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本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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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社会资本；政治治理；和谐社会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之道应该是以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为其根本目的，而和谐社会的形成依赖于有效的政治秩序、良好的政治治理。然而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秩序无法有序、有效运行。社会资本就是这样一种支撑政治良性运转的社会基础。目前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关注，虽然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对于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之道、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的渊源及意涵

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解析力的概念，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近十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阿里简德罗·波提斯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涂尔干对群体生活的强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区分。[1]尽管社会资本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但运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把社会资本界定为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探讨，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进一步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交往者所拥有的资源，同时也是交往者的社会结构，从而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奥斯特罗姆则将社会资本分为狭义的社会资本观、过渡的社会资本观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他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与制度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而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贡献则在于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展开来并运用于政治学领域，使这一概念成为众多学科的流行术语。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民主政府在面对强力的公民社会时更负责任、更有效，与等级制的零碎组织或委托人结构相比，超越社会分裂而依水平状态组织的自愿社团更可能培育较广范围的社会合作，加强互惠关系，并因此更容易“使民主运转起来”。[2]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综合上述观点，不难发现，社会资本概念的各种界定在基本内涵上是一致的：社会资本是指保证社会运转效率和社会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制度性的社会关系结构。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影响与治理理论的出现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的治理理论是“一套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思想体系”[3]。西方治理概念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多中心化，由此引发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和方式协调化的诉求。其产生的背景是，“面对全球化的国际事务，以及日益活络的社会互动和高度复杂的公共问题，过去强调政府角色、国家干预的‘统治’典范，己然无法充分回应人民的需求以及有效地因应危机的发生，因此，一个超越传统政治学架构……的‘治理’典范就在理论与实务压力下酝酿而出”[4]。治理是相对于“统治”提出的概念，现代意义的“治理”是“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表的报告中面对非洲国家公共治理的危机而提出的，后来成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理论基础”[5]。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一个任何组织、公与私管理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总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和责任要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社会各单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共治的局面。

对公民社会的关注已成为治理方面文献的一个共同主题，世界银行最近立场的最有新意的部分就是关注公民社会对于发展的意义。“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其基础就是公民社会。”[6]“公民社会基本被定义为非政治性的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民间团体或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其共同性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7]任何一种治理都要结合规则和契约。“建设一个世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要求我们自觉地制定共同的规则，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基础越具有契约性，就越能体现共同生活的愿望。”[8]公民社会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构筑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的平台和确立起了独立个体性、个体自创性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原则。[9]“契约在其自身不断发展、]进的过程中，逐渐凝炼成了具有平等、人格、独立、自由、人权、诚信、协作等人文精神的契约理念。”[10]

通过对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的内涵进行解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都是强调一个实现良好治理的公民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参与、信任、互惠、美德等等是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所推崇的基本理念。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二、转型期中国和谐社会建构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在寻求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治理之道。然而，几乎全球范围内的每一种治理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失效或政治危机，突出表现为：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政治权威的流失与合法性不断遭到质疑。社会阶层冲突与社会不公平感的蔓延。传统意识形态的定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日益疏远等。而治理危机最核心的表现是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困境：社会资本的缺乏或者供给不足。就连堪称现代民主国家之典范的美国也出现了标志社会资本衰退的“独自打保龄球”现象（罗伯特·帕特南语）。当代中国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最直接的内涵应当是良好的政治秩序或有效的政治治理。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1]。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一些薄弱环节，随着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格局的调整诱发了政治不稳定因素。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利益多元带来了社会分层问题。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利益的分化必然会形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和摩擦，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和摩擦的加剧就会危及社会的政治秩序。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差距仍然会不断拉大。社会分化的差距拉大强烈要求政府的有效政治治理。

其次，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导致政治参与失序。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能够自由畅通地表达自己对价值分配和公共利益的意愿和选择，从而介入政府的政治过程。如果信息通道缺失或制度化程度低下，社会冲突就会发展成为恶性积累，最终给政治体系形成压力。我国当前政治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一旦参与渠道被阻，各种挫折感和不满感就被强化而导致政治失序。

再次，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弱化了对原有政治权威的认同。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的非“帕累托最优”效应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感到不满，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使其成员相应产生挫折心理，可能出现由不公平感所导致的行为失范，并有可能弱化对原有政治权威的认同，从而给政治秩序带来负面效应。

最后，转型时期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导致道德失范，影响政治稳定。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结构趋向丰富和多样，必然会形成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格局。现阶段各利益群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尤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整合，降低了社会内部的有机性程度，妨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上述问题和矛盾的大量涌现正是社会资本危机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即是社会资本危机。如何化解危机，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也是和谐社会构建能否成功、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培育社会资本是当代中国实行治道之变的前提，也是治理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途径。

社会资本有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的特征，它一经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各内在结构要素中去，也必然能推动政治的有序运行。福山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序就低。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就能维持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社会资本有利于公民形成价值认同，培养起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不同群体和集团之间就不会形成根深蒂固的仇恨，当争议发生时，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妥协；社会资本能培养公民的政治合作与参与品质，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渠道，成为影响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实践已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不仅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体素质，还取决于连接个体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雄厚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社会资本薄弱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较迟缓；而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停止，还可能倒退。社会资本的有无、多少已经成为一国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社会资本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互相促进与相得益彰

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出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引发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增加，对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使以“统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转向“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治理因其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强等优点，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管理，治理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没有一个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和谐社会里的治理理念就成了空中楼阁。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二者是一种相互制约和依存的关系。“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联系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12]丰裕的社会资本储量，为政治治理创造了优良的土壤和环境，而良好的政治治理，则培育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加强相互信任和合作，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

首先，社会资本的信任是政治治理的支撑点，良好的政治治理是社会信任和合作的持续保证。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共同体内其他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与政治关联密切，通过控制人们行为来整合社会资源，有利于政治制度的架构，并且维系着政府治理行为趋向规范而强制，确保政府绩效。但这种信任不是靠政治统治通过自上而下的野蛮的强制手段来获得，而是公民以社会组织为单元，在长期的公共生活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因为相互信任的合作便于减少交易成本和解决集体运动的困境。专制的政治统治则不依赖信任和认同的秩序，一方面铲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打击和取缔社会中间组织，使专制政治权力直接监控臣民行为和猜忌，人人自危。此外，政治治理能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保护公民权利，激活社会组织的自治力和独立性，从而促进公民的社会信任，扩大公民的参与网络。

其次，社会资本中互惠互利的社会规范是政治治理的前提，良好的政治治理是互惠、规范的正式制约机制。由互惠形成的规范是一个相互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整体秩序，反映了群体内的公共利益取向。由于这种制度化的规范涵盖着爱、忠诚、奉献、尊重、友谊以及恨、愤怒、恐惧和嫉妒等复杂情感，所以，“人们都是在基于社会认同的权威性规则来行动、思考、感觉的自我组织”[13]，从而有利于增进社会成员的行为可预测性和组织的凝聚力，容易取得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认同，政治必然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但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形成的秩序有其自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需要政治权力的有效参与来协调社会组织间的关系，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来捍卫正常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政治治理反映着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强固了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再次，社会资本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政治治理行为优化，而良好的政治治理则有利于健全和扩展公民的社会交往网络。每个个体、群体、民族等都有自我膨胀的本能，这是生命体及其承载的一切事物的本性。政治权力同样会形成自上而下垂直的惯性势力直接渗透到社会底层，除非遇上外在抗阻力，而作为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则随着组织活动在水平运动方向自主扩大，二者因运动路径和作用力大小各异而不断相互冲突和倾轧，从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形成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要确保社会群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自由、平等、独立不受侵犯，国家有义务维系社会组织间的协调发展和增进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资格和能力。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通过公民参与的网络来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深度，均衡其实施强度和监督其运作宽度。同时，优良的政治权力运作，更可能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健康发展，增加公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总量。它是在制度化的框架下低成本而高效地运作，它在社会层面的目的是维持共同的安全和稳定，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自治，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在相互冲突和合作中成长；在公民个体层面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力和权利，着重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以及公众对政治国家的义务。

四、以培育社会资本为向度实现和谐社会的政治治理

良好的政治治理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而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则在政治治理的引导下才能积极向“善”发展。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累积的结果，也是政治体系刻意安排的结果，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尽量为政治的运转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症结真正的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14]当代中国培育社会资本就是要把公共生活的秩序重新奠定于社会而不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基础之上。

第一，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从而界定政府治理的边界，实现多元主体的政治治理模式。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行政无限扩展的“全能政府”，政府职能囊括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所以，就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来说，迫切需要政府摒弃权威主义治理理念，树立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治理理念。重点是处理的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的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即从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建立健全社会各阶层制度化、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机制，推动政府能力的转换与提高。这可以促使政府及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谋利益，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增强政府及其官员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由此，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自然会得到提升，政府的良好形象亦将树立，因此也有助于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

第二，以社会资本理念，催生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实现有效的政治治理。和谐社会还须具备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要素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和合作的心理基础。社会资本催生公民意识，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这些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合作的心理基础，在政治合作过程中，各政治实体普遍遵循着彼此认同的互惠规范，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他们反复博弈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反复博弈的过程必然能够培养各自政治实体之间的宽容妥协精神，这种宽容妥协精神对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它能促进政治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在一个狭隘和封闭的社会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节约社会交易成本，但从现代社会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利于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我国在体制转型时期出现了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当下必须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社会最基本的规范体系。

第四，加快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健康发展，促成“公民参与网络”的形成和转化，实现参与型的有效政治治理。社会资本的土壤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以私人领域、志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会生活。汉斯·科尔曼认定：“社会资本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的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说，民间组织体系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和社会资本发展的表征。为此，面对我国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种种问题，要加快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政府要放松对民间组织的管制，要看到其在公共事务和实现政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加快规范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引导民间组织合法、快速、规范发展；再次，民间组织内部要形成合理的结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参考文献：

[1] A.Portes，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Annu.Rev.Sociology， 1998，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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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陈钦春.治理的语言与转折：系谱学观点之剖析，铭传大学2005国际学术研讨会[ED]mcu.edu.tw/department/ pubaffair.

[5]张康之.公共行政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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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bert leach，local Governance In Britain[M].New York: Palgrave， 2001

[10]杨解君.契约文化的变迁及其启示（下）：契约理念在公法中的确立[J].法学评论.2005（1）.

[1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9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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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需要“尽心”

梁惠王，作为一国之君，国富民强、安居乐业是他的责任，梁惠王所采取的措施是“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而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在其位，谋其政”，梁惠王应该承担起一个国君的责任，就要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鼓励生产。

责任――发乎情，落于行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社会关系，其核心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有这个关系处理好了，整个社会才可以充满温情与温暖，才会变得有序而稳定。通常，维护一个社会正常有序地发展有两种途径，一是法律制度，二是道德约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供之。”儒家认为要“以德为政”，主张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治理的目的。只有搞好道德教化，才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在“百德孝为先”的古代，人们自然而然就把推行孝道放在了首位，并且在“孝敬父母”的层面上扩大了“孝”的外延，形成了处理兄弟关系的“悌”，为国效力的“忠”以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历来是十分重视“孝悌”的，孟子也是大力提倡推行“孝悌”之道的，认为从“孝”上可以演化出处理所有人际关系的法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我们的责任。从内心情感来讲，老人、孩子是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不仅要“发乎情”，更要“落于行”。

责任――无畏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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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性行为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4 结论与启示

篇4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职业生涯成功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意识地建立和运用社会资本，既是保障个人职业生涯成功的一个新策略，也是组织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新策略。

一、在组织外部建立开拓型的社会网络

1.参加或建立虚拟社交网络。在现实社会，信息的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少、渠道也很狭窄。通过网络交往，人们可以与异质网络的朋友交流各自的知识、兴趣与爱好，实现个人的知识复合与最大的发展，而使个人能积累起大量的信息社会资本。网络交往是弱关系，弱关系可以把不同性别、不同行业乃至不同阶层的人联系起来。虽然彼此不知道之间的交往能持续多久，但是人们都期望能长期持续下去（至少在交往定向阶段很多人持这样的态度），以便为以后自己的就业和事业创造良好的人际氛围，积累人际社会资本并实现其保值增值。时下通过社交网络建立自己的职场人脉已经成为趋势，找工作，谈生意，越来越多的职场与商务合作都通过微博等社交平成，社交网络已然成为构建人脉的主平台。

2.加入专业团体、协会或者组织。各种专业团体、协会等各类组织提供了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优良环境。一方面，这些组织经常举行一些会员活动，在活动中会员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关系。共同活动能够把形形的人用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凝聚起来，而不是把有着相似背景的同类人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团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为组织成员产生社会资本。这些组织中的成员是和个人持有异质资源或者信息的人，他们也正在寻找方法来帮助别人同时完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地方上的商会组织经常成立正规的社交联络小组，定期举行商业论坛，与地方企业、政府等部门做资源对接的活动，这些自然可以帮助会员在政府关系、商务人脉方面有所拓展。

3.通过社会网络传递资源。处于信息和价值交换枢纽中心（hub）的个人可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发展平台，在此平台上的个人均可从持续的资源互换过程中受益。在中国文化中，受惠的人总是变一个花样加重分量去归还施惠者的人情，这就又使施惠的人再加重分量去归还。如此反复，平台上的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了心理契约。因此，互惠加强了个人之间关系的互依性。与此同时，传递资源者在资源分配中也会对其他人施加影响，可以通过控制重要资源的传递渠道和对资源接受者进行策略性的筛选来增加资源共享者的路径依赖性，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资源共享者的决策。

4.积极为他人建立联系。结构洞存在于关系网络中，当处于结构洞中的个人在连接不相关的两者时自身会形成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研究证明，在结构洞中牵线搭桥的人更有创造力，更富于组织适应性，他们在组织践行新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们占据着这个组织的“思维高地”，能给组织不同部门的人即那些被结构洞区隔开了的人施加影响。

二、在组织内部积累社会资源

1.寻找非正式职业导师，获取职业支持。导师可以帮助个人提高工作绩效和获得更多的职业机会，个人也有可能借助导师的网络形成广泛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体来说，可通过与其他同事的公私交往来建立非正式的导师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通过非常随意的交往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进行能够彼此信任、互相交换非公开信息，并且彼此借助对方掌握的不同技能进行互惠的共同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威克斯原来接受的是诉讼律师的培训，所以它充分发挥自己沟通的特长，为公司里更高职位的一位经理撰写发言稿。一段时间之后，他和该经理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威克斯很快就发现自己充当了上司与公司其他人之间的桥梁。

2.实现强弱关系转化，获取资源。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社会资源有时不仅需要极高的社会成本，而且缺乏成功的保障。高成本、高风险促使人们寻求稳妥、可靠的捷径。与所需社会资源潜存的或能支配所需社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强关系，就可以依赖特殊主义信任原则而具有优先获得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个体可以更多接触一些不同专业领域与生活区域的群体，并与他们初步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通过对私人关系的维护来迅速积累信任度，实现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通过这种信息在量上的积累将会直接提高个体资源的丰富程度。

篇5

关键词：财务管理；基本建设；民心工程；指挥部模式；

中图分类号：F2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国家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在一些地方相继确定并实施了本地区一系列民心工程。对于这些民心工程中基本建设类项目，管理组织模式一般为建设领导小组或建设指挥部。2012年天津市确定了20项民心工程，笔者有幸在其中一个指挥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在这里结合实际工作谈谈对指挥部模式下的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指挥部模式下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特点。

（一）项目财务核算以整个项目周期为核算周期。基本建设指挥部多为临时机构，是为某一特定基本建设项目而临时成立的组织、协调、管理机构，项目筹划阶段起从各参战单位抽调人员而设立，随着项目的竣工决算完成而最终撤销。相应的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也是从项目的立项而开始，以项目的竣工决算完成而结束，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已完成的投资额累计核算，直至项目全部竣工后，编制项目总决算，完成固定资产交付手续、待摊投资的摊销、结余资金的分配等工作后，该基本建设项目才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核算周期。

（二）项目参战单位众多，协调管理难度大。指挥部模式下的基本建设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就以笔者所在的指挥部为例，有十个区人民政府，以及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建设交通管理部门、市容建设管理部门、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财政审计部门等等，包括牵头单位和其他成员单位共达十七个之多。不但是项目的组织、实施、协调难度较大，项目财务管理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三）项目投入的资金数额庞大。基本建设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生活设施的提升改造，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项目的规模和投入的资金数额一般都很庞大。

（四）项目的资金来源多财政投入为主。基本建设项目多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其他渠道作为补充。财政投入资金又主要分为财政预算拨款和财政预算贷款。

（五）项目的投资范围明确，内容具体。为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有详细的项目概算和具体的投资计划，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规模、范围、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也是今后工程造价审核和结算的依据，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

（六）项目财务管理的范畴更加宽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范畴涉及工程概预算编制、投资计划编制、工程招标组织实施、资金筹集与拨付、工程造价审核与结算、工程审计监督等等，较一般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范围要更加宽泛一些。

二、指挥部模式下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主要做法。

针对上述特点，结合基本建设项目实施中的具体情况，笔者对自己在所在指挥部中开展的财务管理工作做了梳理各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是：抓好三个宏观面，把握六个关键点。

（一）抓好三个宏观面。即主要从组织机构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审批流程设计三个方面搭建内部控制体系框架。

1、抓好组织机构建设工作。鉴于基本建设项目参战单位多，协调难度大的特点，为了方便指挥协调，提高办事效率，政府部门会成立相应的建设指挥部，并根据不同的专业职能从各参战单位抽调骨干力量，在指挥部中代表各单位行使职责，接受指挥部统一调度。财务管理部门是指挥部的重要部门之一，鉴于资金来源多以财政投入为主，所以指挥部财务管理部门应由政府财政部门牵头，然后根据财务管理涉及的不同专业抽调工程造价人员、财务会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及招投标管理人员，并做好内部分工，专人专岗，明确责任。

2、抓好管理制度建设工作。建设指挥部除了制定日常工作制度外，在财务管理方面也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笔者所在的指挥部从项目开工伊始就特别注重这项工作，先后出台了《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办法》、《财务管理细则》、《招投标管理办法》、《内部审计规定》等多项财务管理制度，分别从工程资金筹集的渠道及比例、拨付流程、账户管理，工程项目的招标组织、工程造价结算，管理费用的支出管理，内部审计监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为指挥部财务管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3、抓好审批流程设计工作。指挥部应参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设计工程造价审核、合同签订和资金拨付等事经济事项的审批流程。审批流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和授权审批控制，既要达到内部控制的要求，又不能使手续过于繁琐。

（二）把握六个关键点。即从以下六个环节入手，对指挥部财务管理工作进行重点管控，与上述三个宏观方面相互结合形成内部控制体系。

1、资金筹集环节。本环节首先要求建设项目筹集的资金要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但因指挥部是临时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无法在银行开立账户，我们的做法是在牵头单位开立专门账户，刻制专门编号的银行印鉴，单独核算。指挥部通过下达投资计划明确资金筹集的渠道、比例和具体金额。财务部门应严格按照投资计划会同出资主体制订详细的资金到位计划，要求各出资主体及时筹措资金，及时到位资金，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2、政府采购招标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当进行政府集中采购。做为采购人，笔者所在的指挥部委托具有政府采购资格的机构对工程施工、成品设施、监理服务等项目实施政府采购，实现了对工程内容的全覆盖。所有项目在招标时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控制预算，财务管理部门会同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确定拦标线，锁定中标金额上限，避免风险敞口。实行政府采购招标效果良好，中标的采购资金较投资计划下降幅度达到25%，有效地降低了工程成本，节约了建设资金。

3、资金拨付环节。资金拨付是资金管理中的重要控制环节，财务管理部门要综合工程进度、质量、造价核算、后期接管等方面的意见后，才能确定拨付金额。笔者所在指挥部建立了资金拨付的四级（监理公司、分指挥部、总指挥部专业组、总指挥部领导）联合审批制度，层层把关，有效节约建设资金，提高了投资效益。

4、管理费用控制环节。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中关于建设单位管理费用的支原则是“总额控制，分年度据实列支”，并对开支范围做了做了明确规定。我们针对指挥部工作人员多、涉及部门广的情况，及早谋划，编制了管理费用预算，报请财政部门核定了管理费支出总额。在实际支出中，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进行控制，严格执行经手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核和指挥部领导审批的支付流程，有效避免了不合理支出的发生，节约了资金。

篇6

【关键词】中职语文 职业能力 社会能力目标 策略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B-0114-03

立足于专业能力之外的其他通用职业能力，对学生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口语交际、独立学习、与人合作等能力，可以满足岗位调动和适应环境的需要。目前，很多企业和学生都希望中职语文教学积极寻求衔接和拓展职业能力培养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就业期待和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本文结合学生、企业的现实需求，提出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中职语文社会能力教学操作性策略，为中职语文教师提供参考。

一、概念界定

能力本位（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简称CBE）教育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英文的“Competency”是“完成工作任务的胜任能力”的意思。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国内外对职业能力本位的内涵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职业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它不应局限于具体岗位的专门知识与技能的要求，而应视为多种能力和品质的综合体现，即综合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本位，指的是以职业能力为基础，在组织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形成职业能力为教学目标而组织教学内容。德国把职业能力结构划分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其中，社会能力是“处理社会关系、理解奉献与矛盾、与他人负责地最佳相处和相互理解的能力”。社会能力体现的是一种人格态度和情感、沟通与交流的能力。社会能力主要包括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人文素质等。

人文素质，包括具有健康的职业情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对自然、社会、人生等具有强烈的情怀，自觉丰富文化积累等。

人际交往能力，主要包括听和说，能根据语境，借助语气、表情、手势恰当地表达和交流，提高交际效果。

语言表达能力，主要指语段写作和篇章写作，能围绕中心，条理清晰、正确地遣词造句。

二、中职语文社会能力目标实现策略

（一）人文素质目标实现策略。人文素质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一个人的民族意识、职业素质、道德素质、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文化修养等多方面，主要有反思性教学和积淀性教学等两个实现策略。

1.反思性教学。反思性教学简而言之是指通过案例对比，反思和修正个人见识、行为。在中职语文中，反思性教学主要是通过比照感悟散文、小说、记叙文、议论文、诗歌、文言文等文章中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与作者进行有益的对话，切身感悟作者写作的情感基础、作者的行文路线和情感的变化；引导学生进行比照，把作者的思想情感、道德素质、价值观念、理想追求等内化为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反思性教学的重点在于通过反思认识并端正个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反思性教学上不能依赖于讲授文本本身或原理性的知识，而是采取角色扮演、辩论等切身体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反思和规范自身的相关意识和行为。

例如《语文（基础模块）》上册的《第六枚戒指》《二十年以后》，文本主人公分别对应珠宝管理员、警察两个岗位。其中，《第六枚戒指》主要讲述的是一名珠宝管理实习生在忙乱中碰落了六枚戒指。有一枚戒指找不到了，但是主人公准确猜测到是谁捡到了戒指。这位主人公不动声色，她用真诚、朴实的话语和行为感动了那位企图把戒指占为己有的男人。文中的人物结局圆满，全文充满了温暖、理解、宽容的人性情怀。《二十年以后》讲述的是一对情同手足的童年朋友吉米和鲍勃，在二十年以后如约赴会后的情景。吉米成了警察，而鲍勃则变成了在逃通缉犯。吉米在确认曾经的好友鲍勃就是警方通缉之人后，大公无私却也不忍心亲自动手，因此让另一名便衣警察以他的名义与鲍勃相认后逮捕了鲍勃。前者对陌生人以宽恕之心感化，后者对昔日的好友坚守职业道德予以逮捕，不一样的行业文化和道德，体现着不一样的为人处世原则。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这两篇课文结合起来：首先让学生以改编剧本的形式演示一遍主要剧情，允许学生在剧情中有适当的想象发挥空间。然后把学生分为两组进行剧评，对“宽容”和“坚守”两种态度进行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学生假设了没有对拾戒的男人进行善良的劝说而是直接报案、假设鲍勃没有被逮捕及所引发的后果。在辩证交流中，学生了解了两个行业的职责和文化的差异，认识到不同职业、不同对象、不同性质的事情也影响着做事的态度和行为。通过这样的反思，学生内心高度认识了职业思想道德和职业行为，认可了健康的职业情感和价值取向。

2.积淀性教学。积淀性教学主要针对的是对个人今后或终身发展、素质提升有利的知识教学，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升值潜能的知识教学。主要包括古代诗文、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等作品的基本常识和科技知识。

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知识呢？因为这些知识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获知广博的世界。积淀性教学方式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方面，在日常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和运用列提纲、做笔记、写心得等阅读方法，收集和积累基本常识和科技知识，加强学习交流和心得共享，提高人文素质。例如在《〈论语〉五则》的教学中，让学生结合现代社会现状和行业发展写心得，充分讨论孔子对于学习和修养观点的意义，感悟孔子的伟大哲学思想，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感情，从而促发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丰富历史文化积累，筑劳民族精神和民族基因。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和专业发展需求拓展课外阅读书目，定期开展书目交流会，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形成和拓宽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考和感悟，助力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人际交往能力目标实现策略。中职语文教学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主要集中于“听”和“说”两个方面。听，包括听话时做到耐心专注，能理解对方说话的主要内容、观点和意图。说，包括说普通话，用普通话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说话时有礼貌，表达清楚、连贯、得体；学会介绍、交谈、复述、演讲、即席发言、应聘、接待、洽谈、答询、协商、讲解、采访、讨论、辩论等口语交际的方法和技能；根据语境，借助语气、表情、手势恰当地表情达意，提高交际效果。

1.“听”能力的培养。听是实现人际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是中职语文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听力有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层次，教给学生听力方法，训练听力技巧，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听话习惯，听懂交谈的内容；二是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在听的过程中能够有目的地预测、思考和获取信息，就相关职业话题进行交际。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一方面，教师要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听话”习惯；另一方面，教师要结合学生的职业需求，有效设计适合相应专业学生的口语教学任务，设置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过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形成针对性的听力能力。

例如，笔者在组织“学会倾听”这个综合实践活动专题的教学内容时，针对烹饪专业学生职业特点，以提高单向性接受信息、培养学生养成倾听习惯为目标，设计了“古代宴饮礼仪”这个材料，要求学生认真倾听背景材料，用笔记录关键信息，倾听完成后，完成问题。背景材料如下：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自有一套程序：主人折柬相邀，临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人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讲究：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才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如今，这种传统宴饮礼仪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保留完整，如山东、香港及台湾等。

―― 节选自《中餐用餐礼仪》

学生“听”了之后需要完成的问题：（1）根据材料，提炼“汉族古代宴饮礼仪”的关键信息。（2）若干组学生分别演绎主人和宾客，展示古代宴饮礼仪，比较各组在表情、举止、礼仪等方面的表现。

2.“说”能力的培养。“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职场工作、社会交际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前中职语文主要采用普通话教学，因此养成说普通话和用普通话表达观点对中职生来说并不是一个难题。《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对“说”能力培养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掌握介绍、交谈、复述、演讲、即席发言、应聘、接待、洽谈、答询、协商、讲解、采访、讨论、辩论等口语交际情境的方法和技能；二是有一定的交际策略，能够审时度势，说话时有礼貌，表达清楚、连贯、得体，推进交际活动顺利开展。

例如，在设计“介绍”这个综合实践活动专题的教学内容时，针对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设置了两个层次的内容：初级层次是保证学生中规中矩完成任务。由教师提供一份某款汽车的图片，然后选一位学生扮演顾客，另一位学生扮演营销员，模仿推销场景。扮演营销员的学生从汽车的外观、动力、安全、舒适、超值性等五个方面介绍推销车辆。第二个层次是提高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说”的能力。设计突发事件，让台下的学生对台上扮演学生的举止礼仪进行观察，演示结束后组织学生共同讨论，并结合课文观点得出结论，加深印象。

又如，以餐厅场景发生的接待为例，设计“服务员与顾客”这个材料，要求学生完成两个内容：一是找两名学生演示设定的对话，其他学生认真倾听对话过程，并思考其对话过程中语气、语调、举止等方面信息是否符合礼仪；二是找若干组学生在相同的职业情境下，现场即兴对话，临时制造突发事故，让学生切实感受具体情境下应规范的言行举止，培养掌握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技巧和方法，提高准确接受、理解、判断和处理所听到的言语信息的能力。案例材料如下：

服务员：先生，早上好，请问您几位？

顾客：一位。

服务员：好的。这是菜单，请您看看要吃什么？

顾客：好。给我几分钟，让我看一下。

服务员：您慢慢看。我等会儿就过来。

（过了一会儿）

服务员：先生，请问现在可以帮您点菜了吗？

顾客：可以了。我要来一份排骨汤和香菇炒鸡肉。另外，给我上一碗饭，谢谢你。

服务员：一份排骨汤、香菇炒鸡肉和一碗饭。

顾客：是的。

服务员：先生，你要什么饮料吗？我们这里有各种鲜榨果蔬饮料。

顾客：我要淮山汁。

服务员：好的，先生，淮山汁一份。

顾客：谢谢你。

服务员：不客气。您点的东西15分钟左右就会送过来。请先喝杯茶，稍等。

顾客：好的。

―― 教师示例

（三）语言表达能力目标实现策略。由于口头表达已经划分到人际交往能力中，应用文写作能力划分到专业技能领域，因此，此处语言表达能力集中指向的是文艺文的书面写作上。根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文艺文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语段写作，能围绕中心，条理清晰、正确地遣词造句；二是篇章写作，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篇章写作，做到符合题意，中心明确，思想健康；选材得当，结构完整，语句通顺；书写规范，不写错别字，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初步养成修改文章的习惯。

当前的中职生对语文学习热情不高，对写作更是怀有畏难情绪。为激发学生书面表达热情，写作教学只能从学生生活、专业入手，让学生有话能写，有话可写。例如在平时的课文教学中，充分利用优秀的句子、段落等片段，要求学生结合个人生活经历和专业，运用例文的写作手法进行仿写，让学生有章可循，现学现用写作技巧，培养写作习惯。

1.进行模拟写作训练，训练学生的写作技巧和方法。仿写是一种思维模拟训练活动，是自由写作和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也是提高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由文章赏析到仿写、自由表达是培养和发展写作能力的基本路径。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让学生根据个人经历和专业特长，有意识地去仿写经典句式和段落，不仅能够让枯燥的语文知识变得生动活泼，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能够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课文篇章，从句子到段落进行解读和仿写；写作过程从模仿到熟悉，再由熟悉到创作，写作思维、技巧和习惯都能得到培养和锻炼。

例如，在《我喜欢出发》一课的教学设计中，在解读文中排比修辞手法之后，笔者要求学生根据专业对应行业领域，仿写例句――“没有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等，训练学生的写作技巧，提高学生的专业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2.口头与书面结合，训练学生的成篇速度和能力。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和口语交际中，将口头作文与书面表达能力培养相结合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构思，然后在班上或小组内进行口头作文。例如在“说明文”写作教学中，限定构思时间，要求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即兴解说一个知名的汽车品牌、一辆汽车或某个汽车部件，要求烹饪专业的学生即兴说明一个地方的食俗、一种炊具、一种食物或者某种食物的烹饪方法，要求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学生即兴说明一部经典的动漫影视剧、一个编剧情节或一个影视剧人物等。即兴解说之后，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点评或提问，让学生发现各自在用词、形式、结构、逻辑等方面的错误，组织学生在随后的时间里对解说词进行编辑和修改，重新考虑用词、句法和衔接关系，以书面的形式重新输出。通过此举，学生的选词用词、结构布局、形象构思等方面的成篇速度和能力将得到有效的锻炼和提高，有助于提高学生自由准确表达的速度和能力。

3.提供有效反馈，确保学生明确努力方向。由于学生人数较多，长期依靠教师对每一位学生的每一次写作都做出具体反馈并不现实。但是，如果教师不反馈信息，或者对信息反馈不及时，都会影响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和效果。如何改善这种局面？一方面，教师要善于总结，发现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共同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在课堂上反馈，并提供改正的策略；另一方面，制作写作评价与反馈表，让学生掌握写作评价方式方法，通过自评和互评，初步养成修改文章的习惯。

【参考文献】

[1]赵蒙成，孙丽丽.20世纪美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嬗变[J].职业技术教育，2012（7）

[2]吴晓义.“情境―达标”式职业能力开发模式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3]邢辉.职业教育发展论纲――透视北京职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4]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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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 知识管理 技术创新能力 融合模型

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社会网络上的资源，是通过个体或组织间形成的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来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的总和。企业的社会资本分为外部资本和内部资本。内部社会资本是主要存在于员工之间、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外部社会资本是由于企业嵌入外部关系网络所形成的关系资源（王勇等，2009）。另外社会资本还具有可再生与增值性、客观存在于组织间关系网络中、关键要素是信任、认知嵌入性、收益性及可积聚性等典型特征。

（二）技术创新的内涵与过程

技术创新的内涵。约瑟夫·熊彼特（1990）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社会与企业内部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较为复杂和具有不确定性。良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企业利用内部资源能力的体现，也是企业对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林筠等，2011）。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技术、市场、管理等多种知识、能力的综合体现。

技术创新的过程。企业技术创新与能力提升是一个动态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其中知识、社会资本等要素相互作用、交叉融合，促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创新的螺旋上升。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的过程包括技术创新设想与理念构思、技术创新方案、技术创新评价、技术创新研发、技术创新设计、技术创新量产、技术创新生产与市场投放以及伴随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等。处于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各个阶段是相互交互、双向循环组织化学习并彼此作用的过程，也是企业内部信息资源整合与企业外部知识集成的融合过程，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不断激发并产生新的理念与构思，促进技术创新不断向前发展。最终本质上实现了“创意-技术-工程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模式。

（三）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

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主要表现在：有利于企业获取技术创新所需的各项资源；有利于强化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与相关组织的合作；有利于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传播与辐射，增加其实效性；通过和企业外部的“资本”单位合作，经历了技术创新的风险，也有利于提升整体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决策、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效果都有着相应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从知识的角度讲，一方面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知识差距应该足够小，以便能够吸收对方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认知距离，以便企业能够获取新知识，避免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焦少飞等，2012）。

社会资本所属内部、外部资本均与技术创新能力有着直接与间接地影响。通过知识获取和知识吸收能力的知识中介作用，影响知识创造与扩散，最终使得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知识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调节分析

（一）知识管理过程分析

知识管理基于流程的思维，一般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共享以及知识创新等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相互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管理过程。另外企业内部存在两种知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这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结合知识管理的过程以及两类知识之间转化，可以有效地促进一体化的知识管理过程演化（刘建准，2010）。

（二）知识管理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分析

重视知识管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推动促进作用，是企业能否进行有效整合的前提和基础。知识管理通过几个环节的衔接以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促进知识螺旋不断上升与演化，从而有效地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与流程、改变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速度、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进而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将知识管理的彼此转化与过程应用到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来，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过程维度与转化维度设计出集成一体化的“知识管理作用下的技术创新能力模型”，如图1所示。

知识管理转化维度下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企业主体通过对显性知识的认知、汲取利用，有利于及时捕捉和掌握新颖性比较强的知识技术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累积。企业主体的大多技术创新能力往往是以隐性知识的形式而存在，这些知识只有被员工吸收，内化为自己固有的知识，并应用到实践中来，才能发挥其实际效用。从这个角度而言，隐性知识通过员工的中介调节，作用于技术创新过程，从而干预技术创新能力。

知识管理过程维度下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机理。知识管理的有效实施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技术创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产生、创造、应用过程。知识管理能够有效地控制技术创新阶段的知识流动，加快创新速度。

知识获取制约着知识管理的成效，也制约着技术创新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通过获取并构建的知识库资源，提升技术创新构思能力，进而强化技术创新决策能力。

知识应用实现知识扩散，影响着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因此，需要构建基于知识库的研发平台，它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有利于客观存在的知识向技术和成果转化，最终完成技术开发，向技术实施能力方面转移与过渡。

知识共享能够在企业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企业内部知识网络体系，培育学习型企业组织，从而有利于技术创新学习能力的提升，促进技术实现。

知识创新是知识管理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其创新的成效与力度，决定了知识外化的实践意义，并形成企业员工改进技术创新方案的操作技能，反过来又不断修正与调节技术创新制造能力、学习能力，更好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

总之，知识管理通过实际过程之间的有效链接与交互，并通过不同种类知识之间以螺旋方式不断转换，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融合模型

（一）社会资本与知识管理的耦合分析

企业通过社会资本获取知识，为内部企业知识运作并有效管理带来资源。企业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本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知识库存，形成较为丰富而饱满的知识存量。所获取的知识经过社会资本在各个职能部门群体以及员工之间进行扩散、交流，达到知识共享的目的。员工经过共享所获得的知识，结合自身的隐性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消化吸收，引起知识碰撞，激发出知识创新的活力，使得知识存量大大增加，也有效地促进了知识管理循环螺旋上升，进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撑（侍文庚等，2012）。

通过企业内部良好的知识管理机制，有效地促进知识管理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企业员工群体内分享知识、技术诀窍、经验，有利于强化他们之间知识共享的程度，同时也有利于建立员工之间彼此的合作意愿、信任关系以及互惠规范，强化内部社会资本。通过知识创新与知识创造，将企业组织员工的知识存量应用到实践中来，引起企业外部主管部门、行业对手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关注，重塑其外部社会资本。因此，通过有效地知识管理，也能够有机地打造和培育企业良好的社会资本体系。

总之，知识管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双向互动耦合，实现二者之间内部良好的循环，有效融合，共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二）三者之间的融合模型分析

社会资本关注企业内部外部关系资源；知识管理有效地促进知识之间互动转化和流动，强化群体知识共享，培育员工的综合素养；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将组织员工的创新构思和理念转化为实际。通过上述分析，社会资本与知识管理之间双向互动，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并提升其创新能力，知识管理也能较好地激发技术创新能力。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以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作为两个基本支柱，构建三者之间集成的融合模型，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与知识管理之间相互作用，实现社会资本有效促进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又反过来干预社会资本，二者都单独促进技术创新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通过二者的耦合一体化，也共同支撑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并促使其能力不断上升，从而从整体构建了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能力协同一体化的集成融合模型。

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与知识管理的分析，得出了社会资本与知识管理的结合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只有通过良好的社会资本不断地积累、吸收与消化知识，增加知识储备，扩展知识储量，才能够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并增强其能力。社会资本的内部资本与外部资本、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等，它们都很具体地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一定的正向作用。这些结论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而本文只是从社会资本与知识管理两个视角给出了集成融合模型，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新功.社会资本视阈下企业技术创新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9）

2.王勇等.企业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09（4）

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0

4.林筠等.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1（1）

5.焦少飞等.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述评[J].科技管理研究，2012（6）

篇8

关键词：微小型企业；非正规融资；社会资本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5-0014-04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special financing demand by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private economy, the paper proves that informal financing right now is the best way to raise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social capital network connects the financing channels of micro enterprises. The informal financing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meet the demand of fund, but also satisfy the need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formal financing; social capital

一、引言：关于微小型企业融资的文献综述

随着新交易中心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及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中小企业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一群体中大量存在的以超小经济规模形态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微小型企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微小型企业多以独资或合伙制的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自创业的第一天起，多种不利的因素就困扰着其发展，如资金严重短缺，技术落后，管理人才匮乏，再加上市场环境的高不确定性，其生命周期很短。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统计，有近23.7%的小企业在开业后的两年内消失；由于经营失败、倒闭或转产，有近52.7%的小企业在4年内退出市场。中国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大约3.5岁（许晓明，高健）。最近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显示：融资问题始终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约束环节。

目前，关于微小型企业融资分析多包含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中。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约束(Supply-based financial constraint)的最主要原因。Stiglitz 和Weiss（1981）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在众多的贷款申请者中甄别出哪些借款者有还款能力，哪些借款者无还款能力，这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贷款的质量严重恶化。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风险，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政策。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更容易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

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能否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核心。Bester(1985 )提出引入贷款抵押这样的甄别机制。认为如果银行将贷款利率和贷款抵押同时纳入贷款合同，则这两项指标的不同组合就能够实现信贷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低风险的企业将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与之相反，这就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Holmstrom和Tirole (1997)进一步提出信息与抵押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Berger和Udell ( 2002 )提出通过关系型贷款(relation ship lending)解决银企关系中的“软信息”问题的思路，认为银行可以通过与小企业发展非标准化的、通过密切关系而达成融资交易的准市场行为，来降低小企业贷款成本，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国内学者中，林毅夫、李永军(2001)、李志(2002)和张捷(2002)等从不同分析角度提出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张杰(2000)、史晋川(1997)则提出通过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体制内”金融来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有众多学者提出通过政府供给担保来解决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不足问题，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通过抵押担保来替代信息，实现对企业的筛选。

然而从国内实践看，仅仅立足于克服信息不对称所提出的措施建议效果不佳。首先，商业银行必须克服抵押品不足这个棘手的难题；其次，商业银行必须克服信息收集、处理、应用的高成本投入和低收益的矛盾。而且，由于银行破产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的缺失，关系型贷款很容易滋生寻租或合谋行为，使银行的资产受到侵蚀；最后，依靠政府信用担保机制，商业银行必须要克服道德风险。否则，设计糟糕的担保机制将削弱企业的还款激励机制，加剧赖账文化。微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规模公司制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其自身表现出某些特殊性，上述问题就更突出。

本文认为：由于微小型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兴起于大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适合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微小企业正规金融市场往往是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信贷配给明显，事实上造成了“微型企业歧视”。而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微小型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Demand-side financial constraint)，促进微小型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二、微小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分析

在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微小型企业有着不同的称谓：

美国将由贫困人口拥有与经营、员工不超过10人（包括不支薪的家庭成员）的公司称为微型企业；

法国把凡雇佣员工在9人以下的企业被称为特小企业；

日本把制造业中20人以下、商业服务业中5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零细企业；

1996年欧盟委员会将雇员人数9人以下的企业定为非常小企业；

我国将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均在5000万以下的统称为小型企业，但没有对微小型企业的类型划分。其实，若以规模来看，我国还有大量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脱离政府管理的非正规劳动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是微小型企业（莫荣，2001）。

微小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规模公司制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其自身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特殊性。

（一）微小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简单，企业管理的人格化现象突出，创业者的个人魅力往往就成为维系企业管理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企业家不仅运用个人的才能发挥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核心作用，而且还凭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建立起一种分等级的人际关系结构，而这一人际关系结构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以企业家为中心，企业内部、企业间以及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了非契约型长期合作博弈关系。企业家个人及其控股的家族承担着企业兴衰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微型企业融资的基础是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信用。微小型企业与所有者个人的紧密联系，从而也使企业家个人和家族承担了企业风险和隐性成本。当微小型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或追求技术进步而需要进行外源融资时，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个人因素就成为资金提供者最看重的因素。

（二）微小型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基本上合二为一，大多数微小型企业具有家族性特征，管理的人格化现象突出必然带来的融资需求更加人格化。个人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风险回避度、失败容忍度、避税考虑、控制权考虑以及知识水平等，都导致企业融资方式的因人而异，因人制宜。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信用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减低，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远比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另一方面，受我国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首选对象往往是最亲密的人，包括以血缘、亲缘、姻缘关系和以地缘、学缘、友缘关系为基础的、以长期固定规范为纽带建立的关系人。微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始终偏好掌有大部分股权，并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正是这种偏好，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方式仅仅只局限于不影响其控制权的内部融资（如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内，通过企业主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企业内部成员融资或关系网络内外部融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中的债券方式。因为，债券融资既可通过正式制度下的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也可通过某些转型经济中非正式制度条件下的非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民间标会、典当行或钱庄等）。而外部融资方式中如出卖股权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之类的权益融资，则由于可能导致经营者控股权的稀释或转移而被排斥。

（三）微小型企业活动更多依靠某种社会机制，如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宗族规制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和规范。从外部来看，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专业化的特性，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微小型企业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互利、双赢，共同做强、做大是主要思维理念。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罗丹阳，殷兴山，2006）。一旦行为主体背信弃义， 将会受到社会排斥、声誉丧失等严厉的非正式制裁。在企业内部，企业主及其核心层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非正式制度表现为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平等关系。虽然企业的控制权属于家庭或个人，但资产的收益权和让渡权却平均或非平均地属于企业的全部成员；企业内的许多员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相互间很熟悉，相互帮助是处事待人的基本原则。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文化上的力量仍然能够支持员工之间的交往和企业的运转。

（四）大多数微小型企业经营不稳定，风险大。与一般企业相比，微型企业具有经营灵活、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的优势，经营灵活性是中小企业的天然优势，但灵活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也有可能转化为劣势。不确定性意味着产品和市场的频繁转换，缺乏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主营业务等，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这些灵活性特征将直接导致其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增加。加上资产少、底子薄、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弱，微小型企业有着较高的倒闭率或歇业率。这种经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倒闭率，以及质押资产的不完备性，使银行和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与微小型企业的经营生产特点相一致，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资金需求规模小、周期短且要求服务快捷方便等特点。显然，现代金融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现代金融中介的优势是其规模效应，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借贷两方面规模经济的好处，使交易成本得以节约。然而面对微小型企业分散的、多样化的且信息严重封闭的融资需求，正规金融中介的规模效应出现失效：一是中小企业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二是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小规模需求发生“规模不经济”；三是标准化金融产品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多样化融资需求；四是现代金融中介非人格化的角色定位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由此可见，正规的金融机构的门槛相对微小型企业来讲太高，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或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支持，因而只得转向以社会资本为基础非正规的融资途径。

三、非正规金融的界定及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关于非正规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目前理论界尚无一致公认的界定。总体上有两种大致的划分：一种是放在金融机构的功能性特征上，如规模大小、劳动密集程度等；另一种是从法律特征和金融监管上划分。相对而言，以后者居多，如体制外金融、非正式金融、非制度金融、地下金融等（姜旭朝，丁昌锋，2004）。此外，国内学术界常常将非正规金融称为民间金融（任森春，2004）。本文把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归结为未在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以内的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居民等所从事的各种金融活动。具体包括：企业发起设立时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股本融资、内部员工股权融资、向原股东增资扩股、向外部特定投资者募股融资、在特定区域内公开募股；民间个人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间“转贷”融资、轮转基金、内部员工集资、社会定向集资、社会非定向公开集资；商业信用、民间票据市场融资；寄售商行融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融资等等。这些融资方式都是游离于监管机构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是企业根据资金的可获性和经营发展的其他目标自主选择和创造的融资方式。

而非正规金融的以下共同特征使其对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一是在克服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和解决金融脆弱性方面有着正规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参阅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往往发生在一个相互都很熟悉的社区中，每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都有自己特定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实施机制，并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获取关于借方的信息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二是和正规金融中的关系贷款和人情贷款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灵活方便、手续简便、快捷，预算约束硬化，借贷双方信息对称，契约成本低，服务态度好等特征，因此其贷款回收率较高。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在抑制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方面具有效率，而且违规者还会因遭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就越高，并且借款者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三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基于信任、制度、规则、传统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王宣喻，储小平，2003)。企业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使融资者和被融资者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关系人、内部人的圈子里时，资金提供者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甚至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当企业产生经营风险时，内部人和关系人会尽力封闭企业的风险信息，防止风险的扩散，企业也许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机。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从股权融资的形式来看，资金提供者并不会对控制权提出多大要求。因此，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微型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

四、微型企业非正规融资的环境基础与动力机制源于社会资本网络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见于Hanifan（1916）对美国郊区学校社区中心的研究，然而这一概念在当时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直到几十年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0）将这一概念推广运用到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从而正式开启了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大门。伍考克（2000）、弗泰恩（2000）、Fukuyama（1995）等人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工具性的一面，将社会资本看做是促成信任、合作与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学家Coleman（1990）、Putnamm（1993）、波茨（1996）等人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配置功能。研究切入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就不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可以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是可以为个人或组织带来收益的一种资源。社会资本有赖于成员之间联系程度、成员关系的稳定程度及小群体的意识形态三个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信用、组织性和社会联系。社会关系在根本上、长期上是平衡的，信用是维持社会关系平衡的一种长期交易。

社会资本网络不同于依靠市场建立的标准交易关系，也有别于同一正式组织中的层级关系。社会资本网络是企业间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包括文化、技术、制度、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社会资本的价值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的。拥有社会资本的行为主体能够在对应的社会网络中取得自己所需的利益或价值。社会资本通过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这些异质而又重要的因素联系起来。在组织的层次上，社会资本的产生有赖于组织内网络的结构特征、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以共同目标作为行动导向的水平，它通过成功的集体行动来创造价值（张荣刚，2006）。

社会资本网络奠定了微型企业集群融资的环境基础。非正规融资活动与社会资本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社会资本网络作为一项持续的社会资本，它的实际运作是建立在过去信任关系积累基础上的。由于区域内亲缘关系和乡缘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亲缘和乡缘关系基础上，不仅更能产生不可替代的集聚力，还能产生比一般的社会关系更安全的信用基础――共同的地方习俗和规范，这种信用基础支持了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同时亲缘与乡缘的信用效应放大了资金的集聚和流动效应。微型企业将那些偶然的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场所关系、亲属关系、选择性关系）编织入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网络之中，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及时、实用的非正规金融资源，以节约通过正式渠道获取资源而耗费的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网络引发非正规融资的动力机制。社会资源理论表明，资源不但是可以为单个经济主体所占有的，也是根植于社会网络中的，因为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社会资源是在社会资本网络中根植的，可摄取的，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微型企业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专业化的特性，微型企业集群出现，集群容易形成封闭式的集群网络，微型企业集群基于社会资本网络形成了密切合作、免费学习、互通信息、充分竞争的集群供应链系统，供应链不但可以媲美大型企业集团的CRM系统，而且根据生产需要彼此提供赊销、赊购、及时补救等帮助，大幅度降低了集群内微型企业的资金需求。

五、结论

关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正规金融约束和缺失而进行替代和补充结果，也是由于社会资本属性的存在，微型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非正规融资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和创造的，能够与微型企业业绩不稳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助于微型企业克服这些弱质。当然，非正规金融也有它自身的不足和局限，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信任和承诺关系可能使企业的资信状况具有隐蔽性，易形成风险事件，破坏金融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应首先承认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其在微型企业信息采集、稳定微型企业经营方面的优势，充分认识非正规金融对于提高微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还款能力的重要性，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奠定认识基础。其次，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改革现行阻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规定，建立新的机制和制度，赋予其合法地位，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通过非正规金融与现代金融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建立既立足于社会资本网络，又不局限于社会资本网络的微型企业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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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篇9

各区县、局总公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为了贯彻市政府《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市政府1996年第1号令），加强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管理，实行全额核算的财务会计制度，现把《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试行办法》、《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额记帐、差额缴拨”财务与会计管理工作规定》以及与之配套的《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工作表册》、《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工作流程图》汇编成《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管理工作手册》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意见，请及时报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附件：《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管理工作手册》（略）

篇1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据了解，一些省、市拟于近期制定出台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或调整公费医疗用药范围、目录，并以各种名义向药品生产企业收取评审费用。这些做法不符合我部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等7部委制定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劳社部发〔1999〕15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我部负责组织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甲类目录”和“乙类目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对“乙类目录”进行调整，其他部门和各统筹地区均无权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二、目前，我部正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组织制定国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之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得制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或对原有的公费医疗用药范围、目录进行调整。在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出台之前，各地可继续执行当地原有的公费医疗用药范围或目录。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部门要严格执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药品生产企业收取评审费用。凡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要立即停止，并将收取的费用如数退还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