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城乡一体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城镇化的范畴。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伴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走向衰落和终结。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进，并得以不断完善。某种意义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继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至今，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而也成为当前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设计的。从该制度的法理内容来看，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达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从制度实施的现实来看，村民自治实际上在执行着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村委会在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管理中发挥着领导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然而，由于村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村自治。要让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村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将村民自治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纳入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在地市一级的行政辖区内，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统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并实施统一管理。打破城市与农村分离的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领域里各项投入，编入到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为了深化村民经济活动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因集体产权模糊而引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乡村在经济管理方面必须推进集体产权的确权改革，也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或其它集体产权加以细化，将具体权责范围明晰到农民个体之上。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集体产权交易机制，使农民个体的产权收益更加明确。

此外，按照城乡一体化方式，建设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村民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可以参照城市居委会建设模式，由村民直接选举，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支出之中，以确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统一地、正常地运行。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服务村民生活。

将村民自治作为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去加以发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项制度改革与创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将为城乡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农村与城市之间最突出的差别问题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靠农民自我建设和中央支农资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变迁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谓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有自治，传统乡村自治通常是在乡村精英如族长和宗教权威的主导下运行的，此种自治虽保证了村庄的相对独立性，但其实并未实现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过于强调村庄内部自治导致村庄封闭性增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从传统自治向现代自治转型，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乡村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社会变迁发展与城市化，一部分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居住和生活。从迁移理论来看，人们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行为，主要受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乡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镇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机制就是乡村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机制主要是城市优越于乡村的社会条件及因素。不过，从人类社会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城镇化并不只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聚集。城镇化同样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既需要有乡村生活物质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营造现代的人文环境，即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完全能够支配而且应该由个人来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务，所以自主选择、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乡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为乡村民主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基层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首先，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出多数村民所信任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协调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即为不断改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而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民主生活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社会基础。让广大村民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基层选举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从而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形成民主化的风尚和环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也将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得以体现，即乡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生活中的事务能够自主决策、能参与村庄内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务的决策。村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而不是让村委会来实现自治。因而民主决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组织之中，而需要拓展为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这一原则和制度就是要促进村民个人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为选择。当村庄成为人们自主生活的社会空间时，一方面广大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激发起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决策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将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只有当村民独立自主支配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时，农村的要素市场才能发育、发展起来；只有农村市场发展起来了，农村才会进一步开放；农村只有走向开放，才会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农村，农村才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将主要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政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应该走向社会管理领域，即乡村民主管理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性事务或生活性事务之内。目前村民自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不分。制度设计赋予村民自治过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效益。如果让村民自治回归到民主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的生活性事务，其职能也就走向专门化、单一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会更加对称、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民主监督主要是在村庄及村民内部对共同生活的事务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监督。由于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着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产权收益的职能，以及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村委会的，即村民对自治组织的监督。村民之所以要对村委会实行监督，村委会之所以要公开村务接受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村级自治组织拥有了较大权力，成为一种类似权力机关的组织，而与法律所界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相一致。所以，当村民自治组织逐步去权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监督村委会，村委会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会监督职责，在构建基层良好社会风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过相互监督和行为自律来达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就需要提高个体的社会性，以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个体社会性的提高必须通过法律及规范来规制个体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使个人遵循法律和规范。由于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见，因而充分发挥其对基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教育功能，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

走向社区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会空间，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将主要体现为村庄的社会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于、越来越类似于城镇社区生活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乡村在社会管理上就需要朝着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统一起来。

在社会学意义上，传统的村落尽管也属于一种社区，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和长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场域的居民而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的存在和维续主要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纽带、礼俗规范以及认同边界，因而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时也容易使社区封闭起来。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建设则是在开放的社会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即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建构社会共识、规范和秩序。

从发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关键是要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三个问题：一是村庄的封闭性，二是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三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状况而言，难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虽对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有促进作用，但对乡村发展问题还可能具有强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深化改革和创新。

首先，村庄的封闭性使得乡村发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环的方式发展，即通过村庄内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维持着乡村的存续。由于封闭的乡村难以让新生力量进入，因而乡村发展最多不过是村庄内部面貌的更新，而难以与社会转型保持协调。未来的村民自治需要改变乡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须超越传统村庄自治理念，走向现代社区建设。通过乡村社区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基层社会力量更好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促进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社区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匮乏，由此也可能导致乡村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庄因此而走向终结。尽管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种趋势，流动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村庄的衰落和终结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乡村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下发生的，由于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现代化，而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维持在传统落后的状态，农民自然会不断地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乡二元体制存在，这种乡村人口净外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要缓解和改善目前乡村单向外流局面，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社区得以更好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同样达到现代化水平；二是乡村社会是充分开放的，即乡村市场必须充分发展。要让村落社区不仅发展成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再次，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促进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的发展。如果只有城市扩张和发展，而乡村不断走向衰落和终结，那么这一发展过程很难说是协调的和良性的发展。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将是解决乡村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趋势。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保障，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把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管理转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即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和发展乡村社会。目前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已基本从居委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促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转变，也将会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生活环境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会得以持续地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理想选择，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更好地改变人们固有的城乡差别观念，形成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新理念，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心，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乡村得以更好地建设与发展。由此打破传统村落边界的封闭以及旧体制的束缚，把乡村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篇2

关键词：新农村 和谐 社区建设

1.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农村社区是人类最早的社区形式,是指以农业劳动为主,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聚集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其显著特征是:人口规模和密度小,社会关系封闭且结构简单,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原则,新农村社区建设应以农民为根本,为农民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机制和环境,继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满足社区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基础,积极开展社区的和谐建设,并以此推动整个社区事业的发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促进农民、社区和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社区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生活方便、治安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社区,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2.当前农村社区的发展特点

相对于传统农村社区，当下的农村社区正在发生以下变化：

2.1开放性。传统农村社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自然经济不需要与外部进行交往，具有地域封闭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

2.2流动性。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流动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外出务工经商。

2.3变化性。当下，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变化之快，使人难以预料。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图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农民。

3.如何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

新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社会的建设过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型的制度平台。

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由村落到社队，再到村组的体制演变过程。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都是有序的。但要将不同的人口融合为一体，形成有秩序的共同体，必须借助一种力量进行整合，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传统农村社区是与传统村落制度密切相关的。这种社区是长期历史自然形成的，其基础是自然村落。传统村落社区主要依靠长期历史自然形成的内部传统进行自我整合，如家法族规、乡土礼俗等。所以，先生将乡土中国称之为“礼俗社会”。因此，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的生活共同体，作为“横暴权力”的国家一般不干预乡村生活。尽管传统农村社区井然有序，但其生活资源甚少，生活变化甚小，人们只能祖祖辈辈过同样的生活。

传统村落制度是上下脱离、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进入现代化过程之后，传统农村社区迅速解体，其重要表现就是村落自我整合的功能日益弱化。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农村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国家的外部性整合。体制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国家全面深度介入并按照国家意志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的产物。在“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下，农村社区由文化的自治共同体变为行政的生产共同体，即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构成的社队体制。国家的全面深度介入，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和与国家的离散性，强化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将农村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上下脱离”的体制，另一方面则弱化了农村内部的横向联系和认同感。

体制废除后，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村民委员会在家庭生产经营基础上实行村民自治。从家庭经营和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生产共同体，但仍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大都由原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转变而来。这种村组体制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建构的特性，并服从于国家行政统辖的需要。特别是公社时期形成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继续沿袭，国家通过行政任务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宏观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得村民委员会组织趋于行政化，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治理主要是围绕“上级”的行政任务开展工作，为本村村民服务的功能随着集体经济体制解体而进一步弱化。

篇3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社会；嬗变；对策

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农场“谁来种地”的破解路径，201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JRS-2014-9003）；河北省引进留学人员资助项目（C201400167）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2日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2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城镇化人口的过半表明中国经历了史上最为壮观的城市化进程，目前这一进程开始呈现一种从增速到减速的过渡状态。不能否认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路径，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转变的助推器，导致了社会进步、经济高涨，城市改观和理念重塑。然而，在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加速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首当其冲的是广为诟病的“伪城市化”――人员的流动并没有实现权利和福利的同步流动，即涌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相对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户籍、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其次与城市化伴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的匮乏、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在广阔的农村天地，受城市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存在了几千年的乡土中国，经历着小农经济体制的建构、文化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何化解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之殇？乡土中国的生命如何得以延续？

一、乡土社会的嬗变

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就世界范围来说，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前进的必然选择，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后，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一）乡村空心化日渐加剧。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涌入大中城市及其郊区，农村人口显著减少，不少远离城市的村庄普遍出现人走房空现象，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大量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常年无人居住，甚至坍塌损毁，这些小而分散的宅基地已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整治的“顽疾”。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或经商，耕作方便的田地由朋友亲戚代种，一些离家远、耕作不便的田地只能任其荒芜。大量耕地抛荒造成宝贵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根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农村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存在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为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隐患。近几年我国交通体系尤其是高速、高铁的明显改善，城乡人员互动增多，信息网络覆盖面逐渐扩大到城郊地区，先进的外来强势文化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家庭意识日渐淡薄，恋土情节趋于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日益边缘化甚至有逐渐消失的危险。城市化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进而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联动空心化，最终形成乡村的“空心化”。

（二）留守之殇。目前，每年大约有1，800万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导致乡村人口年龄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尹延庆认为，当前农村留守人员呈现“四化”特点：留守劳动力女性化、留守家庭老龄化、留守情感淡漠化、留守环境复杂化。据2013年全国妇联《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快速膨胀。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38.37%。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6～14岁）学龄阶段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48.31%。据2011年统计数据，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达4，000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的弱势群体，三留守人员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就留守儿童而言，父、母或双方常年在外，处于“准单亲”或“准孤儿”状态的留守儿童交由老人或亲朋好友代管，缺乏有效监护，长此以往与父母感情疏离，容易孤独与无助；学习之外留守儿童还要承担家务劳动，照料祖辈和弟弟妹妹；一些儿童由于教师关注度不够和学习压力大等原因，性格孤僻抑郁，缺乏安全感，普遍存在自卑感和逆反心理。总体而言，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学业失教、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与留守儿童相依为伴的留守老人也面临着沉重的生活负担，负责家庭生活供养、农业生产投入、看病就医等支出，田间劳作之余抚养孙辈，学识有限导致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子女常年在外，空巢老人缺乏及时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基本服务，其中不乏孤独离世无人知晓和“小病忍、大病拖”的悲剧。

（三）乡村社会失序。乡村社会秩序亦即村庄内生秩序，主要是指村庄在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实践与沉淀所自发形成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状态。乡村秩序是指乡村的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的互动，乡村社会处于均衡与稳定的状态。村民是当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客观上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文化、精神交流活动来保持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倚借于稳定而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即乡村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环境和谐，村民生活幸福，身心愉悦。梁漱溟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下的关系社会，儒家伦理道德是构成乡村社会关系的核心理念，社会利益关系从属于伦理道德。受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伦理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即原有的伦理本位逐渐被利益本位所取代，市场交易和谋求利益成为人们构建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悄然崩塌，价值理性和传统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乡村的伦理秩序悄然发生异化，不少乡村地区频现伦理危机。具有“空巢之乡”的河南夏邑县业庙乡陈庄村10余名留守老人连续遭受达3年之久，这不仅是社会的耻辱，道德的沦丧，也折射出留守之殇。无独有偶，留守女童也成为一个容易遭受的“重灾区”。山东东平女生“浮出水面”，这仅仅是众多留守女童悲剧的“冰山一角”，此前早有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里，广东就有逾2，500名女童被，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而且女童者65.74%是熟人，被侵犯的留守儿童则占到半数。广东一省已是如此，如果把视野再拓宽到外出务工者众多的其他省份，被的留守女童一定会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6月28日下午，河北一8岁男童晓辉遭11名同学围殴致死，涉事同学均不满14周岁。据了解晓辉6岁即遭母亲遗弃，父亲在外打工，平时在校内屡遭高年级同学欺负。晓辉的悲惨遭遇不过是留守儿童群体的缩影，孩子们为城市化进程付出了沉重而惨痛的代价。施暴的同学闲来无事在村内找人打着玩儿说明了这帮少年的无知与暴力至上，打人犯法、对文明规则的尊崇、对生命教育的敬畏似乎从来不曾存在于他们心中。道德的沦丧、良知的泯失、法律的无视加剧了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秩序混乱。

近年来，由于征地、土地流转、拆迁引发的基层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官民纠纷成为当前困扰中国乡村社会的痼疾，并有激化和失控的趋势。仇官情绪、拆迁血案、官民对抗等群体性暴力事件无疑是对传统行政体制和权力制度的挑战，严重危害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褫夺乡民的权益为代价，更不能用人伦道德、法纪纲常、乡民行为方式和家族观念为赌注。

（四）新生代群体――混混的横行。曾一度销声匿迹的特殊群体――“混混”，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在乡土生活中得以复兴。这些“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田里农活一窍不通”的年轻农民不读书、不务农、不经商、也不打工，整天游荡玩耍，小偷小摸，成群结伙，打架肇事。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主导力量的这些农村新贵，其出现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他们脱胎于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缺乏对子女的管教，亲情疏离导致留守儿童情感淡漠，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知识，游手好闲，逐渐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村庄的“空心化”导致老幼妇孺留守家中，他们缺乏基本的人身保护常识以及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即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客观上为黑恶势力滋生了发展空间。在一些地方，地痞恶霸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甚至对基层权力组织形成一定的控制，出现“组织真空”，村民自治和基层行政治理体系遭遇双重破坏，乡村社会陷于失序状态，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弱势群体，自然沦为混混掠夺和侵害的对象。

二、对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对乡土中国的影响与冲击应理性分析，积极应对。

（一）破解乡村空心化。乡村空心化表面上是由大规模的农村人员向城市的迁移引发，实质上是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竞争吸引力弱，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低，农民种地赚不到钱，谷贱伤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宁愿到外地务工也不愿回家种地，宁愿良田被征用也不要守候家园。种地增产不增收，更加剧了人员外流，让农民回到土地上难，在土地上赚钱难上加难，由此形成一个不良循环。治理乡村空心化，首先从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入手，探索农村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与政策体系，整合现有土地资源，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积极培育新型农业，加快农业传统生产功能向观赏、科普、休闲、度假、体验功能转变，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辅以完善的资金扶持、技术引导、政策优惠，提高农民的务农积极性，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断层集中表现为农村留守人员的老龄化和农业素质不高，这也是良田抛荒、农业凋敝的原因之一。当下应在乡村开展全面培训，提高务农人员的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使留守人员农业职业素质显著高于迁移人口素质，遏制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确保农村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增收、农业增产。

（二）关爱呵护留守人员。作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留守人员的生存困境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关爱留守人员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和家庭各方共同发力，齐抓共管，营造一个和谐而温情、平等而友爱的大家庭。

一是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法律制度上切实保障留守人员各项权益。

二是健全管理体系。建立由基层政府主导、各级指导、部门联动、村民参与多位一体的基层管护体系和涵盖治安、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在内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基层乡村的管理水平。

三是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成立服务型社区。加大对体育、娱乐、文化、保健等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改善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由心理辅导老师组建留守儿童成长中心，定期开展心理教育；引导留守妇女参与各种文艺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提升幸福感；定期走访空巢老人，给予精神慰藉和生活服务。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层社区医疗服务设施，改善就医条件，加大乡村医疗救助补贴，为留守老人提供健全的就医、托管和护理服务。

（三）乡村社会失序。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关爱留守人员，保障各项权益及身心安全必须完善乡村各项建设。

1、文化建设。在乡村社会重建一个符合现代价值的文化伦理，用最朴素最原始的人伦纲常建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着力提升乡民共有的人文情怀。乡民做到自我约束、彼此约束，学会怜悯、学会敬畏生命、敬畏存在。乡民之间互助友爱、共同抵制道德滑坡、良知沦丧等事件，守护心灵净土，共建精神家园。

2、基层法治建设。利用各种形式普及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培育乡民的法律意识，乡民不仅知法、懂法、守法和遵法，更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强化基层组织的法律权威，法治严明，执法为民，切实保障乡民的公共安全。否则乡村社会难免深陷“强人治村”或“地痞治村”的泥潭，乡民因受制于自成气候的“南霸天”或“混混”，最终会生活在一片没有文化和法治的“无人区”，黑恶势力胡作非为的后果只能由乡民买单。

3、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农村道路、农村能源、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投资建设进程，努力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及农民生活环境，打造便利快捷、环境优美、安居乐业的社区，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家乡创业置业。

4、乡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努力推进农村医疗、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改善留守人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建立对特定区域、特定人员的救助帮扶机制，切实有效地提升留守人员生活质量。

5、乡村内生机制建设。加快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步伐，扩大就业渠道，培育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共同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实现“重返家园、情归故里、福泽乡野”的美好愿景。

三、结语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其带来的社会进步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正视其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其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嬗变，更要理性分析，科学决策，多方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确保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顺利、平稳转型。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秋余.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N].人民日报，2012.3.20.

[2]尹延庆.正视农村留守人员“四化”特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中国西部科技，2006.30.

[3]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M].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4.83.

篇4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路径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差别，这不仅表现在城乡经济收入差距悬殊，还表现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质量、政策待遇、文化教育和观念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我国在城市和乡村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别，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十二五”规划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大改革任务。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突破多年来城乡分割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让农村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内涵

体制是指维持国家、社会和区域运行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法律。组织体系指的是组织机构，制度指的是保证组织机构正常运转的规范。机制是指客观事物（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组织、联结方式和要素功能发挥的方式。经济运行机制是指该社会经济在内在力量推动下用一定方式使社会经济主体相互制约和作用，产生效率和公平。机制蕴含在体制的内部，机制的形成与改变离不开标准、规则、程序三个要素。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要把城市和乡村放在平等的地位并尽可能考虑农业的公益性，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建立长效稳定的建设发展和帮扶机制，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纠正体制和政策上的城市偏向，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顺利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体制创新为基础，促进机制的形成与作用。城乡体制统筹重在城乡制度的统一，以制度改革作为前提，使农民在教育、财政、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实现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运行机制是在体制统筹的基础上，对城乡统筹机制形成的动力、作用机理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1.创新体制机制有利于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瓶颈

体制机制带有根本性，体制构建和运行机制具有可以引导整个社会朝着制度确定的方向发展的功能。完善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证，也是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瓶颈的有力武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从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到经济、法律、资源、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体制机制构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工程，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创新体制机制有利于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和土地制度改革

伴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鼓励和支持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建立农民宅基地退出、土地流转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农村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有效解决新形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所引发的土地撂荒、流转纠纷频发和规模化经营困难等突出问题的关键。

3.创新体制机制有利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确定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维护和保障其合法权益，鼓励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有利于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产业化，从而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通过一系列推进农村城镇化的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如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行城乡户籍一体化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迁移制度，实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的户口准入制，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探索城乡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等，将大大促进城镇化的步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4.创新体制机制有利于推进城乡金融体系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目前是我国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农村资金最紧缺的时期。通过放松对农村金融的管制，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改革目前的政策性银行支持体系，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等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融资投资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资金保障。

我国的农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通过推进城乡公共财政投入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大公共事业经费向农村的倾斜力度，全面提高财政保障农村公共事业的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现路径

1.从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为着力点，创新财税体制机制。要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要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积极调整财政支农结构，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起以“农民投入为主体，财政投入为引导，信贷投入为依托，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

2.从破解农村金融瓶颈制约的目的出发，创新涉农金融保险体制机制。创新涉农金融体制机制，放宽涉农金融准入政策，着力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努力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相结合的农村资金供给的信贷体制和融资机制。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村信贷管理和担保体系，不断提高各类金融主体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3.从落实农民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高度，创新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体制机制。土地和劳动是农业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只有使之成为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才能够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条件，用政策法律保障土地流转；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建设，完善土地流转机制；积极推进农地股份制试点。同时，探索土地的种植经营权市场化模式，强化政府引导农民适度规模经营的作用，鼓励城镇或当地资本组成“龙头企业”，建立“土地银行”。

4.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权益出发，创新社会保障体制机制。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重点。同时，成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机构，各地要从民政部门、劳人部门、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等相关部门，抽调经验丰富、熟悉业务的人员进人农村社会保障部门。明确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障可持续性。

5.从提升农民整体素质着眼，创新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体制机制。继续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关系国民基础素质，也关系教育者的基本人权及发展起点公平与正义；加快发展职业教育。针对农民的需求特点，向农民提供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培训和技术培训班，使他们掌握一些社会需要的技能；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和智力优势，统筹城乡教育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统筹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多渠道保障优质教育供给；对游离于城乡间的农民工群体强化就业培训指导，健全社会保障。

6、从落实“以人为本”重要思想的高度，创新城乡就业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促进就业中的引导作用，努力开辟就业岗位， 鼓励和扶持自主创业带动就业，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就业渠道；健全就业服务制度， 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基层工作平台制度，为城乡劳动者就业提供有效服务；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维权体系，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就业环境。

7.从落实“三农”重中之重地位的高度，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要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进一步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加大行政审批中心建设力度；完善行政审批的方式，强化行政审批监督；切实解决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共同治理、委托、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新农村治理理念，创新农村治理体制。要发展基层民主，依法搞好村民自治.推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关心乡村干部的工作和生活，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和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谢扬.找准切入点培育城乡统筹的体制、机制[N].中国经济时报，2009-4-24.

[2]刘杰.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J].学习月刊，2008（9）.

[3]陈学法.二元结构变迁中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变革.体制改革，2010（3）.

[4]郭翔宇、颜华.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机制、对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5]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与挑战[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篇5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参与式治理 流动农民 留守群体

一、主要背景

随着现代城市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今社会呈现出新特点：一.农村居民摆脱了和村庄组织的束缚，冲破了由户籍制度形成下的城乡二元格局，他们中的大多数涌入城市，这种城乡原有治理状态的崩解过程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二.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多样化，民众的利益诉求也渐多元化，而农村社会发育缓慢，社群自主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二、现状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建立在违背生态和谐规律的基础上，发展效率有待提高。以Q乡为例，首先该地交通便利程度不佳，共同交通工具便捷及舒适程度较城市都有较大差异。第二，乡村内空气污染较严重，集镇马路上扬尘严重，空气污浊。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及工厂废气，反映出工业生产环节中对废气排放缺乏有力的监管及解决措施。

（2）居民民主意识、维权意识显著提高，且诉权途径的不断拓宽和社会公平的逐渐实现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个别腐败现象，即以的方式欺害百姓等无视法律的恶劣事件。并且，公民对个人基本民利的行使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对民主参与的兴趣普遍偏低。

（3）农村外出务工比例较高，由此带来的留守妇女及留守儿童问题值得关注。在对Q乡中两个村进行总体家庭务工状况的了解后发现，每户家庭居家的男性人数不多于两人，甚至没有，家中主要包括年轻的孕妇、抚养孩子的母亲、年迈的老人及未成年儿童和青少年。经了解得知，在农忙时节他们的耕地会有返乡的农民工及家中青壮年妇女共同耕作，而在平时，家庭主要承担生活、抚养和养老的职能。由上述现象带来的问题有：村内治安状况不佳、村内卫生治理情况较差、学龄儿童受教育水平较城市有较大差距、老人养老方式单一等。

三、问题讨论与建议

（1）农村经济发展无疑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针对当下出现的“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做法，首先在政府层面应该提高农村工业准入门槛，杜绝高污染低治理的企业进村，坚持“以农为本，不让工业污染威胁农业发展”的原则，同时加大对现有农村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其及时改进处理污水废气的设施及对策，对无良企业加大惩处力度或直接取消经营资格。其次，政府及农民应协同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创新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等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2）大力提倡参与式治理，即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即营造“小政府，大市场，好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在具体方式上需要做到推进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社会自主治理，构建公民社会。在农村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建构过程中可借鉴杭州经验来拓宽多渠道的社区决策参与，具体形式有：提倡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即通过这两种会议的召开聚集村民，启发民智，共同商议以提高村民在村务中的显示度；建立“和谐社区居民建言献策”奖励制度以鼓励村民针对村内事务提建议。通过上述方式引入多元的社会力量，经由政府和居民群体双向的良性互动来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达致善治的目标。

（3）推进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走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化道路。从整体社会乡公民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致使第三部门得以发展，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得以凸显。在广大农村倡导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参与，推进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包括：社区文娱性组织，如秧歌队、广场舞团体；公益性组织，如“留守儿童之家”。这些组织客观上可激活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治理过程同时促进社区生活系统的组织化。通过村民易于接受的形式，增强村民间沟通交流的机会，促进村民关系的和谐。

（4）针对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出现的各类问题，在村内组织“流动农民之家”和“留守妇女之家”。根据2004年对南京务工经商的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有：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和紧密度均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低，且网络的性别趋同性强、异质性低；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农民的地缘作用下降且业缘力量不突出。以上调查数据可说明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较弱，他们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支持。同时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造成的“留守”现象也给农村生活中增添了诸如“留守儿童”缺少关爱和保护，“留守妇女”安全和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留守老人”孤独无依无人照料等社会深切关注的问题。因此，“流动农民之家”旨在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就业辅导、代购火车票等返乡便利等以增强该群体间的联系，为彼此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留守妇女之家”的服务群体不仅局限于留守妇女，更有留守儿童和老人，该组织的存在旨在通过定期的彼此交流和情感辅导、心理咨询等服务来排解留守妇女心中的压力，增强面对生活的信心，同时对其孩子和长辈分别提供教育上的建议和养老方式的优化途径。即积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参与功能和服务提供功能。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以更好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剩勇，徐. 参与式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J]. 浙江社会科学，2013.

[2]陈剩勇，徐. 参与式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J]. 浙江社会科学，2013.

[3]童星. 创新社会管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篇6

一、究竟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

究竟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政府免税的目的与免税本身的社会经济价值是两回事情。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后面的问题很有意义。

很多人把农业税看作一种土地财产税。如果这个说法能成立，那么，免除农业税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国目前还没有普遍对财产征税，对农业领域的耕地占用征税也不应该。在法律上，土地是集体的，农户不应该是直接的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财产的价值大小与财产的用途有关。就种植业来说，即使在农产品价格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农产品销售额中扣除包括劳动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以后，不会再有剩余，连地租也不能存在。这个账不用细算。如果说厂房设备可以用扣除折旧以后的净价值来确定财产价值，那么，对农业用地的财产价值不能用这种方法来估计。可以认为，中国大量的农用土地是“边际土地”，其财产价值是零或负数。此外，把农业税当作对地租的替代，更是讲不通。

免除农业税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农业部门看作一个效果高度外溢的经济部门，政府理应免除对农业生产开征的税收。从技术性质上说，农业部门容易做到对环境的正向贡献，这不用细说。此外，农业部门还可以是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部门；农业产业是具有高度战略关联度的产业，这一点也马马虎虎可以讲得通，尽管在学理上并不容易说清楚。

免除农业税的理由从政府方面来讲，是因为农民收入低，征收农业税有失公正性，并在政治上产生很多问题。以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应该适用个人所得税。所以，从逻辑上说，农业税显然并不是一个针对所得征收的税种。

从历史的眼光看，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的一个表现。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时候，依靠市场交换方式，国家的非农部门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向农民征收粮食。市场关系改善以后，“公粮”转变为“农业税”。所以，农业税是国家对农民实行强制（管理）的历史遗迹。国家为维持对农民的强制（管理），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的标志是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县乡官僚机构。仅仅为了给农民和农业提供公共品，不需要这样庞大的官僚机构。但为了向农民征税和征收其他收入，就设立了大量机构。大量调查表明，许多机构并不向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品，只单纯是为了收费而生存。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不用我在这里作大量举证。当然，任何税收都有强制的性质，但强制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对低收入者征税强制是不公正的。所以说，农业税反映的强制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对农民的“强制”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在政治上是失分的。据对河北某地的调查，在一些合理假设之下，经计算，每向农民征收1元税费，付出的代价是1.7元。①从宏观面上看，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测算，全国乡级每年需要3700亿元才能维持合法生存，如果按支出的70％计算，也要支出2590亿元；而总来源只有750亿元，收支相抵每年相差1840亿元。②这样，粗略地说，在农业领域，政府在公共品的交易中处于“亏损”状态。从政治关系看，在引起农村社会关系紧张的因素中，税费征收因素曾经排在首位，近几年才发生变化。地方政府搭车收费，使得农民缴纳的税费总额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中央政府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遏制搭车收费的蔓延，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被动。

从以上分析进一步推理，可以认为农业税的征收事实上在实行分税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征收的理由。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过于高昂，以及这个税种的其他弊端，早已使取消这个税种成为必然。

停止征收农业税至少有两重意义：第一，政府要向农业和农民（真正的农民）提供无偿的公共服务。付，财政会是净赤字。税收是国家公器，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公器。对低收入人群应实行低税或免税，甚至实行负税，以体现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职能。个人所得税适用农民还是遥远的事情。第二，停止征收农业税还意味着停止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掠夺式交易。围绕农业税而发生的各种搭车收费，具有掠夺的性质，因为相关收费机构并没有向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二、免除农业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的稳定。乡村干部是乡镇机关的主要债主，而且也往往是“转手债主”，因为政府还不了债，或者还债时有舞弊行为，便使得一部分乡村干部也进入了上访队伍。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财政危机是严重的。应该说这种危机程度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此不用在这里多费笔墨来讨论。

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原因又在哪里？

是因为减免农业税影响的结果么？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结论。如同一个瘾君子断了而发生问题，我们不能把他的问题归结于中断的后果。按我们前面的简要分析，农业税这个税种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的；如果允许这个税种存在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大。只要有农民交纳的税金，就有了养干部、养机构的资金来源，就不能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公务人员。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抓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贴到问题的要害。按我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里，很多农业县的财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在我调查的华北某县，县财政甚至控制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给他们发放工资，逼使有的书记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的报酬问题。至于金融渠道的资金在农业县的净流出也要具体分析。农业县缺乏投资机会，农业贷款的成本又比较高，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出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

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更简单明了的定性分析和历史分析足以使我们把握问题的性质。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就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这样的农户其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要超过当今中国的许多农户，但这些农户没有表现出对“政府”的强烈需求。事实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实行的是所谓“皇权不下县”制度，农民通过社区人与皇权发生联系。社区人相当于现今西方国家在基层政治活动中的“志愿者”。那个时代的县政府也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从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湘西的县太爷没有县衙门，马背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对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以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它们。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又不能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每人每年2000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在大部分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农民的现金收入更少。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

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的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具有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个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③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只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④

三、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乡村治理结构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是完全错误的。公共权威机构的派出制已经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从政治学规律看，除非某项公共职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性质，否则实行派出制会产生严重的弊端。⑤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得到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传统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首先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其次还要逐步将现有集体经济通过改制转变为股份制经济或其他形式的私营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干部集经济控制权和公共管理权于一身的弊端。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⑥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提供服务，宁可撤销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的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就将其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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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结合部；社区整合；襄阳市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95-02

引言

对于处于城市扩张过程中的边缘区域，国外学界普遍使用的是“城市边缘区”（Stadtradzonen）、“ 城 乡 边 缘 区 ”（The Rural- Urban Fringe）、“ 乡村-城市边缘带”（Rural- Urban Fringe Belts）、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 Belts）“、转型区”（Zonein Transition）等概念。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社区首先是在整个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一个价值理想，也是一个理论范式，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在“总体性社会”和“市场社会”两种“非传统的”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在此” 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当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结合部社区。

城乡结合部目前出现的问题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密不可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大部向城市倾斜，对农村缺乏应有的资源投入，而随市场快速发展起来的城乡结合部在政府眼中仍然属于农村地区，因此缺乏有效规划与管理，城乡结合部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任由自身发展的状态，严重地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亟待治理。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社会人员管理起过相当重要作用的中国单位组织却日益受到来自市场化的压力，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关系被打破；市场化造成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国家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的单一行政性整合模式受到了挑战。越来越的管理需要下放到新兴出现的各类基层社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基层管理入手，即强化社区管理。社区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组织内，为了维护社区的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活动。本文拟以襄阳市S社区为例，对我国城乡结合部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谨陈管见。

一、S社区的管理现状

S街道地处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近郊，是襄阳市西大门，316国道和邓城大道横贯东西，襄荆高速公路连通南北，并留有出口。全街版图面积28.6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1.4万亩、滩涂资源近8 000亩，农业主要以蔬菜为主，兼有花卉、粮食等经济作物，工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现有工业企业近70家，是一个涉农型的街道办事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S社区快速由传统农业区转变为现代工商业区，村民变为居民，农村变为社区，农田变为工业和商场。目前，该社区现有常住人口3 140户，总人口7 450余人。

二、S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种粮不如种房，违法建设泛滥，亟须治理

随着近年来城乡结合部地价的飙升，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开始大肆违规建房以期在拆迁时等到高额赔偿。目前，S社区存在的违法建设主要有，一是乡镇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大量土地，用于建设厂房、商铺出让、出租；二是借农业结构调整、旧村改造等名义，规避用地审批手续或超范围建设，搞小产权房开发；三是通过出租、承包等以租代征方式，非法使用农业用地进行非农建设；四是村民未经批准强占边角地、绿地、耕地等，建房出租，谋取不法利益。其中，前三类属集体违法，第四类属个人违法，说明在违法用地方面乡镇基层政权、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个人具有一致性。

（二）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不顺，从而引发许多社会矛盾

城乡结合部说到底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往近郊农村在向城市转化过城中形成的过度阶段，这种特性造成了其城不城，村不村现象，一方面它必须接受以管理城市为主的社区的领导，但又不能实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其农村社区属性，决定了在土地所有权、户籍制度等方面只能实行农村管理体制。于是，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并存的交叉性矛盾，导致城乡结合部管理乏力和管理效率低下，最终只能是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好。而管理体制交叉性矛盾与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相结合，致使现行的管理体制大大落后于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甚至高度城市化了的城乡结合部村镇的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所谓城中村现象。特别是因为体制滞后，使土地所有权、户籍管理等问题难以解决，导致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建设不能纳入城市发展整体规划，形成了特有的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严重不相符的特殊人群部落。

（三）人户分离，农居混杂，流动人口密集，治安形势严峻

城乡结合部的人口构成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农居混杂”，指农民与居民混聚在同一村落。主要情况，一是本地现代小区建成后，许多城镇户籍的居民随之迁来，与本地农民形成广义层面的农居混杂；二是外来流动人口中也是农居混杂，既有农民工，也有外地城镇户口的务工经商人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外来人口的快速集中和高流动性、人员构成的复杂性、素质的低层次性和较高的犯罪率，已严重影响了城乡结合部稳定发展。城乡结合部社区聚集了较多文化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帮派性较强的流动人口，加上地方宗族势力和恶势力的抬头，极大地削弱了当地社会稳定的控制机制。另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资本下降，其原有的 “熟人社会”变成了新的 “陌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互动网络与信任，行为容易 “失范”。在调查中，我们着重对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做了针对性的调查，结果如表1。

表1 居民对所在地社会治安满意度调查

如表1所示，有61.6%的受访者对当地社会治安状况表示满意，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的社会治安较以前有所好转，总体上呈现良好的态势；而剩余36%的受访者则给出了否定的意见，即不满意当前的社会治安情况，这些人认为当前的社会治安还存在诸多隐患和问题，亟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善。综合来看，居民对当地公共安全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但仍需注意解决随时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指数。

（四）基础设施不足，环境脏乱，公共服务落后

一是社区居民娱乐健身设施较少，社区现有占地400多平米的文化活动广场，300平米的社区办公、老年活动用房，休闲小乐园。这些硬件设施能满足居住在社区办公楼附近的居民休闲娱乐需求，但不能满足社区其他角落居民的需要。二是商店较少，无固定买卖场所。例如，居民买菜是在路旁的小摊上，仅有8：00--9：00和17：00一18：00两个时间段营业，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三是路灯稀少，草丛浓密，建筑工地多，易造成安全隐患。

三、实现城乡结合部社会稳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强化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自治意识，促进社区自治

目前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乱象主要原因在于由村级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符合社区建设需要的各类组织形式没有充分发展，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建设滞后。我们应该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社区管理措施，把社会资本引入到社区管理中来，引导非政府组织、公众、志愿者、私人部门等多方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化治理的新格局。

这种背景下，社区建设的方向就不应是国家化与行政化，而是通过改变政府对资源分配的绝对控制，逐步弱化政府对社区的直接控制和干预，适当从社区退出，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的土壤。同时，重视中介组织的培育，把社区中的一些公益性事务转由中介组织或公益组织承担，从而使居民委员会卸下重负，淡化行政色彩，由此促进居民的自我组织与社区自治。

（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加快社区整合

社会学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纳入资本范畴，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帕特南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探讨市民社会与民主行政运作的关系，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并减少群体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并形成互惠合作的规范。网络是公民参与的前提条件与基本特征，活跃的公民参与是推进民主政治与获得良好制度绩效的有效保证。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是实现社区整合的又一途径。城乡结合部社区面临着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成员复杂、管理难度大等问题，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度，能够弥补组织和功能整合上存在的不足。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群体视角的社会资本，它涉及社区居民间的交往频率，社区居民的交往越频繁，对其社区的归属感越强，就越能够在整体上提升全社区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也有助于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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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社；现代农业；组织管理；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159

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3次重大改革。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亿元资金。城市社区长期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对农村社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挤压。目前，恢复农业活力、重建农村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成为重要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农村组织的管理涉及到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功能。农村组织不仅是农民自主管理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使其有承担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和能力。社会组织属于农民的自发组织，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农民权益。具体而言，农村组织能够起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反映农民诉求，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及规范行为，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作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具有“政治性”的特征，组织在应对环境诸种限制性要求的过程中，拥有自由和自主的领域。正如福柯说的“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和权力的任何操演当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土地在农民中的平均分配形成了对组织化的需求；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时，需要组织起来应对生产和销售中的风险。国内一些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农民专业组织的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生产专业化水平和商品化程度、政府支持、乃至户主的文化水平等影响因素紧密联系。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国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但“由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的转变”是社会管理历史演变过程的总趋势。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着整体的结构性碎片化问题。农村组织在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特性、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农村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在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分散和小规模经营这种土地制度短期内难有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农民融入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轨道中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意味着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成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食品需求转型，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导致了农产品品种、生产、销售等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得到迅猛发展。为了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进行大规模产业转型升级。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我国将形成以承包农户、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各类经营组织为支撑，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共同协作、相互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规避风险。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强，但是，其经济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已成规模。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巨大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发展依托于现代农业发展，这就要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区对于现代农业的正确认识并采取适当的农业发展模式与行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积极接纳和理解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直接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值得探究与分析。

1 D村农业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

为了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分析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笔者在在福建省S县D村进行了调查。

1.1 D村农业生产现状

S县位于闽浙交界处，武夷山麓东南侧，属传统农业县。总人口16.5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19万人，农业人口12.34万人。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倡导人是当时的村主任。作为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成立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规避风险的需求。D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烟草、玉米、毛芋、山露和竹笋。订单农业，作为现代农业产业的一种经营方式是当地农业的支柱。其中烟草、山露、玉米以及林地生产的竹笋都是以订单农业的形式存在的。特殊的订单农业使得村民的生产和销售有了一定的保障。

1.2 D村农业合作社组织管理模式

山露的种植发展历史体现了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管理模式。一开始，山露的种植是因为S县达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公司）需要农户提供食品加工原材料而在县内部分地区与农户合作，由公司提供种子，农户种植、收割后卖给亚达公司，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的发展模式，吸引了村庄许多多农户参与，迅速形成了超过133400m2的山露菜种植规模。亚达食品有限公司利用山露菜茎秆通过加工保鲜，生产成罐头以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远销日本。

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初期保证了D村133400m2露菜的销路，为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是，在种植山露菜两年后，即2012年，那位给东边村提供山露菜订单保障的顾问跳槽后，山露菜的销售就成了问题，种植山露菜的农户面临销售危机。如何解决农户的销售危机，规避农户生产风险成为了难题。当时恰逢D村在积极申请并建设生态农村，希望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种植和加工。村委看中了山露菜和竹笋的“生态作物”的特点，希望能促进山露菜和竹笋的种植，发展生态农业产业，提高村民收入。

在此背景下，D村在村主任为首村委会的带领下开始筹备成立村合作社。村委会宣称建立合作社的目的是满足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满足村民在农产品生产、销售需求），建立食品加工厂对山露和竹笋进行粗加工在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的基础上，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途径。要成立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不容易，需要符合2007《合作社法》的多项规定，还要面对合作社业务范围，村民入社的条件和途径，选址，资金等诸多问题。

合作社的注册、条件、证明等法务和程序由村长执行。所有村民都能入股合作社，但是只有董事才能参与管理（董事由村委主要领导和合作社股份较多的几位组成）。村委会一开始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建立在村里的废弃住宅区，但是由于部分村民不愿意以自己的宅基地入股合作社，因此合作社不得不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地址定在村庄对面的山下，挖山填土。于2012年正式成立并定名为S县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委会积极宣传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和村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好处，但是由于前景的不明朗，村委会提出的村民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多村民的支持，最后只有5位村民加入，他们筹集资金自己盖了厂房购买了生产设备进行食品粗加工。采取工厂化管理，合作社法人是村主任，村主任任厂长，负责管理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工厂每年生产每年2～3个月，期间会从本地村民中雇用短工50～70人参与生产。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竹笋和山露菜粗加工、销售。其加工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当地农民种植的，主要是来自东边村村民种植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与村民的关系是“合作社+农户”模式与亚达食品有限公司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出一辙。合作社和村民协商确定村民种植规模和要求，合作社负责以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出来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雇用当地村名将收购的竹笋和山露菜进行粗加工，加工之后对外销售。

1.3 农业合作社面临的风险

国外学者Miles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际上时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东边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山露菜的销售问题导致的风险。

2 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以此为背景下引申出了 “公司+农户”、“合作者+农户”等以订单为连接点，连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经营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本质被弱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与村委会有紧密关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农民经济合作社，多是由村委会或村庄“能人”倡导建立的，村委会或是组织者或是重要参与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领导层也是由村委会主要干部和村庄“能人”构成。他们在村庄这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因为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是在合作社成员面临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的时候发挥其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的重要原因。与学者的“理想类型”“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有着极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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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行政的过度干预与村民自治功能萎缩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衡。要改善这一关系，一是要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要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力量及其制度模式构成我国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二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权，村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自己进行管理，按照民主的原则实行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两者产生了诸多矛盾，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而当前西部贫困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交通落后、土地分散、粗放经营效率低、公共卫生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现状，急需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的民主创造性和主动性，并且需要国家负责任的引导和帮助绝不能将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变相转嫁于农民或压制村民自治运行。所以正确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分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此规定明确界定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关系在法律上的定位，他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但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现状而言，现实中的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常常与法律法规存在着种种偏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频繁干预与过度控制，将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进行行政领导，布置各项任务并下达行政指令，从而将乡镇行政权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转嫁于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造成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空挡与错位。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乡镇行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人事控制。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村民会议负责，乡镇政府无权任免，但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通过在村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人实行对村的问接控制。例如在选举中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进行限制，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转变成乡镇政府的“人”，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角色错位。虽然便利了乡镇政府对村的管制和所属行政责任的完成，但往往造成村民心目中精英人物落选，压制了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构想与向往，实质上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一种剥夺。

第二，在日常事务中进行行政干预。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下有时乡镇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委会进行“指导”，它还直接“领导”村委会；要村民完成乡镇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村委会仅仅协助是不行的，必须由村委会“负责”完成。所以实践中村委会承担着诸多乡镇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使村委会成为“准政府”，这样以来村民自治组织便陷入忙于繁多的政务而无暇顾及村务的局面当中，以至于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日益萎缩，村民自治原则也被消解于无形之中。

第三，乡镇政府对村委会进行财政监控。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着集体经济薄弱，财政基础有限的现象，而乡镇政府往往凭借自己的财政监控职能对村级财务进行管理，进而影响整个村的管理形式，缺乏经济基础的村委会也只能听任乡镇政府控制。

第四乡镇政府对村委会进行价值控制。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缓慢，需要国家提供各种贷款救济及其它资源供给，使得乡镇政府可凭自己手中掌握的这些社会价值分配权对村委会进行调控。

二是村民自治的偏斜运行，导致村民自治功能萎缩。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但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只注重强调民主选举，认为“对大多数村民而言，自治权利不过就是在三年中参加一次投票而已”。村委会也片面重视村级换届选举而忽视其它环节运行；自治组织结构中除村民自治中的执行环节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个“实在”机构之外，民主决策环节及相关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环节都是“虚位”的，因此，在自治实际运作中出现失衡现象，造成村民自治呈偏斜状态运行，使村务管理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和损害村民利益的现象，降低了村民自治的实效。

二、实现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良性发展的思路

通过上述对西部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的分析，为保证村民自治的健康运行和乡镇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立足贫困地区现实，从改善乡镇治理和提高村民自治两方面出发，努力寻求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

(一)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

首先，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管理范围，实行依法行政。《村民委员组织法》只是笼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操作，使乡镇干部很难把握。所以可在总结村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组织法实施细则》，从实际工作考虑，对乡镇政府行为进行明确规范，明晰那些是属于正常政府行为，那些是属于不合理的干预。

其次，合理划分二者权限，界定村务和政务。所谓政务是政府管理的事务，它具有国家意志性，是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事务。村务，是在一村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它涉及的是一村范围内村民的共同利益，是由一村之内的村民共同管理的事务，具有群众自治性，体现的是一村范围内村民的公共意志，由村民共同决策、共同遵守。所以，乡镇政府要区别二者的范围，凡是政府的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上不属于政府的职权。因此，凡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属于政府办理的事情，如果是村的共同事务，就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如果不是村的共同事务，就属于村民个人事务。对自治领域的事务要给于指导和支持，要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不加干预；对非自治领域的事务要通过引导和监督的方式进行管理，以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其三，转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首先，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要提高认识，明确乡村关系实质，将上下级隶属、指令性执行观念转变为平等互助、民主协商观念。其次，乡镇政府布置任务，要根据村民委员会职权和各村实际情况，与村委会协商，再由村委会组织村民或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改变过去指令性工作模式。再次，乡镇政府改进工作方法，学会指导，指导村委会依法换届选举，尊重村民民主意愿，不委派干部，广泛开展村民自治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形成健康、有序的村民自治氛围，帮助贫困地区农村进行村民自治。

其四，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贫鼠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扶贫力度越来越大，国家政权越来越多地需要向村级渗透。鉴于此，对于西部特别贫困的地区国家可适当加大基层管理成本的投人，增设乡镇政府对村的派出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减轻困扰在村民自治组织头上的现实行政压力，从而使村民自治组织轻装上阵，投人主要精力搞好村务。真正实现给村民自治组织“减负”。

(二)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四个以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活动中，民主选举是基础、民主决策是关键、民主管理是方式、民主监督是保障，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针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的偏斜运行方式，应该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一是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科学构建村民自治结构，成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进行会议的有效召集，并代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村民委员会，切实发挥村民议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一般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村民比较分散，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常设机构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村民意见并向村民委员会提出村经济发展计划和项目的建议；另一方面，对村委会提出的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论证，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这样既有利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和意愿得到有效充分表达，也对村经济建设项目起着科学参谋和严格把关作用。

二是定期组织进行村干部述职和民主评议，加强监督考核，提高村务公开透明度。可根据不同村的不同情况，村委会一季度或半年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报告村民会议决定事项的完成情况、报告村经济发展和财务收支情况，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其进行民主评议，村委会听取意见后积极答复。由此可形成对村委会较强的约束和激励，促使村干部积极工作，管好村务，避免出现过分关注选举阶段而选上后元所作为的现象。

三是对外积极寻求人才和智力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严重的人才匮乏和知识供给不足，成为制约村民自治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所以，村民自治“知识引援”迫在眉睫。目前可实现的途径有：联系志愿服务西部组织，求助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持续引进热爱农村的知识青年深入基层，安排他们进入村民自治组织挂职锻炼。同时积极与周边高等院校合作，邀请大学生来村实践活动，以各种形式参与村民自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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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9-010-02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不是某一个学者的专著。亦不是某一个学者的论文结集，而是颇具代表性的老、中、青社会学家的谈访录。每个学者探讨和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有的讨论城市社区、乡村、城镇；有的讨论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有的讨论中国非均衡的结构转型，或者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本书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中国社科院李培林把“社会结构转型”看作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是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因，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还有，李培林率先并系统阐述“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并认为中国正处于“制度创新的中期阶段”。

事实上，社会转型概念在学术界和新闻界已被相当普遍使用，它是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现在成了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巨变的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不足250美元，现在则达到3000美元。根据“十二五规划”透出的信息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的几个县市，人均GDP甚至超过1万美元。30多年来，先后有3亿多农民(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离开耕地和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新生活，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

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这也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因此，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既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重要前沿课题，也是社会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二元社会结构向三元过渡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知道，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前，政府不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亦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中国社会经过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到化、、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国传统社会由地主、官僚、士大夫构成的统治集团，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了“没有统治阶级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国家与人民这两个层面，这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总调动、国民总动员，从抗击“非典”、汶川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到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获得巨大成功，足以佐证以上观点。但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在于，由于中间没有缓冲地带。政府强势时社会很稳定，但一旦政府控制松驰甚至失控，则天下大乱。现在有了中间阶层，公民社会正在发育，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精英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正在形成，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元社会结构到三元的转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亨廷顿对什么才是“政治现代化”做过解释：理性和世俗化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决策程序，取代神化、宗教(包括个人迷信，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中国社会转型最值得欣慰的是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在下移。过去老百姓都仰仗政权稳定，但事实上，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每次政权交替皆血流成河。正在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使政府的许多权力，渐渐转移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和收益的个人身上。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还政于民，再加上民营经济勃兴带来的“藏富于民”，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又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举例说，随着“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的功能在弱化。有些单位组织已经彻底解体；另一方面，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流动加快，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产生的就业组织大都采取了“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阻碍。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现代社会管理，应转化为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辅助、以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为根本的良性运行系统。

二、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

根据社科院的最新报告，中国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中国的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至16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致需要15年的时间。中产阶层规模要达到的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17年左右。0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基础，互相影响。换言之，经济结构的改变，会牵动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调整了，也会促使经济结构作出互动。所以，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必须协调，相辅相成。从理论上说，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但这种滞后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阻碍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很低。上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不到250美元，大约是发达国家的1／4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发达国家则低于20％。0同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生硬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就是国营经济，没有其它经济成分可言。后来国家、集体、私营三分天下。现在私营经济占了大半壁江山，超过了国有经济。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厚义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书中为我们梳理出一条经济转型的历史轨迹：1981年5月《人民日报》仅仅为了一位农民雇工承包鱼塘而展开激烈讨论，到后来则认可私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1988年，把“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写进宪法，从而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不管是数量还是资本总量，都远超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官方迄今从未承认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这个群体正在演变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催生了包括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商业机构的经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多个阶层构成的社会结构。

我们再来分析农村经济的转型。改革开放早期，使农民成为相对的商品生产者。非农发展改变了农村单一经济成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被打破，价格与市场接轨，农民成了改革的受惠者。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农产品流通领域走向繁荣。农民的生活消费方式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农民是为社会生产。不是为了自身消费生产。中国传统的农民过日子几乎不花钱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早已改变。

这样的转型，对一个曾经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意义非凡。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乡村的根本特征，就是农耕社会有限的资源和血缘家族之间的结合与平衡。这种超稳定的结构数千年来没有打破。解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并没有打破这种结合和平衡。我们只能说，从清末民初，到成功。再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在逐步弱化。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没有本质变化。直到1979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中国城市迅速扩容。于是涌现出国内外学术界为之关注的“民工潮”(农民工人)，加上农村非农业性生产(如观光农业、农家乐饭馆、农民卖茶叶的前店后厂等等)，使得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外的业缘关系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产生如下几个现象：

1.中国农民原来没有“社交圈子”，现在已发展成为职业、同行的联系。

2.中国农民也许一辈子没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农村通婚范围永远在本村、本乡至多是本县，现已扩散到本省或省以外。语言的使用也从“乡音”改为普通话。除了流入城市务工经商，还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利益的驱动下，流向异地农村从业，形成为农村社会成员跨区域流动的新一族。

3.血缘与地缘对公共事务产生的作用远远不如从前，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组织，如村委会、股份制公司。

4.传统的乡村出现了都市工业，而城市则出现了以农民工聚居为主要特征的“城中村”。前者是否意味着村落的终结?后者是否意味着流动民工是户口制度的历史终结者?

由于新结构的建立比旧结构的瓦解需要更多的必要条件，且有―个相对迟缓的滞后期。同时，新的规范得到普遍认可也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0现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仍然停留在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不协调，也是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处于多发期的结构性原因。

三、社会转型亟需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

中国正处于数百年沉迷后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甚至是最后一次发展机遇。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正进入一个十分讲究策略的操作期。从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来看，在社会转型中，旧有文化价值观的动摇和减弱，使“人们的行动比社会稳定时期更有可能背离他们文化的价值标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犯罪、贫富悬殊两极化等社会阶层关系矛盾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事业改制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等大案要案频发，各种居高不下。但我们对社会结构转型涌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并无良方。例如，随着人为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松驰，外来人口犯罪十分严重，但公安仅仅是阶段性“严打”，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

1.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原有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为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2.利益分配格局的复杂化。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在政策体制变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日趋复杂。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加大利益整合机制建设，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水平。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由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收窄贫富差距、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

3.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被忽视和边缘化在所难免。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城乡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社会问题。现阶段，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承接国家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管理职能。有鉴于此，为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显示中央决心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职能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等事务更多地交给市场。

4.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化。首先，国家公共资源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人，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财力资源保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来满足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需求，现在的关键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其次，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并把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同时还要注重充实基层财政，有效提高基层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能力。