地体现自己的作用。社群主义者将坚持追逐公共利益视为公民的一种美德，这种为公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就是公民志愿精神。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其自身所具备的政治责任和义务的自我认识程度较低，缺乏志愿参与治理的精神与自治意识，则难以充分运用和行使公民资格和公民治理所赋予的各种权利。

对于公民志愿精神与公民治理之间存在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可以从Logistic回归分析中体现。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与“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的评价对公民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看法的影响进行分析， 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表1 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

在以上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 63.471倍（e4.151=63.471，P

而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的5.611倍（e1.725=5.611，P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 “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的认同度越低，公民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低。相反，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的认同度越高，则对于“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表明公民对“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 “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的评价越高，公民治理的意愿与意识也越强，反之亦然。

“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两种说法都是对于公民利他性志愿精神的测量。由此可见，公民的志愿精神对于公民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2008年的调查中，对于 “ 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为社区尽一份力”、“我会毫不犹豫地为社区的一项公益活动捐助一些钱”等说法，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都认为同意。由此可见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具有比较强的参与意愿，社区居民中的志愿精神正处于孕育和成长中，然而对于较大部分社区居民而言，在参与意识方面依然存在较强的被动性和依赖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缺乏足够的热情度。接着对实际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进行解析，对于“您是否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这一问题，公民选择 “没有参加过”的比例高达53.1%，社区居民选择“参加过”的比例为46.9%。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没有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这表明尽管有一部分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识与志愿精神正在成长之中，但是实际参与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居民志愿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现实差异。以上的分析表明，当前被调查居民的志愿精神与自治意识仍比较孱弱，而公民志愿精神与公民自治意识的淡薄又是公民治理及我国草根民主发育不成熟的最为深刻的原因。

四、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真实与遥远的草根民主

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是什么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持续发展的问题，人们对此不断地进行探询、实验、改革和争论。[16]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准许每个公民甚至弱势群体――虽然每位公民在教育程度、精神面貌、智力和秉性等方面各不相同，对于社区乡村的社会政策过程与公共事务都平等而自由地参与，并积极治理这些公共事务和政策。然而本文的深入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则表明，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依然在孕育成长之中，离真实的民主图景依然漫长而遥远。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在草根社区的公民治理实践中，社区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缺乏自治型参与意识，而且多数居民对于社区中的社会事务与社会政策的参与意识仍然十分缺乏。对于 “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社区社会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如果社区要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讨论社区公共房产出租问题，我很愿意参加” “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每位社区居民都应积极参与为社区尽一份力”“对于社区的重大措施（如创建文明社区等）我会主动关心”等说法，相当一部分社区居民仍然表示不赞同或态度模糊。深层的解析可以发现，甚至有很多公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并未将自身看作国家的主人，而是依然受延续千年的“臣民意识”影响，对于国家和社区中的各种事务缺乏参与和关心、缺乏足够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也必然使许多公民普遍缺乏权利和参与意识，忽视了很多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以上分析表明我国草根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现状与公民治理已有蓬勃发展的迹象，然而离真实与充分的公民治理民主图景依然相差较远。

进一步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则表明，草根社区中公民的志愿精神对于公民治理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居民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居民志愿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现实差异。因而以上的分析表明，当前被调查居民的志愿精神与自治意识仍比较孱弱，而公民志愿精神与公民自治意识的淡薄又是公民治理及我国草根民主发育不成熟的最为深刻的原因。

（二）与国内相关研究的区别与研究贡献

国内关于公民治理的相关研究，笔者搜索中国知网相关的论文20余篇，较有代表性的如史云贵的《中国基层社会践行公民治理的障碍及可行性路径探析》、黄显中《双轨模式：共和行政的制度建构――公民治理模型再造》等，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单纯理论和逻辑思辨层面对公民治理的现在与实践路径等进行探讨。当前国内对于公民治理成长与发展的真实图景的深入规范的实证调查研究的成果仍较少。

本研究通过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具有特色和代表意义的城市即南京、上海和杭州的深入调查，从严格与规范的实证调查的角度对中国草根社区中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影响草根社区中公民治理发展的因素进行剖析。这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公民治理的实践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公民治理在草根社区层面的规范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微观层面的真实公民治理实践的探索与研究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意义。

（三）相关讨论与研究展望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教育和培养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依然非常重视，将培养公民意识看作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建设工程之一，以此加强巩固相应的社会制度，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本文Logistic回归分析也表明，公民的志愿精神对于公民治理有深远的影响。由此观之，对长三角地区这三个城市的政府来讲，需要在全市以及农村地区对志愿精神与志愿理念进行宣传和普及，加大“长三角地区社区志愿者培训基地”的培训设施建设，对社区志愿者在培训实践中自主掌握志愿服务的理念与技巧，提供体验、活动、训练的公共空间。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非营利性社区服务机构和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建立治安巡逻队与业余培训学校以及业主委员会，举办健康、家庭生活、法律、青少年教育等知识讲座，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招募成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并吸纳社区居民中的专业人才，帮助社区弱势群体，充分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和价值，吸纳社会闲散资源到社区活动中来。此外，更加注重培育公民意识，尤其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义务意识、选举意识、监督意识等。

在社会公共治理不断演进的今天，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传统的政府中心与市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性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17]合作性的治理模式将担负起人类社会应对复杂性议题的重要责任。[18]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将会赋予公共社会新的生长空间，其中以合作治理为核心议题的现代治理模式正在成为当代世界治理模式变革的新趋势。[19]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志愿部门的合作。不同部门之间伙伴关系的重塑正在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开启新的景象。[20]而在公共生活的集中地――社区，合作治理的轮廓正在变得更加清晰，社区治理不再将公众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咨询者，而是将公众看作真实的决策参与者， 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不再是政府的垄断性事务， 公民也将对公共问题的界定以及解决产生直接性的影响。 [21]社区田野之间的公民治理民主图景的走向将决定于公民治理自身的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民主价值。然而，公民治理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相当缓慢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公民治理模型和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更需要民主精神、民主观念和民主理念的培养，并使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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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Governance”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ies：

the Real and Distant Grass-roots Democratic Landscape

Liang Ying

[Abstract]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the era of civic governanc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the core mechanisms of citizen governance. Citizens at the Centre status in civic governance， equipped with modern citizenship and sound citizenship.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three cities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to resolve the basic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ivil governance， then analyzes in-depth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ivic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by the use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al picture that impacts and restricts citizen governance in the community and underlying causes that affect its development， hoping for providing a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ivic governance and the growth of grass-roots democratic in our community.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governance is bound to be a slow and lengthy process， needs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oth civil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system and， more in need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democratic values and culture of democratic ideas， and make it popular.

篇9

作为民政部和市社区建立的早期试点区，东城区推进“社区参加式管治”是社区建立发展到必然阶段的必定选择，是底层社会发展的必定要求，也是底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理论。

“社区参加式管治”是以社区为载体，社区相关好处方依照顺序规矩，在自愿互利、协作互动的基本上，对一起关怀的社区事务，经过对等协商构成共识、达到一致行动的管治形式。社区参加式管治的明显特点是：主体多元、进程开放、民主对等、有序协商、后果可控。

“七一”发言中强调，要坚持发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指导中心效果，进步党科学在朝、民主在朝、依法在朝程度，保证党指导人民有用管治国家。党若何准确处置好指导与在朝的关系？科学、民主、依法，是党为破解这一难题提出的根本偏向，但另有赖于一系列详细的体系体例机制创新。东城区三年多的理论证实：社区参加式管治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办法，更是一种立场；是一种进程，更是一种后果；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才能；是一种权益，更是一种责任。社区参加式管治为党在底层社会完成指导方法的改变供应了有益的理论，在健全表达机制、协调好处关系、化解矛盾抵触、促进良性互动等方面，党的指导效果得以充分发扬，获得的结果符合社会治理创新的偏向，给我们留下了有意义的考虑。

一是经过社区参加式管治，有用化解底层矛盾胶葛。在多元社会构造、多元好处需求下，社区里呈现的各类矛盾胶葛，是社会景象在社区的必定反映。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进程中，社区参加式管治形式显示了其共同的优势。经过采用“社区茶馆对话会”、“开放空间评论”、“瞻望将来”等公开、对等的评论方式，让有好处抵触的相关方聚在一同，面临面充分陈说各自的主意、面对的矛盾和问题，经过倾听和沟通促进了解、达到共识，一起制订可理论的目的和施行方案。每小我的好处与公共好处联络在一同，从横目而视到倾听沟通，从抱怨非难到了解支撑，建立了一个沟通、交流、对话的平台，营建了调和、民主协商的气氛。

二是经过社区参加式管治，提拔公共服务称心度。传统的公共服务存在供应方法单一，居民认同度不高，县政府买单、庶民并不买账等问题。在社区参加式管治进程中，县政府改变观念，强调首先听取居民的需求建议，经过重复的吸纳、反应、再评论，增强县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充分沟通，发扬居民的能动性、尊敬居民的自立性，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不只增进了县政府与社区成员互相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并且加强了社区居民的参加和协作认识。

篇10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一)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达到强化责任需要。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根据县综治办的要求，我乡认真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脱管人员、涉嫌重新犯罪和重新犯罪案件进行自查工作，认真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有效监管。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动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开展，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专题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并安排部署、落实责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管理。加大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力度，是规避治安风险、降低矫正对象再犯罪率的有效手段。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采取 “多方协作、联合布控、周闻其声，月见其人”的办法，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和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二、强化责任、落实措施

加大对走访工作的人员投入，努力构建以司法所为领导，村委会、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为参与主体的联合矫正工作机制，加强同各级单位的联系，做到信息畅通、行动一致，拓宽同矫正对象的联系渠道，及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积极寻找同矫正对象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和平台，通过电话、当面、汇报等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掌握矫正对象动态，方便对矫正对象进行得当的思想教育。同时，密切监督，严防死守，避免因信息反馈不及时而引发的矫正对象再犯罪情况。在矫正工作中，我们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坚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原则，以真情感动矫正对象，以此搭建相互信任的桥梁，大大的增强了矫正成功率。

通过宣传发动，组织了社区、配合公安派出所、综治部门为主的工作机构，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一是了解矫正对象最新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掌握他们的改造效果和改造中存在着的问题。二是通过自查自纠，严格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查找矫正执行期间矫正工作存在的不足。三是针对以上不足，切实整改，通过开展活动提高矫正工作水平和矫正质量。

截至目前，社区矫正对象共6人，没有1人脱管、漏管，没有1人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二)按照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结合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进行了自查自纠，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我乡收到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后，及时组织召开了村(社区)三职主要干部、乡级各单位负责人、政府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就通知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领会、贯彻。

二是乡成立了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组长，乡综治办、乡司法所、乡调解中心、乡政府办等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小组，负责全乡的社区矫正工作，并明确了专人具体抓。

三是乡综治办年初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了2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目标内容，并分别与相关单位签定了责任书。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三)在20xx年5月13日区司法局召开的《社区矫正监管措施专项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各家所在下周的任务之一是自查自纠目前所里的社区矫正三大措施。以下为我所通过梳理、走访、自查自纠总结出来目前我所在社区矫正请销假、公益劳动和书面汇报三大措施的工作情况：

一、请销假

目前我所共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5人，其中长期在外务工的有三人，分别是在盐城的矫正对象王某、在新疆的矫正对象蔡某和在无锡的矫正对象詹某。这三名矫正对象都办理了长期在外务工的手续，有其社区、家属签署的保证书，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还有矫正对象本人写的保证书。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请销假手续的履行率达到了100%。另外，我所目前24人有稳定的工作，其中因为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出差的矫正对象有两人，司法所专门在个别谈话教育课上对这二人反复重申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和相关规定，一旦发现有违规乱纪的行为，司法所会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日常考核办法对违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近期，我所还将再次印制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手册，确保发放到每一位矫正对象手中，强化矫正对象遵守请销假制度的概念，同时让矫正对象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二、公益劳动

我所目前的公益劳动基地已有两个，分别是组织交通协勤活动的迈皋桥地铁站华电路口，和组织为老人献爱心关爱老年人生活的迈皋桥真善美敬老院，目前即将新增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有区司法局与区市容局联合建立的迈皋桥华电北路环境保洁公益劳动基地。可以说，迈皋桥所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是很丰富的，结合迈皋桥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多、犯罪类型复杂、年龄差距大等众多特点，丰富的公益劳动基地为不同类型的矫正对象提供了合适的公益活动平台。

我所目前参加公益劳动的矫正对象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他因为年纪大、脑疾病或躯体性疾病的矫正对象虽然不能参加司法所统一组织的公益劳动，但大多都能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或住家附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并拍下照片交到司法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