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旅游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大众旅游消费群体的需求，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智慧旅游”应运而生。

一、现状与问题

无锡智慧城市建设起步早，成效显著，作为国际IEEE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已经形成独特的“无锡模式”。在此基础上，无锡先后成为全国首批18个“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之一，江苏“智慧旅游城市联盟”成员，智慧旅游建设快马加鞭。

从总体建设进展来看，基于顶层设计理念的较成熟完备的智慧旅游框架体系尚处于研发阶段。在具体构建上，存在着多角度出发的各类模型。到目前为止，无锡市还没有明确的建设主题和框架结构，换言之，就是缺乏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已经存在相关部门和旅游企业单位各自为政、条块林立、信息孤岛的现象。

二、智慧旅游顶层设计理念

（一）立足城市与区域。“立足城市与区域”首先，在“智慧无锡”和“智慧江苏”建设的大背景下，无锡市智慧旅游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顶层设计就应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种资源，将其发展战略、建设目标和建设举措等方面与之相呼应，避免重复建设。其次就是要结合江苏和无锡的实际情况、符合无锡的城市特点、凸显无锡的城市个性、文化内涵，坚持从城市与区域出发，又回归区域与城市的理念。

（二）面向市场与产业。首先，智慧旅游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也要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智慧旅游项目的产业化运营。充分利用市场和激活各类资源要素，为智慧旅游项目运营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持。其次，要避免项目静态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从产业体系层面进行设计，拓展智慧旅游空间，催生智慧旅游产业链，拉动智慧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良性互动，希望早日建立无锡市智慧旅游产业联盟，为全省乃至全国智慧旅游建设提业模式借鉴。

（三）基于系统开发与运营。首先，智慧旅游作为“智慧无锡”和“智慧江苏”大系统的一部分，在进行顶层设计的编制时，应当以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指导和考量，确保智慧旅游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结构性，进而提出无锡市智慧旅游系统的概念和技术架构图。其次，智慧旅游系统的开发和运营过程中，要系统地对涉及的各类软件进行规划设计。

三、基于顶层设计理念的无锡智慧旅游发展路径

（一）以无锡智慧城市平台大数据体系为基础，设计和构建无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目前，无锡市已基本形成了“一中心（城市大数据中心）+四平台（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经济运行综合服务平台、城市管理综合服务平台以及民生综合服务平台）”的智慧城市建设基础信息平台布置格局。无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必须依托城市和?^域的大数据生态体系，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通信技术为基础，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云平台和数据库，实现旅游行业信息的收集、分类、处理、的自动化。

（二）以行业建设规范标准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制定，推动旅游业态“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建设

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优化的智慧旅游规范标准涵盖旅游业主要业态，包括智慧景区、智慧饭店、智慧旅行社、智慧乡村旅游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要求。在此基础上，以行业要求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推进智慧旅游景区、智慧酒店和智慧旅行社试点示范建设，强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景区、酒店和旅行社中的应用，促进和提高其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其智能服务质量；推动和逐步完善旅游乡村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进一步引导旅游乡村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旅游乡村电子商务建设和推广。

篇2

一、法律及法律实践都是地方性

知识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地方性知识无疑是与普遍知识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的无疑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其地方性一方面旨在强调特定的地域，另一方面在于强调知识形成所依赖的特定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2]具体而言，地方性知识乃是某一特定区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抑或一个村落）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自主生产和传递的以文字形式保存的地方文明和以非文字形式保持的地方民俗、习惯、信仰和思维方式。[3]正如中医在疾病治疗中往往表现出神奇的功效一样，地方性知识对于当地事物和事件具有普遍知识无法企及的解释与调节能力，这也正是地方性知识的魅力与优势所在。正如苏力教授所言：“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4]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为法律不是单纯的哲学范畴抑或逻辑体系，它乃是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民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无论是一般性的法律概念，还是具体性的法律知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生成，是对特定场域中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概括。也正因为如此，只有站在具体地方性的文化背景之中才能深刻理解法律的意义。尤其是被称为“活法”的民间法，它生于民间，在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逐渐形成，乃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且对当地民众的行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这些民间规范作用于不同的地域，在当代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法律知识的地方性以及不同地域的法律文化的多元与差异，各地的法律实践无疑更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知识是在司法活动别是在近代司法职业化进程中逐步生产并再生产出来的”。[5]法律实践的目的乃是要保证法律的有效运作，而这总是需要更多更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来应对具体的个案。比如在笔者所熟悉的某县法院，所有离婚案件孩子抚养权（尤其是男孩）归属的裁判原则并不是严格依照《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是遵循“孩子在谁手里就判给谁”的原则。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该法院解决的该类纠纷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而在这些村子里，妻随夫居，即便是离婚，孩子肯定也是在夫家，且孩子的抚养权归夫，女方一般也不会反对。（因为女方如果再婚的话，带着孩子很难找到“好婆家”），况且“孩子抚养权”的执行会非常困难（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事实证明这样的裁判在当地社会中为多数人所认可。而如果是在城市，这可能是不可理喻的。可见，在不同场域中，法律实践的具体知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律实践过程中，除了要重视国家的法制外，更要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习俗等地方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无疑也是法学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二、新建地方高校法学教育办学

目标的地方化“制定大学战略目标的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定位”。[6]新建地方高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合理定位自己的办学目标。而学校办学目标的定位一定要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学校自身的条件。尽管新建地方高校在生源基础、科研条件等方面都无法与国家重点大学相比，但由于其拥有个性化的专业设置、特殊的人文环境、靠近乡村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地方密切合作的关系，新建地方高校有着明显的立足基层的区位优势。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与特色办学资源，新建地方高校的办学目标定位应反映出强烈的地方取向，即应以培养地方需求的应用性与服务性高级专门人才为办学目标，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走“立足地方、依托地方和服务地方”之路。[7]只有坚持办学目标的“地方化”，新建地方高校才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办学竞争力。同理，新建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应当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为地方提供应用型的法律人才，尤其是合格乃至优秀并且服务于基层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尽管目前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会（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似乎处于一种饱和状态，但实际上服务于作为法治事业关键部分的基层社会的法律人才数量极少。所以笔者认为，地方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不能一味的坚持“国际化视野”，应该着重培养熟悉基层社会实际情况、服务于基层社会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这应当定位为新建地方高校法学教育的办学目标。法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基层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即由于地方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传统习俗等方面的不同，抽象的法律制度在各地实践中可能需要灵活实现。尤其是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更是急需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练掌握当前各种法律规范，了解基层社会实际情况并能把所学法律知识灵活应用于基层社会实践的优秀司法干部、优秀律师、优秀法律服务人员、优秀企业管理人员、优秀村官等活跃于基层社会各行业的法律人才。以菏泽学院法律系为例，自2002年建系以来，一直以满足菏泽基层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为办学目标，已经为菏泽市基层司法机关和其他各部门、行业培养了大批应用型法律专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菏泽学院法律系有90%以上的法学毕业生都选择了在基层法律实务部门或企业或农村工作，而这些部门往往是那些重点高校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这些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有的已经成为基层司法部门的骨干，有的已经成为基层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有的已经成为地方知名律师，有的成为地方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有的成为优秀村官。菏泽学院法律系也因此在本地生源中极具吸引力。这种地方高校的办学实例反映出地方高校培养的法学毕业生对基层社会的认同感和职业使命感，也证明了新建地方高校法学教育基于自身的现实条件准确定位的重要性，证明了新建地方高校法学培养目标“地方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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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规范应急管理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着力完善工作机制。

切实做到“三有一强化”。一是有足够的人员，确保应急管理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担责。二是有专门工作经费，要把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纳入预算，充分保证必要的经费支出，建立应急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和保险机制。三是有必需的装备设备。四是强化应急管理的职能职责，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统筹协调能力。区联社将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目标考核体系，加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日常督促检查，检查考核结果纳入对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全面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二、切实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与培训。

各基层社、直属（含参控股）企业要结合实际，创新形式，深入开展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主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加强对应急管理人员业务知识的培训，切实增强应急管理能力。要丰富宣传手段和宣传形势，组织开展“5·12”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推进应急管理知识的普及，营造“人人关心应急，人人参与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应急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建立和完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救援演练，增强应急救援能力。

市烟花爆竹（集团）恒展有限公司、市乾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一是要完善预案体系，按“四化”（实化、简化、流程化、图表化）要求，完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抢险救援预案，推进重大危险源和灾害点“一对一”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工作。二是要加强实战演练，每年要组织一次以上的应急救援演练，要切实通过演练检验预案的操作性，提高救援和实战能力，要进一步规范应急演练程序，强化应急演练总结评估，提升应急演练质量，不断总结实战演练经验，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突出重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今年是“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巩固年”，各基层社、直属（含参控股）企业要继续按照“隐患排查要认真，隐患整治要坚决，整治成果要巩固，新的隐患要杜绝”的要求，结合实际，以抓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安全经营、报废汽车拆解、再生资源回收安全监管为重点，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着力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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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基层社恢复重建为基础，打造全新供销社基层组织体系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大力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和服务创新，进一步增强基层供销社的经营活力和服务能力，逐步把基层供销社建设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体、为农服务的新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供销社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经营与服务同步提升的原则，努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新增长，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坚持改造和新建并重的原则，注重分类建设，鼓励多种形式的新建；坚持统筹兼顾、重点带动的原则，将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基层供销社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具体措施，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基层组织发展；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挂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的 牌子,又要有综合经营服务的内容及其定位；坚持改革创新和开放办社的原则，大胆创新经营机制、服务方式和组织形态，形成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建设目标及标准

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要按照“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服务配套、制度健全”的要求，以基层供销社等为主体，采取提升、改造、新建等多种形式，盘活调整资产和经营设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集商品经营、产业发展、网络建设、涉农服务和带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进一步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构建具有特色的供销社基层经营服务新体系。2014年，每个县市恢复重建基层社1家以上；试点推进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房县开展试点建设3家，其他县市各自试点建设1家。

根据全市基层组织发展的现状，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其标准为：

一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具有集中完整的经营服务设施，参与“新网工程”3项业务以上，有较好的网络基础，经营效益好，参办领办专业合作社5家以上，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5家以上，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500亩以上或销售农产品500万元以上，成立协会或联合会、联合社1家以上，开展3项以上涉农服务，基本制度健全，门店、标识形象良好。

二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经营服务设施较为集中完整，参与“新网工程”2项业务以上，经营活动正常，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参办领办专业合作社2家以上，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2家以上，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300亩以上或销售农产品300万元以上，成立协会或联合会、联合社1家以上，开展2项以上涉农服务，基本制度健全，门店、标识形象良好。

三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指依托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营销和服务型龙头企业（市场），组建具有业务优势、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组织（实体）。此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经营服务的内容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项性的，组织架构可与依附的主体“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也可以单独设立。

具备一定网络基础和较强经营功能、具有服务带动能力、基本制度健全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综合服务社等，应通过进一步提升经营服务水平，努力发展成为该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

“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对外挂“XXX供销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牌子，还可增挂“XXX综合经营服务社”牌子。

三、主要任务

（一）大力开展经营活动。“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搞活经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切实抓好农资、农产品、日用品、再生资源等传统业务。根据自身条件，积极介入涉农领域、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大经营领域和网络覆盖。加强销售终端的建设、管理与服务规范，提升档次水平，发挥网络综合效能。

（二）积极做好为农服务。“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必须体现办社宗旨，增强服务功能。要采取多种形式领办、参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开展农技、购销、培训、资金、中介、加工储运等专业化服务。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实际开展各类涉农服务。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建设，促进品牌、质量、制度、文化等建设，提升发展水平。

（三）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要顺应市场要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展的运行机制，既要通过改造重组化解历史包袱，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经营上，又要以改造重组为契机，引入资本、人才和业务，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经营机制。要加强基本制度建设，保持供销社组织的特性。

（四）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必须依靠人才支撑。要吸引农村能人、专业大户和高校毕业生参与基层组织建设，造就一批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实用人才。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的教育、管理和培养，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改善年龄、知识结构，提高带领基层组织健康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是供销社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各县市供销社要将“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这项工作，搞好整体部署、抓好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精心指导。要建立领导班子、相关部门定点联系、分片包干等工作制度，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二）建立联动机制。县市供销社要充分发挥规划制定、政策引导、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的主导作用，抓典型、帮后进，善于运用多种手段解决问题，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市供销社将加强对系统工作的指导，督促检查下级社工作落实情况，推进区域工作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参与“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发挥好基层干部职工的主体作用。要注意工作方法，避免低水平建设，力戒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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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代富民；社会形象；乡村治理；社会作用；社会影响

中唐以降，伴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贫富之间的社会、经济流动日趋频繁，许多人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土地和财产的主人。迄于两宋。因“不抑兼并”国策的推行，民户贫富分化也在呈现加速之势。富民阶层以其丰富的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源，在乡村事务中较为活跃，逐渐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社会影响渐趋显著。以往研究多立足于富民豪横乡里和济贫扶弱两方面的考察，较少对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多个面相进行深入探讨，也未见对国家相关制度理念的发掘。笔者注意到上述问题，试图从社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结合有宋一代的社会发展变化状况，作进一步研究。一 宋代的乡村富民，按其社会角色不同，大致由以下几类社会群体构成：以官户(形势户)身份居乡者(富且贵者)；以士人的身份居乡者；以宗族和家族的形象出现在乡村者；当然还有许多纯粹是乡间土地主、财主(富未必贵者；富有的商人、僧道也有居乡者)。他们均有机会成为乡村管理体制的头目，或说可以成为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1]。贫士与贫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在宋代基层社会中，按照是否为官方所认定，可以将乡村精英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可视之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另一类是不为政府认定而为民户所认同的乡村精英。而按照其执行的职责，又可将之分为征税派役的乡村精英与管理乡村社会治安的精英两大类。无论是否为官方所认定，富民都是在乡村中拥有一定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国家借助他们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由他们协助或替代地方政府征税派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以起到社会治理的成效。

一般而言，历代王朝都是依靠比较富有或兼多丁的民户治理乡村，借以稳定乡村秩序，代替地方政府从多个方面管理乡村。譬如，北朝的党里邻，“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2](《常景传》)；唐代“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系”[3](《政事上》)。宋代承担乡役者，政府规定一般须是乡间富民，士人、大家族和宗族的首领等自然也在其列。

在宋代，乡里、乡役和保甲三种制度，是国家用以加强乡村控制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三种制度前后错综复杂，甚或有相互兼充、重合的现象，但是从国家的规定来看，其中的头目都要求由乡间富足(或兼多丁)的乡村民户承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替国家承担着乡村治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太富有的民户(第四、五等主户和广大的客户)，则只能充当次要角色——丁、承帖人等，其所谓职责就是被用于驱使。至于广大客户，一般是没有承担职役资格的。

关于充当乡役的富民，我们先检视两宋各个时段的政府规定。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诏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4](淳化五年三月戊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诏废里正，户长一役主督赋税，以第二等户充役。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推行募役制时，应募户长役者，规定须是第四等以上的乡村民户“有人丁物力者”方可承担[5](《转对论役法札子》)；元丰八年(1085年)，经过一番反复，重行募役时，仍规定户长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4](元丰八年十月)。元祐以后，重新推行差役制，沿用熙宁前的制度，以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户长。此后，但凡以户长催税，大致沿用了这一规定。关于耆长、壮丁，据《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和《淳熙三山志》卷十四载，耆长“以第一、第二等户差”，壮丁从属于耆长“于第四、第五等差”。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乞伏矩奏云，“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这说明，宋初以来，一直以第一或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耆长，以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熙宁年间推行的募役法中，关于充募耆长的户等规定，也可从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再次下诏恢复耆壮之法中找到根据，即耆长允许募第三等以下民户充应[4](元丰八年十月丙申)。元祐之后，复更为差役制，耆长、壮丁的应役户等则一如熙宁前旧制，此后也大致沿用未变。保甲制被混同于乡役制后，宋政府对于充担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承帖人等乡役的民户，也均有具体规定。熙宁三年(1070年)初行保甲制时，朝廷规定充任小保长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的“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6](兵二之五)。这时，由于以乡间中下民户充任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等缺乏参加训练的马匹、武器和衣食等，所以必须用富民承担。此后，宋政府也一再强调，“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6](食货六六之八二)。南宋林季仲《竹轩杂著·论役法状》引述绍兴二年(1132年)和四年(1134年)的臣僚上奏，称他们要求轮派差役，“欲不拘甲分，总以一乡物力次第选差，非第一等[户]不得为都[保]正，非第二等不得为保长”。

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被差派为甲头之役者，政府强调须是以乡村“有物力”[6](食货四之十九)的第三等以上民户方可充任。南宋时期曾有“自高至下，依次而差”[6](食货六五之八五)的情况。然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朝廷又同意一位官员的奏章，以“甲内税高者为[甲]头催理”[6](食货六五之九二)赋税。“税高”之家，当然是指较为富有的乡村主户。

总之，大致而言，两宋政府一直贯彻着以乡村中较富裕(一般为三等以上主户)的民户充任里正等重要乡役的制度，并凭借他们实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有效管理。而乡役户的社会交际网络、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以及“因役致富”和行政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他日的举业和仕业[7](P441)，也构成为其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居乡的士人、形势户，有时他们并非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算不上协助政府管理广土众民的、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但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同样起着乡村治理作用。如所周知，读书和考取功名所需的费用，是很可观的一笔开支，没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民户，是很难加入到科举人仕的行列中的。宋代科举的发展，相当可观。社会上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而考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即使是考取到功名，由于宋代官多阙少的矛盾也很突出，所以，为数不少的落第士人和待阙、丁忧、致仕的官员仍会有很多可能生活在乡间。虽然有些士人并不富裕，被目为贫士[8]但从总体上看，这个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比较富有，或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乡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各种因素居乡的形势户，因其所拥有的财富以及其他政治、社会资源，一般也比较富有。而按照宋政府的规定，所谓形势户，“谓现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长]、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9]。“非贫[户]、弱者”，意即非富有者不能列入形势户。他们也往往参与乡村治理，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

另有一类乡村富民，是以大家族、大宗族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同样对乡村治理影响较大。南宋汪藻《浮溪集·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中的这则史料，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在乡间的经营和社会影响：

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间，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

再如，为了延续家族的兴旺和昌盛，李筠死后三年。其妻耿氏吩咐三个儿子分别“吏而役”、“耕而食”、“使就学”[10](P394)。自南宋初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浦阳郑氏家族，其族规中虽然有着“子孙勿习吏胥”的条款，但却又强调“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厥中”，要求凡是“子弟当随掌门户者，轮去州邑，练达世故，庶无懵暗不谙事机之患”[11]P13，P5)。即要求族人到县司熟悉官民交接的门道。上述两例，都是家族、宗族要培养同县司官吏打交道的族人，使他们参与到国家权威的范畴之中。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家受到蒙蔽，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借以发展家族的理念。换言之，这也是家族、宗族的首脑与乡役等交叉重合的例证。他们对于地方、对于家族的治理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居乡的官户、形势户，一些富有的士人和家族，他们的各种社会行为，或成为民户心目中的“豪横”，或被目为“长者”。富民豪横乡里的情况，史例颇多。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四年(1020年)四月丙申所载：

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输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及临泾胡顺之为县令，里正白其事。顺之怒曰：“汝辈嫉其富，欲使顺之与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耶?第往督之。”里正白不能。顺之使手力继之，又白不能；使押司、录事继之，又白不能。顺之怅然曰：“然则此租必使令自督耶。”

再如，袁采在《袁氏世范·子弟宜常关防》中所载：

贵宦之子孙……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乡人有曲理犯法事，认为已事，名曰担当；乡人有争讼，则伪作父祖之简，干恳州县，以曲为直。差夫借船，放税免罪，以其所得，为酒色之娱，殆非一端也。

反映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社会现实的《明公书判清明集》，其《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且寓教诲之意》、《贡士奸污》、《士人教唆词讼把持县官》以及《豪横》类目下各篇所反映的，许多都是居乡富民所为不法之事的记录。其中，《为恶贯盈》条所载“鄱阳之骆省乙者，以渔猎善良致富，武断行于一方，胁人财，骗人钱，欺人孤，凌人寡，而又健于公讼，巧于鬻狱。小民思其罗织，吞气饮恨，敢怒而不敢言”，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富民被乡户目为“长者”的史例，也颇为丰富。例如，刘挚(忠肃集·赠刑部侍郎孙公墓表)所记，孙成象之子孙隽居乡时，“轻财乐施，教子有方，里人以为长者”。再如，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易长者墓志铭》载，易啼“乡人有斗者，踵门求直，闻君言羞缩辍讼”；洪咨夔《平斋文集·罗迪功墓志铭》记载罗介圭事迹云：“乡邻信其长者，有讼不之有司而之君取平相踵也。”他们有的虽非官方备案的乡村治理头目，其实即使在暗中，他们仍是乡村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社会效用有时也远远超过乡村管理头目。譬如，前揭乡民争讼者会主动找他们平决词讼，社会救济、桥道、水渠等公益事业的兴建，教书育人，解读官方文件，向广大不识字的民户传达国家的题壁公告、赋税征收条款及状纸的书写和案件判决结果，等等。这些连接于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事务，依赖这些人的活动，方可达到官民相接的目的。总之，他们在乡间的威望很高，影响力很大，在乡村治理和秩序维护方面作用显著。

此外，乡间富民当还有兼具二者的另一种社会形象——充当国家和社会间的缓冲剂。就宋代而言，国家的治理理念是以在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富民治理广大的贫苦民户。如果依傅衣凌的“公”和“私”的两大系统的划分[12]，则这些乡间富民，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公”(国家)的系统的功能，为征收国税和社会稳定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代表着“私”(社会)系统的利益，为了地方与乡村民众的生活和生存，与官方做着这样或那样的融通的事情，甚至会或明或暗的与国家抗衡，化解国家和基层社会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缓冲剂。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往往是公、私交融在一起。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些富民更多的会从自身的利益着想：对自家有利的事情，或争或抢，极力为之；对自家不利或是利益较少的时候，他们则避之唯恐不及。例如，据袁采《袁氏世范·处己·官有科敷之弊》载，在应付州县官员的各种钱物需求时，“为手分、乡司者，岂有将己财奉县官，不过就簿历之中，恣为欺弊”，是其更多为一已之利考虑的表现。柳立言在讨论家族问题时指出，士大夫并非不留意宗族的命运，但更关心本家的前途[7](P438)。这当然也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量。再如，当国家赋役不太沉重时，富民大多乐意承担乡役。基层公吏“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无非是有“利在焉”[13](P111，Pll2)。“私名”役人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诡名挟户一直是两宋社会中不可根除的顽疾，也是最好的例证[14](绍兴十三年六月辰子[15]。

即使并非官方认定的精英，他们同样还是乡村中实际的富有群体。在宋代，虽然贫民有求富心理，但是富民却有露富忧惧一出于逃避赋役负担的考虑。而无论如何，他们之所以愿意成为带有一些官气的公吏，主要还是出于能够借此与官方接触，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采取各种有利的手段，转嫁或是逃避过多的赋役负担。在这些问题上，出自官方的史料和民间的实况往往有很大差异。现存史料，在《明公书判清明集》等判例和官方反映基层混乱的文献之中，多有记载乡间富民“豪横”的一面，而在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史料中，则多有记载其作为“长者”扶贫济困的一面。这些史料本身所显现出的信息，其可信程度早为学者所发觉，近来柳立言[7](P435]、邢铁(河北大学2001年宋代经济史研讨会上的发言)两位学者均有讨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聚族而居的乡民，地缘性和血缘性紧密结合，强调睦邻友好。富民充当官方的精英与否，都不会对贫乏不能自存者过分压榨和侵夺。在完税纳粮过程中，如果贫乏者实在无力缴纳，而充当催税乡役的富民自己也不愿代纳时，则往往是向较为富有的中等民户多征，以完成征收任务。所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似乎还有更多的乡间富民是二者兼而有之，并随着外界事物的发展，不断调整变换自己的

社会角色。换言之，乡村中的富民往往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社会形象一一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这一社会形象，似乎是结合上述两方面史料，所反映出的特殊之外的一般，应更接近于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要之，由富民治理乡村，其对国家的助益和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确实是很明显的一一赋税赖以征收，国家财政得以在困窘中运行不辍；两宋基层社会也相对稳定。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消极影响也不少。诸如诡名挟户，转嫁赋役负担；霸占良田，欺凌贫弱；违法犯禁，杀人害物，破坏国家法制；封山占水，强取豪夺，破坏国家经济秩序；武断乡曲，扰乱社会，破坏人民的正常生活，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富民在乡村中常常是以“长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有些时候隐藏起作为“豪横”的许多行为。换言之，富民治理乡村的社会作用和消极影响是同时并存的。

转贴于 三

历代王朝之所以以富民参与乡村治理，而不用贫民，不但因为富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中间层，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更

因为富民是国家财税所在，用他们承担差役，如果税物丢失或民户赋税不能及时、足额征收到，可以找他们代为缴纳。北宋刘挚以为：“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或者说，富民“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16](《食货上五·役法上》)。司马光则说：“国家旧制所以必差青苗产充役人者，为其有庄田家属，有罪难以逃亡，故颇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为不法，一旦事发，单身窜匿，何处州县不可投名?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17](《乞罢免役钱状》)此外，在讨论弓手时，还有这样的看法：“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16](《食货上五·役法上》)也就是说，有恒产者才易于为官府利用。那么，贫者为什么不能担当如此责任呢?这是因为，依赖乡间贫民参与社会治理，或用以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样的举措是不能奏效的一一富民不大可能听从贫民的支派，乡役人在向民间征收赋税过程中，总有一些“钉子户”(多半是豪横的形势户)“顽慢不时纳”[6](食货六五之七九)。贫民承担乡役一般不敢到豪横的形势户家催征，早在中唐时杜甫就有里正、村正等在征收赋役时“虽见(豪强民户)面，不敢示文书取索，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儿家处”的记载[18](《东西两川说》)，将他们欺贫怕富的心态跃出纸面。

从现存的文献看，两宋社会中，中下户或是情愿或是被迫充当官方乡村精英者也不在少数。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八载，宋孝宗时，太学博士虞俦说：“近来诸县所差保正长，虽以税力高下为则，然奸民利在规避役次，于未点差已前，先行计嘱乡书将所管税力虚立典卖文契，及诡名走寄，官司不究情伪，往往将无力下户抑逼承认。”中下户担任差役，富民诡名逃税，而官方催逼，自己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代为缴纳，如有代纳，就会导致中下户因此破产逃亡，甚至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不但政府财政会受损，基层社会秩序也因而遭到破坏。出于这样的考虑，任何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都不会完全依赖这些贫民治理乡村的，而依靠富民催征，贫民一般是不敢和他们抗争的，即使是收获不多，但在富民承担乡役催税时，他们也会在威逼利诱下将不多的收获上缴。因为他们对于富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依赖性：贫病丧葬、天灾人祸，还要依靠向富民借贷来生存。这是他们一般不敢得罪富民的主要原因。司马光有如下议论，似可备一说：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贏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贏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假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17](《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贫富相得，相依而存，或说“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这或许也是乡村社会中的一个常态。能够保证广大民产按时、足额地完税纳粮，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教化、管理乡间中下等主户和贫弱客户，保障基层社会秩序稳定，这是国家依赖富民充任官方乡村精英的真正原因，也是国家制定相关制度的理念所在。进而言之，依赖富民参与乡村治理，还与两宋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忧和外患不断，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兼而国家将财政权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政困窘不堪等因素有关。在宋代，地方行政已不足于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尤其是到了南宋，“政府对于地方的统治能力有所不足”[18](P66)。为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富民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极端困窘，国家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支付为数众多的乡役人的报酬，反而在征税派役过程中增加一些额外的负担[19]。过加大赋税征收的力度，将广土众民牢固控制起来，防止祸起萧墙。

宋代这种依靠富民治理乡村的制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学者认为，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时期，士大夫已开始越来越多地经营和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务了[1]。士大夫所追求的修齐治平，以前更多的是把精力和目光关注在怎样治国平天下上，而今则将修身、齐家的理念放在了首位。北宋时吕氏乡约的出现，范氏义庄的兴起；南宋时义役的肇兴，社仓的社会救济效用等等，都说明士大夫阶层日益关注乡村事务了。笔者以为，上述现象的出现，除了缘于宋代有大量士人、官户生活在乡间外，更由于北宋中期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士人的事迹有更多的可能保存下来，成为后入研究的资料。至于前代类似史迹似乎较少，宋代的增多是否就意味着士人阶层对于基层事务的关注增多，增多的程度如何，似应有更为客观深入的思考。

宋代依赖乡村富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国家财赋收入上的考虑，同时也是依赖富民在乡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源，起到国家权威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治理效果。这种依靠乡村富民治理乡村的制度，自古皆然，只有到了国家权威有完全的能力控制乡村时，才出现了贫下民户参与乡村治理的局面。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两宋时期的国家权威确实有着极力向乡村基层社会渗透的意向。但是，在当时交通条件、信息传播和缺乏有效监控机制等情况下，皇权的触角却并不具备支配和动员每一个社会细胞的能力。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国家财政的人不敷出，宋代国家乡村治理的理念恐非只是出于儒家“只是不生事扰民”[20](P537)的考量[21]。只有全面动员乡村精英，使之成为一级政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对其监控的力度，国家权力渗入基层乡村的深度才会更显成效。

[参考文献]

[1] Robert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王．唐语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6]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柳立言．Beverly J．Bossler，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m，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评介[J]．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99(24)．

[8]梁庚尧．南宋的贫士与贫宦[J]。台大历史学报，1991(16)．

[9]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0]公孙简．宋赠大理寺丞赵郡李君墓志铭[A]．全宋文[Z]．成都：巴蜀书社，1988．

[11]郑太和．郑氏规范[M]．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12]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

[13]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5]王曾瑜．宋代的诡名挟户[J]．社会科学研究，1986(4—5)。

[1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18]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J]．新史学，1993(4)．

[19]刁培俊．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J]．云南社会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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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健全制度，充实队伍建设

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为确保我处司法工作的有效落实，进一步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我处司法工作领导小组对四个村委会分别都成立了人民调解小组，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素质高、能力强、威望高的12名村民充实到人民调解组织队伍中来，组长由各村委会主任担任。同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度均已上墙。

二、抓业务知识学习，提高队伍素质

为了提高司法工作人员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促进对政策法规的理解，我司法所坚持学习业务知识，学习先进的工作经验，上级组织安排的学习培训都积极参加。通过学习，使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明确了法律知识、了解司法行政工作的近期工作任务，同时也促进了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三、完善资料，规范档案管理

我所今年狠抓了业务资料的规范化建设，专门调整了业务档案柜，重新购置了档案盒，全部更新了统一的档案标签，将司法行政、人民调解、矛盾排查、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综合治理、日常工作各类文件、资料、台帐、记录、卷宗分门别类，整理归档。做到了存放齐全，管理有序，登记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基本上达到了规范化。

四、定期排查，促进调解工作

按照矛盾排查工作“排查得早，发现得早，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工作要求，坚持每月对全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摸底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明确专人，限时调处。通过各阶段排查，全面掌握和有效调处辖区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将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今年，我处共成功调处矛盾纠纷2起，一是由禁牧引发的一场矛盾纠纷，二是一起婚姻纠纷。两起纠纷都在第一时间有效化解。

五、齐抓共管，参与综合治理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密不可分，今年以来，我所积极配合上级职能部门参与制订计划、召集会议、部署工作、检查督促等各项活动。周密安排，多措并举，狠抓治安防范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平安建设、群防群治、安全生产等专项工作，较好的发挥了自身的职能，为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全面推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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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着眼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概念。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的法律宣传教育、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服务工作、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等是保障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工作中责任重大，义不容辞。

作为一名科长，我认为做好基层行政工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

司法所面向群众，贴近基层，工作琐碎繁杂，必须具备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才能做好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近年来，周口店镇改革发展不断加快，随之引发的矛盾日益复杂、频繁。为妥善解决好各类矛盾纠纷，必须本着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负责的态度和精神，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为党委、政府分忧，为群众解决问题。

二是扎实过硬的基本功

作为一名司法所长，没有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是很难胜任的。为此，必须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通过几年的努力我顺利地拿到法律本科的文凭。

回顾这几年的学习经历，我深深觉得，学习意义已超出了学习的本身，这何尝又不是对自己意志的一种磨练呢？使我在磨练中练就了我一身扎实的基本功，使我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我凭着较为扎实的基本功，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赢得了党委、政府的好评，人民群众的赞誉。

第一、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基层单位矛盾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协调的自治性活动，是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初始阶段、解决在基层单位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市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一个意见”、“两个规定”和省市有关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文件精神，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要继续抓好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巩固加强农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推进企事业单位、原创：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力争做到人群集中的地方，有化解矛盾纠纷需求的地方都有人民调解工作。要按照《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要求，坚持任职条件，选好配齐调解员。推行调解员持证上岗、首席调解员制度。要总结人民调解庭和调解小分队建设及开展工作的经验，适应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的要求，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在积极调解传统的常见性、多发性纠纷的基础上，对公民与法人、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矛盾纠纷，特别是对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和群体性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要充分发挥调处功能、法制宣传教育功能、矛盾纠纷预防功能和信息报告功能。要积极介入诸如因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企业改制、民工工资等引发的、重大事件的调处，全力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单位。要通过提高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和协议履行率，提高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第二、加大基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基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要抓好社区民主法治建设，继续推进“法律进社区”工作，落实“五个一”要求。要大力开展宪法以及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直接指导意义和密切关系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要加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能力和水平。要抓好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基地建设，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要做好行政复议、申诉等合法解决纠纷方法的宣传工作，使群众了解、掌握和选择正确的诉求表达方式，预防和减少群体上访、进京上访、越级上访事件发生。

第三，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引导公民和法人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矛盾纠纷

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能够有力促进矛盾纠纷的正确及时解决。要进一步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公民和法人处理各类纠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实现法律服务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努力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促进各类矛盾纠纷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方便居民的法律服务需求；引导基层法律工作者为农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要继续做好“建网、扩面、提质、解热”的工作。“建网”就是要按照“三有”标准抓好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向街道（乡镇）、农村（社区）延伸，形成法律援助网络体系。“扩面”就是要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法律援助，以此解决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请律师难、打官司难的问题。“提质”就是要依法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制度，以此促进法律援助工作者提高职业道德素质，提供优质服务，保证办案质量，力求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工作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效益，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发挥重要的作用。“解热”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着重解决诸如民工请求支付工资等社会热点问题。

第四、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努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减少重新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安置帮教实体的整顿、认证、管理工作，促进安置帮教实体的发展，扩大安置就业能力。要积极扶持建立过渡性安置基地。要加快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强化对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管控工作。要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流散社会、不落户和人户分离等问题的解决和对“三假人员”（假姓名、假身份、假地址）的查找，最大限度地减少脱管漏管。要加强协调，拓宽安置帮教渠道，积极引导、扶持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并做好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

第五、大力加强司法所建设，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乡镇、街道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单位，担负着指导人民调解、安置帮教、开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定职责。当前在司法所建设上要全面落实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各乡镇街道全部成立司法所；二是司法所所长由副科级干部担任；三是司法所由三名以上工作人员组成，其中政法专项编制要专编专用；四是理顺司法所管理体制；五是解决司法所的办公场所和其他经费保障问题。

第六，加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加大对不稳定因素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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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营造健康发展环境中的新作用。

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民政工作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有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优势。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在养老服务、殡葬服务、福利彩票等事业上，民政部门承担着政策引导、行业监管、市场培育等职责，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要发挥指导性作用。在推动社区建设中，实现社区环境不断改善，人际关系逐步和谐、社区治安日趋好转，社区资源得到整合,社区服务更加完善，在基层社会环境的优化和稳定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对完善市场秩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规范行业行为，提高社会组织程度、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加强区划管理工作，直接服务城市化建设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营造健康发展环境中，要进一步强化民政部门的职能作用，丰富和拓展民政工作的内涵。

第二，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新作用。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不断协调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这是民政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直接体现和作用方式。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给社会弱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完善社会福利，为老年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提供福利服务；搞好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平衡社会发展；推进社会救助，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政调节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必须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民政事业相匹配。

第三，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规范社会管理中的新作用。

科学规范的社会管理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婚姻登记管理、救助管理、社团登记管理，都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直接关系群众的基本权益。围绕“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社会事业社会办，群众的事情群众管”是大势所趋。而民政工作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民间组织管理等内容，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民主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大力改进和发展民政工作，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促进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有助于为创建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积累经验，从而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使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二、务实奋进，在推进民政现代化中创造为民服务新业绩

第一，围绕为民解困，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民政为民，安民为本，安民以济民为要。尽管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关系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迫切需要我们提高社会救助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救助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切实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逐步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健全的社会救助工作体系、合理的筹资分配体系、科学公正的监督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救助网络，即建立和完善以城乡居（村）民最低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临时社会救助为补充，各项优惠政策相配套的社会救助网络；以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为基础，临时帮困和送温暖为补充，社区服务相配套的社会互助网络；以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基层福利服务网络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同时，积极探索与时展要求和各地情况相符合的社会救助工作新路子，推进弱势群体救助服务社会化，培育发展社会救助工作志愿者队伍，扶持推广“慈善超市”等社会互助的新形式、新载体，不断开创社会救助工作新局面。

第二，围绕强化管理，促进基层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民政部门承担着大量的基层社会管理任务。加强这项工作，对基层社会稳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要努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加大民政工作社会开放度，增强透明度，扩大社会参与度，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加强民间组织建设，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促进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推动其从政府主导型向自我管理型方向转变。着力加快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培育和发展，努力培育一批能力突出、机制灵活、带动力强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为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服务。进一步提高社区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服务能力、应急能力，促进社区有序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在居民自治、村民自治工作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实现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提高整个社会自治水平。

第三，围绕深化服务，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是民政部门的重要任务。这几年我们以办实事为抓手，为群众办了不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但总的来说服务水平还比较低，满足不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把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切实履行好政策引导、总体规划、行业监督、市场培育等职能。首先，要转变公共服务的观念。要从过去主要为传统民政对象服务，向为城乡困难群体为主的广大群众服务拓展；从过去主要保障困难群众生存权，向既保障群众生存权，又注重维护他们的发展权和民主政治权益拓展；从过去以农村为主，向城乡并重拓展；其次，要深化公共服务的内容。根据不同群体、对象的多方面需求，大力提供多元化的服务。通过美化社区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设施，在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卫生、医疗、教育、文体等方面的服务；整合资源，增强敬老院、老人公寓和“星光老年之家”为民服务的能力，为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优质服务；切实解决优抚安置对象生活难、医疗难、住房难问题，为他们提供重实际、重实用的服务。第三，要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要从零散的被动式服务向项目式主动服务转变，提高为民办实事的成效；从一家独唱向多家合唱转变，大力扶持公共服务业发展；从有求必应的随机服务向政策法规的长效服务转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长效管理机制。

三、增强合力，在创新破难中提升民政工作新水平

第一，强化组织领导，大力营造民政工作良好的发展环境。

民政事业是民心事业、稳定事业，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础工程。能否真正将民政工作落到实处，是对各级各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重新认识民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新地位、新作用，把民政工作放到全局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及时研究民政工作中的新情况，及时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工作上给予支持，在力量上给予保证，在财政上给予保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民政事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中，切实加大对民政事业的投入。要进一步加强宣传，让公众了解民政、理解民政、支持民政，为民政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第二，强化大民政建设，着力形成民政工作的强大合力。

建设大民政是对传统民政的突破，也是民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职能作用的基本实现形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拓展工作内涵，优化工作结构，围绕发展大局，统筹民政资源和力量，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完善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多方面整合民政力量，全力发展大民政工作格局。要按照部门配合密切、资源供给稳定、信息渠道畅通、政策实施互动、运作协调高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社区建设、老龄工作、双拥工作、社团建设等五大平台建设。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好牵头作用，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融入，主动配合，主动支持，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民政事业的发展。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畅通民政和社会互通渠道，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民政工作，推动民政工作社会化，为民政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篇9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以统筹城乡为目标，以镇街规划为龙头，以“转并联”为基本方式，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改革创新村级组织的设置模式，努力实现由传统的村级组织构架向新社区结构模式转变，为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我县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总抓手。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势必对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大量的人力物力往农村投入，项目落地、工程推进等都离不开村级组织。就我县实际来看，一方面，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行政村还有906个，村布局“多、小、散”特征明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程度低，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村庄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变成了城中村，有的成为了农村新社区，有的因村民搬迁成了“空壳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基层组织的传统模式显然与当前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应成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农村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的最基层。农村稳则社会稳。城镇化改革发展在给农村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在加快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时有发生，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农村社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有利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整体水平。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平台，通过推进村级组织“转并联”，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能够促进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务实基层打牢基础的需要。我县农村社情复杂，特别是农村政治生态比较落后，“三宗势力”(宗教、宗派、宗族)盘根错节，干扰农村基层工作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虽然我县抓基层组织建设力度很大，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村级层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很多。特别是每到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时，竞争异常激烈，这种强烈的政治意愿很大程度上是政经不分、权力与利益结合所致，包括征地拆迁、项目招标施工、安置房分配、新农村项目分配、各种公共资源的配置等都是有利益关联度的。这些问题长期困扰农村建设。影响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开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农村资源公平分配，逐步强化社区的管理服务功能，逐渐弱化村级组织的管理服务功能，从而达到进一步打牢农村基层基础的目的。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主要举措

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农村社区化。要在全县构建起以“镇(街)一社区”两级为主体的基层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使农村新社区真正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关键要做到“四个”注重。

注重抓好服务工作。强化服务，便民惠民，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把对社区群众的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和作为前提工作来抓。社区服务中心要具有综合服务功能。把相关的服务功能集聚到联村社区平台上来。真正方便群众办事。让广大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村级组织设置改革以后带来的新变化。在便民服务事项上，要做到“下放”、“上提”相结合。这项工作由县纪委牵好头、担起责，县审管办全力配合。将全县所有县直部门和功能区、镇(街道)的服务审批项目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可以“下放”的项目全部实行下放。各功能区、镇和街道要把目前属于村级组织的服务项目进行梳理整合，除了涉及土地征用等必须使用村委会印章的事项外，其他的都“上提”到社区进行办理。

注重整合各方资源。重点要整合好人员、资金和办公场所等三方面的公共资源：一要整合好人员资源。要充分利用镇村干部资源，选好配强联村社区组织带头人。选配坚强有力的联村社区组织班子和工作人员。要继续抓好县直机关农村指导员下派工作，选派优秀干部指导帮助联村社区工作。二要整合好资金资源。本着“统筹兼顾、集约高效”的原则，各级各条战线的资金投入都要按规划来办，对各级财政用于中心村、联村组织办公场所、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要进行通盘考虑。在设施建设和项目安排上，突出合力共建、功能互享、工作共担、活动共管，避免浪费，预防重复投资。今后对农村集体项目的补助资金，也要进行有机整合，由联村社区进行统筹支配，不能搞“低、小、散”，要彻底改变资金“天女散花”现象，做到“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充分发挥资金的“浓缩效应”、“放大效应”。三要整合好公共办公资源。在充分利用中心村、城乡社区现有办公场所的基础上，整合撤并乡、中小学校、卫生院所的原有办公场所，以修建、置换、租赁等方式。解决联村社区组织办公服务场所问题。

注重讲究工作方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本身是一项全新工作，困难多，经验少，再加上每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剐。因此，在具体推进时，各镇(街道)要按照“方向坚定不移、方法因地制宜”的总体思路，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方法讲创新。一要善于学习借鉴。桥下是全市试点镇，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多探索，试点工作经验是各镇街的学习材料，各镇街也结合实际探索适合本地的载体和制度。二要注重典型引路。要按照“今年树一批、明年带一批、逐年上一批”的目标，每个镇(街道)今年至少都要创建1个社区示范典型，对每个典型社区都要派专人蹲点指导，精心做好培育。争取培育一个，成功一个，带动一片。县委组织部要加强对典型示范创建的指导，并组织开展“互学互比”活动。三要加强考核评价。县委把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列为《考绩法》的重要内容，把考

绩结果作为考察干部工作实绩特别是党(工)委书记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各功能区、镇(街道)也要将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纳入村级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体系，明确相关干部的工作责任，积极建立起引导支持各个社区之间良性互动和服务竞争机制，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深入开展。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组织保障

村级组织设置的“转、并、联”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各地、各部门有没有重视，有没有倾全力去抓，有没有全县上下的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各功能区、镇(街道)和县有关部门必须结合各自职责，加强领导，强化指导，狠抓落实，确保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强化领导。为切实加强对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的领导。县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担任常务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组织部长牵头负责。各功能区和镇(街道)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党(工)委书记要任组长。对这项工作，各功能区、中心镇党委和街道党(工)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尤其是党(工)委书记更要把这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到实处，做到亲自研究部署工作、亲自调配各种资源、亲自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形成合力。开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需要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各功能区、镇(街道)及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组织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联合纪委、农办、民政、财政、规划建设等部门力量，定期召开协调会，进行协商。统筹决策，确保这项工作整体有序推进。特别是在场所建设、功能确定、规划设置等方面，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协调沟通，做到统一部署、统一推进，不能各自为政，各搞一套。镇(街道)层面需要哪个部门指导和帮助的，相关部门不能推诿，要拿出具体举措，帮助镇(街道)解决难题。

深化宣传。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举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宣传部门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多种形式。深入广泛地宣传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目的意义、内容要求和措施步骤，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理解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重要性，消除镇村干部的畏难情绪和基层群众的各种顾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营造良好的改革工作氛围。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盛秋平

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根据温州市委“一年搭框架、二年抓深化、三年全面达标”的总体部署，紧扣“三分三改”，按照分步实施、逐步推进的工作思路，今年5月开始永嘉县在桥下镇开展先期试点，同时鼓励其他各镇街选择条件成熟的村庄先行开展社区建设。至7月底止。全县已有906个村完成了社区规划布局，117个村进入新社区运行阶段，实现了农村社区全覆盖的新格局。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以统筹城乡为目标，以镇街规划为龙头，以“转并联”为基本方式，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改革创新村级组织的设置模式，努力实现由传统的村级组织构架向新社区结构模式转变，为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我县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总抓手。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势必对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大量的人力物力往农村投入，项目落地、工程推进等都离不开村级组织。就我县实际来看，一方面，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行政村还有906个，村布局“多、小、散”特征明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程度低，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村庄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变成了城中村，有的成为了农村新社区，有的因村民搬迁成了“空壳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基层组织的传统模式显然与当前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应成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农村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的最基层。农村稳则社会稳。城镇化改革发展在给农村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在加快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时有发生，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农村社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有利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整体水平。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平台，通过推进村级组织“转并联”，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能够促进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

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是务实基层打牢基础的需要。我县农村社情复杂，特别是农村政治生态比较落后，“三宗势力”(宗教、宗派、宗族)盘根错节，干扰农村基层工作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虽然我县抓基层组织建设力度很大，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村级层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很多。特别是每到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时，竞争异常激烈，这种强烈的政治意愿很大程度上是政经不分、权力与利益结合所致，包括征地拆迁、项目招标施工、安置房分配、新农村项目分配、各种公共资源的配置等都是有利益关联度的。这些问题长期困扰农村建设。影响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开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农村资源公平分配，逐步强化社区的管理服务功能，逐渐弱化村级组织的管理服务功能，从而达到进一步打牢农村基层基础的目的。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主要举措

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农村社区化。要在全县构建起以“镇(街)一社区”两级为主体的基层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使农村新社区真正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关键要做到“四个”注重。

注重抓好服务工作。强化服务，便民惠民，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把对社区群众的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和作为前提工作来抓。社区服务中心要具有综合服务功能。把相关的服务功能集聚到联村社区平台上来。真正方便群众办事。让广大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村级组织设置改革以后带来的新变化。在便民服务事项上，要做到“下放”、“上提”相结合。这项工作由县纪委牵好头、担起

责，县审管办全力配合。将全县所有县直部门和功能区、镇(街道)的服务审批项目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可以“下放”的项目全部实行下放。各功能区、镇和街道要把目前属于村级组织的服务项目进行梳理整合，除了涉及土地征用等必须使用村委会印章的事项外，其他的都“上提”到社区进行办理。

注重整合各方资源。重点要整合好人员、资金和办公场所等三方面的公共资源：一要整合好人员资源。要充分利用镇村干部资源，选好配强联村社区组织带头人。选配坚强有力的联村社区组织班子和工作人员。要继续抓好县直机关农村指导员下派工作，选派优秀干部指导帮助联村社区工作。二要整合好资金资源。本着“统筹兼顾、集约高效”的原则，各级各条战线的资金投入都要按规划来办，对各级财政用于中心村、联村组织办公场所、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要进行通盘考虑。在设施建设和项目安排上，突出合力共建、功能互享、工作共担、活动共管，避免浪费，预防重复投资。今后对农村集体项目的补助资金，也要进行有机整合，由联村社区进行统筹支配，不能搞“低、小、散”，要彻底改变资金“天女散花”现象，做到“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充分发挥资金的“浓缩效应”、“放大效应”。三要整合好公共办公资源。在充分利用中心村、城乡社区现有办公场所的基础上，整合撤并乡、中小学校、卫生院所的原有办公场所，以修建、置换、租赁等方式。解决联村社区组织办公服务场所问题。

注重讲究工作方法。村级组织设置改革本身是一项全新工作，困难多，经验少，再加上每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剐。因此，在具体推进时，各镇(街道)要按照“方向坚定不移、方法因地制宜”的总体思路，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方法讲创新。一要善于学习借鉴。桥下是全市试点镇，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多探索，试点工作经验是各镇街的学习材料，各镇街也结合实际探索适合本地的载体和制度。二要注重典型引路。要按照“今年树一批、明年带一批、逐年上一批”的目标，每个镇(街道)今年至少都要创建1个社区示范典型，对每个典型社区都要派专人蹲点指导，精心做好培育。争取培育一个，成功一个，带动一片。县委组织部要加强对典型示范创建的指导，并组织开展“互学互比”活动。三要加强考核评价。县委把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列为《考绩法》的重要内容，把考绩结果作为考察干部工作实绩特别是党(工)委书记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各功能区、镇(街道)也要将村级组织设置改革纳入村级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体系，明确相关干部的工作责任，积极建立起引导支持各个社区之间良性互动和服务竞争机制，推进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深入开展。

构建村级组织设置新格局的组织保障

村级组织设置的“转、并、联”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各地、各部门有没有重视，有没有倾全力去抓，有没有全县上下的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各功能区、镇(街道)和县有关部门必须结合各自职责，加强领导，强化指导，狠抓落实，确保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强化领导。为切实加强对村级组织设置改革工作的领导。县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担任常务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组织部长牵头负责。各功能区和镇(街道)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党(工)委书记要任组长。对这项工作，各功能区、中心镇党委和街道党(工)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尤其是党(工)委书记更要把这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到实处，做到亲自研究部署工作、亲自调配各种资源、亲自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篇10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此件公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16日

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

（2018—2020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数字浙江建设部署，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加快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深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以标准化支撑数字化转型，推动我省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2020年，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统一协调的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工作机制，构建完善结构清晰、系统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制定实施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亟需标准，组织开展一批关键领域的标准化项目，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成果，高标准引领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基础逐步夯实。到2019年，形成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涵盖政府、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为主体，以团体标准为补充，基本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标准体系。到2020年，具有浙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竞争力显著增强。到2020年，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50项以上，组织开展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10项以上，新增全国、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个以上，数字化领域标准话语权显著提升。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效应不断释放。进一步深化标准研制、标准化项目建设、标准实施监督评价等工作，形成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技术和管理标准化成果，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标准化规范和引领数字化转型成效不断显现。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划，系统布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架构。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的短板和需求，制定实施任务清单，构建完善标准体系，确保高标准推进数字化转型。

（二）开放共享，协调发展。着力发挥标准化的互联互通作用，以标准化促进政府、经济、社会等领域数字资源深度融合，助力打破信息孤岛。针对数字化转型多学科融合和涉及面广的特点，着力加强各领域标准化建设的统筹协调。

（三）需求导向，重点突破。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先导，撬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围绕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信用体系、服务协同等关键领域，优先制定政府数字化转型亟需标准。

三、重点任务

（一）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智慧政府。

1、构建数字政府标准体系框架。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标准化建设为突破口，按照“123466”的要求，完善标准化运行机制，助力争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试点省。围绕大系统、大数据、大平台、大集成建设，构建涵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政府运行等领域的数字政府标准体系，加快总体要求、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业务管理和技术应用等标准研制。围绕公共数据整合、共享、开放等重点领域，抓好公共数据平台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管理中心、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列第一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打通数据互通关键节点。围绕建立“三大模型”的要求，直面打通信息孤岛的堵点和难点，加快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标准模型。围绕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开展数据汇聚、数据平台、数据安全、大数据应用等领域亟需标准的研制，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规范、“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数据管理规范及电子证照库、人口综合库、公共信用库等规范制定。加强政务领域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标准研制，着力破除“三大模型”中标准缺失问题。（责任单位：省数据管理中心、省质监局）

3、扩大政府治理标准化效应。加快政府决策、执行、督查、反馈等数字化协同标准化步伐，强化财政、金融、国资、商务等领域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机制建设。健全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结合信息系统建设，将监管要求固化为可量化、可执行、可追溯的全周期标准链和监管模式。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标准化联动应用。加强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准宣贯和实施评价，在民政、人力社保、教育、卫生计生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打造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样板。（责任单位：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二）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数字经济。

4、抢占数字经济高地。立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施标准领航工程，加快制定实施先进标准，制定实施团体标准30项以上，抢占产业标准制高点。围绕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柔性电子、量子通信等薄弱环节，推动成立产业标准化技术组织3家以上。推动之江实验室成为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成员单位，争取获批国家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和标准验证检验检测点试点，加快创新成果标准化。围绕术语定义、产品评估、系统和组件接口、数据兼容、互换模型等国际竞争和市场应用重点领域，加快标准研制步伐，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质监局、之江实验室）

5、促进新旧动能迭代更新。强化“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数字化要求，促进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创业孵化、协同创新、网络众包等“双创”平台标准化复制推广，制定并推广一批支撑制造业创新基地建设的共性和前沿技术标准。探索开展一批互联网协议版本第六版（IPv6）、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关键技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培育一批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生产、组织、服务模式标准。在化工、纺织、造纸等重点传统产业开展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标准化试点示范。（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经信委、省科技厅）

6、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以标准化助力数字经济风险防控，围绕移动支付、借贷、保险、基金销售、信托和消费金融等数字化金融服务，加强监管、准入、第三方存管、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网络安全、信用建设等关键标准研制和实施，构建数字金融行业管理和数据统计监测体系。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数字金融领域创新应用，加强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化，强化金融科技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质监局、浙江银监局、浙江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7、助推数字经济创新融合。聚力之江实验室、实体经济、新兴金融中心、新型贸易中心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创新融合标准化建设，加快创新成果标准化。加强与国际、国家标准化技术组织对接，推动以之江实验室为代表的浙江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有关工作。优先做好之江实验室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标准化顶层设计，围绕医疗、交通、金融、物流、环境保护等领域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产品、服务标准研制，及时将有效模式和关键技术标准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质监局、之江实验室）

（三）支撑社会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智慧浙江。

8、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探索“标准化+大数据+公共服务”模式，加快“网上办、掌上办”领域数据采集、分级、交换、质量、保密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及标准。建立全省社会数据标准化协调机制，构建涵盖教育、司法、文化、健康、交通、地理、金融、信用等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标准库。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商事登记联办、不动产登记管理等全过程标准化，建立公安、人力社保、民政、医疗等领域信息共享标准化路径。强化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代办点等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实施与评价。（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9、推动社会治理集成化。结合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社会治理事项标准化指导性目录，依托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加快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强政府、企业、个人分层分级分流标准化体系建设，以标准化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开发等环节的安全边界和监管措施，制定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的保护清单标准。开展基层社情民意监测标准化工作，围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标准化项目，开展重要标准实施绩效评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水平。（责任单位：省综治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省数据管理中心）

10、推动公众消费数字化。加快数字化消费云工程、云服务、大数据等领域创新成果标准化，促进虚拟/增强现实、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培育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模式标准化水平，推动管理经验和关键技术转化为标准。围绕新零售、农村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开展标准化建设，培育一批国际先进标准。围绕打响“放心消费在浙江”品牌，探索建立数字化放心消费“三度一率”社会评价标准指标体系。（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部门协同。完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标准化管理机制，强化标准化主管部门的牵头、协调和监督职责，有效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标准制定、实施作用。在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框架下，设立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工作专班，统筹各相关部门规划、政策和举措，定期开展专题研究，及时协调重点工作。

（二）强化政策保障。积极推荐一批重要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标准实施绩效显著的，按有关规定优先推荐申报省科学技术奖、省标准创新贡献奖。支持我省企事业单位承担或参与国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优化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融合机制。探索建立数字产业服务认证体系。

（三）强化实施评价。将标准实施与数字化转型政策深度融合，加大标准实施协调力度，强化标准的制度性合力。建立第三方标准实施监督和评估机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认证认可模式，培育标准服务市场。每年选定一批重点标准化项目进行标准实施绩效评价，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标准实施信息公开，增强实施绩效评估能力。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