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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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建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治理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治理一词古已有之。“治理”在13世界法国就已经出现。起初的意思相近与“统治、政府”以及“指导、引导”。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中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现代意义上“治理”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这是最早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明确引入到国家治理中来。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对治理给出了定义：多种管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后联合作用的过程。既包括许多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只要人们统一意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治理”一词出现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一，现代治理的出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是有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治理意味着20世纪后期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超越了生产场所的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发展，必须重新组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二，现代治理的出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然要求。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其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建立一个网络进行合作，共同制定发展蓝图。

二、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保障

法治是现代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制度安排。法治是通过规则来完成国家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没有预测，也使人们在社会中没有安全感，没有法治社会将无法走向公平正义。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中的权威。

首先，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的安排，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实际上这也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另一方面，法治能力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法律法规建设和w制机制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

其次，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采取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历史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最有效、合理的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最基本的方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之间的流动和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法治体系来规范人们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持人们之间和谐关系。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根本保障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现代化的治理讲求在民主基础上寻求治理。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发展，能够保证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使党的各项决策能够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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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党的十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以来，治理问题受到学术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足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体育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得到重视。本次基于大型足球赛事与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作为研究切入点，为足球在我国的良好发展营造基础环境，探索出一条足球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 足球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耦合探析

一、前言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印发一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已经高度关注，致力于改革探索与具体实践，包括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理顺中国足协权责关系、推广校园足球、实施中超联赛转播全媒体版权市场化运行，上述内容皆取得显著成效，在预想效果上超过原有预期，将中国足球带领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上[1]。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耦合的探索，是基于内在本质的基础之上去探索与实践融合，对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较高要求。下面分析足球治理的现实意义，并作出耦合探析。

二、足球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适应国际形势

开展足球治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有助于国家体育新格局的形成与产生。同时，为充分融入并适应这一发展环境，需要建立新的体育格局，加快推进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从整体的治理格局上来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育组织面临着治理危机，当然也包括国际足联，提出治理变革的设想；二是国际体育新秩序形成，国际足联新的力量正在兴起，逐渐向着体育治理改革方向做出探索。

（二）适应国内形势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发展方案》的提出，验证了我国对于中国足球改革与治理的决心，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总体发展方案的提出，将足球运用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与变革。当然，在整个变革的过程中，系统当中的各个主体都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号召，展现出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基于战略平台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特色发展道路。

（三）适应自身发展

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需要加强推进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体育的发展已经长达6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形成了一种具备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然而，中国足球发展中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包括管理不规范以及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亟需推进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群众足球体育发展滞后，要求治理体系的优化进而推动；（2）足球作为第一大球，运动项目的开展与崛起要求治理体系的支持；（3）体育产业健康成长要求治理体系的促进与推动；（4）体育文化的形成要求大力开展治理体系作保障。大型足球赛事与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突破现代足球运动开展难点，使得“体育强国梦”得以实现[3]。

三、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耦合探析

传统的足球发展环境中制约因素通常包括机制制约、本土教练员水平、后备人才、足球基础薄弱以及足球文化等。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传统中国足球的发展。但在新的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足球也已经走入一个职业化、社会化改革的发展阶段，制约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阶段我国当前大型足球赛事以及足球治理仅仅局限于社会管理层面，并未将社会治理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展现出来。虽然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仅仅是一字之差，但实质内涵缺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社会管理”在实践中认为政府部门的职能涵盖面较广，是一种全过程的控制环节，造成管辖面宽泛，监管实效性不强；第二，“社会治理”更倾向鼓励并支持多方共同参与其中，权衡与协调各方权责，进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第三，治理目标在于结合制度体系，通过法制思维决定治理大致方向，处于治理事物并化解社会矛盾。简而言之，则是充分协调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联性。

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在足球领域当中意味着主管中心撤消后，新的足协应该打破传统垄断资源时代，尽到监管与服务职责。对政府、社会以及市场进行重新定位分析，使得各项权责得以明确。但整个优化过程不能够缺位、越位，更不能够相互替代。只有这样，作为社会系统以及体育产业发展中的职业足球，才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环境。

中国足球在现阶段的发展环境中，更倾向于凭借行政依赖的手段，治理策略以及治理过程都需要依赖于社会依赖与市场依赖。这就相当于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精密仪器，运行状态如何更倾向于各部分之间的咬合精密度。政府部门、足协、媒体、商家以及球迷都是整个精密机器当中的零部件，只有各个环节主动做事，才能够将事情做好并实现无缝连接，互相补充，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保障[4]。

大型足球赛事与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耦合的探索，为振兴中国足球，应减少抱怨与相互指责，有效协调各个有关于足球治理体系的内容，在依据国家提出的改革标准目标下，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洪.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12：7-12.

[2] 杨桦.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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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我国的公共治理体系从以“个人魅力和权威”为基础转向以“提高效率+广泛参与”为基础，在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和反腐倡廉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社会管理体系不断健全。我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治理改革的成功。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遭受质疑，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阻碍了社会进步。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目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执政危机。

二、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层次性。国家治理体系既有社会管理层面的，又有国家政权层面的即国家能力层面的，还有国家自主性层面等。具体地说，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权力的制约三个方面改善治理现状，逐步实现治理现代化。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切勿单边突进，要方方面面相关配套，才能让社会运行更加健康、有序、可持续。

(二)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国家治理主体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与原来的管理相比，未来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多元了，不再是政府一家包揽天下;治理手段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更多的是市场手段、社会组织自愿自发的手段、宣传教育的手段、道德的手段，以及经济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等。还需要公众更多参与决策，把公众参与决策的通道打通。管理强调加强政府的监管、管控，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府，治理的概念包含共管、共治的含义，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来管理社会，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共管共治。这次全会在公共安全方面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包容性。

(三)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理念———共治、协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管理和治理运行的向度不同，管理的运行向度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运行向度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强调的更多的是协商。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未来需要着力研讨的是在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何种地位以及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

(四)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活力。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也就是说，原来的管理理念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运行中不出问题，而国家治理体系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多的是在社会经过治理之后能否有活力、和谐。公报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说把能否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精神作为衡量标准之一。首先，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其次，管理与治理的重点有所侧重。原来的“管理”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如对社会矛盾的管理，侧重过程，现在的治理更侧重结果。公报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的体制机制，公共安全的体制机制等，应该说抓手更加明确了。

(五)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式方法———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治理的新方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对于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治理能力就是依法行政的能力，“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无权行政、越权行政导致了不少社会矛盾激化，既侵害了群众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建设法治中国”纲领下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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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路；国民经济；问题

中图分类号：F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1

一、公路运输现代化内涵概括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将公路运输现代化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概括，即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概念是不同的。

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公路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运输线路长度上和客货运送量上都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快速发展。二者的同步发展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我们猜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先行作用，也即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人们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制造活动，一是要进行运输活动即人和物的位移。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但实际上如何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机制是一个尚未给出令人满意回答的理论难题。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交通运输看作社会间接资本，分析了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交通的发展有降低直接生产活动成本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从1843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工业化的大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铁路建设。

三、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1.运输生产力水平不高

在营业性客货运输车辆中，中高档客车特别是高档客车和大吨位柴油货车以及集装箱等专用货车所占比例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和货主的需求。

2.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客货运输站场建设进度缓慢，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当数量的县城以及大多数乡镇，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仍很短缺且设备简陋，成为制约道路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公路基础设施功能和车辆运输效率的充分发挥。

3.运输组织水平和运输效率较低

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存在着地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驶率提高、运输组织水平降低，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4.抽样调查数据不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作为公路运输抽样调查数据提供者的运输车主和数据利用者的政府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在信息的有效性的认知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主观失真。由于抽样调查过程缺乏制约与监督，加上某些车主对抽样调查认识存在着距离，个别车主因逃缴规费而心有余悸，害怕如实填报，会增加费税或者受到超载处罚。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如下问题：（1）少报运量，多报燃油消耗。（2）多报运距，少报经济收入。（3）多报车辆停驶日、车辆空载等情况。二是数据适用性不强。抽样调查产生的数据，一方面为政府部门提供全社会公路运输量，是政府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测算本地GDP的依据之一。另一方面为运输企业提供运输效益、油耗等指标，是企业改进管理方法的重要依据。实践中，由于抽样调查方案本身的缺陷和调查单位的自身原因，抽样调查数据往往小于实际运行的数据，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利用价值。

四、加快公路交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从治理机制入手，以“专、精、特、新”为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大办运输、办大运输。在运输组织结构方面，积极推行高速快客、超长线路实行集团化、公营化；跨区线路、危险货物、现代物流、站场经营公司化；其他线路、维修、检测、驾校等经营方式多元化。在运力结构调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客运以高级客车为主，城乡客运以中级客车和普通客车为主，货物运输大力发展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加快普通敞篷货车的厢式化进程。

2.提高运输生产力，加快道路运输发展

采取多元化筹资的方式，鼓励扶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客货运站场；同时切实做好客运站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3.强化运营治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治理，严格实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检查制度，把安全责任至上而下细化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二是加强营运车辆技术治理，坚持和完善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切实规范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行为。三是加强对客运站的监督治理，切实加强营运客车安全例检和进站车辆经营资格的审查，果断防止超员车辆、“带病”车出站运行。

4.严细市场监管，创造规范运输环境

一是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解决运力大于运量的问题。二是监督治理机制，全面清理和规范运输行业各类收费项目，大力开展运输专项治理。三是多元经营机制，积极实施运输市场多种准入模式，探索推行主干线、热线客运线路经营权招投标，通过市场化运作，建立良性、公开、公正的运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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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地方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等，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加以解决。

从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与规范化；二是实现以多主体协同共治为特征的善治；三是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形成了稳定的国家权力结构。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一个国家在制度管理与战略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治理与秩序维护等各方面能力的整体体现。一个治理能力优秀的国家，对外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对内可以使人民幸福富足、安居乐业，还能有效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巨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住一些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国现行的体制改革机制存在改革的部门化与碎片化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后，可以统筹全方位改革大业，从而为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奠定坚实基础。改革领导小组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应更多地引入利益相关方与相关权力主体参与改革，如引入民营企业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参与行政改革更好地形成推进各方面改革的合力。

树立多元共治的新理念，形成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治理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共同实现良好的治理。

更加注重制度在重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程度。及时将一些成熟做法制度化，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同时推进组织建设与组织创新，从而使国家治理体系日益现代化。

改革央地关系的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治理中的两个积极性。要在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当增加市、县两级政府的税收来源，加快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同时，适当上划事权，将涉及全国范围而又需要强大财力支持的公共服务纳入中央事权范围，主要由中央财政保证。

更加深层次地统筹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站在全局角度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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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不能回避、必须主动应对的重大课题。如何回应重大挑战，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好这个总开关，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要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可以好好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要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等等。还有一条非常重要、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总结提升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的本土化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推广，有的还要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及时发现，系统总结，使大家分享其经验和成果，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经验问题和借鉴问题。

在这样一个需要创新、需要交流、需要动力、需要重构的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总要求总目标，这充分表明了中央顶层设计的高屋建瓴。能否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事关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关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重大背景下，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国家治理》周刊、人民论坛网发起了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活动。该活动历时近8个月，得到了地方党政部门、社会组织、理论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与广泛认可。

开展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以及这次调查所形成的成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不同侧面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优秀的案例和样本；可以为各地方各部门各组织的创新提供广阔的交流平台和十分有益的经验借鉴。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是一次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过程，其中大量的典型经验，一定会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宝贵财富。

这次调查评选活动是严肃、严谨和客观的，组织调查工作十分细致。本次调查评选领域，紧密结合当前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党建创新、政府创新、县域治理、国企改革、社会治理、民生发展、公益慈善、文化发展、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十个领域展开。通过专家推荐、合作单位推荐、媒体推荐、单位自荐等方式，课题组共整理、收集了全国各行业各领域相关单位与组织提交的1200多篇经验材料。为了使推荐材料更具典型性、科学性，课题组在进行调查的十个领域分别邀请2家以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或学术支持，并邀请该领域10位以上专家参与评审或指导，总计有20多家研究机构与100余位各领域权威专家的参与，确保了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权威性、可信度。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选，是这次调查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课题调查组专门研究开发出了中国治理创新100佳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影响力五个大的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例如，创新性包括突破常规，挑战传统观念和体制， 是否在实践中开辟了新路；普适性包括该经验是否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可复制性和推广性，是否有鲜明的本土特征与个性风格，是否开放程度高等；影响力包括在行业及专家眼中的认同度，媒体报道、转载、应用情况， 以及是否在公众中有较高的知名度，等等。

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与度，这次活动还采用了网络投票。每个案例的最终得分是：网络得票评分占权重30%；专家得票评分占权重70%，十个领域每个领域加权得分最高的前十个案例入选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之所以网络得票评分只占权重的30%，主要是考虑到网民投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同时网民对参评单位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加上参评单位和部门的人口规模相差很大，人口多、组织发动力强的地区和部门就会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鉴于此，网络得票评分权重不宜太高。专家得票评分权重之所以较大，主要是考虑各领域的评审专家对所评对象的整体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能够在各参评对象之间进行深入、系统比较，最终形成比较客观、真实的评价。不过，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不断增加社会成员参与的比重，让社会治理多一些社会化的成分。

此外，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组还将参与网络调查的候选经验分领域邀请专家进行了评审，发出评审问卷120份，回收有效评审问卷103份。并于2014年6月12日，邀请各领域专家代表召开了“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成果专家评议会”，力求评审结果更加客观、公正、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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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服务型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网络在便捷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高企业生产效益的同时，能够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基层政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引导者，自身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的高低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创建服务型政府为宗旨，围绕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做好顶层设计是目前政府的核心发展方向。一方面，当地基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需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充分结合“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建立符合现阶段农村群体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的激励评价机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机制，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还需加快对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信息平台整合，从而利用各项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一套科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而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2     整合农村信息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管理目标

经大量科研数据分析可知，目前在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整合农村信息资源，而后建立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是实现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综合化管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从目前来看，在当前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与服务综合信息网络，充分发挥农村网格化管理及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提高基层综合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主要举措。从目前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为满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劳动力纷纷前往城市地区，农村人口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社会的高效治理，基层政府机构需以常住、流动、“三留守”人员为主要对象，建立农村人口基础信息库和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加强对辖区内特殊人口的重点管理和重点帮助，达到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计算机网络应用普遍，人们对电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故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为有效提高农村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基层政府机构不仅可通过采取推行电子村务的方式对农村进行全方位、动态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以期在引导农民逐步适应电子信息技术某些功能的基础上，为后期政府人员开展网络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标上打下坚实基础。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过“一站式”服务实现农村治理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可知，基层政府受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响，内部工作人员在日常农村治理过程中，仍遵循传统的治理理念，采用传统的治理手段，极大地降低了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资金的极大浪费，对农村整体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基层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条深受农村人民群众欢迎的农村社会治理新途径，需多采取几种管理方式，然后对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进而选择出一条最适合的治理策略，为提高农村治理的整体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在当前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信息化产业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发展技术手段，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从根本实现农村合理化治理，基层政府机构必须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构建加快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管理人员需对管理网络进行细致化分析，在整合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各项基础数据的基础上，为信息录入渠道、沟通渠道以及畅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通过采取构建综合性、集成式社会治理服务信息平台的方式，对行政机构不同部门的信息数据库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在确保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情况下，通过使用有限的公共社会资源，确保政府充分发挥各项效能。同时，在当前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下，基层政府机构通过对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赋值结构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通过“一站式”服务模式，为农村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坚实基础，进而为农村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依托“互联网+”技术，推进网络问政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网络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和网络传播渠道，在提高基层政府“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目前来看，由于近几年农村产业建设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网络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层政府机构的管理难度，进而给农村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网络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双面性，因此，基层政府机构要从根本上实现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在管理过程中，切实保障信息化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覆盖农村各个环节，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首先，基层政府机构需推进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发展，在构建网络舆论建设的基础上，借助社会舆论力量对农村实施个性化、主动式公共服务的虚拟社会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层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社交平台，公开某些党政建设信息，拉近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从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最后，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基层政府机构要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全局服务的信息化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建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覆盖农村各个环节，为实现动态跟踪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5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构建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理信息高速流转，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农村社会治理策略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是当前基层政府机构的核心发展方向。同时，在城市一体化发展中，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质量，对城乡建设进行精细化管理是目前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赋予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变革的历史使命。简单来讲，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对其进行统筹谋划、综合研究，以期确保农村地区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进而为其整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规划。换句话讲，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基层政府机构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农村高效治理的目标，需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合适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为农村城乡一体综合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一方面，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机构需分别利用城市以及农村各自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促进两者之间进行优势互补的同时，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层次、形态、类型的城乡空间信息管理需求，基层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可通过对城乡事物的灵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调度，为实现统一管理和弹性扩容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充分有效解决当前信息管理过程中计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馈等技术难点，通过采取建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相关制度，为实施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打下坚实基础，进而为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创造良好条件。

6     结 语

篇8

关键词：大数据 政府治理 能力 探究

自我国改革开放后，城镇的建设和社会的经济思想在不断的发展与提升，导致大规模人口增加，并使群众的服务要求开始变得丰富多样化，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的治理能力来妥善管理，然而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给政府提供了机遇。随着我国党会提出的政策：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发共享。这一指导意的提倡，它意味着大数据的战略思想在我国正式实行。

一、大数据的应用在现代化政府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一）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想要一个好的政府治理方案，就必要有一个好的决策，它在政府的治理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如今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信息的缺乏，导致政府在决策方面总会有失误的判断。则大数据利用数据的融合、数学模型和仿真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占有，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大数据的应用能显现出政府的公共事务和内在事务之间的关联性，为决策科学合理的方案作出重大贡献，增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比如：郑州市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的建立，不仅掌握了社会人口形态变化，还为城市发展的重心提供了信息基础。

（二）为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保护架航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简政放权两点。大数据的发展应用不仅简短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间的距离，还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比如河南全省为了减少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环节，降低社会成员公共服务的成本，实行了“新农合管理系统”，极大的推进了社会保障服务的流程优化。

（三）为政府管理精准化提供支撑

政府可以运用高科技技术对大数据的运行进行合理的管理，可以把市场的一些检测装置或企业的生产经营等数据聚集一起进行分析，在进行统一的公示，提高政府有针对性的监管能力和服务，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企业单位，因此大数据能有效的解决社会中复杂的管理信息，使得协作部门实现了管理信息的交换与共享、管理政策的统一。推进了政府管理由粗向精细化的转变。

（四）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创造条件

大数据的到来，它标志着政府管理的改革，其主要包括：模式、结构、体制以及流程等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社会数据大量的涌现。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到电子政务在到如今的互联网政务，这一过程体现了高科技智能化平台推动了政府的大改革，同时大数据还可以从资源的共享、智能的决策等方面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效绩。进一步的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数据的优化，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大数据在税收治理中的应用

税收在在政府的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应用大数据来为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分析时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分析出税务部门的海量信息，比如：“发票”、“缴税”、“申报”等信息。由于如今纳税人的数量和经济税源的逐渐增加，严重造成了税务部人少事多的现状，然而大数据的应用能更好的帮助税务人员实行服务决策、征管等，从而促进了现代化税收治理体系。

税收体系从建立到登记这一过程中，税收部分应要充分的掌握全部记录信息以及对一些纳税人的满意程度调查信息，然后再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分析和预测出一些行业或者单一的纳税人的习惯、爱好、意愿等重要信息，从而做到有针对性的服务策略方案，以满足更多纳税人的服务要求。

在税收征管中运用大数据的技术。可以从更宽的视野方面来获取数据，不仅包括纳税人的自行申请信息，还包括了海关、银行、电商交易等第三方信息，通过涉税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捕捉税失的流失点，从而落实管理措施。同时大数据还可以解决一些跨域区和关联性纳税人的管理难题。

三、加强大数据应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探究

对于目前来说，由于一些数据的不共享性和编码的标准不统一性，这一问题对大数据的运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同时还给一些跨区域和跨部门的数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国家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大数据标准。比如对于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而言，可以利用机构代码来作为为基准，以企业的信息、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记号与组织的机构代码等归集信息，建立y一的标准编制

对于个体户人民来说，可以以自身的身份证号为基准，在将自身的社会保障号、识别号以及银行卡号与身份证归集，从而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数据库，其中包括“银行账号、居民户籍信息、车辆财产的信息、医疗卫生、社会的征信体系、教育就业”等民生数据库。从而使政府能更好的掌握企业和个体户人民的核心数据。

四、结语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是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来提高服务能力与市场的检察行政，以此来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根据本文对大数据在现代化政府治理能力的应用叙述，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与政府的治理能力，因此对于现代化政府来说，大数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解华朝，刘超捷.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与法，2015，（02）.

[2]陈之常.应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5，（02）.

篇9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环境科技创新、深圳

1. 生态现代化――深圳未来30年目标

深圳在过去30多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现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也见证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产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深圳已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重要的空海枢纽和外贸口岸，中国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2年经济总量居中国大陆第四位。

然而伴随着深圳30多年的飞速发展，也日益显见出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2005年5月，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就提出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目标，探求深圳发展模式的改变之路。

可以说，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大城市人口拥挤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经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如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敬仰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环境保护虽然已有30年的历史，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都会非常大，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科学的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可见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深圳所尝试的转型正是整个中国需要去做的事情。作为国家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创新城市，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除实现自身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外，还担负了探索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现在所面对的和30年前所面对的，就本质而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如何协调解决，深圳市现有资源环境条件能否支持未来持续性发展，并实现更高概念的现代文明，深圳未来该如何定位，生态现代化理念或许就是答案，其特色在于进一步强调现代化进程的生态转型，也即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许可以解读为探索未来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

过去20多年，许多发达国家选择了生态现代化并取得了国家发展的显著进步。深圳市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选择，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型，而深圳可能再次为历史所选择，这或许就是深圳市未来30年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此外，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和目标指的是生态型的现代化，而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现代化。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物质载体， 生态涵盖了众多要素，例如目前热门的低碳概念，也仅是其元素之一。同时，生态在社会复杂巨系统中并不是孤立的要素，它与经济、社会等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生态现代化应是经济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以及生态建设的现代化等诸方面的整合，完全可以统筹深圳市提出一系列城市概念，例如“效益深圳”、“低碳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园林城市”等，这样有利于打造深圳市独特的城市名片，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定位相区别。

2. 环境科技创新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基础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J・胡伯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社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工业社会突破阶段（1789―1848年）、工业社会形成阶段（1848―1980年）、工业社会转型阶段（1980年以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动力都是经济和技术，第三个阶段主要凸现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技术需求。胡伯还认为，在环境转型方面，政府的干预和环境运动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家，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其核心观点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他认为，生态现代化代表一种积极预防的环境思想，是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的现代化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M・简尼克也是较早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将环境政策分为补救性和预防性两个类型，认为生态现代化实施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他指出，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革新过程，并非要改变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和采用预防性策略，以有益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替代传统形式，这样还可以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

荷兰学者A・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科学技术是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因素，而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反对经济与环境势不两立的观点，环境影响的内在成本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第三，承认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导向作用中的不可或缺性；第四，政府与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重新定位在生态转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摩尔还指出需要进行变革的几种社会要素：政治――政体向公众参与决策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组织形式转变；经济――环境保护从增加成本向获取利润转变；法律――举证责任从受污染方转移至污染方；科技――创新技术从补救性向预防性转变。这些社会要素的变革既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变革。

学术界和各国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或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核心特质却是高度一致的，即消除现代化发展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相容关系，寻求两者之间正向结合的理论意蕴和现实出路，并认为环境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

3. 加速环境科技创新的几点建议

3.1 推动思想意识的生态转型

没有现代生态环境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由此也失去环境科技的创新动力，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管理者和决策者的现代生态环境意识，是深圳市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成败关键，自然也是决定环境科技创新成效的关键。

现代化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多少被视为区域发展甚至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与享受降低了人们对环境风险的估计，环境退化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合理代价，这应当是深圳市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四个难以为继”的根源。所以，深圳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思路中消除上述片面的发展观念，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创新思维把环境保护变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思想意识生态转型的战略措施主要有：①开展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诠释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概念，并构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②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生态现代化理念；③公开环境信息，鼓励公众监督和参与环境决策。

3.2 建设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体制环境

目前，深圳市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工艺及设备研发严重滞后于市场需要，环保科技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形成成熟的环保产业。公益性科研机构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环境科研工作的系统性和长远性不够，难以形成长期的、整体的、能满足生态现代化所需的科技支撑能力。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创新基础能力薄弱，人才匮乏，亟需探索有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新体制和新制度。

结合深圳市政府机构的深入改革，建议由深圳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筹环境科技的创新规划、创新标准的制定和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并监督落实相关项目的实施或直接主导相关项目的实施。

3.3 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

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技术创新应通过将着重于环境压力下的“末端治理应急性”技术向“全过程控制预防创新性”技术创新转变，由此实现推动环境保护的“成本投入型”向生态建设的“效益产出型”转变。

环境科技与各行各业密切相关，需要把生态技术和设计融于各个领域，需要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寻求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环境与发展协调。发达国家普遍加速了生态制造技术、生态建筑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深圳市从上世纪90年代，从发达国家引入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理念，本世纪初又引入了循环经济概念，当前又兴起低碳经济的浪潮。目标都是希望污染控制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采取综合污染防治战略和技术手段。而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低碳经济概念日渐热门则有利于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见，深圳市环境技术的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已具较好基础，其实施效果的关键则在于落实相应的激励政策、资金和引入创新技术。

3.4 加大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目前，深圳市直接用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来源于两部门，市人居环境委每年约有2000万元的环保科研专项经费，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的研究工作，此外，科信贸工委每年提供金额不等的资金，用于环境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资金的投入远低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企业申请的难度较大。

鉴于深圳市每年将近1个亿的环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污染设施的升级改造，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主要用于末端污染治理设施，而该类设施的改造本身就是排污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且不符合“全过程控制预防”理念，建议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全过程控制预防”的环境技术创新工作。同时将深圳市每年投入的科技创新资金的五分之一直接用于环境技术的创新工作。

3.5 加快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突破，水资源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的治理完全可通过环境技术的创新实现，建议重点加强节能、节水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水处理及回用技术、大气、噪声和固废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以水环境领域为例，由于深圳市主要河流的污径比过大，各污水处理厂出水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方能满足水环境目标要求，而目前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指标距离上述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资金可适度向污水处理厂深度改造技术的研究倾斜。

3.6 打造技术创新及技术服务平台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每年同时利用近亿元的“环保专项资金”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行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污染企业末端治理的硬件设施已普遍满足法定要求或国家相应技术规范要求，但是，大量的投资并未达到预期的环境效益，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水平及技术能力严重滞后，使得污染治理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从污染防治的效果来看，单纯局限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难以真正解决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污染防治要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无疑对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突破。

企业环境技术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全面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对一些环境意识、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尤为如此。必须系统全面的诊断企业的环境问题及其在环境管理及技术能力所存在的不足，且需要政府、污染企业和节能减排技术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并持续有效的推动实施。在类似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则完全有必要建设环境技术创新及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推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4. 结语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深圳市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而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其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出现了瓶颈。近年来，深圳市重新定位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传统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与变革，并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创新途径，其实质符合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环境科技的创新。深圳市应当把环境科技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利用特区人的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力争在未来30年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示范，这也正是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6

[2] 杨东柱，浅?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06期

篇10

陈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国家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虽然法治的概念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治理的理念却是现代社会的象征。不仅在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客体、治理的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体现了人类对社会、国家管理认识的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重大革新和重大飞跃，是对国家管理能力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也是新的挑战，对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顺应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也是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扩大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经济上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但从国家管理层面以及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来说，还没有完成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我们党顺应潮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要求，是执政方式的重大改变。那么，治理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法治。法治不仅是治理的基础，也是治理最基本的一种方式。法治，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国家治理方法。具体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法治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国家治理通过法治，可以避免人性的弱点，避免个人权力的缺陷以及人治中所具有的不稳定性。通过法治，可以对每个人的权利予以保护。同时每个人通过法律可以对其行为有一种预期，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才能真正使得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根本的保护，人在社会中才能充分地获得安定和自由。

第二，法治是对人权的保障。法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护人权，法治的要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得到保护。尤其是当个人遭到公权力的侵害时，就必须通过法治的力量来加以保护。所以说，保护人权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法治，法治可以使每个人在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时变得强大，如果没有法治的话，个人的利益就容易遭受到肆意侵害。只有当个人的利益、人权在获得保护的环境下，人们才能在符合法律的框架下自由地生活、发展。

第三， 法治能确保公权力不越界。如何防止公权力的越界，防止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只能依靠法律制度来确保公权力在法治的轨道里运行，让政府能很好地运用规则进行社会治理。

第四，法治是治理的基础。从社会整体的稳定性上来说，法治确保了公权力在法律制度的轨道里行驶，它保证的不仅仅是公权力的不越界，而且还保证了公民的民主和权利，从而使得社会能有序地进行运作，这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保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有专家曾提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社会治理社会”，您对这一提法怎么看？以人民为本位的治理思想，是否与法治的“限制公权力与保障私权利”核心要义相通？

陈旭：治理是事关一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大问题。它是包含政府、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体系，核心内容是国家的管理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而是需要实现有机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从统治到治理理念的根本变化，是由原来的主要依靠政府单方面的管理社会方式，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也就是说，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自身，这三者在治理中都必须要很好的定位，从而形成良好的国家治理结构。在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主动参与治理;如何让每个人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认为国家管理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有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作用的。每个公民如果能够有很好的主人翁意识，就会自觉地遵守社会各种规则，国家意识、社会责任、公民意识就能大大增强，国家、社会与个人相互交融，使每个公民在参与国家治理中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确立人民本位的治理思想，在治理过程中，要把握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是主导。国家主要是通过立法、实施有效的管理方式对社会进行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共治的分量上是不一样的，政府在其中是主导作用，是必须要予以重视的。因为政府代表的是一种公共权力，这是公民赋予的共同权，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去治理国家、治理社会。而且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法律执行的问题，还有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而这是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都没有办法去行使的。因此，政府的作用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运行，它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去制定、执行法律，去依法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在这一过程中它所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行政手段，都是治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并不是要削弱公权力，或者是要把公权力降到一般的国家治理结构中与社会组织的平等位置上，而是要督促公权力、保证公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中行使，让公权力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才是关键。所以，第一个层面，国家治理结构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社会是中坚力量。社会就像国家的稳定器一样，它通过大量的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和不同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形成了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中介组织、行业组织等。虽然国家制定了政策，但是许多管理都需要通过不同的行业组织、法人组织，中介组织，群众组织等来进行管理。像国外的一些经济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它们对企业的合法经商、服务规范的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根据政府的要求对社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做了大量以前政府做的事情和政府想做做不了的事，而且它们是在社会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公平。比如国外的一些企业行会，它们都有自己行业的准则，如果某一企业违反了准则、触犯了行规，就无法再在该行业里发展了，也就是说，企业的违规行为不仅是依靠执法部门的查处，而是在自己的行业组织里就会受到警告、开除企业资格等的处罚。这样，行业组织实际上就把每个企业组织起来，把它们纳入到法治的轨道里，依法、公平地进行商业活动。此外，大量的行业组织、中介组织，比如审计、财会、拍卖、交易等，它们在管理过程中，各项公平交易的规则也在其中，当许多商品交易通过中介组织去运行的时候，体现的也是社会交易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这些行业组织、中介组织还担负着许多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责等。 另一个方面，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中，还有许多大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上等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针对不同群体利益的保护，对困难群体的帮助，以及在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等，都需要由社会组织来做。所以，如果社会组织一旦高度发育起来的话，它是能够支撑起社会的一般组织和管理工作的，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更有秩序地运行。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组织发展起来、培育起来，让它们能承担起行业管理、社会中介、不同群体服务的责任来。

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有序培育和发展，让其能够支撑起管理职能，而且要杜绝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各企业加入交一点会费，成为一个“二政府”的现象。社会组织所享有的不仅仅只有管理的权力，而更多的是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他们必须承担起政府职能转变后的部分职能来。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不仅能改变目前政府包打天下、包罗万象的情形，而且还能有效保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能有效保证国家法治的正常运行。社会组织不仅是参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治理的主体，这才是社会治理的共治概念。

第三，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到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治理。比如乡规民约，它是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制度下，依照国家规定，按照契约精神，社会的公序良俗，在一定领域或范围内借助公约、契约的制定和共同遵守实现自治。比如我们的社区管理，可以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对一些需共同遵守的事项制定契约，让大家在小区中自觉遵守，从而实现自治。比如现在的群租治理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自治的理念，让每个小区居民共同制定群租治理规则，并在个人的租赁合同中反映出来，让小区居民共同遵守。规定的制定可以细致，包括不得开设旅馆、饭店、不能违章搭建，以及遛狗、除草等各项内容。这样，就能形成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大家共同制定的制度约束行为，共同遵守。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小区里，都是被管理的对象，而没有管理者的概念。自治，就是要让公民成为治理的主体，这个概念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曾经去法国进行考察，在法国，法官对很多重大事情都有决定权，包括院长的推选、拍卖单位确立，都可以通过法官投票决定。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的职责，我们可以大量运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契约、民约来治理基层，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比如在社区里，如果有居民违反了社区的规定，可由社区委员会向法院提出，由法院根据法律法规、社区规定进行裁定，这样，就能很好地把自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了。

记者：近日，中央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对此，您怎么看？社会治理与综合治理应是怎样的关系？

陈旭：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我认为这是将职责回归到了社会综合治理的职责范围中。我国在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对社会治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做法和理念就是政府牵头，然后通过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共同对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治理，这个理念非常好，也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但在新的形势下，应对社会综合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转变原来停留在政府包揽的层面，把社会组织培育起来。比如2002年，我当时到政法委工作的时候，我们推进了社区矫正、青少年帮教、吸毒人员管理，通过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办法让社会组织去做，这实际上就是培育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理念。但是，现在的许多做法还是更多地由政府包揽下来，由政府动员组织方方面面去治理，比如菜市场问题，就是由政府牵头，结合各部门各组织进行治理，这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治理的理念还是没有培养出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也没有纳入治理轨道，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目前许多综合治理就出现了治一治就好，不治后又出来的现象。所以，这又回到了刚才我们的问题上，治理必须要把自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同时，国家还要注意建立诚信体系，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记者：从您对社会治理的阐释中，我们发现，您非常强调公民自治和法治关系，那么，您是怎么看待社会治理的民主基础这个问题的呢？

陈旭：的确，社会治理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以公民为本，要发扬民主，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将人民群众的意志渗透在各个方面，包括立法、经济政策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定，都必须要有人民群众代表的参与，必须要符合群众的意志，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比如立法必须要由人大来通过，还有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采取民主的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那么，什么是民主？民主不仅是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发扬民主的概念，其实也是统治管理的手段。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和管理。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比如《宪法》的通过，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票通过，这是集中了更广泛人民群众的意见，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一个社会的有效管理是满足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满足所有人的意见，满足所有人的意见的社会管理是管不好的，那也不是民主的概念。民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让民主的理念在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以一定的方式、一定的程序，真正借助多数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

比如现在动拆迁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主治理理念来解决。举新加坡为例，在新加坡进行商业性动拆迁是被允许的，它通过政府首先向大家征询意见，让大家共同拿出一个改造方案，或改造成商业区或改造成住宅区，然后，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人同意，该方案便可通过。那么，拆迁过程中，可以通过商业行为的办法由市场解决，在取得当地居民的同意后，企业与居民签约，签约中也会遇到不愿签约的住户，但是，如果整个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那么，剩余的10%就必须服从。这个比例也是以法律文本规定下来的，而且这10%的动迁价格是90%的动迁价格的平均价，并不会因为其迁出时间晚而获得到更多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很好地运用了民主的手段，以公开公平公正解决拆迁问题。民主的概念，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把这个概念运用到社会治理中去，就能有效地避免许多负面效应的出现，让社会矛盾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在我们现阶段，对民主的理解，却多是停留在多听群众意见的理解上，而对于民主是统治的方式的这一认识还没有形成。

民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治理方式，民主的背后就是法治，法治是民主的有力支撑，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就像刚才新加坡的例子，民主的治理后面是有法律制度来规定的，当90%以上的居民签约了动迁合同以后，剩余的10%的居民就要强迁，而这个强迁是必须依靠法治的力量。而反观我国动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民主的方法，就使得许多在拆迁中前面动迁的老实人吃亏，形成了“不闹不得、小闹少得，多闹多得”的一个非常坏的社会风气。试想，如果我们运用新加坡的这一90%的民主方式来治理动拆迁的话，是不是能很好地对付一些“赖着不走的人”？民主不仅要多听群众意见、充分讨论投票，而且要同制度、法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解决大量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而且，从另一个层面上说，90%意味着五分之四以上的通过率，这可以说是高度民主，因为动拆迁涉及的是老百姓的重大利益，所以它必须是高度民主，而高度民主也并不是极端的一人一票，如果将一人一票极端化后会使民主的作用歪曲。要既充分发扬了民主，保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又通过合同的方式、民主的签约，公平公开、你情我愿地把民主与法治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契约有两个问题很重要，第一，它必须要在法律轨道里，不得超越国家法律;第二，契约自治的条例也需要法治的支撑，如果法律制度无法支撑，这个契约也是没有用的。契约能使法律的保护以较为简单的方式实现，比如如果社区有管理规定，违章建筑必须拆除，那么，法院就可依据社区管理规定和法律法规发出拆迁令，依法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同样，封阳台、开饭店、群租等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依法解决。

记者：看来法治在整个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请您跟我们具体谈一谈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问题。

陈旭：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建设必须要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终局。法律权威是支撑治理的重要基础，法律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每个公民都要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无论政府还是公民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首先是法律信仰，要有法律的意识。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这几年，我们的普法教育一定程度上来讲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一个社会，公民的法治观念，主要是看法治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威性，虽然现在普法中要求老百姓学法律条文，这虽然不是说没有用，但普法的关键还是要树立法律意识。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法律专家，对于社会来说，公民所需要具备的是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的信仰，而这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司法通过法律的钢性让人人遵守，这其中涉及的是法律意识、法律理念的树立，这不是靠学习法律条文就能解决，而是要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让法律起到维护的作用。

法律权威是否能树立还必须看司法能不能终局，也就是司法要能服判、接受。比如香港的占中问题，其最后是由被损害利益的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做出裁决，发令拆掉，这体现了很高的司法权威。在香港，律师协会有一个律师纪律惩戒部门，他们对律师的投诉进行审查，由惩戒委员会裁决做出处理，比如警告或者吊销执照等，如果律师不接受，可上诉法院，而最后还是由法院进行解决。所以说，司法要有权威，就必须要让判决无条件地履行。我们要树立一个意识，许多问题可以在法院寻找公正公平，现在司法改革，把过去的立案制向登记制改革，这就是对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了更深的认识，当然这同时也需要一整套的制度来维护。司法终局意味着任何诉求问题都可以到法院去终局，从而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这是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记者：那么，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上的重点是什么？应如何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陈旭：许多国家的检察机关是作为侦查主体而存在的，立案、逮捕、查案、是否都是由检察官决定。一些国家的检察官还是国家公诉人，不少国家还赋予了检察机关对重要官员侵犯民权的重大案件的查处的权力，包括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公益诉讼等。但在中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它担负着对民事、刑事、行政整个诉讼的监督，具体来说包括对公安的刑事立案的监督，侦查措施的监督，对法院审判的监督，刑法执行的监督，以及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监督等。也就是说，它拥有一个很重要的涉及和关系到人民利益的重大的权力，比如限制人身自由、判决是否公正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严惩司法腐败。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加大了检察机关监督力度，加强了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和滥作为，包括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监督，是赋予检察机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比如公益诉讼制度，主要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在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时，由于社会的公共利益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相对人，或者不敢或者不能提起公益诉讼的，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成为诉讼主体，这说明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四中全会进一步扩大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任务和监督内容，证明了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法治和推进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检察机关在加强诉讼监督的同时，还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特别是不作为、滥作为造成的对人民群众利益损害的案件的监督。这些都涉及确保公权力正确的行使，让公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的内容。从法律监督的角度来说，在治理上，检察机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我国法律的实施。

另一个方面，检察机关也是司法主体，其本身就有一个依法公正、秉公办案、公正透明的树立司法权威的问题，司法权威首先就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如何使每个案件都彰显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有公民参与的意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包括对审判权、检察权的参与，以及参与的形式，比如对一些重大案件，对检察机关检察阶段终局的案件，是不是也可以像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一样多一点参与呢？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总的来说，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加强监督;第二个层面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主体本身来说，要通过依法公正透明办案，树立司法权威，保障公正，公正是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三个层面是在我们自身的工作中如何体现法治的理念、治理的理念，如何让公众更多地参与等。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检察权的监督，对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的监督和制约，其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内容之一。

记者：社会治理需要树立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在树立司法权威方面有哪些制度设计？在当前的司法改革方案里有哪些体现？

陈旭：司法权威的树立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律制度。好的制度的设计是带有决定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完全形成一套符合司法特点规律的一种法律制度。这套制度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司法权必须依法独立，由司法机关来行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实际上目前司法的权威性不高，司法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法律对司法权威的制度保障和经济保障做得不够，国家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权威、必要的物质、环境的支撑不够。所以这次司法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财物的统一管理。第二，确保司法人员成为执法办案的主体，谁裁判谁负责，因为司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它要寻找事实，这就必须要通过司法人员，除了运用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司法人员必须是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以及审查相关的事实程序，这样才能得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最公正的判决。我们原来的问题是，一线的司法官员的权威性太低，许多一线司法人员都没有决定权，案件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层层审批，所以这次司法改革必须要回归司法人员成为责任主体，同时建立一套司法权运行中有效的监督资源和监督机制。第三，要解决检察官具有司法特点、符合司法特殊规律的司法培养机制。检察官的培育机制，必须是精英化的培养机制，检察官必须是具有高素质的精英人士，作为检察官就得终身办案，因此它必须走单独的序列，而不能走行政序列。它必须摆脱行政的上下级序列，走专业序列，每个检察官只要公正专业办案，就有一个很好的职业预期，这才是符合检察官成长规律的制度，才能保证公正执法。因为对于检察官来说，他没有行政上级，他的上帝就是法律。我认为，这是司法改革在树立司法权威上应有的三方面的核心内容，这是一套很好的顶层设计，以确保公正的司法建设、司法官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