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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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 经济增长 因素 分析

一、引言

经济增长这一个重要的课题很早就已经进入了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范围，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方程为核心的类似研究层出不穷。该模型主要用资本因素（K）和劳动力因素（L）来拟合GDP（Y）的增长。而实际研究表明，一国的GDP仅仅用以上两种指标来拟合是不够的，因此在最新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又加入了两个新指标，一是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个则是研究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增长理论也因此变得更加完善。

考虑并结合现有的数据信息，本文继续采用改进的索洛方程作为研究时建立模型的主要依据，并参考了詹锋等的建模思想。该文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主要影响因素，而把制度和产业作为弥补模型拟合精度的随机影响因素，采用索洛方程的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但该文未考虑回归模型中残差的自相关问题，是其不足的地方。

本文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充分考虑到上述问题并加以解决：首先，保留了把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作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做法，从后面参数检验的结果来看，与预计的情况基本相符；其次，考虑到时代的发展和数据的更新，把产业因素和新引入的一个新的衡量指标“FDI（F）因素”，也一起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加以研究；在模型中剔除了t检验不显著的制度因素，取得了良好的拟合效果。此外，本文还充分考虑了自相关问题，在模型中添加了AR（1）和AR（2）项，自相关的影响基本消除。

二、实证分析

在本次建模数据收集过程中，实际资本存量指标来源于张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源于中国国际投资促进网；其他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其中，实际GDP指标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本论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础。建立的模型是改进后的索洛的增长方程。并对其取对数，然后用Eviews软件估计参数，并拟合计量经济模型：

lnY=-2.109676+0.571637lnK+0.276410lnL+0.704339lnI

+0.055883lnS+[AR（1）=0.645787]+[AR（2）=-0.517094]

lnY=0.557751lnK+0.171599lnL+0.050244lnF+0.484012lnI

+[AR（1）=0.468468]+[AR（2）=-0.392952]

lnY=0.563318lnK+0.172495lnL+0.446408lnI+0.024282lnS

+0.046328lnF+[AR（1）=0.461870]+[AR（2）=-0.426238]

三、分析

在第二个式子中，4个参数是需要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的：比如当α+β+γ+η=1时，表示经济的增长规模报酬不会变；当他们大于1的时候，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会呈现递增的趋势；当他们小于1的时候，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会逐渐递减。

第二个式子他们是大于1的，说明了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逐渐增加的。这样与内生经济的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主要在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加，教育提升了，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高素质的劳动力理论上来说是会提高生产效率的，进而更高经济效益。

文章中我们提到过影响经济的4个因素，资本贡献是最高的，达到55.78%；然后是产业，贡献了48.40%；最后两位依次为劳动力和FDI。传统劳动力排在了第三位，并不是第一或者第二，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不如以往，传统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进行转变；二是，尽管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我们难以用指标把它表现出来。FDI之所以在最后，原因可能是有一部分的FDI已经转化为资本存量，而他们两个指标之间会多少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使其贡献值有所下降。但是，虽然FDI的贡献率仅仅5.02%，但是由于外部投资将带动产业链条以及乘数的加速效应，它其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式子中的弹性系数可知：资本因素是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国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大对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越大，经济增长的绝对数量越明显。此外，一部分超额的资本因素还可以代替一部分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速度。

参考文献

[1]詹锋，田俊刚，朱晖.《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3年第18卷第3期.

[2]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92-296.

[3]袁建文.《经济计量学实验》[F].科学出版社，2002.

[4]王文博，陈昌兵，海燕.《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5]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年度资本存量由各省物资资本存量加总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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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143-02

一、理论框架

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即税收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阻碍经济增长，这是税收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原理。税收怎样影响经济？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 美国著名学者拉弗通过拉弗曲线阐明了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1。

图1 拉弗曲线

在税率为0时，税收收入为0；税率为100%时，将无人工作，生产停止，无税收收入。若税率降至B点，则生产恢复，有少量税收；当税率降至B点时，生产扩大，税收增加。同样，若税率从0升至B点，收入也会增加，但不会影响生产。在A点，生产量和税收收入达到了最大值，超过A点，生产和税收都会下降。结果表明，宏观税负水平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既依存又制约。所以，应该存在一处既能兼顾税收收入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

要理清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离不开对税收弹性的分析（税收弹性用E来表示）。当E1时称为富有弹性，它表示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二、实证研究

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1）从宏观经济看，经济的整体增长是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2）公共财政的需求。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预算支出所表现的公共财政的需求可能会对当年的税收收入有所影响。（3）物价水平。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以现行价计算的GDP等指标都与物价水平有关。

为了反映上海市税收增长的全貌，这里选择“上海市财政收入”中的“各项税收”（简称“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上海市税收的增长；选择“上海市生产总值（GDP）”、“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

构造模型如下：Yt=β0+β1 X1t+β2X2t+β3X3t+μt

其中，Yt——第t年税收收入（亿元） X1t——第t年上海生产总值（亿元）

X2t——第t年上海财政支出（亿元） X3t——第t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三、相关统计数据的搜集

为了估计模型参数，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搜集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

四、模型参数的估计

Yt=β0+β1 X1t+β2X2t+β3X3t+μt，μt为随机误差项，通过Eviews3.1，根据统计数据，得到如下回归分析结果：

=-529.6376+0.002056X1+0.754296X2+5.682894X3

SE （228.4194） （0.028093） （0.146957） （2.094008）

t （-2.318707）（0.073175） （5.132769） （2.713884）

R2=0.9867392=0.985318 DW=1.357135 F=694.4962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GDP每增长1亿元，税收收入将增加0.002 056亿元；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每增长1亿元，税收收入将增长0.754 296亿元；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将增长5.682 894亿元。

五、模型的检验

（一）经济意义的检验

从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系数的具体取值两方面考虑，回归结果符合经验理论和经验判断。

（二）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可决系数 R2=0.986 739，调整的可决系数2=0.985 318，这表明模型拟合的较好。Y（税收收入）的变化的98%可由X1（GDP）、X2（财政支出）和X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3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2.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

针对零假设H0：β1==β2==β3== 0，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05，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Fa（k，n-k-1）=F0.05 （3，32-3-1）=2.95，而F=694.496 2，远大于临界值2.95，所以拒绝零假设，认为回归方程显著，即“GDP”、“财政支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3个变量联合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此外，还可以利用回归分析结果中给出的P值迅速作出判断：如果假定显著性水平为5%，Prob（F-Statistic）=0.000 000，远小于0.05，则可以拒绝所有系数都为零的假设。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分别针对零假设H0： βj=0（j=1，2，3），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05，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 =（32-3-1）=2.048，回归分析结果中与 1、 2、 3对应的t统计值除“0.0731 75”外，其绝对值均大于2.048.因此，分别拒绝 β2和 β3等于0的零假设，认为“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两个变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10，则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税收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六、计量检验

（一）异方差的检验（White检验）

1.检验的具体步骤

根据White检验的基本思路，可建立辅助回归模型：

在得到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后，通过Eviews3.1软件，此时屏幕上将出现White检验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White检验的结果

2.判断是否存在异方差

从图2可以看出，nR2=22.506 19，给定显著性水平，比如α =0.05，查χ2分布表得临界值χ2

0.05=41.337。由于nR2

0.05（28 ），所以接受零假设，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1.从可决系数、F检验和t检验综合判断共线性

从图1可知，可决系数（R-squared）R2=0.703 318，由此可知模型拟合较好；F统计量（F-statistic）为5.794 840，并且F检验的伴随概率Prob（F-statistic）很小，方程具有显著性。而一个回归系数的t检验伴随概率大于5%，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2.用相关系数法进行共线性诊断

通过Eviews3.1软件，在命令窗口键入COR X1 X2 X3，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部分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相关系数较高，存在某种程度的多重共线性。

3.序列相关性检验

由图2可知，DW=2.969 510，此时2

七、赤迟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

在本例中，Eviews软件的估计结果显示AIC值与SC值分别为20.822 75和21.280 79，应与只包含“上海生产总值”与“上海财政支出”这两个解释变量时的相应的AIC值与SC值进行比较。而且，只包含两个解释变量的AIC值与SC值应大于包含3个解释变量的AIC值与SC值，说明“上海生产总值”与“上海财政支出”可作为解释变量包括在模型中。

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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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DP增长消费拉动序列相关

消费、投资和出口与GDP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宏观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根据宏观经济模型GDP=C+I+G+(X-M),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同,它们通过乘数作用,推动GDP的成倍增长。

本文就是试图利用经济模型,找出消费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从而通过增加消费,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增长。

消费在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三分之二左右,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加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拉动投资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们知道对数模型反映的是因变量变化1个百分比,自变量变化的百分比。本文就是用对数模型来考察当消费变化一个单位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对策。本文山东省统计年鉴运用1984―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消费对GDP增长的模型推导

我们知道消费和GDP是相互促进的,消费可以促进GDP的增长,GDP的增加也会增加消费,在本模型中对于消费和GDP增长的关系,首先我们判断消费和GDP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们首先要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检验,得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消费是格兰杰意义上的GDP的原因,而GDP却不是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

由于人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拉动我们通过模型的估计,求出消费增长的比例与GDP增长的比例之间的关系。由于消费对经济影响的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效应,因此前期消费对本期也有影响,所以在估计模型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当期消费,还要考虑前期消费对经济的影响。由于经济变量本身是非稳定的时间序列,用传统的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并不能全面的反映经济变量间的关系,而且直接运用变量的水平值来研究经济现象间的均衡关系容易导致谬误结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此我们进行对数参数估计使用的模型为:

参数估计后可以发现前期的消费与GDP的增长为负相关,不符合经济意义,同时DW统计量为1.0695,存在正自相关。对相关性进行检验,可得结果:

经检验存在一阶自相关和一阶偏自相关,因此对方程加入ARMA进行修正。得到新的参数估计方程:

参数估计的个参数都有经济意义,赤池准则通过,DW统计量为1.79,序列相关消除,进行检验,得检验结果:

通过检验可知自相关和偏自相关消除,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再检验异方差,进行White检验,得结果:

通过检验可知不存在异方差的问题。

可以得到最终的参数估计模型:

LOG(Y) = 0.7457102455*LOG(X)+0.35141219*LOG(X(-1))+[AR(1)=0.731276904,MA(1)=0.6919759081,BACKCAST=3]

二、模型意义说明

通过以上的参数估计我们的到了最终的估计模型: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期消费对GDP增长具有最大的影响,当期消费增长一个百分点,GDP的增长就会增加0.7457个百分点,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扩大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们面对全球性的危机,经济增长的压力增加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率使我们面对的突出问题。从消费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可以看出,对于保持经济增长率,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于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下一个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率,增加消费是一个重要途径。从模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前一期的消费对本期的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它增加一个百分点,同样会使GDP增加率增加0.35个百分点。所以,消费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经济增长,还是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模型的滞后项表明,前一期的经济的经济增长也会对本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前一期的的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本期的GDP会增加0.73个百分点,这正表明了经济增长的惯性。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在一段时期就会持续性的发展下去,可能是前期的投资在本期发挥了作用。我们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率,因此必须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缩小与先进省,乃至发达国家的差距。

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整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5883.8亿元到2007年的25965.91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从年以来,山东经济发展发生积极变化,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上升势头强劲,生产总值增长持续走高。从三大需求来看,我省的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以“十五”时期的数据为例,我省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3%、47.6%和7.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9、6.2和0.9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2005三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8.1%、54.6%和49.7%,投资己成为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因此,更显出我们下一个阶段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显示了经济的发展的持续性。

三、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慢的原因既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消费对GDP增长的影响分析,促进消费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因素制约着消费:

1.居民总体的收入水平低,而且就结构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消费低的一个原因在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收入过低。

2.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磨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效率追求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科技进步所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的困难加大等因素,都削弱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即使有些钱也不敢消费。

我们可要采取一些措施促进消费增长,从来带动经济发展。

1.合理调整居民收人分配政策。一是研究使用税收调整手段,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 减轻中低收人者税收负担。二是落实国家财政直补政策,减少农民税费负担,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转移, 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门路。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先进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经验,探索和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社会公积为辅、城乡居民缴纳为补充的保障体系, 适当提高城市低保,完善对城市低收人群体的保障。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改善农村地区水、电、路、通讯等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力度、整顿农村电价、降低用电成本。同时大力发展适合农村地区的商品销售和服务网络,让广大农民方便购买, 放心消费。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9BTJ011) 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魏凤.山东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2]吴先聪,王成璋.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的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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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并力图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R＆D模型),将知识或技术创新在模型中内生化,从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上对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创新激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规模效应这一不合事实的结论。因此,近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就是围绕消除规模效应而进行的。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并阐述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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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消费结构 人力资本

一、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中间传导因素的选择依据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通过各种机制来传递，收入分配平等与否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内在的影响，但是把所有的机制都考虑进来，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不可能清楚地分析出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本文在对各种作用机制的比较过程中，结合经济增长理论，选取了两个相对重要的传导变量来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消费和投资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收入水平的限制，收入分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的消费需求充分满足的基本条件，直接为人力资本创造提供物质保障，并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水平、质量和消费方式等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消费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构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传导因素。

1.最直接的因素

从传统经济增长的模型来看，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模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对商品的消费。劳动力必须首先满足自身衣、食、住、行方面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基本的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便不能够在生产中正常发挥作用，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的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有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经济学者将其拓展为五个“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应该在生产环节的前面”即消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这一点来看，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2.最关键的因素

新经济增长理论给出了重要的启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劳动者技术知识和技能的高低，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还取决于知识和技能老化的程度。因此，就可以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职培训时间、知识老化率等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变动。

经济增长依靠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经济增长仅仅依靠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已经不可能，要使得经济增长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地增长过程，而不出现停止或后退，只有依靠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使得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从而保证了对投资的长期的利益刺激。从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被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知识的积累和进步脱离不了教育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实践，知识的积累依靠对教育的投入，知识的进步离不开人力资本对知识的使用和创新。

因而本文将从消费结构和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两个方面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原理表示为:

二、两种机制传导作用的理论与分析

1.消费结构形成的有效需求机制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将国民收入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消费对于国民收入具有乘数效应，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数量取决于消费倾向，消费倾向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消费倾向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有递减的变化规律，即在实际收入水平增加时，总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如收入。但是，凯恩斯的分析中，只是将人们的收入一般化，他没有考虑个人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情况。在个人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情况下，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导致个人消费倾向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

Murphy，Schleifer和vishny提出的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根据这一作用机制，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引导生产”，通常高级消费品经济附加值大，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需求结构往往存在这样的变化趋势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种类而不是某种商品的数量。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下，富人需求是时一尚的高级消费品，而穷人由于购买力的限制，仅仅消费低级消费品，这就导致了高级消费品市场范围的局限，造成国内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在对待高收入水平的消费上,认为通过合理合法取得收入的富翁的高消费对社会是有利的。他利用年――年的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数据，将居民按收入水平分为最富裕户、中等收入户和最贫穷户三个阶层,将三个阶层与国民收入分别作线性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三个阶层的居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显著这一结论。其中的高收入阶层指城镇多数人口的贡献。从改变消费结构的角度解释,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作用要明显，所以，虽然在消费倾向下降的情况下，消费结构的改变形成的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又必然有促进作用。

从商品的生命周期来看，高级消费品还处于初期或者是成长期，还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高水平的收入人群在总体中只是一个为数相对少的消费群体，而且对商品的消费数量有限，一个高收入家庭一般在一年内甚至十年内拥有一台彩电、冰箱或电脑就足够了。所以，增加高级消费品的市场份额，需要扩大高水平收入群体的规模，如果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高收入群体的规模是不利的。

2.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机制

(1)收入水平对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直接的作用，收入分配不公对教育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收入差距扩大将直接影响低收入群体对教育投资的支付能力。尽管城乡大部分低收入者对教育投资十分关注，但受到生存问题困扰，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现实支付自然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深化过程通过长期储蓄来完成，从储蓄角度分析，教育是占家庭消费支出较大比重的项目之一，中国居民的储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子女接受后期教育而准备的。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的限制，人们对教育投资的储蓄能力也产生了差距，从而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资能力。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人们教育起点的差异，从而影响教育公平。高收入家庭的子女由于具备较高的物质条件，从小就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比如富裕家庭可以给孩子购买乐器等教育辅助设备，使子女从小就学得一技之长，而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在就业竞争中占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更多的信息，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位置，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

再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和非法致富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失衡也会对教育投资带来消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2)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的流向。以往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重在分析地区经济不平衡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现在可以逆向思考人力资本在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导向作用下，向生产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流动，因而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人力资本流动的指示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差距引导人力资本流向，进而加速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的流向，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而且显著的影响，所以，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与比较，选取出两个相对重要的传导因素，得出两个相关的结论：

首先，收入分配的差异可以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改变的程度和速度的不同还与人们的消费倾向有关消费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增长。所以，要允许适当的差距，通过改变消费结构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又不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高收入群体的规模，限制了消费结构深入转变过程的实现，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流向，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严重影响人们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又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1]刘 霖 秦宛顺: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7）：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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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偏离份额分析法;产业结构;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203-0040-03

辽宁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是中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陆地面积14.5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1.5%，下辖 14个市，总人口为 4210.4 万人。近几年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经过战略性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省GDP由2004年的6872.7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9257.1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7.35%。但辽宁省各市的发展很不平衡。为了促进辽宁省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各地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差异问题，从而协调辽宁省经济整体发展。

一、数学模型的建立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简称ss分析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于1942年首先提出，后经过E・S・邓恩和埃德加・胡佛发展，现已成为学术界通用的用于分析区域发展差距变动决定因素的基本方法。

ss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别可以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个方面给以统计说明(竞争力因素指除产业结构以外的生产率水平、经营管理水平、投资规模等各方面因素)。它将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标准区域(通常指整个国家或整个省)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3个因素有关:地区份额因素、产业结构偏离因素与竞争力因素(也叫区位偏离因素)。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G)可以分为3个部分:全省增长份额(RS)、产业结构偏离份额(PS)和区位份额(竞争力份额DS)，用关系式表示为:区域经济增长=全省增长份额+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区位份额，从而将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量分解为3个分量。

有关符号说明:

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本文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区域，以辽宁省作为标准区域进行对比研究，选取2004-2006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GDP等数据,将相应数据分别代入模型(1.1)、(1.2)、(1.3)分别计算出各城市偏离――份额分量，其中各项指标均按当年价格计算，计算结果见下表。

由上表可得以下结论:

(1)各地区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和竞争力两类因素都比较优越，即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都为正值的有沈阳、丹东2个地区，这2个地区在2004-200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沈阳市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明显高于丹东地区，总偏离为35.57亿元。沈阳市竞争力优势带来的增长量为23.05亿元;产业结构优势带来的增长量为12.51亿元。

(2)除上述2个城市之外,其余各城市均是竞争力推动效应明显，产业结构因素均不具有优势。其中，朝阳市的竞争因素优势最大，带来的增量为55.2亿元。产业结构劣势损失0.85亿元。总偏离为54.36亿元。盘锦市的产业结构劣势最大,总损失7.57亿元。

(3)各城市第一产业结构分量均为负值，即第一产业的发展速度均慢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均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各城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份额具有一致性，竞争力因素却因不同城市而有明显差异。如,大连和朝阳第一产业竞争优势明显，盘锦、辽阳等第二产业竞争优势较大,沈阳第三产业竞争优势最大。

综合以上分析,辽宁省各地区的结构偏离多数为负，说明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整体不太合理,但所有城市第一产业发展速度均慢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各城市的结构合理程度及增速不尽相同，因此，要加速地区经济的增长就应该从产业结构这一因素着手，制定出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产业结构，使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只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才能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全省经济协调、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雪梅.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 黄继忠. 区域内经济不平衡增长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 毛健. 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 于素慧. 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社科纵横，2002， 44－45.

［5］ 卢中原. 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1996，(7).

［6］ 周起业. 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9.

［7］ 周振华. 产业结构优化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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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 自主创新 集约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就是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增长。而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产出的增长主要靠扩大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的增长方式。由于不依赖技术进步，表现在投入产出比上的效益指标没有明显的提高；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指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的增长方式，表现为投入产出指标的不断提高。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劲瓶。

1.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1.1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所需条件的理论。它于1936-1956年间逐步完善，它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哈罗德―多马模型告诉人们：社会资本（存量），劳动量与该社会的总产量（或实际国民收入）间，存在着函数比例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相结合，就能推动经济增长。

1.2新古典增长模型

二战后的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增长模式。其中以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有代表性，他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并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在技术进步的假设，试图说明：（1）总产出对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资本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会逐步下降，直到停止；（2）经济增长饱和之后，增长的唯一来源必然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却是不可控的外生变量；（3）在各种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穷国的经济增长快于富国。

1.3其他经济增长理论

除上述主要经济理论之外，还有丹尼森、库兹涅茨等关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最优增长理论。丹尼森强调了管理知识的重要性，而库兹涅茨强调经济结构的巨大影响，而他们经济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础还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或是GDP。

2.辽宁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弊端

2.1忽视能源与自然资源的损耗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忽视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损耗。辽宁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动物资源、海洋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由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经济增长模式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不考虑自然资源的“库存”状况以及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损耗，仅计算来源于资本、劳动、原材料共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却未曾想到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是无法计算的。

2.2丰富人力资源的闲置，以及缺乏福利保证机制

辽宁省人口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12位，属人口大省。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力资源成为地球上最富余的资源特别是低端人力资源，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最需要的是资本、原材料和人力资源。这就带来了地球上最大的浪费――人力资源浪费，并可能引致严重的失业、犯罪、社会动荡、骚乱、甚至是暴力革命。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投资最终要通过人群的消费获取利润，人群的消费大部分来源于劳动者的工资，由此形成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巨大矛盾―产品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即许多产品供过于求。

2.3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辽宁省地处温带半湿润地区、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光热资源充足适合动植物生长，拥有很多稀有的野生动植物，且辽宁位于渤海之滨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等，但由于人类对其的破坏，致使很多物种已经灭绝而剩下的稀少物种也濒于灭绝的危险。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仅不适于动植物生存，且同样不适合人类生存。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建设经济强国和经济强省的必由之路；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

（一）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

（三）集约发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

1.大力发展循环经济；2.大力发展集群经济；3.大力发展规模经济和品牌经济。

（四）改革体制机制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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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对于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受到各界学者的长期关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的能源危机之后，能源与经济的增长更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于超等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黄玲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单根检验与格兰杰验证，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重要的双相关关系；国外学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过对印度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Mustafa Balat通过对土耳其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增长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资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产出只能满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确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定性关系，对于吉林省能源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影响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因子进行了筛选，结合吉林省能源与经济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关系。利用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中都是以时间序列的预测为主，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模糊数学、灰色理论等方法进行预测，缺少对能源消费源和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研究。因此，当社会发展较快时，单纯利用时间序列而不考虑机理的预测就很难满足实际要求。本研究从能源消费的根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出发，利用C-D生产函数，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函数。这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能源消费是促进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费量和GDP进行拟合可以看出，能源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R2=0.845)。经济增长对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当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具备时，必须有能源提供动力才能够运转。因此，没有能源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

但经济增长总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响，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的进步等，这些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无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能源都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经济增长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对能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作为集中考虑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假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且经济增长主要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费利用驱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分别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进行衡量；能源消耗定义为单位GDP所需要耗费的标准能源并假定不变；而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资本的关系均满足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为生产技术水平，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E为能源消费总量，A，a，β，γ为未知参数。两边取对数，方程变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个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训练方程，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从图1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86，1980-200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拟合程度较好，这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用2001-2005年数据进行验证(图1，b)，验证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92，这说明建立的函数关系合理。该方程能够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翠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J，计算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实时的贡献率，本研究设计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为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AKe为一定时期能源消费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能源产出率(元／kg)，

GDP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资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时贡献率。从图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减小的趋势，这说明能源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够，能源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确定在一定经济发展环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预测特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对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G为GDP，Q为其它能源消费来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数值来看，多年来变化不大，基本是个定值。两边取对数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函数方程(7)。从图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拟合判定系数为0.7862，说明拟合效果较好。通过选取2001-2005年进行验证(图3，b)，图中拟合判定系数为0.907，表明该函数关系方程合理，可以用来预测吉林省未来能源消费量，为吉林省能源宏观调控政策服务。

三、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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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被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四大马车。随着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低，经济增长是否主要靠技术创新能力来拉动等问题目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olow提出solow余值法，其基本表达式为：Ga=y-ɑk-βl。其中：Ga为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y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k为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者的年平均增长速度，ɑ、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要素，根据solow余值法，笔者选定的研究指标分别为：产出（Y）、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

三、基于solow余值法的数据处理

自《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2004～2013年的各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表1）1、回归分析。采用SPSS－回归分析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R=0.991，R2=0.983，回归方程：ln（Q/L）=1.025+1.298ln（K/L）。ɑ的估计值为0.06，β的估计值为1.298。solow余值法模型为：GA=GQ-0.06GK-1.298GL。2、solow余值法分析。分离技术创新、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GDP增长速度（GQ）、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GK）、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速度（GL）、乘以弹性系数后的资本增长速度（aGK）、乘以弹性系数后的劳动增长速度（bGL）、技术创新增长速度（Ga）、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贡献率（Ea）、经济增长中资本贡献率（Ek）、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贡献率（El）。各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①Ga=GQ-0.06GK-1.298GL②Ea=Ga/GQ×100%③Ek=aKG/GQ×100%④El=bGL/GQ×100%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贡献率一直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但时有波动。从2004年的85.77%，一直缓慢上升至90.87%，自2007年开始下降，到2008年降至73.68%，2009年达到最高点93.25%，此后又缓慢下降，2012年为82.95%。各年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大，稳定性差。年平均贡献率约为10.12%，略高于劳动投入贡献率。劳动力投入年平均贡献率是3.71%，水平较低，波动较大。2007年以前一直在不断下降，至最低点2.31%，2009年开始快速上升并在2011年基本持平。由此可见，劳动力投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作用力最小。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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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失业率 奥肯定律 就业

一、我国现实情况与奥肯定律的偏离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目标。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GDP)与失业率呈显著负相关性,方程式如下:u-u*= -α (Yp-Y)/Yp。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失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缓解,出现了明显与奥肯定律偏离的现象。如图所示。

从图中中可以看出,伴随着GDP的高速持续增长,我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运用SPSS做回归分析,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U=0.236-0.013Y。该式回归系数t值为-0.717,不显著;而决定系数R2为0.026,几乎没有解释力。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明显的非一致性。

二、奥肯定律变异的现实原因分析

奥肯定律得到普遍的认同,有它的隐含前提:(1)发达的单一市场机制;(2)相对稀缺的劳动资源;(3)失业的公开化形式,因为发达的市场机制排除了资源的无效或低效存在方式(如隐蔽性失业);(4)不存在大幅度的技术革新;(5)人口按一个相对固定的速度增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以及二元经济中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传统公有制部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及冗员的存在。这些因素的中国特性改变了奥肯定律的作用形式。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是指在某个年龄以上,在特定考察期内没有工作能力,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而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标准与此存在明显的差异,失业人员是指非农户口,在一定年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比较上述的两种定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仅限于城镇,不包括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员,城镇没有正式登记的下岗人员也不在失业之列。可以断定,中国现行的失业统计低估了实际失业状况。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中国出现了复杂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当部分行业技术含量显著提高,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和技术的贡献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资本、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较为严重。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导致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称:未来20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有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第一、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较大的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都有影响,从整个国民经济看,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向工业化方向转化,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使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

通过上述分析,经典经济学理论奥肯定律在中国存在失灵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隐性失业逐渐公开化;中国的人口基数与增长速度以及技术革新等因素都与奥肯定律的前提存在偏离。

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经济高增长与失业率增长并存,而且伴随着就业增长弹性的下降。我们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成本低廉,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就业弹性快速下降趋势是不正常的,反映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而宏观经济调控取向和调控措施,也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投资主要在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领域,所以,经济增长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实现经济与就业一致性增长的对策

1. 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调整,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在引导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信贷政策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企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使各部门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以发挥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务输出、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因而,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发挥我国劳动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减轻巨大的就业压力。政府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和服务机制,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引导和鼓励自主创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2. 完善劳动力市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及时传递就业信息,排除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劳动力的就业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大力培养劳动力市场,完善其信息、服务、中介、再培训的功能,消除其分割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提高就业匹配效率。

3. 加强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弹性。在同等资金投入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第三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以专门提供服务为主,而所提供的服务需要人的直接工作或劳动来完成,机器生产不能轻易替代。早在60年代,被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所发现,后来又被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更晚些时候的实证研究所证明,第三产业具有明显的就业效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妥善解决劳动就业,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动,促进经济有效增长。

加强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减缓第一产业的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第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例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2006年的32.2%,然而对比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亟待国家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其中应重点发展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投资少、见效快、就业潜力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扩大就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