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相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经济危机。

这样一来滋生了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银行放宽贷款标准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资本扩张;而资本扩张又会导致经济过热并产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即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因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而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从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与全面地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其基本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得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速度的持续下降,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建议与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篇2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篇3

经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后;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态又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剖析。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方面的无节制。我们应当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进行有节制地健康地引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以人文精神引导，推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篇4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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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法化；危机；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7-0046-01

我国当前面临国家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趋势。社会中各层面、各领域的人群都已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内部。近年来，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就由“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引发其严重的信任危机，被公众视为一个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机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也曾由于现代技术的高度增长与管理和控制的过渡加强而产生一系列领域的危机。哈贝马斯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其合法化危机思想，其理论对于破解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信任危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合法化危机产生的根源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中国当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唯有我国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时期才能遭遇的一个独有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现代性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缺陷，由此引发了现代性危机”。但是，我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存在本质区别。毋庸置疑，经济危机等其它三种危机比较偏离我国社会当前的实际状况。唯有第三种危机，也就是合法化危机在某种层面上应当比较接近于我国当前信任危机的一些特征与因素，对其产生根源的部分核心论述对于破解我国社会当前的信任危机也可稍作借鉴。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化危机，简言之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其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的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矛盾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二，更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须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性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

二、对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道德考量

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等事件一直到毒胶囊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这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的问题。

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商家的利欲熏心，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控制的疏忽，使得这类事情仍在不断的发生。深入探讨就会发现，社会的信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是否有自信；其次是老百姓对政府是否相信。

在经济日趋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出现不良商家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合法化行为代表着一种“人权”，及人心所向，每个人都秉承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当危机事件发展时，我国的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对于政府的依赖，也就是说人民对政府有着一定的信任度。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政府的努力以及措施使得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尽量避免类似事情的重复发生。相互信任是社会交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其存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的缺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要扭转这种状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需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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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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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危害在范围、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追成经济衰退的同时带来巨大的浪费，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本文从国际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

论文关键词：国际资本；金融危机；垄断；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垒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场危机在范围、程度、损失方面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并且很快波及和影响到实体经济，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发达经济体，同时遏制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增长，延缓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机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步伐，全球经济被迫陷入停滞和衰退中，人民在危机中痛苦地挣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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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 危机理论 金融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致力于拓宽自己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其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蔓延至全世界。同时，金融危机也会由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蔓延，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阐明了虚拟资本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经济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动态性的分析，对信用做出了双重性评价。同时介绍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全过程，并且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

二、《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资本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以及复苏四个阶段。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大多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总结出――“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段话中的“特种危机”，就是独立的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自身内部的紊乱。

综上，《资本论》中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经济危机的征兆发生的金融危机，另一类则是独立产生的发生于银行、交易所的金融危机。

三、《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产生解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本质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机理论

由《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依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于是信用制度引发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使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拉紧从而达到极端，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内在矛盾借由危机的形式爆发。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动，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银行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单纯性投机出现。这样，生产脱离市场而迅速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再生产的过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危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会有效，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三）《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

所谓虚拟资本，是本来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一定收入虚构出来的资本。“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将表现为一个不一定是由这个资本本身产生的资本的利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解释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分离，作为生产之外出现了虚拟市场――资本市场就出现了。虚拟资本的价值运动独立于现实资本，其价值并不随着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从虚拟资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虚拟资本货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对立的严峻程度很容易超过一般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础。”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从而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个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资本论》中有关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

由马克思对于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分析，信用危机的存在，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加强金融监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与有效的经济政策。

监管措施方面，应当注重监管手段的科学合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监管并非管制，对于金融的过度束缚无疑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不仅要科学、合理，还要适度。

（二）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

虚拟资本在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虚拟资本的双重作用，在推进和支持虚拟资本的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从而更好地利用虚拟资本，创造更大的收益。

具体来讲，首先应当规范股票、期货等的市场交易秩序，以保证金融交易的有序进行。第二，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的金融工具及金融衍生品，科学预测其发展前景，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的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04）.

[2]汤延刚.《理论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研究》[M].2010.

篇9

关键词：国际资本；金融危机；垄断；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垒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场危机在范围、程度、损失方面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并且很快波及和影响到实体经济，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发达经济体，同时遏制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增长，延缓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机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步伐，全球经济被迫陷入停滞和衰退中，人民在危机中痛苦地挣扎着。

篇10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