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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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及策略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学阐析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义及路径探析 基于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探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央八项规定的政治功能探析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多党合作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民主与法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以德治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11-16/3014-04-1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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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深化改革 国家治理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3-0332-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总结35年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观点，成为一个耀眼的新亮点。这个总目标深刻反映了当下改革发展的总趋势和新要求，同时综合考虑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又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人民参与治理。在现代文明世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就是人民参与治理，如果没有人民参与治理，仅仅是权力参与治理，政府参与治理，这个治理体系就不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就是让人民群众参与治理过程，只有人民参与治理过程，才有望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什么叫公平正义的社会呢？公平正义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基本目标。过去三十年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改革发展，未来三十年，要搞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公正的体系很重要。实现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依法治国体系的形成，在当今世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标志、基本特征就是法制国家，法大于权，法大于人，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重点要使权力服从于宪法体制、法律体制，绝不能让权力超过宪法。依法治国提了很多年，是能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国家是不是真正实现了依法治国，真正实现了法大于权，法大于人，每个机构，每个单位，每个个人都必须在法律体系下生活，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而生活。我们说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说它的治理体系要现代化，治理体系就是说要有法律社会体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核心意义就是权力治理，十以来，一直在搞政府职能转变，这次提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层面来强调的，目的更明确，思路更清晰，办法更得当。政府职能转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域。

1.政府的限权、放权和分权。第一点，限权，政府的限权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过去政府对于市场、社会干预过多，政府是对市场和社会的管理是全覆盖的，这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所以说我们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在半年时间内取消了好多，有200多项，以后还要取消，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政府该管的要管好，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管不好的也尽量下放，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中心内容，第一条就是限权。能不能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限制，不使政府错位、缺位和越位，是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第二点，放权，下放权力，十以来我们一直在做。什么叫下放权力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处理好两种关系，一种就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给地方放权，地方有能力承接这个权力。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要处理好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权力下放到哪一级，都要认真研究。所以放权的时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下一步，要研究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中央政府给你下放权力，比如市场监管权力，公共管理方面的权力，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力，你干不好，是不行的。放权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要使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第二个必须权责一致，责任明确，这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三点，分权，分权就是权力转移，权力向社会组织的转移。分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向社会转移权力的时候，社会必须有能力承接。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组织的运作空间很小，这是下一步分权，权力转移的主要地方。未来中国改革必须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思路，使社会组织有能力来承接政府所转移的职能。

2.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要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形成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过去社会治理的主体只有政府，中国未来的改革要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高质量的，良好的公共服务，光靠政府一家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局面。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但是未来的发展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原因是中国社会现在处于重大转型期，转型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前所未有的艰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大标志，第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一旦政府的威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都在下降。这一次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反对权力腐败，使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大幅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也会相对提高。第二个标志，公共机构的责任能力在下降。如果公共机构的监管能力下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就会大幅度增加，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第三个标志，理论体系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任何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整套能指导现实发展和未来发展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不在状态，好多人自说自话，自我满足，这对社会主义发展是有害的，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有害的，所以现在急需形成一套指导中国发展的，对中国未来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因为没有理论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思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因此中华民族要崛起，精神的崛起比物质的崛起更重要，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研究，任务更重，能不能实现2020年的目标，能不能在2020年取得决定性的改革成果，应该理论先行。第四个标志，社会的多样化。主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崛起，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特别是80后、90后，他们的主体意识、个体意识在增强，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增强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的多样化，社会多样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随着主体意识的崛起，变成多元化社会，再用过去那种治理方式治理现代社会已经不行了。

3.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政府职能转变概念中，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提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现在提决定性作用，虽然差两个字，但是意义大不相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还有不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比如政府，因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句话留下了空间，必须改。第二个原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主要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使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间，可以说起主导作用。这次明确提出，以后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先锋的、前卫的、正确的表述。这个表述就决定了将来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在扩大，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在扩大，标志着政府的干预减少，这也是三中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未来改革15大领域，60项具体方面，能不能改革到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政府职能转变它涉及到。

参考文献

[1]秦贞婷. 基于国家治理的国家审计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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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但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就越强。

就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体系是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国家通过立法，确定国家前进的方向，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和内容及其途径和手段的选择，规划和决定着一国的“理想国”方案。国家政权体制、国家财政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社会体制等支持体系是由宪法和法律确立并保障的。政府内部、政党、社会、媒体等各个方面对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估、监督也是以宪法和法律规划的“理想国”方案为参照标准的。

就现代国家治理能力而言：国家治理的合法化能力，就是获取社会认同、肯定和支持的能力，而法治无疑是获取强大的民意基础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能量。国家治理的规范化能力，最重要的是国家发挥法治的规范力，对社会和国家自身进行规制、控制、监督、约束。国家治理的一体化能力，就是国家通过发挥法治的普遍约束力，防止在贯彻自己意志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抵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无法实现的情况发生。国家治理的危机响应和管控能力，要求依法建立和完善危机预知系统、危机研判系统、危机警示系统、危机处理系统和危机善后系统，并使这些环节或系统之间形成不间断的联动。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治理国家的能力。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有赖于法治力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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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应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门，表明我国政府的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在充分探讨治理理论的前提下，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人口管理问题，治理理论为当前我国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对于打破我国人口管理各部门相互孤立状况，实现部门协同工作，统筹全局解决人口管理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我国当前由“小人口”管理向“大人口”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形势不谋而合，有助于精简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解决“信息孤岛、应用孤岛、资源孤岛”三大问题。应当来说，人口治理是综合人口管理的升华和深化，其突出表现在多中心、多主体合作共治，倡导其他社会主体和公民社会平等积极参与人口治理过程，是一种统筹和协作的机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格局，再造新时期、符合现代化的人口治理新模式。因此，人口治理同人口管理的基础地位一样，是国家在新时期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另外，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口治理，同时，治理理论是适合时代特征的理论，它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人口管理活动出现的新问题，使传统的人口管理向现代化的人口治理平稳过渡，科学规划和构建人口治理体系，显得迫切而且必要。总的来看，人口治理的基础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子系统。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基础性子系统，人口的行为活动渗透到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文化制度等等各个领域。最基础、最普遍的管理活动是对人口的管理，那么，在新时期，要做好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则首先需要从人口治理角度入手，厘清人口与其他社会系统、制度、文化方面的关系，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事实清晰地表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环境。正因为如此，人口治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解决人口管理活动中产生的问题。

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从中央政府层面看，在国务院的各个组成部门中，直接参与人口管理的部门有13个，可以看出，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劳保制度、分配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搭建在人口工作的机制和体制之上。应用现代化的治理理论，做好人口治理工作，有助于合理构建和实施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

人口治理是统筹解决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人口调控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定宏观调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人口治理又是国家实现人口调控的基础。人口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是人口管理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传统的“管控型”人口管理模式现代化的人口治理转变，统筹把握，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发展战略。在这种局面下，治理理论在人口管理工作中彰显出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治理理论提倡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应通力合作，人口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形成互动关系，通过对相关人口发展事项进行参与、合作、互动，最终实现人口发展目标的人口管理模式。可见，人口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依据。

总之，人口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做好人口治理，就要从全局出发，顶层设计人口治理体系。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综合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科学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人口综合、全面的标准规范化管理，并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良性衔接和互联互动、多中心多主体共管共治的“大人口”管理体系；其包含了传统的基本人口内容和职能，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升级，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当前人口管理工作；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人口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应当能够进行人口的宏观调控；应当包含基本人口管理系统、人口战略管理系统、人口监测和决策支持系统、人口管理工作评价系统，是能够进行人口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动态监测和及时预警的智慧化决策支持系统；人口治理体系同时也应当是部门协同的伙伴关系。人口治理体系必须符合市场化、法制化、智慧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能够做到信息共享、部门互动、管理协同、智慧决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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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

3、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4、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

5、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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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简析

1.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议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于1952年创办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圈子，这就为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现代化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即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现代化理论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现在世界存在的国家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类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因。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1]

2.发展理论

然而，随着现代化理论越来越陷入遭到尖锐批评的困境，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论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2]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依附理论的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的依赖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两分法”倾向；第三，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的。[3]

3. 社会转型理论

孙立平教授认为基于以上两种学术传统和社会发展理论，第三种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在转型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有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我国30多年的社会大规模变迁，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独特和复杂的内容，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开始，没过多久便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所替代，接着人们又发现单独的经济改革不足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平衡和健康地发展，而应该进行社会的整体转型。于是就有了后来和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口号，不可否认，这是任重而道远的。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又不仅仅是现代化。同时，转型包含着发展，但转型又不仅仅是发展，应该是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4]

所以，认识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要分清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以及转型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更要在认清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促进社会的转型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转型期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出及分析

社会治理被看成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和谐共治。金国华教授认为社会治理在理论上被看做政府的部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即还政于民的过程。在实践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一般普遍认为，社会治理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它能增进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感，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因此，选择合适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各治理主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张康之教授认为，就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活动而言，曾经有过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人类几千年的社会治理活动可以归结为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范型中来。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想适应的是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而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朝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历史趋势，这就是20世纪末所出现的以公共管理为过渡形式的社会治理模式。[6]

1. 统治型治理模式

在我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概言之，这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发挥直接作用的治理模式，只能以德治的方式进行统治，其目的就是要缓和阶级矛盾，降低阶级冲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以维护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上，这种“德治”并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它只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权威，亦即实质上是一种“权治”，依靠权力进行治理。所以，这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德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并不具有实施的条件和基础。

2. 管理型治理模式

通过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法治成为该治理状态下的主要特征，它根本上难以与德治相容。在这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其社会运作的轴心，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基于理性和权力制衡原则作为存在的条件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实现名义上的个人平等，防止权力被个人滥用。为防止权力被滥用或个人追求私利，就需要对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要么把权力集中起来，要么将权力分散。前者走向德治，后者走向法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阶级本质，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实行名义上的自由平等，以法治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7]

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

如上可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都是追求单一的德治或法治，都无法将二者相容。但是在公共管理中这种问题得到了解决。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这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将德治和法治统一起来，此时，道德和法律就不再是工具，[8]而成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它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个人层面上所意味着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在秩序上实现了像巴尔所说的那种秩序：“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9]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说：“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10]所以，通过德治和法治的统一，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使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其次，公共管理是一种求实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这能否承担起求实的责任义务，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治理者。[11]在求实这个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中，体现出了科学精神和道德价值的统一，对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岗位和职务等来说，求实表现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社会治理这个人来说，求实又是一种美德，亦如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公正、宽容和节制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会治理者的美德一样。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确立为社会治理这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作为美德，只是社会治理者可有课无的东西。有了这些美德，会使治理者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人们敬仰和称颂的“清官”。但是，没有这些美德，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治理者而存在。[12]因此，张教授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而言，求实是一项责任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责任义务，求实不是一项法律责任义务，也不是一项行政责任义务，而是一项伦理责任义务。[13]

再次，公共管理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公正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几乎各个基础性学科都对公正的问题发表意见，罗尔斯的专著《正义论》对公正问题的论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尤其重视对公正的追求。张康之教授在论及公共管理的公共问题时指出，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无非是社会冲突的被动应答，治理的目的是限制冲突和协调冲突，社会局部中的合作无非是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冲突中夺取优势的目标，社会在整体上的普遍合作从来也未真正出现过。公共管理是一种谋求社会普遍合作的模式，公正是实现普遍合作之中。所以，实现社会公正，才有了合作的基础；任何时候，没有了公正，就必然会产生冲突。[14]因此，公共管理要实现善治，就必须始终伴随着公正的理念在旁。而公正的问题的解决，也是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接受和实现的必要条件。

总之，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发展到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社会历史发展、更是人类学术思想的巨大进步以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轨迹及社会本质认识的巨大飞跃。对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性、求实性和公正性分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三、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

第一，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多元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居于长期治理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者。我们都知道，在社会治理的很长一段时期，基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都是由政府垄断并进行强制实施的，政府几乎成为社会治理的独一无二的治理主体。而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政府并非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5]除政府垄断的公共物品外，它们承担了社会生活的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有时对某些公共物品也有不可替代的产出作用，在某些领域，这些非政府部门可谓具有政府部门所没有的优势。政府部门应该转移某些职权和任务下放给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们的资源和社会优势。所以，利奇和史密斯说：“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志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16]

第二，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单一等级协调方式和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作用不同，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对于各非政府组织如私营企业、社会自治组织，社会志愿团体等来说，他们只需丧失个人或团体的部分经济利益；对政府部门来说，它只需放弃自己的部分强制权力。各治理主体间不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各主体形成利益交叉、权力交叉的关系，这种交叉关系就是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第三，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角色。

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扮演的都是“主导者”、“管理者”的一元角色，在社会治理环境中政府“说一不二”。而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政府摒弃了“一元”的帽子，开始以社会“中间人”的面貌出现，政府不再是主导者而变成了“参与者”，不再是管理者而变成了“指导者”，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各主体的关系和利益，达到社会共治，实现社会稳定。这种角色的转变，使政府成为“有感情的治理者”，耦合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服务型本质。

一言以弊之，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容。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公共管理所追崇的宏大社会愿景。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金国华，关于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J].思路与断想

[6]张康之，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和德治[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12月第4卷第4期

[7]同上

[8]同上

[9][美]巴尔，三种不同竞争的价值观念体系[J].力文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9期

[10][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1]张康之，求实：社会治理者的责任[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5卷第2期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6][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见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吕军涛（1987-）河南商丘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张源（1989-）河南许昌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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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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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充分

认识”

尚福林主席在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对深入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进行了部署，明确了银行业深化自身改革的重点，强调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的举措，并对提升银行业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具体要求。针对尚主席讲话中的“五个充分认识”、“银行业治理体系改革”、“业务产品创新”、“监管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关键词，本刊进行一一解读。

关键词之一：“五个充分认识”

对于当前银行业面临的形势，尚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认识经济缓慢复苏对银行业当前发展的影响，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银行业应变能力的影响，充分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对银行业风控能力的影响，充分认识货币政策调整对银行业适应能力的影响，充分认识金融业态演变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

尚主席指出，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的差异性复苏和行业的差别性变化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战略和业务转型带来很大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强化后，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自主决策、利率自主定价、风险自主担责等会产生更大影响。同时，国内外货币政策变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资产负债管理方式面临新的挑战。新兴金融业态的兴起和发展，对银行体系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尚主席深刻分析了银行业所面临的形势变化，从国家安全和改革全局的角度看金融，从国民经济循环流转分析金融，及时引导银行业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转型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国内外货币政策变化的大背景下，有的银行仍然按照惯性思维，追求规模高增速、业绩高指标、利润高增长，仍然在走规模扩张的老路。”这种不科学、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已被市场敲响了警钟。复杂多变、严峻迫切的形势，要求银行业审时度势，对自身的发展战略、转型方向、风控体系、业务结构、资产负债管理方式、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融合等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考量论证，充分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增强统筹谋划能力，抓住战略机遇，赢得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先机，赢得未来。

关键词之二：四大治理体系建设

尚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深化银行业改革，首先要推进银行业自身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重点是完善公司治理、业务治理、风险治理和行业治理四大体系建设。

提出“推进银行业自身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一大亮点，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层面上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要求和实践，必然也必须反映在金融、银行领域。

从银行业自身来看，推进银行业自身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是深化银行业改革的首要要求，是银行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银行业改革要想全面、深入、有效推进，必须首先深化银行业自身改革，特别是银行业自身的治理体系改革，只有做到这一点，银行业才具备了服务全面改革这个大局的前提。同时，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银行业唯有练好内功，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具有健全的治理体系和高水平的治理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做到长治久安、基业长青。

尚主席在讲话中明确了完善公司治理、业务治理、风险治理和行业治理四大体系建设的重点。总的来看，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强调“制衡有效”和“激励兼容”，以解决大股东控制、内部人控制、高管层个人利益与银行中长期发展目标不统一等问题，这一点，对于部分中小银行、农商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尤其重要。业务治理体系改革适应银行综合化经营、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及新形势下客户行为模式的变化，对银行体制、业务模式进行改革，在促进银行业转型发展的同时，对一些非银行金融业务也能起到风险隔离的作用。风险治理体系改革突出风险全口径并表和风险全方位管理，强调风险责任归属，从实质上强化全面风险管理。行业治理体系改革强化行业协会的服务和救助功能，以此增强行业自律和自我救助能力，体现还权于市场、让权于社会，加强行业稳定机制建设的导向。

关键词之三：业务产品创新三原则

尚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业务产品创新的三原则，即“栅栏”原则、“普惠”原则、“驱动”原则。

持续进行业务产品创新是打造银行业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是深化银行业自身改革和推动全面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和重要一环。“栅栏”、“普惠”、“驱动”这三个原则，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层面上确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创新的导向。

“栅栏”原则体现了审慎推进金融产品创新的态度。为需要保护的业务设置“栅栏”，实行“栅栏”防护，并鼓励在“栅栏”内积极创新，做到既能避险又能增利。“普惠”原则着眼于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改革发展最为薄弱环节这一现实，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通过服务方式的创新，通过以人为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公平性和可获得性，推动建立“阳光普照”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提升广大金融消费群体对金融服务的满意度。“驱动”原则，强调创新驱动特别是管理制度创新的效力，明确了农村“三权”抵质押、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当前业务创新的重点领域，以此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制度创新红利、拓展市场空间。

关键词之四：监管改革四大重点

尚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监管改革的重点，即优化市场准入，推进分类管理，完善监管规划，改进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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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作为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教育领域的细化，《广东省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18年，教育结构更加优化，教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教育公平保障、教育发展质量、教育贡献程度、教育治理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教育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和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高，基本形成在国内有广泛认同度、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南方教育高地。”

《规划》针对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我省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发展态势，紧紧围绕“教育现代化”总目标、“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战略主题与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中心任务，准确把握了我省教育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明确提出了深入实施素质教育、高水平普及15年基础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能力、提高高等教育发展质量、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深化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等发展任务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调整优化教育空间布局、完善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等三项改革任务，视野开阔，重点突出，路径清晰。

《规划》强调指出：“‘十三五’是我省建成教育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的关键时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决定了教育必须走出一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质化、多样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五化一体’的教育现代化之路。”“五化一体”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就是广东特色的教育现代化行动路径。这就要求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坚持协调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坚持绿色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坚持开放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坚持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规划》所描绘的教育现代化，不仅目标、思路、任务明确，而且操作性。比如，为进一步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规划》专门编制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民办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等14个专栏，作为发展任务与三项改革任务的有效补充和强力支撑。

细细阅来，《规划》如同一幅美妙的教育现代化画卷。但是，要让这幅美妙的教育现代化画卷变成美好的教育现代化现实，还需要《规划》印发不久后即召开的2017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所突出强调的“抓落实”理念与行动。这样，才能真正确保《规划》所明确的教育现代化目标任务与行动路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篇10

新型智慧城市面向国家层面的全局智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城市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中国电科总经理樊友山表示。

与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在发展理念、建设目标、实施途径、核心功能、资源和形态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强调在国家层面开展体系规划与顶层设计，实现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强调数据归心、信息主导，通过数据的集中、融合和开放，汇聚社会力量，共同挖掘数据的内在价值，支持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设者实现更加合理的决策，并利用信息流驱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其他流态，完成智慧的组织，推动政府管理扁平化和高效化，加快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三是坚持探索开放经济和共享经济，打造基于开源信息系统的经济发展能力，把数据存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充分汇聚信息、利用信息、挖掘信息，以开源的方式催生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等新兴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形成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四是强调便捷为民，通过建立基于智慧信息系统的便捷为民服务体系，形成高效便捷、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数据融合”解决城市治理难题

城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期盼。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进入协同发展新时期，以城市治理与新一轮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代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在樊友山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技术上涉及基础网络、感知设备、云计算设施、共性平台及基础信息资源，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则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要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应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国家总体规划、城市现状、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发展规划，对城市的特点、竞争力、吸引力、发展驱动力、信息化可提升的点线面进行全面分析。

纵观当前的城市治理，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跨域业务协同方面，城市信息化建设，缺乏全局的顶层设计；管理机制建设方面，各部门条块分割和层级化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城市信息化发展；数据共享应用方面，城市基础数据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共享和综合利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方面，尚未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体系，形势严峻……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要成体系的信息系统技术来推动城市管理改革。

在此背景下，许多企业都在积极布局，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数据融合”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电科先后承担了北京、重庆、天津、上海等100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2015年8月以来，中国电科与深圳市、福州市、嘉兴市达成协议，深度参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运营、大数据管理、网络安全等多领域运用体系工程方法，自顶层向下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最终打造改革开放、创新生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方面的“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标杆”。

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落地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物联网通用体系架构指引下，各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可实现城市内及城市间各部门应用信息的接入、汇聚和整合，通过数据融合共享和开发开放，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日常运行状态信息和应急响应决策依据，便于城市管理者进行一体化应急指挥调度、多部门协同处置、精细化和精准化城市管理。

“通过在普通监控摄像机中嵌入多种智能识别算法，当探头发现实时信息，自动将信息传送至视频平台，实现了对监控系统‘智慧’技术的革新。”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表示，将可视化的视频设备与物联网、视频云平台等技术结合起来，还可实现智慧交通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

智慧方案为生活带去更多便利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核心是为民服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浓厚氛围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利用“互联网+”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解决方案。

提起看病，很多人都有过去大医院就诊的经历：挂号排长队，候诊等半天，反复检查太折腾，开大处方花钱多……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难”。那么，是否可以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医疗领域，实现更为便捷的智慧医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电科的技术“极客”们推出了“全科医生”解决方案：患者通过智能手机连接社区全科团队，可以得到更加方便有效的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全科团队利用信息系统在循证、知识库、认知技术的帮助下提升诊疗水平，更好服务患者，全科团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接高端医院专科医生资源，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门诊。

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智慧工地”解决方案。这是专门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打造的一款产品，其综合应用了RFID、红外探测、无线传感网等物联网技术，帮助施工企业和建筑工人改善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劳动力薪资，并提供便民服务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