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域社会治理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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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迅速启动，结合工作实际，增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针对性

省政法委就如何在全省政法系统开展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于4月21日上午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我院党组于当日下午召开了党组会议。会上，党组成员认真学习领会省政法委书记杨焕宁同志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的讲话精神，检察长赵卓域同志结合宁安检察院目前工作情况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要做到“三个要求”、“六个结合”“八个理念”、“四个重点”。“三个要求”，即：一是要求全体党组成员在学习领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新思路，制定新措施，力争在短时间内取得新成效；二是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尤其是将绩效动态考评机制与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用绩效动态考评工作促进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是要求根据会议精神，制定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工作方案，在制定方案中，要确定出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具体要求及具体安排。“六个结合”，即：与当前开展的学习“十杰”法官金桂兰活动结合起来；与上级院开展的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活动结合起来；与当前开展的“荣辱观”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上级院开展的深入学习“”活动结合起来；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活动结合起来；与当前的检察工作有效结合起来。树立“八个理念”，即：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牢固树立人权本位的理念；牢固树立司法高效的理念；牢固树立公开透明的理念；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理念；牢固树立司法文明的理念。抓住“四个重点”，即：通过开展教育活动端正执法思想；通过理清关系增强执法意识；通过完善机制提高执法素质；通过严格制度落实执法责任。会议决定成立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由检察长赵卓域担任，副组长由副检察长孔宪柱担任，日常工作由纪检监察部门和政工科负责。版权所有

二、深刻反思，结合“2、23”事件整改，增强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2006年2月23日，宁安检察院发生了被调查人人身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后，我院干警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迅速采取一系列坚实措施。

面对惨痛的事故，院里的每名干警、各层领导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班子成员带领全院干警首先从自身入手，深刻剖析，通过剖析，认为事故的发生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队伍综合素质不强，执法水平不高，办案经验不足；二是日常安全教育不够，缺乏办案安全意识，麻痹大意；三是办案安全制度虽比较健全，但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四是执法规范化意识不强。

我们感到，事故的发生，根本问题在于麻痹大意，安全意识不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突破案件上，忽视了办案安全这一细节。为此，我们牢牢抓住思想意识这一根本，加强办案安全教育。3月份北京汪中求细节管理公司来牡讲课，主题是《细节决定成败》，院里拿出近万元为十几名中层领导买票听课，使大家明白了办案细节在办案工作中的重要性。在开展经常性安全教育活动的同时，又在短时间内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钢性措施。一是自侦部门办案无论是在初查阶段还是侦查阶段都必须在办案工作区进行询问或讯问。二是坚决执行“三级领导办案安全负责制”,科员与科长、科长与主管检察长、主管检察长与检察长分别签定《办案安全责任状》，按照《责任状》的内容要求，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全面加强办案安全监督，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主管领导负连带负责，真正落实办案安全责任追究制。三是对已有的办案安全制度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梳理，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作了更正，对有漏洞的地方作了完善，用切实可行的规定增加了办案安全制度的可操作性。四是把办案安全工作纳入全院绩效动态考评管理制度，在原有的绩效动态考核项目内容中，又硬化了办案安全的奖惩措施，使办案安全与干警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确保办案安全工作每天都能通过网上绩效管理的形式显现出来，用动态管理的方式保证了办案安全制度的实效性。五是按照省院《检务督察工作规定》，强化纪检部门对自侦案件办案安全的检务督察，要求自侦部门办理每一起自侦案件在初查阶段就必须提出安全预案，并按要求时限及时提交纪检部门，纪检部门在审查通过后，才能开始办案工作，纪检部门对办案安全监督关口的前移为办案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三、规范行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增强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规范性

任何事物都是由无数个“细节”组成的，成大事必须从细节入手，抓住细节是明智之举，住重细节是一种完善执法的态度。常务副检察长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用主义的角度，编著了15万字的《检察机关直接授理案件立案、侦查工作细节》行为规范，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关键环节立案和侦查环节的细节进行了探讨，以图保证执法规范化。

细节规范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是准备工作细节。从办案主体、法律规定、办案条件三个方面，规范了主体资格、综合素质、法律条文和精神等（53种）自侦案件的法条、概念、构成要件、立案标准、量刑标准、注意事项和相近罪名的区别与联系、立案的软硬件条件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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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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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减持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会计悖论：政府希望会计信息真实但安排了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一般工商业上市公司要求执行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非上市国有企业执行该错度要报经批准。如果新制度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为什么真实性要经过批准？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型国有企业潜亏很大。会计改革所付出“真实的代价”是如何处理潜亏；不改革所付出“谎言的代价”是经济泡沫扩大。更深的层次看会计改革涉及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与国家经济安全，如金融企业的坏账问题。同时还应对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并对经济事件把关。两难选择中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取向决定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程度，因而判断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也应与特定的前提条件相对应。

二、会计域的反应：现状及方向

分析某种制度安排不可能从一种免于任何制度影响、纯粹由技术决定的外生性博弈规则开始。任何范围的博弈规则多少已经含有某种已设计的机制（规则）。会计本质上是一个财务信息处理、加工和呈报的信息系统，其运作依赖于一定的会计规则。会计规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秩序，是多因隶影响下制度变迁的结果，更直接体现为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下均衡或非均衡状态。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经济真实。

影响信息真实性的因素很多，这里我们借用“域”的概念展开分析，域是指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并能用抽象化、典型化对主要特征作综合表述与反应的基本单位，其中参与人集合与行动决策集合是其构造性要素。域可以从多个角度界定，如一个国家经济，这里将其界定为政治域、交易域、组织域和会计域。域特征连同为参与人每个行动决策分配结果的规则（后果函数）一起构成博弈（即机制）的“外生”规则。站在域角度可把会计规则（制度）定义为关于会计域各种博弈均衡之一的概要表征。依此而言，会计规则应具有公共合约性，是现实社会经济中利益相关各方在具体环境中通过比较“制度费用”，通过资源配置的博弈过程，通过各种公共决策的投票程序，最终形成可行的会计规则，其特点是通常不会令任何人或机构觉得达到了“最优”。恰恰因此它才成为社会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个人选择的结果。

在常规制度安排上，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之间关系基本体现为：价值标准、观念政治域组织域和交易域会计域。前一域概念是后一域概念的条件，逆向相关关系同时存在，第四层次对第三及潜移默化对第二、第一层次产生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家制度理论认为向一种高效体制环境运作是一种自然趋势，有着自身制度变迁路径。而当前我国一系列会计规则变化正好体现这种趋势。如2001年有关会计审计方面的规章可以说是最多的，内容涉及到上市公司的经营、重组、关联交易等各方面出现的造假、隐瞒行为进行约束。下面我们从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的关系来探讨会计规则的性质。

2.用会计域规则来规范交易域行为，能维护会计反映经济真实的基本职能。比如，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在一份《会计准则国际化简报》通过案例指出，按国内目前的会计制度编报的财务报告，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在报表附注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尤其是缺少对表外资产、利率风险的量化分析等内容。证监会率先向“会计准则的制定”发起了总攻，据悉正在拟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会计准则，理由是我国新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同国际通行标准很难在短时间内接轨。

3.会计域规则与组织域规则必须相互协调。现阶段我国会计制度具有较强的统一性，但用统一尺度去规范千差万别的经济事项，不能都做到恰当公允。过分强化统一性必然弱化有用性，反之也成立。因而必须确定统一性的强度，即会计规范是靠法规形式强制推行还是依靠权威性支持，是以具体规则还是基本原则为基础。要在尽量杜绝“创新”会计制度根源基础上注重企业管理创新与企业会计制度灵活性的协调发展。灵活性使会计能够跟上业务创新的步伐，但这种灵活性不应被“过度开发”，否则利润操纵之类的滥用灵活性就会随之而来。一定程度的软化会计规则，允许创新，财务会计才能进步。

作为政治域均衡状态的国家形态构成任何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政治域通常在结构上以中央政府为聚焦点。制度安排的性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家的特征。在这方面，政治域对会计域制度变迁必然有较大影响。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强调的是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我国会计制度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自然孕育过程，制度一开始就具有高度权威性与法规特征，并逐步体现国家政策的特性。现在会计研究的政治导向与政府行为还表现得比较严重，这是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约束条件之一。

组织域是会计域活动的空间，组织域的创新必然要求会计域规则的协调。当前我国企业组织正在从较小范围的经济合作秩序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全球化，会计域必然随管理创新" 不断演变，这也构成了会计域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之一。交易域是会计域的最主要对象，交易域的成功需要会计域规则的技术支持。全球变动的技术环境使新交易层出不穷，会计域的技术性规范必然要确保新交易的完成，实现价值创造。不难看出，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三者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但它们发展的极限很大程度取决于政治域中政府的规制框架。

三、转轨期会计域真实性前提：透明度制度安排

现实中通过会计域逆向改造整个治理机制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公司治理机制都不可能。因为就会计域规则自身改革中起决策中作用的也是大量的“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还会有许多不同的“观念”或“价值标准”在起作用。因此，根本的解决思路是改变政治经济中的“利益格局”。阿尔钦认为“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很明显这句话表达了选择即权利含义，这样，相关利益者选择权的实现程度及方式对会计规则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

经济学将政府定位于人更具有解释力。在委托—分析框架下，政府兼有国有企业股东和政权机关的双重职能，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最具影响力，而且存在利润与非利润多重目标支配，既有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意图，同时也包含着其他方面的目的（如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及其他临时性目标等），并且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相互矛盾和冲突。而国际上通行的会计准则，其目的是唯一的，就是通过财务资料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服务。由于人的特征是制造机会为自己或某些利益集团牟利，因而现阶段政府主导的游戏规则的公证而透明必然受到一定影响。

多重目标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博弈行为，且参与博弈者越多，漏掉信息量越大或就是虚假信息。因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中任何一方就会把自己掌握但不愿披露的信息看作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在博弈均衡的格局里，各利益相关者都只能部分地观测到自己所需信息，被漏掉的那部分信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构成整个信息系统“制度费用”的一部分。

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把提高信息透明度当作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整体制度安排的首要标准，这也是实现信息真实的前提条件。

现存透明度理论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类，透明度是一种技术范式，用来规范信息披露方式方法的标准。第二类，透明度表明的是所披露信息应具备的质量特征，是针对信息质量本身内在品质而言的。第三类，透明度属于制度范式，是整个社会各行为主体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第四类，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核心要素，反映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或利益相关者观念下的公司治理改革取向。第五类，透明度是对社会文化传统价值标准的挑战，是一种自由化取向。我们认为，透明度是从经济学角度予以界定的中性概念，是与信息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其精确的定义应是：透明度是社会整体实现完全信息与完美信息的制度安排，是对封闭社会的超越。其中完全信息含义是人们必须对参与博弈的各方的每一个行为决策的结果、利益或损失有比较明确的了解或者有明确的预期；完美信息含义是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都能观察对方的行为决策。

由于资本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用日益重要，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被信息需求者迫切要求，公司治理结构又是上市公司的核心，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又是会计标准，因而，站在逆向相关角度，借助企业行为及会计透明度实现的制度分析与制度安排来折射出透明度实现的基本原理，是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的。

四、会计透明度：制度安排及启示

透明度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最大限度消除信息约束的制度根源，信息约束指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存在的自然障碍。会计使用一系列核算工具并通过严密的规则与科学的程序把它们组成一个经济信息系统，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各种管制行为，都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各种体现经济政策的法律制度与政府管制也可能造成会计信息约束。我国现阶段会计信息约束存在于：

1.会计制度制定权合约安排的不完备性，政府大股东导向明显，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体现出政治策略特征。就新制度经济学而言，会计制度（准则）的性质是关于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表现为不同利益主体在改革选择集中利益互动的三元博弈行为或策略选择行为。由于其特殊性在于不是直接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而是通过提供技术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确保会计制度提供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财务信息间接地实现调解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不难看出，我国会计规则尚不具备这种性质。

2.存在会计制度制定权部门之争，其实质是争夺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即使是现在，中国部门立法还比较盛行，目的是为本部门争取最大的自由量裁权。会计规则制订权归属、国有股减持的执行主体等都体现了多重管制目标对统一规则的人为割裂。

3.国内现有会计实务与国际惯例之间差距已不很显著，但整个会计体系与当前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政府管制不透明的恶果：①企业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如利润透明）的好处可能被与透明度增加相联系的政治成本超过。②企业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受到政府规则自身缺陷的限制，如企业业务创新与企业会计制度灵活性同步是最有效的避险方式，但法制化会计制度的缺点是不容易进步不允许创新，容易造成自我封闭的会计法制。

4.在委托—分析框架下，作为人的政府面对如下窘境：给企业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可带来企业效率提高，但同时可能导致“内部人失控”，使股东利益受损；国家作为大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又会由于国家及其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这种监督和控制难免带有行政色彩，导致对企业过多的干预。反映到我国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内部人控制问题被“一股独大”的现实合法化。

上述会计信息约束因素的客观存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然而，尽管新兴市场中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还都存在相当明显本土化特征，但资本因素在很大程度已是全球流通，各国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也已相互连通，因此，资本持有人的选择和偏好必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对资本需求强烈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演进产生影响。因而资本又推动制度向全球化方向发展，“资本路径”成为推动透明度制度安排的一种力量，必然要求规则一定要透明。所以，透明度制度安排必须坚持程序理性，确保高质量会计制度的透明度。

技术上满足会计信息披露与制度上解决会计信息约束两者的结合才能确保会计高透明度的实现。若把上述思想引入透明度一般性制度安排，可以折射出高透明度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政府决不能因实施管制而导致信息约束，以科学的程序事先安排各种数据、法规及相关信息公布时间表，并且使各行政行为主体在政策运作上协调一致，重点是理顺财政部与证监会的关系，并改革我国以预算会计为特征的政府会计制度，转变重心，注重面向公众的信息披露，" 进而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

2.任何行政决定的做出都要以行政决定部门和主管人员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与权力保持相互对称，要加强司法介入的力度则必须保持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要避免司法制度与社会经济现实出现二元对立与分化。

3.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应按照一定的透明度标准充分披露信息，以满足信息真实性的质量要求。由于有关透明度的标准归纳起来有50多项，因此必须对关键性的标准及相关指标予以明确，其中对企业行为和文件透明度标准的研究是当务之急，公司治理评分（包括概念、标准、方法三方面）又是重中之重。

4.在一个高透明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自律往往比强制监管更有效。一定程度的放松管制对于提高透明度非常重要。理论上讲，一个企业只要做到了充分透明度，无论经营好坏，都可以上市。因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行为，从监管角度来看，比其业绩更重要，业绩只是其自身问题。当前政府应尽快使企业上市成为高透明度的自由选择。

5.透明度与信用、责任、创新和信息等诸价值概念密切相关，是一个全面、综合性概念。比如，决定透明度制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相关执行主体的道德意识，即“诚信”程度，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就是“第一方监督”。又如，持续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主体为公司董事会，若出现违规违法，董事会全体成员及监事会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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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12-03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府际合作治理

从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界定大多以府际关系为焦点。何精华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营利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战略伙伴关系，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1]。汪伪全基于谢庆奎教授提出的“四重关系”[2]的府际关系理论，认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包括政治、经济、甚至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诉求，它也是府际合作治理的基础[3]。王蕾指出地方利益在不同领域具有差异性，但它们都可以划分为一致性利益和差异性利益两种，而府际合作治理是对政府间的一致性利益构建合作双赢机制的治理方式，而对地方差异性利益则应构建良性竞争机制[4]。一些学者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府际关系和现代治理两个理念交融发展的产物，因此，他们从府际关系和治理这两个概念解读来界定府际合作治理。还有学者从博弈论视角界定府际合作治理，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治理。例如刘祖云提出了政府间关系的“十字型博弈”框架，她认为政府间关系不仅仅是纵向的上下级政府间关系，也不仅仅是横向的同级政府间关系，而是一个十字型的关系模式，府际合作治理是在这种政府间博弈关系中实现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治理[5]。何精华、张明军等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特点进行概括，何精华认为府际合作治理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跨越区域的外部效益、政治性特点，府际合作治理的属性可以概括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权力主体趋于多元化、府际合作治理是作为工具的治理、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制度设计、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合作与协调是府际治理的主要管理方式[1]。有西方学者将府际合作治理的基本目标概括为：促进政策的传送、发展政策能力、建构社会资本、创制备选的政策工具[6]。

（二）区域公共危机

对于公共危机特征的研究，其不确定性、突发性、公共性、威胁性、无序性、紧迫性、变异性、破坏性、隐蔽性等是研究者们的共识。杨龙、郑春勇对区域性公共危机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区域性公共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是在中观层面从地理范围意义上对公共危机的一种界定。他将区域公共危机的形成分为四种情况并将区域性公共危机的特点概括为具有跨行政区分布、管辖权难以确定、超出应急预案、存在溢出效应和涟漪效应等特点[7]。随着理论界对公共危机认识的深入，更多学者们开始注意公共危机的跨域特征。杨安华将公共危机跨边界传播作为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这是对公共危机认识的一次重大转变[8]。有些学者也将公共危机的这种特性称为“涟漪反应”或“连锁反应”，并指出如无法进行准确的“外科手术般的针对性”消解就必然形成“负外部性”式的危机蔓延[9]，在这一点上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灾害研究中心（drc）的创始人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l. quarantelli）等用“跨系统社会断裂”（trans-system social ruptures） 来描述这类扩散速度极快、破坏力巨大的危机，旨在强调这类危机跨越不同的社会边界、瓦解不同社会系统结构的特征[10]。荷兰知名危机管理学者阿金·伯恩（arjen boin） 将跨边界危机特征描述为形式复杂多样，生命维持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受到严峻威胁以及失效原因或补救方案尚未清晰[11]，从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公共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成为其很重要的一项特征。阿金·伯恩将其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极易跨越地理边界、功能边界和政治边界，传播速度快，破坏潜力巨大；第二，对关键基础设施具有潜在的影响；第三，难以界定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至少不是一个）归零点（ground zero） ；第四，现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难以对

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充足的准备；第五，传统危机的应急结构在应对此类危机时具有结构性障碍[12]。

二、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国内外从不同方面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相比之下针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专门性研究还比较少。有的学者基于治理理论，认为要实现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必须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合作，构建网络治理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张成福、夏志强、周晓丽等。向良云基于共生理论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进行研究，他认为应对区域危机需要纳入区域内众多基本共生单元构建全主体、全风险要素和全过程应对的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同时为之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共生条件[13]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区域性公共危机，有的学者对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间合作现状进行了研究，杨龙、郑春勇认为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事故灾害救助、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防治这四个领域应当是进行地方合作的主要领域，并列表介绍了这四个领域区域性公共危机处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状况[7]。沈承诚、姚尚建、李继光、彭婷婷、吴敏等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沈承诚特别指出“切割式”的现行行政区行政模式与“脱域”公共危机的逻辑错配使“脱域”公共危机治理处于“低效”或者“失灵”状态。并认为以“网络式”的区域公共管理体制作为平台既整合纵横向政府系统内资源又积聚政府系统外的市场和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对“脱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14]。姚尚建认为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15]。李继光、彭婷婷、吴敏等将区域公共危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问题总结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性、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地方合作机制制度的缺失、现有行政区域划分的障碍。对于公共危机绩效评估研究有少量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绩效评估则非常少。在查阅的文献中，彭婷婷认为将区域内总体发展和合作绩效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16]，杨龙、郑春勇指出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可以从力度、广度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估。他认为合作力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合作主体参与合作的层级、合作文本的约束力大小、合作机制的作用程度。合作广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参与合作的范围和合作持续的时间及合作发生的频率[7]。 三、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个案研究

我国今年来发生了不少区域性公共危机，但是对这些区域性公共危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对于自然灾害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马奔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中跨域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的改革措施。他认为，我国危机管理要形成跨域治理机制和模式，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危机管理中树立跨域治理观念。第二，成立综合一协调的危机管理部门。第三，加强危机管理中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动。第四，建立跨区域性危机管理合作协调机制。第五，探索整合私营部门与民间力量参与危机管理的方式[17]。对于事故灾难的府际合作治理，我国学者主要对松花江水污染和太湖流域蓝藻事件的府际合作治理进行个案研究。西宝在以松花江水污染作为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18]。戚建刚、杨小敏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弊端进行研究，他认为此次事件中我国的环境应急机制主要弊端是整体缺乏法律依据、部分组成要素的运作缺乏科学性，如预警监测不准确，应急信息通报不及时、不充分甚至存在隐瞒的情况，应急储备不充足，应急评估的失灵以及民间组织的参与不足等。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次公共危机事件的跨域传播进行研究，忽视了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提出来的对策也不具有针对性[19]。闰海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他指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这对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具

有一定借鉴[20]。对太湖蓝藻事件的研究很少，杨新春以太湖蓝藻事件为例提出实现跨界环境污染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分析了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原因并指出推进跨界合作的对策，但是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21]。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合作治理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的府际合作治理的系统性研究几乎没有。

四、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理论界针对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研究比较多的涉及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的构建。刘雅静指出跨区域公共危机应急联动机制的实现要求树立区域共同体意识，建立跨区域中枢指挥组织系统，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的法律制度、跨区域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跨区域信息沟通共享机制、跨区域应急救援预案体系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充足的人力、资金、物资等应急资源保障[22]。滕五晓、王清等对国内外区域应急联动模式、我国区域应急联动的管理体制以及我国区域的应急联动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他认为我国应依托现有区域合作资源、构建“沟通、协调、支援”的多层次、网络状区域应急联动模式和“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相互救援”的运行机制[23]。凌学武、杨超等提出了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模型架构[24]。总而言之，我国在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上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尚不成熟阶段。国外关于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第一，危机信息和沟通视角的研究。加拿大学者guy michael corriveau从应急管理中的信息流出发，对应急管理协调联动的决策和信息进行了研究[25]。学者tavida kamolvej以泰国为例分析了信息和沟通在应急管理协调联动中的作用[26]。第二，危机决策视角的研究。美国j f.annelll教授从联邦、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的应急指挥决策系统的角度设计了应急管理的协调联动模型[27]。david mendonca则建立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模型来支持应急管理协调联动中的群体决策[28]。第三，基于各国实践的个案研究。chaya r.jain对美国卡特里娜咫风应急处置中各级政府的防调联动状况开展了调查研究[29]。janet hutchinson对加拿大1997年post-red river basin洪灾中联邦、省和市级政府的协调联动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30]。

五、简要述评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越来越密切，公共危机跨域传播的风险性也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和政府部门都已经意识到了进行府际合作治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性公共危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跨域府际合作。总体上学者们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区域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很少，而且还没有对现行府际合作治理进行评价的研究，所以本人认为府际合作治理以及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的评价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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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chaya r.jain.the post-9/11 federal homeland security para

篇5

【关键词】湖北省;省域治理;一主两副;均衡发展

一、行政区划概况

1983年湖北省共省辖6地区，1个自治州，6地级市，64个县，1个林区，12个市辖区。截至2014年11月2日，共有13个地级行政单位（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103个县级行政单位（39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37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其中十堰市在2011年就有关于勋县县改区的提案，直到今年9月9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复撤销勋县，并改为十堰市勋阳区，成为十堰市的一个市辖区。

近几年的行政区划变更还有：2011年1月，武汉市江夏区撤销安山镇，成立安山街道;6月撤销豹收颍成立豹式值;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市的襄阳区改为襄州区;同年3月，麻城市龟山乡撤乡设镇;7月竹溪县的龙坝乡撤乡设镇;2009年湖北省随州设立随县，秭归的周平乡和神农架林区的新华乡都撤乡设镇，并撤销黄陂区的蔡家榨镇和姚家集镇;2008年黄陂区撤销李家集镇设立李家集街道办事处;2003-2007年湖北省没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2001年撤销宜昌县，设宜昌市夷陵区，撤销襄阳县，设襄樊市襄阳区。2000年，撤销省直辖县级随州市，设立地级随州市。湖北省的行政区划总体来说撤乡设镇较多，县在减少，而市辖区在增多，至今共有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目前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共4个：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二、相关概念

（一）省域副中心城市

由湖北省社科院学者秦尊文于2001年提出，后被其他地区借鉴。所谓省域副中心城市，是指在一省范围内，综合实力较周边城市强大，经济辐射力超出了自身管辖的行政区范围，拥有独特的优势资源，且与主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可以被赋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重任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

2003年8月，国务院批复《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将武汉定位为“省域中心城市”，将襄樊（今襄阳）、宜昌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并围绕“一主两副”建设三个都市连绵区或大都市区。2003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襄樊和宜昌的发展”。此后，这一发展概念和模式也被浙江省温州市、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绵阳市、广东省湛江市以及陕西省晋中市等多个省市借鉴实践。

（二）副省级市

副省级市（副省级城市）正式施行于1994年2月，前身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受省级行政区管辖，仍是地级市，但副省级市的市长与副省长的行政级别相同。湖北省武汉市是其中之一。

（三）国家区域中心城市

区域中心城市是指中国地理大区的区域中心。201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体系规划课题组所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草案）》提升了对区域中心城市的要求，并将原先的概念范围扩大，并确定中国的区域中心城市为沈阳（东北）、南京（华东）、武汉（华中）、深圳（华南）、成都（西南）、西安（西北）。

三、湖北省“一主两副”模式

（一）“一主两副”模式的相关背景

“一主两副”是指湖北省委与省政府在2003年的构建以武汉为中心，以襄阳、宜昌为副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格局的发展框架。“一主”即武汉为主中心，“两副”即以襄阳和宜昌两个城市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从2001年10月首次将襄阳、宜昌并列提升为“全省副中心城市”，到2003年9月17日，标志着“一主两副”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统筹全省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一主两副”从提出到实行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十年后，2012年8月22日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了“创新引领建设‘一主两副’中心城市”一文，对湖北省的“一主两副”模式做出了“开发建设尤为引人关注”的评价。时至今日，“一主两副”模式已经经历了十余载的实践和检验。

“一主两副”模式主要的特点有：领导高配（宜昌市委书记和襄阳市委书记都同时被高配为副省级干部，为三个城市争取了更多的资源调配权），部门支持（省政府对三个城市的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密切关怀和支持保障），地方推动（三个城市根据自身的特色，着力打造富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如武汉力争成为国家创新中心、襄阳围绕“四个襄阳”展开设计、宜昌以宜居宜业宜旅为核心打造魅力城市），民间参与（2011年11月，湖北省“一主两副”青年创业者联盟在宜昌城区宣告成立，力图打破区域限制，引导三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几大特点显示了在现代城市群为特点的治理问题中，以主带副，以副扶弱，能够从更多的层面汲取更广泛的力量来支持城市建设和省域治理。当行政权力和市场推力相碰撞，政府不如找到二者的契合点使之互相融合。

（二）“一主两副”模式的相关实践

以宜昌为例，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后，宜昌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宝贵机遇。到2008年，宜昌GDP过了千亿大关，可以说与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前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和武汉相比，宜昌还相距甚远。2010年宜昌的GDP仅相当于武汉的四分之一，在全省占到9.8%。由此可见，“一主两副”模式对于主副城市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但其中的主副城市的关系却非常不平衡。

在概念渗透上，“一主两副”不仅扩散到了全国其他省市，湖北的各个县市也都开始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了相关的规划和构架。如随州开展了“一主（曾都区）两翼（随县、广水）”的城镇化进程，恩施自治州提出了“一主（恩施市）两副（利川市、来凤县）”的格局;如鄂州市形成了“一主（中心城区）两翼（葛华科技新城、花湖工贸新城）”的品字形发展框架，黄石市则打造了“一主（主城区）两翼（东部工贸新城、西部科技新城）”的发展格局;小至部门，也有了一主两副的发展思路。如武汉市铁路局提出了“一主两辅”（武汉站、武昌站和汉口站）的发展思路。

在学界，“一主两副”模式也被广泛探讨。秦尊文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理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省域主中心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间应当存在较大的空间距离，并且不能简单地以GDP规模进行认定;韩民春、曹雨平、白小平则从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和成长三角的角度对省域副中心城市展开思考，并提出了“将‘一主两副’作为‘两圈一带’战略支点去推进，参照武汉‘1+8城市圈’的做法给予省域副中心城市更多的支持，扩大省域副中心城市区划空间”等政策建议，主要针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困境给出了政策解答;叶青则认为“一主两副”中的主副城市对于自身城市的发展都有帮扶的任务――武汉对武汉城市圈中的其他八个城市（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有帮扶的任务，宜昌对荆州、恩施州、神农架有帮扶的任务，襄樊（今襄阳）则对随州、十堰、荆门有帮扶的任务。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对“一主两副”的实践进行了解析和规划。

（三）“一主两副”模式的走向

“一主两副”模式由湖北首次实践，之后其他省市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广泛借鉴。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然而在政府治理问题上，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弊病。

首先，武汉的“主”与襄阳、宜昌的“副”，二者是否对对方的发展存在某些负面影响？武汉市在湖北省的整体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它集经济、政策、人才、历史和地理优势于一体，作为湖北省省域治理和经济发展的主中心是理所应当。然而，在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上，武汉与宜昌、襄阳之间似乎差距过大，且带动作用不明显。三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稳定关系的三角带上，但三者的发展差距甚至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

其次，宜昌和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其作用应该是在主中心的影响下发展自己，并且再以自身为中心，带动发展周围的县市。然而，宜昌和襄阳带动的效果似乎并不乐观。以宜昌为例，在地理区位上，宜昌与荆州、荆门共处于一个三角地带，在地理意义上有很充分的条件能够形成以宜昌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黄金三角区;正如身为江苏省域副中心的苏州市，带动了苏锡常三城的发展，形成了富有活力的苏锡常都市圈。然而有数据表明，宜昌对附近城市的带动作用和苏州对附近城市的带动作用相比，差距明显，且呈加大趋势。而且在省域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上，宜昌和襄阳在省域副中心城市这一规划作用下，自身的综合实力有所增强，但周围城市却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宜荆荆城市圈中，荆门、荆州二者与宜昌的发展相距甚远）;而苏锡常都市圈中，三者的发展则呈现出非常均衡的态势。这不仅与省域副中心城市自身的发展状态有关，也与省域副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之间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等息息相关。

因此，湖北“一主两副”模式虽然走过了十余载的历程，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

四、结语

湖北省之所以呈现出与其他省市不同的省域治理模式，与它自身的县市构成紧密相关。湖北省既有武汉市这一发展龙头，也有很多需要带动的弱发县市，且龙头与其他县市的发展非常不平衡;既有能够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的县市（如大冶），也有需要特别关怀的民族自治州（恩施州）;既有传统政府间关系，也有因改革带来的省市、省县、县市、行政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湖北省域治理就显得较为复杂，需要在发展构架上大胆且心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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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民春.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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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河道水生态环境；和谐

水生态环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共同维系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是支撑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开展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

1、河道水生态环境及其现状问题

1、1涵义

水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以（陆地）水为核心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形成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毗邻的土地、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古迹、人文遗迹、城乡聚落、人工设施等。这个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1）水生态环境以水为核心，包含多种自然和人工的因素；（2）水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存与长远发展。在这两层含义的基础上，还可以引申出第三层含义：水的生态、资源和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一个整体和谐、稳定的水生态环境。

1、2问题

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浪费严重；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协调不够，用水矛盾尖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资源、水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水污染形势严峻、水生态环境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三大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河道是排洪、引水、灌溉、航运等的综合设施，是水利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安全，一直在进行着大小河流的整治。目前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城市河道的治理建设，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以及不合理的农田排水，使农村河道成为农田面源污染物的结集地，加上河岸带的退化和不合理开发利用，降低了面源污染物的吸收和消减能力，造成了河道水环境的不断恶化。

2、区域经济发展与水生态环境和谐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实现人水和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水是维系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因素，也是战略性经济资源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努力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是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目标。

如何处理好人水关系，也即处理好人类发展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充分考虑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保障生态环境用水，实行严格的排污控制，维护水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平衡，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水资源保障，实现人水和谐相处，是正确处理人水关系的必然出路，也是水生态环境保护追求的目标。

3、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与水生态环境和谐关系的对策

3、1建立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科学观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为系统全面理解生态水利的理念和方法，正确把握和确立河道治理的生态水利模式，需要以相应理念的渗透为前提和基础，需要明确这个基本原则。

河道的基本功能是行洪排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效工作时间的缩短和交通手段的改进，使人们的活动空间大大扩展，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密切，通过改善环境来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河道治理已经成为人类与自然短兵相接的前线。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科学观是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根本所在，是人们认识上的回归。直至现在，人们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协调互动关系,主动与自然相适应，以抑制和改善河道自然环境的恶化趋势求得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3、2发展区域经济要尊重自然和水环境的规律

尊重自然的原则是城市河道生态治理的基本原则。对河道进 行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尽量维持河流的自然形态，注意结合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充分发挥河流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3、3发展区域经济要在水生态中合理配置植物

植物合理配置原则是指在河流生态治理中合理配置水生植 物、 湿生植物和陆生植物，建立起多样性的生物群落，以提高河流 的自净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另外，要保证水流多样化，生态型河道要求在满足行洪需求的基础上，宜宽则宽、宜弯 则弯、深浅不一，以形成水流的多样性。水流的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生物在不同阶段对水流的需要,同时也更具景观价值。

3、4发展区域经济要协调统一，营造生态景观

发挥城市河流生态系统在景观中的作用，将美学融到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之中。 使治理后的城市河流生态系统与周围环境协调统一，形成城市景观中的一道亮点。可以采用可渗透型护岸、护底河道的护岸和护底不可全部用混凝土浆砌石结构,可利用卵石、块石堆体等具有渗透性的材料,不阻断河道内外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护岸也可利用粘土夯实边坡, 或采用根系发达的乔 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进行护坡处理。

3、5发展区域经济要注重发挥河流的社会功能

城市河道的生态治理在满足河流防洪、 排涝等基本功能的同 时,也要发挥河流的休闲娱乐、景观等社会功能。城市河流生态 系统应该能够为人们提供可亲水的休闲娱乐的空间。

总之，水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对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就越高。解决我国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保障正是在于不懈推动可持续水利的发展。今后要深入总结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经验教训，做好水利风景区建设、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度、区域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等工作，加强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政策、体制、机制。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推动自律式发展，不断把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向新的高度，共同维系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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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环境；和谐；革新；生态城市

科学的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城市合理布局及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什么样的城市规划，就有什么样的城市面貌。城市能否历经若干年的发展而达到功能完备、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城市规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政府统筹协调城市发展各个领域的重要手段。而城市规划的“和谐”就是资源匹配、生态平衡、产业协调、布局合理、空间丰富、交通顺畅、环境宜人、居住舒适。城市规划确定了城市在产业发展、功能分区、资源配置、交通安排、环境设计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思路，制定规划应以和谐为本。和谐规划是建设和谐城市的基本保障，如何规划建设和谐的城市。总体来讲，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城市需要，城市规划必须转变观念，要从政策的高度认识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城市规划必须要有整体观念、统筹城市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城市矛盾。制订规划要按照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做到科学有序、综合平衡、适应并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即建设一个和谐的现代城市。

2 城市规划编制的方向

城市规划中实现环境保护的对策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订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订最终治理对策。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辩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

a.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要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b.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c.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d.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3 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

1）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利用的调控手段。国家发展中出现了人均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是相当长期的矛盾。这就要求在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上真正牢固树立起资源节约的意识，在具体工作中逐步建立起有关的制度。在未来，我国空间资源的节约是一个大战略。因此，需要研究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思想。过去的粗放发展应当变成今后的精明发展、集约发展、合理紧凑发展，对各类城市都应当如此。

总体上，还是合理密度为好。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提高密度，目的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在农村和小城镇，建设用地的潜力不小，可以通过农村合理规划建设，节约土地以支持城市发展用地。需要强调的是，有关用地指标的工作，需要非常慎重。同时必须明确，城市发展用地指标的工作，属于城市规划的法定任务，属于城市规划的基本业务范围。水的节约和水源的保护、能源的节约，都是在城市规划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2）规划建设生态良好的城市。这本来是城市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任务。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还不够完善，且国家重视工业的大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执法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当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形势很不乐观。城市的环境保护已经上升到城市安全的层面，而且呈现区域污染的特点。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中，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任务现在更加突出起来。这就要求在城市规划时，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此外，大城市的汽车尾气污染问题也提上了日程。

3）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群和城市密集地区不断增长，城市发展的区域问题突出起来。区域性规划：a.要解决好城市之间的产业发展问题；b.统筹安排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c.安排好区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d.安排好城乡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后，从区域层面统筹安排乡村规划建设的任务就提出来了。做好村庄集镇规划也成为需要。农村建设和城市发展是分不开的。

4 城市规划的革新方向

4.1在城市规划中融入社会经济因素

“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活跃因素，当其与规划相结合时，也才能真正体现“规划”是为人服务的。二战后的西方城市主要面临的就是一系列经济问题，所以才成为制订规划进行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城市规划。

20世纪20年代期间规划是以解决城市人口疏散为出发点，而今研究的问题就宽广得多，诸如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带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虽然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完善、成熟了新的生命力，包括从城市如何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何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合理位置，到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如何解决人口就业、发展新区、保护旧城中心繁荣等问题结合起来。

4.2从更深层次和角度认识城市结构

1）社会经济作用的结果，对城市职能的多样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有了重新认识，即城市的空间结构必须适应城市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2）从空间结构上，对“功能主义”观点提出挑战，引导人们重新研究旧城市；3）重视保护原有的社区结构，允许适当的高密度，保护城市的历史文脉，保护有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4）重视传统的建筑形式和旧建筑的有机结合，改变过去对旧城市全盘推倒，大拆大建，彻底求“新”的做法。

4.3城市发展连续化

人们逐步对城市规划的性质以及相应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否定了把城市规划当作是城市“终极状态”理想蓝图的概念，而是逐步把城市的发展视作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现有关条例规定“5年小调，10年大调”的方针，其实也就是促使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能得以及时调整和完善。

5 构建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在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生态城市”这一概念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因此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生态城市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是一种目标，又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现实；是人的一种情怀，也是自然的一种表露。生态城市应具有：①节能、循环型城市系统。②水环境与水循环。生态城市的水系统应是在满足生产和居民生活要求的同时，在城市内形成适度的循环系统，减少从外界的取水及污水排放，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向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②城市绿化。城市绿化被认为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城市绿化具有防洪、防风、防火、防止噪声、防止大气污染等效果，为城市内的动物提供栖息地，并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城市生态是包括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在内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总和。而生态城市则是指各种主客体要素处于高效、有机协同状态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和谐、高效、安全、健康等特征。城市生态化的实质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进而达到一种稳定和有序状态的演替过程。

21世纪是人类创造空前文明，同时也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极致。城市、建筑、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舞台。人类必须同大自然协调一致，运用知识建设一个更和谐的人类舞台。

6 结语

总之，城市规划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但它理应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们在城市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参考文献

[1]汪光焘.以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城乡规划工作[J].城市规划，2004（3）.

[2]谭锦湖.如何能更好的完善城市规划工作[J].建材发展导向，2010（7）.

[3]潘京兰.当前我国城市规划问题研究[J].城市公用事业，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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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修复;词语;辨析

水土保持是一门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性学科，与水文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气象学、环境学、农学、林学、信息学、社会学等各种专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水土保持是生态建设的主体，由于社会环境对水保工作要求的严肃性、复杂性、紧迫性，传统的水保治理摸式正受到冲击，新时期水保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以人工治理与生态自我修复相结合的现代水土保持模式上来。水土保持生态自我修复，其根本目的是要达到人与自能和诣共处，实现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观念的转变。生态修复作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其内容十分广泛，有许多关于生态修复方面的新名词、术语、观念、思想、理论正在生态建设领域得到普及和应用，使生态建设科学体系日趋完善，了解一些生态修复方面的名词、术语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意义重大。

1生态修复、生态恢复、生态重建

生态修复是根据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的原理，采用人工治理与大自然自我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改造，恢复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态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的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生态修复涉及内容广泛，它需要生态水文学、植物地理学、资源生态学、森林园艺学、地质学、环保学、材料工程学、生物遗传学等相关学科共同参与、相互渗透。生态修复不仅是水土流失地区的重点工程，也是广大城市、农村河流、沙漠、森林、矿山、海洋等区域开展生态治理的重点，由于人们居住环境的空间性，其外延已扩展到对空气大气层污染的修复[1]。

生态恢复是指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植物群落演替规律，以及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对某一生态区域采取简单的封禁措施，让该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的进程，一般仅指恢复其天然植被和自然生态，其外延较小[2]。因此，应将生态修复与生态恢复区别开。

生态重建是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对遭受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破坏的地区进行修复治理，使其恢复原貌和改善生态的生态活动。如对因战争、地震、洪涝、台风、滑坡、泥石流、海啸等天灾人祸而造成破坏的地区进行建设治理、环境改造和生态恢复。从某种程度而言，对一个地区进行生态移民和文化遗址的修复，也属于生态重建的范畴。

2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和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统一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组成，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生活环境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总体，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物质环境构成。生态环境按是否经过人工改造来划分，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生态修复必须做到保护自然环境，创建良好的人工环境，又不能以损坏原有生态为代价[3]。

自然环境是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由自然界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所组成。自然环境并不等同于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非生物因素构成的整体可以称为自然环境，不能叫做生态环境。因此，生态环境反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包含关系。

3生态移民、生存移民

生态移民是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脱贫奔小康，又考虑保护迁入地近期和中长期生态环境，同时还要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属多目标移民。生存移民则着考虑增加移民经济收入、解决温饱，不太关注对迁入地生态环境短期和长期的损害，属于单目标移民。生存移民迁入地多居于未开垦的处女地或荒漠地区。

从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来看，应实行生态移民。对于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的地区，可以根据需要实行单一的生存移民，以开辟新的“生态家园”。无论何种移民方式，都应保护好当地动、植物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4生物入侵、植物侵蚀

生物入侵指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引进外来生物品种和生物品种自然入类，对新生态系统物种及人在健康上带来威胁的生物侵害行为。它危胁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引起物种的消失和灭绝，破坏生态系统功能，造成生物污染，能压制和排挤本地种群，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生物入侵已成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严加预防和控制。

植物侵蚀指引种不良植物和品种或不良物种自然传播，而造成某一地区土壤结构层次和肥力受到破坏，植被受到影响，生态环境受到侵害的过程。相对于生物入侵，它的影响较小，但也不能忽视。

我国有1/2以上的外来入侵有害物种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要防治生物入侵，必须加强执法监督，认真贯彻实施《植物检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做到防治结合，利用自然界植物“相生相克”的原理，充分利用生物修复技术制止生物入侵，如充分种植皇竹草就能大大减轻紫茎泽兰的入侵。

5生物圈、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

生物圈指地球上所有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的整体，地球表面上到平流层、下到数十千米的地壳，形成一个有生物存在的包容层。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整体性，即任何一个地方的生命体都不是孤立的，都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生物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即一个区域内生命形态的丰富程度，它包括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3个层次。生物多样性是生命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跟多种环境因素相作用的结果，是生态系统进化的体现，同时意味着生物种群在个体数量上的均衡分布。生态修复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增加生态多样性以达到生物多样性。

6水华、赤潮、富营养化

赤潮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暴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是水域荒漠化的体现。携带营养物质的泥沙进入水域或有机物附着在泥土中吸入水中，是形成赤潮的原因之一。赤潮是水域富营养化的特征之一。

富营养化是指由于大量含氮、磷生物营养物质的污水不断排入湖泊、河道、海湾等缓流水体，引起水体中藻类及浮游生物和绿色植物迅速繁殖，使水体透明度下降，溶解氧减少，水质恶化，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大量死亡的现象。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现象时，随着藻类及浮游生物数量的不同，水体出现不同种类的颜色，如红色、蓝色、棕色、乳白色等。这种富营养化现象发生在江河湖泊叫做“水华”，发生在海洋则叫“赤潮”。

7绿色住区、绿色生态建筑

绿色住区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多样化建筑结合体，是一个被赋予可持续发展设计思想和充满想念空间的生态概念，它是按照住宅周围的自然、人文环境，综合运用生态学、建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合理安排，组织建筑内外空间与系统内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绿色住区不是单纯的“住宅小区+周边绿化”模式，关键是住区内综合素质的提高。

绿色生态建筑也称可持续性建筑，是根据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理，在合理布局、科学论证、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在某一区域开发、建设的具有生态示范园区保护特生的生态范围或设施。生态建筑讲求材料的严格筛选、资源的精确配置和环境的合理布局。并不是一切新疑的、天然的和绿色的建筑就是生态建筑，苏州园林式的建筑，可以称得上典型的生态建筑。

8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利用

循环经济是一个从德国引进的新的生态文化概念，是指由“资源—产品—废物”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新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它包含了人类发展观念的变革。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内地各省市身体力行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新发展观念的载体。利用循环经济理念，可以进行生态工程示范区试点，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生利用。利用循环经济模式，可以治理水域的荒漠化问题，改善和利用水体富营养化状况，有效降解土壤中的有害物质成分，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行资源再生利用的各地“种植—养殖—沼气—种植”等工程及小水电代燃料工程等，即是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

9生物堤、城市森林、水下森林

按照生态修复的原则，在河岸营造乔灌木混交林带，形成生物堤坝。生物堤可以约束河道摆动，缓洪落淤，避免洪水冲淘，省工效宏。对于新型河道两岸的混凝土堤坝，可以按照“技术本土化”的要求，建造“绿化混凝土”即多孔混凝土，使树木通过这些孔隙进入土壤层，达到枝繁叶茂、连成一片，形成特殊的混凝土生物堤。

城市森林是一个由美国、加拿大生态学家提出的新的生态术语，它不同于山区、高海拔区域的天然林、原始林，是直接服务于城市、服务于人群，具有生命力的城市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理念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产物。城市森林建成后，可以维持大气圈的碳氧平衡，缓解城市尤其是象南京、武汉、重庆这类“火炉”城市的热岛效应。城市森林与郊区森林结合可形成完整的生态体系。

“水下森林”是一种新的生态修复手段，即在水面以下种树，以解决河道里黑臭问题。在水面下种植菹草等沉水植物能将河水变清50 cm，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除了沉水植物外，也可以栽培一些浮游植物和挺水植物，适当放养一些鱼、蚌、螺蛳类水生动物，达到动植物和谐共生、净化水质，从根本上消除黑臭的目的。

10效益监测、预防监督

生态修复效益监测是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4]。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试点区，通过科学监测，以“3S”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了解和掌握生态自我修复的规律和效果，为建立生态自我修复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

在开展水土保持开发建设项目监督执法的同时，各部门在机构、管理制度等方面，必须把生态修复纳入水保监督执法的日常工作，要有专门队伍和人员负责生态修复区的监督管护工作，充分发挥乡村管护人员的作用，加强对试点工程区的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在生态修复过程中，效益监测和预防监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1结语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新兴学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飞跃发展，增强了人类知识更新、改造自然的能力，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的繁荣，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随着生态修复工作在各地的迅速开展，将会有更多更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观念在实践中涌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学会掌握和接受更丰富、更实用的新名词、术语，以指导生态修复领域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12参考文献

[1] 吴文卫，杨逢乐，赵祥华.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理论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08(9):138-140.

[2] 何发钧，徐洁，杨永辉，等.宁夏彭阳县土石质山区生态修复技术与效益分析[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5(S2):217-21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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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平江路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266-05

旅游产业集群是旅游产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目前旅游产业集群现象在全球逐渐凸显。中国许多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旅游产业集聚的现象，如桂林依托桂林山水在其周边发展了乐满地、愚自乐等一大批主题公园。然而，中国旅游产业集群总体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是现在中国旅游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供需错位、结构偏斜、功利导向和旅游超前，这些现状都阻碍了中国旅游产业集群的自由发展。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旅游产业集群治理在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的具体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新型的治理途径，有望能够协调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多方群体的利益需求，避免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功利性等非均衡现象；避免传统政府管理形态的政府失灵，同时也避免市场不能控制的外部性市场失灵，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的缺陷。

一、旅游产业集群治理

（一）旅游产业集群

旅游产业集群广义概念：旅游企业在一定地理区域内聚集生存。旅游产业集群的广义概念，主要强调的是区位联系，即在地理位置上的联系。

旅游产业集群狭义概念：旅游产业集群就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上，集合游客、旅游企业、支持企业、相关部门和从业人员、相关支撑机构等旅游产业或相关产业，以共同的目标围绕着旅游吸引物在空间产生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旅游集群是以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为基础的，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规模企业群落生存、共同进化的生态系统。

本文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由区域当中某一旅游目的地或同性质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核心产业，带动旅游相关产业及其配套设施与服务等，按照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共同组成具有地方根植性的互动联系的复杂系统。

（二）旅游产业集群治理

产业集群治理是集群内成员旨在促进和改善创新进程的目的明确的联合行动，是进行产业集群更新升级的所有集群成员都参与的集体活动，其本质是促进集群增长，即让集群具有共同的使命感和发展目标规划，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和保持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1]。

本文认为，产业集群治理是指集群层面上对集群参与者交互活动存在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各种内生性协调机制总体，是同时包含着地方经济和行政权威、社会规范和协会机制等多种微观治理机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旅游产业集群治理就是治理主体者通过改善投资经营环境，自上而下的推进旅游产业的集群，使整个区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并对其他地区产生辐射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决策部门或决策企业有意识地营造和扩大价值链网，促进以经济价值链网为基础的集群环境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系统的自发形成。旅游产业集群治理实际上是一种旅游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内旅游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同时他们又相互依赖，追求共同的利益，形成区域内的旅游产业共生。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有两个重点：第一，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推进，而不是创造，地方政府通过对投资经营环境的控制，推进集群雏形向高层次的、有竞争力的集群前进；第二，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是一种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不是一种自下而上形成的集群现象，它强调的是对集群的宏观管理的主动性、规划性。

二、现有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模式

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结果，现实中大致存在自组织型、中心领导型和多元协作型三种典型的集群治理模式。

（一）自组织型治理模式

当一个产业集群内的众多企业在受利润驱使开展平等的交易和竞争等市场行为的同时，也受到地方互惠性社会规范的影响，集群内的企业和机构间易于在地方化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形成不同领域内不同程度的合作，此时集群会在特定阶段内体现出较强的内部协同效应，因而可以被称为自组织型的治理模式。经典的马歇尔产业区模型是符合自组织治理特征的，具体例如原生的意大利产业区、南美巴西、智利等国的制造业集群和中国浙江的中小企业集群等等[2]。

这类产业集群的内部参与者以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主，企业间呈相对松散的竞合关系。在双边关系治理方面：（1）集群内部存在许多较短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依据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市场原则进行双向选择，同时由于道德、声誉等地方规范的存在，链上企业在环境波动较小时通常能维持比较稳定的关系；（2）水平企业间以竞争关系为主要特征，例如集群内供应商在地方中间产品市场上以竞标原则争取客户，终端企业依据价格信号进行生产决策、选择市场和开展竞争；（3）除了外部的供应商和客户之外，集群企业很少有其他群外合作关系。

在自组织型治理模式下，每个集群企业都是治理主体，它们以权衡盈利原则和互惠原则来管理和协调自身的内外部关系。集群中很少存在层级治理的元素，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特殊主体对集群企业经济活动较少实质性干预；技术和市场类中介服务机构应地方需求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实力较弱，主要提供简单的程式化服务，难以担当创新知识源的角色。此外，自组织型治理模式下的集群内部关系结构具有不稳定性，会有创意抄袭、人才侵占等过度竞争行为。

（二）中心领导型治理模式

当一个集群内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龙头企业，其他许多的中小企业主要作为它（们）的分级配套企业开展生产和创新活动时，集群整体的治理就具有了明显的层级特征，而且这类集群中地方政府直接行政干预和传统社会规范的作用一般较弱。由于这些龙头企业实际担任着集群治理的权威中心和领导者角色，我们将这种治理模式称为中心领导型的。典型的案例有美国西雅图的航空产业集群、日本的丰田汽车城等，中国浙江东阳的磁性材料集群和乐清低压电器集群等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中心领导型治理模式下，集群内少数几个大型的龙头企业控制了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而将其他次要和辅助的环节通过层层外包分配给集群内各级配套企业，从而将整个集群整合为一个内部关系较为紧密稳固的生产系统。在双边关系治理方面：（1）各级配套企业围绕着龙头企业形成集群内分层次的供应链网络，龙头企业制订生产标准和供应规则，上下游企业间权力不对等，下游企业的议价权较弱，同时配套商和龙头企业间通常存在稳定的长期契约或承诺；（2）水平（同级）配套商之间由龙头企业调配形成较为明晰的分工，相互间并不存在太强的竞争，但也因此削弱了“共担风险、稳定市场和共享创新”[3]等方面的合作动机；（3）龙头企业几乎承担了全部与群外供应商和客户的实质性联系，并以集群“守门人”的身份与其他各类群外主体开展不同方式的合作。中心领导型治理模式在多边关系治理上的突出特征是龙头企业充当了集群内集体行动的主要发起者和者。此外，这类集群中存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金融、技术和商业服务资源，但一般为龙头企业所主导或控制。

集群内部的龙头企业是中心领导型治理模式下集群治理的中心主体，其权力基础是在不对称资产专用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权威。中心领导型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具有快速、高效、直接等优点，有利于有序协调集群内部企业间关系，可以有效地控制过度竞争等集群常见的问题。但这种治理模式的缺点在于欠缺灵活性，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并且集群长期发展主要依赖于产业前景和龙头企业自身战略，因而也存在较大的战略风险。

（三）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

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较为符合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的思想，在理想状态下，市场、规范和层级机制能在这种模式中比较均衡地各自发挥作用。与前两种治理模式相比，它包含了更丰富的治理主体和更具有弹性的治理结构，其中，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对集群经济的调节是集群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包括英国剑桥工业园、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意大利产业区等。

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下的产业集群组织结构是具有较大弹性的，集群内部可能包含的主体涉及到各种规模的企业、地方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或商会、大学及其他知识型机构、公共—私人联合管理实体等等。在多边关系治理方面，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的最典型特征是存在具有法定效力的集群机构，这种机构在国内外具有丰富的实践形式，它可以是公私联合的管理实体，例如意大利的产业区委员会（industrial district committee），由地方政府成员和各私人部门成员共同参与组建，主要职责包括制定集群发展计划并支持其实施、监督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和进展、就地方政策和地方利益与政府协商等。

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是包含了不同类型治理主体、整合其各自治理功能的多元化、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这种模式同样存在弱点，例如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宏观制度背景对于地方制度创新的客观障碍，包括非官方组织如行业协会的法定效力与赋权问题等等。此外，动态地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具有不稳定性，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难以把握，存在从“政府调节”滑向“政府主导”的可能性。

自组织型的集群治理模式中起到最显著作用的治理机制是市场自治和社区规范，层级机制的作用较弱；中心领导型模式则以龙头企业的层级控制为最显著的治理机制，集群内通常存在具有经济权威的少数几个大型企业；而多元协作型模式中市场、层级和规范较为均衡地发生作用，其中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作为重要参与者对集群整体发挥着主动的战略性调节的作用，但是多元协作型具有理想化和不稳定性的特点。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

（一）利益相关者主体理论的概念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源于管理学概念，1963 年由斯坦福研究院的学者首次提出。由最初的企业为研究主体延伸到政府、社会组织、社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众多方面。Freeman（1984）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的出版，被学术界认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在这本书中，Freeman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4]。

“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并运用于旅游规划、开发、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着重强调社区（居民和组织） 参与旅游规划、开发、经营与管理决策，并公平分享旅游利益与公平分担旅游负面影响的必要性[5]。

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可以界定为：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与旅游业有着一些合法和重大联系（比如：交易关系、行为影响和道德责任等）、并且利益相关者与旅游景区之间相互发生作用、并使景区的运营成为可能的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者的活动不仅能够影响旅游产业集群中群体和个人的行动、决策、政策或实践，同时也受其他群体或个人的行动、决策、政策或工商业活动的影响。就利益相关者而言，存在一种双向的影响互动或影响交换的关系。具体来说，旅游产业集群的利益相关者有旅游产业经营者阶层、相关产业职工、旅游者、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行业协会、主要债权人供应商、股东、董事会等 [6]。

结合Clarkson（1995）在管理学中对利益相关者分类理论，可以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治理的关键社会性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旅游资源开发者、旅游者、当地社区居民、企业经营者、街区管理者、投资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

保继刚和钟新民（2002）所著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7]首先确认区域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即游客、政府、商业部门、本地居民、景点开发商等，然后分析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现、决策过程与行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结合系统的反馈分析寻找和认识主要利益群体在旅游业中的促进和限制作用，剖析了旅游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制约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旅游业发展战略[8]。

张伟和吴必虎（2002）认识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区域和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并尝试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而且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分析，调查和分析各利益主体对乐山市旅游发展的感知水平和利益表达[9]。

黄昆（2003）讨论了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含义，以及政府部门、当地居民、景区投资者、旅游者和景区员工等各利益相关者对景区环境管理的影响，提出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环境管理模式，并对实施该模式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10]。冯淑华（2003）从流域利益主体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问题，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探讨流域内资源共享的各方在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主体之间的协调措施，为旅游资源开发及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11]。

但是在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时，现有研究多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展开研究，利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来梳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脉络，归纳总结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并应用于旅游产业集群中。而进行实地调查并运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处理数据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总体来说，实证分析不足。

（二）平江路历史街区的发展模式

苏州平江路旅游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的水上流动市场的配送体系和特色的旅游购物带。在平江历史街区的主要游览街道边，有苏帮茶馆、特色工艺品店等，出售平江特色纪念品。平江历史街区内的全晋会馆是苏州戏曲博物馆，旁边还有评弹博物馆；在平江路西侧，观前街到平江历史街区的过渡地带，有苏州小吃、苏州风味特产总汇等。沿苏州平江路旅游产业集群的主要游览水巷，有很多的特色客栈。民居与客栈融为一体，对于游客而言，他们与古街居民同吃同住同乐，可以真正地体会枕河人家的生活；对于街区内的商户而言，也能从中得到相应的经济收入。这样既有利于保存平江历史街区现有的生活方式，又有利于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12]。

1.治理主体

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治理主体是旅游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大部分旅游资源的开发权经由政府批准，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政府会在旅游产业集群治理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该模式下将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权限和责任权统归到政府部门为主导的专门的旅游资源规划者手中，作为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主体对产业集群进行统一治理。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对旅游资源（尤其是重要建筑和历史街区）

进行保护，同时能够保证治理的效果达到既定的目标。这种完全保护，不仅是建筑的结构、风格，以及各种装饰物质形态，还包括周边的历史环境、城市肌理等社会形态。由投资者参与能够保证旅游产业集群治理不同时期的资金问题。此外建设、规划、文物、土地、旅游等有关管理部门、经营企业等营利性团体和社区居民，也按各自职责，负责产业集群中的相关管理工作。这样的机构既可以作为一个保护机构，保证综合治理方案有利于对旅游资源的整体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并且，通过它适当的治理和经营，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与治理也可带来可观的收益，并将这种收益扩大的旅游产业集群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身上。

当地政府要树立先进的政绩评价理念，确保集群治理方式的长期执行，提高街区普通管理人员的素质，应该采用严格的录用考核制度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录用前的筛选；定期对街区的管理人员进行在岗培训，对其工作绩效进行考核。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考核、培训提高街区普通管理人员的素质。同时激励共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政府应该激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产业集群治理的积极性，树立其共同参与产业集群治理的观念。同时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在旅游产业集群治理中的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确保各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和谐发展。树立社会公众科学发展意识，强化社会公众和谐发展的观念，为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2.协助机制

政府需要一个专家“班子”对每一处旅游资源、对每一处产业规划进行深化设计，而不是统一模式化“生产”。政府尊重专家的意见，是保证旅游产业集群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由原有掌握旅游资源管理权的建设、环保、文化、宗教、地质、林业、水利等以及与旅游产业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产业规划方面的专家代表组成旅游产业集群治理专家协会，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和经营管理提供相关专业协助而不直接参与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

3.监督机制

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是模式的核心内涵，该模式下旅游产业集群各利益相关者以不同形式参与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各种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相关者组织为旅游产业集群的直接监督机构，负责对旅游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的监督。成立与公司治理中监事会功能相似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机构及股份制经营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督。利益相关者组织主要由股东代表、经营企业代表以及包括社区居民、旅游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

（二）互动模式治理效果

在分析了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实现方式之后，还必须对苏州市平江路旅游产业集群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进行剖析，这样才能搭建起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旅游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1.有利于保障各利益相关者权益

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在旅游产业集群治理中处于“外部人”地位，他们的利益往往会收到政府、旅游经营者等的损害。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下的各利益相关者以不同方式参与治理的过程，虽不是控股股东，但仍对产业集群的治理和发展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而由利益相关者大会作为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以及政府和旅游规划开发管理活动进行监督，也为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提供了保障。

2.有利于旅游产业集群社会责任的实现

虽然短期内的旅游产业社会责任与旅游产业、旅游景区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旅游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能造成经济利益的减少，但良好的生态、社会、社区环境择对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游产业集群中各利益相关产业的社会责任，而在以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为目标而建立的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下，使得旅游产业更注重其社会责任的实现。

3.有利于规避旅游资源保护的风险

中国现有的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模式中由于其监督机制方面的不完善使其在旅游资源保护上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旅游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中建立了与公司治理中监事会功能相似的利益相关者大会对旅游产业集群经营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同时利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制衡来监督及控制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资源规划者为是实现其经济利益而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有效规避资源保护风险。而由各相关部门专家所组成的治理专家协会则对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提供专业协助。

参考文献：

[1] VISSER E-J，LANGEN PD.The importance and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lean wine industry [J].Geo Journal，2006，（65）：177-197.

[2] 周泯非，魏江.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及其演化过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1）：95-103.

[3] MARKUSE A.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J].Economic Geography，1996，72（3）：293-313.

[4] FREEMAN RE，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 holder Approach[M]，1984，Boston：Pitman.

[5] 陶文杰.中国旅游企业集群化发展路径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4：4-5.

[6] MITCHELL，A.& WOOD （1997）.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am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Really Count.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2（4）：853-886.

[7] 保继刚.旅游规划案例[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1.

[8] 保继刚.旅游景区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43-145.

[9] 张伟，吴必虎.利益主体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以四川省乐山市为例[J].旅游学刊，2002，（4）：63-68.

[10] 黄昆.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环境管理模式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81-82.

篇10

[关键词]荒漠化；治理；生态经济；西北地区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102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2

西北地区大致指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的广阔区域。主要包括内蒙、新疆、甘肃、宁夏的大部分地区。整个区域的地形主要以高原、盆地和山地为主。由于距海遥远，再加上地形对湿润气流的阻挡，降水稀少，水源主要靠冰雪融水补给，大多为内流河，补给来源单一。在气候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生态系统脆弱，荒漠化程度高，西北地区分布有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在本身的恶劣自然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双重影响下，西北地区荒漠化趋势愈演愈烈。

1 荒漠化的概念、成因及危害

1.1 荒漠化的概念

荒漠化即土地退化，是指由于气候异常和人类不合理的活动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半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的过程，包括盐渍化、狭义沙漠化、植被荒漠化、土壤沙化、草场退化以及水土流失、历史时期沙丘前移入侵等以某一环境因素为标志的具体的自然环境退化。

1.2 荒漠化产生的因素

土地荒漠化产生的因素有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由于西北地区深居内陆，距海遥远，再加之青藏高原的阻隔，水汽无法到达，降水稀少，气候干燥，地表水贫乏，河流欠发育，流水作用微弱，加之物理风化和风力作用显著，戈壁和沙漠蔓延。气候异常使西北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不堪一击，造成生态环境失衡，加剧荒漠化进程。人为因素主要是来自于人口激增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以及人类的不合理活动致使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不合理利用，主要表现在过度樵采、过度放牧、过度开垦3个方面。

1.3 荒漠化的危害

荒漠化的加剧发展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威胁生态安全。同时，也容易引发贫困问题，使东部和西部、边疆和内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因荒漠化问题，每年损失大面积的农田，使土壤更加贫瘠、粮食减产。全国有近1/4人口深受其害，最常见的是春季沙尘暴频发。因此，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大爆发的季节；一些地区，沙进人退，流沙掩埋庄稼、农田、房屋交通干线的报道屡见不鲜；沙质土造成生物多样性变少，物种、群落遭到破坏，土地生产潜力下降，物种生存能力下降，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或消亡；河流泥沙淤积，致使中下游地区河床抬高，成为地上悬河，尤其以黄河为例，悬河的形成严重威胁着中下游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2 西北地区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

2.1 生态经济模式

所谓的生态经济模式就是遵照生态经济系统原理，通过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增进生产就业、节制公共财产的使用、调控人口增长等一系列措施减弱地区贫困，通过实施环境建设工程、进行产业技术变革、发掘可更新的能源、增进城乡和谐发展、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等措施实现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在贫困化程度降低、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最终实现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鉴于此，通过政策管控和机制创新，努力发展教育以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大力发展经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进一步协调投入产出比例，改善人的消费活动，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良胜循环。

建立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经济，发展适宜本地区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类型和地域特色同时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进行生态经济类型的划分，充分发挥区域的资源优势。除此之外，要充分分析论证国内外市场前景，增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力度，对农副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国内外市场。

生态经济模式的发展思路为：实现农业产业化，促进商品流通，带动龙头企业发展，实行企业+农户+基地的模式，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建成生态化小城镇（城镇的垃圾产业，绿色无公害特色蔬菜的生产，乡镇工业的清洁环保生产，城镇的环保设施，周围生态环境建设，高效清洁生态能源的开发与推广，自然、人文、观光农业等旅游资源的开发）。

2.2 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

在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下，最关键的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来进行荒漠化治理，发展产业经济。因此，这三条主线自始至终贯穿其中，而这三条主线间又互相联系。

2.2.1 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来提高荒漠化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大部分的荒漠化土地都分布在西北地区，而这些地区日照时间相对较长，太阳能辐射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对于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利的。然而风砂土的保水、保肥性能差。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善，将会限制荒漠化地区农业的发展。科学技术使荒漠化治理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也大大提高了人工调节水肥因子技术的可操作性。

在土地荒漠化地区使用新技使大范围推广防沙、治沙技术由可能变成现实。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因素是水、热、光的配比组合，如果改变荒漠化地区农业的水、肥、气、热等要素的配比，将会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减轻荒漠化地区的人口负担。发展沙区高效型农业，应当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选择适宜沙区生长的作物，提高产量。通常采用的技术措施有：①通过在沙地建立温室、塑料棚等现代工程技术措施，提高植物生长的温度，营造适宜农作生长发育的外部环境，通过这种方法实现农产品优质、高产、高效；②节水保墒增效的农业栽培技术，也就是通过在农作物上增加覆盖物来改变作物的外部环境，如通过覆盖地膜、秸秆等措施来增加地表温度，防止水肥渗透和散失，从而提高产量；③通过不同作物间进行套种，使用立体栽培技术，根据不同作物的高矮，分层利用光能，提高土壤的水肥利用率，进而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④进行选种育种，培育新品种，选择适宜沙地种植、抗旱抗贫瘠、低耗水高产值的经济优良品种。

2.2.2 进行荒漠化治理，恢复沙漠生态

荒漠化治理的技术主要有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两种。生物措施主要以栽培植物为手段，恢复沙化土地土壤肥力和植被，改造利用沙化土地，包括营造大型防沙阻沙林带，阻截外侧流沙，以减少对绿洲、交通沿线、城镇居民点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侵害；营造防护林网，减少耕地风蚀和牧场退化；保护天然植被，以防止固定半固定沙丘和沙质草原的荒漠化危害。工程措施有设置各种人工沙障或喷洒化学固沙制剂等来阻截流沙。工程措施一般是辅的，旨在固定流沙，工程措施通常包括设置机械沙障、喷洒化学试剂固沙、引水拉沙等多种非生物措施。它的优点在于见效快、固沙效果好，尤其是在一些地区生物治理措施效果不佳，会更多采用工程措施。两种措施各有利弊，因此，要因地制宜地使用两种措施，达到防沙治沙的最佳效果。

2.2.3 精深加工农牧产品，发展产业经济

由于荒漠化地区人口压力过重，农业生态系统较为简单，因此，在严重荒漠化地区基本没有成规模的工业。鉴于此，在荒漠化地区农业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发展农业工业化迫在眉睫。进一步加快农牧提升深加工水平，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探索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沙产业相结合。大力发展干旱区沙地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生态经济产业，积极探索如何整治沙化土地、恢复植被、调整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实现集团化、产业化经营，而这将从根本上扭转荒漠化地区人口压力过大的局面；积极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走效益型、生态型、特色型产业发展之路，以特色产业的培育和壮大来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荒漠化治理的上述3个方面构成了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理论模式，3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缺一不可。这一理论模式旨在以满足人们需要为中心，形成生态、产业和技术相互关联的生态经济系统。这个系统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荒漠化治理的有机结合，既要保护生态环境，也要发展经济，因而区别于传统的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对立起来的治理模式。

3 西北地区防治荒漠化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大构建生态农业产业链，努力培育荒漠化地区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产业，使荒漠化治理更具有可持续性。构建荒漠化地区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高效种植业、生态畜牧业，推进荒漠化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开展生态旅游，合理利用荒漠化地区动植物资源，建立沙地森林公园、观光果园、沙地度假村等，提高荒漠化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让农民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逐步脱贫致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荒漠化地区人口压力大的问题，从根源上消除土地荒漠化，达到持续防沙、治沙的目的。

二是形成多元治理主体，更加重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防治荒漠化是一项系统的治理工程，结合产业开发建设以期达到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必须大力增加投入。同时，放宽市场准入，运用市场机制多渠道多方面筹集防沙治沙资金，让企业、社会也积极投入到防沙治沙的工作中来，实现防沙治沙产业化，带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开创全社会防沙治沙的良好局面。

三是坚持以草定畜原则，建设人工、半人工草地。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加大力度建设人工草场，因为建设人工草场不仅能保证牲畜的数量，保证牧民收入，而且可以减轻天然草场的负荷，实现草场的持久利用，同时也可以弥补冬春季节饲草料匮乏的局面。针对当前草原生态退化的问题，实施此战略可以遏制牧民不合理的放牧，有效保护天然草场。在态脆弱的农牧区必须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和封山禁牧政策，对超载、过牧十分严重的荒漠草原区必须休养生息，禁止放牧。

四是注重科学治理，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一批防沙、治沙人才，构建科学合理的荒漠化防治科技体系。科研机构应当加强对防沙治沙基础科学和攻坚技术的研究，总结和推广国内外先进实用的防治技术和模式；坚持以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提高荒漠化地区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可以大大减小荒漠化治理的难度；坚持划区域治理，配套各项治理措施；坚持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两手都要抓的原则，从源头上扭转荒漠化愈演愈烈的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民侠.防治西北地区荒漠化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J].河北农业科学，2009 （1）.

[2]安富博，丁峰.甘肃省民勤县土地荒漠化的发展趋势及其防治[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