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理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新理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就象德沃金在其不朽名著《法律帝国》中的描述那样：法律帝国的首都是执法，而执法者，则是帝国的王侯。今天的我们，工作在人民检察院，是一种光荣，我们平凡的工作背后，是崇高的事业，神圣的使命。与光荣同在的，是责任！人民群众是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人民群众也是司法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我国是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建立检察院，不是为了建一座宏伟壮观的帝国之都，人民赋予检察官大权，也不是为了检察官们的尊荣显贵。如果不能用手中的利剑击出公平与正义的时代最强音，如果不能以信念之火的铸冶让法律在现实中熠熠生辉，检察院与检察官，就会在法治时代失去存在的价值。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司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广大检察官应当坚持“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始终不渝地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一次不公的执法恶果超过十次犯罪，犯罪只是触犯法律，好比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执法却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的源头。失败的执法，竟然是比犯罪更大的邪恶！诚非虚言，中国古代的司法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很多时候，“屈死不告状”竟然成了经验之谈，这经验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而又无人问津的苦难？明朝成化年间的刑部尚书刘铁斋号称铁石心肠，但他在看到三法司门前以头抢地、辗转呼号的百姓时，也不禁为之动容，叹一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有要求，检察院就必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回应。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就是我们义无反顾的选择和使命！于是，就有了执法为民的要求。执法为民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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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社会主义法制理论是为了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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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监督，推动公开管理，近年来在我国各行政执法部门大行其道，成为依法治国的新战略、大趋势。我局顺应时代潮流，牢牢把握行风建设为税收工作保驾护航这一要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将税务执法和税收工作置于社会有效监督之下。二oo二年，我局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了“以票管税”和公开评定“双定”户税额，奠定了“社会化评税”活动的雏形。二oo三年四月，**市国家税务局印发了在全系统《开展“社会化评税”活动安排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安排意见》）。该《安排意见》中提出了评议、监督的五个方面和八种方式。即：评议监督全市国税系统执行国家税收政策、法规情况，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改善投资软环境情况，“双定户”实行社会化评税情况，“服务窗口”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情况。活动方式为开展税收宣传活动，税务咨询活动，行风评议活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参与“双定户”评税工作，纪检监察明查暗访活动，举行听证会，方便纳税人和人民群众投诉，公布相关税风税纪规定等。文件的下达，对我局“社会化评税”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与完善，我局已形成了“社会化评税”活动在认识、方法、步骤和措施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方式方法。

广开公开、公示渠道

在办税服务窗口公开税收法规、岗位责任、办税程序、服务标准、办税时限、违章处罚、工作纪律、社会监督八项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公开办税的系列制度放大上墙，在显耀位置安放税法宣传栏、告示栏等，个体户税额、纳税户完税情况一览表、欠税情况一览表等征管资料均对外公示。充分利用**国税信息网站和《**税务》期刊以及电视台、报刊等媒体通报工作情况，宣传税收法规。在宣传对象上坚持面向社会各阶层，面向纳税人，面向党政领导。在宣传形式上以税法宣传月活动为基础，进行经常化的宣传活动，做到大型活动定期搞，小型活动不间断。在宣传内容上加大对纳税人权益保障的宣传力度，让纳税人明白并享受到自己的纳税权益；更多地宣传了税收职能和作用，使群众真正理解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还把公开办税列入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我局涉税服务和税法宣传不到位、不作为责任追究制度中规定：在税法宣传、政策咨询、纳税辅导等工作中态度不端正的给予处罚。同时把报刊、内部信息期刊上发表涉税稿件的数量也列入综合考核的计分范围。

完善社会评议办法

税额评定。在“双定”户的评定中严格遵循“业户自报、典型调查、民主评议、分局核定、县局审批、三榜定案、社会监督”的程序，在内部管理中也实行了调查、考核、拟定税额分离制度，使税收公平、公正的原则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个体工商户税额评定工作中，争取到工商、地税、财政、个协、党政、人大、政协等方面的力量，直至有关个体工商户的亲友，共同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矛盾化解到最低程度。三榜定案过程中，不仅纸质张榜，黑板报公布，还在有线电视台上公布。每次公布留十天申诉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变动五次才最终定案。其结果，不仅赢得了广大纳税人的满意，还对一批原定税额偏低的个体户调高了税额。如个体户黄向宁，过去定税每月120元，本人还不断提出“定高了”，要求调低的请求，实行“以票管税”、多家对其评税和定期定额相结合的办法后，月均纳税1300元左右，本人心服口服。

行风评议。在社会化评税理念的影响下，我局在地方行风评议活动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积极参与。常年聘请了社会义务监督员16名，聘请范围主要集中在人大、政协、纠风办以及社会各界名流，他们有威望，处事公道，评议能力强，很有说服力。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征求他们对税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还采取同样的方法了解纳税人的需求，对合理要求尽量满足，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解释，依法释疑，以理释疑。

评议监督。与每位干部签定了廉洁从政、诚实守信责任书，与干部家属签定了家庭廉洁承诺书，并将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等廉政规定印成小册发给每位税干家属，明确了反腐倡廉、勤政为民的责任。通过明察暗访、问卷调查、使用廉政监督回复卡、执法监督卡和稽查回访等方式方法，广泛深入地征求和采纳社会各界、广大纳税人对每个国税干部的意见。对所征求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有针对性地下茬一一整改，对于违纪问题随发现随处理，做到防微杜渐，警钟常鸣。

优质服务竞赛。两年来，我局实施了“优质服务明星”、“优质办税窗口”等评比竞赛活动。对涉及提高服务质量，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整合，分为是否着装挂牌上岗，举止、仪容端庄，有无制服混穿现象；工作是否热情周到，有礼貌，文明用语是否规范，有无存在讲粗话、文明忌语和同纳税人争吵现象；是否推行“首问负责制”，视其工作程序和工作时限，提倡“马上就办”，对纳税人来访或来电，第一接待或受话人是否作为第一责任人并及时办理。对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是否积极主动联系具体经办人，有无相互推诿、搪塞了事现象；对纳税人的咨询或来访，是否耐心细致地做好解答，有无方法简单粗暴，不耐心，怕麻烦现象；是否按时上、下班，有无存在上、下班迟到、早退、旷工以及上班时间闲聊、溜岗、串岗、擅离职守现象；工作是否积极主动，是否创造性、开拓性地完成了本职工作，有无存在工作主动性不强，工作效率低等六类。各专业局、分局，按月评选出一名“优质服务明星”和一名相对后进人员，对连续三次评选出的“优质服务明星”，县局给予适当经济奖励，并作为公务员评先树优的依据；对评选出的相对后进人员，作为年终公务员考评和公务员末位待岗的一项重要依据，纳入综合考评。同时还在办税服务大厅开展了纳税人评选优质服务明星活动，每月由考评办负责收集选票，对当选者予以通报表彰。今年还将采取每季度末，由监察室、人教科随机抽选纳税人代表若干名，实行背靠背地对办税人员进行评议打分，使其评议结果更具真实性。

评议纳税人。税企互动评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在税法宣传月期间召开诚信纳税户表彰大会，对先进纳税户进行表彰。近期，我们还按照上级下发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办法，与地税局一起，已评出第一批a级诚信纳税户。对当选的a级诚信纳税户，县局规定每年实施一次检查，对连续两年检查无偷税等问题的纳税户，实施2年或3年检查一次。随着评议纳税人活动的逐步展开，诚信纳税被社会视为企业的金字招牌，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

打造优化服务品牌

社会化评税活动的开展，对国税机关和广大税务干部来说是鼓励，是鞭策，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局今年将以社会化评税活动为载体，打造优化服务品牌，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深层次的服务，增强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性。根据纳税人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实行政策咨询服务、效率服务、执法服务和科技服务”，并为此推出了限时服务、上门服务、朝九晚五工作制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服务措施，初步搭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

增强服务观念，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在长期的税收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要转变服务观念，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税收执法的内涵，公平、公正、公开地服务于纳税人，改变以往注重对纳税人防范、检查和惩罚的观念，相信大多数纳税人都能够履行公民义务，依法申报纳税。因此，我们积极推行“一窗式”申报等服务方式，进一步简化了办税程序和有关审批手续；突出税源监管和纳税人合理需求，强调税收公共服务功能，营造优良的办税环境，使执法和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征管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浅层次的服务向深层次的服务转变，由一张笑脸、一杯热茶的服务向公正执法的服务转变。纳税人既需要办税人员热情的态度，也需要办税效率，更需要执法公正，不收人情税、关系税。淡化权力意识，牢固树立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义务的观念，充分认识到搞好服务是提高征管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终把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贯穿在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积极、主动、及时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实惠的服务。

拓宽服务体系，创建一个便捷服务场所。我局在税收征管改革中建立了征前稽核、发票领购、发票开具、税款入库等功能较全的办税服务厅，这是目前纳税服务体系的重要场所。在有了较好 “硬件” 的基础上，更注重加强“软件”建设，使之功能齐全、服务便捷，可以集中、高效地提供所有的纳税服务，既包括税务登记、申报纳税、票表供应、涉税事项审核(批)等征管前沿性工作，又包括税务公开、宣传送达、辅导咨询、办税培训、受理申诉等征管基础性工作。在办税服务厅里，纳税服务的有关制度，如首问责任制、限时服务制等，都能直接得到体现；县局及时开通了一条电话服务热线。建立纳税服务热线并向社会公布，及时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基本法规和办税指南咨询；提供纳税申报、预约服务等；建立了一个税收服务网站。利用网络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随时在线的特点，建立了**国税网站，同时向所有纳税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纳税服务，包括宣传税法和税收政策，解答纳税人的疑难问题，进行税收执法公示，公布税务案件，收集纳税人意见等；开辟一份纳税服务指南。通过编发纳税服务指南，及时进行税法宣传，普及税收知识，报道税收工作动态，进一步加强征纳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完善服务手段，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由于纳税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普遍服务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纳税人的需求。因此，我局在普遍服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主动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个性化服务，如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开通流动服务车、征纳双向互动服务等，及时解决纳税人的合理要求。纳税服务是一种提出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动态过程，其关键在于征纳双方及时准确传递信息，使征纳双方实现双赢。因此，我局建立健全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如通过信件、电话、网络等建立固定的收集纳税人意见和进行反馈的渠道，努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征纳双方的了解沟通和双向互动。许多纳税人纷纷反映：现在的国税局执法公正了、办税透明了、服务水平也提高了，虽然我们有的个体户税款比以前交的还多，但我们心服口复。2003年底，**县城关镇黎胜秀等十余纳税户为我局赠送的“执法公正，服务一流”的牌匾，证明了社会化评税活动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纳税人的普遍欢迎。

我们的体会

通过对社会化评税活动的实践和对其认识问题的探讨。我们对这一活动有了一些肤浅的体会。

1、“社会化评税”是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评议税务机关和税务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和整个税收工作的活动，是广大纳税人对税收服务质量的评议和征纳双方的互动。其核心内涵是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帮助和配合，促进税收队伍的建设和税务执法征管工作，确保我们税收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实现依法治税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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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民警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司法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劳教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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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鉴于公司的企业性质，平时涉及最多的就是《建筑法》、《招投标法》和《合同法》，我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更着重进行了强化学习，并且灵活运用在工作中。从事企业法律工作者，还要经常性的和社会打交道；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功和失败。因而，只有以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接纳吸收各方面的社会知识，才能丰富自己的内涵，拓展自己的视野，促进自己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公司各级组织和领导的热心关怀下，我的业务技能显著提高，理论素养不断提升，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公司、省公司多项荣誉。

通过这几年的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企业中的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它就像一台机器中的每个螺丝，只有将每一个螺丝拧紧，这台机器才能稳定、快速的运转。企业的发展是每个岗位上的每个职工辛勤努力的结果，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头等重要的，我愿意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公司的发展与成长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提高要以公司成长为依托，我们的提高是公司发展的基础。我们更应该珍惜工作本身带给自己的机遇。艰难的任务能锻炼我们的意志，新的工作能拓展我的才能，与同事的合作能培养我们的人格，与领导的交流能训练我的品性。公司是我们成长中的另一所学校，工作能够丰富我们的经验，增长我们的智慧，在工作中获得技能与经验。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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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课题“新升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湘教通[2012]401 号）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并由民商法学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我国有多所新升本科院校，他们大多开设了法学专业，这些法学专业基本上是建立在专科时期的法律事务专业的基础之上，但在本科院校建设模式和规范之下，与原有的专业建设目标、建设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建设模式等均有着很大的区别，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方法、理念和机制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故此，基于对就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分析，新升本科院校重构法学专业理念和机制已经是当务之急。

二新升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理念重构的意义

第一，是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关于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和精神的迫切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需要。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较为困难的现实情况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具体要求下，法学专业大学生就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不足更加凸显，能否较好地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培养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关键因素。

第二，是迎合新升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建设、实现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的需要。新升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相对于专科时期的法律事务专业而言，专业建设目标、建设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建设模式等均有很大的区别，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我国法学专业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顽疾和诟病，这显然不符合法学专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新升本科院校因为本科专业建设经验不足等原因，对此尤其要引起高度注意。

第三，是突出法学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加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教育之不行，立人则虚置；立人之不行，文化就萎缩；文化之不行，实力必疲软。教育是增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血液，它循环于国家的整个躯体。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要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是要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法学专业大学生经过数年的高等教育依然缺乏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致使理论难以联系实际，知识难以转化为生产力。

第四，这是解决当前法学专业大学生就业实际问题的需要。根据早先的调查，例如，根据《2009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大类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倒数第二。2013 年麦可思研究院对20 多万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出了最难就业和最好就业的10 个专业。一些专业连续多年出现了就业偏难、毕业生薪资偏低的情况。其中，动画、法学等专业连续三年被亮红牌。[1]可见，“就业难”成为法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心头的一块大石。从实现角度来看，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就业问题。如果高等学校培养出的法学专业大学生欠缺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其结果必然就是其在人才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先不论该报告的数据是否精确或客观，法学专业大学生就业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根据有关调查，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用人单位关注的重点。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在学生的综合素质中，实践能力更被看重。可见，包括法学专业在内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对于实现就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这是为司法部门特别是基层司法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提供合格法学人才的迫切需要。近10 多年以来我国法学高等教育发展非常迅速，招生和毕业人数翻了数倍，但是由于普遍缺乏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一方面表现出法学专业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司法部门特别是基层司法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却招聘不到合适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例如，有的地方基层法院未能引进法官已经多年，现有法官的案件审判案件数量和工作量不堪重负。故此，培养和提升法学专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合格法学人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法学专业建设理念重构的几点思考

（一）在坚持法学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如何加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应当不是一个新话题，许多研究者和高校提出了不少的观点和采取多种措施，例如，有的学者提出确立“生本关怀”培养理念，激发大学生锻炼实践能力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积极开发并利用高校专业教育教学资源；加大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力度，构建校内外一体化实践教育体系；有的学校通过加强学校与实习基地的联系、加强实习学生的锻炼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例如湖南警察学院与多个市县公安局、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实践机构开展了实习基地的合作，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的学校通过大学生社会调查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如湖南农业大学曾组织学生在对张家界贫困山区贫困儿童情况的调查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和学校则主张或践行“五位一体”的教学方法来提升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五位”是指法学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主要内容，具体应包括交流、查阅、写作、调查和思辨五个方面，“一体”则指实践性教学模式应以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技能为体）。[2]

（二）实现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之间的有效互动

“重理论，轻实务”一直是我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特点。纯粹的理论学习不可能造就具有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人才。探索一条如何有效地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如何将学生的法律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以及就业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之间如何互动的有效途径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能力来提升就业能力，反过来又通过社会实践能力激发和促进就业能力，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通过理念的转变和机制的改革，发掘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潜质素质，让法学专业学生从单一的专业知识学习中解脱出来，从枯燥乏味的书本知识中解脱出来，让学生既掌握了本专业知识，又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并且在法律思维、学习方法、表达技巧、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等方面得到综合训练。

（三）突出法学专业的职业素质教育和实践

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专业能力、通用技能、个人品质、职业规划能力。[3]可见，专业能力构成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部分。许多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我国的重要借鉴。例如美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来都明确将促进法律职业或者为职业提供准备设定为教育目标，法学教育注重的是法律人的思考方式、法律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法学专业的教育目标决定了其法学院在教学方法上必然注重学生法律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基于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考量，法学院或法学专业的教学方法也应当随之与之相适应，提供合适培养路径和方法。譬如，美国的法学院以“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为其主要教学模式，发展并运用“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和“模拟口头辩论练习”（oralargument exercises）。为了帮助学生更有效地“搭建理论分析和实践知识之间的桥梁”，将“正式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经验”统一起来。[4]因此，这种通过实践教学方法和路径提升和培养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成功实践对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结语

立足新升本科院校，研究和实践新时期法学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方法、理念和机制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长期的整体工程，一些深层次的理念和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当然，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不仅要解决教育理念、教育教学体制和市场导向等问题，也要加强高校及其教师对学生在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方面的引导，丰富实践教学资源，拓展教师的实践教学视野，真正实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所以，加强师生的双趋双动，互趋互动，形成新型的教与学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途径是多样的，这有待于我们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精华也可以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够更好的促进就业。[5]这是从“厚基础”的角度提出的路径，不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法学专业就业率为何连续三年被“亮红灯”？[EB/OL].[2015-04-16］.learning.sohu.com/20130718/n382000802.shtml.

[2]深化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

[EB/OL].[2015-04-16］.fxy.zwu.edu.cn/shownews.asp?articleid=6860&flag=&BigClassName=&SmallClassName=.

[3]陈勇.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开发路径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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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SCL-90;结构方程模型;青少年;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R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9-00650-0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

HU Jun－Sheng1，2，TENG Lan－Fang1，WANG Deng－Fe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inggangshan College,Ji'an 343009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nd to establish a structural model of them．Metho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504 adolescents, who were tes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s of SCL-90,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MBU．Results: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Both SCL-90 score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exhibited closely correlations with social support．The relations of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the usage of support with score of SCL-90 were -0．10, -0．29, -0．30 (P

【Key words】SCL-90；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dolescent；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social support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良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1］。亲密人际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压力的不良后果、降低青少年的压力感、提高个体适应各种压力和生活变迁的能力［2］，对社会支持的利用会显著促进个体的心理承受和负荷能力，增加处理危机和冲突的水平［3］。有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早期的亲子交往有关，如Moreira等［4］发现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特别是亲密关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恋模式的副产品，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比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且对自己的社会支持状况更为满意［5］。因此，作为反映亲子交往实质的父母养育方式［6］必然会对个体的社会支持产生一定的影响。父母养育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7］，具有相对稳定、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的特点［6］,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养育方式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个性发展［8,9］，还会影响到青少年焦虑水平、归因方式和心理健康［10-14］。因此，本研究初步假设父母养育方式不仅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还可能会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即表现为图1所示的关系模型。鉴于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的方式来探讨心理健康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来验证本研究假设，以期引起心理健康教育人员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参加本研究的被试共504人，其中男女分别为267人和237人；年龄16-22岁，平均年龄18±1岁；中学生199人（其中高一、高二、高三分别为32、83、84人），大学生305人（其中文科147人、理科129人、艺术类29人）。

1．2 工具

1．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15］采用1-5级记分，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以总均分作为其指标。本研究所得到的α系数为0．97。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16］ 含客观支持(OBS)、主观支持(SUBS)与对支持的利用度(USES)3个因子。测查前对量表适当修订，使之适合青少年学生(如将“同事”改为“同学”、“夫妻”改为恋人)。修订后44人样本间隔2周重测，总分相关为0．8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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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17］ 含父亲养育方式6个因子和母亲养育方式5个因子。分别为：FSS1(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FSS2(父亲惩罚、严厉)、FSS3(父亲过分干涉)、FSS4(父亲偏爱被试)、FSS5(父亲拒绝、否认)、FSS6(父亲过度保护)、MSS1(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MSS2(母亲过度干涉、过度保护)、MSS3(母亲拒绝、否认)、MSS4(母亲惩罚、严厉)、MSS5(母亲偏爱被试)。本研究FSS1至FSS6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6、0．52、0．82、0．68和0．46，MSS1至MSS5的α系数分别为0．90、0．70、0．80、0．85和0．82。

1．3 统计方法 t检验、相关分析等。

2结果

2．1 中学生与大学生各量表得分情况比较

中学生与大学生除FSS3、MSS2、MSS5得分无显著差异外，其他各项指标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见表1）。

2．2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及心身症状的相关

EMBU的11个因子与SCL-90总均分的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除FSS1和MSS1与SCL-90负相关外，其余因子均与SCL-90呈正相关，但r均

2．3 EMBU和社会支持与心身症状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对假设模型（图1）进行验证，结果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为χ2 =374．26、df=60、P

3讨论

本研究结果完全证实了假设，即父母养育方式不仅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还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见图2）。但在父母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客观支持并不起中介作用，父母养育方式只是通过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间接对心身症状产生影响，可能是因父母养育方式会影响个体的人格［7］，而人格不仅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20］，还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再有Sarason等［21］认为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主要是根植于儿童时期与养育者交往所形成的社交观念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从图2可看出，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以及父亲的过分干涉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支持，父亲的惩罚与严厉则负向预测了个体的主观支持；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可以正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父亲的过度保护则可以负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过分干涉也对主观支持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能是因为父亲的经常干涉导致了其子女一旦有事情就直接求助于父亲，使子女心中有了依靠，从而增加了对支持的主观感受，但是父亲的惩罚与严厉负向预测主观支持以及父亲的过度保护负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却说明过于严厉和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并不利于社会支持的提高，从父亲的过分干涉负向预测了个体的客观支持可以看出，因为父亲的过分干涉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圈子较小以致于客观支持较低。至于父亲的惩罚与严厉正向预测个体的客观支持却负向预测主观支持可能是因为父亲过分严厉使青少年寻求外来的支持（如同伴、同学、老师等）以致客观支持较高；但是有问题毕竟还主要依靠家庭来解决，过于惩罚与严厉的教养方式可能使得青少年不敢求助于家庭以致主观支持较低。

本研究表明学校心理工作人员应努力改善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因大量研究［3,4］显示个体的社会支持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从图2可看出，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因子对心身症状的作用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应特别注意改善青少年学生对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和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因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比实际所获得的支持更能有效预测个体的身心状况［22］，感受到的支持虽然不是客观现实，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23］。另外本研究还提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最好从中学阶段开始，而不应该仅仅将重点放在大学生身上。从表1可看出，高中生不仅心身症状显著高于大学生，而且无论是社会支持总分，抑或是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显著低于大学生。

本研究同时还表明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父母所应承担的巨大责任。父母养育方式不仅会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还会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由表2可见，EMBU的11个因子与SCL-90总分相关，与目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4］，但r值均

然而，本研究只是简单考察了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另外一些因素，如人格、应付方式、自尊、自我效能等没有包括进来，在将来的研究中应尽量系统地考察父母养育方式、各种中介变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能更为准确地说明父母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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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岳冬梅．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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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arason BR, Pierce GR, Shearin EN, et al．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working models of self and actual others．J Pers Soc Psychol, 1991, 60: 27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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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27收稿，2006-12-13修回

篇8

摘要：黄爱宝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发表《“生态型政府”初探》一文，从内涵定位与基本特征两个方面初步提出并阐述了“生态型政府”新理念，令人甚感鼓舞。

但笔者以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关键词 ：生态型政府；内涵定位；广义上世纪70 年代以来，由于环境问题的弥散性，环境因素已成为关涉和平、发展与安全的新变量，生态环境治理被逐步纳入政府管理重点范畴。在此背景下，南京农业大学黄爱宝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1 期上发表的《“生态型政府”初探》一文，从内涵定位与基本特征两个方面提出并阐述了“生态型政府”新理念。以谋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促进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令人甚感鼓舞。但笔者认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却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所支持者，把生态问题纳入政府重点治理范畴乃全球环境治理大势所趋；所商榷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定位则不应限于狭义。

一、大趋势：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参与

关于全球环境治理，学界目前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但根据联合国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可以认为，所谓全球环境治理，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就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家（主要指各国政府）是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各国通过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在作用渠道上，在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退化与沙漠化防治、危险废弃物处理、污染防治、水域保护、资源能源开发与利用等较为广泛的议题领域，各国通过双边、多边对话以及全球环境会议，形成相应的合作体制，签署国际公约，以促进各国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解决。

在原则规范方面，国家环境主权原则、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同时，各类涉及环境发展问题的国际法律规范也已通过国际公约或会议宣言得到阐明，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等。

在操控方式上，主要包括环境立法、经济措施、政策调控、资金援助、技术转让、建构信息知识网络、监督评价等，都已在环境治理中得到应用。

在全球环境治理大趋势下，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国内环境规划。通过国内环境立法，在政治决策与社会发展中贯彻环保理念，比如“环境友好”概念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新理念的相继提出等。另一方面，一大批环保NGO在民间社会自发成立，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国际等，他们通过发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如呼吁、示威游行等）的环境运动，既推动了生态环境理论层面的思考，又促进了国内环境治理进程。

中国作为大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采取多种参与方式，包括参加国际环境发展会议或论坛，出席有关国际公约缔约方大会，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环境发展条约、协议、修正案，参与国际环境治理项目合作，主办大规模高等级的环境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或论坛。因此，从全球环境治理背景看，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政府治理重点范畴已是大势所趋。

二、内涵定位：从狭义浅生态到广义深生态

对“生态”一词的内涵界定，就目前研究而言，在范畴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层次上有深生态与浅生态之别。狭义界定主要指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广义界定则指任一主体与周围环境趋向生态化的动态平衡与综合协调的哲学思维。浅生态侧重于对环境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深生态则倾向于对自然内在道德价值的思考，进而主张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生态化。黄爱宝教授把生态型政府中的“生态”内涵定位于狭义的浅生态，即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那么，“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

狭义的浅生态定位本身并非错误，可能有利于突出对自然环境的纯粹保护议题。但从深生态哲学、生态政治乃至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狭义的浅生态定位并不一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实践进程。

从深生态哲学角度分析，深生态哲学的生态主义思考与我们平常所讨论的环境主义思考有所区别。一般的环境主义仅“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生态主义则认为：“要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使人满足的生存方式，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界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与政治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明确“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一体共生、内在统一关系，从而“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否则，生态环境危机将在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模式下重复发生，人类社会就将处于循环往复的生存危机之中。

从生态政治角度观察，生态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以系统论为认知方法，以综合协调与动态平衡为理论内涵，从而成为把政治、社会与自然视为三位一体化、紧密联结的有机系统。要求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生态化，不仅力求政治体系内的协调与平衡，更谋求政治体系外政治、社会、经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在“强调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权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种族和性别的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的分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模式”。因此，或许可以通过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概念往上推延。那么，一种环境友好型政府进一步说是一种“生态政府”的理念呼之欲出。即：政府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与关怀的政府，而且应当是贯彻生态原则——协调、平衡、多元化、开放性、兼容性、非集中化的政府。如此，则可以首先从行动理念上缩小甚至避免单方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所造成的局限，扩大并深化全方位推进环境治理的有益成果。

从目前环境治理实践看，单纯以环境技术方法推进环境治理进程并不能取得较大成效。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普遍认识到，环境治理是一项浩大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在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社会之间综合协调。

因此，生态型政府的“生态”内涵，如果定位于广义的深生态层面，则更为恰当。尤其在新世纪初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乃至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处于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之中，在公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仍然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带动引领作用情况下，面向未来应当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仍然应该是值得学界与社会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就全球范围而言，21世纪将明显是一个“治理”的世纪，而治理的内涵即多元互动协调。定位于广义深生态内涵的“生态型政府”理念或可作为一种有益于新探索的新启示。因为，只有具备生态思维的政府，才能引领出一个具备生态思维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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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爱宝“. 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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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教育服务；教育治理；教育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3）02-0028-06

一、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现实困境分析

教育是以培养、发展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为目的，而在人与人之间开展的一项活动，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人。在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人的因素，人既能成为信息化的有力推动者，也能成为信息化的巨大阻力。在区域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各自对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看法、认识以及实施动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所在区域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当前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中存在的若干困难，正是源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家长甚至学生对信息化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

从教育行政人员的视角来看，其主要职责是管理与发展教育事业，因此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信息化辅助强化统计管理方面的职能。在2010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次针对区县教育局长的调研访谈活动中，对信息化问题做了专门调研。在42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在区域教育发展相关的11个选项中，2/3的区县教育局长将信息化列为区域教育发展中自己所关注的问题，38%的局长将信息化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这表明大部分教育行政人员能认识到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但对选项具体分析不难看出，教育行政人员更为看重利用技术快速获取数据统计信息以方便管理控制的功能，而对于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管理质量、引领区域内教育变革等方面的深入应用不甚关心。

从学校和教师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学校和教师对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有较高的热情，但比较反感利用信息系统上报数据这种枯燥琐碎的事务。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未能将信息化作为发展自身的有力工具，反而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表演课、赛课等活动，将信息技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和点缀，作为对教育问题进行修补的工具，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促进教学变革的作用和价值。

从家长与一般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由于较少看到信息技术应用的正面案例，且不懂得如何从正面积极地引导学生的技术应用，他们对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恐惧。一些家长由于害怕孩子沉迷网络游戏、网络聊天、受到不良信息影响，甚至对信息技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而对于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来说，他们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环境成长的一代。如果说将教师、家长等年长的一代称为“数字移民”，那么这些学生就是“数字原住民”。家长或教师的隔离和禁止并没有使学生远离不良信息的威胁，反而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好奇心，一旦有机会便会变本加厉，无法自拔，大学新生最容易沉迷网络就是典型的证明。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个性化学习、促进个体发展的需求却未得到充分满足。总体来说，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处于一种既过度又不足的状态，在利用信息技术消遣娱乐方面过度满足，在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发展方面又略显不足。

从以上对信息技术应用现状的描述与判断来看，目前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中存在两大类问题：一种情况是对信息技术的作用不能正确认识；另一种情况是对信息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有一定认识，但重管理功能而轻服务功能。第一种情况下，行政部门和学校通常将信息化视为一种附加性的工作，不能充分认识信息技术在促进教育变革方面的作用，致使信息化工作从日常工作中剥离出来，被边缘化，形成信息化工作与日常工作“两张皮”的现象。第二种情况下，由于推动者对信息技术功能的认识存在偏差，对各个群体的服务不到位，进而导致各主体参与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积极性不高。教育行政部门由于部门利益分割、内部协调不畅等原因，在信息系统建设中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岛”，各个部门经常分别要求学校提交数据，导致学校行政事务繁忙，教师不胜其扰，无法静心教学；而教师和学校只有提供信息的义务，却享受不到充分利用信息的权利，或者无法便捷地获取信息、使用信息，或者得不到切实有效应用信息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更不用说利用信息辅助教学和管理决策了。这种不对称的关系造成教师、学校对信息化工作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期待，打击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来源于管制型行政、管制型教育、不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传统理念。这与“以人为本”，切实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更新理念，从“变管理为治理、变管理为服务”入手，理清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等各个群体在信息化中的角色与任务、权利与义务，才能更好地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和应用。

二、转变区域教育信息化观念的理论依据

现实困境告诉我们，以传递单向化、服务对象单一化为特征的区域教育信息化观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信息化的持续推动与发展需要全体成员的贡献与努力。一个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区域教育信息化体系应该能将区域教育全体相关成员纳入其中，使每个成员在其中既有付出又有回报，既有权力又有义务，将每个参与者的权利和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样才能持续保证健康的发展态势。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选择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理论作为观念转变的理论基础。

“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并且在英美等国以及世界学术论坛上逐渐取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Management），成为公共事务研究领域目前通用的术语。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的有限责任，呼吁建立“小而有回应性的政府”，政府不再是公共事务唯一的主体，政府部门将与以非营利部门、私营部门为代表的服务提供者建立相互合作的关系，在互相依赖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世界银行2004年的报告中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公共服务与治理分析框架。

新公共服务也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公共行政思潮。这里的服务有多重含义，政府要通过搭建平台的方式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服务，而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则在政府的协调下协同行动，致力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基础性的服务。

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公民权利和权益的重视。治理理论强调对“全能政府“假设的摒弃，呼吁多元主体的参与，扩大了参与公共事务服务的主体。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强调与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相比，应该将公共利益、公共协商以及行动的民主性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言简意赅地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说，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在理论上相互补充，在实践中也互为依托。

再将视角转回到教育上来。教育服务一直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共服务中存在的弊端在教育领域也普遍存在。传统观念中政府集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于一身，这导致学校没有办学自，所有学校都按照行政指标办学，千校一面，教师工作也间接被行政化，缺少创新教学的动力与活力。

在强调政府有限责任的新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需将服务生产者的身份剥离出来，还给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只有两个，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入，二是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在这个转变职能的过程中，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各级政府，首先要收集和调查社会民众的教育需求以制定教育规划和构建教育体系，然后以契约等方式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教育服务供给的工作中来。为此政府需要获得各个参与者的信息，以监督和审查服务生产者的服务供给过程、结果和服务质量等情况。服务生产者需按照契约规定的标准、范围提供教育服务，并参考政府部门公开的相关信息、教育数据等，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以便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当然，服务生产者也有义务定期向行政管理部门反馈办学规划、过程、质量等方面的信息。作为消费者，一方面希望从政府得到教育服务供给、质量方面的权威真实信息，以便做出符合自身需求和利益的教育选择，进行择校等活动，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参与教育服务管理和评价的渠道，以实现表达意见和监督质量的权利。

基于以上分析，参考上文中的公共服务与治理分析框架，我们提出了“教育公共服务与治理理念下的区域教育信息互动”这一概念，其内涵如图2所示。

信息化除了在促进区域互动方面的作用外，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对教育服务本身的提升。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得教育服务更加便捷、丰富和互动，便于为社会成员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服务，成为社会公众学习的“24小时便利店”。除此之外，信息技术在促进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提升组织效能方面还具有重要作用。借助分门别类的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教学平台等实体性工具，组织可轻松高效地实现办公自动化、管理扁平化、线上线下跨时空的交流与分享，以及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等。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组织效能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组织对外服务质量的过程。

三、新理念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思路

根据对区域教育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基本建构，结合对信息技术在提升管理与服务方面的可能性分析，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将在如下几个方面为区域教育管理与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1.信息技术作为面向公众提供教学服务和信息服务的渠道

直接的教育服务是面向公众的。从信息化所承载的内容来看，信息化在教育服务与治理中的可能形式有两种：一是提供数字化的教学服务；二是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两种服务都是由政府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来面向全体公众提供的，只不过所倚重的主体有所不同，数字化教学服务以学校机构为主来提供，信息服务则以政府行政部门为主来提供。

数字化教学服务一般是指面向学生学习的在线课程服务，是教学服务的一种形式，是与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教学服务相对应的。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字化教学服务具有灵活、方便、覆盖面广、不受时空限制等多方面优势。数字化教学服务可由学校等办学机构直接提供，也可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目前的主要形式为由学校机构组织提供、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教学活动。

信息是行动的重要指南，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是信息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目前，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服务形式如提供办事指南、支持在线咨询与投诉、办事进程状态查询等。当前各地纷纷建设教育一站式服务中心，正是旨在解决如何面向公众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尤其是教育信息服务的问题。此外，学校等办学机构也承担一部分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

2.信息技术作为政府、学校、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

除了公民个人以外，学校等办学机构也是政府信息服务的重要对象。政府应该以各组织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体形式向其提供国家政策、行业经验、技术前沿、国际形势等信息，加强对组织发展的服务与指导。

在服务理念的要求下，政府还必须强化其对其他合作组织的有效监管。多个组织间的合作是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之上，其中管理透明化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在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下，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被弱化，这意味着政府在立法、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等方面的职责要加强，而行政指导有效性的发挥则必须建立在政府掌握办学机构的充分信息这一基础之上。

3.信息技术作为政府、学校提升内部组织效能的工具

机构的自我发展是提升教育服务质量的另一主要途径。在信息社会，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构建学习型组织，支持组织学习，已经成为组织修炼内功的一个重要渠道。信息技术在促进组织扁平化、促进组织内部沟通协调、优化工作与学习流程、支持组织学习、促进组织知识管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各地的学习型学校、学习型教研组织、学习型机关的建设中，都不应忽视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

总之，完善的教育服务是一个综合体系，不仅仅要面向全体学生，还要为家长、教师、学校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如褚宏启教授所述，我们“不仅通过举办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还要通过加强培训机构、教研机构和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为学校发展、为校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为社会了解教育提供专业和信息支持”。

根据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用图3表示区域教育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支持体系的基本框架。

四、新理念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应用推进思路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近20年时间里，以硬件为核心的教育信息化工作模式和推进思路在我国处于主导地位。这对加速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步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但也使得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畸形：对硬件建设过度投资，置信息化软实力的建设于不顾，尤其缺乏对“人”的关注。要想突破当前教育信息化的困境，我们必须从以硬件为中心的思路转变到以应用为核心的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区域内不同成员的教育服务需求、教育信息需求放在核心位置来满足，才能推动区域教育信息化更加深入持续地发展。

新理念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应用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每个成员在承担信息责任的同时，也享受充分的信息权利。全体成员既是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者，也是区域教育信息化的服务对象。从这个理念出发，根据信息化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应用推进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如图4）。

1.围绕教育行政、科研部门人员展开的信息化应用

根据服务与治理理念，政府部门要从规划、指导、协调、监督、服务几个角度行使职能。因此，行政管理人员与教研科研人员需要获取来自办学机构的关于教育方方面面的信息，以支持数据驱动的科研与决策。

2.围绕校长展开的信息技术应用

新理念下，校长的办学自得到进一步强化，校长要对学校发展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就要求校长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校经营上，放在教师和学生身上。信息化有助于学校管理者进行基于数据的校本研究和决策。

3.围绕教师展开的信息技术应用

新理念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更为重视向广大教师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化培训和数字化教研不仅能减轻教师工作负担、有效缓解工学矛盾，而且有助于知识分享、知识管理，能更好地促进学校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另外，在基于计算机的数据分析与挖掘的辅助下，教师更容易克服传统的经验型的教学分析方式，增强自身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围绕学生展开的信息技术应用

以学生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应用主要强调数字化教育服务的传递。传统理念下，对学生的数字化教育服务往往只限于课堂的教学信息化，这在人群覆盖和时间覆盖的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应用应该渗入学生方方面面的活动中，其范围也不限于教学活动内容的信息化，还应该包括活动组织管理的信息化、活动过程记录的信息化，以及活动评价与反馈的信息化等。

5.围绕家长展开的信息技术应用

在以往的信息化进程中，家长要么扮演一种被忽视、被遗忘的角色，要么扮演一种信息接收器的角色，很难有机会发出需求和反馈的声音。新理念下，家长和学生一样应当被置于信息化服务的核心位置。通过增强对家长的信息服务和教育服务，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和主动参与配合学校教育的意识，以形成家校互动的良好局面。

6.围绕一般社会公众展开的信息技术应用

区域内家长以外的一般社会公众也是区域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态度、认识、支持配合也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本着政务公开、服务大众的理念，也应该向一般社会公众提供相关教育信息和服务，以便在更大范围提高教育满意度。

五、结语

现实困境告诉我们，在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过程中重管理轻服务、目中无“人”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更新理念，变管理、管制为治理与服务，充分考虑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各个群体在信息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任务，提升教育信息化系统在提供数字化教育服务与教育信息服务两方面的能力，发动群众，也依靠群众，探索出一条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深入持续发展的新路。

篇10

关键词：新经济；理财理念；人本理念；创新理念；信息价值理念；法治理念

一、人本理念

人力资源是新经济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优秀人才的创新思维往往能造就巨大的财富，正所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才郎”。就企业发展来看，人力资本在新经济发展中已成为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本，企业能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占有什么档次的人才，占有多少这种档次的人才以及如何开发与运用这些人才。因此，企业家必须树立“人本”理念，重视现有的人才，招揽紧缺的人才，并努力为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均奉行以行为科学为依托的“人本主义”管理。人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的能动作用正在凸现，人力资源也成了新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当今市场竞争表现为商品竞争，商品竞争的本质是技术竞争，其实质则是人才竞争――科技人员创新能力的竞争。这便要求理财人员充分意识到在新经济的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源是会计主体的一项资产，而且是企业组织中一项举足轻重的无形资产，是生产过程中惟一能动的资源。把人的成本和价值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的计量和报告，其目的是便于把人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管理与配置。这样才能树立以人为本的理财观念，将各项理财活动“人格化”，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创新理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新经济的发展中，由于新产业不断涌现，产业调整与升级加速，产品更新加快，技术周期缩短，创新也成了一个企业永葆生机与活力，赢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新经济的发展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适应这种创新的要求，理财人员就必须具备创新理念，善于产生先见之明。由于创新的拓展与扩散，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理财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便要求理财人员在财务会计工作中既要遵循理财的相对规范性，又要充分注意市场中每个会计主体的特殊性。因而理财人员便不可能用一成不变的财务管理经验、财务管理方法去适用于所有的理财对象。理财人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效推动理财水平跃上新台阶，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理财素养，适应新经济对理财灵活性、变动性的要求。

三、信息价值理念

从理财角度来看，信息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和人脑能够感知到的知识与技能以及有关的其他消息。其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信息是可以共享的，可以同时为许多人所占有、所使用；信息的作用和价值可以随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信息可以多次使用，在使用中并不损耗；信息在使用中不仅不会损耗，而且可以增值，可以产生出新的信息。在新经济时代，由于信息产业化的高速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信息和知识成为社会和组织的核心战略资源，整个社会和组织沉浸在巨大的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这使得知识及理财信息成为共享的资源，对理财中的信息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为，传统工业经济下信息用户注重的是财务信息，在新经济下信息用户不仅要获取财务信息，还要获取非财务信息；不仅要获取定量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定性信息；不仅要获取确定的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获取历史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预测信息；不仅要获取企业整体信息，还要获取分部信息。在信息质量上强调信息的相关性、一致性与及时性。同时，信息用户还要求拓展信息披露内容，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揭示，把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财务报表内，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报酬与风险的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增加对财务报表表外项目的披露，如长期租赁、长期购买协议以及与其相关的机会和风险等表外项目；分别列示经常事项和非经常事项的作用、影响；列表揭示分部信息；披露资产顶债计量的不确定性；提供不定期的财务报告；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总之，会计信息用户要求获得尽量多的信息以利于其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会计信息用户还要求信息披露电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