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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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管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矛盾调处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日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自治组织努力积极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作用，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进行社会管理中，社会基层组织对于调处社会矛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下，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关键在于完善和实现社会基层管理，从源头杜绝和防范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达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标。

二、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

我国的社会基层组织是指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政党、国家、社会团体的基层组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等[1]。社会基层组织既是公民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最主要渠道和载体，又是组织和调动公民积极性，进行社会矛盾调处的重要主体。因此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对社会矛盾调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基层组织是我国社会管理最基础的成分：主席指出：“不能把人民的权力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等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社会事业的权利”[2]。受国际化的影响，我国实现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但这几十年体制的延续同时形成了我国社会基层组织成为了公民个体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因此，社会基层组织既可以保护和代表公民个体利益，又在必要时充当成员间或者是成员和组织外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的调处员，从而达到了社会管理有序，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二）农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最基层的单元：我国的民主法治是一项工程，在社会管理中是否进行法制化的管理，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是否得以真正的实现。第一、社会基层组织是公民参与和体验国家社会管理的直接单位。第二、社会基层组织大多数是公民自愿组成的，这是对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宣传。第三、公共权力配置机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公共权力运作的变动，社会对政府的要求更高，需要政府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等。实行基层群众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根本性的基本建设和基础工作，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要积极性和创新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在《村民委员会自治条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可以看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中都包含了协调利益、调处矛盾，为群众提供社会福利。这些职能基本上可以统称为社么矛盾调处职能。也就是说在社会矛盾调处体系中，政府的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作为矛盾的调处机制发挥作用是有终极性的，而处于矛盾调处前线的首先是连接政府与基层的各种组织：如机制争取的司法调处人员、村委会的安保委员、村委会的治安巡逻队等。除此以外，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还具有利益代表、意见传达、民意整合等功能，这些对于社会稳定的维护，推进和谐社会进程的建设有基础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由于社会基层组织在矛盾调处中的作用，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中，必须以社会基层组织作为重点和要点，建立以社会基层组织为基础的，并且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三、完善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优化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面对基层组织在社会矛盾调处中的困境，必须明确思路，要把社会矛盾调处放在基层，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重点在于完善我国基层自治组织的形式、功能、作用。

（一）加强和完善基层组织组织的立法，确定其地位和权力：即使我国已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现行法律还不够完善，法律关系还没有理顺，这就需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或出台与原来法律配套的法律体系，如社区组织自治法等，理顺基层组织和相关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对于基层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自治权力是很重要的。通过法律规定杜绝对基层自治组织人、财、事的不法干涉，保证自治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二）创新农村基层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制，完善基层事务的民主决策和公共服务：创新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机制，在自治组织产生、运行等环节充分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保证在组织产生和组织运作的各个环节的公开、公证、透明，实现真正的民主。对于在进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新农村自治组织，由于其人口密集，厉害矛盾也比较尖锐，更需要加强民主参与的程度和民主决策集中建设，才能做到防范社会矛盾的产生及时调处社会矛盾的目的。

四、总结

社会矛盾的繁多、复杂性，对社会基层管理体制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针对社会矛盾的防范和化解需要入手，对社会基层管理体制进行创新，首先要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是基层社会具备社会矛盾的自我调处能力。这就像人有了一个抗体一样，加强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功能，就给予社会具备对社会矛盾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第二，要通过合理创基层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以公民和社会为本的公共服务。这就从经济和物质根源方面解决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恶化问题。只有从以上各个方面共同入手，多管旗下，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防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才能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扩展。

参考文献

[1]施九青 《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17页

[2]《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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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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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法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是人民法庭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我市人民法庭立足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探索建立四项报告制度，努力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

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各人民法庭将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们推出人民法庭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年底组织全市40个人民法庭为辖区134个乡镇(街道)分别量身定做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对各地涉诉矛盾纠纷基本情况、典型案件处理结果、矛盾纠纷的成因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山改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部分人民法庭在年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季报工作，进一步加大通报频率。该项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帮助了乡镇党委政府了解掌握辖区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年报成为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江苏高院肯定和推广了这一做法。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平安报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报表”制度，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统计辖区各乡镇万人成公率、民转刑案件数、涉诉情况等各种基础信息，制作成项目齐全、数据精准、内容具体的平安报表，及时报送给乡镇党委政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当地社会稳定现状。通过制作和发放平安报表，对矛盾多发易发的乡镇提出一般警示，对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地区给予重点指导，以此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建立重大事项评估报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强化法律预警功能，坚持关口前移，对乡镇的一些重要决策，有选择地参与法律风险评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防止党委政府的决策出现法律上的偏颇而留下矛盾纠纷隐患。同时，认真评估诉讼中发现的对抗性矛盾对社会管理带来的负向影响，适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报，提醒党委政府做好风险防范准备。此外，各人民法庭还利用自身的法律资源优势，为党委政府实施的项目引进、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提供适合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促进这些重大事项平稳运行。

建立重点问题调研报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关注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充分发挥司法调研的作用，及时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形成详实、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为辖区党委政府加强相关领域基层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各人民法庭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金融担保等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帮助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健全完善推动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努力把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导入正轨。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积极拓展纠纷解决新思路，不断探索纠纷解决新路径。强化诉讼调解和诉调对接，通过共享资源、共建机制、共谋举措等办法，实现r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保障和支持各类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各类纠纷的有效分流。全市40个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决方式和维权途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间调解，充分利用农村德高望重的贤达能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权威，邀请其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围绕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层自主管理机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转型，使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组织去执行，提高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动延伸职能，把提高基层社会自主管理能力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传、送法下乡、审务五进、指导民调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通过组织法律培训、指导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乡村各类农户协会、行业协会规范管理、自律管理。

围绕维护农村安定，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既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保障。作为基层综治的主要成员单位，我市人民法庭坚持综合治理“一盘棋”原则，注重与其他综治成员单位的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过联动、对接、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综治成员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机制，推动平安盐城、法治盐城建设。同时，全市两级法院主动与综治主管部门沟通，积极争取将涉诉化解率、民转刑发生率、万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标纳入乡镇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实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综治管理由消极向积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人民法庭的每一项司法服务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项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推进诉讼服务组织建设。全市法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人民法庭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特别是抓住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增设港口法庭，调整开发区法庭，形成“半小时法律服务圈”。为满足基层社会管理的需求，去年全市两级法院均新设诉讼服务中心，专为群众提供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联系法官、收转材料、案件查询、法律咨向、诉前调解、判后答疑和接待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2010年全市两级法院全面启动并当年全部完成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建设，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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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层社会矛盾需要最大限度地通过个体以及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的方式来化解，矛盾频发凸显了基层社会组织在解决基层矛盾纠纷中的作用。要真正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需要重新定位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

关键词：基层矛盾；基层社会组织；利益机制；功能；定位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和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背景下，基层矛盾的呈现了密集、易发、高发的特点。在社会治理机制尚不能完全跟上社会变迁的节奏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可能会衍生出更广、更深、更严重的矛盾。在和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个科学有效的，能够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要。

一、基层矛盾纠纷凸显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

任何社会均难求永久不变，在现今这样经济利益主体和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的多元化解机制应该成为法律考虑的一个必要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把矛盾化解于萌芽阶段。美国的著名社会法学家斯科•庞德说：“吾人皆有许多欲望和需要，而欲得到满足。...........个人的欲望常和他人的欲望冲突，或妨碍他人的欲望。法律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工程的艰巨任务，也就是一种致力使生活必需品能为众人所分享的工作。”为使法律达成上述目的，庞德建议，法学家首先需要对特定文明社会的实际事项或众人的实际需要做出调查，求得社会众人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社会的法律基理。根据这些基理原则，再制定“利益纲目”，分列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如此，在发生任何争执，也就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和司法者可利用既定的“基理”与“纲目”，本着“最少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原则，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机制。[1]

但是，法治国家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国家通过法律调控社会生活的一切，恰恰与此相反，它更意味着最大限度地通过个体以及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的方式来解决社会自身问题。[2]我们虽然应该强调法律在均衡社会冲突利益上的功能，求得特定的社会于特定的时间内能够获致社会公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只有在普遍意义上才能发挥作用，也是就说，并不能切实有效阻止利益冲突的发生。这就需要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快速迅即地出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有内生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中才能有效的发挥这种职能――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先天的这种特性。

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型机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基层矛盾的纠纷。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诉求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对于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基层矛盾纷争背景下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

基层社会组织是否能真正发挥其内在功能，取决于三个要件。第一，基层社会组织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顺畅，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与政府争权”，而是在“帮助政府更好的管理社会”[3]。第二，基层社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一个科学的决策层和比较合理的组织架构。第三，在具备前面两个方面的同时，确立了问责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十分的关键，能够有效的完善基层社会组织自主管理能力的不足。在面对基层矛盾纠纷高发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组织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客观上需要重新定位其内在功能。

首先，基层社会组织作为利益协调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个与政府共同管理社会的机制，能够更好的培育出正确的价值观，能有效的发挥利益协调的机能。在众多领域之内各个利益群体在其所组成基层社会组织中都有其话语权的存在空间。一方面是来自本群体的声音，一方面是来自共同体的声音，在两种声音合力之下的思想舆论更能真实的反应大众的心声，从而确认下来的价值观也更容易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基层社会组织机能的发挥能够引导人民正确处理多重复杂的个人和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避免利益矛盾纠纷的引发。

其次，基层社会组织作为利益诉求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架构出了制度性的平台，它不仅仅是一个从属附庸的组织，而是一个可以和政府处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的利益诉求机制组织。一方面它对群众的利益要求能够正确及时的作出对应的回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它能正确的定位出人民群众利益冲突的性质，很好的克服了把矛盾纠纷盲目政治化或形式化的风险；再一方面它能掌握好妥协和让步的尺度，使调解和互助成为解决纠纷的理想化形式，提高其解决相似基层矛盾纠纷的效率；最后它还采取了认错与相关责任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改变了以往“全对”或“全错”式令人难以接受的做法。通过这种基层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能使诉求得到相关应当的关注以外，而且从利益表达者来说，也很好的提高了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

再次，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矛盾调处机制组织。为人民群众更好地化解矛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一是基层社会组织得以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这种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制度，能更好的找出利益冲突的焦点，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分配的实现，可以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机率；二是由于基层经验信息比较充实，有充实的纠纷解决资源，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便利和帮助，使纠纷发生后能够及时妥善的得到解决；三是能够起到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规范化的基层社会组织程序，能够保证纠纷解决处在一个独立和公正的环境下得到解决；四是基层社会组织本身的特征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对受害人提供直接救助，并在事后能够及时的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最后，基层社会组织作为权益保障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也能找到发挥自己机能的一席之地，促进权益保障机制职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基层社会组织在建立和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方面能够切实发出不容忽视的声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层社会组织极力呼吁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有效的贡献了自己独具优势的功用。最后表现在在健全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上，基层社会组织能够利用其所占有的大量丰富的基层群众资料，来反映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从而有益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需求比较急迫的相应的教育、卫生、社会事业等领域中。

三、结语

只有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效率才得以提高，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动力，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进行。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国家政府职能应从以前的“大包大揽”的状况中挣脱出来，应把一些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事务逐步转移给相应的基层社会组织来管理，提高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政府只需必要的管理、引导和服务，以便基层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进而促使基层社会组织实现人民自己的矛盾自己解决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马汉宝.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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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目标应该兼顾国家战略和基层发展两个维度。在大学生“村官”工作领域，国家基层战略关注的具体目标是：国家政权延伸至农村，以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党和国家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大学生就业率的提升，舒缓因就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同时形成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导向，使更多的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等等。农村基层发展关注的目标是：基层公共事务的处理、公共问题的解决，以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都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可以利用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目标分析矩阵（图1）来说明：纵轴表示的是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的关注程度，自下而上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横轴表示的是对农村基层发展目标的关注程度，自左向右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这样，大致区分为四种目标类型：

第一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发展目标的关注程度都很低。这是一个“盲目型”的目标模式，与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品性格格不入。

第二类：对农村基层发展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国家基层战略的关注程度较低。这是一种“基层取向型”的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农村基层发展上。这种取向容易获得农村基层的认可，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关注度不够，也不可取。

第三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的关注程度较高，不在意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控制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国家政权的延伸之上。乡村社会在大学生“村官”工作中感觉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层面的“实惠”。

第四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目标都较为关注。这是一种“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作为中介，链接国家基层战略和农村基层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大学生“村官”的介入，一可以服务于国家基层战略，增强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既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又通过基层锻炼，促进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为党和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二可以服务于农村基层社会发展，通过大学生“村官”这一新型力量促进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全面发展，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与数量；三可以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大学生“村官”自身的成长成才和自我实现。“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有机协调、整合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偏好和目标取向，也具有一定可持续发展特性，是可取的目标模式，也是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中必须明确和服从的目标前提。

二、长效机制的内容：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长效机制是属于“工具范畴”的，其合理性需要以“目的”为基础，只有服务于“目的”的“工具”才是合理的。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方法选择行动方案的理性，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思维来判断采取何种行动实施何种政策。价值理性指的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以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是否行动、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该行动蕴含的价值意义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伦理需求。上文第一类既不关注工具理性，也不关注价值理性，属于非理性型，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如果遵循此类理性模式，将无法真正推动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长效”机制。第二类“价值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人性化、伦理化和价值化，更多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要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但是，目标的实现需要切实的工具予以实现。若一味强调目标而不关心工具（即长效机制）的科学化程度，目标也就无法很好实现。第三类“工具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关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但是这种理性模式似乎忘掉了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属于是“没有目标”的机制。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建设更多属于此类。第四类“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以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为目标前提，在此基础上科学设定有关体制机制，以科学化的方式实现目标。它有助于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的“长效化”——既被多元群体所认可，具有可持续性，又兼具有效性，能够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预期效果、效能和效率。

建设中的目标—工具关系

体现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应该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坚持差别化的选聘、培养机制。“差别化”的原因是实际情况具有多元化特征，村情有差别，大学生“村官”的个性、专长和价值偏好也有差别。因此，在选聘大学生“村官”时，不能单凭“行政能力”、“申论”考试成绩，而应该兼顾任职农村需求、应聘者专业特长和偏好；在任职安排时，也不能单凭直觉或随机进行，而应该结合村情、村需，结合大学生“村官”个性特点和意愿等综合考虑；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培养时，更不能实施“一刀切”模式，而应该根据创业富民、服务亲民、村务管理、专业技术和复合发展等五类分类实施。

二是基于农村公共需求导向的创业机制。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首先必须保障农村基层公共需求的满足，并通过具体的创业行动切实满足这些需求。最终使得其工作能够符合农村的具体需要，让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取得发展；实现大学生创业与富民相结合、发展企业与发展农村事业相结合、自我实现与农村基层发展相结合；大学生“村官”顺利“进村”、有效“干事”，使大学生“村官”的个性特长、专业特长与现代农业、现代农村、现代农民无缝隙对接等。

三是兼顾国家战略和基层发展的考评机制。考评具有引导、诊断、监督和激励的作用，是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当中的重要内容。据调查，现行考评机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更多针对大学生“村官”本人开展测评，而对某一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考核的机制并不多见；更多笼统地、原则性地考核德、能、勤、绩等几方面，并没有切实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因此，以后需要做到如下几方面：考评指标的设计要紧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重点考察大学生“村官”工作以及个人对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的贡献度；考核内容设计要详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两个维度；考核方式、考核期限、考评主体、结果运用等方面要科学、规范、有效；不仅要建立针对大学生“村官”个体、群体的考评机制，而且要建立针对某地区、某部门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考评机制等。

三、长效机制建设的组织实施：增强协调与统筹

在长效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统筹层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效。这需要一定层次的统筹、协调，否则难以促成多元主体的配合，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机制的“长效化”。目前，应该增强省、市级的统筹力度，由省、市级组织部门牵头，财政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等部门联动统筹实施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具体而言，需要着重提高如下几方面的统筹层次和力度：

大学生“村官”选聘培养、激励保障、干事创业机制的统筹。一方面，目前存在省聘、市聘、县聘、乡聘乃至村聘等各类大学生“村官”，在来源、选聘标准、“村官”素质、村官的身份、职能角色定位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各地各级有关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培养、干事创业、激励保障等机制参差不齐。这种多层级、缺乏统筹的工作机制在本质上属于“粗放型”，工作整体绩效不高，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工作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在选聘、培养等方面的机制需要省级、市级统筹，实现整体上的协调和总体工作效率、效果的提升。

大学生“村官”工作监督管理的统筹。目前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监督管理不够，使得实际效果在不同地方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地方大学生压根就没有进入农村，而被乡镇“截留”；有的更多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人口普查、迎接上级检查、整理会议材料等；很多地方大学生虽然形式上“进村”了，但要么忙于自己创业，要么忙于准备考研、考公务员，并未真正担当起“村官”职责，等。因此，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使这一工作切实生效，省级、市级有关部门要承担此类责任。

大学生“村官”出口机制的统筹。促进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明确其未来出路是保障大学生“村官”积极干事、促成工作绩效实现的重要环节。目前虽然在整体上形成了留任村干部、公务员选拔、自主创业、另行择业和考学深造五条出路，但这五条出路过于宏观，在各地五条出路的各自“流量”和“拥挤程度”不同，对五条出路给予的优惠政策、支持策略也不同，具体成效自然也参差不齐。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得大学生“村官”整体的流动效率和效果降低，另一方面容易使得大学生“村官”在相互攀比中产生不公正感。因此，需要着重提升省级、市级在五条出路方面的统筹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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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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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兴海县社区建设工作情况作交流发言，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构建网格管理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是为发挥社区的服务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为进一步方便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管理，我县按照“区域相邻、居住相近、管理方便”的原则，从原来的单一管理体制，将县城4个社区合理划分为18个网格，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成立网格工作小组，分片管理、责任到人，形成了以“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工作格局，有力提高了网格化管理、心连心服务的社会效能。二是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平台”、社区调委会、治安联防队、志愿服务队等。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建立了“情系万家”便民服务微信群、QQ群，积极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等活动。

（二）理清社区职能职责，实现社区职能归位。以服务支撑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实规范社区职责任务，减轻基层组织工作负担，落实“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的要求，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主要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机构和牌子、压缩社区创建达标评比项目和台账等方面，进一步理顺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职能部门及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减少社区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促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共梳理出涉及县属和驻县17个单位，准入事项包括4项50个科目，精简取消社区公共管理、印章使用范围、达标评比、台账等事项目录共19个科目。

（三）开展阳光议事协商，实行社区民主决策。转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和《青海省城乡社区协商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指导全县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商委员会制度，规范协商程序，丰富协商形式，充分运用协商成果。充分做到了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解决群众的难事、难题，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

（四）推进社区居民公约，实行居民自我管理。完善社区民主监督制度，印发《关于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定完善工作的通知》，全面提高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依法制定和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议事决策规则，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能力，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各社区基本建立了完整配套的规章制度，建立“五必查、五必访”,“六必报”“六清五掌握”等工作机制。全县7个社区基本建立居民公约等相关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工作机制。 

（五）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参与社区治理。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做到精准“点穴”，开展扶贫救济、养老服务、妇女儿童福利关爱、文体活动、劳动就业等内容丰富的服务，提升基层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近期计划在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安多民俗文化村”依托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建设施优越资源，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把城镇社区服务延伸到了农村。该项工作于2016年起，在大米滩村开展实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培育发展了1个社区卫生整治协会，近50余名志愿者为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供志愿服务，加强了城乡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了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区建设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社区治理主体职责不清、社区自治机制不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改革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社区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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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副村长”扮演着法律参谋的角色，免费向基层组织和个人提供意见和建议；

“法制副村长”为乡村管理提供法律专业意见，进一步增强了村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理村务的能力；

“法制副村长”制度实行三年来，让社会治理开了花、使法治惠民结了果，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较大改观。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而前提就是我们党员干部要做好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城镇化是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一大趋势，转型与蜕变难免伴随着阵痛和不安。然而，发展带来的矛盾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事双方看不见解决问题症结的合理出口、找不到表达利益诉求的良性通道，容易引发过激和极端行为，可能影响社会安定与有序。这也考验着基层治理者的智慧、能耐与决心。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农村民主法治上，“法制副村长”制度可谓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本。经过多年探索努力，溧阳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较大改观，乡村的纠纷在当地得到妥善处理，基层的矛盾在源头得以有效化解。“法制副村长”为何能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起到“稳定器”、“减压阀”作用？如何让法治思维真正走基层？溧阳的这一新模式为何易见成效？

在对溧阳市进行采访时了解到，自2011年起，这里通过推行村（居）委聘任“法制副村长”制度，找到了破解上述农村问题的一种全新探索和创新模式。在市法制副村长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各镇（区）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且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担任“法制副村长”，扮演着农村法制宣传员、法律服务员、工作指导员、矛盾调解员、舆情信息员五大员角色。五大角色对应着五大职责，“法治副村长”肩负着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指导、调解矛盾以及畅通舆情这五项任务。在每个村委，“法制副村长”的照片、姓名、联系电话、工作职责等资料都挂在显眼位置，以方便群众咨询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法制副村长”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民法律知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讲座，讲解土地承包法、婚姻法等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依法办事。通过电话、网络、定期值班、定期上门走访、小组集体会议等多种方式，解答群众法律咨询，引导村民群众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帮助农村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法制副村长”用村民听得懂的话讲法律，用群众身边事讲法的说法方式，给群众普及法律知识，讲座场场座无虚席。针对村企业在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劳资纠纷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开展法律讲座等法律服务，为企业解疑释惑，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发展。可以说，“法制副村长”扮演着法律参谋的角色，免费向基层组织和个人提供意见和建议。

“法制副村长”不仅让村民受益，村干部也尝到了甜头。“法制副村长”列席村委会召开的有关民主法治建设、涉法事务调处等方面工作会议，提供法律意见；协助村委会制定、修改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确保内容及制定程序合法；受邀审查村中各类经济合同，对合同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协助村委会做好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副村长”为乡村管理提供法律专业意见，进一步增强了村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理村务的能力。

“法制副村长”制度实行三年来，让社会治理开了花、使法治惠民结了果。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较大改观：村民百姓遇到利益冲突矛盾，不像以往那样恶语相向、挥拳动手，而是寻求村（居）“法制副村长”协商处理、理性解决；基层干部碰到民间纠纷难题，也不再捉襟见肘、疲于应对，而是有了“法律军师”出谋划策、解围纾困；村（居）矛盾做到了不上交；村（居）遇事不上访；大部分矛盾得以在基层化解。据统计，从2011年12月到2014年6月底，“法制副村长”共帮助修改村规民约81条，审查各类合同298份，累计开展360多次法制讲座，成功化解了653件纠纷，其中重大积压矛盾48次。目前，溧阳所有175个行政村已经村村配备“法制副村长”。群众逐渐懂得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联系“法制副村长”，听听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村干部感慨地表示，深入基层，将法律服务工作“沉下去”，有效践行了群众路线，真正解决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切实破解了农村涉法难题。

“法制副村长”真的这么管用？这项制度到底神在哪里？应该说，这得益于该项工作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公益性。一方面，“法制副村长”具有法学专业背景和深厚的阅历，能结合农村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法制副村长”具有中立身份优势，他们不是村官，也并非本村人，作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开展工作时更易一碗水端平。此外，“法制副村长”具有公益性优势，不向村民收费，也不拿政府工资，排除了预设立场嫌疑，依法依规处理问题，易建立信任，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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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经验之一：融合型的“和谐促进会”

慈溪市现有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之比几近1∶1，目前所有的村（社区）都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和促会”的建立，旨在探索新老市民社会融合机制，会员主要由村干部、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社区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东、私营企业主等组成，协会受镇（街道）党（工）委指导，由村党支部（总支）、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管理和协调。“和促会”采用会员制的组织形式，会员通过促进会获得更多表达、参与、培训、决策的机会，这是一个信息传播、双向沟通、自我规范、社区认同的过程。

“和促会”是外来人口自主管理、新老市民共同管理，实现多元融合、一体发展与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它通过民意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组织新老居民共谋社区事务，听取意见与建议，加强居民与外来人员的交流，增进新老居民间的融合。它的优势功能在于为会员提供表达诉求和彼此沟通的渠道和服务平台，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创新民意表达机制，有效解决因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而产生的多种矛盾和问题，成为慈溪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创新发展经验之二：互助型的“老年人协会”

“老年人协会”是各地较早成立的普遍性的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普遍发挥着重要作用。慈溪市的“老年人协会”紧紧围绕社区互助优势，以自我服务激发参与热情，拓展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能力。“老年人协会”成员由居委会主任、离（退）休干部代表、老协会代表、志愿者代表组成，目前“老年人协会”内部普遍组建了若干个为老服务组，为老年人推出了多种服务。如医疗保障组，提供医疗保健和健康咨询服务；文化教育组，提供文化教育和娱乐休闲服务；生活照料组，提供及时的生活照料服务；权益维护组，提供法律宣传和权益维护服务；养老保障组，提供养老保障等方面服务。

“老年人协会”坚持“以老养老”理念，实行自主养老与外部关注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以老养老”的理念更加突出自我服务，能够激发参与热情，提高老年人参与度，从而把社区中大量老年人的作用充分挖掘出来，提供更为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自身需求，这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渗透性。

创新发展经验之三：监管型的“环保志愿者协会”

近年来，慈溪市陆续成立了一批“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它是以社区环保志愿者为主要成员，以“绿色社区”、“和谐社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创建工作为载体，引导和发动居民参与“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会通过开展植绿补绿、小区环境大扫除、拣拾白色垃圾等环保公益活动，通过定期开展污染源排摸和监督，引导社区内居民及单位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营造绿色家园，在社区（小区）形成了更直接、更到位、更有效的环保自治监管队伍。

“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是承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推动社区事务治理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方向演进的协同治理发展模式。“环保志愿者协会”发端于社区居民，在发现需求信号、提供非规模化管理和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它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通过协同社区居委会完成部分社会管理（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等）职能，不仅增强了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节约了行政成本，在承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发挥了重要的协同功能，既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又促进了社区自治发展。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启示

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和积极培育。慈溪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和创新模式表明，具有公益性、自治性、微型性等特征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基层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市当前推动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任务。但总体来看，目前慈溪社区社会组织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面临着发育良莠不齐、功能结构简单、内部管理不够规范、资源整合有限等问题，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支持作用，共同推动发展的规范化和持续化。同时，要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和创新典型，促进先进经验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不断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强化社区社会组织自治和自主自律的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是成为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拥有自主自律能力的自治主体。因此，当前社区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首先，要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社会组织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其次，要形成专业化、精细化的组织功能结构，提高服务力，这是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作用的核心支撑；第三，要加大组织运营和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提高居民参与度，形成社区居民共同支持的发展氛围。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政府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中要加强引导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政府要加强分类指导，比如对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提供服务项目；对维权类的要采取政策引导、法律服务和业务指导等方式；对社会事务类的要采取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事费配套、政府购买岗位、购买服务和项目资助等方式。政府也要不断完善与社会组织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框架。同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里，政府更要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篇10

关键词：下沉；服务；融合；为民；提升

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为党的十精神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各地都加强了社会管理工作，创新了管理模式，而每一种管理模式都需要基层干部去落实，他们的工作的方式、方法，工作的态度、能力，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影响力，政策着执行力，群众的满意度，群众的信任度。他们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是党的政策得以实施所离不开的重要环节，我觉得下沉、服务、融合、为民、提升，是每个基层干部工作必备的五个方面，只有坚持这五个方面，一切立足于实，我们的社会化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党的政策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群众才能真正的得到实惠，党群关系才能真正血浓于水，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一、下沉

党的十报告指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下沉，沉到底层，沉到群众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是一种工作方式，更是一种态度。工作下沉的深度、力度取决于我们对群众工作的态度。很多地区实行的网格化管理是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群众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难点问题及目前干群关系的松散性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它是由过去那种被动应对问题到现在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管理模式的转变，达到改善民生、助推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而参与管理的网格管理员多是各机关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才能采集到准确信息，充分掌握基层民情，才能听到老百姓真实心声，做到工作重心和实际情况不脱节，因此基层干部我们一定要学会下沉，沉下身子，沉下心，下沉我们的工作阵地，下沉我们的工作重心，下沉我们的工作作风，下沉才能接地气，下沉才能办实事，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才能摸排到一些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根源，才能了解群众真正所急、所想、所需，管理才能有的放矢，问题才能防微杜渐，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二、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既是基层工作的本质，也是基层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工作实质上是一套综合服务系统，党的每一项为民政策举措都要通过这一系统及时为百姓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建立起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生是所有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工作下沉时，我们是信息采集员，利用信息搞好服务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对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协助健全组织、建章立制，凝聚人心；对发展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寻找门路，对综合治理问题，我们需要排查预警，建立安全隐患台帐等等，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群众的事不分大小都是我们的服务目标，基层的群众不分亲疏都是我们服务对象，只有为群众搞好服务，让群众满意，才能提升我们工作的认同感，工作中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三、融合

融合是基层干部工作的核心，做好联络员、协调员是基层干部的基本要求，为保证工作开展顺利，基层干部需要在各单位之间沟通协调，管理中为群众做好服务，解决摸查出的各种问题更需要乡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当然更需要学会与群众的融合，因此基层干部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学会融合，一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业务专长融合到管理工作中，二是学会融合各部门关系，避免工作中的条块分割、职责不明，三是融合与群众关系，让群众参与到管理中来，让管理和服务实现无遗漏、无盲点、无缝隙，得到群众理解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的基层管理水平。

四、为民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为民是工作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了“为民”我们的管理就是空中楼阁，为民既是我们感情所系，也是我们工作的推动力。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为民就是我们工作的重心，用真诚的心、无私的爱、一定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沟通技巧，架起群众工作的桥梁，为民、惠民、便民是我们工作的宗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五、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