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地震；精神卫生；心理社会；能力；横断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5.67，R19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02-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006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of health

facilities in some areas in Sichuan: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with grassroots health professionals

LIU Jin1，GUAN Li-Li1，XIANG Hu2，WU Xia-Min1，MA Ning1，

LIANG Xiao-Qiong2，WU Bao-Ming1，MA Hong1

1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1912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re,Mianyang 621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MA Hong,mahong@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by psychiatric hospitals,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in some extremely hit and severely hit areas in Sichuan.Methods:Referring to definition and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defined by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of UN,a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services of health facilities,MHPSS trai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past two years,and willingness and feasibility to provide MHPSS was developed,and 30 doctors from 1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1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5 township health centers,and 5 village clinics were surveyed.Ten of them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the earthquake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facilities,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learning and providing MHPSS.Result:There were 0.68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and 0.83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in county level and town level respectively.There had been no pre-quake training on MHPSS,11 doctors got(1~7)days(median=2 days)of post-quake training,but unleveled,with in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or reference books.Only 19 doctors could have time to provide MHPSS,and possible hours would be(6.9±2.5)hours/week.The county-level and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s had to manage the pre-quake inpatients,and admitted post-quake new cases.The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 conducted some pattern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Only 2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provided 20 persons/month outpati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Psychiatrists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and had not had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fore the earthquake.Non-psychiatric physicians felt that their capacity of providing proper MHPSS was quite limited.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only had valium as the basic psychotropics.Buildings in health facilities were damaged by the earthquake,which was especially reflected by collapse of a whole ward building in the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Conclusion:Post-earthquake MHPSS capacity by health facilities in county and lower levels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Sichuan.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be trained in more practical and specific ways in different levels,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be authorized to use basic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and disaster-resistant level be strengthened while building new or altering old psychiatric hospitals.

【Key words】 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capacit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02-106.）

人为或自然灾难后的救援是复杂的工程。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于2007年制定出《紧急情况下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指南》［1-2］（以下简称《指南》），为救援人员和社区计划、建立并协调最基本的多部门救灾工作提供指导。《指南》将灾后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定义为旨在保护或促进心理社会安宁和/或预防或治疗精神疾病的所有当地或外部支持。列出的服务范围包括四个层次，即①基本服务和安全（如食品、帐篷和防疫措施）；②社区和家庭支持（如寻人和帮助家庭团聚、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③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初级保健人员提供的心理急救、基本精神卫生服务）；④专科服务（如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灾后救援是多部门合作、分层次的服务，其中③和④层次的服务需要卫生部门人员参与［1］。在《指南》中，建议对于卫生部门MHPSS能力的评估需包括初级保健和精神病院的能力和基本精神科药物。为了解四川5.12地震后部分极重及重灾区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2009年2月本项目组调查了安县、什邡市和三台县、绵阳市的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 以极重灾区（绵阳安县、德阳什邡市）和重灾区（绵阳三台县、绵阳市游仙区）的医生为目标人群。共分级调查来自县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卫生院5所和村卫生室5所的医生。并对其中愿意并有时间交谈的医生进行深入访谈。

1.2 工具

参照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对MHPSS的定义和分级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卫生机构基本信息及目前提供服务的情况，近2年接受MHPSS培训及教材和参考书的情况，提供MHPSS的意愿及可行性，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访谈提纲内容包括个人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和提供MHPSS的经历及感受等。

1.3 实施过程

在临时板房医院内，研究者去医生的办公室或诊室，经过医生的口头同意后请他们填写自编的问卷。

深入访谈是由同一访谈者完成所有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1小时。如果办公室或诊室里不方便访谈，则在院子里访谈。研究者在访谈中做笔记。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针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中位数（M）描述，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计数资料应用具体例数进行描述，因总例数＜40，采用费歇尔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定性访谈，将笔记中的每句话进行编码，归入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MHPSS的经历和感受、提供MHPSS的经历和感受等类别。然后按照研究目的，着重分析医疗机构所受地震的影响，以及提供MHPSS的能力，包括所受培训的数量和内容、人力资源、基本药物、服务需求、工作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能力提供的影响。

2 结 果

2.1一般情况

共计30名医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男性23名，平均年龄(39.4±13.3)岁，从业年限1~42年(中位数（M）为12年）。极重灾区组和重灾区组的医生在所有变量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共对1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包括县级精神病院的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25年），乡镇级精神病院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6年，原为外科医生，近6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8名（其中男性7名，从事精神卫生相关工作，即灾后心理咨询共1年）。

2.2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

2.2.1精神科医师在辖区内的人口比例

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68/10万人，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83/10万人（表2）。

2.2.2已接受的培训

在地震前，所有人员均未接受过任何与灾后心理变化及处理相关的培训。截至2009年1月，共有11人接受过1~7天（中位数2天）省、市或区级的培训，培训内容为灾后心理干预、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干预、如何应对有遇难家属的人或放松技巧等。全部11人均有兴趣看培训教材。有4人列出记得住的教材或参考书名称，并评价其适用性：《灾后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要点》（大部分适用或完全适用）、《灾后儿童心理救援》（完全适用）、《精神卫生核心信息和培训手册》（完全适用）和《医学心理学》（少数内容适用）。

2.2.3提供灾后MHPSS的主观意愿

有27名医生表示在条件允许时愿意为受灾群众提供灾后服务。

2.2.4提供灾后MHPSS的现状

个人可投入的时间：有19人表示有时间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其中有7人列出每周可提供服务的小时数，平均为（6.9±2.5）小时/周。

医疗机构提供灾后服务的情况：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除继续管理地震前的住院患者，还收治震后的新发病例，包括应激相关障碍患者。县精神病院通过心理卫生知识讲座、义诊、发放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只有2所乡镇卫生院提供灾后心理服务，目前门诊量约为20人/月，方式为心理咨询。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放宣传资料。

2.3 深入访谈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2.3.1医疗机构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地震对医疗机构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极重灾区的乡镇级精神病院受到极大破坏，除门诊外，整个医院的其他建筑全部倒塌。医务人员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后在板房中继续治疗原住院病人95人，同时还不断收治与地震有关的新发病例。由于临时住所及周边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木棍、铁丝、绳索等物品，造成冲动攻击和自杀自伤的危险性加大，加上临时板房不够高，病人很容易上到房顶后外走，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2.3.2服务能力有限

县级精神病院有精神科医师10名，基本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没有治疗PTSD的经验。乡镇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4名精神科医师面对100多名患者的诊疗及值班任务，感到压力过大。地震后曾有1名来自外院的大学毕业两年的住院医师每周来一次作为外援，但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由于床位有限，不得不对某些需要住院的新发病例仅进行门诊处理。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科药品单一，除地西泮外无其他精神科药品，肌注氯丙嗪仅用于麻醉前用药，不作为精神科处理用药。基层医生虽然看到有大量的受灾群众需要MHPSS，从医务人员的天职出发也愿意帮助他们，但是由于学历普遍偏低，在地震前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缺乏灾后危机干预的教材和参考书等诸多因素，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受灾群众提供到位的服务，甚至害怕由于自己的理解错误或处置不当，反而给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由于基层医生承担医疗网底的工作，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在客观上难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提供MHPS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的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68/10万人）和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83/10万人）均低于2008年全国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1.35/10万人）［3］。在没有灾难时，按这样的人口比例提供常规精神卫生服务尚且人力资源不足。在地震后，如果按照震后3个月PTSD患病率为7.2%［4］推算，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需要分别诊治PTSD患者10.6万和3.5万。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患者，14个精神科医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MHPSS是分级服务，各级所涉及的人员和服务内容不同，需要的培训也不同。为了提供优质服务，最好在灾前做好人员的技术准备，即需要充分的备灾［1］。本研究发现医疗机构人员在灾前未接受过任何相关的培训，在灾后仅有11人接受过培训，但培训时间短，且未按照内容进行分级培训，属于无计划的培训。另外，教材和参考书严重不足，基层人员不得不将针对性不强的《医学心理学》作为参考书。

按照MHPSS的服务分级，本研究中的对象应该承担的是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提供的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和专科服务（如精神科医师对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但是因为培训严重不足，非精神科医生并不具备提供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的能力，县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也缺乏诊治PTSD的技能。少数乡镇卫生院只提供20人次/月心理咨询，这种工作量也反映出基层供方的服务有限。

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必须具有高度的抗灾能力，包括硬件条件，以及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和应急程序等软件条件。面对全球日益增多的自然和人为灾难，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各成员国建设可以抵抗地震及其他灾难的医疗机构，并将2009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挽救生命加强医院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5］。本研究中也见到精神病院病房全部倒塌、造成住院护理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WHO西太区办公室已发行了相关手册《医院应该免受灾难侵害：降低风险，保护医疗设施，挽救生命》，对各项建筑指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仅调查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未涉及其他供方的服务能力现状、不同部门间的合作现状，亦未涉及医务人员自己作为受灾群众的因素，已发现人员数量不足、培训严重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及医疗机构的抗灾能力差等问题，说明地震后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能力极为有限。建议今后对县级及以下精神卫生机构人员、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社区服务人员开展实用的和有针对性的分级培训；采取措施改变基层卫生机构缺乏基本精神科药品的现状；在新建或改造精神病院时，加强硬件的抗灾强度。

参考文献

［1］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OL］. Geneva: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2007:1-19(2007-12)［2009-09-03］.http:∥省略/iasc/pageloader.aspx?page=content-products-products&sel=22.

［2］Wessells M,van Ommeren M.Developing inter-agency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J］. Intervention,2008,6(3/4):199-21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年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M］.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24-27.

［4］汪向东，赵丞智，新福尚隆，等.地震后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30.

篇2

一

依法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是人民法庭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我市人民法庭立足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探索建立四项报告制度，努力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

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各人民法庭将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们推出人民法庭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年底组织全市40个人民法庭为辖区134个乡镇(街道)分别量身定做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对各地涉诉矛盾纠纷基本情况、典型案件处理结果、矛盾纠纷的成因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山改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部分人民法庭在年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季报工作，进一步加大通报频率。该项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帮助了乡镇党委政府了解掌握辖区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年报成为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江苏高院肯定和推广了这一做法。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平安报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报表”制度，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统计辖区各乡镇万人成公率、民转刑案件数、涉诉情况等各种基础信息，制作成项目齐全、数据精准、内容具体的平安报表，及时报送给乡镇党委政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当地社会稳定现状。通过制作和发放平安报表，对矛盾多发易发的乡镇提出一般警示，对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地区给予重点指导，以此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建立重大事项评估报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强化法律预警功能，坚持关口前移，对乡镇的一些重要决策，有选择地参与法律风险评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防止党委政府的决策出现法律上的偏颇而留下矛盾纠纷隐患。同时，认真评估诉讼中发现的对抗性矛盾对社会管理带来的负向影响，适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报，提醒党委政府做好风险防范准备。此外，各人民法庭还利用自身的法律资源优势，为党委政府实施的项目引进、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提供适合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促进这些重大事项平稳运行。

建立重点问题调研报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关注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充分发挥司法调研的作用，及时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形成详实、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为辖区党委政府加强相关领域基层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各人民法庭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金融担保等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帮助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健全完善推动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努力把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导入正轨。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积极拓展纠纷解决新思路，不断探索纠纷解决新路径。强化诉讼调解和诉调对接，通过共享资源、共建机制、共谋举措等办法，实现r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保障和支持各类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各类纠纷的有效分流。全市40个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决方式和维权途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间调解，充分利用农村德高望重的贤达能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权威，邀请其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围绕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层自主管理机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转型，使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组织去执行，提高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动延伸职能，把提高基层社会自主管理能力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传、送法下乡、审务五进、指导民调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通过组织法律培训、指导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乡村各类农户协会、行业协会规范管理、自律管理。

围绕维护农村安定，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既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保障。作为基层综治的主要成员单位，我市人民法庭坚持综合治理“一盘棋”原则，注重与其他综治成员单位的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过联动、对接、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综治成员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机制，推动平安盐城、法治盐城建设。同时，全市两级法院主动与综治主管部门沟通，积极争取将涉诉化解率、民转刑发生率、万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标纳入乡镇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实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综治管理由消极向积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人民法庭的每一项司法服务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项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推进诉讼服务组织建设。全市法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人民法庭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特别是抓住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增设港口法庭，调整开发区法庭，形成“半小时法律服务圈”。为满足基层社会管理的需求，去年全市两级法院均新设诉讼服务中心，专为群众提供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联系法官、收转材料、案件查询、法律咨向、诉前调解、判后答疑和接待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2010年全市两级法院全面启动并当年全部完成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建设，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

篇3

一、充分认识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

“百姓说事点”是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实践中产生的，是“枫桥经验”在的生动实践，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百姓说事点”是在群众经常聚集的地方，为百姓搭建的说事、议事、调事平台。通过这个便捷的平台，畅通百姓的诉求表达渠道，就地解决问题。通过“百姓说事点”的创建，能够实现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践证明，“百姓说事点”的创建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实践，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二、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百姓说事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坚持服务为民。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百姓说事点”工作的根本标准。

（三）坚持传统和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在“百姓说事点”的日常工作中要把中华传统治理智慧和现代治理理念结合起来，着力预防、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努力促进“百姓和顺、城乡和美、社会和谐”。

三、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建设的工作目标

（一）推进“百姓说事点”规范化建设

1、在巩固县原有百姓说事点的基础上，县局决定在每个乡镇打造2个百姓说事点示范点，不断加强“百姓说事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统一制作上墙信息处理流程，制作统一规范的调解文书，配备相应的电脑、卷柜、专业调解书籍、调解桌椅等办公设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全县“百姓说事点”软硬件建设，努力做到建设一个、规范一个的要求。同时积极促进具备条件的“百姓说事点”向个人调解室过度。

2、计划在加强对“百姓说事点”硬件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对人员队伍的建设，注重选择乡贤社贤、特别是从党政机关尤其是政法机关退休的人员中党性强、热心公益事业、热爱人民调解工作的同志参与到“百姓说事点”的工作中来。充分发挥他们懂政策懂法律的优势，既能帮助调解矛盾纠纷，又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加强对“百姓说事点”调解员（信息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基础法律素养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批“做得好、信得过、叫得响”的“调解员（信息员），为“百姓说事点”和个人调解室融合发展创造条件。

（二）充分发挥“百姓说事点”的职能作用

“百姓说事点”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解决基层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和平台，要重点通过以下5方面发挥职能作用。

1、社情民意收集点。要注意收集小到家长里短、邻里矛盾，大到房屋拆迁、土地纠纷等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问题，通过“百姓说事点”反映出来，为政府服务改善民生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2、矛盾纠纷化解点。要注意通过"百姓说事点”积极搜集民情信息、化解矛盾纠纷,以其更早掌握信息来源、更贴近群众、更让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及时化解大量矛盾纠纷，有效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3、公共法律服务点。邀请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现场解答咨询，宣传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群众既要懂法守法，又会用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致富信息传播点。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要会同各相关部门利用这一平台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提业信息，聘请专家讲解种养殖以及外出务工、就业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为群众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帮助和服务。

5、干群关系联系点。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引导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经常到点上走访，与群众保持沟通联系，及时解决群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和政府特别是基层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四、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建设的工作方法

要积极探索及时、便捷、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科学方法，强化为人民服务，着力在以下5个环节上下功夫。

1、事前问事。村（社区）调解员每周到“百姓说事点”排査走访一次，及时掌握“点儿”上收集上来的村（社区）的重点人思想动态、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将矛盾纠纷排査梳理结果报告给司法所，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2.随时说事。说事点要开通“说事电话”，设立"说事记录本"，信息员每天在点上现场倾听百姓说事，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到说事点来，提意见、说建议、谈看法，反映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3、及时调事。建立“百姓说事点”内容登记制度，根据不同情况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能够当场答复处理的，由信息员、村（社区）调解员或司法所工作人员当场答复，使群众诉求得到及时解决。

4、定期议事。对于群众提出的重大疑难问题和事项，当场不能解决答复的，司法所要及时上报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由其责成综治、等部门或报请上级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明确办结时限，由司法所负责定期向提出问题的群众进行反馈。

篇4

各位领导：

按照会议安排，我就XX镇开展基层治理、推进平安XX建设作如下发言。

近年来，XX镇主动适应新形势，用XX模式抓社会治安，基层基础不断强化。目前，全镇共创平安村(社区)3个，平安小组36个，平安企业11个，平安校园2个。我们的做法是：

一、治安防控创新抓，筑起平安防线

强化基层组织的实战功能、组织群众开展联动互助、群策群力抓治安防范是党委、政府的最高目标。

一是明确一个主体。将村两委作为抓农村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主体，与村民小组签订社会治安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村民小组再与联动互助片的治安员签订责任书。村两委负责制定治安防控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定期不定期开展治安巡防，每季度组织群众进行治安防范宣传教育，普及治安防范的常识。

二是形成一个网络。以农户聚居点为基础划分成为联动互助片。以自然形成的聚居点为1个治安防控联动互助片，1个村民小组由若干个联动互助片组成，形成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由“村、组、片、户”组成的四级治安防控网络。每个联动互助片选择1名在家时间较多的村民治安积极分子作为户长，具体负责联动互助片内各农户的组织、互助、信息上报等工作。同时，各村对家中无人、防范能力弱的农户进行了排查梳理，全镇共建立治安帮扶对象户500余户，由村综治工作站指导组长、联动互助片片长重点进行防范帮扶，成效较好。

三是搭建一个平台。充分发挥技防作用，创新“村企联动、村企互助”机制，充分发挥园区、企事业单位内保力量。今年，我镇投入资金近10万元在每户农户家中安装报警装置，搭建起一个连接联动互助片内的农户和村警务室、派出所以及附近的园区、企事业单位的报警平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按下报警按钮，联动互助片内各户、派出所、企事业单位立即接到报警信息，即可实现联防、互助。警务室和派出所可辨识警情区域迅速出警处置，大大缩短接出警时间。目前，该网络已覆盖123户，500余人。20XX年，全镇刑事发案数较上年下降33.3%。

二、基层基础突出抓，打牢平安根基

一是全面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建立了由村社干部、党员、公益性岗位人员等组成的网格化管理信息员队伍，全天候、全方位收集、掌握社会治安形势状况，确保农村基层发生突发案事件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为高效处置、侦查破案、纠纷调处等提供信息支撑。目前全镇共有网格信息员1200余人。

二是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调。工作中，我们变被动调解为主动调解，及时掌控矛盾纠纷，建立台账，积极化解。去年以来，我镇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56起，其中群体性苗头事件7起，均已得到有效化解。

三是不断壮大三支队伍。全镇建立了一支10人组成的专业农村治安巡逻队，义务巡逻队32支(180人)。成立了20人组成的应急处置小分队，280余人的“红袖标”队伍。在村综治工作站的具体指导下针对不同的时间节点和地域加强治安巡防，对农村多发的侵财内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广大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四扎实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开展经常性的、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学校教育、农村举办红白喜事、村社群众会议、文艺小分队等多种场所和形式大力开展平安建设的宣教，努力提高农村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

五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道路、水利设施、环境整治、路灯照明等方面的投入，目前全镇已硬化的各类道路120多公里。在街村、奎丰场、走马新村、安民场、魏园村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安装了夜间照明路灯，增强了群众安全感。

三、要素保障有力抓，激发平安活力

一是加大经费投入。镇党委、政府加大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保障力度，出资聘请三名协警人员，招聘四名交通协管员，极大地缓解了基层警力不足的问题。此外，镇政府还对每个村(社区)组织开展治安巡逻每月补助经费1000元，每年给予3万元经费，确保警务室维护农村基层社会治安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每年镇财政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投入达到50万元以上。

二是加强人员配备。将村警务室与村综治工作站、治保会、调委会、巡逻队等机构充分整合，配齐办公设施、电脑、器械等硬件设施。每个警务室配备1名干警、2名协警，确保警务室24小时有人值守、有人处理突发事件。同时，警务室的民警兼任综治工作站、治保会、调委会、巡逻队负责人，定期不定期走院入户，对村民开展日常性的治安防防宣传和指导，提升群众治安防范意识和能力。

三是加强能力提升。邀请专家和法律工作者举办专题讲座，对镇、村干部进行法律、法规的培训和学习。应急处置小分队每年进行两次以上演练，侧重与农村基层联动互助力量的联动，增强对突发性的较大治安案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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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基层社恢复重建为基础，打造全新供销社基层组织体系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大力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和服务创新，进一步增强基层供销社的经营活力和服务能力，逐步把基层供销社建设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体、为农服务的新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供销社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经营与服务同步提升的原则，努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新增长，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坚持改造和新建并重的原则，注重分类建设，鼓励多种形式的新建；坚持统筹兼顾、重点带动的原则，将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基层供销社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具体措施，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基层组织发展；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挂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的 牌子,又要有综合经营服务的内容及其定位；坚持改革创新和开放办社的原则，大胆创新经营机制、服务方式和组织形态，形成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建设目标及标准

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要按照“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服务配套、制度健全”的要求，以基层供销社等为主体，采取提升、改造、新建等多种形式，盘活调整资产和经营设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集商品经营、产业发展、网络建设、涉农服务和带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进一步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构建具有特色的供销社基层经营服务新体系。2014年，每个县市恢复重建基层社1家以上；试点推进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房县开展试点建设3家，其他县市各自试点建设1家。

根据全市基层组织发展的现状，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其标准为：

一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具有集中完整的经营服务设施，参与“新网工程”3项业务以上，有较好的网络基础，经营效益好，参办领办专业合作社5家以上，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5家以上，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500亩以上或销售农产品500万元以上，成立协会或联合会、联合社1家以上，开展3项以上涉农服务，基本制度健全，门店、标识形象良好。

二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经营服务设施较为集中完整，参与“新网工程”2项业务以上，经营活动正常，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参办领办专业合作社2家以上，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2家以上，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300亩以上或销售农产品300万元以上，成立协会或联合会、联合社1家以上，开展2项以上涉农服务，基本制度健全，门店、标识形象良好。

三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指依托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营销和服务型龙头企业（市场），组建具有业务优势、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组织（实体）。此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经营服务的内容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项性的，组织架构可与依附的主体“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也可以单独设立。

具备一定网络基础和较强经营功能、具有服务带动能力、基本制度健全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综合服务社等，应通过进一步提升经营服务水平，努力发展成为该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

“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对外挂“XXX供销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牌子，还可增挂“XXX综合经营服务社”牌子。

三、主要任务

（一）大力开展经营活动。“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搞活经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切实抓好农资、农产品、日用品、再生资源等传统业务。根据自身条件，积极介入涉农领域、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大经营领域和网络覆盖。加强销售终端的建设、管理与服务规范，提升档次水平，发挥网络综合效能。

（二）积极做好为农服务。“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必须体现办社宗旨，增强服务功能。要采取多种形式领办、参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开展农技、购销、培训、资金、中介、加工储运等专业化服务。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实际开展各类涉农服务。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建设，促进品牌、质量、制度、文化等建设，提升发展水平。

（三）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要顺应市场要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展的运行机制，既要通过改造重组化解历史包袱，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经营上，又要以改造重组为契机，引入资本、人才和业务，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经营机制。要加强基本制度建设，保持供销社组织的特性。

（四）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必须依靠人才支撑。要吸引农村能人、专业大户和高校毕业生参与基层组织建设，造就一批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实用人才。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的教育、管理和培养，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改善年龄、知识结构，提高带领基层组织健康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是供销社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各县市供销社要将“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这项工作，搞好整体部署、抓好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精心指导。要建立领导班子、相关部门定点联系、分片包干等工作制度，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二）建立联动机制。县市供销社要充分发挥规划制定、政策引导、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的主导作用，抓典型、帮后进，善于运用多种手段解决问题，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市供销社将加强对系统工作的指导，督促检查下级社工作落实情况，推进区域工作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参与“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发挥好基层干部职工的主体作用。要注意工作方法，避免低水平建设，力戒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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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学习；整合资源；强化队伍；输送营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玉山镇充分利用远程教育这一平台，开展基层社区居民素质提升工程。镇远程教育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方位链接，并及时注入新鲜“血液”，全面提升各基层站点操作员素质，同时建立健全了“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居民长期得实惠”的长效机制，远程教育这一基层助力器有效地推动了玉山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党委、政府提出的“和谐玉山”建设。

一、整合资源，“建”平台

1.设备投入着重“早”

玉山镇按照“建、管、学、用”建设远程教育平台的要求，2006年1月，全镇26个社区（村）远程教育基层站点全部投入使用，建成覆盖全镇社区（村）的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通过链接省、市级教学服务平台，借助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进行教学资源和教育信息的传输，苏州市首批镇网上党校和社区教育网站投入使用，供社区（村）基层接收站点的社区干部和群众选择学习。在基层建立能实现“点播、互动、现场直播式”功能的用户终端接收点，村级建点率达到100%。

2.教学资源着重“广”

玉山镇依托有线电视网“村村通”以及社区教育中心、农村党员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或其他现有的电教播放点，合理利用原有电教设备建成现代化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需求，从党的政治理论解读、政策法规、实用专业技术等专题，及时搜索、筛选、下载，有目的地储备教育资源，精心创作课程，以便于基层查找。自远程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开通起，建立终端接收站点的社区（村）全面开展教学活动，各人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和从业特点自主安排学习。基层站点每月至少开展两次远程教育学习活动，即“党员干部教学活动日”及“群众学习开放日”，在玉山镇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课件储备着重“精”

玉山镇在创建成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乡镇的基础上，围绕“和谐玉山”建设，实施“333”工程，即充分利用“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江苏先锋网”、“昆山市民学习在线”三个政府确定的网站，镇社区教育中心专人有目的地下载课件并指导终端站点开展示范教学；重点建设玉山镇社区教育网站、玉山镇网上党校、玉山镇远程教育网站，三个网站各配备一名专业管理人员，精选适合本地特色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注重“三性”，集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让基层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浏览最新的时事报道，最适合的实用信息及市场销售信息等。信息技术的进村入户，满足了社区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技能的具有创业致富本领的新型社区群众。

二、强化队伍，“管”平台

远程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基层学习的主要载体和工具，其作用日趋显现，教育的实施作用如何，队伍建设是核心。那么如何提升站点管理员、教学辅导员、技术服务员“三位一体”骨干队伍的素质，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优势，玉山镇在组建队伍，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1.创新录用机制，注入站点管理员队伍新鲜血液

完善规章制度，用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工作机制的正常运行。远程教育是一种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势必要求站点管理员具备一定的电脑基础知识、因此我们对各站点的管理员进行严格选拔，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实施“人才反哺”工程，择优选取大学生，将工作踏实、乐于奉献、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的年轻技术人员吸纳进来，作为各站点的技术骨干重点培养。

2.强化学用实效，突出教学辅导员服务作用

熟练掌握现代远程教育的相关知识和终端接收站点设备的基本操作，了解终端系统的基本性能。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节目播出安排和本地实际，合理确定教学辅导时间；按照教学要求，及时辅导，并进行必要的现场操作演示和答疑。及时了解市民在学习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注意收集市民的意见或建议，并及时进行整理和汇报。强化服务意识，及时解答市民提出的问题。

3.创新培训机制，提升技术服务员队伍素质

为提高人员素质，玉山镇形成定期组织技术服务员集中培训机制。要求技术服务员培训熟练掌握学习终端接收站点设备的连接、卫星数据的接收、专用频道接收软件的使用、计算机软硬件等知识。定期组织技术服务员进行设备运行、日常维护、软件更新、故障排除等方面对技术的培训。每年社区中心组织培训不少于4次。培训班采取集中授课、实际操作、交流问答等多种形式。及时传达中央关于现代远程教育相关精神的文件、上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并邀请专业人员讲解节目播放、信息上传、设备保养维护等知识，重点向技术服务员传授与远程教育相关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远程教育程序软件的操作和使用等理论知识，同时安排技术服务员上机操作练习，教师进行专门辅导，及时让操作员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反复探索实践。培训结束后，让技术服务员进行交流总结，对培训中出现的问题及一些重点难点汇总分析，进行培训效果的抽查，并对操作不合格的技术服务员进行了再培训。截至目前，95%以上的技术服务员都能够熟练掌握相关操作。

4.创新激励保障机制，激发“三位一体”队伍创新活力

坚持以人为本，鼓励干部到基层建功立业。对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实行“三个优先”的激励政策，即招录乡镇公务员时优先考虑，招聘事编人员时优先照顾，选任副乡镇级领导干部时优先关注。分年度表彰一批优秀的站点管理员，带动其工作的积极性，部分特别优秀的管理员，还可以破格提高政治待遇，延长基层干部的“政治生命”，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形成“留得住人、拴得住心、干得好事”的良好格局。

5.创新考核机制，提高“三位一体”队伍主动性

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工作奖惩，将远程教育工作列入年底考核体系中。远程教育2008年开始纳入社区（村）年终百分考核（占3分），与年终社区（村）分配挂钩。根据考核结果分为好、中、差三种类型，对表现特别突出的管理人员，再给予适当的奖励；对工作不到位的站点，给予批评教育，凡是工作懈怠、责任心不强，不适应工作的操作员，坚决调整。对于不规范的站点，进行整改，从而推进远程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激励站点操作员对远程教育工作开展的主动性，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的“三位一体”队伍。玉山镇姜巷村今年力争创建江苏省示范远程教育站点。

三、输送营养，“用”平台

1.输送“生命”必需营养，构筑思想教育阵地

利用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性，中央和省级下达的文件精神、提供的教学内容能够直接传达到基层，成为社区群众学习领会党的政策的直通车，为基层组织创先争优提供“生命”的必需营养。发挥远程教育“柔顺剂”作用，尽善尽美地发挥远程教育的传播功能扩大教育的覆盖面。有效地提高基层社区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进一步增强其服务于民的意识和本领，引导帮助基层组织明确工作目标，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水平，夯实党在基层社区（村）的人才基础，巩固党在基层社区（村）的执政之基。丰富的教学内容，通过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结合生动的案例，突破了传统的做报告、念文件等呆板的方式，更具有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基层群众及时了解和领会上级最新的政策方针，提升思想觉悟。远程教育这一直通车，输送了基层群众“生命”的必需营养，构筑了基层思想教育阵地。

2.架设致富桥梁，激发内在动力

发挥远程教育“金钥匙”的作用，用先进文化武装社区（村）干部，以此提高社区（村）干部的业务水平，更好地发挥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作用。社区（村）群众享受到信息化发展的成果，视野开阔了，观念更新了，知识水平提高了，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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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经验之一：融合型的“和谐促进会”

慈溪市现有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之比几近1∶1，目前所有的村（社区）都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和促会”的建立，旨在探索新老市民社会融合机制，会员主要由村干部、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社区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东、私营企业主等组成，协会受镇（街道）党（工）委指导，由村党支部（总支）、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管理和协调。“和促会”采用会员制的组织形式，会员通过促进会获得更多表达、参与、培训、决策的机会，这是一个信息传播、双向沟通、自我规范、社区认同的过程。

“和促会”是外来人口自主管理、新老市民共同管理，实现多元融合、一体发展与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它通过民意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组织新老居民共谋社区事务，听取意见与建议，加强居民与外来人员的交流，增进新老居民间的融合。它的优势功能在于为会员提供表达诉求和彼此沟通的渠道和服务平台，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创新民意表达机制，有效解决因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而产生的多种矛盾和问题，成为慈溪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创新发展经验之二：互助型的“老年人协会”

“老年人协会”是各地较早成立的普遍性的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普遍发挥着重要作用。慈溪市的“老年人协会”紧紧围绕社区互助优势，以自我服务激发参与热情，拓展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能力。“老年人协会”成员由居委会主任、离（退）休干部代表、老协会代表、志愿者代表组成，目前“老年人协会”内部普遍组建了若干个为老服务组，为老年人推出了多种服务。如医疗保障组，提供医疗保健和健康咨询服务；文化教育组，提供文化教育和娱乐休闲服务；生活照料组，提供及时的生活照料服务；权益维护组，提供法律宣传和权益维护服务；养老保障组，提供养老保障等方面服务。

“老年人协会”坚持“以老养老”理念，实行自主养老与外部关注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以老养老”的理念更加突出自我服务，能够激发参与热情，提高老年人参与度，从而把社区中大量老年人的作用充分挖掘出来，提供更为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自身需求，这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渗透性。

创新发展经验之三：监管型的“环保志愿者协会”

近年来，慈溪市陆续成立了一批“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它是以社区环保志愿者为主要成员，以“绿色社区”、“和谐社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创建工作为载体，引导和发动居民参与“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会通过开展植绿补绿、小区环境大扫除、拣拾白色垃圾等环保公益活动，通过定期开展污染源排摸和监督，引导社区内居民及单位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营造绿色家园，在社区（小区）形成了更直接、更到位、更有效的环保自治监管队伍。

“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是承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推动社区事务治理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方向演进的协同治理发展模式。“环保志愿者协会”发端于社区居民，在发现需求信号、提供非规模化管理和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它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通过协同社区居委会完成部分社会管理（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等）职能，不仅增强了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节约了行政成本，在承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发挥了重要的协同功能，既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又促进了社区自治发展。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启示

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和积极培育。慈溪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和创新模式表明，具有公益性、自治性、微型性等特征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基层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市当前推动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任务。但总体来看，目前慈溪社区社会组织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面临着发育良莠不齐、功能结构简单、内部管理不够规范、资源整合有限等问题，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支持作用，共同推动发展的规范化和持续化。同时，要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和创新典型，促进先进经验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不断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强化社区社会组织自治和自主自律的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是成为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拥有自主自律能力的自治主体。因此，当前社区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首先，要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社会组织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其次，要形成专业化、精细化的组织功能结构，提高服务力，这是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作用的核心支撑；第三，要加大组织运营和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提高居民参与度，形成社区居民共同支持的发展氛围。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政府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中要加强引导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政府要加强分类指导，比如对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提供服务项目；对维权类的要采取政策引导、法律服务和业务指导等方式；对社会事务类的要采取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事费配套、政府购买岗位、购买服务和项目资助等方式。政府也要不断完善与社会组织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框架。同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里，政府更要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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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 社区治理 微信

一、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的基本情况

2013年呼伦街道率先创建了“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了党群、干群沟通的新途径，荣获了“第三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优秀奖”。目前，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由两部分组成，订阅号提供组织、技术支撑，微网提供应用信息和服务支撑。

二、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实际中发挥的作用

（一）充分发挥了政务公开的职能。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坚持向群众“讲实情、说真话、办实事”，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避免了虚假信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识和民众参与热情，确保公众有效监督。

（二）充分发挥了汇聚民意的职能。呼伦街道利用平台试图探索创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机制。如微信平台收到居民群众咨询、反映问题的意见及时回复，变“单向灌输”为“双向沟通”。针对辖区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个人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利用平台的自动回复系统，及时地、细致地给予解答，搭建了汇集民智新平台。

（三）充分发挥了便民的职能。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将一些社会谣言及时澄清，对居民关心的国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时，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谣言的扩散传播，避免群众产生心理恐慌而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做到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

1.传统治理方式的思维惯性。笔者曾在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经过对公众平台的实际运营及创建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还薄弱。微信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对新媒体的应用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2.推广应用滞后。基层干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和运用新媒体，还不能成为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制约了新媒体在基层政务上的运用和发展。

3.运营人才缺乏。虽然以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在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体运营的人才缺乏，运营人员缺少必备的知识体系和专业素质，没有开发能力，只能被动应用，不能适应形势和民众需求，成为制约新媒体发展的关键。

（二）原因分析

1.新媒体的覆盖小。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体产品代表，它的应用在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上还是问题重重，社区活动、交流方式、情感归属、科技自身的问题影响其应用。

2.新媒体的投入不够。在深化改革时期，对社会建设尤其是对基层社区治理还没有纳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层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社区治理方式，对于创新社区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财、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开放平台，推动不同主体间实现合作共治。公众权利的高效有序运行，需要建立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搭建诉求互动表达平台，通过各方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认真考虑他人的利益诉求，在平等协商和彼此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对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识①。所以，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搭建交流自治的开放平台，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提升决策的可行性，实现共治与善治。

（二）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建立双向权利运行模式，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制约。利用新媒体建设的互动、监督平台能够较为充分地实现在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的开放，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自由自愿参与进来，并不受任何歧视与阻碍，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实现有效监督，并通过新媒体传播的放大效应，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约机制。

（三）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形成多元冲突、矛盾激化的缓冲地带。目前社会转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发展的社会，增强社会的构建需要公共领域的培育，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而“公共领域”充当了这种张力的缓冲地带②。新媒体参与社区治理对于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平等平台，运用新媒体表达对社会的态度、观点与立场，政府通过新媒体利用大数据云计划，进行处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不断开发新媒体推送便民服务功能，创新社区治理服务路径。群众希望获得“一站式”且无间断24小时、零距离的服务，新媒体为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区治理中，互联网思维与“网络化基层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③。利用新媒体高效、便捷、传播网状等特点，打造为民服务平台，社区各项业务工作及服务流程，提供各类民生服务。新媒体可以通过一系列专门的、有针对性、细分群众的服务，对服务对象实现兴趣爱好、职业年龄等专业化细分，满足各类公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凝聚共识。

五、结语

本文对呼伦街道运用新媒体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以治理理论和调查研究为视角，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总结，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注释：

①金世斌：《公共权力运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页。

②宋瑞霞：《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缓冲地带》，《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2期，第9页。

③杨敏、杨玉宏：《“服务D治理D管理”新型P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第23页。

参考文献：

[1]Melvin Delgado，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inan Urbancontext： The Potentialofa Capacity Enhancement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0.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宋瑞霞.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缓冲地带[J].法制与社会，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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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此件公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16日

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

（2018—2020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数字浙江建设部署，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加快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深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以标准化支撑数字化转型，推动我省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2020年，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统一协调的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工作机制，构建完善结构清晰、系统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制定实施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亟需标准，组织开展一批关键领域的标准化项目，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成果，高标准引领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基础逐步夯实。到2019年，形成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涵盖政府、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为主体，以团体标准为补充，基本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标准体系。到2020年，具有浙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竞争力显著增强。到2020年，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50项以上，组织开展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10项以上，新增全国、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个以上，数字化领域标准话语权显著提升。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效应不断释放。进一步深化标准研制、标准化项目建设、标准实施监督评价等工作，形成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技术和管理标准化成果，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标准化规范和引领数字化转型成效不断显现。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划，系统布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架构。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的短板和需求，制定实施任务清单，构建完善标准体系，确保高标准推进数字化转型。

（二）开放共享，协调发展。着力发挥标准化的互联互通作用，以标准化促进政府、经济、社会等领域数字资源深度融合，助力打破信息孤岛。针对数字化转型多学科融合和涉及面广的特点，着力加强各领域标准化建设的统筹协调。

（三）需求导向，重点突破。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先导，撬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围绕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信用体系、服务协同等关键领域，优先制定政府数字化转型亟需标准。

三、重点任务

（一）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智慧政府。

1、构建数字政府标准体系框架。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标准化建设为突破口，按照“123466”的要求，完善标准化运行机制，助力争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试点省。围绕大系统、大数据、大平台、大集成建设，构建涵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政府运行等领域的数字政府标准体系，加快总体要求、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业务管理和技术应用等标准研制。围绕公共数据整合、共享、开放等重点领域，抓好公共数据平台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管理中心、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列第一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打通数据互通关键节点。围绕建立“三大模型”的要求，直面打通信息孤岛的堵点和难点，加快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标准模型。围绕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开展数据汇聚、数据平台、数据安全、大数据应用等领域亟需标准的研制，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规范、“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数据管理规范及电子证照库、人口综合库、公共信用库等规范制定。加强政务领域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标准研制，着力破除“三大模型”中标准缺失问题。（责任单位：省数据管理中心、省质监局）

3、扩大政府治理标准化效应。加快政府决策、执行、督查、反馈等数字化协同标准化步伐，强化财政、金融、国资、商务等领域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机制建设。健全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结合信息系统建设，将监管要求固化为可量化、可执行、可追溯的全周期标准链和监管模式。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标准化联动应用。加强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准宣贯和实施评价，在民政、人力社保、教育、卫生计生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打造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样板。（责任单位：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二）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数字经济。

4、抢占数字经济高地。立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施标准领航工程，加快制定实施先进标准，制定实施团体标准30项以上，抢占产业标准制高点。围绕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柔性电子、量子通信等薄弱环节，推动成立产业标准化技术组织3家以上。推动之江实验室成为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成员单位，争取获批国家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和标准验证检验检测点试点，加快创新成果标准化。围绕术语定义、产品评估、系统和组件接口、数据兼容、互换模型等国际竞争和市场应用重点领域，加快标准研制步伐，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质监局、之江实验室）

5、促进新旧动能迭代更新。强化“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数字化要求，促进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创业孵化、协同创新、网络众包等“双创”平台标准化复制推广，制定并推广一批支撑制造业创新基地建设的共性和前沿技术标准。探索开展一批互联网协议版本第六版（IPv6）、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关键技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培育一批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生产、组织、服务模式标准。在化工、纺织、造纸等重点传统产业开展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标准化试点示范。（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经信委、省科技厅）

6、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以标准化助力数字经济风险防控，围绕移动支付、借贷、保险、基金销售、信托和消费金融等数字化金融服务，加强监管、准入、第三方存管、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网络安全、信用建设等关键标准研制和实施，构建数字金融行业管理和数据统计监测体系。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数字金融领域创新应用，加强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化，强化金融科技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质监局、浙江银监局、浙江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7、助推数字经济创新融合。聚力之江实验室、实体经济、新兴金融中心、新型贸易中心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创新融合标准化建设，加快创新成果标准化。加强与国际、国家标准化技术组织对接，推动以之江实验室为代表的浙江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有关工作。优先做好之江实验室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标准化顶层设计，围绕医疗、交通、金融、物流、环境保护等领域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产品、服务标准研制，及时将有效模式和关键技术标准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质监局、之江实验室）

（三）支撑社会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智慧浙江。

8、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探索“标准化+大数据+公共服务”模式，加快“网上办、掌上办”领域数据采集、分级、交换、质量、保密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及标准。建立全省社会数据标准化协调机制，构建涵盖教育、司法、文化、健康、交通、地理、金融、信用等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标准库。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商事登记联办、不动产登记管理等全过程标准化，建立公安、人力社保、民政、医疗等领域信息共享标准化路径。强化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代办点等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实施与评价。（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9、推动社会治理集成化。结合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社会治理事项标准化指导性目录，依托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加快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强政府、企业、个人分层分级分流标准化体系建设，以标准化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开发等环节的安全边界和监管措施，制定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的保护清单标准。开展基层社情民意监测标准化工作，围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标准化项目，开展重要标准实施绩效评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水平。（责任单位：省综治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省数据管理中心）

10、推动公众消费数字化。加快数字化消费云工程、云服务、大数据等领域创新成果标准化，促进虚拟/增强现实、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培育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模式标准化水平，推动管理经验和关键技术转化为标准。围绕新零售、农村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开展标准化建设，培育一批国际先进标准。围绕打响“放心消费在浙江”品牌，探索建立数字化放心消费“三度一率”社会评价标准指标体系。（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部门协同。完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标准化管理机制，强化标准化主管部门的牵头、协调和监督职责，有效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标准制定、实施作用。在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框架下，设立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工作专班，统筹各相关部门规划、政策和举措，定期开展专题研究，及时协调重点工作。

（二）强化政策保障。积极推荐一批重要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标准实施绩效显著的，按有关规定优先推荐申报省科学技术奖、省标准创新贡献奖。支持我省企事业单位承担或参与国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优化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融合机制。探索建立数字产业服务认证体系。

（三）强化实施评价。将标准实施与数字化转型政策深度融合，加大标准实施协调力度，强化标准的制度性合力。建立第三方标准实施监督和评估机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认证认可模式，培育标准服务市场。每年选定一批重点标准化项目进行标准实施绩效评价，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标准实施信息公开，增强实施绩效评估能力。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篇10

在“平安广州”建设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何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提升基层社区的公众参与度，广州市天河区政法系统进行持续、有益和系统探索，其中涌现中不少优秀研究成果，最终汇集成《法卫天河广州市天河区政法工作调研文集》，该书分为“平安建设篇”、“创新管理篇”、“实务探析篇”、“自身建设篇”和“媒体视角篇”，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践到理论，在实证基础上系统展示广州市天河区政法系统自2011年以来的优秀研究成果，实为近年来政法工作调研方面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此文集的面世，不仅为政法工作研究提供来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鲜活范本，还由平安建设、创新管理、实务探析和自身建设等维度开拓天河区“法治+综治+善治”新境界。

建立于1985年的天河区，乘改革开放的春风，目前已发展成为广州市第一经济大区。经济迅猛发展，外来人口众多，是天河区的重要特点，也是基层治理的一大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善用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让“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是天河区政法系统工作的主要目标，也是推进平安天河建设的关键枢要。

如《平安天河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一文，对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着墨甚多，由平安建设的角度总结出三方面经验，即完善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标准与考评体系，使平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强化法律服务业发展规划，优化律师业发展环境。法治轨道离不开法治观念，而法治观念是否深入民心，则成为在法治轨道上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

法律要发挥作用，群众信仰法律非常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时常发生，而化解社会矛盾，固然离不开党领导下的政法系统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群众自觉树立法治观念，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政法系统应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增强群众法治意识。首先，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其次，以实际行动树立法律权威，让群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例外。只要诉求合理合法，经由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再次，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调动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在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有赖于政法系统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在源头上落实风险评估与预防，在矛盾化解过程中开展诉前调解、畅通申诉渠道和强化内外监督机制等，在体制上推进涉法涉诉的改革，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天河区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平安天河离不开社区的综合治理，而要提升社区的综合治理水平，社区群众工作十分重要。《关于新时期社区群众工作方法创新的思考》一文给读者提供不少有益启示。

密切联系群众，要进行工作方法的创新。比如，“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关于新时期社区群众工作方法创新的思考》认为，社区是公安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需要在社区群众工作方法上有所创新，还提出了五种社区群众工作方法，这不但有益于提升社区工作民众参与度，还有利于密切警群联系，增强社区民警的群众工作能力及其综合素质。

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社区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有助于凝聚社会力量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凝聚社会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区民警推进社区综合治理的要义。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告诉我们，不应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或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应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让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增能”，即获得一定的竞争力和较为公平的竞争机会，“服务群众贵在诚”，从而更好地凝聚社会力量。

党要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不仅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固有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因此，党的十报告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密切党群联系将有助于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